马克思腐败问题的成因（★）

第一篇：马克思腐败问题的成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反腐败问题的分析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还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必然会有很多方面的缺陷，而在这当中最令人忧虑的恐怕还是贪污腐败现象，并且在这些年的经济建设中越演越烈。因此我想就这个社会问题说一些自己的看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谓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国民收入增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了，但是一场更严重的政治斗争—反腐败开始了。当然，腐败并非只是在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的今天才出现的，他具有普遍性。他只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它更明显的表现出来了而已，反腐败可以说是一场艰辛的战斗，因为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一个人和几个人的事情。

腐败的教训是深刻的，可以说是血的教训。贪污腐败，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批一批的贪官接受了法律的制裁，而一批一批 的贪官似乎又在滋生，难道他们不怕吗?他们不知道贪污就是与民与国家为敌，与法律为敌吗?答案很明白。那又是为什么，他们要铤而走险呢?因为腐败的根源在于人的本性，几乎所有的人不爱慕虚富荣，财，权利。这一点无人能够改变。可是腐败的产生还有一些客观存在的条件，私下认为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其次是人的素质以及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长期执政的考验。

第一、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事物既有联系性也有发展性。故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追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当经济建设再遇到现象干扰时，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在搞什么政治运动，但是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的声势，已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期间，正式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是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腐败的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又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是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注意事物的客观规律，努力把阶级性战役和长期争斗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级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稳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同时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对不同时期的腐败行为。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得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发展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用发展的观点和思路去分析矛盾和解决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区别形而上学的根本标志。用发展的思路解决腐败问题，就是要从腐败现象与经济社会的普遍联系和矛盾发展中寻找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必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的实践。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着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腐败现象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其产生的根源、表现形式和演化趋向不同。在当今中国，腐败主要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体制不健全和部分制度缺失，又受到封建残余思想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而造成的。但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这种影响无论多么深刻、多么广泛，它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对于反腐败斗争，我们既要看到其必然性和长期性，又要看到其紧迫性和曲折性。腐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腐败斗争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着眼于反腐败斗争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新的理论成果。

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政治保证。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就是要树立中心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任务和重要目标，就是紧贴中心、围绕中心、服务中心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优良的发展环境和坚强的政治保证。要将反腐倡廉工作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潮流中去推进、去深化。将反腐倡廉工作寓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之中，贯穿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全过程，贯穿于改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做到反腐倡廉工作与中心工作一同部署、一同检查、一同落实。要坚决反对和抵制经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两张皮”的观念和做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把反腐倡廉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又将改革发展的成果作为检验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标准。

必须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始终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表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清除和防止腐败造成的影响，是确保党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能力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关键时期，许多矛盾的凸显都是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紧密相连的，其中既涉及到体制的改革，又涉及到利益的调整，既涉及到社会的变革，又涉及到文化的变迁。在矛盾的冲突与激荡中，很多问题会以腐败或隐藏腐败的形式出现。而这些腐败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防治，往往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因此，反对和防止腐败的思路和办法，也必须从促进“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客观需要中去寻找，注意在思想观念、领导体制、工作机制、方式方法和内容格局上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的进程相衔接、相适应。

必须既立足于反腐倡廉工作现实又着眼于反腐倡廉长远发展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着力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在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时强调反腐倡廉工作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长远，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既要保持对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又要注重从源头上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胡锦涛同志强调，“预防和惩治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决不能放松惩治腐败的工作，“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要继续抓得紧而又紧”。惩治和预防虽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同、所处的阶段不同、工作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却具有互为前提性、目标的一致性、手段的共生性、内容的交*性和性质的转化性，是解决腐败问题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因此，用发展的观点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就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构建一个完善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的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的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减少到最低程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第二篇：高校腐败问题的成因探析与防范治理

高校腐败问题的成因探析与防范治理

陈金明李卫群

（三峡大学 政法学院湖北 宜昌443002）

[摘要] 高校本是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圣洁殿堂”。然而，近些年来，其腐败现象也呈多发态势。究其主要原因，一是高校并非“清水衙门”，本身存在腐败的可能与空间；二是高校领导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三是高校极少数领导缺乏自我警醒；四是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为遏制高校腐败，必须狠抓思想教育、健全制度保障、发挥监督职能、借助改革动力、加大惩处力度等五个关键环节，构筑“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各道防线，消解社会对高校腐败的种种诟病。

[关键词]高校腐败标本兼治反腐倡廉监督制约

中国共产党始终追求的是成为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党，因此党与腐败水火不容。然而，从社会现实来看，最近几年，即使是曾被誉为一方净土的高等学府，其腐败现象也层出不穷，令人痛心疾首。腐败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也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最不和谐的音符，它或将成为动摇党的群众基础的最大隐患。因此，作为培养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高等学府理应走在反腐倡廉建设的前列，起到榜样与示范作用。

一、高校腐败现象蔓延及其原因

2009年9月，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发生“腐败地震”。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巨额受贿被捕。其实，这并非个别现象。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大学腐败案件频频曝光：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陕西已查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湖北高校腐败，堪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领导因腐败落马，即使用“井喷”形容也许并不夸张。落马的有武汉音乐学院原副院长周世波、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武汉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国民及原校长刘光临、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等。如此高校连环腐败案，不能不令人惊愕与反思。

综观高校腐败案件，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腐败案件呈多发态势，且犯案人员级别越来越高,从副厅级到副部级；二是腐败案件体现集体腐败态势，窝案、串案集中，涉案人员增多；三是腐败案件领域相对集中，基建、招生、采购和后勤为案发重点领域。[1]

高校为何成为腐败高发区？其实，这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既有外因，更有内因。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去探寻追踪。

1、高校本身存在腐败的可能与空间

今日之高校已非往日之高校，换言之，在现实社会中，高校已非“清水衙门”，“油水”多多，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基建、招生、采购和后勤。其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推行教育市场化，大学迅猛扩张，各地大兴土木，扩建新校舍，发展新校区，建设大学城。一些不法建筑商为承揽大学基建工程，紧盯主管基建的校级领导，不惜重金行贿。据统计，目前落马的大学高官，七八成以上因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由于缺乏监督，基建已成为大 1

学腐败案中最多发的领域，且不少都是窝案，不同级别的相关官员共同参与、集体犯罪。其二，高校扩招也是年甚一年，在教育资源仍然短缺的情况下，高校招生就是一块硕大的肥肉，这就为主管招生的高校领导留下了极大的寻租可能和空间。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就主要因此而落马。此外，高校在采购和后勤方面也今非昔比，有大量的采购和招标项目，也容易让人心旌摇曳、私欲萌动。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那些握有权柄的主管领导难免想染指一番。总之，随着高校变成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的机会和活动领域日益拓展，可供调配的资源也日益增多，在监管体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集官、学、商于一身的高校领导就可轻而易举地找到中饱私囊的机会，这正是高校腐败现象产生的客观因素。

2、高校领导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有句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本该是一方净土的学府圣地，之所以让腐败分子有可乘之机，关键在于高校领导权力制约的失控和监督机构设置的漏洞。目前，对高校领导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主要还是来自于体制内，更多强调的是上级监督，平行监督和下级监督在高校领导权力的实际运作中几乎难以推行。这样就导致对高校领导监管不力。表面上看，高校领导的权力是分散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分管领导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往往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比如分管基建的领导，在基建方面则可一言九鼎，面对高额的腐败收益和低廉的腐败成本，追逐个人利益的掌权者在权衡之后就可能选择腐败。至于学校内部的监督部门，因级别关系，并不能直接干预或监督校级领导，或者根本监督不了自己的校级领导，这就使得少数校级领导有恃无恐、大胆贪欲。可见，“只有在监督主体拥有更大的权力，至少也要与它去限制的权力一样大，并能独立行使的条件下，才能对监督对象的权力实行相应的制约和限制”，否则，将无能为力。而同级或上级党委的纪检监察部门，往往是在“东窗事发”之后才介入调查，此时已经晚了“半拍”。因此，治理高校腐败，最关键的还是要理顺高校监管体系，约束权力、监督权力，消除对高校领导监管的空白地带。

3、高校极少数领导缺乏自我警醒

高校极少数领导的世界观异化，人生观扭曲，价值观倾斜，思想道德防线溃决，经不起形形色色的各种诱惑，忘记了自己的多重身份。其一，忘记了自己一名高校教师，本应坚守道德底线，遵从法律规范，以身作则、堂堂正正、廉洁自律、为人师表；其二，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党员，本应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三，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本应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然而，他们在权力扩张和外界的簇拥下，往往产生种种畸形心理，诸如“见钱眼开”的贪婪心理、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难以自控的矛盾心理、深感吃亏的补偿心理、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有恃无恐的攀比心理、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捞了就跑的投机心理以及自作聪明的抗拒心理等。正是由于种种畸形心理的支配，其贪欲无限膨胀，最终沦为腐败分子。这是高校少数领导腐败的根本内因。[2]

4、社会不良风气助长了高校的腐败

腐败是人的一种社会行为，[3]社会风气就像一个大的染缸，其腐败现象必然向高校渗透和蔓延。仅就行政领域而言，目前我国行政制度存在着将行政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关系割裂的现象，商品交换意识腐蚀着某些公共行政权力的主体，导致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行政腐败；此外，由于行政监督机制软弱，制度透明度低，民主参与权、知情权、选择权往往被遮蔽，某些人利用权力“寻租”，进行“暗箱操作”，“相机谋私”的机会主义挤兑廉洁公正的行政原则，公共行政伦理发生偏差，个人生活领域也呈现出道德无序的状态。行政制度的德性缺陷为腐败提供了诸多机会，败坏了公共行政的道德形象，也严重扰乱了社会风气。[3]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高校少数领导难免受其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观念占据他们的头脑，于是不自觉地在基建、招生、采购和后勤等方面接

受所谓的“潜规则”，并把违法犯罪的权钱交易看作是“正常”的交往活动，这样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最终走向贪婪腐败的深渊。

二、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高校本是象牙塔，承担教书育人、培养国之栋梁的崇高使命，为人师表者本应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成为涵养高尚品质、引领道德高标的群体。尤其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模式向“大众化”模式的转变的过程中，绝大多数适龄青年都将接受高等教育，作为高校领导的教师如何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去感染青年、引导青年，将直接影响他们走向社会后的主流思想和思维方式。因此，从这方面看，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1、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政治保证

多年来，作为传承文明、培养人才、创造知识、服务社会、传播先进文化的高等学府，一直享有“圣洁殿堂”的美誉。她肩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历史重任，也是我党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主战场，在我国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然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上一些消极腐朽思想对高校领导的影响越来越直接，导致滋生各种腐败现象，严重地污染了高校的党风、校风、教风和学风，阻碍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

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整个社会反腐倡廉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统一，与党的教育方针相一致，与高校发展相适应，是推动高校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健康发展，确保高校办学宗旨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得到有效落实的政治保证。[4]

2、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保障

构建和谐校园，既是高校面临的现实课题，也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建设。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塑造和教职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都需要良好和谐、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作支撑。这就要求高校切实将反腐倡廉建设贯穿于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正气与风尚，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和谐环境，锤炼一支勤政廉政、德才兼备、高索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树立健康向上、正气昂扬、敬业爱岗、甘愿奉献的良好校风，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强有力保障。

3、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内在要求

良好的师德师风是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道德规范。高校是传播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教师的言行举止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教师思想颓废、道德低下、作风不正、行为失范，既有损高校这座神圣殿堂的威严，又有悖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然而，在当今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大潮中，高校确有极少数身为教师的领导干部不顾道德约束，漠视校纪校规，贪赃枉法、徇私腐败。[5]这些害群之马既违背师德师风之要求，又玷污人民教师之称号，影响极坏。因此，高校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教师，都应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守得住小节，始终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作风树形象，以形象作示范，带头遵守党纪国法，维护良好的师德师风。

4、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客观需要

高校大案要案不断被揭露和查处，表明我党反腐败力度持续加大，也说明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任重道远。高校少数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面前败下阵来，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忘记党的先进性要求，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严重败坏党在师生和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威信。因此，必须不断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构建高校反腐倡廉建

设的长效机制，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提高高校领导的党性修养和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

三、遏制高校腐败需要标本兼治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明确提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方面和关键环节。遏制高校腐败，必须坚持这五个环节，综合治理、协同推进，从而保证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实效。[6]

1、紧紧抓住教育这一基础环节，打牢高校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

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腐败体系中，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教育主要解决的是主观认识问题，强化的是“不愿腐败”的道德意识和自律意识。道德的约束力量是一种基础性的制约力量，是建立思想道德防线的根本基础。高校少数领导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往往首先是从思想道德防线发生崩溃引起的。因此，必须紧紧抓住教育这一基础环节，打牢高校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一是加强组织教育。采取正面宣传、典型示范、警示教育等形式，切实加强对高校领导干部的教育。通过教育，让其明了腐败将面临“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的严重后果，使其打消腐败犯罪而不被查处的侥幸心理，始终做到利剑高悬、警钟长鸣，以防患于未然。二是加强自我教育。高校领导干部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慎微”、“慎独”、“自律”、“自省”，自觉用崇高理想鼓舞自己、用坚定信念鞭策自己，从思想上、行动上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这既是抵制拜金主义影响的内功，也是克服腐败行为发生的治本之策。三是加强家庭教育。众多生活实例告诉世人，家人不廉自身难廉，家庭教育在反腐倡廉中十分重要。为此，应加强对高校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的教育，努力使其助廉、促廉、守廉。四是加强社会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加强面向全社会的廉政教育，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浓厚氛围。通过开展一系列教育，让高校领导深谙腐败的“政治账、经济账、亲情账、自由账和健康账”，防止“一失足成千古恨”；提醒高校领导慎微慎初，廉洁自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份之想，深刻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从而自觉抵制腐败。

2、紧紧依靠制度这一根本保障，构筑高校反腐倡廉的“铜墙铁壁”

反腐倡廉既要靠思想教育，更要靠制度建设。制度具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不能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7](p333)制度建设是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进展的有力保障。为此，一是要找准问题发生的主要环节，有针对性地通过建章立制加以治理和防范，努力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二是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大力发扬民主，正确实行集中。尤其对高校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必须实行集体研究、集体决策，防止一言堂、个人说了算。三是要推行党务、校务公开制。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做到应公开的及时、全面、准确公开，防止搞形式、走过场，自觉接受高校师生和社会监督。四是要开展决策咨询论证制。建立健全决策咨询论证制度并严格执行，努力使决策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严防暗箱操作、少数人从中捞取好处。四是要形成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机制。实践证明，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因此，要通过制度建设，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做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3、紧紧发挥监督这一重要职能，建立高校反腐倡廉的防范机制

孟德斯鸠曾说过: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高校反腐倡廉，除了进行制度建设外，最关键的还是要约束权力、监督权力，将高校领导置于动态监督的阳光之下。权力不受监督或失去监督必然产生腐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高校领导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一是要教育高校领导增强接受监督的主体意识。高校领导是行使和运用权力的主体，必须自觉、主动接受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对高校领导的监督实际上也是对他们的关心、爱护和负责。二是实施监督关口前移，更多注重事前、事中监督，做到全过程监督，避免监督缺位、失控。三是加强对重点对象、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监督。尤其要加强对主管基建、财务、招生、采购和后勤领导行使和运用权力的监督。四是充分发挥各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下级、同级和上级纪检、审计、财务等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形成监督的合力。同时，更加注重教职员工和社会舆论对高校主管领导的监督。

4、紧紧借助改革这一基本动力，治理高校反腐倡廉的主要源头

为防止高校在基建、后勤、采购和招生等重点领域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是加快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实行高校重大工程项目审批会审制，全面推行行政问责制。二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规范和完善高校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及高校采购等制度，建立健全重大投资项目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三是推进财务管理制度改革，确保资金使用合理、规范、安全和有效。四是推行“阳光招生”制度，杜绝高校招生过程中腐败现象的频频发生。

5、紧紧利用惩处这一有效手段，推进高校反腐倡廉的长远建设

惩处高校腐败分子，既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又是根本上防治腐败的有效措施。“惩处不得力，教育没有说服力、制度没有约束力、监督没有威慑力，治本没有号召力。”因此，应加大对高校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案件的查办力度，确保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总之，遏制高校腐败需要群策群力、标本兼治，通过加大教育力度，构筑“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加大源头治腐力度，构筑“不能腐败”的制度防线；加大监督惩治力度，构筑“不敢腐败”的法纪防线。唯此，才能还高等学府一方净土，才能消解社会对高校腐败的诟病。

参考文献

[1]郑仕宏.浅谈高校廉政建设的形势及对策[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56-158.[2]刘正年.从职务犯罪谈加强领导干部修养的重要性[J].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4):4-7.[3]王礼鑫,顾智敏权力腐败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7):91

[3]刘超良、杜时忠.社会风气:在制度德性的变革中转变[J].高等教育研究, 2009(4):20-24.[4]范春梅.浅析反腐倡廉建设在高校健康和谐发展中的作用[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12):76-78.[5]范晓清、韩传国.高校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创新思考[J].孝感学院学报, 2005(1):125-128.[6]唐德祥.坚持五个环节齐抓并重,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J].决策导刊, 2008(1):10.[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作者简介

陈金明(1966-),男,湖北京山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党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联系电话：***，邮箱：chjm@hqu.edu.cn

李卫群（1986-），女，湖北长阳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第三篇：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治理

一、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就当前的情况而言，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企业对市场竞争压力的不适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既可以变成企业发展的动力，也可能使企业偏离正确的经营方向，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政企分开以后，公有制企业开始走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和竞争压力。为了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免遭市场淘汰，一些企业就可能采取行贿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而其它非公有制企业是计划经济解体后的产物，这些与市场经济同命运的非公有制经济，在迅速发展壮大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新的利益群体。他们不仅在经济中要求发展，在政治上也希望得到一定的权利，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购买或“租用”权力，提高社会地位的欲望比公有制企业更加强烈。非公有制企业有财力作后盾，其财务制度也比较灵活，支付非正常经营活动的费用很方便。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往往用金钱开道，打通各种关节，通过请客、送礼、行贿等手段收买政府公职人员为之服务。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所采取的不正当手段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在理论上，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是明确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受全体人民的委托代理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但是具体到一个企业，由谁代表政府和人民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利，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国有资产在企业中实际上变成了“无主财产”，这样就为腐败分子任意侵占开了方便之门。

(三)体制转轨时期政府权力对经济的违规介入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轨时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分配资源和协调冲突的权力涉及各个领域，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领域中一统到底，整个社会处在政府有效的控制之中，因此腐败现象难以滋生。这种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开始发生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在旧体制内部孕育，通过渐进过渡的方式，由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生长起来，并逐步向其核心部分渗透发展。在过渡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处于初创阶段，各方面很不完善，政府管理还起着重大作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政府权力的支持和保护，市场机制还未全面发生作用，出现了政府行政权力和市场价值规律同时对经济活动发生作用的格局。随着市场经济成份比重加大，我国大多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推向市场，但仍有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要素仍按计划经济体制的方式配置。计划配置这些垄断性资源，使政府部门主管人员实际权力升值。由于政企尚未完全分开，因而党和政府的权力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仍然免不了介入，权力干涉经济的机会与计划经济体制时相比较，在关键领域里，并未减少许多。在这种条件下，腐败很容易发生。

(四)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尚不完备，公民对政府监督的渠道尚未健全和畅通，从而使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时，不可能受到严密的监督制约，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同时，由于我国正处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向前推进时，一些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关的规范建设没有能跟上，从宏观到微观，都还未形成一套严密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这又为私人滥用公共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房地产从无偿划拨变为有偿使用以后，对土地的批与不批，地价的高低，均由地方官员决定，没有相应的法规约束，随意性很大，曾使我国一度出现了大量炒房地产的投机活动，而参与这些投机活动的多属国有金融部门和其它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另外，现有的监督制约措施过于原则，不便操作，往往流于形式。如对公务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对接受请客、送礼、劳务费、各种实物没有可操作的制约措施，监督制度失去应有的严肃性及制约力。

(五)思想道德水准的下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重义到重利，由认为越穷越光荣到认为越富越光荣。市场经济能够激发人们积极性，它尊重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人们的付出与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 2 联系起来，通过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肯定人的劳动价值。金钱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有特殊的魅力，拜金主义的产生有其现实性，人人力图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即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报酬。这一驱动机制，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结构中，人们很容易过度地追逐个人利益，用金钱衡量一切，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不择手段的攫取财富。

二、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

我国腐败的基本形式大体上属于“权力主导型”的腐败。这种腐败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是政治方面的腐败。政治方面的腐败通常表现为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违背党纪、政纪和法律，如：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个人专断．压制民主，弄虚作假，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官官相护，权大于法，等等。

二是经济方面的腐败。它主要表现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以权经商，吃“回扣”，拿“红包”，等等。

三是作风方面的腐败。这包括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两个方面，工作中的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等官僚主义作风，以及生活中的奢侈糜烂、公款吃喝、沉湎色情等，均属作风腐败。

三、针对腐败问题的社会治理

(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调整，使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强的行业；

2、在国有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公共权力

1、实行国有资产所有权与公共行政管理权的分离；

2、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增强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3、健全法制，规范公共行政权的行使。推行政务公开，通过办事制度公开化、程序化，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从而便于群众的监督，防止腐败行为的产生。

(三)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

1、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2、加强执政党的监督；

3、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

4、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5、加强行政监督。(四)健全法制，依法治腐

1、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财产监督；

2、强化法律制裁措施，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

(五)发展经济，加强教育，为遏制腐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牢固的思想基础

1、大力发展经济，为遏制腐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加强思想教育，为遏制腐败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

第四篇：腐败问题

腐败现象的原因 分析及遏制政策

系 别：

班 级：

姓 名：

学 号：

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及遏制政策 [摘要] 老百姓都知道，中国的腐败问题很严重，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及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关键词]腐败；反腐败政策

一、当前中国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在新旧体制的交替和转换过程中，旧的体制可能已经破除，而新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并且，新的体制可能存在漏洞或短板，它的完善也需要时间，这样，在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的地方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策略，“双轨制”成为一定时期和部分领域改革的策略选择，这样，也导致体制缝隙和漏洞的大量存在与产生。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惩罚是对付违法犯罪与腐败行为最重要的手段。对于某种“流行”的恶行，惩罚一定要及时，将它“扼杀”于起始之时。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并且，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受贿者所受到的最高量刑要高于行贿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行贿罪最高可处以无期徒刑，而犯受贿罪最高却可处以死刑。其次，2005年之前实际因为行贿罪而受到起诉的人很少。在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间，中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行贿案件6440件，只相当于同期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数(207103件)的3.1%。

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尤。这种逆向激励和示范效应，使得一些人热衷于所谓的官场技巧和社会关系，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腐败者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激励和促长了腐败行为，由此导致的腐败行为泛滥成为因对腐败惩罚不力付出的另一种代价。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心清则自正，无欲则自廉。”廉洁是从政之德的基本内容，它要求领导干部要不断通过学习、教育和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信念。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还是各种利益对处于“脱贫致富”过程中人们诱惑最大的时期，这对领导干部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同时，在体制转型时期，体制缝隙和漏洞导致正向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逆向的激励机制。有时候，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弄虚作假、鼠窃狗盗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

4．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

在这点，和封建社会是没有区别的。做官好。为什么一定要做官呢，说到底官有权，权可以延伸到钱和荣誉。这种延伸才是官本位思想发展动力。官，本来是人民请你来办事的来管理这个社会的，是人民大众赋予了你权力。可事实却是官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去看望下人民那叫“慰问”，去送点东西给需要求助的人本是你义务却是“亲切关怀”，当保姆当家做主了，这个“家”就要乱了。权力失去控制没人管，不腐败都难。

中国是跨过资本社主义社会，直接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而不同社会性质只是简单的到底是谁在掌权的问题。封建社会是皇帝一人说了算，资本主义是一群资本家说了算，社会主义是无数老百姓说了算。这其实就是投射出民主法制建设的问题。小时候课本里把资本主义说的一无是处，长大了才发现人家也有优点。那就是人家法制建设非常的完善。中国跨过了这一步，所以要喊加强法制建设。可这路途似乎太过遥远。法律制定能不能得到执行是问题关键所在。

二、遏制腐败政策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制度是关于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规定和塑造着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制度作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构成因素，有利于人或者组织获取一种共识信念，从而使得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邓小平非常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以说，合法性政权和良好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有效的政府能力和经济绩效即制度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持久强大的根本保证。当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阶段，许多体制存在缝隙和漏洞，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与条件。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主动深入到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和部门，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可能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础；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夯实反腐败的法治基础。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可能受到的诱惑越来越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些原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一些领域和地区是非、美丑、善恶界限不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各种价值观念都开始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的市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倾向越来越强。不少领导干部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也缺乏廉洁自律和风险防范意识。在这种局面下，必须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促进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廉洁从政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切实做到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抵御风险、拒腐防变。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监督是关键。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促进领导干部正确使用权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是有效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当前，要不断完善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确保国家机关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的相对独立与高效运行。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国家职能实现的具体体现，分属国家三种彼此相对独立的职能机构。权力行使的相对独立性要求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地位，在各种权力行使过程中不被其他权力所左右和控制。在确保国家机关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相对独立的同时，要建立健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从而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4．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惩治无力，教育就缺乏说服力，制度就缺乏约束力，监督就缺乏威慑力。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是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2003年至2009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在惩治受贿犯罪的同时，中国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加大惩治和预防行贿犯罪力度。2009年，对3194名行贿人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当前，要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严肃查处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违纪违法的案件，严肃查处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失职渎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案件，并严肃查处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

【结束语】如果我国想到更好更快更强的发展，就必须解决政府的腐败现象。只要政府决心大一点，惩罚力度大一点，腐败现象肯定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遏制。

第五篇：马克思--略论当今中国社会贫富差别的成因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论文

系 别： 国际经济贸易系 专 业： 11国际商务(会展经济与管理)班 级： 11级1班 姓 名： 彭夏愉 学 号： 1140312103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任课教师： 金松华 定稿日期： 2013年6月27日 略论当今中国社会贫富差别的成因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系列棘手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矛盾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进程。贫富悬殊的现象就是当前我国社会中突出的矛盾之一。城乡贫富差距、地区贫富差距和贫困是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政治学理论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因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成为中国当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含义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根据权威部门的测算，中国社会目前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52—0.467之间，这表明中国具名收入差距已经非常悬殊，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值得强调的是，有些人认为，由于统计标准不同，中国的基尼指数实际上比目前政府公布的数字还要大得多。

有关专家学者表示，我国贫富差距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据我们所知，中国沿海地区是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上海曾出现过的一套房子卖到了1。15亿元的天价。40多万元一桌的黄金宴也在西安和深圳、广州纷纷登场。标价1188万的宾利轿车，在中国的销量世界第一。从1993年始，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16000瓶。瑞士产的世界最贵的一款手表---宝帕表，标价600多万元，被北京人买走。世界任何品牌的名烟、名表、名酒、名牌服装、名车、名牌化妆品和高档珠宝钻石在中国的销路都极好。中国大城市娱乐场所的豪华程度和消费水平绝不次于东京、巴黎、伦敦和纽约。美国高盛公司发表报告认为，2003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世界第一，预计10年后规模居全球第二，拥有世界最大的客户群。而在回头看看在贵州、甘肃等贫困地区，笔者亲眼看到十几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看到寒冷的冬天全家人盖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看到无钱治病而凄惨死在家中的老人；看到被迫卖淫的女孩子感染性病后全身流脓的辛酸；看到乞丐被城里的狗咬伤后回家等死的无奈和悲凉。一方面当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人们把打高尔夫、买别墅、购轿车、去国外度假作为主要谈话内容时，另一方面，中国的相当的一部分人，他们主要生活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时常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为了活命，有

些人甚至以无节制地卖血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成为“ 职业卖血者”。他们渴望脱贫，渴望改变现状，渴望获得丰衣足食的生活。

由此看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严重，而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如果政府还是不加大整改力度，放任差距的拉大，先富最终不能带动后富，中国经济会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

三、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面对种种上述现象，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严重和最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也引起了各门社会科学极大的研究兴趣。作为学生的我们也开始思考，为何中国贫富差距会如此大，还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我觉得有以下原因导致：

（一）政策因素。中国当今的贫富差距问题如此凸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央政府政策的产物，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虽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破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一政策实际上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二）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迅速上升。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四）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五）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方面的差异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从地理区位上讲，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众多的港口码头、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并且与经济发达的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相比邻，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这样的优势，很容易使得富者更富而穷者更穷的现象产生。

（六）教育因素。除了以上所讲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是教育因素。随着教育的发展，它会拉大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配置能力，它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设施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这种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构成了东西

部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教育和医疗支出拉大贫富差距。可以说，在当代社会，而教育花费已经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罪魁祸首。据调查，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32.6%，同时，医疗费用成为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一旦得了大病，平均花销在7000多元钱,而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每年也就2000元左右，可以说一场大病就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

四、贫富两极分化的对策

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复杂而繁多，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如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成了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上，中国政府需做到：

（一）完善税收制度，强化国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二）深化工资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制度，从体制上缩小行业、部门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三）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四）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 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

（五）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六）鼓励发展慈善事业，鼓励先富带动后富。等等一系列可行的措施。

五、小结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难免有许多矛盾问题的产生，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常态，只要认清国情，即时纠正错误，我们就一定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渐渐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一定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构建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文题目 学生姓名 成 绩

评阅教师（签名）

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