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 古田会议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第一篇：001 古田会议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古田会议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二十年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集中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主席关于思想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精神,继承和发展了古田会议以来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当前重温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深刻学习领会《决定》的基本精神和重大意义.一、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对古田会议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1929 年12 月28 日,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红军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等一系列决议,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强调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深刻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各种无产阶级思想的错误倾向,鲜明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决议强调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决议重新规定了接收新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严格了组织生活,规定了各级党委有教育党员的重大任务,明确了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指导作用等等.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还对红军建设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如政治训练的材料,红军的内部关系,实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坚决废止肉刑,优待伤兵,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策,等等.古田会议决议是伟大的建军纲领,它规定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和措施,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指出了以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是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以及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的基本思想和要求等.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体现,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施办法.古田会议决议延生70 年以来,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充分证明,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建立及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始终不渝地贯彻和坚持了古田会议精神.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标志确立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方针、原则和制度,成为我们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领导我军走上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使军队建设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平,并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明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相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他强调:“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军性质的这些精辟论述,是同古田会议决议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继续坚持古田会议决议的方向,自觉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主席关于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努力实现“两个提供”的历史使命,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和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有力的服务保证.二、确立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加强军队质量建设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不为增强我国国防实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须要求.80 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推动和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在军事领域的斗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提高军队质量的角逐上.加强军队质量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国军队建设发展的共同选择.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则是要抓住相对和平时期的历史机遇,全面加强我军的质量建设.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反映,因而也是指导我军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理论依据.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把我军的改革和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三、坚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地位,高中级干部负有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高中级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治军能力和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军队能否始终保持自己的性质,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能否忠实地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军队的各项任务.江泽民同志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很强的领导能力,很好的工作作风.要讲政治,尤其是在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保持军令、政令畅通.要懂军事,必须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素养,具有现代战争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具有丰富的治军经验,具有指挥现代战争 的能力和水平.要顾大局,熟悉国情军情,善于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总揽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全局,善于把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放在大局下思考,自觉在大局下行动.要尽职责,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有夜以继日、寝食不安的工作精神,能够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与自己肩负的工作任务很好地结合起来.要作表率,带头实践党的宗旨,模范执行党的政策,谦虚谨慎,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治奉公,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军队高中级干部一定要牢记江主席的教诲,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努力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变为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把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转化为推动部队建设和发展和巨大精神和物质力量.这样,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才能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我们才能真正肩负起思想政治建设“两个提供”的历史使命.

第二篇：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论文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论文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开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伟大进程中，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创立而成。这一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这里重点论述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以下几个方面：科学含义、本质特征、基本内容、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科学含义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关于军队建设及有关军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军队与国防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全党全军集体的智慧结晶。（军事理论与技能教程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第2版 第46页）

这一定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充分反映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本质特征。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本质特征

1、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2、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全党全军集体智慧的结晶。

3、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4、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新时期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由组成部分来划分就有两种分法：一是四个组成部分，即当代战争与和平理论、新时期国防建设理论、建立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二是五个组成部分，即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型转变、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我认为，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组成部分的划分，既要考虑到它的内容和特点，又要考虑到它的现实实践需要。比较来说还是四个组成部分的分法更为适合。也就是当代战争与和平理论、新时期国防建设理论、建立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一、当代战争与和平理论

当代战争与和平理论科学的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当代战争的根源，世界大战能否避免和“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的方法方式等等，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当代战争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邓小平认为（1）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邓小平说；“现代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说发展问题。”这一论断，揭示了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指明了维护世界和平是当代世界的历史主流，促进发展是当代各国的根本任务。（2）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这是邓小平重新甚是国际形势，研究第二世界大战以后的武装冲突后对当今世界战争根源所作出的新论断，揭示了现代战争产生的社会根源。（3）如果工作做得好，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这是邓小平研究了军事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得出的又一结论。邓小平认为①大战避免不是无条件的。只有努力争取，促进和平力量不断发展，破坏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部署，就可避免大战爆发②大战可以避免，绝不是说小战不会发生③大战可以避免，也不是说战争根源已不复存在。（4）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消亡的理论。邓小平针对现实指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应当慎重考虑用暴力方式解决国家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最好代之以政治解决，即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种“以和抑战”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站抑战”、“以站灭战”的理论学。

二、新时期国防建设理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在指导新国防建设的实践中，通观全局，审时度势，及时地做作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指出了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及新时期国防建设的方针、原则和措施，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理论。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型转变，关系到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及长远发展方向的重大转变。主要体现在①国防和军队建设立足点的转变：即从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相对和平时期正常建设轨道上来。②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关系的转变：即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调整到与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转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以国家经济发展为依托，促进国防和军队的发展上来。③国防和军队建设工作重心的转变：即着眼未来战争需要，进一步突出现代化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中心地位，着重抓好国防科研和现代化水平武器装备的发展以及现代化军事人才的培养，大力解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战争不相适应的矛盾。④军队和后备力量建设中数量与质量关系的转变：即从偏重于常备军和后备军力量的数量规模，转到压缩规模，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上来。⑤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的转变：即把按全面反侵略战争设计的军事战略指导，转到应付可能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上来。⑥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功能与体制的转变：即打破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在国民经济中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状况，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大系统之中，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建立起军民兼容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新体制。

而在处理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上，邓小平认为首先国防建设必须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其次，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再次，国防建设要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唯有这样才能全面增强国家力量。

邓小平在建设有色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防更是有独特的见解。①明确国防建设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这是因为国家利益是国防建设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所以维护国家利益成为新时期国防建设的根本宗旨和目的。②实行“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方针。国防科技和工业平时实行军转民，以提高经济效益，战时则便于民转军，以保证战争需要。③建立精干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军力量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了建立强大的国防，必须要建立一支精干的常备军，使之体制编制结构合理。根据现代战争的要求，系统结构协调均衡，整体功能明显增强，形成陆、海、空三军一体的强大力量。④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足点。要搞国防现代化，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防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为此，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坚持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⑤加强国防教育，强化全民的国防观念。国防教育增强了全国人民捍卫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感和向心力，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热爱、建设、保卫国家的积极性。

三、建立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邓小平提出“建立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思想是我军建设的指针，对今后军队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作用。分别为(1)确立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建设方向。因为“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是我军建设的三项指标。由于我军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所以军队现代化成为国防现代化的重点。以现代化为中心，必然带动其它“两化”相应地发展。（2）建立科学的编制体制。体制编制改革的着眼点，就是提高战斗力。为此，我国必须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3）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把教育训练作为实现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大事来认识；作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能力的根本措施来对待；作为全面提高军队各方面素质以适应当前国家建设大局需要的重大问题来解决。

四、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及高技术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邓小平继承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战争思想。

在战争样式和战争环境多变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1）要研究现代战争特点给人民战争带来的影响。由战争的立体性增强决定了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必然是一场现代化的立体战争；而现代化战争广泛使用威力大、精度高、射程远的机械化、自动化武器装备，增强了战争的消耗能力和破坏程度。（2）要创造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战法。由于敌我武器装备之间差距的客观存在，决定我们要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必须在作战谋略的运用上高敌一筹，特别要研究以劣胜优的作战方法。（3）认真做好人民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就必须努力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培养国防意识，为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其次，要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因为武装力量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时对敌实施威慑，战时赢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要加强后备力量建设，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常备军成倍扩编和补充的需要，还可以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援战争。达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出好兵的战略目的。再次，注意打牢人民战争的物质基础。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形成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着眼于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在新的历史下的运用，着眼于对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国情的深刻分析，着眼于新时期我军建设的实际，是当代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在我国新时期的创新与实践。另外，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一个完善的科学体系，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新时期我军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

邓小平提出的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理论，强调把建设强大的常备军与建设强大的后备军力量相结合。他为我军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赋予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内涵。他为我军确定了总目标、总任务；并强调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时刻做好战争准备。从上述意义而言，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揭示了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为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指导提供了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军事理论与技能教程（第2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第三篇：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季 明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创造性地总结和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这一思想是新时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方针。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内容极其丰富，从宏观上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阐明了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根本依据

邓小平阐明的新时期必须加强军队建设的根本依据，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该拥有强大的军队。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使我军永远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4页）。面对改革开放和复杂环境，特别是在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妄图改变我军性质的情况下，加强政治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于始终不渝地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阴谋、巩固国家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必须更好地履行我军的根本职能。我军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是我军的根本职能。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使我军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有效地提高我军的战斗力。早在1978年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这次会议着重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3页）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中央军委连续在1988年、1989年和1990年的三次扩大会议上，都强调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建设和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为我军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3．必须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邓小平正确把握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总趋势，及时地作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正确论断，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指出：“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5页）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的198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实质，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二、确立了我军“三化”建设的总目标

邓小平根据新时期我军肩负的历史使命，为我军确立了“三化”建设的总目标，即“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5页）。

1．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我军政治上永远合格。邓小平深刻地分析了新时期我军面临的复杂环境，对加强我军革命化建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3页、304页）邓小平对于如何加强我军革命化建设、确保我军政治上永远合格的问题，一方面要求我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优良传统，使政治工作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另一方面要求我军深入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切实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2．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差很长的一截。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1页）这就指明了现代化水平不高是我军的薄弱环节。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5页）“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办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页、41页）对体制编制的现代化问题和军事科学理论研究工作，邓小平也非常重视。

3．加强正规化建设是搞好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在强调加强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我军加强正规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对如何加强我军正规化建设的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要通过努力完善各种法规制度，来进一步提高我军的正规化水平。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军在完善法规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明显地减少了工作指导上的主观随意性，提高了我军的正规化水平。

三、指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不仅为我军确立了“三化”建设的总目标，而且明确指出了注重质量建设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1．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国家建设大局，与经济建设相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首要任务，就是逐步理顺军队建设的内部、外部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军队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邓小平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9页）对于在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前提下，如何搞好军队建设的问题，邓小平一方面提出军队要“忍耐”，“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这种“忍耐”是积极的，绝不是消极的，要求我们立足现有条件，努力做好各项工作，绝不能降低我军的装备水平和忽视人员素质的提高。这些论述深刻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必须在忍耐中积极求发展的基本思想。

2．军队建设必须在改革中前进。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和指示，中央军委于1988年制定的《关于加快和深化军队改革的工作纲要》提出：军队改革的总任务，就是要建立适应国际战略环境，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防建设需要、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事体制和运行机制，把我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邓小平对我军改革的重点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作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阐述。他一方面强调现阶段我军必须把搞好体制改革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来抓，另一方面，他要求军队改革必须积极而稳妥地进行，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8页）

3．军队必须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战斗力。早在1975年他就指出“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页）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精简军队与提高战斗力的关系，他说：“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5页）对于我军如何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问题，邓小平着重强调了三点：一要进行体制编制整顿，从体制、编制上解决“肿”的问题。二要把精简军队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通过体制改革来克服我军存在的一些弊端，有效地提高战斗力。三要通过健全各种制度来精简军队。实践证明，只要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的这些基本要求，就能够通过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来保证我军战斗力的不断增强。

四、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必须采取的全局性措施

为了确保我军“三化”建设总目标的实现，邓小平在全面总结我军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未来战争的要求和我军现阶段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关乎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

——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1975年，他强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页）。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在当年８月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又专门以《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为主题作重要讲话。以后他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引下，全军形成了共识，形成了制度，教育训练出现了新局面。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治军人才。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在人才，人才培养的关键在教育。他提出要通过办学校解决干部问题。在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先后四次召开全军院校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加强院校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理顺了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的院校体系，把我军院校建设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依法建设和管理部队。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7年军委会议制定并通过了9个决定、条例，内容包括教育训练、武器装备、编制体制等许多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在邓小平领导下，先后制定颁发了60个军事法规。法规建设是一项基础建设、长远建设。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一整套法规制度，是长期指导和规范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法典，是新时期治军的依据，同时也为我军依法建设和管理部队开辟了道路。

——恢复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一种无形的战斗力和无价的精神财富。对此，邓小平格外珍视，并从中提炼概括出“五种革命精神”，号召全军予以发扬。直到党的十四大前夕，他还一再谆谆嘱咐全军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的本色。按照邓小平的要求，我军始终保持着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优势。来源：《北京党史》（本文作者 季明 为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第四篇：邓小平新时期历史教育思想与

邓小平新时期历史教育思想与大学生成才（重庆教育学院/钱晓科）

内容提要：在新的历史时期，用邓小平的历史教育思想教育青年，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邓小平新时期历史教育思想的概述，提出如

何用邓小平的历史教育思想来教育青年大学生。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历史教育大学生成才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一文中，全文

用了一千多字专门论述了历史教育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而且在《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119篇文章中，有72篇运用了历史分析的方法。将这些论述联系

起来，就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完整的新时期历史教育思想。这一思想把新

时期历史教育的作用、主题、对象和目的与当代中国发展紧密相连。核心

是：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她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闪射着特有的光芒。

一、邓小平新时期历史教育思想的概述。

（一）历史教育的作用——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第二代领导

集体的核心，对于历史的学习和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如何对待

历史的问题上，他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7年，邓小平在一

次同外宾谈话时，介绍了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自信而坚定地说：“我为

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

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可靠的，懂得

历史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这个历史教育功能的新概括，无疑

会有力地帮助我们提高对历史教育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二）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近现代史。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也就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人民性、民主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道德遗产。将

其改造、加工，无疑是对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主要表现为：一是强调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

主义思想。二是推崇民族正气的爱国主义情感。三是强调正确认识“人性

“。四是提高并身体力行具有普遍意义的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

准则。

邓小平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和未来，明确提出历史教育的重点是中国近现代史。这里包括：一是用百年来的历史教育青年，使广大青年懂得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的。”二是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教育青年，说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独立。三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使青年懂得：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壮大和发展才改变了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形象。四是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教育青年，使青年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紧迫性。

（三）历史教育的根本目的——焕发民族精神，促进中华振兴。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脊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需要有精神动力的推动。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向世界贡献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邓小平新时期历史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就在于通过历史教育，振兴中华民族历史上优秀的民族精神，并把她作为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力量。中国社会存在、发展的伟大力量植根于民族自身、植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千百万继往开来的具有创造精神的青年身上。

首先，要培养青年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可激发人们居安思危、维护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祖国统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人们谋求民族振兴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邓小平提出应重点强调的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江泽民同志1995年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些西方国家不甘心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壮大，我们在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实现祖国统一方面，同他们的斗争还是长期的。”

其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鉴往知来，历史教育的首要任务是阐明中华民族革命斗争的经验和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祖国历史的过程中形成民族意识，从而形成爱国情感、爱国信念，民族自信心和爱国行动，认识到只有投身于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光荣事业中，才能得到个人生活的富裕幸福；没有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民就要遭受战祸和灾难。

（四）历史教育的主要对象——广大青少年。

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邓小平提出对人民，主要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使学生通过学史、知史、懂史，立强国之志，产生一种主动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当代青少年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快，但缺乏社会实践经验，鉴别能力低。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社会环境，不少青年容易偏激，不理解中国改革的复杂和起飞的艰难，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甚至片面追求个人的眼前物质利益。因此，邓小平提出用近现代

史教育青少年，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做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青少年，使他们懂得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比较后的选择，今天落后是追赶中暂时落后，要承认落后，但不甘于落后，从而激发他们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激情，并转化为献身于振兴中华的实践行动。

二、高校如何结合邓小平新时期的历史教育思想，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历史教育。

现在的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的大学生，在接受历史教育上相当少，在大学期间，一般都没有开设历史课。他们中有较大一部分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了解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史和斗争史。由此可见，在中国大学生中加强历史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大学生进行历史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能浅尝辄止，也不能赶浪头，满足一时的轰动效应，更不能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所以，高校应该结合邓小平新时期的历史教育思想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大力加强对大学生的历史教育。

（一）确定切实可行的历史教育目标。

历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焕发民族精神，促进中

华振兴。进行历史教育应结合大学生的思维特点和思想实际，充分考虑大学生思维活动复杂，思想活跃多变且有明显差异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为青年大学生提供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教育材料，更要求我们的教育能使他们具有全面的辩证头脑，能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正确看待今天的社会现实，正确了解其它国家，能分清生活中的是非善恶，抵制和清除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选择合乎时代要求的人生定向，从而自觉强化自己在受到家庭、他人、社会、国家教育的培养后，报答父母、报效社会、报效祖国的责任意识。

（二）合理安排历史教育的内容。

历史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风光到物质资源，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蕴藏着历史教育的资源。特别是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馆藏史书浩如烟海。那么如何来合理安排历史教育的内容呢？

在组织历史教育时，首先应在结合上下功夫。即把历史教育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的同时特别要准确地宣传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历史地、全面地认识祖国的过去，理解祖国的今天，建设祖国的未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把历史教育与“成才”教育结合起来，始终瞄准大学生“成才”的兴奋点，针对大学生对人生充满思考与憧憬的特点，在专业教学和

各项活动中挖掘、安排历史教育的内容。把历史教育与校史教育、爱校建校教育结合起来，与校内外育人环境和氛围的营造结合起来，弘扬校园文化的主旋律。

（三）运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方法开展历史教育。

教育方式方法是为实现其目标和任务服务的。教育的方式方法运用得当，可以使教育内容较好地为教育者所接，取得理想的效果，达到教育的目标。

第一，针对一些大学，特别是理工科系不开设历史课，使大学生不了解历史的现状。应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这块阵地，有计划地从各个角度和方面贯穿、渗透历史教育，对学生实施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学生通过学习思考，把历史教育的认识上升到新的时代高度和理论高度。

第二，邀请有关专家、教授、学者为学生作专题报告或讲座。如我院邀请著名教授张大可为全院师生作了关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和平统一》、《孔子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系列讲座，受到全院师生的好评。

第三，发挥高校自身优势，突出校园文化活动的历史色彩。利用黑板报、展板、广播台、院报作为宣传的基地与方式。然后开展一些同学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历史、国情知识竞赛”、“辩论赛”、“征文比赛”“读史观摩”以及其它文体活动。近年来，我院结合历史纪念日开展了“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活动，“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活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系列活动，以及每年的“

五、四”、“一二、九”等系列活动都在全院同学中引起较大的反响。同时，还可加强和改进学生社团的建设，如创办“史学会”“历史学习兴趣小组”等社团，并创办相关的历史刊物，如《史苑新芽》、《历史潮》等，使学生社团成为进行历史教育的骨干力量。

第四，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对历史专业的同学可组织历史考察，到历史博物馆、历史古迹等去考察学习，以进一步巩固专业知识。对于其它学科的同学，可组织参观革命纪念地和博物馆。如在重庆可组织大学生前往歌乐山烈士陵园、白公馆、渣滓洞、红岩村参观，并举行入团、入党等有意义的活动。此外，还可走访一些老革命家，如老红军、歌乐山集中营脱险志士等，从亲身经历者身上了解当时的历史。

第五，调动教育对象自我教育的内在积极性。指导大学生开展自我教育，重在激发他们自我教育的愿望。只有他们有了愿望时，才会由教育客体变为主体，积极吸收教育信息，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参与教育过程。

最后需要强调教师的作用。教师自己必须要掌握过硬的专业知识，精通熟悉历史知识。另外教师还要有一定的教学艺术，从而能够吸引学生喜欢历史，有学习的动机。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千百万人的宏伟事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青少年是我们民族、国家的希望。广大青少年如果能懂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自觉地用聪明才智去描绘祖国的明天，那么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一定能屹立在世界东方，邓小平特别重视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正是着眼于此。

邓小平新时期

历史教育思想与大学生成才

第五篇：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摘 要]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形成的，是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当时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新时期 反腐倡廉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自成立以来就一贯提倡廉洁政治，坚持反腐败斗争，并把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他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但同时又使党的执政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严峻考验。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一面强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抓经济建设，一面反复告诫全党要防止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举措，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反腐倡廉思想。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不仅在当时对于正确分析反腐败斗争形势，有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正在开展的反腐倡廉建设、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时代背景

1.党的执政地位和改革开放新形势，要求必须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由于我国处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就更加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对内改革具有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进步意义，已经而且还将继续为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入崭新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同时，由于新旧体制的转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新体制是在旧体制内部孕育，而且是通过渐进过渡的方式，从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生长出来，并逐步向其核心部位渗透发展的，所以整个过渡的过程呈现出各种心态、观念交织的状况。社会生活也由此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种种碰撞、摩擦、错位和空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某种程度的混乱和矛盾。邓小平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新情况下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党风廉政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邓小平认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p143这就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应当体现的优越性之所在。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谈到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时，指出：我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378。邓小平又一次从比较中强调了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有关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大问题。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我们既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争取和利用一切条件来加快发展自己，又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和民族特点，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能走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经济繁荣、道德沦丧的老路。如果党风和廉政建设搞不好，就不可能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保证。邓小平指出，“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1]p164。“这件事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1]p153邓小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概括起来，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对于改革和经济建设起着一种“保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二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遵循正确的轨道和方向；三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向前发展。如果党风廉政建设搞不好，让贪污贿赂之风盛行，改革开放就要失败，经济建设最终也将被破坏。

（3）党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要端正社会风气就必然要首先端正党风，这是邓小平经常强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搞好社会风气和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关键作用，只要广大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清正无私，起表率作用，就一定能够带出一个好的社会风气和好的思想风貌。邓小平曾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2]p812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既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要起先锋模范作用的一贯要求，也是对中国文化中“政者，正也”传统理论精神的弘扬。

（4）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他说他赞成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观点。邓小平认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p313

总之，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涣散了党心民心，腐败之风已成为人民心头之恨、改革开放之大敌。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克服，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开放大业，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无产阶级政权。因此，反腐败的成与败已经成为决定改革开放大业和社会主义江山兴与衰的关键。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反腐败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运行，给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文明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经济领域来讲，它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从精神领域来讲，它有利于消除封建特权思想，完善民主政治，推动思想、文化建设；有利于克服现行政治体制上的某些缺陷；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和树立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新风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属性，它不可能完全消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盲目性和自发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不很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行为的法制化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商品经济所固有的特征极易诱发某些消极现象，成为产生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党风廉政建设的环境更趋复杂。所谓开放性，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打破地域界限，敞开山门、寨门、县门、国门，向市场、社会乃至世界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使得从事和参与经济活动的党员、干部同社会接触的范围急剧扩大，交流的渠道急剧增多，相互影响的程度急剧增大。社会上某些不健康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也因此更加直接地影响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作风，增加了党员干部遭受腐蚀的可能性。

市场经济的等价性，极易侵蚀党内政治生活。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原则不能不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如果疏于防范，就会使党内政治生活带上功利化、商品化的色彩。例如：一些党员干部做了点工作，或在工作中做出了点成绩，就向党讨价还价，伸手要官、要地位、要待遇等；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同志间关系时丧失原则，不是在政治、思想、生活上真诚地互相帮助，而是互相利用，彼此谋利；一些掌权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上犯罪道路。

市场经济的营利性，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价值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企业化”和“个人化”，使一些党员干部片面追求和强调局部与个人利益，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思想，陷入“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的泥沼中，把赚钱谋利、发财致富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来追求，从而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党的宗旨、党性原则和党员、干部应有的形象统统抛到一边，对政治失去兴趣，这是一种很不正确、很危险的思想倾向。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容易诱发违法乱纪行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商品生产经营者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人和竞争主体，具有各自的经济利益。一些人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赢利，就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不择手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搞歪门邪道、弄虚作假、损人利己。此外，请客送礼、金钱开路等各种“搞活经济”的现象也会出现，滋长不正之风。

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客观上为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滋长提供土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计划性一面而言，是自觉的；但就市场调节一面而言，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在经济活动中，一些生产经营者，往往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执行政策上，往往借口特殊情况而搞所谓“通权达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往往随着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有时还很严重，甚至纠而复生、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热切希望我们党消除腐败，端正党风。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党群关系不仅是党风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任其滋生蔓延，就会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会动摇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败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

1.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之中，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邓小平称“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p141。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在论述各项工作任务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关系时指出：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毫无疑问，反腐败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也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也是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深刻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1]p141。我们党吸取历史教训，科学确定和把握各项任务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避免了重犯历史错误。在反腐败问题上，正确确定了它在党的整体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邓小平多次指出的，反腐败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搞好改革开放的保证。按照这样的思路，就是要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工作的中心。

反腐败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对经济建设具有能动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集中表现为“保证”作用，即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概括地讲，反腐败关系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方向问题、本质问题。邓小平曾经讲过一段寓意深刻、发人深思的话：“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由此可见，反腐败服务于经济建设，不是狭义的服务，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服务，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对我国的经济基础起着促进的作用。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和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的状况最终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要保持我国的经济建设以至于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反对腐败。

2.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认为，对于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仅要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来看待，而且在工作上必须作为大事来抓，作为大事处理和安排。“两手抓”方针的提出和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工作中心是领导经济建设，党的其他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如果不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较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实力，就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有失败的危险。但是，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让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腐败现象到处泛滥，这同样不能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且还会使党和政府脱离人民，也有失败的危险。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1]p28。党风廉政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以非常形象、简洁的语言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坚持“两手抓”方针的实践中，往往出现抓精神文明及廉政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情况，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危害。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1]p306，从而提出了“两手都要硬”的命题，形成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这里，邓小平把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同坚持改革开放并提，要求这两手都要硬，这就把惩治腐败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强调，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方针。

3.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路，是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关于反腐败斗争长期性的思想是很深刻的，他多次强调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纠正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是长期的经常斗争，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当中。同时，邓小平也强调不能因为反腐败是长期的斗争而稍有松懈，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在一定的情况下，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可采取一些比较紧迫的办法，在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他还提出可以组织几次打击经济犯罪的战役，狠抓两年，抓出成效。他的这些论述，对形成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谓长期性，就是指反腐败斗争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全过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1]p164。唯有如此，才能把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从而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政府的廉洁，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所谓阶段性，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反腐败斗争要达到的预期目标和成果。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战略和策略，符合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客观规律，也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体现和发挥。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既有总体目标和规划，又分阶段部署实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滚动或发展，由浅入深，由治标到标本兼治，由量变到质变，由小胜到大胜，由局部成果到整体成果。这样就能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

4.依靠法制反腐败。运用法制手段反对腐败，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突出强调了法制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p379。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对腐败，是基于他对法制的性质、特点以及对我国传统和现实形势的深刻认识。

首先，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第一，邓小平强调反腐败要依靠法制，这是由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一性质决定的。腐败的本质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违背了人民意志的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根本出路就在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通过各种具体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二，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制的特点决定的。他明确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能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和减少人们行为的随意性，堵住产生腐败现象的漏洞，有效减少腐败滋生的条件，起到防范于前的作用，又能惩治腐败，达到惩戒于后的作用。

其次，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我们党执政后，一度曾习惯于用群众运动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结果酿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反腐败斗争稳妥、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在法制轨道上不断深入。

最后，依靠法制反腐败是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规范化、法制化的经济，它不仅要求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而且要求政府管理行为也必须法制化。这就决定了不管是市场主体还是其他管理部门，都必须接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市场经济法制化的特点和依靠法制反腐败是一致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为反腐败创造更加有利的法制条件；另一方面，把反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在全社会各个方面建立起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有效的监督、惩戒机制，必将促进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使任何权力的行使都有章可循，使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邓小平反腐倡廉的伟大成就

1.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反腐败，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我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将它形容为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此，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如果仅有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以致于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腐败现象四处泛滥，这样就会使我们党和政府脱离人民，面临失败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又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他说，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都要硬，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这是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我们党在确定改革开放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问题。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邓小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既精心指导改革开放，又十分关注反对腐败，始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从时代的高度、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来观察反腐败问题，告诫全党同志对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认识要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高度，及时地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此后，在我国改革、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又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从不同的侧面阐述反对腐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一是把反对腐败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他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除了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题中应有之义。二是把反对腐败作为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重要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形势很好，但在社会风气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因此，要以反对腐败来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三是把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指出，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就是两点论。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在号召全党同志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步伐的同时，再一次强调了反对腐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并明确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是由于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在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才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在正确的轨道上向前迈进。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结合，解决了人们对反腐败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形成了党在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战略方针，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2.加强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而且对如何才能有效地反腐败提出了治本之策，这就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各种监督制度。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在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政治中广泛存在的“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3]p327行为，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官僚主义造成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3]p327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固然有思想上的原因，但更有具体制度上的原因。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

因此，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不仅要解决思想问题，尤其要解决制度问题。要从根本上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需要尽快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对党员、干部的行为施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例如，为了克服特权现象，对各级干部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地位、作用和内容等。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3]p328。他提出，反腐倡廉要从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上解决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法制建设，他认为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这里讲的“法制”，不仅包括构成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在内的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制度，而且指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法制教育等整个活动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p14716字方针。1992年初他在视察深圳、珠海等地时又重申，解决社会上各种丑恶问题“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p379。法律建设具有思想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等问题。

由于邓小平一贯重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强调加强立法、严格执法，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从而为我们新时期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步入良性循环奠定扎实的基础，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

3.端正了党风，改善了社会风气，密切了党群关系。我们党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能否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从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一直告诫全党同志，要高度重视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然而，当时我们党内的状况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来得及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遗留下来的消极现象，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想淡漠、纪律松弛、一切向钱看等等消极现象。特别是有的党员干部还存在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等腐败行为，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及时指出，我们要提醒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们，不能这样做。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党风好坏决定人心向背，人心向背决定党的命运。

作为一个置身于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执政党，最容易产生的、同时也是最危险的问题，就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如果一个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失去了最可靠的政治基础，就会被瓦解，甚至失掉政权。正是由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的队伍现状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才使得我们的党风得到进一步端正，党群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使得我们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责任编辑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