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给香港带来的问题

第一篇：经济问题给香港带来的问题

经济问题（转移矛盾）给香港带来的问题

对香港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很清楚，香港自从1997年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一直严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本政策，从未干预香港社会的具体事务，更未从香港社会抽取任何经济利益。相反，为了振兴香港经济，中央政府在香港遭遇危机的艰难时刻曾给于香港巨大的帮助与支持。同时，内地居民与香港居民也并无利益冲突，平均每天有近10万内地居民到香港旅游，绝大多数的内地游客跟香港本地居民关系融洽。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没有事实依据的港陆矛盾能够炒作起来？

笔者以为，所谓的“港陆矛盾”在本质上是有些人为了转移香港社会内部矛盾而制造出来的。

一、香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边缘化

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香港一直是内地跟海外的主要贸易通道。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内地的封锁，香港作为自由港一直扮演着中国内地跟外部经济往来的一个主要通道。尽管当时内地经济落后，但内地巨大的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给只有几百万人口的香港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和财富。

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香港快速进入工业化社会，兴起了电子产品、手表、玩具和服装的轻工业。1960年香港工厂有5346家，到1969年已达14078家；工人从1960年的22.44万增至1969年的52.44万。到了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香港基本形成以出口加工为主的经济体系。根据资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GDP中有20%的就业人数集中在制造业，人数大约有100万人。而此时香港的总人口也只有600万左右。依附于内地的转口贸易和香港自身的制造业及出口构成了当时香港经济的两大支柱，也是香港经济起飞的双翼。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缺乏独立性的香港经济很快受到严重冲击。大量的香港工厂寻求低廉的劳动力而北上迁入内地，到了1985年，香港的转口贸易已经超过本土的出口，香港经济开始逐渐转入空心化。

香港产业空心化直接导致两个重要后果：

1，香港制造业急剧萎缩，而且逐年持续萎缩而无法逆转。到2013年，香港的制造业只有2万人左右，相当于八十年代初的五十分之一，而现在的香港人数已经700万出头，服务业超过就业人口的85%。也有数据统计说香港的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93%。产业空心化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通病，目前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香港产业空心化跟欧美国家产业空心化有根本不同。欧美国家在产业转移之后，仍然垄断着全球高科技和时尚奢侈品牌。所以，西方国家经济虽然因产业空心化而困难重重，但凭借科技创新和引领世界时尚潮流，仍然居于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从世界各地获取垄断性的超额利润。西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失去的只是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但从全球获得的利润却比以前更多，西方国家的社会总财富仍在在增加。相比较而言，香港地区既无领先世界的高科技，也无引领世界潮流的国际时尚品牌，而作为内地跟海外经贸联系的中介角色逐步丧失，最终直接成为全球产业链产业转移的牺牲品。目前，香港的零售、餐饮、酒店、仓库、物流、码头中的低端工作构成了普通劳工的主要就业机会。

2，由于港英政府畸形的土地制度，香港的地价本来就高。而港商的北上进一步加深香港房价的飙升。香港过去的工厂规模通常只有几十人或数百人。但这些中小企业把工厂搬到内地后，得益于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了数十倍甚至数百倍。规模效应导致投资内地的港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这些利润并未留在内地，而是流回到香港，其中很大部分流向房地产市场，在内地发财的港商无一例外地都在香港购买豪宅，掀起了香港房价高涨的浪潮。

由于香港在科技文化上的先天不足，在经济全球化和内地改革开放的冲击下无法实现产业升级，再加上香港原本畸形的土地制度，香港社会逐渐形成了富商巨贾、大地产商与低端服务业员工的两个极端，而原有的中产阶级逐渐萎缩消亡，社会进入不稳定的状态。

二、自由行对香港经济发展利弊参半

2003年，香港遭遇sars冲击，经济低迷，楼市泡沫破灭，中央政府与港府决定开启“自由行”以振兴香港旅游和服务业。从2003年7月开放内地自由行以来，到2013年10月，香港一共接待了1.24亿名内地自由行旅客。仅2013年1到8月份，内地赴港游客2682万人次，占全部访港人数的75.4%。

总体说来，自由行对香港的旅游业、服务业、金融业和运输业这四大产业有很大贡献。自由行除直接带来旅游业收入，还涉及多种经济活动，覆盖香港服务、金融、运输等多个行业。自由行给香港经济带来的最大好处是给香港提供了大量的低端就业机会。目前，尽管香港经济低迷，但失业率很低，大约只有3%。这跟自由行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有很大关系。

但是，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自由行给香港民众带来低端的就业机会以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据统计，2012年“自由行”的消费为香港带来261亿港元的增值，占当地GDP的比例仅有1.3%。与此相比，贸易及物流业对GDP贡献超过25%，金融业贡献超过15%，专业服务及各种生产性服务接近15%。也就是说，自由行给香港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防止了香港社会因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大规模失业。但自由行带来的工作大都局限在低薪的零售服务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意义并不大。真正从自由行中得到巨大好处的是西方奢侈品牌商和香港的物业拥有者。

自由行实行10年多一点的时间，这期间，西方各大奢侈品牌连锁店在香港急剧扩张，大街小巷都是西方奢侈品牌商的店铺。香港的街头风貌每一年都在变化。前几年旺角地带还有一些当地人开的传统小店铺，但现在这些小店铺已经越来越少。潮水般涌来的西方奢侈品牌商把当地人的传统小店铺挤走。所以，尽管内地游客给香港零售业带来了繁荣，但游客在香港消费的金钱主要被西方奢侈品牌商和物业拥有者赚走，香港本地人只是得到低薪的零售服务员工作。

更为严重地是，西方奢侈品牌商的大量涌入迫使香港大量的小商铺因无法承受暴涨的租金被迫关门歇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行客观上帮助西方国家的奢侈品牌连锁店挤垮了众多本地的中小商铺，这对香港本地经济结构极为不利。自由行十年人数增长4倍，香港商业区的租金也增长数倍。香港商铺的租金之高全球罕见，有的月租已高达每平方米3万港元。原本与本地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商铺、小餐厅、便利店在昂贵租金的压力下不断撤退，奢侈品商铺在港岛迅速蔓延，本地居民的日常消费在物价飙升下受到严重冲击。

总体来讲，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输血利弊参半。大量的内地游客涌入确实能解决香港社会的就业问题，但自由行客观上也起着消灭香港本土零售业，催涨房价和租金的作用，这对整个香港经济结构的改善与发展极为不利。与此同时，难以控制的游客数量也冲击着香港社会原本的社区结构和消费习惯，催生了香港部分本地普通市民对内地游客的反感

三，大资本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与贫富悬殊的扩大 根据《福布斯》2013年公布的香港富豪榜，第一名是长实主席李嘉诚，身家达2340亿港元；第二是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身家约1560亿港元；而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江、郭炳联及其家族，以净资产192亿美元排名第三；新世界发展创办人郑裕彤排名第四，净资产160亿美元。

由于香港畸形的土地制度，土地垄断的情形早就存在。在七八十年代，香港几大洋行拥有大量的土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香港回归后，英资几大洋行的土地通过市场整合，逐渐形成了今天香港地产商的四大家族。这四家最大的地产商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控制了香港55%的房地产市场，如今新的地产商已经极难进入这个市场。而大地产商凭借地产事业获取的暴利，进而收购拥有大量土地的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机构，今天香港的公共交通、煤气、电力以及超级市场等，大多皆由大地产商所控制。

在这十几年香港大学所作的历次民调中，香港社会“公平”指标得到的评分，长期在各项指标评分中殿后，远远落后于自由、文明、治安、廉洁、繁荣以及法治等指标；2011年12月公布的民调显示，若要在“繁荣、廉洁、公平、自由或福利社会”中做出选择，最多港人选择的是“公平社会”，其次才是廉洁和繁荣的社会。

港府曾经一度实行换地政策。地产商在原则上收购了农地两年以后，可以申请把它变为非农地。这个政策导致香港主要发展商抢在政府还没有批准某个地皮发展之前就大面积收购农地，然后囤积起来等待政府批准开发再更换土地性质从而获得土地增值暴利。由于发展商抢先收购香港农用地，目前香港的农地大约有三分之二被大地产商囤积在手中。这导致香港现在整个城市扩大的时候，却面临土地紧缺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香港的经济空心化，中产阶级急剧萎缩。普通市民的收入实际上处于负增长状态。香港普通雇员的工资在回归后十几年一直没有增加。一个大学生毕业，十几年前是一万港币左右，现在仍然如此。但十多年来，香港的楼价和租金迅速攀升，普通物价也不断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香港变成了承租者的社会，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都被业主占有，普通香港人都在为地产商打工。

与普通市民实际收入不断下降相比较，几家控制了香港经济命脉的大地产商每年都获取巨额暴利，根据《福布斯》财富榜，李嘉诚在2012年的财富增加了36%，增值高达624亿港元，这跟普通市民的经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香港大资本对社会的垄断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丧失在香港普通市民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也引发了强烈不满的情绪。

四、香港回归17年的变与不变

中国政府在跟英国政府商谈回收香港主权时提出了五十年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最后写进了中英联合声明，也写进了基本法。但是，事实上，这个五十年不变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回归后的事实。

香港回归后的十七年确有不变的一面。中央政府在回归后严格遵循了五十年内不让香港制度向内地社会主义制度变化的诺言；但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制定《基本法》时就已经做出了让步，允许香港制度向另一个方面变化，即从过去港英时代的港督大权独揽的政治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从《基本法》中已经可以看出香港特首的权力和立法会的设立等与过去的港英制度已有重要不同。

在香港回归前，香港政治制度是按照英国的《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这两个文件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制度中，港督大权独揽，处于权力的中心，行政局、立法局都从属于总督。今天依据《基本法》中设立的政务司长在港英政府那里不过是港督的首席秘书(Chief Secretary)和首席政策顾问；《基本法》设立的立法会在港英政府那里不过是隶属于港督的法律质询机构而非立法机构。港英时代立法局议员的产生、立法议案的提出、签字、公布生效等都由总督控制，立法局的职能仅是就立法议案进行一般性辩论和质询，它们无立法动议权。反观今日之特区政府，特区行政部门已经沦为一个弱势政府，立法会权力大为膨胀，政府的决策处处受立法会掣肘。

香港回归后另一个重要政治变化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管治权的弱化。由于港英时期的制度是基于《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这两份政治文件，英国政府的意志完全体现在香港的政治现实中。在香港回归前，英国政府要求香港市民必须承担驻港英军费用的一半，对此，香港市民绝无半点权利抗辩。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虽然拥有对香港最终的管治权，但这个管治权是委托给香港特区政府的，中央不插手香港内部的经济政治事务，国家驻港部队的费用也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如果把今天北京的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直接管控程度跟英国政府当年对香港的管控程度做一个对比，二者的差别显而易见。一些打着英国米字旗攻击中央政府干涉香港自由的人，从来不敢把香港回归前后的自治程度作具体对比。

所以，从现实情况看，《中英联合声明》所讲的五十年不变，在现实中只做到了香港的制度没有向内地制度变化，但却明显地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任何一个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只要把香港今天的政治制度跟回归前的港英制度进行比较，都不得不承认二者已经大相径庭。强调五十年不变的人，包括中国政府的部分官员，往往忽略香港政治已经大变的这个基本事实，而这个忽略是有政治风险的。

当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香港的政治反对派并不满足于上述变化，他们还要进一步突破《基本法》，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要把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权彻底否定掉，把香港变成一个脱离中国的“自治领”，这是香港的激进反对派试图把香港内部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转移到中央政府和内地民众身上，大力炒作港陆矛盾的根本原因。

相对于《中英联合声明》所讲的五十年不变，香港已经发生的政治变化实在太大，而且目前的变化已经是在准备突破中国宪法，突破基本法的边界。对于香港政治生态的恶性变化，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应当严正表明态度，并采取必要措施。香港确实需要改革和变化，但这种变不能是朝着背离中央政府，脱离中央政府管治的方向变；不能是朝着破坏香港法治，毁坏香港国计民生的方向变化；不能是朝着挑动香港内斗，撕裂香港的混乱局面变化。

今天的香港不需要挑动社会内斗的政治运动，而是需要走出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边缘化困境的经济改革。香港社会精英应当思考的是，如何才能维系香港优良的法治传统？如何才能在全球化经济中找到香港的立足点？如何才能遏制大资本对香港经济的垄断？如何才能让香港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如何才能让香港经济重振上个世纪七八十级年代的雄风？一句话，香港需要的是经济改革，而不是转移社会矛盾

第二篇：简述外勤人员给企业带来的管理问题

现在，企业的外勤人员越来越多，每天的流动量非常大，企业对他们的管理上也存在着诸多麻烦和问题。企业很希望管理好他们，但都束手无策，一直是企业在管理上的一个重点问题。

下面来谈谈外勤人员给企业到底带来了哪些麻烦与问题呢。

第一． 外勤人员在外，企业管理层对于他们的一个位置无法正确的掌握。外勤人员去外面工作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们目前的一个位置，他们去过的地方，他们的轨迹没办 法掌握。只能通过简单的电话询问，根本就不能准确的了解。对于企业，了解员工在外面的情况是很需要的，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非常重要。第二． 外勤人员在外的考勤情况。外勤人员的考勤也是一个问题。不能准确的掌握一个位置，就不能准确的进行考勤。不能实时汇报任务的完成情况。

第三． 外勤人员在外的交通费等任何费用的报销，不能准确掌握。外勤人员的谎报车费等都不能及时遏制。给企业带来了支出上的问题。

推荐一款外勤人员管理工具----管家婆签到通

管家婆签到通是一款基于手机应用的管理软件。可安装在安卓（Android）或苹果（IOS）系统的智能手机上，利用手机应用的手段解决企业对外勤人员的有效管理的问题。管家婆签到通可以监控企业外勤人员在工作时间的行动轨迹，上下班考勤记录，客户拜访等情况等等。此外，企业的外勤人员还通过此软件完成现场数据采集、反馈等工作并与后台系统实时的数据交互。

第三篇：香港问题之我见

团结统一促长远

------香港问题之我见

“我好比凤阁阶前守夜的黄豹，母亲呀，我身份虽微，地位险要······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是香港的呼唤，这是孩子对母亲的呼唤！1925年3月闻一多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中，香港，作为七子之一，通过歌曲的传唱将回归的心声洒向神州大地。

香港，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闭关锁国的“天朝上国”遭到迎头棒喝，战争失败，英国政府通过武力的方式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56年，英国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北 京条约》，将九龙半岛南部割让出去，1898年，英国又与晚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它一系列租约，将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租借出去，租期99年。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让，形成了今日香港的边界。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又开始了内战，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向英国政府取回公道。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新界租约问题，英国政府曾多次要求续约，但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因为中国的立场是，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等时机成熟时，通过和平协商，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步骤，收回香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国力收回香港，于是，关于香港问题的和平谈判提上了日程，经过中英双方两年二十二轮慎重和耐心的谈判，终于解决了这个历史问题，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分别在《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按照《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到那时，中国将执行一国两制的原则，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历经坎坷，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祖**亲的怀抱。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全国人民都在欢呼，激烈跳动的心脏宣扬着心中的无限喜悦。是的，领土问题决不妥协，孩子终将回到母亲的怀抱。

之后的香港，沐浴在“一国两制”和煦春风之下，迎来一个有一个的机遇，得到不断的发展。充足的自治权利，宽裕的社会环境，丰富的历史经验成为香港繁荣富裕的雄厚资本。然而，就是这样的令世人所看好的香港，竟然因为“抗议示威”的“占中”世间而再一次和世人见面。

“占中”即“占领中环”，全称“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占中”或“占中”。“占中”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

近年来，“占领”运动在各国都有出现，已经成为一种街头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部分公众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表现出更强的对抗性。这类“占领”活动在社会对抗情绪严重的国家经常会导致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而这种通过激烈对抗表达诉求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法的，警方都有权依法处置。

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存在，在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动荡事件。纵观历史，香港在每次民主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动荡。香港民主三波带来了动荡三波。第一波动荡就是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转为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引发了香港社会的动荡。第二波动荡是在90年代，1992年以后，香港在回归之前彭定康采取比较激进政治改革，这个改革是违背了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两国达成的协议，所以这样就引起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激烈的对抗，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个大分裂，大动荡。

不过，这一波动荡和以往两次不同，这一次的动荡里，我对香港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因为从香港第二波民主运动以来大约30多年的历史中，香港社会的主要争论都在政治问题，涉及到香港回归、基本法制度，政改争议、政权交接等，中国政府和港英政府的主要精力也都在政治问题上，然而这一次的问题却有所不同。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发生越来愈多的变化。然而，所有的官员队伍，都是保守的，都希望社会毫无变化地稳定下去，这样他们才不会受到挑战。所以，最希望香港能够“急冻”在回归前的那一刻，保持旧有社会心态与治理模式的人，应该是港澳办、中联办的官员们。他们自然也喜欢维持“行政吸纳政治”的“政商联盟”统治。否则，新的冲击所带来的变化，不止会令香港出现不可预知的状况，也会影响他们自身在大陆官场中的升迁。面对二零一七年的政改模式，治港官员们选择零风险方案，一点都不意外。但这构成了当下“占领中环”运动的直接原因。

这次的“占中”跟以往的示威游行是不一样的，它是用违法的手段来追求他们所谓的诉求，是以牺牲其他市民合法权利为前提的。不理会他人的损失是很自私的行为，但他们却以为别人才自私，这种抗争只会带来反效果，会让民主的目标更加远离。虽然“占中”刚开始时，有一些市民会因为青年学生打头阵给予同情，但是“占中”的本质是违法的，持续的时间一长，就会很大的干扰到香港市民的生活秩序，尤其对经济会造成重大损失。

香港“占中”活动的效果是直接破坏“一国两制”政策，这就动摇了香港特区的法制根本，动摇了香港的社会制度的依存根本，动摇了香港人民的安身立命的民生根本。这样的政治骚动，不仅影响不了内地，在香港也会沦落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惨况。

由于“占中”的不合理性，诸多香港市民和主流媒体已经开始抱怨和公开反对，吐露了希望尽快结束“占中”的诉求。调查显示，大部分市民对罢课及“占中”等活动抱反对态度，被访者也认为教育界和家长应当明确反对中学生参与这类活动。比如港大校长马斐森呼吁参与“占中”的师生尽快离开示威现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向全体师生发公开信，深切期望师生冷静下来，立即撤离现场。更有不少市民和团体就“占中”影响生活和生意、耽误紧急医疗救治等提出投诉，或公开斥责。香港总商会、民主建港联盟、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也呼吁全港市民抵制“占中”，谴责策动暴力和“占中”的幕后黑手，防止暴力事件重演，认为这不但罔顾自身及公众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亦无助推进香港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此次“占中”事件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团结，是对国家政权的挑战，是对党的不信任，是对权力的巧取豪夺，是违背了历史潮流，违背了人民意愿的行为，是对国家统一的破坏，对国家长足发展的阻碍。一个好端端的香港，被政治野心家闹得臭不可闻

历史证明，一盘散沙是难有作为的，只有全民一心，凝成一块铁板，国家才能不被侵略，才能拥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香港，如果一味的将目光放在统治权，放在保住地位，推翻“一国两制”上，必将走向没落。只有将港人与大陆同胞的心连在一起，一起承认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中华民族由形式到内心的真正统一，才能为香港的长久发展提供一个稳定健康的环境。香港方面才能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治港、发展、繁荣之上，才能将香港建设的更加美好，走向更加长远，更加辉煌的未来。

第四篇：我给同学带来快乐

我给同学带来快乐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班小强的爷爷去世了。

今天早上，我去他家里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没抬起头来，只是说了一句你快出去。我吓坏了，一向开朗活泼的小强为什么今天这么反常。我回到学校，一问同学才知道小强的爷爷去世了，心情不好。“难怪呀！”我恍然大悟。我灵机一动，说道：“我们今天晚上去小强家逗他开心好不好？”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今天晚上，同学们果然准时到齐。我们走了过去，发现小强还是趴在那里，一声不吭。同学向他走去，突然，前面的同学摔倒了，紧跟在后面的同学也摔倒了。前面的说：“你想把我压死呀？”“谁想把你压死呀？”我们几个人就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惹得我们直发笑。咦？小强怎么一抖一抖的，他抬起头来，一副大笑的样子。

小强终于笑了，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

第五篇：新课改给语文带来什么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新课改,我发言的题目是“新课改给语文带来了什么”。

语文是所有学科中一道最独特、最亮丽的风景线。语文是直接关乎生命的。语文天生就是浪漫的。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相等，永远和人生相伴。人生的路有多长，语文的路就有多长；语文的路有多长，人类的路就有多长。语文教育的好坏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因为能否熟练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体现了一国公民的基本素养。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语文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提起语文，就让人心痛，这恐怕是绝大多数语文老师的共同感受。语文教育，让人充满了忧思。现在，新课改来了，它会带来语文教育的春天吗？这是值得期待的。它给语文带来了什么呢？这是值得思考的。下面谈到的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第一，新课改带来了新的语文教学理念。理念的转变，是适应语文新课改的根本前提。面对语文新课程改革，语文教师要尽快转变传统教学理念，确立适应新课改的教学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展开新课程的探索与研究。比如说新的教材观。现在我们用的人教版教材容量大、内容多。高一上学期要上完必修1、2两个模块（两册）的内容，高一下学期和高二学年上完必修3、4、5和选修1A、1B五个模块的内容，高三上校本课程1C（学校自主选修的课程）和高考复习。这就相当于至少是将以前三年语文学习的内容安排到了一年零半个学期里。以传统经验和方法，那肯定“教”不完高中新教材，但这并不等于学生“学”不完。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在“教教材”，而不是尝试“用教材教”。教材不是“圣经”，它只是一种工具，师生是教材的主人，不是教材的奴隶。我们要用好、用活教材，要敢于对教材作创造性地处理。象科学地、合理地、艺术性地删减、整合、拓展相关内容；跨越单元或年级的界限，进行同一主题不同内容的对比阅读；将名著选读内容和课内教学或者写作联系起来等等。又比如说新的课堂教学观。新课改倡导语文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争论到底是“人文性”第一，还是“工具性”第一，我觉得这很无聊，这些抽象概念的争论与纠缠，应该交给那些语文专家们。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只要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有知识的获得、心智的启发、审美的愉悦其中任何一点就足够了。如果因为课改而生怕自己的每一个教学环节没有人文性，那是很滑稽的。另外，还有许多诸如教学的建构性、生成性、多元性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以及学生的符号学习、交往学习、操作学习、观察学习、反思学习等不同学习类型的研究之类，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客观地说，现在对新课改语文教学理念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不足。整个社会也似乎对语文新课改特别关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对语文新课标的各种批评甚至非议，很多语文教育工作者也是信心不足，有的甚至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制约，这些可以理解。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对新课改至少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有争议的才是有价值的，如果新课改实行之后就象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如同置身于寂寞的荒原”，既无赞和又无反对，那才是最大的悲哀。中国自有改革始，非流血无以成功。当然，我们不必为新课改流血，但为它付出心血却是必不可少的。新课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新课改，我们可以“悲观”，但不能没有“理想”。

第二，新课改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课程改革的主体是广大教师，可以这么说，新课改成功与否，关键在教师。由于语文学科的特殊性，新课标下的语文教师如果不想在课改中裹足不前，不想在课改中无所适从，那么，你就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超人”。你要是一个有高度的课程实施者，一个有深度的课程资源开发者，一个有精度的课程策略选择者，一个有力度的课堂生成组织者。你还要是一个开拓创新的设计师，一个博学善辩的主持人，一个眼光独到的鉴赏家，一个民主平等的参与者。语文教师不但要是“专家”，而且要是“杂家”，更要是“艺术家”。语文教师的角色定位是如此之多，综合素养的要求是如此之高，怎么办？通过新课改的培训，我有这样的认识。首先要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著名研究报告《学会生存》中有这样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未来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可能有很多老师已经把这句话送给了学生，其实它也适合老师自己，而语文教师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读书。当教师将读书和学习作为一种习惯，使之成为工作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动力，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更应是引发学习的地方，教师只有不断地读书学习，才能更好地理解教育，创造充满诗意的校园。” 语文新课标上说“读书是学习语文的第一要务”，教师不但自己要读书，还要把引导学生读书作为自己的职责。当教师将自己读书的喜悦、读书的体验、读书的收获传递给学生时，学生就会受到感染，在这种良好氛围的熏陶下，久而久之，学生就会燃起对读书的渴望，感受到阅读的快乐，会觉得读书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教师倡导学生读书，首先自己要做

好读书之人。其次要反思。一个成功的语文教师必定是有其独特魅力和个性特征的，而反思的价值恰恰在于让每一位教师通过反思成为他自己。教学反思的内容，大致包括对教材内容的反思、对教学常规的反思和对教学习惯的反思等几方面。教学中经常会有这样那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这就是所说的教学的“动态生成性”）教师如果能够养成及时反思的习惯，对于提高教学水平是大有裨益的。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学鲁迅先生自我剖析，二是以人为镜知得失，三是勤写反思日记或总结（有时三言两语就可以了）。我自己曾做过这种尝试，比如在讲诗歌鉴赏提到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时……（上课举例时最好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或者说他们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要多用、擅用比喻的方式）；在给高一实验班新生做报告时，我想引导学生去接触古今中外的大师……（上课不但要备教材、备教法、还要备学生，甚至要有意识地备点幽默）；在上《再别康桥》这首诗时我给学生介绍徐志摩时……（借名人的故事，哪怕是爱情来陶冶学生的情操，这符合新课标的第三个维度--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最后要创新。《新课标》把教师的创新能力提升到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民族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语文课堂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语文教师的创新能力，它在让学生感受语文浪漫和美丽的同时，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快乐。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打破学科领域的界限，大胆实行“拿来主义”。我记得在给学生讲《我有一个梦想》时，课后附有英语原文，我就通过向英语老师借“牛津”查询，搞清楚每一个不认识的单词，然后上网找到马丁的原声演讲反复听，最后我终于可以很流利地读英语原文，当我在课堂上表演时，学生感到很惊奇，说老师，看不出你的英语读得真好啊，其实他们哪能里晓得我就只这篇才读得那么好呢？后来我就告诉学生，让他们比较一下汉语和英语的表达有什么不同，同一个句子用文学的语言和口语表达会有何不同，如果用古文甚至方言来表达会有何不同。如果给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去尝试，我想一定会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出现，当时我并没有在这上面花时间，不过至少我激发了学生对语言学习的一点思考。现在有很多语文老师都在用多媒体上课，将音乐、美术和影视资源纳入课堂教学，有时会起到出人意料的效果。我们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时让学生看看教学影片，让学生谈谈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小说的语言刻画和影片的画面反映有何不同，并让学生试着写影评，对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都很有帮助。另外，可不可以凭自己阅读和写作的创新引导学生实现由阅读的趋利向审美的过渡；还有，在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开设“语文信息课”呢？我们老师从教参、网络上获取的很多信息，学生同样都可以从网上获得。我们可以布置一课或者一个单元的目标任务，让学生自己动手上网查询并做好记录，这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从而让老师的课堂教学更有针对性，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我想，只要老师指导监督到位，学生定会感到学习的快乐，掌握更有效的学习方法，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创新和“钓鱼”一样，都是向内使劲，是要通过智慧和勇气来实现的。（邹主任前不久写了一篇文章《钓鱼杂谈》，他谈到“钓鱼是向内使劲，属于隐的范畴”我在这里借用一下。）当然，创新离不开和谐、民主、自由的外部环境。给教师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这是新课改的一个隐性要求。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应该多一点尊重，少一点强制；多一点信任，少一点疑虑；多一点自由，少一点“不准”。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这种人性化、人文化的管理，对于维护教师的主体意识、激发教师的创造潜能，让教师从经验和反思中迅速成长起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管课程改革是改教材还是改教法，它实质上是改造人，改造我们自身，课程改革即自我新生。

第三，新课改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新课改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困惑，我们对此感受非常深刻。在湖北省新课改暑期培训专家视频答疑时，从众多老师的提问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改革的瓶颈--高考。蛇有七寸，事有要害；中国的教育，高考是第一。高考导向未变而推进课改，课改是无奈的、尴尬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高考和课改对立起来。目前，大学选拔人才的方式正在变化，自主招生还会扩大。自主招生最适合那种知识面比较宽，头脑比较灵活，整体素质比较好的学生。从这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要支持课改，让学生更灵活、更主动的学习。实际上，应试能力强也是一个学生整体素质高的体现之一。有人说，应试教育数湖北搞得最好，我要说，湖北要数钟祥一中搞得最好。大家都搞应试，我们搞得最好，大家都搞课改，我们一样可以搞得最好！我觉得，在当前“课改与高考并存，挑战共机遇齐飞”的形势下，我们可以“胸怀课改，眼观高考”，争取“鱼与熊掌兼得”。我们已经走在新课改的路上了，我们任重道远。让我们把握机遇，用自己智慧的头脑、博爱的胸怀、开拓的双手化一路风雨如歌，在布满荆棘的路上走得更远！

最后，祝愿大家在课改的路上、以后的教学生活中健康快乐，收获幸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