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落难才女张爱玲 刘绍铭专题
落难才女张爱玲
刘绍铭
月来整理历年朋友书信，想不到从1966年至1967年间，张爱玲给我的信，竟达十八封之多。第一封是中文写的（1966年5月26日），上款落“绍铭先生”。这么“见外”，因为大家从未见过面。
同年六月我们在印第安那大学一个会议上第一次碰头。记得跟我一起到客房去拜访这位日后被王德威恭称为“祖师奶奶”的，还有两位印大学长，庄信正和胡耀恒。
那天，张爱玲穿的是旗袍，身段纤小，教人看了总会觉得，这么一个“临水照花”女子，应受到保护。这么说，听来很不政治正确。但女人家看到年纪一把的“小男生”，领带七上八落，衬衣扣子众叛亲离，相信也难免起恻隐之心的。
张爱玲那段日子不好过，我早从夏志清先生那里得知。这也是说，在初次跟她见面前，我已准备了要尽微力，能帮她什么就帮什么。
我在美国大学的第一份差事，是在Ohio州的Miami大学，时维1964年。次年转到夏威夷。一年后拿到博士学位，才应聘到麦迪逊校区威斯康辛大学。
不厌其详地交代了这些个人琐事，无非是跟“祖师奶奶”找差事有关。
根据郑树森〈张爱玲·赖雅·布莱希特〉一文所载，赖雅（Ferdinand Reyher）1956年跟张爱玲结婚时，“健康已大不如前，但仍写作不辍，直至1960年初期才放弃”。
也许是出于经济考虑，张爱玲于1961年飞台转港，通过宋淇的关系，接下了电懋影业公司的一些剧本，其中包括《南北和》续集《南北一家亲》。
赖雅是三十年代美国知名作家，曾在好莱坞写过剧本，拿过每周起码五百美元的高薪。依郑教授解读现存文件所得，他该是个“疏财仗义”的人物。
“疏财仗义”总不善理财。张爱玲回港赶写剧本，“可能和当时赖雅体弱多病，手头拮据有关。及至1960年代中叶，赖雅已经瘫痪„„”由此可以推想，她在印大跟我和我两位学长见面时，境况相当狼狈。如果不是在美举目无亲，她断不会贸贸然地开口向我们三个初出道的毛头小子求助，托我们替她留意适当的差事。
“适当的差事”，对我们来说，自然是教职。六十年代中，美国大学尚未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要在中国文史的范围内谋一栖身之地，若学历相当，又不计较校誉和地区，机会还是有的。
夏志清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先生以显著的篇幅，对张爱玲小说艺术和她对人生独特的看法，一一举例作微观分析。一落笔就毫不含糊地说：“„„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在《小说史》问世前，张氏作品鲜为“学院派”文评家齿及。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她极其量不过是一名新派鸳鸯蝴蝶说书人而已。
夏先生的品题，使我们对张爱玲作品的看法，耳目一新。也奠定了她日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但这方面的成就，对她当时的处境，毫不济事。要在美国大学教书，总得有“高等”学位。学士、硕士不管用。要入雇主的候选名单，起码得有个博士学位。当然也有例外，如刘若愚。但刘教授能在美国知名的芝加哥和史丹福大学立足，靠的是等身的学术著作。
“祖师奶奶”欠的就是行家戏称的“工会证书”（the Union card）：博士学位。
志清先生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他急着帮张爱玲找差事，想当然耳。我自己和其他曾在台大受业于济安先生门下的同学，爱屋及乌，也一样的不遗余力的为她奔走。他们接二连三的发信给已在大学任教的旧识。结果还是徒劳无功。理由如上述。
我的前辈中，为张爱玲奔走，鞭及履及的，有罗郁正教授。他每次写信给他的“关系网”，例必给我副本。求援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给Iowa大学作家“工作坊”的Paul Engle教授。事情没有成功，因为那年的名额已经分派，给了诗人痖弦。
六十年代中，电动打字机尚未流行。罗先生用的是旧式品种，手指按键盘真要点气力。用复写纸留副本，更费劲了。
郁正先生古道热肠，可见一斑。
我结识张爱玲时，因出道不久，“关系网”只及近身的圈子。投石问路的地方，顺理成章是Miami、夏威夷和威斯康辛。
夏威夷和威斯康辛对我郑重推荐的“才女作家”没兴趣。Miami大学的John Badgley教授倒来了信。他是我在Miami大学任教时的老板。信是1966年7月27日发的。谢天谢地，该校原来在二十年代有过礼遇“驻校艺术家”（artistinresidence）的先例。
经Badgley教授几番斡旋，终于说服校方请张女士驻校七个半月。
依张爱玲同年八月十五日来信所说，她每月拿到的酬劳，约为千元。
我1964年在Miami拿的讲师年薪，是七千元。除应付房租和日常开支外，还可分期付款买二手汽车。
张爱玲对每月千元的待遇，满不满意，她没有说。不过，她七月二日给我的信中，对自己的处境这么描述：“„„即使你不告诉我有关学界中耍手段、玩政治的情形，我对自己能否胜任任何教职，也毫无信心。这方面的活动，非我所长。适合我需要的那类散工，物色多年，仍无眉目。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你关心我，愿意替我留心打听，于愿已足，亦感激不尽。目前生活，还可将就应付。为了写作，我离群索居，不必为衣着发愁，因此除日常必需品，再无其他开支。但不管我多小心照顾自己，体重还是不断减轻。这是前途未明，忧心如焚的结果。你和你的朋友虽常为我解忧，但情况一样难见好转„„”
信是英文写的。以上是中译。张爱玲给我的十八封信中，中文只有五封。我给她的信也是英文居多。用打字机“写”信，既比“引笔直书”方便，也较容易留副本。
1966年9月，她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到了Ohio州的“牛津镇”（Oxford），Miami大学所在地。除了Miami外，牛津镇还有Western College for Women，是一家小规模的女子“贵族”学院。
张爱玲寄居的地方，就是这家女子学校。
九月二十日她来信（英文）说：“„„病倒了，但精神还可支撑赴校长为我而设的晚宴。我无法推辞，去了，结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开罪人。要是面对的是一大伙人，那更糟。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为我在这儿建立的友好关系一笔勾销。也许等我开始工作时，感觉会好些„„”事后我向朋友打听，爱玲那晚赴校长之宴，结果怎么“糟透了”（turned out badly）的真相。大概朋友不想我这个“保人”听了尴尬，只轻描淡写地说她这个贵宾迟迟赴会还不算，到场后还冷冷淡淡，面对校长请来为她“接风”的客人，爱理不理。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张爱玲留港期间，那时的“天皇巨星”李丽华慕其名，通过宋淇先生安排一个让她一睹才女面目的机会。宋先生不负所托。张爱玲如约赴会。出人意表的是，她没有留下来寒暄，见了我们的“影后”一面，点心也没有吃，就告辞了。她说自己“真的很容易开罪人”（do offend people easily），一点也没说错。
张爱玲在Miami的“差事”，不用教书，但总得作些演讲和会见有志学习写作或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学生。
对起居有定时的“上班族”来说，这应该一点也不为难。但张爱玲孤绝惯了，要她坐办公室面对群众，确有“千年未遇之变故”的惶恐。
“今晚我到Badgley家吃饭，”她十月十二日来信（中文）说：“别人并没来找我。有两处学生找我演讲，我先拖宕着，因为Badgley说我不如少讲一两次，人多点，节省时间。与学生会谈的课程表明天就将拟出。周曾转话来叫我每天去office坐，看看书。我看书总是吃饭与休息的时候看。如衣冠齐整，走一里多路到McCracker Hall坐着看书，再走回来，休息一下，一天工夫倒去了大半天，一事无成。我想暂时一切听其自然，等give a couple of talks后情形或会好一点„„”信上提到的“周”，是我1965年离开Miami后的“接班人”。
张小姐大概没有好好的守规矩，没有按时到办公室恭候学生大驾。
1967年3月，她接到东部贵族女子学院Radcliffe的通知，给她两年合约，做她要做的翻译工作。
离开Miami前，她来了封英文信（1967年4月12日）：“周起初显然把我看成是他的威胁。他转来院长的指示，要我每天到办公室，光去看书也成。我告诉他这可不是Badgley跟我的协定。后来我跟Badgley见面，提到这件事。他好像有点不太高兴。自此以后，我每次提到周时，他总是显得很不自然似的。周怎么扭曲我的话，我不知道。我本没打算以这些琐事烦你。我怕的是他在你面前搬弄是非„„”
周先生是否把张爱玲视为“威胁”，局外人无法听一面之词下判断。他们之间如果真有争执，谁是谁非，就我写本文的动机而言，可说“无关宏旨”。
看来她没有把“驻校艺术家”的任务看作一回事，否则院长不会出此“下策”，“传令”她每天到办公室去，“光去看书也成”。
在Radcliffe耽了两年后，张爱玲幸得陈世骧教授帮忙，到柏克莱校区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做事。兹再引郑树森文章一段：“张爱玲日间极少出现，工作都在公寓；上班的话，也是夜晚才到办公室。1971年间，任教哈佛大学的詹姆士·莱恩（James Lyon）教授，为了探讨布莱希特的生平事迹，通过赖雅前妻的女儿，追踪至柏克莱，在初次求见不遂后，终于要在夜间静待张爱玲的出现。虽然见面后张爱玲颇为亲切，但不少查询仍以书信进行，其雅好孤独，可见一斑。”
张爱玲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服务期间，中心的主任是陈世骧教授。换了一位不知张爱玲为何物的顾主，一来不一定会录用她；二来即使用了，会否让她“日间极少出现”，大成疑问。本文以“落难才女张爱玲”为题，在感情上已见先入为主的偏袒。在“封建”时代，末路王孙迫于环境而操“贱业”，谓之“落难”。
张爱玲出身簪缨世家。如果不因政治变故而离开上海，辗转到美国当“难民”，她留在香港继续卖文、编电影剧本，生活纵使不富裕，但最少可让她过晨昏颠倒的“夜猫子”生活。远适异国，张爱玲变了Eileen Chang。身世悠悠，已经诸多不便。更不幸的是生活迫人，不善敷衍而不得不抛头露面，与“学术官僚”应酬。不得不“衣冠齐整”，一小时挨一小时地在光天化日的办公室里枯坐。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那张爱玲的确有点像沦落天涯的“末路王孙”。
但话得分两头。前面说过，我用“落难”二字，因在感情上有先入为主的偏袒。为什么偏袒？因为我认识的，是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我认识的，不是Eileen Chang。在异国，Ms。Chang一旦受聘于人，合该守人家的清规。现实迫人，有什么办法？主人隆重其事地替你接风，你却迟到欺场，难怪人家侧目。
胡适回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在美国流浪过一段日子。唐德刚先生觉得他这段生活过得狼狈，“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也是落难之人。
这篇文章，拉杂写来，没有什么“中心思想”，或可作张爱玲研究补遗这一类文字看。
第二篇：浅谈才女张爱玲
浅谈才女张爱玲
她叫张爱玲，一位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传奇女性，一个上海滩的女子。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并不美丽或高雅，看上去平静，骨子里却深藏着桀骜的叛逆。她有些俗，有些太过细腻的神经质.一个女子，孤独，傲慢，写的尽是人间的烟火，自己却像一个寒士，遗世独立。
常在闲暇之时，斜倚椅上，手捧《张爱玲作品集》，细细的咀嚼每一句，每一字，她的坦率透明，她的淡雅清冷，带着心头那千百交织的感情，逆着静静流过的时光，穿过辽阔浩渺的空间，思绪随着感觉飞翔。
她的小说《半生缘》，看了很多遍，男女主人公在相识的茶馆拥抱，然后离开，酒壶里还冒着一丝暖气，橘黄色的灯光映出深深的无奈。女主人公的坚毅，男主人公的执着，他们阴差阳错半生的爱情，真实的让人心痛落泪，这也许只适合那个年代，那种色彩。张爱玲平淡而朴素的文字中透着理性和伤感，她的身后没有风尘，没有异香，只是带着一种难得的清新的空气和来自高处的凉意，我敬佩她对爱的那份自持和保留。
张爱玲是一个在复杂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才女典型，有独特的气质。她的作品或许激情少了一些，可用心去读，会找到另一种蜕变的人生，也许一开始是美好的，可最终成了丑恶。她们或许枉活了一个轮回，也许虚度了整个青春。在那个花花世界，人们追求金钱、权利，付出的是纯净善良的灵魂。她亲眼见了有钱人的追求，体会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洞悉了人心的丑恶。她教会我怎样用心去看世界，去体会，去发现，告诉我什么是朴素，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美丽。张爱玲不写正史，只写小资情调的十里洋场。不写烽火战争，只写颠沛和流离的情人。她只对旗袍情有独衷，在石库门的已经被磨的光滑可鉴的石板上，用高跟鞋踏出铿锵有力地声响。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只是把我生命和生活的感受与思考如实记录下来，也许单纯了一些，肤浅了一些，却是真诚的——写作对于我，仅仅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和需要”，喜欢她的真实，更欣赏她的俗。
张爱玲论外貌不及林燕妮，比才情，或许三毛更胜一筹，她毫不避讳地写《我看苏青》，其中有褒有贬，但无奉承矫柔造作之意。她写景《秋雨》，写大众生活，《草炉饼》写亲人，她是普通的，大众的。她谈女权，《看女人》一文中写到：“女人以思想取悦于人”，她睿智却又不失大家风范。
她的爱情也许只是让人奉为经典而不会成为传奇，也许刻骨铭心却不会荡气回肠。她的晚年很孤独，她死的很凄凉：“没有一个人在身旁”，过去的辉煌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只留得文学史上的一段云淡风清。
第三篇：说才女 叹命运——张爱玲、萧红、林徽因
说才女，叹命运——张爱玲、萧红、林徽因
文/丁丁
因为同是女人的缘故，总是爱看那些才女作家的作品。喜爱她们的作品之余，却又关心起那些才女们的诸如爱情、婚姻的那些事来。
一直对张爱玲、萧红、林徽因三位同一时代的才女情有独钟。爱看张的那些关于大上海的红尘男女故事，喜读萧的东北民俗风情画卷，赏析林的《你是人间四月天》。
张爱玲，这个十七岁时就出道，二十二岁时，在当年的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才女，不知令多少张迷为之倾倒。
张爱玲，用尽一生，诠释爱，为爱低到了尘埃里，倾城之恋，以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去爱一个汉奸，一个没有责任心、责任的，且左一次右一次出轨，让她的心一伤再伤的男人。都说七年之痒，而张胡之恋却只维持了三年就宣告解体。最终，令伤心欲绝的张远走他乡，在美国的公寓里寂寂地度过传奇的一生，一曲华美的乐章在1995年的中秋节，这个全球华人共同欢庆，合家团圆的日子里凄然、孤寂、落寞地谢幕了。令人不胜唏嘘，扼腕叹息。随着爱情之花的萎谢，张爱玲的才情也跟着萎谢了。自此，她再也没能创作出像《沉香屑》、《金锁记》、《倾城之恋》那样亦雅亦俗的经典作品来。她的创作才情是跟着爱走的，爱与才情同在。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到底值不值得，如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时常想，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里，把男人分析地入木三分，琳珑剔透，把人间的时事沧桑看得那么清楚，把人与人之间这丝丝络络的关系分析如此到位，红尘万象她是看得如此透，如此破，而她自己的婚姻却是失败的，她唯一没有好好把握的便是自己的爱情婚姻。在爱里，她是感性的，不理智的，为爱失去了自我。总觉得她在爱的抉断方面是不如同时代的才女林徽因理智、理性些。虽说爱里没有对和错，曾经拥有和天长地久可以分离，爱追求的是过程，但她以飞蛾扑火般地去爱一个有妻室的汉奸，这个怎么都不能让人看好。
萧红，一个东北的关东女子，她的散文化的诗意小说笔调清丽凄婉，不知影响了多少东北儿女，在那个自闭落后的年代慰藉了多少孤独寂寞的关东少男少女啊。她的《呼兰河传》描写的风情画卷折射出萧红对东北黑土地和父老乡亲深深地爱和眷念。
萧红，这个当时深得鲁迅的赏识和帮助的民国才女，她的才情让人折服，而她的一生也是坎坷不幸的一生，令人深深地感慨感叹。她，在幼年时有父母包办定了娃娃亲，极不情愿。早期，在穷得走投无路时，与娃娃亲私奔，怀孕。因银子用完被人遗弃在宾馆，带着腹中胎儿投奔萧军而来，在反反复复，吵吵闹闹中又因性格不合而与萧军分手。又是带着腹中胎儿去投靠另一个男人端木，再次结婚。这段婚姻也是时间不长，她因患痨病，孤孤寂寂，一个人客死香港，仅走完人生的三十一春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当时文坛上一颗刚刚升起的星星，转瞬间就这么陨落了，可惜可叹亦，呜呼，哀哉！
萧红的爱情婚姻也是悲剧性的。她与张一样，在自己的小说里，对人性对社会有力透纸背的分析和剖析，而她恰恰是对自己的爱情婚姻不能理性、理智的把握。在这一点上与张相似，也是没有林徽因来得果断。
一个女人在走头无路的时候，切不可因为钱，因为要生存而盲目地、匆匆地去投靠一个未知的、无爱的男人；女人更不能因为孤独寂寞地时候，为了摆脱这份孤独寂寞而去匆匆依附一个男人。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幸福由自己来把握。女人，你的名字不叫“弱者”，你的名字叫“强者”。
林徽因，这个风华绝代的美女加才女，一笑倾城貌，不知让多少的民国才俊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首先是一个建筑学家和教授，其次是诗人和作家。她在建筑学的造诣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值得肯定的。但她也是个诗人和作家，她的诗情也应是和爱同在的。林徽因与徐志摩在伦敦相识相恋的日子里，徐大才子的诗情是无时不在地影响着她。因为爱，于是有了《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在爱情婚姻上的决断是理性的，睿智的。她心里清楚明白浪漫潇洒、风流倜傥的徐诗人是靠不住的，唯有梁思成才是自己的归宿。于是，在后来的清华园里，在水木清华的林荫树，人们经常看到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相亲相爱的模样，如影随形的一对倩影。
而金岳霖，这个北大的教授，哲学、逻辑学学者专家却为林徽因终生未娶，一直到老，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在金岳霖那里被演绎的如歌如泣，堪称经典。这足见林徽因的人格魅力、倾国倾城貌及才华。
林徽因的一生是幸福的。她的一生中有三个才貌出众的男人是如此地爱着她，而她最终选择地是梁思成。婚前，梁思成问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答：“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
原来，世间竟有如此意味深韵的女子 ——幸福就在你的手心，随时由你来把握。
第四篇：北大才女刘媛媛
北大才女刘媛媛：从年级倒数到排名第一，谁的青春不叛逆？她可以，你也能行！到目前为止，刘媛媛从山村考上对外经贸、研究生考上北大、一路杀到《超演》冠军。她一共实现了三次逆袭。
在参加《超级演说家》前，“我完全没有演讲经历”
大多数人是从《超级演说家》认识她的，你肯定听过她这句：“你要相信命运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是希望你用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
鲁豫曾这样评价她：“媛媛，你是当年的我，但你要比当年的我好太多了。” 陈建斌说：“刘媛媛不得冠军天理难容！” 连一贯犀利冷静的乐嘉也被她的演讲触动：“不管今天的结果，你成功做到了让很多人后悔。在你的身上有无限的潜能。”
▲北大才女刘媛媛4分44秒演讲，让整个世界都沉默
可是没人知道，在参赛之前，她仅有的演讲经验是在班委竞选会上的发言。
而她的对手是创造跨越撒哈拉世界记录的台湾超级运动员、出生硅谷有丰富主持演戏经验的美籍华人、演讲技巧炉火纯青三位导师纷纷争抢的鬼马书生。
所以，从演讲小白到全国冠军，刘媛媛你到底靠什么取胜？ 她曾是差等生
迫切想要变得更强大
高中之前，媛媛是个吊车尾，全年级二百多人，她却排名到一百八十后。
“如果按照当时的学习成绩和我当时的努力程度，会上什么样的大学，做什么工作，过什么样的人生？”有一次跟哥哥聊天的时候，刘媛媛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哥哥有一次经过老师的办公室，听到老师跟班上一个差生说，将来就随便找父母走个后门找个工作，不用学了。十五岁的刘媛媛躺在床上出了一身冷汗，“没有人能帮我，我父母除了尽他们的全力送我到一所普通中学读书之外，没有能力为我做任何事情了，不会有人把未来的路给我铺好，更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
以我现在的成绩，将来肯定上一个不满意的大学，找一个不满意的工作过平庸的人生。绝对不允许自己平庸到底，除了学习，无路可走！”
如果说想去北大，在一秒前是连做梦都不敢有的念头。那一秒后，刘媛媛，在这窄小的图书馆里发了疯似的要去北大，迫切想要变得更加强大，要改变自己脱离贫困，走去更远大的世界。
高一时，刘媛媛开始去图书馆里翻各种书，想看看别人是如何学习的。有一本书里写了一个上了牛津大学的女孩，女孩每天背两百个单词，学的晚一点，起得早一点。“那我也试试？”于是，背单词，听讲座，早起，晚睡，刘媛媛开始了生平第一次主动学习。
生平第一次，她决定把买的辅导资料都做一遍。第一道题就不会，不会的就去问老师。“开始时，里面的题基本都不会，后来越做越顺手，学习本来就是积累，前面的知识点会了，后面的就会简单。越学动力越足。”
学习，不断学习，除了数学之外，还有点时间，就学其他科目。就这样，高一第二学期，她就从年级的180多名考到了12名。
逆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勇气
想要提高，想要从一个差生变成优等生，第一个要素不是天赋，不是聪明，而是勇气。“那些题目你根本不懂不了解，你面对时需要极大的勇气，没有勇气就只能一直在那个水平。胆子得大，要勇敢面对那些看不懂的东西，勇敢面对老师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不耐烦的眼神。
每天我是女生寝室里起的最早的一个，五点多起来发现门还锁着，就蹲在那儿背英语。中午放学，别人去食堂吃饭，我为了不排队浪费时间，到讲桌旁边的窗户下念历史，晚上也不去玩，继续学习，没有时间八卦，不在意别人之间的矛盾和背后的非议，我觉得每天脑门上都刻着一句话，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她研究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如何做题快准狠、怎么彻底解决拖延症、怎样在几秒内进入学习状态.......她的学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当普通人只满足于完成老师要求的时候，她一个暑假刷完了十几本龙门专题，等车的时候还捧着《经济学人》，解题和反应能力都比常人快两倍！
她终于考到了年级第一！
此处的结局应该是：刘媛媛成功考上北大，以后的人生一片辉煌。
可现实有时真的很爱捉弄人，她发挥失常，只考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一般人可能会想：考到这个大学也很不错了。知足吧，毕业后在帝都起码可以混成个白领，不用担心回村里了。
媛媛说：“如果知足活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头，那我干嘛要费那么大劲出来？”
因为她觉得：你的人生只有一次，你有资格活成你想要的样子。害怕不成功而不敢做任何尝试，你连失败都不配拥有。
所以，大学四年，媛媛并没有丢掉自己的梦想，她一直在为考研做准备。这一次
她终于杀回了北大
考研期间，为了节俭，她和朋友住在筒子楼里面。住处的家具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屋顶散布着蜘蛛网。
夏天一开门就能闻到楼道厕所的臭味。冬天的时候窗户关不上，就算用胶带把窗户全部封起来也防不了无孔不入的寒气，晚上被多次冻醒。
艰苦的环境时刻提醒自己：刘媛媛，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她很清楚，考北大法硕的人比她优秀的多的是，瞎努力永远拼不过人家。她想到了自己的高考，以学习方法制胜。
可和高考不同的是，她要跨专业考研，就必须从零开始学习法律知识。因此，她面临的问题更加困难了：
记忆力变弱：头一天背的新知识点，第二天忘得七七八八了，类似的题目做了一次还错第二次......专注力不够：过惯大学四年的松散生活，心境早已不像十七十八岁那般单纯专注，看书容易分神......计划不合理：不像高考有老师带你定目标做计划。考研是一个人的战斗，自己还在一轮复习而别人已经到二轮了。
.......于是她跑去图书馆借阅数十本国外学习方法类书籍，结合自己的情况探索出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深入吃透这些方法后，她好像真的能做到心无旁骛。可即使有过人的方法，她还是害怕再次与北大擦肩而过，不得不下苦功夫。
在漫长的一百多天里，她每天七点多到教室，晚上十一点回去休息，周而复始。她把参考书都翻烂了，笔记做得密密麻麻地，背书背到天昏地暗.....如果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我还是考上了。”她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的成绩远远超过北大法硕分数线，在全国排名第十！
不努力坚持到最后，你永远不知道是不是能改变什么。如果当初就这样放弃了北大梦，她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真的能考上。
如果你跟她一样不甘平庸，还有梦想，那就从现在开始学习吧！努力，不仅仅意味着分数，意味着爸妈的笑脸，更意味着你以后的命运！
第五篇：刘大铭介绍
刘大铭，西北师大附中学生，十九年的生命中，十一次接受大型手术，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样的境遇下，他非但未被病魔所击倒，相反在抗争中更加坚强。他直面自身的缺憾与不足，怀着超然的生命情怀努力学习，坚持创作。凭借对生命与知识的渴望及对人生意义的深度思考，刘大铭被同龄人称为“我们的霍金”。并十二次荣获国家级文学奖项，两次受邀至人民大会堂领奖，多篇作品在《青年文学》及国家级刊物上发表，2013.9他的长篇个人哲理性自传《命运之上》于人民出版社达成签约协定，他也成为人民出版社建社以来最年轻的作者。该书将于12.6在西北师大附中举办首发式，之后将在全国发行上市。他的事迹与精神感染着一代年轻人，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人民出版社在他的新作《命运之上》中作出这样的评价“在史铁生、余华、韩寒之后，民族着亟待着一个年青而热血的声音，这也是此书的声音，发自内心地，《命运之上》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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