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价值平议[推荐]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价值平议[推荐]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价值平议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16-3-30 9:02:18 点击：6 摘要: 可以从外部和内部来探究俄罗斯汉学界的6 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价值和意义。首先，从世界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来看，《大典》既顺应汉学家和思想界合流的趋势，又在中国文化能否适应现代的问题上给予肯定回答，而且以其学科的全面性独标一格。其次，从俄罗斯汉学曲折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典》是对正在复兴的中国文化的正面回应，它继承了俄汉学将中国精神文化研究与国情学相结合的传统。第三，从《大典》本身的内容看，对中国学界而言，它倡导新欧亚主义，探讨中国文化的元命题，为我学界的研究提供启发和参照;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它正面阐释中国式发展道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实践中的转换作了论述，为我道路自信提供旁证。

关键词: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世界汉学;俄罗斯汉学;新欧亚主义;对话

参照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季塔连科(М.Титаренко)院士主编，阿·科布杰夫(А.Кобзев)、安·卢基扬诺夫(А.Лукьянов)副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Кит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共六卷，已于2010 年出齐。这套大书受到普遍关注和好评。2011 年季塔连科、科布杰夫、卢基扬诺夫因“在发展祖国和世界汉学中，在编纂具有重大价值的、科学院本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的杰出贡献”荣获俄罗斯国家奖。①2009年6 月17 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授予《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主编季塔连科“中俄关系60 周年杰出贡献奖”。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访俄，2013 年3 月23 日他在会见俄罗斯汉学家时指出: 俄罗斯科学院出版了6 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全面诠释了中国5000 多年博大精深的文化，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成果。③我们正在翻译这套大书。国内有些同行对这项翻译工作表示不理解: 俄罗斯人谈中国的东西，中国人又翻译回来，有什么价值呢? 本文从外部因素和内在价值等方面来解读《大典》，尝试解答诸如此类的疑惑。④一从世界范围着眼，在历时性的维度上，基督教传教士、思想家和职业汉学家从事中国知识的生产，他们产生的时间有先后，相互影响;从共时性的维度上看，产生中国知识的宗教性面相、思想性面相和专业汉学研究面相互相影响。愈到晚近，部分专业汉学家向思想性面相靠近的趋向愈发显明。

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创造性转换的问题，成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世界有关中国知识的生产，由17 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启。他们通过翻译中国经典、撰写报告和游记等著作来传播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解释。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国经典的译介以及编写学习汉语的书籍。比如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译为拉丁文，书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 年出版。① 类似的著作有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643 年出版的《大中国志》等。② 毋庸讳言，传教士在谈论中国文化时，往往在不经意间会露出文化偏见。比如利玛窦叙及佛教的世界起源观: “看起来，这第二种教派的创始人有些观念是从我们西方哲学家那里得来的。例如，他们只承认四元素，而中国人则很愚蠢第加进了第五个。根据中国人的理论，整个物质世界———人、动植物以及混合体———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③ 这里不难察觉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傲慢。

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也不失为西方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利玛窦曾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但此稿下落不明;金尼阁的《四书》拉丁文译本曾在杭州出版。④ 1687 年柏应理(Couplet)在巴黎出版了拉丁文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四书直解》)，但缺了《孟子》。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把《易经》翻译成了德文。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在王韬等人的襄助下将多种中国经典译成了英文，出版了《中国经典》五卷，包括《四书》《五经》《庄子》《道德经》《阴符经》等。这些译文对在西方传播中国精神文化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在对这些文化的传播者满怀敬意之际，也应看到其明显的“文化误译”。有中国学者认为，柏应理的翻译不止是借译宣教，而是在翻译宣扬在中国的文献中早有与天主教教义相一致的地方。⑤ 费乐仁(Lauren Prister)发现，理雅各对《论语》《大学》和《中庸》翻译中，表现了明显汉学东方主义倾向。⑥针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牟宗

三、徐复观等指出: “其动机乃在向中国传教，所以他们对中国思想之注目点，一方是在中国诗书中言及上帝，与中国古儒之尊天敬神之处，而一方则对宋明儒之重理重心之思想，极力加以反对。”⑦ 美国学者莱·M． 詹森(Lionel M． Jensen)也发现了耶稣会士们所传播的中国知识是不可靠的，他以孔子为例作了分析:“‘孔子’作为想象的本土因素的等价物，依然是耶稣会士的虚构。对那些作为外人，对当地的环境缺乏亲近感的神父们来说，圣人只是多义的，但有特别意义的指涉对象。‘孔子’从他们所研究的中国文化中剥离出来，成了他们发明的前提条件。中国的圣人只是表达耶稣会士的本土化的意愿载体，他已经不是中国的了，而是折射传教士的文化适应性、传达对付梵蒂冈日益增长的疑虑的文化适应性的载体，但这对于欧洲的学者而言却有很高的价值。”⑧ 这些讨论，仿佛是某种清醒剂，让人冷静下来，以便进一步认识传教士汉学的复杂性。

传教士和汉学家提供材料，让一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Franois-Marie de Voltaire)、魁奈(Franois Quesnay)等人得以建构“乌托邦中国”，以阐发自己的思想。尤其是伏尔泰，在《百科全书》里他推崇孔子，在自己的《论风俗》和《路易十四时代的风俗》中他构建了“理想国”———中国，将中国构筑成了与西方相反的模式。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满怀敬意，他在《风俗论》征引了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李明(Louis le Comte)等人的旅华札记。① 传教士对思想家产生影响，或许最有表征性的个案是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和荣格(Carl Gustav Jung)。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从八卦中得到启发，论证了二进制。②20世纪的汉学出现了明显的不同的进路，一部分职业汉学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地深耕，一部分汉学家则更多地关注历史上的中国与今天的世界的关系。

对于学术性的汉学在欧洲出现的时间，学界大致有比较一致的看法，1914 年11 月11 日法兰西学士院设立汉语鞑靼语满语教授讲座，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成为首席教授。③ 职业汉学家对中国研究别开生面，与传教士汉学家相比较，呈现出以专门问题研究因而异常深入的特点。在对传统中国展开学术研究方面，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堪称典范。他从1920 起任法兰西学士院中国语言文学的讲席教授，以对汉语、中国史和道教研究为志业，著有《古代中国》(1927)，他的弟子整理出版了他的《道教与中国宗教》(1971)。在后一本著作中，第一辑为《中国宗教及其发展》，他研究了远古宗教、战国及宗教危机、道教、佛教和儒家。马伯乐善于从学者们忽视的细节入手来研究问题，得出结论。一般人认为，唐代在儒学发展中几无建树。马伯乐首先肯定了孔颖达作“五经”正义的功劳。他还详细介绍了韩愈对人性的分析以及他所提出的解决之道: 通过教育来培植善抑制恶。认为韩愈“将人的动机的古老问题置于世界和天性的领域中来思考，主张与其将这个问题放在玄学中，不如放在道德和心理学领域来解决。”④ 也有评述者将此辑称为“着眼于发生期的关于中国宗教传统的洞见纷呈的概论”。⑤ 这实际上是马伯乐研究中国宗教的纲领之作。接下来马伯乐研究了中国现代的神话、古代中国的社会和宗教、佛教进入中国等问题。

荣格则因为受到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的《易经》和《秘密的金花》的影响，其心理学观念发生了改变。1949 年，荣格为故友卫礼贤的《易经》译文写了长篇序言，其中他分析了鼎、坎、井等卦的爻辞。在他的序言中，可以明显感到《易经》对他的观念的冲击和震荡，他指出“这种假设涉及到我所谓同步性的奇异概念，它是同因果关系完全对立的。后者仅仅是统计学上的真相，而非绝对真理，它只是假设一件事是如何从另一件事发展而来的假设，而同步原理则立足于时间与空间的巧合，这是一种比变化更有意义的现象，它既是事件之间的客观的依赖关系，同时又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的)，即观察者之间的依赖关系。”⑥ 有学者认为正是通过与《易经》等集东方智慧于大成的典籍进行对话，荣格才真正获得了原型假设的跨文化依据和研究的进一步突破。⑦汉学家影响思想界的趋势继续保持，同时一些职业汉学家逐渐像一些思想家那样，不但思考中国的传统的意义和价值，也考察中国的历史传统是否适应现代的问题，形成了西方汉学和西方思想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一条重要进路，就汉学界而言，这体现了汉学研究的汇通性和现实性。

从思想界来看，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的《儒教与道教》值得特别关注。韦伯研究了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关系，由于儒教和道教都缺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伦理，因此尽管中国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些有利条件，但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①罗义俊指出: 20 世纪以来，主导西方对中国思想研究倾向的是韦伯。韦伯理论一直为研究现代化课题的学者所推崇，直到后来学界对70 年代“东亚儒学文化圈”的经济腾飞给予关注，他的影响才有所减弱。② 不但如此，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若干方面的评断，是傲慢无礼的。如他对于五行和神话等下的断语，“这种中国式的‘宇宙一体论’的哲学和宇宙起源论把世界变成了一座魔术园。每一部中国神话都显示出非理性巫术的民间色彩: 粗野的没有任何动力来源的机械腾云驾雾，无所不能„„”③从职业汉学界来看，集体性、长期性的研究计划出现，也催生了多人合编、体例浩大的汉学(中国学)研究巨著，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与李约瑟(Joseph TerenceMontgomery Needham)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最为典型。这些汉学家们的史学、科学史学著作，实际上可视为与思想面相合流之作，它们在研究中国传统的时候，都以西方的现实为参照系。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作者阵容强大，且全书引证详尽，参照最新史学成果，又能深入到史实内部，是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这套书以《晚清史》为全书的逻辑节点。有西方学者在高度肯定《晚清史》的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尽如意之处: “在此书中还可以发现其他问题，比如费正清试图将中国现代史简化为一元模式，即黑格尔式的‘革命’进程以共产党的胜利而达到顶峰。”④中国学人也在反思这套书的价值和问题。在这套书里，总体上透视出哈佛学派的“冲击—回应”模式，即夸大了西方文明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无视现代中国崛起的内在动因。这种研究方式在研究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和革命时，主要关注西方文化和思想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中国对此的回应。⑤费正清的学生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在研究范式方面继承乃师的“冲击—回应”模式。模式在60 年代末期开始遭到学术界中年轻一代学者的责难。保罗·柯文(Paul Cohen)推出其批判性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系统地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标志着这种盛行一时的史学研究模式受到了历史检验。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首部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做出专题研究的史学巨著。该书把科学技术置入思想史的纵深层面予以考察，探究科技的文化起源，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期科技发展或停滞的生发机制。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特色。他以详尽的材料论证了中国难题的深层原因。

从这里可以看到李约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之间存在矛盾: 研究中国科学的发展，却以欧洲所产生的近代科学为标准。⑦ 尽管该巨著也从文明、制度等层面研究中国科学与技术，但就学科而言，重在科学技术的各个分支。

无论是传教士对中国的解释，还是与思想界合流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是否适应当今的阐述，往往是在以西方的宗教或社会为人类的基本模式的话语背景下，以西释中，以我化人(当然，也有启蒙思想家借中国的历史来建构自己未来的个案)。今天这样的中国知识生产模式的局限性已日益显露，其合法性正在受到质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汉学界的《大典》具有突出的意义。在西方汉学以西释中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显露之际，《大典》既顺应汉学家和思想界合流的趋势，又在中国文化能否适应现代的问题上给予肯定回答，而且以其学科的全面性独标一格。具体而言，首先，《大典》在解释传统中国与今天的中国的关系方面，凭借其区别于西方汉学界话语方式，以新欧亚主义为对话的基础，它对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对世界的意义等问题都给出了肯定性答案(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其次，它所展示的学科全面性(涉及到哲学、宗教、文学、语言、历史思想、政治和法律文化、科技、军事思想、艺术等方面)，使它成了俄罗斯汉学和世界汉学绝无仅有的大作品。简而言之，《大典》既有职业汉学的专门性和深刻性，又不乏融合了思想界因素的汉学的汇通性和现实性，这就是本文以下展开讨论的前提条件。

二俄罗斯汉学在整个世界汉学界中举足轻重。研究中国国情和研究中国精神文化并行是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

俄罗斯汉学始终对中国的精神文化和中国国情给予高度关注。俄罗斯的汉学滥觞于俄罗斯开始派遣东正教使团到北京的时候(1725—1729 年)。① 俄国汉学从一开始就注重翻译介绍体现中国精神文化精髓的经典，对中国精神文化某些具体领域进行深入研究。А·列昂捷耶夫(А． Леонтьев)翻译了《大学》《中庸》。② 东正教使团领班、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士比丘林(Н.Бичурин)翻译了《三字经》，③ 他出版了《中国的民众及道德状况》等著作。④ 东正教使团的随团学生、后来的帝国科学院院士王西里(В.Васильев)在文学、历史学等方面都很有建树，他开创了俄罗斯的佛教研究，出版了《东方的宗教儒释道》、⑤《中国文学史纲》。⑥从今天的国情学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汉学家利用东正教使团成员在中国居留的身份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研究性的报告或译文。1837 年比丘林发表了《大清帝国统计概述》。⑦ 王西里则根据实地考察写了大量的地理考察记，如1852 年他在《国民教育部杂志》发表了《中亚和中国控制的主要山峰》。从1853 年到1857 年他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发表了《满洲志》《宁古塔记略》《流入阿穆尔河的河流》《关于满洲的火山的存在》等。⑧ 1899 年Н． 维诺格拉茨基(Н． Виноградский)在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下出版了《大清帝国地理学、民族学、统计学概述》。该书以非常详尽的统计数据，对大清国的国境、气候和灌溉、舰队和军队、汉族、蒙古族、藏族、行政区划及其财政等作了描述。⑨ 这些大都是应俄罗斯帝国与大清国各方面交往之需而作的。

在苏联时代，阿列克谢耶夫院士(В.М.Алексеев)把汉学推进到了新的领域，他以中国文学研究和年画搜集研究为主攻方向，旁及儒释道。瑏瑠阿列克谢耶夫翻译了《聊斋志异》中的几乎所有作品，并发表了《聊斋志异中的儒生悲剧与官吏观念》瑏瑡等论文。他还翻译了朱熹所注《论语》的前三章。① 在1937—1938 年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中，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从喀山到远东，一大批汉学家同其他东方学家一起蒙受迫害，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处决。如精通多种语言的青年东方学家Ю·休茨基(Ю． Щуцкий)，翻译了《易经》《抱朴子》，在他答辩博士论文《中国经典〈易经〉·语文学研究及翻译》② 两个月后，于1937 年8 月以“间谍罪”被捕，次年2 月被枪决。750 名东方学家遭到迫害，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被枪决或死于关押中。③ 苏联汉学界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劫后余生，什图金(А． Штукин)在中风之后依然完成了《诗经》的全译本，斯卡奇科夫(П.Скачков)忍辱负重完成了《俄国汉学史》和《汉学书目》。

到了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由于中苏交恶，两国的国家关系跌入冰点，部分苏联汉学家陷于对中国的政治批判的狂热之中，如1977 年远东所就出版了400 多页的集体著作《毛主义的思想政治实质》。④ 早在1967 年莫斯科就出版了年轻学者的博士论文《是毛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⑤ 直至1981 年还有汉学家们在发表论文集《中国的政治霸权主义政策———对亚非拉人民的威胁》。⑥尽管如此，那些真正的汉学家并未放弃对中国精神文化的探究。即使在中苏关系恶劣的时期，依然可以看到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1972 年莫斯科出版由杨兴顺(Ян Хиншун)主编、布罗夫(Г.Буров)和季塔连科等任编委的《古代中国哲学》第一卷，包括《诗经》《尚书》《道德经》《论语》《墨子》《孙子》、杨朱学派、《孟子》《庄子》和《国语》的译文、提要和注释。⑦ 1982 年莫斯科出版了三本苏联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的集体论文集，涉及到儒、释、道等方面，如《儒学在中国》、⑧ 《佛教、国家和社会在中世纪中亚和东亚》、⑨《道与道教在中国》。瑏瑠1970 年代季塔连科倡导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和汉语课程，他本人和波麦兰采娃(Л.Померанцева，《淮南子》专家)等授课，激发了学生对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从1985 年起，季塔连科成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1994 年季塔连科主编的《中国哲学·百科辞典》瑏瑡出版。从1995 年开始远东所坚持举办“东亚哲学与现代文明”大型学术研讨会。

值得注意的是，从1970 年开始直到现在，苏联/俄罗斯几乎逐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1970 年至1986 年由当时的苏联科学院远东所所长斯拉德科夫斯基(М.И.Сладковский)任主编，从1987 年开始，由他的继任者季塔连科任主编。《年鉴》逐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和外交等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情况作出及时描述。比如2014 年的《年鉴》就涉及到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和2013 年的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中国梦”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问题。瑏瑢对中国的国情学研究也是写作《大典》的基础条件。

在世纪之交的时期，注重苏联学术传统集体协作的余绪在俄罗斯汉学界尚未彻底式微。在苏联时期形成了由学术权威担纲，集体撰写大型学术书籍的传统。瑏瑣在季塔连科的精心组织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东方学所等汉学机构和高校众多汉学家鼎力参与，《大典》6 卷于2010 年始告完成。

从俄罗斯汉学艰难的发展历程看，《大典》的问世，既是对正在复兴的中国文化的正面回应，又是俄罗斯汉学发展内在逻辑的结果。当中俄国家关系处于正面发展时，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文化往往给予正面评价。但是在中俄国家关系处于低谷时，对待中国文化，俄罗斯汉学界的观点会发生分化，有的会有所肯定，有的会有所贬斥。俄罗斯汉学家在逆境中的坚守，不能不令人肃然钦敬。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极大成就的时候，俄罗斯汉学界通过编撰《大典》，阐明中国今天发展同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内在关联，这是俄罗斯汉学将中国精神文化研究与国情学相结合的传统的继承。

“扶正祛邪”既是中国医学的奥妙所在，也不妨是中国学术界对待国外汉学(中国学)的态度。

今天，俄罗斯汉学界又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正在进行的俄罗斯科学院改革，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机构和学术人才势必产生冲击;其次，俄罗斯汉学界，如同俄罗斯整个学术界一样，正转向更注重现状、对策的研究。《大典》的问世，像是对俄罗斯老一代汉学家划下的一个比较完满的句号。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典》值得我们倍加珍视。三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大典》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

《大典》倡导新欧亚主义，展开文化对话。认识《大典》的学术价值，要从中俄两个民族的历史渊源着眼。上世纪90 年代以来笔者论证了历史上中俄两大民族文化上曾有的隔膜关系: 俄罗斯人自认为是《旧约》中的亚当子孙雅弗的后裔，同时把自己统治者的血脉上溯到罗马王公，因而同处于东方的中国文化异源异流，多有隔膜。① 《大典》为中俄之间的文化沟通创造了契机。《大典》的作者群体提出了新的理论设想，他们通过提倡“新欧亚主义”来消除中俄文化间的隔膜关系。所谓“新欧亚主义”，其核心观念为: 俄罗斯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处于欧洲和亚洲两大板块，因而能够吸收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各自的优长之处，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在《大典》第一卷《哲学卷》的总论中，作者指出: “俄罗斯精神的自我反思激活并具体化了新欧亚主义思想。应该特地指出: 当代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是客观的天文事实，是地理学的、人文的、社会的现实。俄罗斯囊括了欧洲和亚洲空间的部分，并将它们结合在欧亚之中，因而它容纳欧洲和亚洲的文化因素于自己的范围内，形成了最高级的、人本学、宇宙学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合题。”这种“新欧亚主义”消除俄罗斯原来自恃的东正教(基督教)文化的傲慢和居高临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大典》中俄罗斯汉学家将中国文化的元命题“道”同其他民族文化的元命题并置。“道”在《哲学卷》中被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作者还将它同俄罗斯文化中的“言”(Глагол)相比较。他们认为，俄罗斯的“言”同中国的“道”、印度的“奥义”和希腊的“逻各斯”一样，都是文化的原型。② “新欧亚主义”理论是贯穿《大典》的理论红线，使《大典》弥漫着对历史上的和当今的中国文化的尊敬、理解和赞赏。在这种精神浸润下的《大典》，对俄罗斯而言，使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有了正面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好书、大书。对世界学术界而言，将经过俄国学者阐释的中国的经验化为了人类的经验，进而发挥消解西方汉学(中国学)界在解释中国问题上的霸权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贯穿着“新欧亚主义”精神的《大典》既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又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意义。

《大典》探讨中国文化的元命题，为我们认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演进规律以及未来走向提供了独特的参照系。在《大典》中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精神文化进行逻辑性归纳，为我们认识中国精神文化的价值提供了可贵的参照系。在第一卷《哲学卷》的总论中，作者强调了“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基础性的地位。在他们看来: 天朝之国的多层文化之书获得了共同的文化命名，这就是“道”。

中国的智者和哲学家详尽描绘了“道”的文化功能的有机结构。从中国的古籍来看，道的文化是充盈着肉体的、精神的和理想性品质的活的机体。在原型的层面上看，可以发现建筑在宇宙最高法则“道”基础上的精神文化的一系列特征。第一，在道的文化中可以发现其特有的人与宇宙(天)的统一即“天人合一”。其二，在道文化的原型中形成的文明主体言与行的逻辑、行为基础，“言行君子之枢机„„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易经》作者们借此肯定了宇宙的社会人本学地位，也就是说，人的生命要循徜徉于天地之自然之宫的社会规律而流淌。其三，人是道文化的精神实质的基本承担者。人是中枢，所有的天的理想性的和地的尘世性、肉体性的特征都通过人得到融合，并各归其位。因此可以归结说，道的文化在归一中获得表达，即是说发展着的精神文化与人本中心应统一。孔子用这样一句话来强调这一点: “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① 《大典》的作者还论述了道在中国各种哲学思潮中的地位。以儒家为例，儒家复兴道的方法是发挥人个体和群体的能动性，其手段是扩展人之德(德乃是社会形态之道的精神性相似语，即精神原型“五常”的概括性表达)，其精神领袖是君子，其终极目标是经过“小康”过渡到“大同”。“道”这个概念，在《大典》作者们看来，在中国哲学中，甚至中国精神文化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大典》还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角度，阐释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范畴。②《大典》为中国学界的研究提供启发和参照。中国学术界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有时只顾自我沉思，或只同国内同行争鸣对话，而不顾国际同行的相关研究，更遑论与之对话、争鸣，共同将学术推进到新的层面。《大典》在中国文化的若干领域提出了俄罗斯汉学界的独特视角、独特观点，在不少方面足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的思路，补充我们的研究。比如在《科学·技术·军事思想·卫生·教育卷》，作者论及中国先秦的“象数学”(нумерология)时认为，象数学的深处隐藏着令人震惊的科学材料，《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山海经》都援引了土地规划者禹的说法: 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大典》的作者将这些数字按照周代的里数换算，然后作了比较: 地球东西直径为12756.28 公里，上述古籍中为13379.52 里;地球南北直径为12713.52公里，上述古籍中为12423.84 里。《大典》的作者指出: “这些数字，与地球穿过地心的东西直径、南北直径的公里数惊人地近似。”③ 这是值得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者关注的断语。再如，在《哲学卷》和《神话·宗教卷》，俄罗斯的汉学家探讨了道佛互融问题，儒释道三教和平相处的问题。我国的宗教问题研究者，不应对这些研究置之不顾。

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大典》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大典》正面阐释中国式发展道路。在《历史思想·政治与法律文化卷》的序言中，作者指出:“与区域的其他儒教国家———日本、南韩、新加坡，以及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重新阐释早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中国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④《大典》的作者表达了寻找中国经验对世界的普遍性意义的意图，《大典》第一卷(《哲学卷》)的全书总序写道: “《大典》是俄罗斯和西方汉学界的第一本著作，它以如此大的规模来展示从古至今的中国文明的特点、多样性和丰富性。与中国的现代化经验的积累、与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兴趣的不同寻常的增长相伴随，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学术和教育需求，编写这样一本百科全书正是为了回应这种需求。这套百科全书的写作者、编纂者认为，中国精神不但对与中国相邻的国家的文化形成产生了影响，而且还有这样的事实，中国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中飞速变化的中国正在成为确定人类和世界文明未来的大国之一。”⑤《大典》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实践中的转换作了论述。前面已经叙及，西方汉学(中国学)界曾经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当代中国已经成了博物馆的陈列物。

《大典》的作者群体则阐发了与之相反的观点。在《历史思想·政治与法律文化卷》中有篇研究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中的儒家和法家》，文中分析了儒家和法家在新中国政治中的命运。谈及1987 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上描绘小康生活目标时，该文作者指出，邓小平宣布达到“小康”水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社会乌托邦的合题。该文还指出，2002 年江泽民在宣传部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以德治国”，然后分析了当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认为它与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儒家的“五常”规范，及后来朱元璋、康熙的道德训诫有相似之处。作者还分析了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认为讲话中“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说法，借助孟子的“仁政”理论，活用了儒家的术语。该文还分析了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认为报告中“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提法，体现了儒家的乌托邦思想——— “大同”，该文作者指出: “事实上，胡锦涛和中共的现今领导层继承了邓小平的传统，创造性地将儒家观念融汇进中共的意识形态，逐渐由小康向大同迈进。”① 在该卷的总序中也分析了中共十二大报告对“大同”和“小康”的新阐释。

足见，不论是从世界汉学(中国学)着眼，还是从俄罗斯汉学着眼，《大典》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由于它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的深入研究，它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面了解俄罗斯汉学家的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远东所安·卢基扬诺夫教授、莫斯科汉学图书馆奥·波波娃副馆长在本文写作中提供了资料，在此谨致谢忱。

第二篇：中国劳模精神的文化价值

中国劳模精神的文化价值

纵观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图景，我们不应忘记始终工作在中国社会建设前沿的劳动者群像，站在他们前方的模范人物以忘我的激情为中国各领域的持续发展奉献了生命的光和热，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以及从中呈现的精神境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文化价值。归纳中国劳模的精神品格，深刻展示这种自强不息、爱国敬业、开拓创新的文化意识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确认其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十分必要。乔东教授的著作《企业职工文化理论与实践》体现了在该领域的可贵探索，该书力图以劳模精神为核心建构新时期企业职工文化，深入思索中国企业职工的文化主体性和先进性，进而彰显了中国劳模精神的文化价值。

《企业职工文化理论与实践》回应了时代的需要，作者对以往有限的研究进行较为充分的梳理和评价，阐述了企业职工文化的历史背景、建设现状、内涵、特质、精髓及其与企业文化、职工素质、工会建设的关系。

首先，加强企业职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应当进一步归纳和弘扬劳模精神。中国工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中国劳模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国优秀的企业职工，为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劳模塑造的铁人精神、盂泰精神等主人翁精神确立了中国社会建设的道德楷模和精神路标，这些劳动者的偶像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淡泊名利的拼搏精神、紧密合作的团队意识，实则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务实进取的精神动力，这种劳动精神具有长远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哲学意蕴，是当代企业职工实现文化自我塑造并丰富当代中国文化总体格局的重要精神资源。

其次，塑造和发展企业职工文化，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职工是企业发展的基石，职工的劳动决定着企业的命运，职工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表征。企业职工文化的价值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人创造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是中国丰十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创造条件奉献社会，也在劳动的巅峰感到了自我实现的幸福，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深入发展职工文化的精神、行为和机制，关键在于进一步弘扬中国劳模精神，将其内化于工人的内心世界，以之凝铸工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而转化为工人创造价值的劳动实践，并成为企业管理者的自觉意识。

再次，建构内涵丰富、形式灵活的职工文化，应充分了解当代工人精神文化状况。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工人的文化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很多崇尚知识、尊重科学的高级技工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各种高精端的技术创新和转化归根结底是通过工人的劳动实现的。企业管理者应当将丰富职工文化当作企业谋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一个没有职工文化的企业是很难有前景可言的，职工文化水平是衡量企业文化发展状态的重要尺度。

最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激发当代职工的文化活力与创造激情。以中国劳模精神为核心，进一步丰富职工文化的内涵，使当代职工具有凝结中国精神的文化自觉，在创新和合作中增强文化修养，必然会创造出一种有价值的独特文化形态，进而提升生产生活的激情，促进整个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中国奇迹，讲好中国故事，都不能缺少当代中国职工的劳动创造和文化实践。

该书将理念提升与经验归纳融为一体，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促进人们深入了解企业职工文化及其体现的职工的价值观和愿景，对今后工会系统、学界与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和参与中国企业职工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这应当是该书最值得赞赏的文化价值所在。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二、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

三、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

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本文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基本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观念或文化传统，它必须具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感染熏陶了大多数人民，为他们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二是具有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必须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才可以称为文化的基本精神。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审视，所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做出明确表述的是《易经》。《易传》对此作了经典性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生之谓易”、“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这里的意思是说,人格气质与生命精神应当效法健动有力、运行不止的天体,人必须发挥自我能动性,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曰，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认为无论在乱世还是在太平盛世，都需要自强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几千年来这种精神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国人的血液中，深深地影响着、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不断地奋发图强。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了抵御外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坚强不息、奋发向上、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还是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需要发扬的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体现，那就是积极否定、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礼记?大学》中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也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国历史上每当“积弊日久”时总会有或改革、或革命的运动，为清除积弊而变规变法。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康梁维新，都是这种革新精神的体现。�

二、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标。传统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了一种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的特征。但是，和谐不是消灭矛盾差别，而是在承认有矛盾有差别基础上的和谐，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传统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思想，表现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譬如，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当然，这种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毕竟是传统的和谐思想，它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强调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和谐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例如音乐，五音的高低疾缓臻于完美，就称为和；又如饮食，五味的多寡浓淡搭配得宜，也称为和；又如身体，阴阳之气平衡饱满，也称为和；又如德行，处事不刚不柔曰和，为古代五德之一。可见此种和的境界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至善的状态；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完美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一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和而不同，“和”异于“同”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种事物的个别属性。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程思远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的特点界定为“中华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和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持中贵和思想植根于农业经济，表现出一种“静态”特征：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每个人内心的和谐等。它与西方文化中重视分裂对抗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文化反映了商业文明，只有唯利是图、竞争、对抗，才能发家致富，才能取得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

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

三、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

追求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价值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早期发展中，就出现了“义利之辨”的讨论。“义”代表了仁义道德，“利”代表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物质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者与后者是公利与私利、他利与自利的关系。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义”，即自己取利的行为是否是道义的。人们通常认为儒家的义利观，仅仅注重人的精神道德提升而忽视或压制人的物质利益，因此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这是没有了解到儒家的精义，其实儒家思想中并没有否定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积极提倡对于财富的追求。它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解决在现实中义利关系问题相互矛盾的方案。首先，在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要顾全大局。其次，对物质利益的获取要在社会道义和规范的约束下有秩序地进行。最后，要把从社会来的财富，再反馈到社会中去。这些对于今天抵制利己主义思潮，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全民道德水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求利欲望，同时“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也大量地在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以义为重”的义利观对由利益欲、享受欲急剧造成的道德滑坡、人格丢失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无疑是一剂良方。如今，在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树立见利思义、义利并重的观念，按照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要求，通过公平竞争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正确处理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反对一切不顾道义的自私自利行为。以义为重的义利观不仅促进经济行为的扩张，而且也有利于高尚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当然，在义利统一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正统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重义轻利甚至尚义反利的思想也一直是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一方面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延续，缔造了中国人以道德为上，重气节、重人格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有压抑人的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这一“反利”传统，无疑又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批判和否定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又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上的。因此，它特别强调家长的权威，强调子女对父母、妻对于夫，家庭成员对于家长的绝对服从关系。把这种家长制扩大到社会生活中就是君主专制，君主具有绝对权威。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主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以家庭和社会为单位，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个性,也当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有两层指意:一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体现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格肯认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轻神重人的根本态度;二是在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社会观和朴素民主观。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自古以来就重视以民为本。早在殷商时期，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成为早期民本论的代表。从此以后，重民思想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可以说，从先秦一直到汉代的陆贾、贾谊、王符、仲长统，到隋唐的王通、韩愈、柳宗元，到宋元的李觏、张载、范仲淹，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对民本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其中，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峰，它已经超越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局限，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等新层面。�

中国传统人本主义坚持“民为贵”的民本主义精神观念。《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儒家学说更是集中突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孟子则提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成为历代开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得乎丘民而为天下”日（《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的著名比喻，传之久远，是历代为政者必修的一课，“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民本思想对制约暴君苛政、改良人民的政治处境毕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与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也要引起必要的注意,中国的民本思想并无对公民权利的法理内容规定,更没有人民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的意思,个人只是在宗法专制条件下的“子民”,君主始终是民众的监护和放牧者。�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体大思深,其内涵的基本精神,滋养了数千年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塑造了无数伟岸的人格,凝聚了民族人心,巩固了国家统一,维护了社会秩序,敦厚人际关系,书写了泱泱中华“郁郁乎文哉”的大国气象,在文化全球化和呼吁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持续发展服务的今天,越来越有着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和继承弘扬的。

第四篇：中国俄罗斯文化年

诚征作为《俄罗斯经典电影歌曲交响音乐会》芭蕾舞《天鹅湖》（完整版）冠名企业

自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互办文化年以来，精彩纷呈的中国和俄罗斯文化节目在两地巡回上演，不仅加强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也让两国观众欣赏到了彼此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作为文化年艺术表演团的俄罗斯埃——嘉勃叶夫歌舞团和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实力雄厚、规模庞大、历史悠久，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深得中国人民的喜爱。

为了加深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办好中国俄罗斯文化年和文化艺术交流，让中国内地更多的观众欣赏到来自俄罗斯的文化艺术，经文化部批准，由埃——嘉勃叶夫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和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在国内巡回演出，并于2009年元月2日—5日在安徽合肥、蚌埠等地举行演出《俄罗斯经典电影歌曲交响音乐会》、经典芭蕾舞《天鹅湖完整版》，为安徽观众打造一场视听盛宴，文化大餐。

《俄罗斯经典电影歌曲交响音乐会》：

一百多名中外艺术家们组成的强大阵容，激昂的乐曲伴随着雄壮有力的歌声，鼓舞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激励着他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的一年里勇往直前。

这就是，“俄罗斯埃—嘉勃叶夫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团”在新年到来之际为广大观众奉献的一场别开生

面的俄罗斯经典电影交响音乐会。

经典芭蕾舞《天鹅湖》(完整版)：

2008年12月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连续4年赴中国巡回演出近百

场的成功经验，为表达对中国广大观众5年来的不断支持和爱戴，此

次汇集该团有史以来最耀眼的明星，派出最强大的阵容，以36只白

天鹅群舞的豪华场面为中国观众呈现一场最古老、最经典的芭蕾舞.一、演出时间、地点：

1、2009年元月2日演出地点：（未定）

2、2009年元月3日演出地点：合肥（安徽大剧院）

3、2009年元月4日演出地点：（未定）

4、2009年元月5日演出地点：蚌埠（企业包场）

二、独家冠名：

1、《俄罗斯经典电影歌曲交响音乐会》人民币：25万元整

2、经典芭蕾舞《天鹅湖》(完整版)人民币：20万元整

一、合作企业获得本次演出活动的独家冠名权，即本次演出活动

定名为：“”之夜。

二、媒体宣传、报道回报。

根据企业出资数额和要求给予相应宣传报道。

三、场地广告

①舞台上方悬挂演出主体横幅1条；

②剧场大厅现场布置巨幅喷绘1面，剧院外彩虹门1座，气

球4个；

③企业工作人民可摆放桌椅。放置、派发企业资料、宣传品，样品。

四、宣传画、节目单：留一个版、刊登介绍企业的文字和图片。

五、入场券票面广告。

六、享有部分入场券（双方协商）。

七、演出之前致词，演出结束，企业领导和全体演员合影留念

并受邀参加答谢宴会。

备注一：2009年元月3日演出内容：经典的芭蕾舞《天鹅湖》（完

整版）演出地点：合肥（安徽大剧院）。已公开对外售票，咨询电话：0551－2607230

备注二：2009年元月5日演出内容：《俄罗斯经典电影歌曲交响音

乐会》演出地点：蚌埠（企业包场）不接受任何形式赞助。

联系人：王小玲郑梅生

咨询电话：0551-2607230***

安徽中艺影视公司、安徽省策划协会影视中心

2008年11月26日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

本次课程由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善蒙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儒家的精神价值，道家的精神价值，佛家的精神价值四个方面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讲解。

人是文化的产物，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性的存在。那么我们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换句话说，传统文化又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

文化精神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与行为特征的总和,从文化精神入手研究文化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首先要研究制约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外缘与内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包括以人为本、崇德重义、持中贵和、实践理性四个方面，创造性地开挖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资源对当今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稳定、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精神文明与生态文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中国的学问跟西方的学问不一样：西方是纯粹的学问，主要关心的是真理问题，所以在西方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而中国的传统，最注重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强调的是个人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来实现人格的完善，而人生的最大的幸福即在于将道德理想在现实当中实现出来。因此，中国人在提出某种思想的时候，不重视逻辑有多严密，而是在意一种理论通过行为实现后，能体现出多少价值来。所以，对于个人来说，中国传统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的道德原则和修养方法，这些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精神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