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第一篇：楼宇烈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王鹏历史工作室

楼宇烈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2010年04月22日

精彩观点：

之一 国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西方的文化看成进步的，把自己传统的文化看成是落后的，把中西文化放在时代差异的基点上来进行比较。一个是近代的、工业的文明，一个是农业的文明。

之二 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要求文化的全球化，相反，文化应该保持它的多元性，尽量保护各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创造的文化。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出现了文化的寻根意识，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意义。

之三 我们要发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在天地万物当中，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人不要沦为外在世界的奴隶。

之四 科学强调的精确，是一种线形思维，具有普遍适用性。人文注重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很多是随机性的而不是那么确定，思维是曲线性，逻辑是相对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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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 我们的传统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超过西方。但我们人文的思维方式，在世界上是最丰富的。我们要树立起文化主体意识，要对传统文化有认同、尊重、信心，然后再来继承、发展。

主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时间：2008年12月17日（周三）晚7：00－9：00 地点：北京大学二教102教室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国学社 主讲人：楼宇烈

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知识有不同的体系，至少可以分为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文知识体系，这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别所在科学强调精确，是一种线形思维，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文，注重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经验的实效，很多是随机性的而不是那么确定，思维是曲线性，逻辑是相对模糊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对人都非常需要。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强调天人合一，以史为鉴，以天为则。我们应该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对传统文化认同、尊重、自信，再来继承发展。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寻根 楼宇烈：大家好！

现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大家都很关注，探讨这样的题目也是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国家经过一百多年跟西方列强抗争的过程，在政治经济上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落实到文化上的问题，开始反思怎么样继续走下去。这一百多年我们都处于救亡图存的环境下，抛弃了传统，主张向西方学习。现在是继续沿着西化的道路走，还是返回自己的文化传统上来？这不只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是普遍的现象，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当时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是有历史时代的合理性的，但同时也造成了传统的断裂。对于我们的传统越来越多人会感到陌生了，甚至读不懂它了。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西方的文化看成进步的，把自己传统的文化看成是落后的文化，把中西文化放在时代差异的基点上来进行比较。一个是近代的、工业的文明，一个是农业的文明。两个不同文明时代的文化，大家都比较注重文化时代性的差异。走向现代，抛弃自己的传统，向工业文明学习，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其实文化一旦形成以后，无论是在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都具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性质，并不是说农业时代时期产生的文明只适用于农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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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时代性的差异之外，文化还有类型上的差异，不是谁代替谁，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经济全球化，那文化是不是也要全球化？特别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文化越来越趋同化，尤其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不是以年月日算，而是分分秒秒地算。信息的快速传播，也使得文化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快。对文化问题的讨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化是人类在生存的过程中间创造的，文化应该是多姿多彩的，不应该是单一的。所以很多有识之士提出来了，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要求文化的全球化，相反，文化应该保持它的多元性，尽量保护各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创造的文化。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出现了文化的寻根意识。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意义。现在联合国组织探讨怎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而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二战后就开始了。由于强势文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在迅速地消失，也就是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关于缔结这个公约，酝酿了十多年，一直到2001年，才第一次确定公布第一批保护名录，中国有一项被列入，就是昆曲。2003年公布第二批名单，中国的古琴被列入其中。2005年中国有一项半，一项是新疆的木卡姆，还有半项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共同申请的蒙古长调。

文化有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来代替。我们并不是盲目地去搞复古，而是要反思自己历史文化的特性，这种特性对于世界文化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一种趋同的思维模式，好像什么都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其实这种做法并不可取。知识体系可以有多种，不是单一的。现代化最突出的就是科技化，什么都要放到科学的标准里加以检验衡量。中国近代对传统的批判也是在科学的概念下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举起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所以一切都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凡是不符合科学的、民主的就要淘汰。问题是，人类知识体系中除了科学知识体系外，就没有其它的了吗？我们的传统究竟以什么为特色？我认为不同的文化因为类型的不同，有各自的特色，没有优劣可讲，不能做价值判断，这个好那个坏。

中国文化重视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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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像西方那样以科学知识体系为主，而是以人文知识体系为主的文化。近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家，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他曾经对中西方哲学作过一个比较，他说：西方哲学是从物质发生的，比如古代希腊、印度的哲学，认为地火水风为万物的根源，注重物质，很精细，讲究精确。中国哲学是从人事发生的，老子孔子都很注重人事，而人事是变幻不定的，所以中国哲学有应变的长处，短处就是不怎么确切。章太炎的叙述是比较简略的，也很平常，但他确实指出了中西哲学差别的根源所在。西方哲学从静态物质发生，他们的思维方式就以注重静态分析为主，注重的是部分和细节，习惯分别计较，物是物，心是心，分析物可以与心无关。注重理论的框架，逻辑的推论，体系的结构，追求语言的精确清晰，求其言中之意。中国哲学则从动态的人事发生，所以观察方法也是注重动态方式为主，注意整体和全局，习惯关联的思考，心物不能分开，分析物的时候不能离开心。注重实践的经验，具体的运作，应变适用，追求语言的文采简明，求其言外之意。这些都是因为文化根源的不同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而这些特点应该是并存，相互补充的，并不是一个替代一个。这就形成了两个大的知识体系。从西方发展出来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不仅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中国文化则形成庞大的人文知识体系，它就是缺乏具体的技能工具，只是讲一个整体笼统的。这两种知识体系今天我们都需要。我们生活中间不仅面对物质，还面对着人事，而人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变幻不定的，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思维方式。上世纪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反思，这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发生，跟西方的文化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很多思想家都感觉到了，在西方近代发展以来，片面注重对物的追求。所以许多思想家开始提倡一种人文的精神，不约而同地讲，要发扬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资源要到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我们要发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在天地万物当中，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人不要沦为外在世界的奴隶。我们面对上面的天，下面的地，中国人讲“天生地养”，人在天和地中间，人应该保持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西方文化其实也在讨论天地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的概念是非常复杂的，有多重含义。天是万物生命的根源，“天地者，生之本也”。天的状态是一种气，阴阳之气，“阴阳合气，万物自生”。天生长万物，物有各种分类，禽类、兽类、人类，人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部落。往上推，祖先也是天，天是万物的父母，祖先是每个类的父母。天也有神的含义，就是生养之神。所以要祭天祭祖，拜祭生命的来源。祖先对于个人来讲，不是要绝对听命于天。到西周的时候就形成了基本价值观念，“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皇天不是看你是不是我的子女，就保佑、照顾你，而是要看你是不是有品德。由此可以看到，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上，人跟天的关系是决定于人自己。春秋左传里有一个说法，神聪明正直，但依人而行。所以西周时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人不是盲目地听从于天，相反自身品德的提升是取得神保佑的决定因素。这样人就有了主动性。西方古希腊罗马也有人的主动性力量，到了中世纪以后，就有了至高无上、绝对唯一的上帝，每人都要听命于上帝，这跟中国文化特点迥然不同。先秦时期也产生过这样的斗争。中国的思想家墨子，现在说他是劳动人民的代表，他强调天决定一切。如果墨子的思想占了一个主导地位的话，中国也会走上西方的进程。然而中国是以儒家为代表，强调人主体性的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把自我修养、品德提升放在第一位，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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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意志。和西方相比的话，中国缺少基督教那种对神的绝对敬畏，所以常常讲中国人宗教观念比较淡漠，因为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家里就有不少的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

西方文化曾受中国文化影响

西方由中世纪走向近代，就是要冲破这种基督宗教的独断论，显示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他们首先到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价值的思想资源，所以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又发生了启蒙运动，启发人的理性自觉。在这些过程中，曾受到东方文化尤其中国文化的影响。16世纪的时候，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有一批传教士到东方发展，到中国的有一大批，最有名的是利玛窦、南怀仁，这两位是最后死在北京的，他们的墓现在北京市委党校的院子里。他们到中国以后，发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当时是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讲天理，以世俗的道德来治理国家，和西方以上帝的意志来治理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当时欧洲的社会环境下，这是要被排斥的。从《圣经》里可以看到，有很多批评理性的东西。中世纪对于理性极端排斥，很多科学家被判刑，被火烧死。而中国理学的统治稳定地发展了几千年，这种情况被传到了欧洲。当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他们看到中国的文化，发现用人理性的自我约束同样可以使国家稳定发展，他们就批评欧洲，说在东方有这样一个理性的乐园，反对宗教独断论。西方中世纪可以说是神本主义，所以要用人本主义来破除。二战后的反思，人和地的关系。天生地养，地上有很多物产来养育人，地是物质财富。从天（在西方就是上帝）的独断论被摆脱之后，人们的理性得到充分发展，推动科学的发展，人有强大的力量改造自然，可以向地索取一切，与此同时，人又开始异化为地的奴隶。一战的时候已经有人呼喊，人已经沦为机器的奴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起来以后，工厂都是机器生产，人坐在机器旁边，一天到晚就一个动作。随之蓬勃发展起来一种拜金主义。中国强调人的主动性，见利思义，对利要有一定的约束。在先秦战国末期，荀子曾提到古训有“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的说法。君子要支配物，而小人是被物支配的。在物面前保持高度的警惕，自觉遏制人对物的无限追求，强调人不能纵欲，当然也不主张禁欲，而是讲节欲、导欲、养欲。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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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当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控制自然以后，就拼命向自然攫取，结果人异化为物的奴隶。以人为本，就是要做人自己，不要做神、物的奴隶。把中国以人为本的精神充分发扬起来，对于世界来讲都是有意义的。

科学和人文的动态平衡

现在思想上出现了盲点，好像一切都要唯科学，否定人文。刚才我讲了，知识体系不是单一的，至少可以分为科学和人文两大知识体系。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文。科学强调的精确，是一种线形思维，具有普遍适用性。人文注重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很多是随机性的而不是那么确定，思维是曲线性，逻辑是相对模糊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对人都非常需要。从近代以来，当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对人类是很大的贡献，在很长时间里，研究人文的问题时也借用了科学的这套方法，在一段时间的局部问题里可以深化，但在整体上反而不清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现代科学出现以后，发现原来的科学思维方式也有局限性，科学真理也是相对的，许多的结论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的。于是科学也开始借用人文的思维方式，例如模糊性、非线性、随机性等，都融入到现代科学里，两种思维方式得以互补。很多人对科学的认识也基本上停留在实证科学层面上，而没有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为他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的中译本里写了一个序，序文讲：“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可以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大量借用人文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如果我们把自己人文学科的特点认真发扬起来，是对世界莫大的贡献。

具体例子来讲就是中医。中国最有希望在世界上领先的就是中医。可是中医走了一条自我解构的路，把中医原来具有人文特色的思维方式，统统给“科学”化掉了，结果弄得不中不西。中医的传统可以说几乎是断绝了。到任何一个专业的中医院，比如北京全国性的中医医院里面，所有的诊断全是西化的，都依靠仪器，因为要标准，要指标化。而人文的思维方法是不求刻板指标的。传统中医讲望、闻、问、切，特别切脉是诊断最重要的手段，现在有几个中医会用呢？拿定量定性的标准化去要求中医，就是拿科学知识的体系去否定人文知识体系。中医本身具有的优势就没有了。如果能充分地把中医里人文特色的东西发扬起来，和西医互补的话，中国在这方面肯定是世界第一。中医不是单纯的疾病学，而是综合人文的文化体系，结合了哲学、宗教、艺术、养生、诊病等在一起的知识体系，怎么能简单地放在疾病医学的框架里呢？中医，中国这么多人口，几千年来就依靠它，一句不科学就把它否定，这是对的吗？

人文精神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中还包含着更深层的意义，人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部分，部分不能离开整体，人应该不断向天学习，顺从天地的发展，而不是让天地来顺从人的意愿。西周打败了殷纣王以后，总结夏商为什么会灭亡，君主有道义的上天就保佑，君主荒淫暴虐，谁也不会保佑。大禹治水，为百姓带来福祉，舜顺从民意，把帝位传给他，后来建立了夏朝。夏的最后一位君主桀，是一位十分暴虐的人，商部落的领袖成汤带领百姓推翻了他，建立起了商王朝。商的最后一位君主纣，又是一位荒淫暴虐的人，周部落的文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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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带领百姓起来推翻纣王的统治。纣王是一个十分信天命的人，《史记》里记载，武王的部队已经打到殷纣王的城墙下了，他居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其奈何我。”我不怕，我的命是祖先老天爷给的，周人能把我怎么样？结果武王的部队攻进来，纣王被流放，后来自杀了。西周就总结出来“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每个人来说一样，只有修好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用“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中国人还有一个说法是：“以天为则”，处处要效仿天，道家的思想最突出，“道法自然”。儒家也是，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和天道和合一，人道要以天道为准则。圣人要向天学习，自然无为。不是控制改造自然，而是顺其自然。现在讲和谐，道家思想在全世界都得到关注，去年中国开了一个世界道德经论坛，全世界有好几千人来参加。道家在中国产生，但研究的重心不在中国，在欧洲、美国、日本都有研究中心，而中国却没有研究道家思想的中心。儒家是用道德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诚”。《中庸》里讲得很清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孟子》里也有这句话：“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因为如此，“诚”是做人最基本的品质，也是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民无信不立，社会个人也要讲诚。为什么说“诚”是天道呢？在《周易》里有一个观卦，在其彖辞中说：“观天之神道，则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天下服矣”。过去对这句话的理解往往有偏差，认为神道设教就是抬出一个神来教化百姓。其实这里的“神道”，是指天地阴阳刚柔变化之道。《周易》“系词”中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也说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即阴阳二气的本能。中国神的概念也是很复杂的，变化就是神。人要适应尊重自然，向自然学习。一方面强调人的主动性，一方面又不让人凌驾于神和物上。究竟是让人去适应天地，还是让天地适应人？我们看过去无论是西方科学、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强调人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这是我们的口号。但是再这样改造下去，人自己就要被改造掉了。人应该怎么样去适应，我想是按照规律帮助推动自然的发展。

我很想讲讲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一提到无为，大家就会想到无所作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这是长期以来的误解。汉初的社会提倡黄老之学，就是道家的政治学说，核心理念是无为而治。具体怎么做呢？在《淮南子•修务训》，里面有句话大家要记住：“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个人的意志不能进入到公共的发展规律上去。做事情既要根据自身的规律，还要看条件合适不合适。后两句话不能分开，“资”就是依靠的条件，光循理，如果条件不成熟也做不成，结果好心做坏事。道家的无为思想不是消极的，而是很高的智慧，是很宝贵的文化资源，西方人也很看重这个东西，美国有个贝尔实验室，他们的训条就是“无为而治”。

天人合一的核心是对天的尊重，并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积极地推自然之势，又不要把私志和嗜欲加进入。《道德经》各种语言版本的翻译，是仅次于《圣经》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当今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

世界上抛弃传统文化最多的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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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自己的传统怎么看。现在提倡向西方学习，向先进优秀学习是没有错，但我们有一点没有学，西方对他们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尊重、自信，我们没有学到。大概世界上对自己传统文化抛弃得最多的就是中国了。美国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他对自己的传统也是信心十足，尊重、认同。我们周边的国家也是如此。当然，我们的传统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超过西方。但我们人文的思维方式，在世界上是最丰富的。我们要树立起文化主体意识。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思想界学术界掀起全盘西化的思潮。有人甚至讲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有出路，不光是文化，全盘就包括衣食住行统统都要西化。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潮，维护本土文化。30年代有十位教授联合提出了一个“建立本位文化”的宣言，其中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当今在文化领域里已经看不到中国了。”我以前觉得在30年代讲这个话未免太夸大了，可是今天这句话可能有点适用了。我说的话是中国话，吃的也大部分是中国的东西，但很多人越来越读不懂我们的传统。我不是担心传统的文献文物没有了，有的是，文物也多得是。问题是我们能否读懂它呢？我们的思维方式都已经改变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就依靠教育。然而现在在教育领域里有多少中国文化？上世纪末，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当时我提出两点期盼，一点是到了21世纪在中西文化比例上能不能有变化，至少分量要平等，再理想一点中国文化分量更大一点。第二点是能不能把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比例调整一下，至少同等。21世纪8年过去了，我的期盼看不到什么苗头。我现在还是有这个希望。去年我曾经给科学院的一个集子写了一句话：“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没有科技国家是不会强大起来，但没有人文，这个“人”成不了的话，科技再强也是没用。我是希望不要把本和用、道和器搞颠倒，本末不要倒置。

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现在都是教给大家具体的知识技能，这是末不是本。其实教育的目的很简单，就两条，教育是教人怎么做人，教人怎么做事做学问。教育要传授的是“做人之道”，“为学之方”，所有的知识技能都要服从于这个。如果教育背离这个根本理念，国家再发达，这个社会也不会安宁，人也不会过得幸福。

树立文化主体意识，首先是要对传统文化有认同、尊重、信心，然后再来继承、发展。缺少认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爱国的基础就是对文化、历史的认同，文化是历史的载体，忘掉历史，不认同自己的文化，爱国只是一句空话。中国近代思想家龚自珍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看到小国经常被大国消灭的现象，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你想消灭一个国家，首先灭掉它的历史，人都忘掉历史了，不认同自己的文化了，那这个国家还存在吗？

中国历史上是把文化认同放在第一位的，不像现代西方国家以民族认同为主。中国之所以能多民族和睦相处，就是基于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单纯的民族认同。否则56个民族就要变成56个国家了。有时候我讲到我们的文化有这样那样的优点，有人就提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这么多优点，那为什么我们近代会落到那种地步呀？我说你对自己的文化有没有信心？你是尊重还是抛弃？只需看我们的历史，其实野蛮战胜文明是历史的常事，但文明最后征服野蛮也是历史的规律，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最后都被文化征服了。长远来看，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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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从野蛮走向文明，不会倒退回去。我们各民族几千年努力创造积累起来的文化，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文化有多样性，知识有不同的体系。我们要发挥自己的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有世界意义。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主讲人简介：

楼宇烈，浙江嵊县人，1934年12月生于杭州。1955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北大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有《胡适禅宗史研究评议》、《神会的顿悟说》、《中日近代佛教交流概述》、《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主体修养学说的认识论意义》等论文，以及《王弼集校释》等专著，主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合作)、《东方哲学概论》等多部书籍。

摘自《在北大听讲座》第二十辑，新世界出版社，文池主编

第二篇：楼宇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演讲笔记

北大楼宇烈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演讲笔记

2009年10月09日 星期五 17:43

喜悦禅 网友整理

现在关于传统文化都很关注，现在我们探讨传统文化是时代给予我们的命题。近代100年是我们跟西方抗争的过程，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落实到文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反思怎样走下去，我们国家现在在政治和经济的地位上，在世界上为人瞩目，我们已经走到了现代社会的道路。现在抉择怎样走：是继续沿着原来救亡图存这样抛弃传统、西化的道路走呢，还是思考回到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上。这是个普遍的不发达国家走上发达后都要思考的问题，但是过去100年，我们要救亡，批判传统有时代的合理性，但正因如此造成我们传统的断裂，现在我们对传统越来越陌生。过去我们把西方文化看成是进步的文化，自己的文化看成是落后的，但是应该放在时代的差异性上思考，西方文化是工业文明，中国文化是农业文明，因此我们要抛弃传统向工业文明学习，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是文化形成后，自然就有超越时代的特点，具有超时代性，农业文明不仅仅适用于农业文明社会，它有超时代性。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类型的差异，不存在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上个世纪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产生文化是否全球化的问题，特别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很强，文化在趋同，尤其是网络时代，过去文化的传播是以年计算、月计算、日计算，而现在是纷纷秒秒算传播的时代，文化的传播快速，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力和冲击也越来越快，经济全球化同时是否文化也要全球化，趋同化？

事实上，文化是人类在生活的过程中创造的，由于各个地区的不同，他们创造的历史和文化是多元的，多姿多彩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否则世界没有色彩。因此经济全球化不要求文化趋同，而应该保持多元性，应该保护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创造的文化，因此产生寻根意识，文化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意义，因此联合国展开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进行研究和探讨，二战后许多文化大幅度消失，随着人的消亡，非物质文化自然消失，因此酝酿十多年2001年第一批确定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名录，中国的昆曲被列入，2003年古琴被列入，2005年有一项半，新疆的*和蒙古同时申请的我国蒙古族的长调。文化的多样性不能代替。

今天我们很多思维的方式有偏差，我们并不盲目搞复古，而是要反思我们自己文化历史中间的特性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有趋同的思维模式，很多东西都要求共同的标准。我们现在的现代化最突出的是科学化，什么东西都要放到科学下审判，中国近代许多对传统的批判就是在科学标准下进行，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凡是不符合民主、的科学的，就是要淘汰。但是问题是是否除了科学外没有其他的知识体系，因此涉及到我们的传统以什么为特色，不同的只是体系、领域、方式，不能说谁好谁坏，不能用一种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跟本的精神特征在哪里？

我们不否认中国文化不是以科学体系为主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以人文体系为主的文化，近代著名思想家、学者，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章太炎先生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做过比较：外国哲学是从物质发生的，地水火风、注重物质、精细；中国哲学重在人事，物质相对疏远，人事变换不定，有应变的长处，但缺少精确。他确实指出中西哲学的不同，西方哲学注重静态、物质发生，观察方法静态分析，注

重部分和细节；中国文化是动态的，注重全体，模糊的。西方人心是心，物是物，分得清楚，西方注重理论框架，逻辑蜕变，追求语言精确，求言中之义，而中国讲究心物影响，„„求言外之意，这两种文化应该并存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两个大的知识体系，西方有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中国形成庞大的人文知识体系，缺乏具体的技能和工具，整体和笼统的。所以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都有今天存在的必要，我们生活中不只是面对物质，也面对人事，非常复杂，变动不居，两种文化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

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和东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为什么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思想家感觉到与近代西方片面追求物质有关系，因此许多思想家提出提倡人文精神、人本主义，资源到东方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很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知识体系，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发扬传统，是要发扬我们文化中的特色、强势和长处。我们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人在天地万物之间，注重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不让人沦为外在世界的奴隶。人类处在世界中，面对上面的天，下面的地，天生地养，应保持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西方文化同样讨论天地人，但是不同。

中国文化天有多重含义，天是万物生命的根源，“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什么状态呢？天地是一种阴阳之气，“阴阳合气，物偶孳生”，天是自然状态，万物分类，人分种族部落，每一类的生命，来源于祖先，“先祖者，类之本。”天地神的含义与西方不同，祭天、祭祖、祭祀生命的来源，天与个人什么关系？不是绝对听命于天，西周时形成基本价值观念，“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主动性掌握在自己的身上，中国文化中人和天的关系决定于自己，神是聪明正直，但是依人而行，人不是盲目听从天，人只有自身道德提升，才能取得神的保佑。西方基督宗教有绝对唯一上帝统治，是听命于上帝，与中国文化迥然不同，先秦中国也有这样的斗争，墨子是宗教家，天志，天的意志占主要地位，但是中国儒家为代表强调人的主动性、能动性的思想占了主流，把人的自我提升、自我修养放第一位，中国文化缺少基督宗教文化对神的绝对敬畏，中国人宗教观念比较淡漠，这是与西方的比较而言，没有至高无上，看重人的主动性，缺少虔诚神圣的宗教观念。西方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突破上帝独断论，显示人的主动性，首先到自己传统文化寻找资源，形成文艺复兴，以后启蒙运动，启发人的理性自觉，曾经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16世纪宗教改革，一批旧的传教士来中国发展，俐玛窦氏代表，如今他的墓还在北京市委党校里，宋明理学讲天理，用世俗的道德治国，他们看到这个情况。西方当时排斥，圣经批判这种道德理性治国，而中国用这种理性道德的统治，中国社会稳定发展几千年，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看到理性可以使得社会能健康发展，用这个来启蒙激励西方的人，高扬人的理性，反对神的独断论，这就是人本，西方当时是神本。

反思，天生地养，地是物质财富，在西方天是上帝，我们从上帝摆脱出来，人的理性发展，用强大的力量来改造地，索取一切，但同时人异化成为物的奴隶，机器的奴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后，人坐在机器边机械重复劳动，成为机器的奴隶，后来蓬勃发展拜物教。

中国人不要成为天的奴隶，但也不能过分发展人的物欲，以免影响道德品质的提升，见利思义，对自己的利有约束，不能任意发展，中国很早就注意到人不要沦为物的奴隶。荀子讲“君子役物，小仁役于物。”非常小心物对于人的支配，不能纵欲，也不能禁欲，自觉遏制人对物的追求，人在物的面前保持自我，西方文

明有力量控制自然界后，拼命攫取，自我异化成为物的奴隶。而中国的人本，人要做人自己，既不要做神的奴隶，也不要做物的奴隶。这个特点对于西方文化是个很好的补充，要把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发展起来。

不要盲目把自己变成以神为本，或者以物为本，现在这是我们思想观念的盲点，人文也要科学化，唯科学，知识体系不应该单一，应该分成科学和人文。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人文，科学强调精确、部分、线形、反复实践，具有普遍适用性质。人文注重整体关联、动态平衡，思维不是直线而是曲线，不是逻辑清楚严密，相对模糊，有这样特点，两种思维方式对人类都非常需要。西方局部清晰精确的思维方法对人类很大贡献，研究许多人文问题借用科学知识体系方法来研究，借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在局部问题可以深化搞清楚，但在整体上反而不清楚。人文借用科学，取得成绩也产生很多混乱。而科学发展到近代后也借鉴了人文的思维方法，现代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年产生后，科学也不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许多结论，一些范围不实用，模糊性、整体性等人文概念应用到科学研究中，这两种思维方式可以互补，我们对于科学主要停留在实证科学这里，我们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讲话，提到中国文明是源泉，现代科学发展大量借用人文知识体系的方法论，人文思维方式，如果我们能把人文知识体系的特点发扬起来，对于世界是巨大贡献。

中国最有希望在世界领先的是中医，但是我们中医走自我解构的路子，把人文的思维方式科学化了，成了二流西医，这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医传统几乎断绝，专业的中医医院，所有的诊断都是西化，仪器诊断，要标准，要指标，人文的不是求这个，传统的望闻问切都没有了，几个会用切脉呢？科学的知识体系定量、定化要求中医，否定人文知识体系，中国本身的优势没有了，我们要把人文发扬出来，再去做中医，中医不是单纯的疾病医学，是综合的人文文化体系，结合哲学、艺术、养生、心理等综合的知识体系。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发扬人文精神，就是阉割中国文化。

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和谐，包含更深层内容：人只是天地万物一员，只是一个部分，不能离开天地整体，顺从天地的发展，不能要求天地顺从我的发展，中国人非常强调尊重自然，向自然学习，确立人文精神。总结历史经验，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大禹建夏，而殷纣王亡尚，史记记载他说：“我命在天不由人，周人奈何我？”但最终他被周人抓住流放、自杀。对于个人也一样，品德修养第一，修身、治国平天下，中国以史为鉴，尊重天地万物，像天学习，以史为鉴，以天为则。

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是指道法自然；儒家同样讲天人合一指人道和天道的合一。天道在道家就是自然、无为，道家的天人合一，不是改造、征服自然，而是顺其自然。去年在北京举办“世界道德经论坛”，道家思想在中国产生，但现在研究中心在欧美；儒家讲天人合一，是用道德语言表达的，“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是社会和做人的最基本原则，民无信不立，最根本的道德理念，为什么天讲诚，这是天地自然规律归纳，观卦彖辞：“天之神道，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这是一种诚，天之神道，阴阳变化不测之道，宋明理学家：鬼神者，阴阳二气，变化就是神，天人合一包含人要适应自然，尊重自然，向天地万物学习，强调人的主动性，但也不凌驾于天地之上。我们顺应天地，还是天地顺

应人。过去我们强调人要改造世界，现在人怎样顺应和帮助自然的发展，不是征服自然。

自然无为的思想，不是坐等，这是长期以来的误解。汉初社会提倡黄老之学，核心理念是无为而治，少去干涉，根据它自己的规律推动。《淮南子》无为诠释：“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防止），循理而举事，因资而举事（正面）。” 既要根据规律，也要看环境、时间条件合适不合适去做，这两句话不能分开，循理而举事不行，条件不成熟也不行，好心做坏事就是这样，条件不成熟去做就不行，道理上对大家有利，条件不成熟去做产生的是坏结果。好心要好效果，一定离不开这两条：循理、因资。推自然之势，是相当积极的做法，恰恰需要我们很高的智慧去做，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美国智囊集团、贝尔实验室训条：无为而治，我们这样人文的精神，决不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天人合一的核心是对天的尊重，不是听天由命，要推自然之势，不要把私志和嗜欲加进去，如果我们把它抛到脑后，是对人类知识的损失，全世界《道德经》的翻译，是仅次于《圣经》，是中国翻译最多的经。

人文精神是今天迫切需要的精神，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应该怎样看？

我们现在提倡向西方学习，但是最终要的一条没有学习。西方对他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尊重、自信我们没有学过来。世界上对自己的传统抛弃得最厉害地就是中国，最不珍惜我们的传统，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的人文知识领域、人文思维方式在世界上是最丰富的，我们很需要努力，树立起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上个世纪三30年代，全盘西化的思潮兴起，不光是思想文化西化，衣食住行也全部西化，另外当时也出现维持本土文化、本位文化思潮，十位教授发表：《本位文化宣言》，“当今在文化的领域中已经看不到中国了”，当时是有些夸大，但现在有些适用，虽然我们说中国话、吃中国饭，但是越来越读不懂传统，不担心文物文献没有，问题是我们读不懂，因为我们思维方法全部改变，现在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领域里面能看到多少中国文化？上个世纪末，我发表文章《21世纪文化建构的遐想和希望》，希望第一中西文化比例上能否发生变化，至少要平等，理想上中国文化多一些；第二科技知识和人文的调整，达到平等比例，理想上人文更高一些。但是我的两个希望都落空了，去年我给科学院题词：“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没有科技国家不会强大，人文不立也是没有用。本和道是根本，本末不要倒置，现在教育的目的具体知识和技能。而这正的教育：教人做人，教人做事，也就是为人之道，为学之方，在这个核心理念下，知识和技能才能为人所用，如果背离这个，国家再发达，社会都不会安宁，人也不会幸福。最根本的是改变教育入手，改变教育的根本方针，才能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有所认识。

我们每个人对于传统都要树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首先要认同，然后尊重、有信念，在这个基础上要发展，现在我们缺乏认同，对于自己传统文化没有认同是很危险的。爱国的基础是文化和历史，历史体现在文化上，我们如果忘掉历史，不认同文化，爱国就是一句空话。龚自珍通过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讲：“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不认同历史就忘掉自己国家，中国历史以文化认同放第一位，文化认同是第一位的，中国才可以有这样多民族和谐相处，这就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非常重要。文化主体意识首先要认同，然后有信心，近代说为什么我们落

后挨打？

看我们的历史，野蛮战胜文明是历史规律，但最终文明征服野蛮也是规律，从长远来看，人类总是要从野蛮走向文明，所以我们积累起来几千年人类创造的文化是人类宝贵的财富。中国这么多人口几千年就是靠中医，难道就不科学一个帽子就把中医几千年的历史功劳消除了么？

我们现在是单一性的定势思维，文化有多样性，知识有不同体系，我们努力发扬自己特色、优点，牢牢记住：越是民族的越有世界意义。

提问

1． 中国人文知识体系包括哪些？

核心是文史哲，延伸出来，古代文化没有现代学科分类，文史哲、政经法混而为一，农工医也是笼统地做以解释，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就是把知识打通，如果按照现代学科，只局限于一个分类，就很难理解中国文化。中医它不只是看病，不是定性定量的方法，就说不科学。我用比喻说明中西医差别：西医注意力放在外敌，中医注意力放在内乱；西医是外在病毒、细菌引起疾病；中医讲机体内部如没有不平衡，什么都进不来，固本培元重要，根本培植坚固后什么也进不来。西医现在非常重视心理治疗，中医一大特色也是心理治疗，西医通过行为判断心理，行为心理学，通过行为探究内心。行为的判断确定心理问题，给出具体方法来解决。中医心理治疗给原则，大道理，具体方法靠自己找，中西医心理治疗也不一样。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实践体悟、经验实效，中国人讲究实效的，而我们现在是西医治死人有道理，中医治好人是碰巧。中国人重实效，道理清楚了，人死了没有意义。因此中医有不同流派，补元气型，泄邪火型。每种方法都能治好病，不一定要同样的方法。庄子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求无涯，殆已”“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之内，论而不议”中国文化中不仅有归纳，也有演绎。易经来源：归纳演绎都有，更重要的思维方法是举一反三，并不是抱残守缺，经验还能够举一反三。“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那还叫教育么？我们要举一反三，经验中间也有演绎的，不只是抱着经验。教育需要潜移默化的过程，通过自己的身教、言教教育，学生同时要有主动性，在实践中去体悟。启发式教育：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没有自己强烈欲望，不给启，没有强烈迫切要求，启发才有用。都是互相配合的„„

2． 人活着为了什么？

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心理都有一个标准。决定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中国人现在不提信仰危机信仰真空，价值观念千差万别，为钱活着，理想追求活着，不太明确，活明白，得大自在。我赞成冯先生讲得人生四境界：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境界„„

第三篇：楼宇烈：禅宗与中国文化精神

禅宗与中国文化精神

楼宇烈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为什么能和中国本土文化很好融合，并产生出极有生命力的宗派——禅宗呢？

要弄清这一问题，先必须讲清楚禅宗的精神。而要讲清楚禅宗的精神，又必须交待清楚禅宗和禅的关系。

禅是印度古代宗教中相当普遍的修行方法，不是佛教独有的，佛教只不过继承发展了这一方法。佛教有很多修行法门，常称“八万四千法门”，禅修是最普通、最重要的修行法门之一。禅常称定，要求修者保持头脑的专

一、清净、安宁，通过这种专一可以发生智慧，故又称“静虑”、“思维修”。修禅者在安静的意识状态下，发挥想象，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对各种现象的本质进行观照，后来还发展为对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观想。禅最后要达到一种认识现象本质的智慧，佛教称这种智慧为般若，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无上正等正觉，是平等的、无分别的智慧。这种智慧在不同宗派里，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强调觉，有的强调悟。总之，是通过定来发慧，禅或定只是达到慧的方法、途径、工具，不过也是不可缺少的。佛教之根本可概括为戒、定、慧三学。首先要守戒，在此基础上坐禅、入定，最后达到慧，即正确认识到现象世界是平等的、无差别的，因缘和合所成的，是假象、幻象，没有独立自性。

佛教各宗派都重视禅修，但各派之间对禅修的认识却不同。禅宗强调的，不是一般的禅，是最上乘禅。慧能在《坛经》中把禅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小乘禅是“见闻转诵”，只知道念经，生吞活剥，不能很好地理解经文的意义。中乘禅是“悟法解义”，能领悟佛法，把握佛法的意义，不过也只是对佛教表面意义的一种了解。大乘禅是“依法修行”，能按照正法进行修行，很多大乘禅师都是这样做的。最上乘禅则是“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最上乘禅实质上是一种对佛教根本精神的全面把握，“万法尽通，万法具备”就是说明这一点。再说“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般修行求解脱的人，大多以分别见设想有一个彼岸、菩提、涅盘在那儿，因此就想求得菩提、涅盘，到彼岸去。但是大乘般若经和《维摩诘经》等经认为，一切法的实相都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空即色，非色非空，强调不离烦恼而得菩提，不离生死而得涅盘，要在烦恼里求得菩提，在生死中证得涅盘。“一无所得”是指求菩提没有得到菩提，求涅盘没有得到涅盘，一切无所著。我们可以看出，慧能所标榜的最上乘禅和前三种禅相比，已有很大的改变。慧能的弟子神会进一步发挥了最上乘禅的思想。《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载：(有人)问(神会)曰：大乘、最上乘有何差别？(神会)答曰：言大乘者，如菩萨行檀波罗密，观三事体空，乃至六波罗密，亦复如是，故名大乘。最上乘者，但见本自性空寂，即知三事本来自性空，更不复起观，乃至六度亦然，是名最上乘。这是对慧能最上乘思想的较准确把握。

大乘禅要观，最上乘禅连观也不要。大乘禅要观察分析：某个东西依赖各种条件，条件一旦不存在，它就不存在。最上乘禅则直接去把握：一切本来自性空寂。慧能有一位师兄叫神秀，他修的就是大乘禅，他写的得法偈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认为神秀对禅的根本精神没有真正彻底把握，误把尘埃和清净看成两物，没有达到不二境界，是一种起心看净，不是最上乘禅。他自己的得法偈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敦煌本《坛经》)或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见宗宝本《坛经》，这一偈讲“本来无一物”对空表达得更彻底、明白了。)慧能这里认为，清净和尘埃是两个相对的东西，不是绝对分别的，它们是二而不二的关系。这是最上乘禅的主张。《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载：崇远法师问(神会)：云何为空？若道有空，还同质碍；若说无空，即何所归依？(神会)答曰：只为未见性，是以说空，若观本性，空亦不有，如此见者，是名归依。这个道理，还可用一个比方再加以说明。比如，我们说一件衣服脏，这是相对干净来讲的。如果把脏东西洗掉，此时干净也就无从说起了。神会说：“我心本空寂，不觉妄念起；若觉妄念者，觉妄自俱灭。”(《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这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总之，禅宗把大乘佛教的自性空、本性空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强调对空的本性的自我体悟，因此他们不拘泥于具体的禅的外在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禅作为佛教其他宗派及印度很多宗教的重要修行方法，非常强调形式。禅宗着重强调领会禅的根本精神（诸法皆空，一切现象自性本空）从注重禅的践履形式的追求过渡到对禅的根本精神的把握。永嘉玄觉据此提出：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正是从这种根本精神，禅宗发展出其他的丰富内涵：禅是智慧的象征，禅是心性的把握，禅是生命的安顿，禅是自我的超越。禅宗的禅破除了对外在一切神圣权威的迷信，追求对自我本性的根本认识，是对自我能动性的最大发挥，是对自我面目的真正把握。《景德传灯录》载有一千七百多则禅师悟禅公案，这些公案强调，要参悟自性空的道理，要充分调动自我的能动性，要自性自度，觉悟的历程是谁也代替不了的。这里讲一个故事。有一位禅师名道谦，他的师父让他去远地送一封信，他不想去，哭着对他的朋友宗元说：“我一生参禅，殊无得力处。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应去？ ”宗元劝他说：“途中可替底事，我尽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须自家支当。”道谦问哪五件事，宗元说：“著衣吃饭，屙屎**，驮个死尸路上行”。道谦言下大悟，不觉手舞足蹈。(《五灯会元》卷二十)这个故事就是说明，自性还得自己艰苦切实地自己去度，别人是代替不了的。元代明本禅师说：“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这里再讲一个俱胝断指的故事。有人问俱胝禅师什么是禅，禅师常举一指头回答别人。他有一个小弟子，当别人问他佛法大意时，就模仿他的老师，也出一指示人。俱胝禅师听说此事，于是一日袖中藏好一把刀，召来该弟子，问他说：“闻你会佛法，是否？”弟子说道：“是。”师问：“如何是佛？”弟子竖起指头，师以刀断其指，弟子叫唤跑出。师叫弟子回来，弟子回头。俱胝师问：“如何是佛?”弟子再举手，不见指头，豁然大悟。(《五灯会元》卷四)这个故事看起来有些残酷，不过它说明了一个道理，不能用模仿代替自我觉悟，每个人的道都要自己体会出来。

现在回到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融合这一主题上来。禅宗对禅的理解(如上述)，对佛教的宗教性有很大的超越。大乘佛教的发展有两个路向，一个路向就是把佛神化。原始佛教只承认一位佛，即释迦牟尼，并且佛主要是一位导师形象。后来大乘佛教主张十方有无数的佛，而且诸佛都被神化了。佛教的许多理念也具形化了，如智慧具形为文殊菩萨，大慈具形为观音菩萨，大愿具形为地藏菩萨，大行具形为普贤菩萨等。西方极乐世界也由一种理想发展为一种非常具体的净土，净土经对那里的环境和人都作了非常具体而美妙的描写。大乘佛教还有另一走向，即把原始佛教空的思想充分发展。原始佛教兴起时就反对婆罗门教的有神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通过对四谛、十二因缘道理的认识，以及通过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的修行，达到涅盘寂静的境界。大乘佛教有空有两系(通俗地说)，空系(般若和中观)主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诸法实相是毕竟空，诸法自性本来空寂，领悟及此，就证得实相涅盘。大乘有系主要是瑜伽行派，要求信仰者，通过缘起的道理，领会到，一切唯识所起，都是八识的显现，本质上无我无法，我法皆空。还要领会三性学说：以依他起性为核心，不把虚幻的妄想当成实有的，去除遍计所执性；认识到诸法皆缘起而生，诸法皆空，从而达到圆成实性。空有二系目的皆是一样，都是要证空，只不过方法不同，空系用的实相理论，有系用的是缘起理论。佛教本来有这两种路向，禅宗把空这一路向发展到了极致。因此，禅宗主张直接把握世界的实相，对事物本质要有透彻的了解，从而自我把握，自我解脱，自我主宰。这样，一方面就破除了对权威、对神的崇拜、迷信和依赖，另一方面也破除了对一种形式化的净土的执著。因此，禅宗主张自作主宰，自性自度，又主张心净土净，唯心净土。

禅宗向自我的回归，对宗教是某种程度的超越，走上了人文化的道路，这就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人文精神吻合了。禅宗能在中国获得成功发展，此为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儒还是道，都富有人文精神，既不为神役，也不为物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在西方两度被重视。一次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当时伏尔泰、狄德罗等都推崇儒家的人本道德，并据此来批判神本主义。第二是在本世纪，如海德格尔等发现西方文明在摆脱神本主义以后，又过分地被技术、知性、物所统治，因此他们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摆脱物役的文化资源。不为神役不为物役的禅因此也就格外地受重视。在未来的现代和传统的整合中，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机遇很大。附：部分提问的解答。

问：请介绍一下入定的基本方法。

答：最基本的方法是数息观。其他的方法有很多，可参考智者大师的《童蒙止观》和《摩诃止观》，这两本书介绍的禅定方法很全面。我个人感觉自然放松最好，让脑子完完全全休息。这也是需要磨炼才能做到的，开始往往想放松，想休息也不行，昏昏沉沉的杂念去不了。

问：禅宗和儒家的人文精神有何区别？

答：儒家在伦常中，禅宗跳出伦常外。儒家从肯定现实出发，对现实部分进 行否定，最后还要建构一个肯定的秩序。佛教和禅宗则从否定出发，认为现实虚幻，然后又部分地肯定现实，并以假名施设来救度众生，但最后仍要破除掉对一切事物的执著，达到真正的证悟。可以这么说，儒家和西方的很多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佛教和禅宗的思维方式却相反，这是很有特色的，是人类思维的另一半。对这两种思维方式，我们不要肯定这个就否定那个，而是要强调它们的互补性。

问：老庄哲学的道，和禅宗的自性状态好象是一回事，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答：各种人文学说的最高理想状态都是对现象自我的超越，这是相同的。但各种学说达到超越的方式和道路却不相同。我认为，这条条道路都通真理，通过哲学、宗教、艺术、道德修养等都能超越自我。基督教有一种向外超越的倾向，主张启示真理、原罪、救赎等。禅宗则是向内超越，要求自己认识自己是怎么回事。有些基督教信仰者不太能相信自我超越的可能性，不太能体会“尽心、知性、知天”和自性自度等境界。今天我们学习禅宗的超越自我的态度，就是就做到悲智双运，自觉觉人，自度度人。河北省柏林寺生活禅夏令营把从悲智双运的精神发展出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标帜，这两句话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只有觉悟人生，才能奉献人生。只有奉献人生，才能觉悟人生。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二、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

三、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

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本文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基本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观念或文化传统，它必须具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感染熏陶了大多数人民，为他们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二是具有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必须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才可以称为文化的基本精神。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审视，所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做出明确表述的是《易经》。《易传》对此作了经典性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生之谓易”、“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这里的意思是说,人格气质与生命精神应当效法健动有力、运行不止的天体,人必须发挥自我能动性,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曰，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认为无论在乱世还是在太平盛世，都需要自强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几千年来这种精神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国人的血液中，深深地影响着、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不断地奋发图强。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了抵御外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坚强不息、奋发向上、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还是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需要发扬的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体现，那就是积极否定、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礼记?大学》中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也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国历史上每当“积弊日久”时总会有或改革、或革命的运动，为清除积弊而变规变法。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康梁维新，都是这种革新精神的体现。�

二、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标。传统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了一种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的特征。但是，和谐不是消灭矛盾差别，而是在承认有矛盾有差别基础上的和谐，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传统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思想，表现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譬如，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当然，这种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毕竟是传统的和谐思想，它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强调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和谐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例如音乐，五音的高低疾缓臻于完美，就称为和；又如饮食，五味的多寡浓淡搭配得宜，也称为和；又如身体，阴阳之气平衡饱满，也称为和；又如德行，处事不刚不柔曰和，为古代五德之一。可见此种和的境界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至善的状态；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完美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一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和而不同，“和”异于“同”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种事物的个别属性。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程思远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的特点界定为“中华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和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持中贵和思想植根于农业经济，表现出一种“静态”特征：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每个人内心的和谐等。它与西方文化中重视分裂对抗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文化反映了商业文明，只有唯利是图、竞争、对抗，才能发家致富，才能取得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

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

三、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

追求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价值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早期发展中，就出现了“义利之辨”的讨论。“义”代表了仁义道德，“利”代表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物质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者与后者是公利与私利、他利与自利的关系。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义”，即自己取利的行为是否是道义的。人们通常认为儒家的义利观，仅仅注重人的精神道德提升而忽视或压制人的物质利益，因此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这是没有了解到儒家的精义，其实儒家思想中并没有否定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积极提倡对于财富的追求。它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解决在现实中义利关系问题相互矛盾的方案。首先，在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要顾全大局。其次，对物质利益的获取要在社会道义和规范的约束下有秩序地进行。最后，要把从社会来的财富，再反馈到社会中去。这些对于今天抵制利己主义思潮，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全民道德水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求利欲望，同时“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也大量地在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以义为重”的义利观对由利益欲、享受欲急剧造成的道德滑坡、人格丢失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无疑是一剂良方。如今，在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树立见利思义、义利并重的观念，按照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要求，通过公平竞争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正确处理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反对一切不顾道义的自私自利行为。以义为重的义利观不仅促进经济行为的扩张，而且也有利于高尚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当然，在义利统一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正统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重义轻利甚至尚义反利的思想也一直是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一方面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延续，缔造了中国人以道德为上，重气节、重人格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有压抑人的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这一“反利”传统，无疑又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批判和否定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又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上的。因此，它特别强调家长的权威，强调子女对父母、妻对于夫，家庭成员对于家长的绝对服从关系。把这种家长制扩大到社会生活中就是君主专制，君主具有绝对权威。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主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以家庭和社会为单位，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个性,也当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有两层指意:一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体现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格肯认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轻神重人的根本态度;二是在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社会观和朴素民主观。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自古以来就重视以民为本。早在殷商时期，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成为早期民本论的代表。从此以后，重民思想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可以说，从先秦一直到汉代的陆贾、贾谊、王符、仲长统，到隋唐的王通、韩愈、柳宗元，到宋元的李觏、张载、范仲淹，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对民本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其中，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峰，它已经超越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局限，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等新层面。�

中国传统人本主义坚持“民为贵”的民本主义精神观念。《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儒家学说更是集中突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孟子则提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成为历代开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得乎丘民而为天下”日（《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的著名比喻，传之久远，是历代为政者必修的一课，“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民本思想对制约暴君苛政、改良人民的政治处境毕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与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也要引起必要的注意,中国的民本思想并无对公民权利的法理内容规定,更没有人民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的意思,个人只是在宗法专制条件下的“子民”,君主始终是民众的监护和放牧者。�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体大思深,其内涵的基本精神,滋养了数千年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塑造了无数伟岸的人格,凝聚了民族人心,巩固了国家统一,维护了社会秩序,敦厚人际关系,书写了泱泱中华“郁郁乎文哉”的大国气象,在文化全球化和呼吁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持续发展服务的今天,越来越有着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和继承弘扬的。

第五篇：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

20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及其社会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科学是一种文化，科学活动过程就是创造科学文化的过程。科学已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理性创造，一种逻辑过程，一种“范式”，一个“研究纲领”或一个“信息域”，也不只是一种社会建制。科学拥有自己的文化规范，沉淀出自己特殊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涵括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一方面被科学家内在化而对科学文化系统的高效率的运行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凝聚和激励功能；另一方面，又辐射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渗入到大众的意识深层，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样，传统文化价值观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具有长期累积性和稳定性或惯性。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价值观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弘扬科学精神，又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在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努力繁荣先进文化。弄清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相互影响

科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子文化。一方面，科学文化系统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另一方面，科学文化是从社会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但是，科学文化一旦从社会文化中分离出来，就显示其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在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活动方式和动力机制上。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些独特的精神气质不断超越种族、地域、文化、语言的障碍，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当然，科学文化通过扩散和辐射，并不会像西方的文化趋同论者认为的那样，整个世界的文化将最终变成一种文化。这是因为，首先，各区域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潜在的质的差异性，不可能完全趋同；其次，人类的需求包括文化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可能绝对同一；再次，科学绝不是中性，正如有的学者所称的那样，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反科学主义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科学的某种抵制情绪。但是，不可否认，科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科学精神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巨大影响。因此，从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包容关系和科学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看，科学精神的孕育和确立，必然受到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反过来，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学精神的影响

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学精神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作用。一般来说，与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一致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将促进或强化科学精神的确立。二是制约作用。与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相背离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将阻碍或延缓科学精神的确立。科学精神产生于人类的科学实践活动，而科学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特殊活动类型，不是封闭的，它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例如，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价值观对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在20世纪中叶，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军事

应用与科学家造福人类的价值观和道德良心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在我国，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价值取向，强化了科学研究中的民主和自由探索精神；“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价值取向，强化了科学研究中的求实精神与实证精神。因此，要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仅靠科学文化单方面的外向扩张往往难以奏效。它还有赖于科学精神与积极先进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包括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双向配合，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在社会文化价值中培育对于科学精神的有效接收机制，消除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消极、落后和腐朽因素。既然文化建设中需要形成这样一种双向互动机制，那么，弘扬科学精神就不只是科学家、科学教育工作者、科技管理部门的事，而是社会的责任。

三、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同时又具有革命的能动性。科学精神对人类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是异常强烈的，特别是对科学不够发达的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极为敏感。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破坏断裂作用。科学精神的扩散，将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和腐朽的价值观产生剧烈的冲击，迫使人们的某些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某些方面发生断裂，从而获得新的文化价值。这种破坏断裂在科学不够发达且民族传统文化又十分浓郁的国度内尤为剧烈。当然，传统文化价值的惯性很大，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破坏断裂是很剧烈和痛苦的，有时甚至要经过多次反复，造成社会心理动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冲击力会越来越大，最终会冲破旧的消极、落后和腐朽的文化因素的束缚而奔向蓬勃发展的未来。

第二，诱导重建作用。传统文化价值观某些方面的断裂，是科学精神对它产生冲击的结果，与此相伴而生的是诱导重建，即依靠科学精神的力量，在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中诱导重建某些新的文化价值观。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存在的核心和生活的基本框架，但是，要使这种民族文化充满活力，必须注入新的、积极的文化内涵。科学精神便是最具积极意义和先进性的。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诱导重建，使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潜在性地发生更替，从而重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观念。

第三，平衡融合作用。科学精神冲破地区、国家、民族和语言的局限，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从而使世界诸文化体系的相互交融成为可能。科学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的平衡融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在科学精神的渗透下，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二是在科学精神的作用下，在各种文化价值中出现了一些共同的新质，这种新质便是科学精神在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烙印。这种新质又因其附生的传统文化基础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此，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科学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渗透，狭小的文化区域被冲开了大门，各种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提高，由此形成的新的文化体系是高度分化而又高度整合的，既保留了每个文化体系的特色和品性，又赋予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内涵，这些新的内涵无不铭刻着科学精神的印记。

一，科学并非只西方近代科学一种模式

人类生存发展必然要与自然界打交道，所以有人类社会，就会积累起对自然界的知识。知识的初步积累就相互联系开始形成了体系。（自然）科学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有关自然的知识体系。所以说，科学是人类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从古至今，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结构中，均存在科学这个要素，所不同只是体系有类型不同、水平有高低之分。并非只西方近代科学体系才算是“科学”。

如果只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才是科学。那民族科学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如果只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是绝对真理，是科学终结，那更是错误的了。科学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故存在有多种多样模式，彼此各有优缺点，正确的方法是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所以不能只以近代西方科学特征作为标准，评这评那，认定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甚至给各国民族科学乱扣“伪科学”、“赝科学”、“类科学”、“前科学”等帽子。

二，近代中国科学的衰落,虽有科学传统缺陷方面因素，但更有社会因素，中国古代科学成果灿烂，并成为中国古文明的根基之一。这是考古发掘和史学研究证明了的。可以肯定，即使没有近代西方科学的传入，中国传统科学（包括中医）照样能近代化、现代化的。西方近代科学是在船坚炮利与经济掠夺下才迅速崛起，统治全球。因此，各国民族科学在近代的衰落,并非单纯是科学传统本身问题。所以当代中国人不能因科学主义的贬斥中国科学传统而自我迷失。

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而近代科学又没有诞生在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是个老命题，近百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参加过讨论，发表过见解。大家认为这确与中国科学传统缺陷方面有一定关系，但也有较一致的倾向，即根本原因是明清中国闭关锁国和资本主义没有迅速发展。80年代本人参加过“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讨论会”，并与陈传康老师写有“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一文。文章虽较系统分析了中国海洋文化缺陷方面原因，但最后又强调指出：“地理大发现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动因。如果明初中国资本主义有迅速的发展，从而产生强大持续的经济动因，那么封锁的海洋政策、皇帝的主观意志（行为）、狭隘的地平大地观以及传统地图的缺陷等不利条件都会改变并按经济要求而顺向发展的。那么中国人也会完成地理大发现的。”

三，中国科学传统有强大的生命力，在21世纪将大放光彩。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的讨论，目前的学术热点早已不是李约瑟难题，这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热点。随着中国要实现“四化”，特别是科技现代化。90年代热点已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对当代和21世纪科学有重大的创新作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是与后者为重点，有着大量报告和讨论。一致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近代科技虽仍有大的发展，但由于科学已面临解决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能源短缺、灾害预报、人口膨涨、天体演化、地球起源、生物进化等的重大研究课题，近代科学体系因而面临巨大的困惑和挑战。这就呼唤并推动了自然史、复杂性、非线性研究的发展和整体、综合、系统方法的崛起。当前，科学正经历着由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研究的大变革时代。在分析研究基础上的科学综合研究潮流的崛起已是历史的必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把中国整体论思维和方法叠加到当代科技的综合研究中，可以给当代科技研究带来巨大的创造力。中国传统科学体系（或称“自然国学”）复兴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同。

四，对《周易》科学性的激烈争鸣源于科学主义的影响

在现代，要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中西科学传统，评价《周易》的科学性，不仅只是个人善良愿望，也不仅是知识多寡问题，更要自觉清理科学主义。

近400年，西方近代科学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文明。于是造成一种假象：近代科学是绝对真理，是万能的。于是在今天竟出现一些怪现象。如一些不懂中医的人能大言不惭地宣布，中医能治病不能说就不是伪科学。又如，某些人并不懂中国传统文化，更没有

研究过传统文化与科学复杂关系，但他们认为，骂一下中国传统文化、说一下传统科学是“伪科学”，似乎成了科学精神的表现，有了快感。可见科学主义毒害之深。在当代，在中国科学现代化中如何清理科学主义，顺利发挥民族文化优势，实任重而道远。为此最近在中国中医药论坛上，本人作了题为“中医要振兴，必须批判科学主义”的发言，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周易》与科学关系问题所以在当代学术界成为争论不休的热点，原因就在科学主义作怪。对《周易》的评价不是对一本古书的评价，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科学传统的总评价。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关系的评价是与时代的大变革分不开的。从科学发展史而言，当年的科玄论战是发生在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型时期。而当代科学界掀起的《周易》热也正是在新的科学转型时期：由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研究过渡；由大物理学时代向自然史研究时代转化；由征服自然向人与自然协调转变。

五，《周易》与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可能与中国科学传统的缺陷方面有一定关系。《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故认为《周易》存在有近代科学不利的方面，这样推论也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推论还不能服人，还应该有具体的论证。其实笼统地说《周易》不利于近代科学发展是不对的。比利时理学所所长胡阳曾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第585讲作“近代科学产生与中国文化―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前没有见过先天图吗？”的报告，提供了大量有说服力的史料。这说明，《周易》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也直接作出过贡献的。有学者认为，《周易》只有归纳，没有推演，所以阻碍了科学启蒙。这种说法可能是错误的。《周易》64卦确是归纳法所得。但人们用这些卦象来解释推测万事万物，就是推演法。《周易》等中国传统科学中经常使用的取象比类方法所以在中国古代能推动科学发展，在21世纪也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这正说明取象比类不仅没有大的缺陷，而且是认识世界的强大生命力。归纳与推演（演绎）是一对哲学范畴，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对哲学范畴不能只从局部角度（近代

科学一个阶段一个侧面）来理解，从而认定她在有高度文明民族的灿烂科学传统中的基本缺失，应从广义上去认识。事实上，取象比类讨论对象主要不是事物，而是事物间的关系和状态。这与近代科学中，以单纯认识事物是不同的。这种重要差别，对于用近代科学特征作为衡量一切民族科学是无法分清难于理解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对周易预测中全息等现象的看法

1、人类这个生存空间里万物发展内在规律相似定律。这个不多说了，大家常用的外应类似于这个，不用起卦等预测也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等等，但要抓住实质。

2、全息定律：有反映整个事情发展情况的信息点，也有反映局部的信息点，这个信息是超前存在的，基本上是不可更改的，成败吉凶早已隐含在信息点中，这个信息点好像是种子。比如麦子的种子不可能长出稻子。以上两点要结合起来用，方可正确，不然有时会误将局部信息当成整体信息。

3、关于阴阳：另外，阴阳和吉凶是两对概念，是两组不同的状态。阴阳是客观状态，吉凶是与人的感觉相联系后对于人来说的状态，有时不少人会混淆，以为阳好，阴不好。其实阳中有吉凶，阴中亦有吉凶。另外成败又是预测中很关键的一对矛盾，不多说了。

《易经》是属于一个千古文化之谜，研究《易经》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是学者，倡导善易者不占；另一类是占卜者，利用人类对神妙文化的敬仰为人指点迷津、化解灾祸。两者都对《易经》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易经》的产生过程看，它来源于古代对历法等规律的社会实践的归纳与总结，揭示的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势和最佳处理方式，就像《元素周期表》一样汇集了成功必不可少的各个因素。

以前对《易经》的研究都是对六十四卦单独的讲解，缺乏整体观和系统性。现在已经有了帮

助人更好掌握的学习《易经》的方法，将《易经》有序的进行排列，分成六大过程，并辅助以开山入门卦和收拾入门卦，展示出一个无知涉世少年到成为一统天下君王的成长历程，将所有的卦对应到各个阶段中的发展关键点，让学习者融入主人公的角色中，伴随着个人事业的发展去掌握有关知识。同时结合西方的成功学、管理、金融投资、心理学等，并与《道德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论语》相互参照解说，使学习者能够在知识和实践的海洋中轻松遨游。

现在学习《易经》已经不是太难的事情了。

周易的主导思想是“有孚改命”，就是通过自我的努力与民众建立了共同发展的诚信，从而改变所有人的天命。

祝你在易经的指导下获得自己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