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共五篇）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刚健有为;

（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出版）

中华民族精神充满中华文化之民族性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积淀、光荣传统的升华和时代文明的结晶。是一个民族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这就注定民族精神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民族精神植根于本民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优秀文化的催生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典籍集中了中华民族博大的智慧，内蕴着丰富的民族精神资源。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还有《孟子》、《管子》、《周易》、《尚书》、《颜氏家训》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宝库，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难怪外国人都对中国文化表示出特有的惊慕和敬仰，以致诺贝尔奖获得者曾集体发布一个宣言，认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需要从中国古代孔子那里寻找智慧。的确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蕴含的思想精华，值得中国人自豪和骄傲。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崇高理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浩然正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等等；像儒家典籍中的“仁者爱人＂、“言而有信＂、“见贤思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这些仍然是中华民族精神十分珍贵的资源。素以勤劳、勇敢、智慧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吃苦耐劳、矢志不渝、自强不息、温柔敦厚、择善而从的民族性格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伦理观念。其内容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几千年来中华儿女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二是忧患自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突出表现了中国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历史责任感。三是和平安定。提倡“和为贵”、“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注重营造一种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四是正道直行。提倡“养浩然正气”，弘扬“君子坦荡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和道德情操。这几个方面，都有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性。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特点：

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

千百年来，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却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拔苗助长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

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在民族关系上，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形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小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定个体的独立意识，将个人融化于群体之中。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经商赢利的交换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讲“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都符合小农的“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狭，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稳定，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

2、“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

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

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的。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

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

孔子如此重视孝道，主要是要运用血缘纽带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根据他的“阴卑阳尊”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居主导地位，阴居从属地位。因此，君臣、父子、夫妇都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一来，就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说成是上天的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和永远不可改变的了。

“三纲”是一种“身份取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从总体上说，“三纲五常”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和“礼治”思想的发展。后人因而统称之为“纲常名教”。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总纲。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被概括在两个“五伦”的公式中：

Ⅰ天、地、君、亲、师 Ⅱ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前者是五伦的本位，后者是五伦在人际关系上的推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是政治关系，君臣关系，为什么要桃国三结义，成为拜把兄弟？因为只有建立这样一种亲族兄弟关系，才能找到一种比他们那种政治关系更可靠的纽带。

在封建时代，中国有两个最高的价值准则，一个叫忠，一个叫孝，忠是政治概念，自愿的服从和追随就叫忠。孝又叫肖，即效仿，子女追随服从父母就叫孝。忠孝的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变化。例如，我们常用“听话”这个词，评价一个好下属，一个好孩子。听话是什么意思，当它作为一个政治价值时，无非就是“忠”，当它用来评价小孩子时，无非就是“孝”。

3、“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内圣外王型文化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是君王，伦理权威的最高代表是圣人。君师合一，就是政治与伦理合一。儒家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君师合一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基本架构。

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

孟子讲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都是把重点摆在个人修养上，即摆在“内圣”上。《大学》则强调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全面阐发了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到了宋朝，程朱理学以“内”为本，以“外”为末，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内圣”路线。这样，在价值取向上，就特别重视道德的培养。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尊德性，重气节，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民族利益和社会正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这种伦理型文化哺育下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曾经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他们在与内外黑暗势力的搏斗中，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在国家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表现为凛然正气。如，齐有太史简，晋有董狐笔，秦有张良椎，汉有苏武节，蜀有出师表，宋有岳飞魂，晋有渡江楫，南宋有状元宰相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情操，永远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但是，这种伦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是片面强调道德的培育，而忽视知识的研讨与功利的追求。这种文化观念发展的结果，在知识分子中蔚为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风气。一味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无心于向外探索，终至堵塞了追求知识，发展科学，改造世界的道路。

儒学到汉代定于一尊以后，已具有准宗教的性质，君师合一，实际上起着政教合一的作用。一方面，皇帝被称为天子，代表上帝。另一方面，皇帝又独尊儒术，礼拜孔圣人。君师相依相护，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安定。中国的儒学提倡贤人作风，缺乏智者气度，跳不出“内圣外王”的窠臼，因而妨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阻滞了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的过程，其内向性、封闭性的消极作用，未可低估。这种消极作用，也表现在建筑文化上。如中国传统住房的特点是构建一个四合院，采用封闭式的环形结构，从形制上体现了这个家族的排他性。用高厚的围墙，把住宅与外界屏隔开来。旧式四合院的中心建筑是堂屋，这个最大最好的堂屋，通常不住人，而是作为整个家族权力的象征，中间供奉祖宗牌位，并且是家族会议的议事所。堂屋周围的侧房和厢房，才是住人的房间，辈份较高者住在右侧（古人尚右），辈份较低者住在左侧，四合院把这个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血缘单位、经济单位于外部社会隔离开来。北京的故宫尽管是皇宫，在形制和功能上实际恰也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四合院。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四方城。长城也是一种空间上扩大的四合院，古人建长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御外族，也是为了隔断华夏与外族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家是四合院，城是四方城，国则有长城。杭州的胡雪岩故居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很令人深思的历史问题，至今未被历史学家注意。

以上从“农耕文化、血缘纽带、君师合一”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及其特殊品质，其中，天地是农业经济之本，宗亲是血缘关系之本，“君师合一”是伦理政治之本。

中华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为一体的。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我们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具有坚韧的凝聚作用。它的多元融汇进程对于我们接纳和消化异质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这些优良传统值得我们格外珍惜。但另一方面，以儒学为中心的伦理型文化具有向内追求和自我封闭的倾向，其消极面至今还造成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理障碍，对此又不可不加以批判和改造。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二、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

三、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

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本文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基本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观念或文化传统，它必须具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感染熏陶了大多数人民，为他们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二是具有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必须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才可以称为文化的基本精神。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审视，所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做出明确表述的是《易经》。《易传》对此作了经典性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生之谓易”、“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这里的意思是说,人格气质与生命精神应当效法健动有力、运行不止的天体,人必须发挥自我能动性,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曰，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认为无论在乱世还是在太平盛世，都需要自强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几千年来这种精神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国人的血液中，深深地影响着、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不断地奋发图强。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了抵御外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坚强不息、奋发向上、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还是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需要发扬的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体现，那就是积极否定、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礼记?大学》中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也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国历史上每当“积弊日久”时总会有或改革、或革命的运动，为清除积弊而变规变法。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康梁维新，都是这种革新精神的体现。�

二、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标。传统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了一种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的特征。但是，和谐不是消灭矛盾差别，而是在承认有矛盾有差别基础上的和谐，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传统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思想，表现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譬如，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当然，这种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毕竟是传统的和谐思想，它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强调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和谐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例如音乐，五音的高低疾缓臻于完美，就称为和；又如饮食，五味的多寡浓淡搭配得宜，也称为和；又如身体，阴阳之气平衡饱满，也称为和；又如德行，处事不刚不柔曰和，为古代五德之一。可见此种和的境界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至善的状态；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完美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一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和而不同，“和”异于“同”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种事物的个别属性。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程思远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的特点界定为“中华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和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持中贵和思想植根于农业经济，表现出一种“静态”特征：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每个人内心的和谐等。它与西方文化中重视分裂对抗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文化反映了商业文明，只有唯利是图、竞争、对抗，才能发家致富，才能取得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

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

三、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

追求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价值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早期发展中，就出现了“义利之辨”的讨论。“义”代表了仁义道德，“利”代表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物质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者与后者是公利与私利、他利与自利的关系。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义”，即自己取利的行为是否是道义的。人们通常认为儒家的义利观，仅仅注重人的精神道德提升而忽视或压制人的物质利益，因此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这是没有了解到儒家的精义，其实儒家思想中并没有否定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积极提倡对于财富的追求。它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解决在现实中义利关系问题相互矛盾的方案。首先，在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要顾全大局。其次，对物质利益的获取要在社会道义和规范的约束下有秩序地进行。最后，要把从社会来的财富，再反馈到社会中去。这些对于今天抵制利己主义思潮，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全民道德水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求利欲望，同时“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也大量地在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以义为重”的义利观对由利益欲、享受欲急剧造成的道德滑坡、人格丢失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无疑是一剂良方。如今，在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树立见利思义、义利并重的观念，按照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要求，通过公平竞争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正确处理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反对一切不顾道义的自私自利行为。以义为重的义利观不仅促进经济行为的扩张，而且也有利于高尚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当然，在义利统一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正统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重义轻利甚至尚义反利的思想也一直是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一方面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延续，缔造了中国人以道德为上，重气节、重人格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有压抑人的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这一“反利”传统，无疑又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批判和否定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又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上的。因此，它特别强调家长的权威，强调子女对父母、妻对于夫，家庭成员对于家长的绝对服从关系。把这种家长制扩大到社会生活中就是君主专制，君主具有绝对权威。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主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以家庭和社会为单位，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个性,也当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有两层指意:一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体现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格肯认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轻神重人的根本态度;二是在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社会观和朴素民主观。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自古以来就重视以民为本。早在殷商时期，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成为早期民本论的代表。从此以后，重民思想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可以说，从先秦一直到汉代的陆贾、贾谊、王符、仲长统，到隋唐的王通、韩愈、柳宗元，到宋元的李觏、张载、范仲淹，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对民本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其中，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峰，它已经超越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局限，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等新层面。�

中国传统人本主义坚持“民为贵”的民本主义精神观念。《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儒家学说更是集中突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孟子则提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成为历代开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得乎丘民而为天下”日（《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的著名比喻，传之久远，是历代为政者必修的一课，“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民本思想对制约暴君苛政、改良人民的政治处境毕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与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也要引起必要的注意,中国的民本思想并无对公民权利的法理内容规定,更没有人民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的意思,个人只是在宗法专制条件下的“子民”,君主始终是民众的监护和放牧者。�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体大思深,其内涵的基本精神,滋养了数千年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塑造了无数伟岸的人格,凝聚了民族人心,巩固了国家统一,维护了社会秩序,敦厚人际关系,书写了泱泱中华“郁郁乎文哉”的大国气象,在文化全球化和呼吁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持续发展服务的今天,越来越有着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和继承弘扬的。

第三篇：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基本精神

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精神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风貌与基本特征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风貌与内部结构

1、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风貌

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来讲是大陆型文化，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大陆型民族文化”的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中获得了特别完备的“隔绝机制”，使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源远流长，顽强生存，绵延至今，没有出现因外族入侵而被摧毁或断层的情况。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化。其特征主要为：农业经济造成人们对自然条件的高度依赖，从而培养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特性；农业文化追求恬静安逸的精神境界，农民男耕女织，以此保持着稳定和谐的状态，从而培养了中国人清心寡欲，适可而止，知足常乐的特性；农业经济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农业经济培养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的务实精神和酷爱和平的性格。

中国传统文化是宗法文化。由于血缘宗法制度的存在，中国人十分很看重家庭生活，血缘观念强大，非常重视亲族之间的交往礼仪；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个人被纳入宗法集体中，人作为家族的一个分子而存在；宗法制和家天下形成了家国共构的政治模式，由此形成中国特有的忠孝两全的政治伦理和传统；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中国文化表现为既崇拜祖先，注重族系的延续，又抵制了像西方那样救世主的诱惑，因此，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出现过西方社会神权占统治地位的历史。

2、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可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中国传统雅文化是士大夫文化，既反映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反映系统、精致、深刻的民族文化和心理。中国传统俗文化是指农民文化和市民文化，既反映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民众比较零碎、朴素的思想文化，也反映普通民众丰富、鲜活的民族文化。但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系统看，中国传统雅文化占主导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在奠基的秦汉时期出现了隐学与显学。处在显学地位的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中的积极进取精神、重视现实世界、强调“义以为上”的价值观、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以德为政修身为本的施政方针等，从汉代开始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处在隐学地位的主要是法家学说和墨家学说，法家的“权、术、势”和墨家的“兼济天下”尽管从表面上受到了统治者的抑止，但仍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在不同的封建时代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 1 文化学家甚至认为历代统治者表面上是儒家显学，实际上是法家隐学。

也有些文化学家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史中，儒道两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部分，儒道互补，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由此也可以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分为儒家庙堂文化和道家山林文化。庙堂是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地方，庙堂文化主要是正统的政治文化，代表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的人生态度；山林文化主要是隐逸文化，代表道家消极隐退、保守出世的人生态度。所以，儒家和道家，由各自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在政治取向上，儒家倾心于庙堂之内，道家钟情于山林之间。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就是以仁义礼智为基础，以圣贤人格为目标，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不断地追求自我实现；道家的理想人格是隐士，是为了反对那种以普遍的仁义规范来塑造自我的人格追求，要求用一种纯朴、无为、不争的和谐人生，自然而然地对待现实，以保持和维护整体生命的和谐稳定。中国历代读书人，凭借科技进入仕途，官海沉浮，升迁不定，进退莫测，这样他不但需要儒家那种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一旦失意，也需要老庄这样消极隐退的人生哲学。因此有人说，中国人在成功的时候都是儒家，失败的时候则是道家；中国人在人生道路上通常选择两种方式：一种是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儒家“圣贤”人生之路；另一种是超然尘外、甘于寂寞、隐遁山林、自得其乐的道家“隐士”人生之路。因此，尽管读书人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人生的双重矛盾；生活上的困顿与精神上的痛苦，使他们承受着双重的煎熬。但是，中国的读书人在对社会的体察和对自身的观照中，在精神的更高层次上获得了统一。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的知识阶层虽然命运多舛，但作为一个整体，却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进退有度、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和刚柔相济、卓然独立的“大丈夫”人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大丈夫”人格成为传统士大夫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之所在。

也有的文化学家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儒、释、道三种文化思想的融合与交流，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先秦时期，儒与道并为显学。儒学重进取，道家重自然。前者积极，后者消极。儒家入世思想注重对现实的适应与改造； 道家更注重对现实的超越，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生观。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唐代终于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禅宗强调人人皆有慧根，人人皆可成佛，这与孟子所言“人皆可以为尧舜”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禅宗并不强调修行的外在形式而重视“参悟”，这又与道家的崇尚自然之取向相合。释、道与儒家互补，使得读书人在入世时不至过于狂热，隐逸山林时又不至过于悲观。儒家致力于个体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统一，在个体为“仁”，在社会为“仁政”；道家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希求长生不老；禅宗则注重在日常生活的“参悟”中达到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可以说，注重心性修 2 养、培育完善人格是儒释道的一个共同之处。

在读书人的生活中，儒学作用于社会政治领域，道家作用于闲暇生活，佛教思想则对个体的精神生活自觉或自发起地起着深远的作用。儒修身，道养性，佛净心。在读书人的知识结构中，儒释道由争鸣走向互补。与西方不同的是，作为宗教的佛与道并未动摇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它们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方面主要不是政治，而是人生。当儒家大同政治理想在严酷的现实中逐渐破灭后，庄与禅则引导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在自然与艺术中获得升华，并在对人生的参悟中达到对现实的超越，达到永恒的境界。志于儒，依于道，老于禅，这是两千年来读书人的心路历程。作为传统读书人知识结构的三个维度，儒、释、道为知识分子构筑了一个丰富而立体的理性人格。

第四篇：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创新党校思想政治教育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创新党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1145（2017）11-000-02

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理念与价值取向，不仅具有时代特色，也具有民族特色，对促进民族发展、国建建设、社会和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因此，认知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推进其在党校思想正式教育工作中的传承与发扬，对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与水平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 以人文本

思想政治教育是党校实施人才教育培训的重要手段，也是基础工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加强党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已成为党校教育培训的重点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重要的精神财富，其蕴含的社会观念、道德思想、生活哲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因此，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精神，对党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指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指导并促进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与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国重要的文化资产，传承并发扬民族精神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何和谐社会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来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天人合一”的整体意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人们对人与自然、社会、宇宙之间关系的认知与理解。人们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人与天地共同组合了一个整体，彼此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是不可分割的。《四书五经?左传》中“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认为天与人之间应遵循统一的法则；《周易》中倡导的“太极阴阳论”认为天地是万物的根源有天地亦有万物，有万物后分男女，有男女后有夫妻。“阴”与“阳”的协调，构成生生不息的循环，点明了人与自然、人性与天性、人道与天道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儒家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基于“天人合一”下，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个性特征。终而言之，“天人合一”深刻的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念，是“和谐理念”重要的哲学基础。

（二）“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积极人生态度的概括，它强调人应具备独立的意识，如天体永无止尽运行般，具备自强不息的精神。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成为炎黄子孙在困境中坚持的精神动力，是其意志力、积极人生态度的重要表现。这一点从“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礼记?儒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论语》）；“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等人生格言中可得到充分验证。

（三）“以人为本”的人本理念

“以人文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文化领域、哲学领域关注的重点内容，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在以儒道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潮中，“以人为本”的人本理念是其代表性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格修养”的重要性，认为个人素养的提升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所在，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的重要手段。

（四）“崇德重义”的人格情操

“崇德重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理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四书五经左传?》）指出，一个人在发展过程中，“德”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基于“道德”下的“礼”不仅是维护中国古代等级社会制度的规范，也是人立身于世的重要标尺。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强调“以德育人”，提倡“谦逊礼让”、“诚实守信”、“见利思义”人生价值观念。

（五）“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

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可知，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儿女固有的民族情怀。无论是战国时期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救国抱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忧患意识；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族责任意识；孙中山“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大无畏精神，还是新时期演绎的“航天精神”、“铁人精神”，都是爱国主义民族情怀的具体表现，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不断升华。

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对党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在当今“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精神并实现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效渗透已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党校在人才教育培训过程中，应注重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传承，通过学习“爱国主义”、“崇德重义”、“刚健有为”等思想道德文化，实现政治觉悟、人格素养、价值观念、政治观念以及发展理念的培养与提升。

（一）树立“德育为先”教学思想，完善课程教学体系

党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为保证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有效渗透，需在创新思维的指导下，以“德育”为课程教学核心内容，以“问题”为课程教学主线，以“话题”为导向，进行课程体系的不断创新与改善。并依据学员实践情况建立“模块化”专题教学机制，在教学资源整合下进行教学内重组，并为学员注定学习目标，进行教学设计。从而实现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有效渗透。

（二）提升学员主体地位，加强学员课堂教学参与性

人格教育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德育教育赋予的时代价值。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一些思想理念、价值观点在历史验证下得到认可，并成为当今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关注的重点内容，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几种基本精神。因此，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融入到党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中具有重要意义。在组织开展党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教育工作者应严格遵循“知行合一”原则，注重理念与实践教育的有机结合，在学员掌握基础理念知识外，提升学员知识运用能力。对此，在课程教学中，可从学员实际生活出发，以学员实际需求为主组织课堂教学活动。例如，从学员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出发，选取其生活中存在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从而激发学员教学活动的自主参与性。并在此基础上引?аг笔髁⒄?确价值观、人生观、生活观、得失观，健全学员人格。

（三）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丰富教育内容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基本精神对健全党员人格、培养健康人生观念、提升综合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党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可采用多元化方法，实现各基本精神在教学活动中的有效渗透，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扬。例如，通过组织“经典思想文化作品导读”教学活动。开拓学员视野，使学生在阅读中感知传统文化精神所具有的魅力，实现思想上、观念上的有效转化，为学员健康人格的塑造奠定基础；通过建立实践基地，为学员营造良好教育培训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拓宽实践教学渠道。如，依据相关教学需求，为学员制定实践教学规划，通过参观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组织社会实践调研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等促进理论与实践教育的有效结合，并在此出上进行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渗透，强化学员爱国意识、社会责任心、诚信意识。合作意识等等。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经过历史变迁，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取向，其所具有的积极性、时代特性、先进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培训要求相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为党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动力。因此，在组织开展党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需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从而实现教育培训工作的创新，发挥党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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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

20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及其社会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科学是一种文化，科学活动过程就是创造科学文化的过程。科学已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理性创造，一种逻辑过程，一种“范式”，一个“研究纲领”或一个“信息域”，也不只是一种社会建制。科学拥有自己的文化规范，沉淀出自己特殊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涵括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一方面被科学家内在化而对科学文化系统的高效率的运行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凝聚和激励功能；另一方面，又辐射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渗入到大众的意识深层，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样，传统文化价值观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具有长期累积性和稳定性或惯性。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价值观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弘扬科学精神，又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在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努力繁荣先进文化。弄清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相互影响

科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子文化。一方面，科学文化系统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另一方面，科学文化是从社会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但是，科学文化一旦从社会文化中分离出来，就显示其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在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活动方式和动力机制上。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些独特的精神气质不断超越种族、地域、文化、语言的障碍，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当然，科学文化通过扩散和辐射，并不会像西方的文化趋同论者认为的那样，整个世界的文化将最终变成一种文化。这是因为，首先，各区域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潜在的质的差异性，不可能完全趋同；其次，人类的需求包括文化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可能绝对同一；再次，科学绝不是中性，正如有的学者所称的那样，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反科学主义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科学的某种抵制情绪。但是，不可否认，科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科学精神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巨大影响。因此，从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包容关系和科学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看，科学精神的孕育和确立，必然受到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反过来，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学精神的影响

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学精神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作用。一般来说，与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一致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将促进或强化科学精神的确立。二是制约作用。与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相背离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将阻碍或延缓科学精神的确立。科学精神产生于人类的科学实践活动，而科学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特殊活动类型，不是封闭的，它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例如，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价值观对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在20世纪中叶，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军事

应用与科学家造福人类的价值观和道德良心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在我国，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价值取向，强化了科学研究中的民主和自由探索精神；“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价值取向，强化了科学研究中的求实精神与实证精神。因此，要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仅靠科学文化单方面的外向扩张往往难以奏效。它还有赖于科学精神与积极先进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包括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双向配合，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在社会文化价值中培育对于科学精神的有效接收机制，消除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消极、落后和腐朽因素。既然文化建设中需要形成这样一种双向互动机制，那么，弘扬科学精神就不只是科学家、科学教育工作者、科技管理部门的事，而是社会的责任。

三、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同时又具有革命的能动性。科学精神对人类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是异常强烈的，特别是对科学不够发达的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极为敏感。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破坏断裂作用。科学精神的扩散，将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和腐朽的价值观产生剧烈的冲击，迫使人们的某些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某些方面发生断裂，从而获得新的文化价值。这种破坏断裂在科学不够发达且民族传统文化又十分浓郁的国度内尤为剧烈。当然，传统文化价值的惯性很大，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破坏断裂是很剧烈和痛苦的，有时甚至要经过多次反复，造成社会心理动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冲击力会越来越大，最终会冲破旧的消极、落后和腐朽的文化因素的束缚而奔向蓬勃发展的未来。

第二，诱导重建作用。传统文化价值观某些方面的断裂，是科学精神对它产生冲击的结果，与此相伴而生的是诱导重建，即依靠科学精神的力量，在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中诱导重建某些新的文化价值观。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存在的核心和生活的基本框架，但是，要使这种民族文化充满活力，必须注入新的、积极的文化内涵。科学精神便是最具积极意义和先进性的。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诱导重建，使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潜在性地发生更替，从而重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观念。

第三，平衡融合作用。科学精神冲破地区、国家、民族和语言的局限，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从而使世界诸文化体系的相互交融成为可能。科学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的平衡融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在科学精神的渗透下，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二是在科学精神的作用下，在各种文化价值中出现了一些共同的新质，这种新质便是科学精神在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烙印。这种新质又因其附生的传统文化基础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此，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科学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渗透，狭小的文化区域被冲开了大门，各种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提高，由此形成的新的文化体系是高度分化而又高度整合的，既保留了每个文化体系的特色和品性，又赋予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内涵，这些新的内涵无不铭刻着科学精神的印记。

一，科学并非只西方近代科学一种模式

人类生存发展必然要与自然界打交道，所以有人类社会，就会积累起对自然界的知识。知识的初步积累就相互联系开始形成了体系。（自然）科学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有关自然的知识体系。所以说，科学是人类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从古至今，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结构中，均存在科学这个要素，所不同只是体系有类型不同、水平有高低之分。并非只西方近代科学体系才算是“科学”。

如果只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才是科学。那民族科学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如果只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是绝对真理，是科学终结，那更是错误的了。科学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故存在有多种多样模式，彼此各有优缺点，正确的方法是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所以不能只以近代西方科学特征作为标准，评这评那，认定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甚至给各国民族科学乱扣“伪科学”、“赝科学”、“类科学”、“前科学”等帽子。

二，近代中国科学的衰落,虽有科学传统缺陷方面因素，但更有社会因素，中国古代科学成果灿烂，并成为中国古文明的根基之一。这是考古发掘和史学研究证明了的。可以肯定，即使没有近代西方科学的传入，中国传统科学（包括中医）照样能近代化、现代化的。西方近代科学是在船坚炮利与经济掠夺下才迅速崛起，统治全球。因此，各国民族科学在近代的衰落,并非单纯是科学传统本身问题。所以当代中国人不能因科学主义的贬斥中国科学传统而自我迷失。

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而近代科学又没有诞生在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是个老命题，近百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参加过讨论，发表过见解。大家认为这确与中国科学传统缺陷方面有一定关系，但也有较一致的倾向，即根本原因是明清中国闭关锁国和资本主义没有迅速发展。80年代本人参加过“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讨论会”，并与陈传康老师写有“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一文。文章虽较系统分析了中国海洋文化缺陷方面原因，但最后又强调指出：“地理大发现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动因。如果明初中国资本主义有迅速的发展，从而产生强大持续的经济动因，那么封锁的海洋政策、皇帝的主观意志（行为）、狭隘的地平大地观以及传统地图的缺陷等不利条件都会改变并按经济要求而顺向发展的。那么中国人也会完成地理大发现的。”

三，中国科学传统有强大的生命力，在21世纪将大放光彩。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的讨论，目前的学术热点早已不是李约瑟难题，这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热点。随着中国要实现“四化”，特别是科技现代化。90年代热点已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对当代和21世纪科学有重大的创新作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是与后者为重点，有着大量报告和讨论。一致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近代科技虽仍有大的发展，但由于科学已面临解决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能源短缺、灾害预报、人口膨涨、天体演化、地球起源、生物进化等的重大研究课题，近代科学体系因而面临巨大的困惑和挑战。这就呼唤并推动了自然史、复杂性、非线性研究的发展和整体、综合、系统方法的崛起。当前，科学正经历着由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研究的大变革时代。在分析研究基础上的科学综合研究潮流的崛起已是历史的必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把中国整体论思维和方法叠加到当代科技的综合研究中，可以给当代科技研究带来巨大的创造力。中国传统科学体系（或称“自然国学”）复兴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同。

四，对《周易》科学性的激烈争鸣源于科学主义的影响

在现代，要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中西科学传统，评价《周易》的科学性，不仅只是个人善良愿望，也不仅是知识多寡问题，更要自觉清理科学主义。

近400年，西方近代科学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文明。于是造成一种假象：近代科学是绝对真理，是万能的。于是在今天竟出现一些怪现象。如一些不懂中医的人能大言不惭地宣布，中医能治病不能说就不是伪科学。又如，某些人并不懂中国传统文化，更没有

研究过传统文化与科学复杂关系，但他们认为，骂一下中国传统文化、说一下传统科学是“伪科学”，似乎成了科学精神的表现，有了快感。可见科学主义毒害之深。在当代，在中国科学现代化中如何清理科学主义，顺利发挥民族文化优势，实任重而道远。为此最近在中国中医药论坛上，本人作了题为“中医要振兴，必须批判科学主义”的发言，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周易》与科学关系问题所以在当代学术界成为争论不休的热点，原因就在科学主义作怪。对《周易》的评价不是对一本古书的评价，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科学传统的总评价。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关系的评价是与时代的大变革分不开的。从科学发展史而言，当年的科玄论战是发生在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型时期。而当代科学界掀起的《周易》热也正是在新的科学转型时期：由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研究过渡；由大物理学时代向自然史研究时代转化；由征服自然向人与自然协调转变。

五，《周易》与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可能与中国科学传统的缺陷方面有一定关系。《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故认为《周易》存在有近代科学不利的方面，这样推论也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推论还不能服人，还应该有具体的论证。其实笼统地说《周易》不利于近代科学发展是不对的。比利时理学所所长胡阳曾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第585讲作“近代科学产生与中国文化―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前没有见过先天图吗？”的报告，提供了大量有说服力的史料。这说明，《周易》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也直接作出过贡献的。有学者认为，《周易》只有归纳，没有推演，所以阻碍了科学启蒙。这种说法可能是错误的。《周易》64卦确是归纳法所得。但人们用这些卦象来解释推测万事万物，就是推演法。《周易》等中国传统科学中经常使用的取象比类方法所以在中国古代能推动科学发展，在21世纪也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这正说明取象比类不仅没有大的缺陷，而且是认识世界的强大生命力。归纳与推演（演绎）是一对哲学范畴，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对哲学范畴不能只从局部角度（近代

科学一个阶段一个侧面）来理解，从而认定她在有高度文明民族的灿烂科学传统中的基本缺失，应从广义上去认识。事实上，取象比类讨论对象主要不是事物，而是事物间的关系和状态。这与近代科学中，以单纯认识事物是不同的。这种重要差别，对于用近代科学特征作为衡量一切民族科学是无法分清难于理解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对周易预测中全息等现象的看法

1、人类这个生存空间里万物发展内在规律相似定律。这个不多说了，大家常用的外应类似于这个，不用起卦等预测也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等等，但要抓住实质。

2、全息定律：有反映整个事情发展情况的信息点，也有反映局部的信息点，这个信息是超前存在的，基本上是不可更改的，成败吉凶早已隐含在信息点中，这个信息点好像是种子。比如麦子的种子不可能长出稻子。以上两点要结合起来用，方可正确，不然有时会误将局部信息当成整体信息。

3、关于阴阳：另外，阴阳和吉凶是两对概念，是两组不同的状态。阴阳是客观状态，吉凶是与人的感觉相联系后对于人来说的状态，有时不少人会混淆，以为阳好，阴不好。其实阳中有吉凶，阴中亦有吉凶。另外成败又是预测中很关键的一对矛盾，不多说了。

《易经》是属于一个千古文化之谜，研究《易经》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是学者，倡导善易者不占；另一类是占卜者，利用人类对神妙文化的敬仰为人指点迷津、化解灾祸。两者都对《易经》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易经》的产生过程看，它来源于古代对历法等规律的社会实践的归纳与总结，揭示的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势和最佳处理方式，就像《元素周期表》一样汇集了成功必不可少的各个因素。

以前对《易经》的研究都是对六十四卦单独的讲解，缺乏整体观和系统性。现在已经有了帮

助人更好掌握的学习《易经》的方法，将《易经》有序的进行排列，分成六大过程，并辅助以开山入门卦和收拾入门卦，展示出一个无知涉世少年到成为一统天下君王的成长历程，将所有的卦对应到各个阶段中的发展关键点，让学习者融入主人公的角色中，伴随着个人事业的发展去掌握有关知识。同时结合西方的成功学、管理、金融投资、心理学等，并与《道德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论语》相互参照解说，使学习者能够在知识和实践的海洋中轻松遨游。

现在学习《易经》已经不是太难的事情了。

周易的主导思想是“有孚改命”，就是通过自我的努力与民众建立了共同发展的诚信，从而改变所有人的天命。

祝你在易经的指导下获得自己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