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儒、道、佛的参渗
11607263637 李奕贤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雅俗共赏, 是因为其中不仅有惊险曲折的武侠故事, 而且蕴涵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其中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成熟宗教,儒、释、道由此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最高体现, 成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金庸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飘逸出浓郁的儒道佛文化气息。
一
金庸小说中侠的形象很丰富, 主要有儒侠、道侠和民间侠, 但金庸对侠的认识, 是从儒开始的, 在他的心目中, 也只有那些儒侠才担当得起“侠之大者”的真正称号。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侠的思想据为自己笔下的英雄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金庸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文化立场。在儒家的文化视域内, 家与国是同构同质的, 没有天然的鸿沟。可以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儒家不仅要求人们把对家的伦理情感施用于国, 而且强调要真正地献身于国。也就是说, 如何取舍个人在 “国家”与“家庭”间的正确位置, 是儒家文化传统判断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 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者。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出一种敦厚的儒家风范: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而后己的道义感;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独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学说典籍中找到相对应之处: 诚信, 刚毅, 讷于言, 敏于行, 微言大义,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郭靖简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说中的翻版。在小说中, 郭靖屡屡道出“侠”的意义:“我辈练功习武, 所为何事? 行侠仗义, 济人困厄, 固然乃是本分, 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 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 那便是真好汉, 真豪杰了。”(《神雕侠侣》)在这里, 小说中的 “大侠” 实际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者。
郭靖不仅是儒侠中的大者, 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 因为他彻底地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目标, 有着“铁肩担道义”的巨大人格力量。“铁肩担道义”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 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 尽情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经历, 勤朴敦厚的个性, 高超卓绝的武功, 忧国忧民的心怀, 大仁大勇的胸襟, 无不让读者产生共鸣。他的身世经历契合孔孟思想, 他的言行和结局更有着楷模的作用。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真、对朋友义、对子女爱,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是君子, 甚至可以说是“圣人”, 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显示出的这种“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风范, 也体现了金庸对儒家的内求张扬主体、外求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 郭靖获得“大侠”的名份, 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强, 更源于他保卫襄阳的民族壮举, 源于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以天下苍生为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反复强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传统儒家大侠的至高思想境界。金庸小说从多视角、多层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郭靖为代表的儒侠之所以能达到值得称道的至高境界, 是因为他们具有可贵的精神品质:“仁者爱人”的高尚境界,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 诚实守信、宽厚待人的侠肠义骨。而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也不愧为“侠之大者”。也许, 把郭靖写成儒家之大侠, 似乎有点令人费解: 一个连字也不识几个的“呆子”,怎能成为儒侠? 这也是金庸的独特之处。文化对世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因而受儒家影响的是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识字和不识字的, 绝不是饱读诗书的儒生而已。小说中就连不识字的妇人郭母也时刻教导儿子不忘雪国之耻。其实, “识字不多的下层人民是凭着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的, 因而这种影响不仅是表现在思想上, 而更多地表现在心理上和人格上。”所以, 金庸小说呈现出的传统文化意蕴, 很多时候是缘于民间的自觉。
二
郭靖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响。然而, 儒家理论在被统治者所采用的同时,产生了禁锢人性、等级森严、宗法专制等诸多弊端。金庸对于这些弊端是持否定态度的。于是, 他又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侠”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和恣肆不羁的生命形态。金庸小说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大侠”。他们行走江湖, 自持正义, 特立独行, 孤傲叛逆,率性而为, 不但反抗黑暗腐败的官府, 也反抗一切陈规陋习, 他们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传统的思想精髓是个人本位和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并且构建了逍遥游的人生理想, 这种人生理想正是冲破宗法专制和一切外在规范束缚, 反抗现实, 肯定自我, 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独立的表现。另外, 道家作为儒家社会的反抗者, 它们的根本对立在于, 儒家强调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 道家则凸显个体价值的至上性, 重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 并不看重人的现世社会价值。
道家思想对金庸小说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 适性得意。张三丰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虚自守, 圆融无碍, 慈悲为怀而又不是遗世傲立。他的个性宽容、随和、开朗、大度、幽默、机智,可以说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齐物我, 齐生死。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 极易显示出一个人的人品高下。当死亡的威胁降临时, 张三丰不仅视死如归, 而且还能自我反省, 继续思道。赵敏率蒙古武士侵扰武当, 其时俞岱岩残废, 其余人下落不明, 他自己身负重伤, 大敌当前, 他却低吟“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并且顿悟:“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 但求我自丹心一片, 管他日后史书如何写!”(《倚天屠龙记》)这种精神实是俯仰天地, 得道深矣。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这与其说是武功,不如说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 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
在道家之侠看来, 人性归属自然, 循自然之道, 率性而为, 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性自由与人格自主。金庸小说虽然也写古代, 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 渗透着个体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杨过是金庸小说中一位典型的“大侠”。他至情至性, 任性偏执, 既认西毒欧阳锋为义父, 又反出师门拜小龙女为师, 将师父赵志敬视为仇人。这在儒家正统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杨过看来, 只是“谁对我好, 我就对谁好”。尤其是他要娶身为自己的师父兼“姑姑”的小龙女为妻, 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兽之行, 乱伦之罪”。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 杨过却意志坚定, 毫不妥协, 他大声说道:“姑姑教过我武功, 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 这是杨过向不合理的礼教、习俗挑战的宣言, 体现了道家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杨过是封建礼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冲就是传统文化的彻底的背叛者。令狐冲虽然行走于人欲横流的江湖, 却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为, 任意所之, 游于江湖之中, 行乎山水之间, 追求着真与善。在“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口号声中, 令狐冲却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谐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争权夺位之时,令狐冲却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厌恶与逃避。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庄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 生命常遭不测的大**时代, 虽然真切地盼望着身心的全面解放, 却也深知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 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灵。确实, 只有能够“游心于无穷”, 才能够超脱现实的藩篱, 打破闭锁狭隘的世界, 在恬淡适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飞翔。令狐冲真正地领悟道家文化的精义是在练成绝顶武功独孤九剑之时。独孤九剑的要诀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 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 任意所之”, 不论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气, 如行云与流水, 行到何处, 流向何方全凭气韵驱使。这等高妙的境界, 是武学的境界, 也是人生的境界。令狐冲就是一个自由之魂, 他的精神昭示着人类对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传统的儒和道来阐述和言说武侠小说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说中试用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 以大慈大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的无穷冤孽。
在佛家眼中, 人生无常, 无常即苦, 众生世界苦海无边。进而能够“斩无明, 断执着, 起智慧, 证真如”, 才能超脱人欲苦海, 回头是岸, 找到心中的“净土”, 用之为苦海慈航。小说中人物凭借着他们的慧眼与意志, 置苦海却能自我超渡, 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龙记》 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 主人公张无忌天生怀有一副慈悲心肠。张无忌的“无为”看似与道家的精神暗合, 但骨子里却藏着佛眼与慈悲心。他行医又行侠, 堪称“江湖医佛”,出于慈悲与可怜之心答应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离, 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肠, 劝阻武林各派纷争。除了主人公张无忌的慈悲心怀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外, 杀人如麻、双手沾满无辜人的鲜血的刽子手谢逊, 在历经世事沧桑后“立地成佛”, 顿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门, 其最后归宿有助于揭示小说主题。紧随其后的下一部小说《天龙八部》也是这种主题的延伸。
《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就取自佛经,小说以情孽、复仇、争权为三条线索来展开故事。段正淳处处留情, 结果使众情人互相嫉恨, 相互追杀, 自己也苦不堪言, 使其子段誉也成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说复仇,萧峰与中原好汉的悲剧冲突正是因为复仇而起。还有争权的斗争, 更是造成江湖混乱, 人生悲苦的缘由。不仅江山王位的争夺如此,江湖门派的掌门之位的争夺也如此。于是, 每个人都可能在他们织成的网中承担几种角色。其实, 这张网正是“人世间”的深刻象征。网中既是受害者, 又是织网者, 作者揭示了“命运”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 而恰恰在于人本身, 每个人都是命运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命运的制造者。叶二娘为恶是因儿子被别人偷去, 游坦之则是因萧峰杀死了他的父亲, 而萧峰本人也由别人带给他无法脱逃的悲剧命运。书中的人物就是这样无人不冤, 有情皆孽, 环环相扣, 因果交错。
四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 一方面受儒家影响, 关注现实人生, 积极进取;另一方面, 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率真任性、想象丰富、情调浪漫, 又与道家有关。在“侠”的理想失落后, 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对其心灵的一种价值补偿,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这又成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活方式。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 这是人生追求的极境。虽然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被世人所接受, 但在金庸小说中, 入世与出世都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儒家讲求“仁者爱人”;道家虽无正面的主张, 但主观个体的清心寡欲、自然无为,也达成了客观群体的友爱和谐;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众生的思想更显示出博爱。其实, 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慈悲的一种有机结合,金庸小说就呈现出这种结合的和谐美。“儒、道、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犹如三条闪闪发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资源。”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深受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既有儒家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随心任性、清净无为的思想以及佛门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博爱之心。这些共同在金庸小说中营构出了一种睿智而和谐的人生。
第二篇：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儒、道、佛的参渗
朱 正 华(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金庸小说之所以能雅俗共赏, 是因为其中不仅有惊险曲折的武侠故事, 而且蕴涵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其中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成熟宗教,儒、释、道由此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最高体现, 成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金庸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飘逸出浓郁的儒道佛文化气息。
一
金庸小说中侠的形象很丰富, 主要有儒侠、道侠和民间侠, 但金庸对侠的认识, 是从儒开始的, 在他的心目中, 也只有那些儒侠才担当得起“侠之大者”的真正称号。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侠的思想据为自己笔下的英雄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金庸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文化立场。在儒家的文化视域内, 家与国是同构同质的, 没有天然的鸿沟。可以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儒家不仅要求人们把对家的伦理情感施用于国, 而且强调要真正地献身于国。也就是说, 如何取舍个人在 “国家”与“家庭”间的正确位置, 是儒家文化传统判断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 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者。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出一种敦厚的儒家风范: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而后己的道义感;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独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学说典籍中找到相对应之处: 诚信, 刚毅, 讷于言, 敏于行, 微言大义,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郭靖简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说中的翻版。在小说中, 郭靖屡屡道出“侠”的意义:“我辈练功习武, 所为何事? 行侠仗义, 济人困厄, 固然乃是本分, 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 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 那便是真好汉, 真豪杰了。”(《神雕侠侣》)在这里, 小说中的 “大侠” 实际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者。
郭靖不仅是儒侠中的大者, 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 因为他彻底地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目标, 有着“铁肩担道义”的巨大人格力量。“铁肩担道义”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 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 尽情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经历, 勤朴敦厚的个性, 高超卓绝的武功, 忧国忧民的心怀, 大仁大勇的胸襟, 无不让读者产生共鸣。他的身世经历契合孔孟思想, 他的言行和结局更有着楷模的作用。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真、对朋友义、对子女爱,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是君子, 甚至可以说是“圣人”, 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显示出的这种“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风范, 也体现了金庸对儒家的内求张扬主体、外求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 郭靖获得“大侠”的名份, 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强, 更源于他保卫襄阳的民族壮举, 源于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以天下苍生为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反复强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传统儒家大侠的至高思想境界。金庸小说从多视角、多层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郭靖为代表的儒侠之所以能达到值得称道的至高境界, 是因为他们具有可贵的精神品质:“仁者爱人”的高尚境界,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 诚实守信、宽厚待人的侠肠义骨。而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也不愧为“侠之大者”。也许, 把郭靖写成儒家之大侠, 似乎有点令人费解: 一个连字也不识几个的“呆子”,怎能成为儒侠? 这也是金庸的独特之处。文化对世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因而受儒家影响的是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识字和不识字的, 绝不是饱读诗书的儒生而已。小说中就连不识字的妇人郭母也时刻教导儿子不忘雪国之耻。其实, “识字不多的下层人民是凭着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的, 因而这种影响不仅是表现在思想上, 而更多地表现在心理上和人格上。”所以, 金庸小说呈现出的传统文化意蕴, 很多时候是缘于民间的自觉。
二
郭靖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响。然而, 儒家理论在被统治者所采用的同时,产生了禁锢人性、等级森严、宗法专制等诸多弊端。金庸对于这些弊端是持否定态度的。于是, 他又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侠”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和恣肆不羁的生命形态。金庸小说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大侠”。他们行走江湖, 自持正义, 特立独行, 孤傲叛逆,率性而为, 不但反抗黑暗腐败的官府, 也反抗一切陈规陋习, 他们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传统的思想精髓是个人本位和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并且构建了逍遥游的人生理想, 这种人生理想正是冲破宗法专制和一切外在规范束缚, 反抗现实, 肯定自我, 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独立的表现。另外, 道家作为儒家社会的反抗者, 它们的根本对立在于, 儒家强调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 道家则凸显个体价值的至上性, 重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 并不看重人的现世社会价值。
道家思想对金庸小说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 适性得意。张三丰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虚自守, 圆融无碍, 慈悲为怀而又不是遗世傲立。他的个性宽容、随和、开朗、大度、幽默、机智,可以说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齐物我, 齐生死。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 极易显示出一个人的人品高下。当死亡的威胁降临时, 张三丰不仅视死如归, 而且还能自我反省, 继续思道。赵敏率蒙古武士侵扰武当, 其时俞岱岩残废, 其余人下落不明, 他自己身负重伤, 大敌当前, 他却低吟“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并且顿悟:“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 但求我自丹心一片, 管他日后史书如何写!”(《倚天屠龙记》)这种精神实是俯仰天地, 得道深矣。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这与其说是武功,不如说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 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
在道家之侠看来, 人性归属自然, 循自然之道, 率性而为, 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性自由与人格自主。金庸小说虽然也写古代, 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 渗透着个体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杨过是金庸小说中一位典型的“大侠”。他至情至性, 任性偏执, 既认西毒欧阳锋为义父, 又反出师门拜小龙女为师, 将师父赵志敬视为仇人。这在儒家正统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杨过看来, 只是“谁对我好, 我就对谁好”。尤其是他要娶身为自己的师父兼“姑姑”的小龙女为妻, 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兽之行, 乱伦之罪”。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 杨过却意志坚定, 毫不妥协, 他大声说道:“姑姑教过我武功, 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 这是杨过向不合理的礼教、习俗挑战的宣言, 体现了道家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杨过是封建礼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冲就是传统文化的彻底的背叛者。令狐冲虽然行走于人欲横流的江湖, 却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为, 任意所之, 游于江湖之中, 行乎山水之间, 追求着真与善。在“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口号声中, 令狐冲却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谐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争权夺位之时,令狐冲却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厌恶与逃避。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庄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 生命常遭不测的大**时代, 虽然真切地盼望着身心的全面解放, 却也深知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 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灵。确实, 只有能够“游心于无穷”, 才能够超脱现实的藩篱, 打破闭锁狭隘的世界, 在恬淡适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飞翔。令狐冲真正地领悟道家文化的精义是在练成绝顶武功独孤九剑之时。独孤九剑的要诀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 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 任意所之”, 不论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气, 如行云与流水, 行到何处, 流向何方全凭气韵驱使。这等高妙的境界, 是武学的境界, 也是人生的境界。令狐冲就是一个自由之魂, 他的精神昭示着人类对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传统的儒和道来阐述和言说武侠小说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说中试用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 以大慈大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的无穷冤孽。
在佛家眼中, 人生无常, 无常即苦, 众生世界苦海无边。进而能够“斩无明, 断执着, 起智慧, 证真如”, 才能超脱人欲苦海, 回头是岸, 找到心中的“净土”, 用之为苦海慈航。小说中人物凭借着他们的慧眼与意志, 置苦海却能自我超渡, 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龙记》 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 主人公张无忌天生怀有一副慈悲心肠。张无忌的“无为”看似与道家的精神暗合, 但骨子里却藏着佛眼与慈悲心。他行医又行侠, 堪称“江湖医佛”,出于慈悲与可怜之心答应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离, 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肠, 劝阻武林各派纷争。除了主人公张无忌的慈悲心怀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外, 杀人如麻、双手沾满无辜人的鲜血的刽子手谢逊, 在历经世事沧桑后“立地成佛”, 顿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门, 其最后归宿有助于揭示小说主题。紧随其后的下一部小说《天龙八部》也是这种主题的延伸。
《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就取自佛经,小说以情孽、复仇、争权为三条线索来展开故事。段正淳处处留情, 结果使众情人互相嫉恨, 相互追杀, 自己也苦不堪言, 使其子段誉也成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说复仇,萧峰与中原好汉的悲剧冲突正是因为复仇而起。还有争权的斗争, 更是造成江湖混乱, 人生悲苦的缘由。不仅江山王位的争夺如此,江湖门派的掌门之位的争夺也如此。于是, 每个人都可能在他们织成的网中承担几种角色。其实, 这张网正是“人世间”的深刻象征。网中既是受害者, 又是织网者, 作者揭示了“命运”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 而恰恰在于人本身, 每个人都是命运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命运的制造者。叶二娘为恶是因儿子被别人偷去, 游坦之则是因萧峰杀死了他的父亲, 而萧峰本人也由别人带给他无法脱逃的悲剧命运。书中的人物就是这样无人不冤, 有情皆孽, 环环相扣, 因果交错。
那么, 如何才能化解掉这满眼的刀光剑影、充耳的杀伐之声和盈心的痴情仇怨? 只有佛门的大悲大悯, 才能破孽化痴。既然人生无不悲苦, 执着于恩怨、执着于权势、执着于胜负, 只会给人生带来永远的遗憾和追悔, 那还不如“众生无我, 苦乐随缘, 得失随缘, 心无增减”。因此, 萧远山与慕容博的深仇夙怨便在无名老僧的一片说道声中化解, 而无丝毫勉强之态。而在老僧身上, 体现了佛学的智慧: 知识丰富而又不骄矜, 洞察世情而又不傲慢, 指点迷津而又不故作高深, 看破红尘而又不脱离人世。这些都根植于深深的冥思, 又来源于对往事的颖悟,更有对历史的超升。金庸将这种精神和理想灌注于他的小说中, 使它们的文化品位得到了提升。
四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 一方面受儒家影响, 关注现实人生, 积极进取;另一方面, 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率真任性、想象丰富、情调浪漫, 又与道家有关。在“侠”的理想失落后, 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对其心灵的一种价值补偿,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这又成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活方式。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 这是人生追求的极境。虽然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被世人所接受, 但在金庸小说中, 入世与出世都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儒家讲求“仁者爱人”;道家虽无正面的主张, 但主观个体的清心寡欲、自然无为,也达成了客观群体的友爱和谐;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众生的思想更显示出博爱。其实, 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慈悲的一种有机结合,金庸小说就呈现出这种结合的和谐美。“儒、道、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犹如三条闪闪发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资源。”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深受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既有儒家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随心任性、清净无为的思想以及佛门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博爱之心。这些共同在金庸小说中营构出了一种睿智而和谐的人生。
第三篇：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白马啸西风》读后感
——江南的杨柳，已经抽出嫩芽了。
第一次看《白马啸西风》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真是个美好时光，前途和自己差的很远，幼稚也脱离了不少，朦朦胧胧的青葱岁月。平时除了和同学们嘻嘻哈哈的玩耍基本就没干过什么正经事儿了，不过在我看来我还是干过一些的，比如说看小说。
说起小说，真是久仰金庸先生的大名了，光是《射雕英雄传》的电视剧就看过两三种版本，还有《天龙八部》《碧血剑》《神雕侠侣》这些都是最著名的。小说书自己是买不起的，但是好在那时租书店已经遍布铜陵的大街小巷了，第一次就借了一本《书剑恩仇录》，之后便是一发不可收拾，想方设法要看遍金庸先生“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所有的十四本书。
《白马啸西风》在金庸的小说中，我看的是比较晚的，那时的我先被大篇幅的类似《笑傲江湖》中的逆天武学，惊天阴谋所征服，直到看完《连城诀》之后，我才有机会一睹李文秀的芳容。
《白马啸西风》很短啊，短到不足以单独成书。小小的李文秀牵着白马，漫步在草原上，听着天铃鸟儿的歌声，宛如一幅画，一副可以令人平静而又安宁的画，而苏普的出现则为这幅画添加了一些人的色彩。阿秀是个女孩子，即使我再不愿意，她也还是爱上了苏普，一无反顾，何况那正是一个春心萌动的年龄。作为唯一闯入阿秀生活的男孩子，他也闯入了文秀的心，虽然我很不喜欢文秀这样的早熟，好像自己的心上人被别人夺走一样。
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我想如果在江南，他们两个用这样的词形容是再好不过了。两个人一起聊着草原的狼和羊、草原的天铃鸟、也许还有那来自中原的小鸭子的故事。玩耍、嬉闹就如同当年正在上初中的我，即便心中有些什么也不会说出来，文秀也是。
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也许结局不会这样的忧伤，可惜没有。一只狼闯入了他们的世界，苏普用哈萨克人特有的勇猛击杀了狼，却也暴露可自己正在和汉人女孩子在一起玩耍的秘密。汉人曾经深深的伤害了哈萨克族人，哈萨克族人不会忘记，苏普遭到了毒打。为了救苏普，阿秀将苏普送给自己的狼皮送给了阿曼，将自己的心埋在了那座沙丘之下，从此再也不见苏普。
我只知道我当时已经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悲伤从眼中涌出。苏普的幸福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计爷爷从此失去了江南，失去了江南的杨柳桃花，失去了燕子金鱼，也失去了阿秀。阿秀则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最爱她的人。世界上没有比失去自己所爱的人更为悲伤地事情了，即便苏普娶了阿曼。
阿秀注定要独自一个人回到江南，那些哈萨克帅哥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读完了《白马啸西风》，记得我沉默了很久，没有去掩盖自己悲伤的痕迹，只是在想。现在早已忘了当时在想什么了，也许是想为什么马家辉不能再厉害一点，完好的打败瓦尔拉齐呢？也许是在想阿秀回到江南后有没有爱上江南，又或者是有没有爱上江南的男子，再或者被一个江南的男子像计爷爷那样不顾一切的爱？
现在的我早已经成年，虽然依然是青春年少，却非要装成熟的看《白马啸西风》，思考人应该和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还是和爱自己的在一起。思考苏普到底是怎样一个男子，难道暗地里就没有对阿秀动过心？留阿秀在部落里只是为了报答阿秀？其实都是无所谓的，想的太多难道不累？爱过就是爱过，不爱就是不爱，就如同阿秀的不喜欢，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在我看来，金庸的这篇中篇小说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小说，小说三要素也是完整无缺。虽说是中篇小说，但是却有着与大型长篇小说不一样的感觉。如果说长篇小说是一位闭月羞花的大家闺秀，那么这篇中篇小说则是一个身居闺阁的小家碧玉。有那么一种另类的风格。
别的且不说，但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我就感觉到金庸大侠的不俗和才华。
从故事的开端来看，依照我们的思路，从白马李三夫妇死后，李文秀或是回到中原、江南或是武功练成之后再回老家一雪前仇。然而，金大侠却没有让她回去，而是留在了回疆，在回疆长大。平凡的生活让她忘记仇恨的伤痛，与一位哈萨克族的男孩苏普恋爱，埋下了深情的种子以至于影响后面整个情节。整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回疆之中，与外界中原的武林纷争隔离开来，甚至毫无联系，可谓是世外桃源。这与金庸的其他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小说的篇幅也限制了它自身的情节，我想金庸也可能故意只想在另一个世界撒下他向往的情结，寻找不一样的
第四篇：传统文化与金庸小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个字，贯概十四部小说，构成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凡有华人处，必能见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此等境遇，对于武侠小说而言，可谓空前，也必将绝后。若要归结原由，正如小说的内容一般，包罗万象，见仁见智，但至少有一点，那便是文化的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代代传承，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真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读本。倘若寻章摘句，按部就班，只怕能够集合成一部国学巨著，此处只是浅尝则止，窥见一斑。
先要说的是琴，也即音乐。音乐由来已久，据说皇帝命伶伦为律，听闻凤凰的鸣声而制成十二律。十二律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弹奏音乐最常用的乐器是琴。传说神农氏用桐木制造了五弦琴，能够弹奏出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后来周文王添了两弦，音调为少宫和少商，改良为七弦琴。在小说《倚天屠龙记》第一回中，郭襄在少室山遇见弹琴的何足道，何足道弹的便是七弦琴，书中叫做焦尾琴。原是东汉左中郎将蔡邕以烧焦的桐木制造。二人先后弹了数首曲子，其中有两首都是出自《诗经》。《考槃》出自《卫风》，是一首隐士之歌。表现的是大丈夫在山涧之间自由游荡，独来独往，无拘无束，固然寂寞无伴，形容憔悴，却又志向高洁，永不改变。《蒹葭》出自《秦风》，说的是和美人隔水分离，相思之极，想象如见。在小说《碧雪剑》中，阿九思念袁承志，弹的曲子是《子衿》，同样出自《诗经》，表达的是男女相思之情，“一日不见，如隔三月”。小说《笑傲江湖》的名字就来源于书中的一首同名曲子，据说曲谱中间的一大段，取自嵇康的“广陵散”。嵇康是三国时魏国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音乐家，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厌恶烦琐礼教对人的束缚，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为统治者所容，慷慨负死。临终之前曾弹奏一曲，便是《广陵散》，并叹息道：“广陵散从此绝矣！”书中的曲洋挖掘了二十九座古墓，才由蔡邕的墓中觅到了曲谱。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古琴还有伏羲离徵、黄帝清角、庄子橘梧、李斯龙腮、司马相如绿绮、赵飞燕凤凰、赵孟頫震馀等。
其次要说的是棋。古代说的棋大多指围棋。通常的棋盘，横竖各十九轨，三百六十一子。古人采用坐标的方式记录棋谱，方法众多。《天龙八部》中段延庆指点虚竹下棋，采用的是《忘忧清乐集》中的法子，将棋盘分为上平去入四个区域。《笑傲江湖》中提到了两个围棋古局，一个是《烂柯谱》，一个是《呕血谱》。前者出自于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说的是晋人王质到石室山上伐木，看见几个童子在那里下棋，便停下来观看。后来吃了童子赠送的仙果，回到家中时才知道已经过了许多年，斧子和砍到的柴都已经腐烂尽了。后者说的是北宋国手刘仲甫与骊山仙姥下棋，给杀得大败，气得呕血数升，那局棋的棋谱便称作《呕血谱》，共一百一十二手。
接下来说的书，即书法。将书法融入进武功的段落很多，如《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都有描写。其中涉及了不少书贴，简单解说几篇。《裴将军诗贴》，唐朝颜真卿吟赠及书予裴将军，乃其晚年精品巨作。该贴以草书、真楷和行书三体书写，其字大小参差错落，随意安排，布局新颖。除以上三种字体外，还杂以隶书、篆书，写来高古雄浑，刚柔兼备，不拘法度，洒脱之极。《八濛山铭》，三国蜀汉大将张飞所书，隶书写就，笔法源于汉代“张迁碑”，下笔较重，极有气势。《怀素自叙贴》，乃玄奘法师的大弟子怀素所写，师承张旭的狂草，即草书中带有狂笔。书帖原文共七百二十字，字体大小悬殊，一气呵成，狂而不诞，严谨有致。《笑傲江湖》中，秃笔翁便以上面三帖里的笔法和令狐冲对敌，但令狐冲不懂书法，只以独孤九剑破之。在小说《神雕侠侣》中，朱子柳将书法和“一阳指”结合，大败霍都王子，也涉及到《房玄龄碑》、《自言帖》、《褒斜道石刻》三篇碑帖，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说完了书法，自然便是绘画。《笑傲江湖》中提到的《溪山行旅图》最为有名。此幅图画为北宋范宽所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人一名中正，字中立，最擅长山水绘画，特点是：多描绘北方关陕地区景色，全景式布局，主峰峻拔，折落有势。山顶好作密林，水旁喜作突兀大石，山石用短促峻削的“雨点皴”，用笔凝重锐劲，墨色黑沉深重，风格壮武。
琴棋书画之外，其他传统文化涉猎繁多，难以尽数解说。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今后共同探讨。金庸先生的小说底蕴深厚，雅俗共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金庸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大俗大雅是指金庸 小说从“雅文化传统”与“俗文化传统”的接合部切入，融通雅俗而 超越雅俗。金庸小说一方面以“俗文化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 和合理的文化因素向“雅文化传统”渗透，一方面又把“雅文化传统” 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俗文化传统”中去。至幻至真是指金庸小说不 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 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 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惟其如此，金庸小说才能摆脱种种局限，将各种应有的情感推向极致，才具有了其他小说无法具有的魔力。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武”与“侠”——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在伦理本 体型的文化中，“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 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客”、“侠义”、“侠行” 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 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所谓“侠”是目的，“武” 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 来。金庸小说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作了深刻的阐释。武德的高尚与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作为社会道德的 武德要求练武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作 为文化道德的武德，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由此而分出所谓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应符 合儒家、道家乃至释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社会 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构建弘大刚毅的人格；“邪派武 功”则破坏人自身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 人性准则。武功与人格是相统一的，如“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练的 是符合《周易》文化精神的武功“降龙十八掌”，而东方不败则练戕 害人性的“葵花宝典”。武功也绝不是单纯的外在的技击，而是与人 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命感受密切相关。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 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飞扬佻达的杨过在经 历了人事惨变之后悟出了“黯然销魂掌法”。其实这已不是武功，更 不是武术，而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们的生命外化形式。金庸小说把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释、道乃至诸子 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和 人的生命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文化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 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四类：民间侠、儒侠、道侠 和“自由”型侠客。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 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 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和深厚的 怜悯情怀。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以及性格思想都符 合孔孟的论述，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巨大 的楷模的力量。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 赢得了人们的恒久景慕。令狐冲是“自由型”侠客的代表，其特征是 以蔑视陈规陋俗的道家思想为底蕴，而又熔铸了五四精神的某些特点，他不顾武林中的正邪观念、门派观念和一切陈规陋俗，处处以生命的 真情来对待世事人生，因此才能笑傲江湖、笑傲江山乃至笑傲人生。人们对令狐冲的喜爱，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真情与自由的渴望，对世俗 纷争的厌弃及对文化理想的向往。
“情”与“理”——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纠结与冲突。金庸小 说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爱情描写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携手走天涯的人 生范式。由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袁承志与 温青青等人共同构建起的这种人生范式有着恒久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走天涯”是指仗剑行侠，“携手”则是指与红粉知己共闯江湖。仗 剑行侠之诱人，尚不在其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倒多是为了肆逞己志，抒解久遭压抑的情绪。“携手”的妙处就更多了，沙里淘金、自择伴 侣、追求幸福。这“携手走天涯”五字，既能满足人的社会实现的要 求，又能使人充分享受感性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实现的方式： “走”。豪迈、刚烈、苍凉、忧伤、潇洒、自由，一“走”，就全出 来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携手走天涯”确是一种诗意人生。这种融 “水浒”与“红楼”于一体的人生范式，既植根于传统文化深处，又 为正统的封建观念所不容，因为她把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的本真生命的 内在的合理因素张扬出来，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道德观念的封建政 治意识形态有着尖锐的冲突，并对其发生着撞击性的破坏作用。
传奇与传统——以传奇的形式展示民族的文化原型和文化精神。郭靖想实现的是儒家的社会理想，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弥刀兵，陈近南 则是一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书生侠客陈家洛的失 败及归隐异域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袁承志自幼立志复 仇，但国仇、家仇、天下仇，仇仇报不得，却在层层的“复仇”过程 中升华了自己的人格。再加上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令狐冲和任盈 盈“曲终人不见”，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 奏鸣曲。文人与侠客都是要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世界，只是文人用笔，侠客用剑而已。
与此相关，中华民族追求理想境界的情结在金庸小说中也有鲜明 的体现。在《倚天屠龙记》中的冰火岛上，谢逊恢复了人性，正派的 张翠山与邪派的殷素素结为连理，一旦回到中原，一切都被“异化” 得面目全非。在活死人墓中，杨过与小龙女是那样的清纯自然，而来 到“花花世界”中，却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痛的折磨。所有这些，都表 现了传统文化中要建立一个清纯世界的文化理想与文化冲动。
金庸小说结局可以分为两类，或失败，或归隐，总之难有“大团 圆”的结局。成吉思汗怀着英雄的迷茫逝去，郭靖战死襄阳，张无忌 将江湖拱手相让，袁承志“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都是有志不 骋的失败结局。至于以令狐冲与任盈盈的“曲谐”为代表的归隐型结 局，是对江湖、江山乃至人生的超越与提升，也不是所谓的现实的成 功。其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理想只能向现实一点一滴地积淀，只 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但永远不能完全取代现实，因此，金庸小说的结局不是谁的随意安排，而是历史文化的必然选择。此外，像对于恩仇观念和正邪观念的超越，《天龙八部》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悲悯情怀，《鹿鼎记》对民族劣根性的挖掘，也都表现了 民族精神的一些重要方面。
金庸小说因与传统文化的深度关联而成为一个开放的文本。在当 代语境中，其传统文化的底蕴会在现实中生成相当复杂的东西，并对 现实产生复杂的影响。我们应该从文化的深度入手，梳理并显扬其合 理的因素，剔除其消极的负面因素，使之为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民族文 化本体的重塑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五篇：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_儒_道_佛的参渗
第 ２２ 卷 第 ９ 期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ｓｈａ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Ｓｅｐ．２００７
Ｖｏｌ．２２，Ｎｏ．９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儒、道、佛的参渗 朱 正 华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 ： 金庸小说蕴藏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儒道佛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体现，它们 各自深深地影响着金庸小说，又相互渗透，共同在金庸小说中营构出了一种睿智而和谐的人生。
关键词 ： 金庸小说 ； 儒 ； 道 ； 佛
中图分类号 ： 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编号 ： １００９－ ８６６６（２００７）０９－ ００４３－ ０３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雅俗共赏，是因为其中不仅有惊 险曲折的武侠故事，而且蕴涵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其中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成熟 宗教，儒、释、道由此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最高体现，成为 中国人的意义世界。”（Ｐ２６０）金庸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 化的影响，飘逸出浓郁的儒道佛文化气息。［１］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也是 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者。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 出一种敦厚的儒家风范 ：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 杀身 成仁、舍生取义、死而后己的道义感 ； 三军可夺帅，匹夫 不可夺志的气节 ；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操守。甚至郭靖独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学说典籍
中找到相对应之处 ： 诚信，刚毅，讷于言，敏于行，微言大 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郭靖简直就是儒家 理想人 格在金庸小说中的翻版。在小说中，郭靖屡屡道出“侠” 的意义 ：“我辈练功习武，所为何事 ？ 行侠仗义，济人困 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便是真好汉，真豪杰了。”《神（雕侠侣》）在这里，小说中的“大侠”实际上成了儒家文化 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者。
郭靖不仅是儒侠中的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 之大者，因为他彻底地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目标，有 着“铁肩担道义”的巨大人格力量。铁肩担道义”是中国 “ 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 想。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尽情倾注在郭靖身 上。郭靖坎坷的经历，勤朴敦厚的个性，高超卓绝的武 一
金庸小说中侠的形象很丰富，主 要有 儒侠、道 侠和 民间侠，但金庸对侠的认识，是从儒开始的，在他的心目 中，也 只 有 那 些 儒 侠 才 担 当 得 起“ 侠 之 大 者 ”的 真 正 称 号。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侠的思想据为自己笔下的英雄取 之不尽的精神资源。金庸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 口表达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文化立场。在儒家的 文化视域内，家与国是同构同质的，没有天然的鸿沟。可 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儒 家不仅要求人们把对家的伦理情感施用于国，而且强调 要真正地献身于国。也就是说，如何取舍个人在“国家” 与“家庭”间的正确位置，是儒家文化传统判断个人人生
价值的重要尺度。
收稿日期 ： ２００６－ ０８－ ３１
作者简介 ： 朱正华（１９７９－），女，安徽庐江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 现当代文学。
４３功，忧国忧民的心怀，大仁大勇的胸襟，无不让读者产生 共鸣。他的身世经历契合孔孟思想，他的言行和结局更 有着楷模的作用。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真、对朋 友义、对子女爱，是典型的“侠之大者”，是君子，甚至可 以说是“圣人”，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 身上显示出的这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风范，也体 现了金庸对儒家的内求张扬主体、外求治国平天下的文 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郭靖获得“大侠”的名份，不只 是源于武功的高强，更源于他保卫襄阳的民族壮举，源 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以天下苍生为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反复 强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传统儒家大侠的至高思想境 界。金庸小说从多视角、多层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郭 靖为代表的儒侠之所以能达到值得称道的至高境界，是 因为他们具有可贵的精神品质 ：“仁者爱人”的高尚 境 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诚实守信、宽厚 待人的侠肠义骨。而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 现，他也不愧为“侠之大者”。也许，把郭靖写成儒家之大 侠，似乎有点令人费解 ： 一个连字也不识几个的“呆子”，怎能成为儒侠 ？ 这也是金庸的独特之处。文化对世人的 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而受儒家影响的是所有的中国 人，包括识字和不识字的，绝不是饱读诗书的儒生而已。小说中就连不识字的妇人郭母也时刻教导儿子不忘雪 国之耻。其实，“识字不多的下层人民是凭着本能和信念 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的，因而这种影响不仅是表现在 思想上，而更多地表现在心理上和人格上。”（Ｐ２０［２］）
所 以，金庸小说呈现出的传统文化意蕴，很多时候是缘于 民间的自觉。
二
郭靖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受 儒家的影响。然而，儒家理论在被统治者所采用的同时，产生了禁锢人性、等级森严、宗法专制等诸多弊端。金庸 对于这些弊端是持否定态度的。于是，他又向我们展示 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侠”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个性 和恣肆不羁的生命形态。金庸小说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
“大侠”。他们行走江湖，自持正义，特立独行，孤傲叛逆，率性而为，不但反抗黑暗腐败的官府，也反抗一切陈规 陋习，他们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 传统的思想精髓是个人本位和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并 且构建了逍遥游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正是冲破宗 法专制和一切外在规范束缚，反抗现实，肯定自我，追求 个人精神自由独立的表现。另外，道家作为儒家社会的 反抗者，它们的根本对立在于，儒家强调社会价值高于 个体价值，道家则凸显个体价值的至上性，重视个体生 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并不看重人的现世社会价值。
道家思想对金庸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
４４
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适性得意。张三丰是金庸小说 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悲为怀 而又不是遗世傲立。他的个性宽容、随和、开朗、大度、幽 默、机智，可以说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齐物我，齐生死。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极易显示出一个 人的人品高下。当死亡的威胁降临时，张三丰不仅视死 如归，而且还能自我反省，继续思道。赵敏率蒙古武士侵 扰武当，其时俞岱岩残废，其余人下落不明，他自己身负 重伤，大敌当前，他却低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并且顿悟 ：“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但求 我自丹心一片，管他日后史书如何写！”（《倚天屠龙记》）这种精神实是俯仰天地，得道深矣。作为道家文化象征 的 老 顽 童 周 伯 通 晚 年 练 成 了“ 左 右 互 搏 术 ”和“ 空 明 拳 法”。这与其说是武功，不如说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 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 相互融透，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３（］ Ｐ８８）
在道家之侠看来，人性归属自然，循自然之道，率性 而为，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性自由与人格自主。金庸 小说虽然也写古代，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渗透着 个体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杨过是金庸小说中一位典 型的“大侠”。他至情至性，任性偏执，既认西毒欧阳锋为 义父，又反出师门拜小龙女为师，将师父赵志敬视为仇 人。这在儒家正统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杨 过看来，只是“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尤其是他要娶身 为自己的师父兼“姑姑”的小龙女为妻，这更是儒家眼中 的“禽兽之行，乱伦之罪”。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杨过却 意志坚定，毫不妥协，他大声说道 ：“姑姑教过我武功，可
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 要她做妻子！”这是杨过向不合理的礼教、习俗挑战的宣 言，体现了道家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杨过是封建礼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冲就 是传统文化的彻底的背叛者。令狐冲虽然行走于人欲横 流的江湖，却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为，任意 所之，游于江湖之中，行乎山水之间，追求着真与善。在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声中，令狐冲却奏出了“笑 傲江湖”的不和谐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争权夺位之时，令狐冲却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厌恶与逃避。原因只在于 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庄子生活在人 人危如累卵，生命常遭不测的大**时代，虽然真切地 盼望着身心的全面解放，却也深知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 求之于现世，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灵。确实，只有能够 “游心于无穷”，才能够超脱现实的藩篱，打破闭锁狭 隘 的世界，在恬淡适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飞翔。令狐冲 真正地领悟道家文化的精义是在练成绝顶武功独孤九 剑之时。独孤九剑的要诀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 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不论行或止 都合 于自然之气，如行云与流水，行到何处，流向何方全凭气
韵驱使。这等高妙的境界，是武学的境界，也是人生的境 界。令狐冲就是一个自由之魂，他的精神昭示着人类对 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那么，如何才能化解掉这满眼的 刀光 剑影、充 耳的 杀伐之声和盈心的痴情仇怨 ？ 只有佛门的大悲大悯，才 能破孽化痴。既然人生无不悲苦，执着于恩怨、执着于权
三
金庸在用传统的儒和道来阐述和言说武侠小说的 同时，并没有忘记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说中试用 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大悲、大法 力来化解人世的无穷冤孽。
在佛家眼中，人生无常，无常即苦，众生世界苦海无 边。进而能够“斩无明，断执着，起智慧，证真如”，才能超 脱人欲苦海，回头是岸，找到心中的“净土”，用之为苦海 慈航。小说中人物凭借着他们的慧眼与意志，置苦海却 能自我超渡，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龙记》就是一部 佛光普照的作品，主人公张无忌天生怀有一副慈悲心 肠。张无忌的“无为”看似与道家的精神暗合，但骨子里 却藏着佛眼与慈悲心。他行医又行侠，堪称“江湖医佛”，出于慈悲与可怜之心答应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 离，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肠，劝阻武林各派纷争。除了主 人公张无忌的慈悲心怀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外，杀 人如麻、双手沾满无辜人的鲜血的刽子手谢逊，在 历经 世事沧桑后“立地成佛”，顿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门，其 最后归宿有助于揭示小说主题。紧随其后的下一部小说 《天龙八部》也是这种主题的延伸。
《天龙八部》 这部书的名字就取自佛经，小说以情 孽、复仇、争权为三条线索来展开故事。段正淳处 处留 情，结果使众情人互相嫉恨，相互追杀，自己也苦不堪 言，使其子段誉也成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说复仇，萧峰与中原好汉的悲剧冲突正是因为复仇而起。还有争 权的斗争，更是造成江湖混乱，人生悲苦的缘由。不仅江 山王位的争夺如此，江湖门派的掌门之位的争夺也如 此。于是，每个人都可能在他们织成的网中承担几种角 色。其实，这张网正是“人世间”的深刻象征。网中既是受 害者，又是织网者，作者揭示了“命运”的成因 ： 不在天，不在地，而恰恰在于人本身，每个人都是命运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命运的制造者。叶二娘为恶是因儿子被别人偷 去，游坦之则是因萧峰杀死了他的父亲，而萧峰本 人也 由别人带给他无法脱逃的悲剧命运。书中的人物就是这
势、执着于胜负，只会给人生带来永远的遗憾和追悔，那 还不如“众生无我，苦乐随缘，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因 此，萧远山与慕容博的深仇夙怨便在无名老僧的一片说 道声中化解，而无丝毫勉强之态。而在老僧身上，体现了 佛学的智慧 ： 知识丰富而又不骄矜，洞察世情而又不傲 慢，指点迷津而又不故作高深，看破红尘而又不脱离人 世。这些都根植于深深的冥思，又来源于对往事的颖悟，更有对历史的超升。金庸将这种精神和理想灌注于他的 小说中，使它们的文化品位得到了提升。
四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一方面受儒家影响，关注现实
人生，积极进取 ； 另一方面，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率真任 性、想象丰富、情调浪漫，又与道家有关。在“侠”的理想 失落后，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对其心灵的一种价值 补偿，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这又成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
活方式。老子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这是人生追 求的极境。虽然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被世人所接 受，但在金庸小说中，入世与出世都作为一种理想的人 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体 系中都具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儒家讲求“仁者爱人”； 道 家虽无正面的主张，但主观个体的清心寡欲、自然无为，也达成了客观群体的友爱和谐 ； 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众生的思想更显示出博爱。其实，真正的仁善可以 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慈悲的一种有机结 合，金庸小说就呈现出这种结合的和谐美。“儒、道、佛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犹如三条闪闪 发光的 思想 的 大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资 源。”［４（］ Ｐ８８）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深受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 响，既有儒家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 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随心任性、清净无为的思想以及佛 门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博爱之心。这些共同在金庸 小说中营构出了一种睿智而和谐的人生。
样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环环相扣，因果交错。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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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程文超． 欲望的重新叙述［Ｍ］．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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