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情民族感情

第一篇：金庸小说的情民族感情

金庸小说的情民族感情

金庸小说的情——民族感情

金庸曾经说过，他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及海外华人社会流行，一个主要因素是它们充满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民族感情及民族命运，差不多在每一本金庸小说里都占着重要地位。

金庸小说里表达的民族感情，从第一本小说到最后一本，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由较狭窄的种族观，发展到较复杂的看法。

在《书剑恩仇录》之中，中国应由汉族人统治，满洲人是人侵的“异族”，意识十分明确。赶走满族，由汉族人统治，是“光复大汉江山”的“大业”，值得好男儿抛头颅、洒热血。

到了《天龙八部》，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在汉人社会长大、后来发现自己是契丹人的萧峰，不能不与敌视了半生的辽人认同，但是他无法把汉人视作敌人，他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一方是好人、另一方是坏人，他看见辽宋之争是双方都有好人有坏人，错不在任何一方，而是在于战争。萧峰的渴望，是停止战争，和平共存。这种慈悲的意念，盖过了民族观念。

民族感情最强烈的时候，是面临强敌入侵、或已经被外族侵占、正受着外族统治的时候。犹太人的民族感情分外强烈，一个原因是他们很久没有自己的国土，很久在外族人统治的国家里生活，受外族人的歧视。

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特别强烈，也是基于类似原因。金庸小说充分反映了这点；在他的小说里，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吐气扬眉、汉族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战胜外族的场面很多，写得十分生动，例如《碧血剑》之中，温青青怎样找洋剑手的晦气，《鹿鼎记》里韦小宝怎样教罗刹人大大出丑，都令读者看得大感痛快。

在处理民族感情上，《鹿鼎记》其实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新发展，一是民族的划分已变得轻微，由“中国人”与“洋鬼子”之分所代替；二是强弱之势扭转，由怎样抵抗外族的统治，变为怎样以强者的姿态一雪前耻。

失落的族人乔峰

为什么要有民族感情、爱国感情？对国家民族感情有什么可贵之处？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有许多事情是需要团结许多人长时期合力做才可以做到的，民族感情、爱国热情可以凝聚庞大数目的人的力量，达到远大的目标。理智所能发挥的力量，永远及不上感情发挥的力量；理性地指出团结合作的好处，一个一个地去说服世上的人，既费时又易开启争揣，激励群众的民族感情或爱国情绪，则直接而快捷得多，尤其是在危急关头，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合作，绝对没有呼吁人为伟大的理想而牺牲那么有效。

从个人的角度看，大多数人害怕寂寞；大多数人，起码大多数男子，需要成就。一群人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努力，能够带来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这个道理。在金庸小说里，结义是一种很常见的行为，然而结义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两个人因意气相投而结“义”，如段誉与乔峰；另一种是一群人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目标而结交，如乔峰与他率领的丐帮兄弟，如红花会十四侠。对乔峰这样的人来说，显然朋友关系，是难以与后一种关系相比的。无论他跟段誉怎样意味相投，他们的结义之情都没有与他出生入死的兄弟的感情深厚。

要了解乔峰的悲剧，必须了解民族使命及他与丐帮兄弟的结义之情对他的重要性。乔峰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身分及人生目标。他是汉人，他是丐帮子弟，抵抗外族入侵是他的天职，接任帮主之后，他的责任就是继承历代帮主，负起率领丐帮抗敌卫国的使命，这就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

乔峰绝不是站在不胜寒的高处领导；一来因为丐帮的帮会性质，二来也是由于他的个性。陈家洛也是帮会领袖，但是无论他的“众位哥哥”喊得多亲热，他都是个地位比他们高的贵族公子，但乔峰则不同，他就是爱与丐帮兄弟一同杀敌、一同豪饮、一起赌钱；他们是亲密战友，除了丐帮之外，他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

乔峰大半生在丐帮度过，自少就在帮主指挥之下，与丐帮兄弟执行杀敌卫国的任务。他年纪越长，立的功劳就越大，终于被他登上帮主的地位。

保卫国家民族这个共同目标，把乔峰和丐帮的帮众及领袖人物团结在一起；有共同工作目标而互相敬重的人，性情是否投合，也能建立深厚的关系。

杏子林叛变瓦解之后，白世镜宣布发动叛变首脑宋奚陈吴四长老的罪状，乔峰一一数出四大长老不为人知的功迹，流血代他们赎罪。说到与他一向交情不好的陈长老陈孤雁的时候，乔峰朗声道，他自己是个粗鲁汉子，不爱结交为人谨慎、事事把细的人，因此与陈长老性情并不投合，但是他私心之中，一直对陈长老十分尊敬；他说：“刺杀契丹国左路副元帅耶律不鲁的大功劳，旁人不知，难道我也不知么？”

是使命，不是个人喜好，把乔峰和丐帮上下连成一气。这样的英雄，原是不会寂寞的。

乔峰生命的崩溃，始于他失去他的国家民族使命。发现自已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之初，一生安生立命的基础一下子涣散，他痛苦无比，但他是个坚强之极的人，在他的民族使命破灭之际，他马上抓住了另一个目标：为父母报仇。在失去了丐帮兄弟之际，他幸运的获得了一个全心支持他的少女作伴，但是个人的目标、私人的感情，并不能填补这个空虚。

民族感情不是理性的，不能凭理性来决定来就来、去就去。知道了自己是契丹人之后，乔峰努力接受他的新身分、努力告诉自己要向大辽效忠，但是他做不成功。他无意救了耶律洪基，一下子贵为南院大王，他有部下可以指挥，他有辽君颁下的任务去完成，但是他根本无心整理这些部下，在他与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目标，因为他无法把这个任务视为自己的使命。

他只能消极地告诉自己，他会坚决保卫辽国不让大宋入侵及制止大辽攻宋，但叫他忘却对大宋之情，就如叫他的左手忘却右手。

海外华人郭靖

如果说乔峰活脱脱是个热爱中华文化、但不为中国人接受信赖的洋鬼子，郭靖就可比拟在外国长大、但一心只与中华民族认同的海外华人，虽然在外国生活愉快，也结交了不少好朋友，一旦国家蒙难，便坚决站在中国的一边。

郭靖的母亲李萍逃难至大漠生下郭靖，从此在蒙古居住，他六、七岁时母子便到了铁木真军中，郭靖的童年玩伴都是蒙古小孩，他崇拜铁木真、哲别英雄了得，他与铁木真幼子拖雷性情投合，两个小孩子仿效大人结为“安答”，成为“金刀驸马”虽然完全是铁木真一时高兴，但是郭靖与华筝本来便是情同手足。蒙古族人对郭靖母子全不歧视，他们清贫而自足，比近代一些侨居外国华人所受的待遇好得多了。

像很多华侨一样，李萍教诲孩子不要数典忘祖，郭靖接受这个道德原则，从来没有任何疑问。他是个单纯的人，他会经历矛盾，但一经决意，便不会反覆。

铁木真下令郭靖跟窝阔台及拖雷经宋伐金，但其中密令是在回程上攻灭大宋，要是郭靖奉令，日后即可裂土封王，若不奉令，便即时扑杀。李萍识破密令，母子预备逃走，但遭遇拘捕。铁木真要杀郭靖，拖雷赶来求情，他劝郭靖说：“安答，你自小生长蒙古，就与蒙古人一般无异，赵宋贪官勾结金人，害死你的父亲，逼得你母亲无家可归，若非父王收留，你焉有今日？你我兄弟情深义重，我不能累你做个不孝之人。”

郭靖本来意动，但终于不肯，正是念及母亲平日教诲，同时也想到蒙古人征服大宋，会累千万百姓家被人亡。他既然意决，便把个人恩情放在一边，与铁木真决裂，逃离蒙古。

后来，郭靖黄蓉在襄阳迎战蒙古大军，领军赫然是拖雷。

黄蓉提出“大义灭亲”，叫郭靖刺杀拖雷，使大军暂退，郭靖为了襄阳百姓，慨然答应。侥幸铁木真病重消息传来，召回拖雷，及时免了郭靖执行此痛苦任务。比起乔峰，郭靖是幸运得多了。

爱国女子

国家民族感情，在金庸小说中占着重要地位，几乎所有的金庸男主角都是“为国为民”的英雄侠土，但是对金庸的女子来说，这种感情却不大重要，像秋瑾那样的女侠，在金庸小说中。可说是绝无仅有。

在大帐金帐之中、刀斧手眈视之下，侃侃而言，劝喻儿子尽忠报国的李萍，显然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是翠羽黄衫霍青桐，她领导族人奋力抗敌，是个爱国战士。霍青桐的民族感情特别激昂悲壮，特别沉重庄严，因为回族抗拒的是比他们强大百倍的清兵，以弱抗强，他们能依赖的只有不怕死的精神，和他们所信奉的真神的保佑。霍青桐所表现的，正是她族人这种神圣的誓死抗暴的精神，她的民族感情，其实比陈家洛真挚得多，是她个性之中一个重要无比的构造成分。

比起霍青桐，蒙古郡主赵敏的爱国热情就薄弱得多了。在爱情与对国家效忠之间，她毫不考虑地选择了爱情，为了张无忌，她置国家大事于脑后；眼见着张无忌指挥明教教众对付元兵，她只求这小子莫来向她请教，让她为难，她便满意，对于这些同族，她显得没有什么感情。

当然，读者对赵敏这种反应不但没有反感，反而相当嘉许，一来因为读者同情汉人、拥护张无忌，对入侵中原的蒙古兵殊无好感，但是，从蒙古人的角度看，显然赵敏是背叛国家民族。而她这样做，并不是基于在道德原则上不支持元朝的做法，而是简简单单地因为她爱上了张无忌。

想深一层，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女子出嫁从夫，丈夫效忠谁，她便要跟他共同进退，女子不需要独立决定效忠国家民族，至于对国家大事太投入，那就更不适宜，梁红玉、杨门女将、花木兰那些女子，只能扬名于民间故事。在金庸小说中，九难是唯一对国运感到切肤之痛的女子，但她原是大明公主，天下是她家的天下，她的国愁和家恨本来就是一件事。

红夷大炮

中国历久积弱，屡为外族侵侮，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感情，经常对外族以还击作为发泄。在战场上光荣的打胜一仗最好，在任何成就竞争上占先，本可称为“中国人的光辉”，再不然，就夸口谈祖宗基业、或进行小捣蛋小破坏，让外国人难堪狼狈一下，也是好的。但到了最后这个步骤，其实已是十分可哀，能够洋洋得意，只为早培养成阿Ｑ精神。

《碧血剑》里，袁承志一行人道上遇上押红夷大炮的西洋人，带着狐假虎威的通译钱通四，在客店里作威作福。众人大为不满，奈何他们火枪的确厉害，不敢反抗。西洋人见状更加意气风发。青青不甘受辱，提剑与洋人比武，使他甘拜下风，程青竹以内力使一叠金币结成金柱、发竹筷震落钱通四的门牙，使西洋人看得目瞪口呆，最后胡桂南用计，与乡民合谋，毁掉西洋人的火药、把红夷大炮推下洋谷，逼使西洋人缴械投降。

这场作弄惩戒，大大发泄了中国人冤屈之气，甚至为中国人争回不少面子，但是对大局毫无帮助。金庸让袁承志指出，大炮是没有好坏的，好与不好，要看它派上什么用场，袁崇唤守关破敌，就借助红夷大炮不少。袁承志跟运大炮的洋军官说：“他们洋兵带大炮来，如是帮助中国守卫国土，抵抗外敌，那么我们很感谢……但是到潼关去，是帮皇帝杀我们百姓；这个我们就不许了。”

为什么皇帝要杀老百姓？袁承志说：“全中国的百姓很苦，没有饭吃，只盼望有人领他们打掉皇帝，脱离苦海，皇帝怕了，叫你们用大炮去轰死百姓。”这就是中国封建制度腐败。容许当权者为保自己地位而以武力镇压人民。这样的制度存在；红夷大炮永远紧握在当权者手中。

袁承志与李自成“人治”在中国丈化中根深蒂固，爱国家爱民族的志士，总把希望寄于“明君”，以致几千年来，中国始终不能打破封建制度的局面。金庸小说也反映了这个现象。英雄侠士除暴抗敌奋不顾身，是为了不忍见人民受苦；但他们深信人民受苦是因为暴君在位，或异族统治，去了暴君、去了异族统治而匡立爱民的明君，人民就可以安享幸福了。《碧血剑》里穆人清、袁承志等人拥护闯王，正是基于这个想法。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侠士的使命十分清楚：明君爱民如子，当能号今天下，但一旦变为残民的暴君，那么侠客便要持倚天剑出来，把他除掉，另立明君了。这就是武侠小说承袭游侠列传的浪漫政治观念。然而，金庸小说也反映出这个观念是怎样靠不住。原是“明君”材料的人，得权后可以转变为暴君，那时原来拥护他的爱国爱民志士侠士，若不臣服、同流合污，便只有被杀害或退隐两途。

闯王对崇祯的太子说：“我就是老百姓！是我们老百姓攻破你的京城，你懂了么？”闯王老百姓的形象博取了人民的信任和热烈支持，使他们打开城门迎闯王。他入城之前，在城门上还肃然禁止士兵伤害百姓，但入城不到一日，闯军已在他许可之下，四出抢掠奸淫。

这里道理何在？权将军刘宗敏教训袁承志说：“大王打江山的时候是百姓。今日得了天下，坐了龙廷，便是真命天子了，难道还是老百姓吗？”后来，在《鹿鼎记》一里，韦小宝解释给罗刹国公主苏菲亚听，要士兵拥护自己为王，最有效的方法是答应攻下城池之后任由他们抢掠奸淫。换句话说，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要部属支持自己，就要给部属好处，又哪能管对百姓是福是祸！

到了那个时候，极力保护百姓利益的人，反而要被质问：“你来讨好百姓，收罗人心，到底是什么居心？”这是封建制度的规律。

韦小宝的民族观念

国家民族观念在金庸小说之中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龙八部》里，宋与辽之间战祸连年，辽、金、蒙古、女真族之间也是打斗不休。乔峰发现自己是契丹人之后，只盼望辽宋之间和平共处，互不侵犯。显然，那时的国家民族感情，是汉、金、蒙古、契丹等族人各自忠于自己族人的感情，可以结为盟友，但不应强吞弱、大并小。到了《鹿鼎记》，满洲人入主中原，中国已是个多种民族结合的国家，乔峰时代的民族观念已不合时宜。按照陈近南等人的说法，满洲鞑子应撤离中原，把国家还给汉族。但按照康熙的看法，满洲人统治中国之后，四海之内，渐趋稳定太平，要局势进一步稳定，反而是收服台湾。只要人民幸福，那有什么不好？韦小宝的看法，恐怕较近于康熙，当然他没有康熙的一番大道理。但他更在康熙的大道理之外，别有一番看法。他跟罗刹人谈判，最重要的是长自己威风，减他人志气，以及多争土地。因此他大大赞成索额图的说法，就是莫斯科本来就是中国的地方，因

为莫斯科曾被成吉思汉征服，而成吉斯汗成立元朝，正是中国的皇帝。此说果然令罗刹使气结。

韦小宝表现了国家民族感情的另一面，就是国家富强，国民也有面子。为自己增加面子，有些人就认为不妨认大侵略者为多国皇帝了。韦小宝为了在罗刹人面前争光，认蒙古统治者为中国皇帝，又有何不可！

国家民族的界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原非绝对。乔峰的辽相对于宋，辽、宋是两个民族；韦小室的中国相对于俄罗斯，则汉、满、蒙、回皆同属一国了。世界大同，民族团结互助，原是崇高理想，但什么时候应该合、什么时候应该分，又以什么原则确定？韦春芳说她接客，汉、满、回甚至西藏人也接待，但接待“罗刹鬼，红毛鬼”就是“烂婊子”的所为，这些分界，原又是从何而来？

第二篇：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正是从“正义”二字出发，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便有机地、完全地联系到一起了。正义是侠义的交集，是共通的地方。金庸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 ⑤前文说过“侠”的基本要求就是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而“义”也正是以着一切为前提的。所以在金庸小说中，赋予了传统的侠义观念以全新的内涵，使其升华到人性精神光辉的高度，也使这样的侠义精神拥有更多的道德、正面的光彩。加上金庸的妙笔生花，读来不觉枯燥，反觉真挚感人。

以上，我们从精神内涵的角度分析了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下面，我们就从具体的人物形象来看看，侠义精神是如何体现的。

在《飞狐外传》的后记中，金庸写道：“在我所写的许多男性的人物中，胡斐、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喜欢的。”⑥其实，这也是金庸着力塑造的几个侠义形象。在下文中，拟分析一下郭靖和胡斐两个人物。

先说郭靖。这是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三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人物。有人称他是“完美的近乎于假”的英雄。郭靖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家国仇恨，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金庸说“郭靖在大关节上把持的很稳。”只要是关乎民族大义、国家存亡的大原则，他是从来不含糊的。他自小在蒙古长大，对蒙古人有着极深厚的感情，包括与拖雷结拜，与华筝订婚，替成吉思汗西征等等。但是当蒙古覆灭金国之后，又欲吞并大宋的时候，他是毅然襄助宋朝的将领抵抗蒙古南侵。在《神雕侠侣》中，他与黄蓉共守襄阳，鞠躬尽瘁；在《倚天屠龙记》中，襄阳城破，他夫妇二人双双自尽殉国。直到这里，郭靖“大侠”的形象终于是塑造完成了。他的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被引为经典，他本身也是在实践着这句话。他对杨过说过：“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⑦以郭靖的武功，在城破之日自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最终他选择自尽，正是在履行自己的那句座右铭。为国家、为百姓、不惜牺牲自己，这是我们在前面论述“侠”的内涵时提出的观点。郭靖赴难，就是如此，所以无愧于江湖上人称“郭大侠”。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评介道：“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应该有更大的肯定。”⑧

“侠”还应具有的品格是仁和义，在郭靖身上，这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射雕英雄传》中有这么一个细节，郭靖和黄蓉在牛家村密室中疗伤，为不让人知晓，黄蓉欲杀傻姑灭口，书中写道-------

“黄蓉向外走了两步，回过头来，之间郭靖眼光中露出怀疑的神色，料想是自己脸上的杀气被他瞧了出来，心想：我杀傻姑不打紧，靖哥哥好了之后，定要跟我吵闹一场，又想：跟我吵闹倒也罢了，说不定他终身不提这回事，心中却老是记恨，那可无味的很了。罢罢罢，咱们冒上这个大险就是。。”⑨

这里从黄蓉的心理活动展示了郭靖平时的做人准则“坏人可以饶恕，好人决不能错杀。”侠只能损己利人，而不能损人利己。傻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女，为了自己的安危杀之灭口，这等事郭靖杀了头也作不出来的，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仰皆是。

还有对于欧阳锋，郭靖三番几次的相救，他却反生相害之心，但最终到了危机的关头，他还是相救了。洪七公说的好：“乘人之危，岂是我辈侠义道所为。”郭靖一生秉承的正式洪七公的这句话。最后在小说尾声，他还是三擒三纵了欧阳锋。“忠恕之道，以爱己之心爱人，以责人之心责己”这是儒家的观点，无怪有些研究文章把郭靖称为“儒侠”。

可以这么说，郭靖身上体现的是金庸对于“侠义”的理想，是侠义精神的化身。在往后的小说中，金庸对于“侠义”形象的塑造渐渐走入了“无为”的境界。除了《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可以和郭靖相比之外，对于侠义的阐释就无法超越郭靖这个形象了。杨过邪气十足；张无忌缺乏大侠气概；令狐冲注重个性；胡斐侠气有余而在为国为民的觉悟上有所不足。仔细观察一下，金庸小说的很多主人公最终都选择归隐避世，只图离世俗越远越好，单从这一点来看，比之郭靖的积极入世自然是有所不如了。

说完郭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物------胡斐。在《飞狐外传》后记中金庸写道：“。。。我企图在本书中写一个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的侠士。武侠小说中真正写侠士的其实并不很多，大多数主角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武而不是侠。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武侠人物对富贵贫贱是不放在心上的，更加不屈于威武，这大丈夫的三条标准，他们都不难做到。在本书中，我想给胡斐增加一些要求，要他”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思所动，不为面子所动。”⑩这样看来，胡斐似乎与我们前面对侠的分析有点出入，在这里，金庸对于侠的概念有了新的延伸，更多地对人物自身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胡斐没有为国为民，他是过着江湖中人出生入死的生活，有家仇而无国恨，他追杀凤天南，是为钟阿四一家的冤死；大闹天下掌门人大会，是为了袁紫衣。与郭靖相比，胡斐少了一份责任感，多了一份热情，郭靖对大奸大恶之人尚能宽恕，而胡斐则要将凤天南一家杀的干干净净。依我之见，胡斐更像是郭靖和杨过的混合体，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游侠、浪子，也是一位率性而为的性情众人，是一位视个性独立与人生自由为最终的归宿和目标的人物。他要做的事情并不一定是他想去做的，爱去作的。

在胡斐的思维里，“替天行道、行侠仗义，相助不平之事是侠义中人的本分之事。”他与钟阿四一家素昧平生，却为了替他们报仇，千里追杀凤天南，这件事成了全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此展开了往后的所有故事。后来帮程灵素，助苗人凤，救马春花，都可以说是与己无关的事，但是他做了，而且甘冒大险，从这点来看，胡斐还是符合侠的概念的。

但是正如作者后记中所说的，胡斐的侠气与他人还是有所不同的。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凤天南摆脱胡斐的追杀，极力巴结胡斐，可谓给足了他面子，但胡斐就是不为所动；袁紫衣对胡斐软语相求，让他放过凤天南，虽然胡斐心中爱极了袁紫衣，但仍然坚持到底，这就是“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思所动。”在侠与情之间的冲突，行侠是重要的，而爱情也是很美好的，这是胡斐性格中的悲剧。在《雪山飞狐》中，胡斐再次面临这样的抉择，与苗人凤的对决，那一刀砍还是不砍，不但愁煞了胡斐，也难为了所有的读者。

胡斐身上体现的是对世间善与恶的关注，但他没有以天下为己任，也没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没有像郭靖那样“为国为民”，但仍不失为“侠之大者”。

以上，我们从小说的内涵和人物形象分析了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可以说武侠小说的精神基础是“侠义”，读者从小说中领略到的了侠义故事的荡气回肠，感受到了侠义人物的豪气干云。金庸小说对侠义精神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发掘和延伸。从金庸这里开始，武侠小说不单是以武为本，追求武功的千变万化，而是转变为对侠义内涵的深层阐释。“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独特的一部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面临所有的危难，都能屹立不倒，可能与我们重侠义，重正义的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吧！

注 释：

①《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 陈墨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②《金庸小说论稿》P33 严家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③《金庸小说论稿》P35 严家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④ 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 载《明报月刊》1981年10月号

⑤《金庸小说论稿》P38 严家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⑥《飞狐外传》后记 金庸 著 广州出版社 2003

⑦《神雕侠侣》第21回 金庸 著 广州出版社 2003

⑧《笑傲江湖》后记 金庸 著 广州出版社 2003

⑨《射雕英雄传》第24回 金庸 著 广州出版社 2003

⑩《飞狐外传》后记 金庸 著 广州出版社 2003

第三篇：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性格

令狐冲：浪子风姿 英雄本色

西晋皇族欲向阮籍提亲，阮籍大醉三个月，媒人不得与言，废然而返。令狐冲拒绝当日月教副教主，情形与阮籍相似。只是令狐冲是正面跟任我行发生冲突，情势更加惊人。是以《笑傲江湖•拒盟》中任我行与令狐冲的言辞交锋，是金庸小说中最惊心动魄、最令人回肠荡气的一段对话。

令狐冲得上官云赠“寿比南山，福泽无穷”四字，忍不住嗤一声冷笑，“委决不下”之心，“突然一片明亮，再无犹豫”，说出两件事：一是决不能将恒山一派带入日月教，二是求教主将其女儿盈盈许配给他。而任我行也是非常之人，竟然全部答应，眼看可以两全其美，令狐冲却还是拒绝加入日月教，并决心与任我行“誓死周旋”，说得斩钉截铁，绝无半分转圜余地。“一时朝阳峰上，群豪尽皆失色”。

当时任我行扫平五岳剑派，“炙手可热势绝伦”，要恒山派全军覆灭只是举手之劳，但他 对令狐冲除了威逼，还有利诱，授以高位，视作接班人，许以女儿，答应传授消除异种真气的法门，应允保留恒山一派，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即使惊才绝艳如东汉蔡邕，恐怕也要为之感动，会像哭董卓似的要报答“知遇之恩”，令狐冲却不为所动，原因何在？

《绣花》一章中，令狐冲有段内心独白：“即以当世之士而论，向大哥、上官云、贾布、童百熊、孤山梅庄中的江南四友，哪一个不是奇材杰出之士？这样一群豪杰之士，身处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个人跪拜，口中念念有辞，心底暗暗诅咒。言者无耻，受者无礼。其实受者逼人行无耻之事，自己更加无耻。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 推而广之，屈辱人，自己又怎算是人？令狐冲岂是这样无耻之徒？“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二十个字，用在令狐冲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书中写令狐冲，最出彩的两处，除《拒盟》一段，还有为救仪琳而与田伯光斗智斗勇的部分，尽管通过仪琳之口叙述，虽多方照应，技术上尚有可商榷之处，但令狐冲的潇洒倜傥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令狐冲其人，小聪明是有的，华山面壁后，剑法可算独步天下，湖底脱困，内功也极其深厚，但他一没有王重阳的雄才大略，不是统帅之才，二没有萧峰的天生豪气，有时倒与无赖相近，三没有郭靖的凛然正气，即使岳不群并派，也有点无可无不可。对华山派还有那一份血诚。这正是浪子的处境。他虽被开革出派，却一心梦想重入华山派。浪子总在流浪，却一心想家，浪子一心想家，却总在流浪。本文开头我以阮籍比令狐冲，正因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惊人相似。这里不能不提到嵇康，倒不是《笑傲江湖》之曲与他有关，而是他“非汤武而薄周公”，看似名教的叛徒，实际上是忠实的卫道士，他是时代的浪子，正如令狐冲是“江湖”的浪子。在秩序违背人性时，他们以挣脱和破坏秩序的方法维护理想中的秩序，这是浪子存在的意义。在小说中可以喜剧收场，在现实生活中，只能以悲剧了结。韦小宝：无耻惫懒 左右逢源

韦小宝这个典型的市井泼皮，是我所知道的最吃得开的人物。除了跟吴三桂势不两立以外，他从来没有一个永远的敌人；除了阿珂和郑克（土爽），谁都与他讲交情。从大清朝内禁到俄罗斯皇宫，都能直进直出，东北、西藏、蒙古、云南、台湾之收归版图，全有他一份大功，天下高手九难、陈永华、洪安通、少林众僧、桑结都与他关系非同一般，当时大名士顾黄吕查四人甚至病急乱投医要辅佐他当皇帝。现实生活中我遇到声称白道黑道都吃得开的人，往往很不恭敬地想到这个人物；提到历史上的众多英雄，我也会想到他。金庸将他写成这个样子，要有相当的魄力。如果韦小宝胆子够大，心计够深沉，说不定就揭竿而起了，不能成为朱元璋，也能像陈友谅，弄个草头王当当。本来这三人也和刘邦一样，是一路人物。当然他若这样干，对手是康熙，最终是要失败的。问题是他出身妓院，虽然混成一个叱咤风云的奢拦人物，最大的理想却还是回扬州开一所甚至几所大妓院。他身上那种无往而不利的无赖习气，令人很难忘记，从这个意义上说，《鹿鼎记》是一部气魄更大、更精彩、也更有意思的《堂•吉诃德》（塞万提斯）。我们想必对这位先生一口气娶了七个夫人印象不浅，这七个女子，有四个是从别人那里弄过来的，最费周折的是阿珂，那种死乞白赖死缠烂打恬不知耻，简直感天动地，而最令人羡慕的大概是他竟拥有温厚娇憨细腻忠心的双儿。《鹿鼎记》最大的败笔可能就在追求阿珂的过程中，与喇嘛斗法，虽有宝衣护身刀枪不入，可是宝衣没有气功，难以“反弹”，韦小宝胜得无理；“杀龟大会”以后耍弄郑二公子的种种笑剧，办法虽多，手法单一，实在无趣得紧。作为一个无赖，他对付人十分辣手。?从小打架，手段阴毒。神龙教让他当白龙使，他却炮轰蛇岛，救沐王府入宫行刺的三个人，让四名太监尝化尸粉，一剑无血冯锡范如此高手，也被他痛加折磨，调包斩首，郑克（土爽）更是被整得了无生趣。然而他虽与康熙是总角之交，在宫中气焰嚣张，却始终不过是一个弄臣，一旦真正介入朝野纷争，便被康熙玩弄于股掌之上，在平三藩这样的大事上，康熙也绝不敢让他做替身。这些地方，金庸的把握是非常精准的。

正如金庸所说，韦小宝身上也不是一无是处，他讲义气，而且讲到不贪图富贵，宁可“告老还乡”，这十分难得。这天下最吃得开的人最后弄成天下最吃不开，躲到大理，就是因为他太讲义气了。世事往往如此，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韦小宝秀于林的地方就那么一丁点儿，风也照摧不误。最后他一声断喝：“老子不干了！”大彻大悟，真有苏东坡“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的味道。慕容复：王霸雄图 尽归尘土

《笑傲江湖》和《天龙八部》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相似的结局，令人遗憾的是，金庸的创作在此也出现了相似的失误。这两人名叫慕容复和岳不群。

这两个人在江湖中同样享有令誉。岳不群被称为君子剑，气度闲雅，大义凛然，简直是江湖正义的化身；慕容复的家传武功虽骇人听闻，但他英俊潇洒，武学渊博，连四大家将也颇得萧峰好评。这两个人又同时是野心家和阴谋家，岳不群不露声色窃得辟邪剑法，夺得五岳派掌门之位，为人阴鸷险刻；慕容复神出鬼没四处奔波，梦想复国，弃王语嫣于前，杀包不同于后，可谓无情无义。

岳不群这个人物形象颇有典型意义，据说东南亚某国政要攻击对手时也用岳不群指称，可见其影响之大。《笑傲江湖》的大部分篇幅，岳不群在武林中以正面人物出现，他的阴谋都在无形中进行，如派遣劳德诺和岳灵珊去福州，收林平之为徒，将令狐冲开革出派，往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不着痕迹的塑造，颇见功力。但在离华山途中被十五名蒙面高手伏击，败得轻易了点，嵩山顶上与左冷禅比武，又胜得轻忽了点，与金庸其他描写打斗场面举重若轻的笔法相较稍逊，两处都稍欠耐读。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对岳不群的几次描写都因其命运定型而性格走样。在被任盈盈喂服三尸脑神丸前后，十分狼狈脓包，迹近无赖。其实按他的性格，虽然十分卑鄙，却远不是一个小丑，他的邪恶阴险是极为镇定从容的，但被处理得既带匪气又流于浮滑，显然过于草率。最后死于仪琳之手那一节，更是勉强，以他的老谋深算，死得如此容易，这与任我行之死一样，都有点偷懒。即使用自残躯体后心理变态解释，用阴谋败露后的秉性暴露解释，也仅能差强人意。

“南慕容”的名头十分可疑，如果它是慕容复的父亲慕容博闯下的，那么不可能与后辈“北萧峰”并举，而慕容复的武功则似乎不足当此声望。慕容复的复国梦并不损他形象，他的武功未臻一流，也不足以减他的潇洒。他的形象变化在少林寺大战。此战场面恢宏壮阔，自然是经典之作。玄慈的悲苦，萧峰的豪迈，段誉的迂阔，游坦之的凄厉，都刻画得颇成功，但慕容复在此变成一个绣花枕头稻草芯的世家子弟，并不是那个志在天下的英雄。与段誉相斗，徒见花哨不见智勇，与萧峰交手，更是在三招两式之间，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从此以后，他变得不堪一击：智穷力竭到去西夏国争当驸马，武功为鸠摩什轻易击败，人格在段延庆面前丧失殆尽，心理上最终以疯狂了结，也顿成小丑，还赔上一个阿碧。同样，华山派与慕容世家的实力也是很让人怀疑的。五岳之中，落墨较少的泰山、衡山两派，尚有耆宿如玉矶子和老将如刘正封在世，恒山派三位老尼也实力不弱，华山派虽然气、剑二宗内讧，但举派下山避仇之际，却是这样的势单力薄，与他的声望地位相差过大。慕容家世代奔波，除了有一个燕子坞和四大家将，实在看不出他们积聚了多少势力。

岳不群和慕容复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本来比较丰满，到了尾声，却因为变化突兀，反而大

郭襄：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她是金庸小说中最寂寞的人。

也许只有找不到对手的独孤求败、隐居华山侧的风清扬，这两人的孤寂内心、凄凉情怀才差可仿佛。

郭襄出生之时，正值元兵围攻襄阳之际，初履人世，便受尽磨难，被杨过抢走，落入赤练仙子李莫愁之手，饮豹乳，困死人墓，又险些在绝情谷遭毒手，后来一度又被金轮法王绑架。作为峨眉派开山祖师的郭襄，武功如何不知道，从其传人灭绝师太身上看，可能也是一代高手，况且她还和张三丰、无色和尚一起听过《九阳真经》。但在小说《神雕侠侣》中，她的武功不值一提，智谋也不过尔尔，她的智勇还不到她的父母的智勇加起来除以二，行走江湖是靠了父母的威名。但她行为言谈之中，神定气闲，从容不迫，自有一种只可远观的清芬淡雅。她的结局是出家当尼姑，开创了峨眉一派。

郭襄是一个落寞的人，她的结局只能是出家，因为她的眼界实在太高了。她的外公是目无余子的东邪黄药师，父亲是号称一代大侠的郭靖，母亲是机变无双的黄蓉，心仪之人又是神雕侠北狂杨过，就连她的敌人也是一代宗师金轮法王。她心地善良，人缘不错，有时甚至憨态可掬，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别人只怕也无以入她眼中，即使是琴棋剑三绝的昆仑三圣何足道如此人物，在她也不过是过眼烟云，你能要她嫁给谁去?母亲黄蓉的身世与她相似，但黄蓉更清醒，更入世，所以她嫁给了傻小子郭靖，恐怕普天之下古往今来只有李太白能与郭襄匹配（苏东坡只会说说健身气功，不会剑法，呵呵）。

郭襄用情之深之苦，在金庸小说中是无出其右的。她不会像李莫愁用杀人的方式渲泄，也不会如公孙绿萼一死了之，又没有仪琳从小就青灯黄卷的心如死灰，更没有令狐冲和段誉的运气，一个有任盈盈补缺，一个最终如愿以偿。她的情若浓若淡，其实是浓极而淡，丝丝缕缕，无以化解。相比之下，生死相许的爱情也许更容易些。因此，金庸小说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句对话，就是她在少林寺和无色互相打听杨过消息时说的：“郭襄望着远处山峰，自言自语：„几时方能见着他啊。‟”

郭靖黄蓉在桃花岛诀绝，黄蓉对自己说：“蓉儿，蓉儿，你可千万别寻死啊!”读到这里，令人涕泪沾襟，不可自抑。可面对郭襄，如在夜深人静之际，洞箫响起，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不绝如缕，你只能悄悄合上书本，惘然自失，惆怅无比。

郭襄客串在《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中，着墨并不多，但她却是最使我难以释怀、最使我挂念的人物。她是镜花水月，其人其情，美艳不可方物，只能把酒向青天，永远无处着落。

第四篇：金庸小说中的典故

金庸小说中的典故

典故，是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故事或传说。金庸先生学识渊博，在他的书中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武侠故事中往往可以见到典故的插入。正如古典诗词中因为有典故而变得更有文化底蕴一样，金庸小说中也因有了这些典故而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在此，笔者试着收集这些典故，和大家共享！

泓水之战（《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第三十回中，函谷八友同少林寺僧人及慕容氏家臣相遇，双方莫名其妙地打了起来。书呆苟读还没有找到“兵器”，包不同就怂恿虚竹去打他，虚竹则说：“待这位施主找到兵器，再动手不迟。”苟读说：“宋楚战于泓，楚人渡河未济，行列未成，正可击之，而宋襄公曰‘击之非君子’。小师父此心，宋襄之仁也。”

苟读所说的这个故事，正是春秋时期的泓水之战。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宋襄公领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兵向宋国国都发起攻击。宋襄公担心国内有失，只好从郑国撤退，双方的军队在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约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相遇。

楚军开始渡泓水河，向宋军冲杀过来。目夷说：“楚兵多，我军少，趁他们渡河之机消灭他们。” 宋襄公说：“我们号称仁义之师，怎么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说：“可以进攻了。”宋襄公说：“等他们列好阵。”等楚军布好军阵，楚兵一冲而上，大败宋军，宋襄公也被楚兵射伤了大腿。

这个故事讽刺了宋襄公这样的泥古不化的迂腐之人，既然开战了，那还有什么仁义好讲？而在小说中，作者则借这个故事形容虚竹有点宋襄公式的过分仁慈。

割肉饲鹰（《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第三十四回“风骤紧，缥缈峰头云乱”中写到虚竹将天山童姥从众人手中救出，来到山上。当听到天山童姥说自己每日中午必须喝人血的时候，虚竹极力劝阻，誓死不从。他说佛门有诸般戒律，又有“十忍”，其中第一就是“割肉饲鹰”。

“割肉饲鹰”正是一个佛门的典故，讲述的是释迦牟尼前生有饿鹰追鸽，心中不忍，于是藏鸽于怀，饿鹰说道：“你救了鸽子，却饿死了我，我的性命岂不是你害的？”释迦牟尼便割下自身血肉，喂饱饿鹰。

这个典故极为感人，也将佛家的“普度众生”的思想，以及“不杀生”的戒律诠释得淋漓尽致。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释迦牟尼就用了一种近乎极端的方式，为信众们以身作则地展示了慈悲心。

割股奉君（《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第四十回中，讲到慕容氏从丐帮的易大彪手中得到了西夏将向天下征选驸马的消息。四大家臣纷纷劝慕容复前去一试，如若能够得到西夏的援助，则不愁大燕复国无望。而其中包不同说了一句话：“公子爷做晋文公，咱四兄弟就是狐毛，狐偃，介子推……”但一想到介子推日后被晋文公烧死，此言大大不祥，便即一笑住口。

包不同的话中，隐藏的正是春秋时期“割股奉君”的典故：公元前655年，晋国公子重耳因遭到父王宠妃骊姬的陷害，被迫带着一群家臣仓皇出逃，其中就有介子推。一路上，一干人饥寒交迫，重耳到了气息奄奄的时刻，介子推见状毅然用刀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熬成汤给重耳充饥，从而保全了后者的生命。后来，重耳重新登上王位，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他开始变得飘飘然，大肆分封，介子推苦苦规劝也无济于事。他只得携母亲隐居于绵山。晋文公得知之后前去寻找，却始终没有看到介子推的影子，便命人放火烧山。晋文公等了很久依然不见他出山，哪知道，介子推和母亲都已经葬身火海。悲痛之余，晋文公下令在介子推蒙难的那个月，全国上下家家禁烟火，吃冷食。久而久之，便逐渐形成了寒食节。

包不同把自己比作介子推而感到不祥，这句话却一语成谶！故事将近结尾，慕容复为了博取段延庆的帮助而将包不同杀害，令人唏嘘！

汗血宝马（《射雕英雄传》）

郭靖有一匹人见人羡的汗血宝马，而在从蒙古草原去往中原的路途中，韩宝驹和朱聪一同讲述了关于汗血宝马的故事。

韩宝驹的先师曾说，西域大宛有一种天马，肩上出汗时殷红如血，肋如插翅，日行千里。然而只是传说而已，谁都没有见过，他自己也不太相信，不料让徒儿得到了。

朱聪则补充道，那是《史记》和《汉书》里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当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宛国贰师城见了汗血宝马，回来奏知汉武帝。皇帝听了，欣羡异常，命使者带了黄金千斤，又铸了一匹与真马一般大的金马，送到大宛国去，求换一匹汗血宝马。那大宛国王言道：“贰师天马，乃大宛国宝，不能送给汉人。”那汉使自居是天朝上国的使者，登时大怒，在大宛王朝廷上出口无状，椎破金马。大宛王见汉使无礼，命人杀死使者，将黄金和金马都夺了去。

汉武帝得不到宝马，绝不肯罢休，当下发兵数万，令大将李广利统帅，到大宛国贰师城取马，为了志在必得，把李广利封为贰师将军。但从长安到大宛国，西出嘉峪关后一路都是沙漠，无粮无水，途中士兵死亡枕藉，未到大宛，军队已只剩下了三成。李广利兵困马乏，一战不利，退回敦煌，向皇帝请援。汉武帝大怒，命使者带剑守在玉门关，下旨言道：远征兵将，有敢进关者一概斩首。李广利进退不得，只得留在敦煌。

汉武帝心想，宝马得不到，还丧了数万士卒，岂不是让外国看轻了我大汉天子？于是大发边骑，一共二十余万人，牛马粮草，不计其数，还怕兵力不足，又下旨令全国犯罪小吏、赘婿、商人，一概从军出征，弄得天下骚然。还封了两名著名的马师做大官，一个官拜驱马校尉，一个官拜执马校尉，只待破了大宛，选取骏马。

那李广利带了大军，围攻大宛城四十余日，杀死大宛兵将无数。大宛的众贵人害怕了，斩了国王的头投降，献出宝马。李广利凯旋回京，皇帝大喜，封他为海西侯，军官各有封赏。为了这几匹汗血宝马，天下不知死了多少人，耗费了多少钱财。

足以见得，郭靖的这匹小红马有多么宝贵！同时，也让读者深深佩服韩宝驹对马的了解和朱聪学识的渊博。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射雕英雄传》）

《射雕》的第十三回“五湖废人”的一开头，写到郭靖和黄蓉来到太湖边上。黄蓉触景生情，不禁想到春秋时期的范蠡和西施曾经泛舟太湖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正是在越王勾践灭吴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

公元前496年，吴王夫差接替父亲阖闾，继承王位。此后，他在会稽大败越王勾践，称雄一时。越王勾践夫妇和大夫范蠡被作为人质来到吴国，受尽了侮辱。勾践采纳了文种和范蠡的计谋，将倾国倾城的美女西施送给吴王，用美色来迷乱夫差的心智，并且暗自卧薪尝胆，决定要励精图治，报这一箭之仇。夫差的谋臣伍子胥劝其将勾践杀死，灭了越国，以斩草除根，但吴王并没有听从，反而听信奸臣的谗言，认为伍子胥有谋反之心而将其赐死。伍子胥临死之时愤慨地说，死后要家人将他的眼睛挖出来挂在东城门上，好让他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

果不其然，数年之后，勾践就发展壮大起来，一举灭掉了吴国，洗雪了自己的耻辱。正当越国人都为此而高兴时，大夫范蠡看出了勾践可以同患难，但不能共荣华，于是携带西施逃走，此后还成为了大富豪，两人泛舟太湖，过着神仙般的日子。而文种坚持留在勾践身边，果然被勾践猜忌而赐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郭靖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感叹道范蠡固然聪明，但像伍子胥和文种那样，到死还在为国尽忠，那是更加不易了。黄蓉也赞同地说，这就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者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者矫。”意思是说，国家政治清明，你做了大官，但不变从前的操守；国家朝政腐败，你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肯亏了气节，这才是响当当的男子汉大丈夫。

我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士人所追求的两种境界，也是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两种心态吧。前者如范蠡，懂得适可而止，功成身退，得到了自我的愉悦与自由；后者如伍子胥，明知其不可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后人敬仰的道德丰碑！

中山狼（《倚天屠龙记》）《倚天》第十四回，写到张无忌践行纪晓芙交代的遗言，将杨不悔送到在昆仑山的父亲杨逍那儿去。路上，张无忌用自己的医术救了昆仑派的詹春和五姑，却遭到了班淑娴的嫉恨，要将张无忌置于死地。危难之时，被他救治的人却连一句求情都没有，这里暗藏了“中山狼”的典故。

中山狼，古代寓言，赵简子在中山打猎，一只狼中箭而逃，赵在后追捕。东郭先生在那儿走过，狼向他求救。东郭先生动了怜悯之心，把狼藏在了书囊中，骗过了赵简子。狼活命后却要吃救命恩人东郭先生（见于宋朝谢良《中山狼传》）。比喻恩将仇报，没有良心的人。

一个人，善良地帮助别人是一种修养，但永远不要奢望每一个人都会像我们一样。

西子捧心（《越女剑》）

“西子捧心”的典故出自于《越女剑》的结尾，越王勾践终于击败吴国，复国成功。而范蠡也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西施，这时越女阿青赶到，她嫉妒西施的美貌让范蠡神魂颠倒，想要一棒将其刺死。当她真正看到西施时，完全被她的美貌所征服，竹棒的尖端指住西施的心口就停了下来。虽然如此，但棒端发出的劲气已经伤到了她。于是，西施伸手捧住心口。

以上的故事，多半是金老的创作，而历史上真实的说法是，西施因为有心绞痛，所以经常捧心而颦，但仍然显得很漂亮。可见，一个人的相貌真的很重要，长得漂亮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好看的，正确的。---文

何足道

第五篇：传统文化与金庸小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个字，贯概十四部小说，构成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凡有华人处，必能见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此等境遇，对于武侠小说而言，可谓空前，也必将绝后。若要归结原由，正如小说的内容一般，包罗万象，见仁见智，但至少有一点，那便是文化的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代代传承，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真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读本。倘若寻章摘句，按部就班，只怕能够集合成一部国学巨著，此处只是浅尝则止，窥见一斑。

先要说的是琴，也即音乐。音乐由来已久，据说皇帝命伶伦为律，听闻凤凰的鸣声而制成十二律。十二律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弹奏音乐最常用的乐器是琴。传说神农氏用桐木制造了五弦琴，能够弹奏出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后来周文王添了两弦，音调为少宫和少商，改良为七弦琴。在小说《倚天屠龙记》第一回中，郭襄在少室山遇见弹琴的何足道，何足道弹的便是七弦琴，书中叫做焦尾琴。原是东汉左中郎将蔡邕以烧焦的桐木制造。二人先后弹了数首曲子，其中有两首都是出自《诗经》。《考槃》出自《卫风》，是一首隐士之歌。表现的是大丈夫在山涧之间自由游荡，独来独往，无拘无束，固然寂寞无伴，形容憔悴，却又志向高洁，永不改变。《蒹葭》出自《秦风》，说的是和美人隔水分离，相思之极，想象如见。在小说《碧雪剑》中，阿九思念袁承志，弹的曲子是《子衿》，同样出自《诗经》，表达的是男女相思之情，“一日不见，如隔三月”。小说《笑傲江湖》的名字就来源于书中的一首同名曲子，据说曲谱中间的一大段，取自嵇康的“广陵散”。嵇康是三国时魏国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音乐家，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厌恶烦琐礼教对人的束缚，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为统治者所容，慷慨负死。临终之前曾弹奏一曲，便是《广陵散》，并叹息道：“广陵散从此绝矣！”书中的曲洋挖掘了二十九座古墓，才由蔡邕的墓中觅到了曲谱。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古琴还有伏羲离徵、黄帝清角、庄子橘梧、李斯龙腮、司马相如绿绮、赵飞燕凤凰、赵孟頫震馀等。

其次要说的是棋。古代说的棋大多指围棋。通常的棋盘，横竖各十九轨，三百六十一子。古人采用坐标的方式记录棋谱，方法众多。《天龙八部》中段延庆指点虚竹下棋，采用的是《忘忧清乐集》中的法子，将棋盘分为上平去入四个区域。《笑傲江湖》中提到了两个围棋古局，一个是《烂柯谱》，一个是《呕血谱》。前者出自于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说的是晋人王质到石室山上伐木，看见几个童子在那里下棋，便停下来观看。后来吃了童子赠送的仙果，回到家中时才知道已经过了许多年，斧子和砍到的柴都已经腐烂尽了。后者说的是北宋国手刘仲甫与骊山仙姥下棋，给杀得大败，气得呕血数升，那局棋的棋谱便称作《呕血谱》，共一百一十二手。

接下来说的书，即书法。将书法融入进武功的段落很多，如《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都有描写。其中涉及了不少书贴，简单解说几篇。《裴将军诗贴》，唐朝颜真卿吟赠及书予裴将军，乃其晚年精品巨作。该贴以草书、真楷和行书三体书写，其字大小参差错落，随意安排，布局新颖。除以上三种字体外，还杂以隶书、篆书，写来高古雄浑，刚柔兼备，不拘法度，洒脱之极。《八濛山铭》，三国蜀汉大将张飞所书，隶书写就，笔法源于汉代“张迁碑”，下笔较重，极有气势。《怀素自叙贴》，乃玄奘法师的大弟子怀素所写，师承张旭的狂草，即草书中带有狂笔。书帖原文共七百二十字，字体大小悬殊，一气呵成，狂而不诞，严谨有致。《笑傲江湖》中，秃笔翁便以上面三帖里的笔法和令狐冲对敌，但令狐冲不懂书法，只以独孤九剑破之。在小说《神雕侠侣》中，朱子柳将书法和“一阳指”结合，大败霍都王子，也涉及到《房玄龄碑》、《自言帖》、《褒斜道石刻》三篇碑帖，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说完了书法，自然便是绘画。《笑傲江湖》中提到的《溪山行旅图》最为有名。此幅图画为北宋范宽所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人一名中正，字中立，最擅长山水绘画，特点是：多描绘北方关陕地区景色，全景式布局，主峰峻拔，折落有势。山顶好作密林，水旁喜作突兀大石，山石用短促峻削的“雨点皴”，用笔凝重锐劲，墨色黑沉深重，风格壮武。

琴棋书画之外，其他传统文化涉猎繁多，难以尽数解说。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今后共同探讨。金庸先生的小说底蕴深厚，雅俗共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金庸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大俗大雅是指金庸 小说从“雅文化传统”与“俗文化传统”的接合部切入，融通雅俗而 超越雅俗。金庸小说一方面以“俗文化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 和合理的文化因素向“雅文化传统”渗透，一方面又把“雅文化传统” 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俗文化传统”中去。至幻至真是指金庸小说不 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 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 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惟其如此，金庸小说才能摆脱种种局限，将各种应有的情感推向极致，才具有了其他小说无法具有的魔力。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武”与“侠”——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在伦理本 体型的文化中，“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 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客”、“侠义”、“侠行” 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 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所谓“侠”是目的，“武” 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 来。金庸小说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作了深刻的阐释。武德的高尚与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作为社会道德的 武德要求练武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作 为文化道德的武德，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由此而分出所谓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应符 合儒家、道家乃至释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社会 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构建弘大刚毅的人格；“邪派武 功”则破坏人自身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 人性准则。武功与人格是相统一的，如“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练的 是符合《周易》文化精神的武功“降龙十八掌”，而东方不败则练戕 害人性的“葵花宝典”。武功也绝不是单纯的外在的技击，而是与人 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命感受密切相关。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 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飞扬佻达的杨过在经 历了人事惨变之后悟出了“黯然销魂掌法”。其实这已不是武功，更 不是武术，而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们的生命外化形式。金庸小说把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释、道乃至诸子 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和 人的生命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文化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 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四类：民间侠、儒侠、道侠 和“自由”型侠客。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 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 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和深厚的 怜悯情怀。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以及性格思想都符 合孔孟的论述，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巨大 的楷模的力量。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 赢得了人们的恒久景慕。令狐冲是“自由型”侠客的代表，其特征是 以蔑视陈规陋俗的道家思想为底蕴，而又熔铸了五四精神的某些特点，他不顾武林中的正邪观念、门派观念和一切陈规陋俗，处处以生命的 真情来对待世事人生，因此才能笑傲江湖、笑傲江山乃至笑傲人生。人们对令狐冲的喜爱，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真情与自由的渴望，对世俗 纷争的厌弃及对文化理想的向往。

“情”与“理”——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纠结与冲突。金庸小 说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爱情描写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携手走天涯的人 生范式。由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袁承志与 温青青等人共同构建起的这种人生范式有着恒久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走天涯”是指仗剑行侠，“携手”则是指与红粉知己共闯江湖。仗 剑行侠之诱人，尚不在其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倒多是为了肆逞己志，抒解久遭压抑的情绪。“携手”的妙处就更多了，沙里淘金、自择伴 侣、追求幸福。这“携手走天涯”五字，既能满足人的社会实现的要 求，又能使人充分享受感性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实现的方式： “走”。豪迈、刚烈、苍凉、忧伤、潇洒、自由，一“走”，就全出 来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携手走天涯”确是一种诗意人生。这种融 “水浒”与“红楼”于一体的人生范式，既植根于传统文化深处，又 为正统的封建观念所不容，因为她把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的本真生命的 内在的合理因素张扬出来，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道德观念的封建政 治意识形态有着尖锐的冲突，并对其发生着撞击性的破坏作用。

传奇与传统——以传奇的形式展示民族的文化原型和文化精神。郭靖想实现的是儒家的社会理想，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弥刀兵，陈近南 则是一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书生侠客陈家洛的失 败及归隐异域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袁承志自幼立志复 仇，但国仇、家仇、天下仇，仇仇报不得，却在层层的“复仇”过程 中升华了自己的人格。再加上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令狐冲和任盈 盈“曲终人不见”，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 奏鸣曲。文人与侠客都是要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世界，只是文人用笔，侠客用剑而已。

与此相关，中华民族追求理想境界的情结在金庸小说中也有鲜明 的体现。在《倚天屠龙记》中的冰火岛上，谢逊恢复了人性，正派的 张翠山与邪派的殷素素结为连理，一旦回到中原，一切都被“异化” 得面目全非。在活死人墓中，杨过与小龙女是那样的清纯自然，而来 到“花花世界”中，却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痛的折磨。所有这些，都表 现了传统文化中要建立一个清纯世界的文化理想与文化冲动。

金庸小说结局可以分为两类，或失败，或归隐，总之难有“大团 圆”的结局。成吉思汗怀着英雄的迷茫逝去，郭靖战死襄阳，张无忌 将江湖拱手相让，袁承志“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都是有志不 骋的失败结局。至于以令狐冲与任盈盈的“曲谐”为代表的归隐型结 局，是对江湖、江山乃至人生的超越与提升，也不是所谓的现实的成 功。其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理想只能向现实一点一滴地积淀，只 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但永远不能完全取代现实，因此，金庸小说的结局不是谁的随意安排，而是历史文化的必然选择。此外，像对于恩仇观念和正邪观念的超越，《天龙八部》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悲悯情怀，《鹿鼎记》对民族劣根性的挖掘，也都表现了 民族精神的一些重要方面。

金庸小说因与传统文化的深度关联而成为一个开放的文本。在当 代语境中，其传统文化的底蕴会在现实中生成相当复杂的东西，并对 现实产生复杂的影响。我们应该从文化的深度入手，梳理并显扬其合 理的因素，剔除其消极的负面因素，使之为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民族文 化本体的重塑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