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庸小说谈传统文化的误读与误解-安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第一篇：从金庸小说谈传统文化的误读与误解-安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从金庸小说谈传统文化的误读与误解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以其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丰富瑰丽的想象、引人入胜的情节、鲜明的人物个性，吸引了无数读者，风靡华人世界。由于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作者无法穷尽，因此在创作时难免疏漏，或者融入了过度的艺术化。读者沉湎于作者创造的武侠世界，混淆了真实与虚构，难免误读了作者的旨意，误解传统文化的内涵。那么，对于传统文化，金庸先生有哪些误解呢？对于金庸小说，读者又存在哪些误读呢？作为传播传统文化重要的载体，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武侠小说呢？

纵观世界文坛，武侠小说可以说是唯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精神”的文学形式。

武侠小说在中国起源甚早。一般认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就是其源头。其后，武侠文学逐步发展，蔚为大观。我们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其实就是一部武侠小说。上世纪50年代后，在香港和台湾出现了武侠小说的创作高潮。为了区别旧式的武侠小说，我们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

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启者是梁羽生，但是金庸后来居上，成为最杰出的代表。金庸共创作15部武侠小说，分别为《书剑恩仇录》、《飞狐外传》、《雪山飞狐》、《白马啸西风》、《鸳鸯刀》、《碧血剑》、《越女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侠客行》、《鹿鼎记》、《天龙八部》和《连城诀》。有人特意写了一副对联，概括了金庸一生所写的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里面每个字对应了一部小说（不包括《越女剑》）。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以其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丰富瑰丽的想象、引人入胜的情节、鲜明的人物个性，吸引了无数读者，风靡华人世界。许多读者，是经过金庸的小说，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可以说，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居功至伟。

不过，武侠小说只是一种艺术形式，其对于传统文化的阐释和传播还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作者无法穷尽，因此在创作时难免疏漏，或者融入了过度的艺术化。读者沉湎于作者创造的武侠世界，混淆了真实与虚构，难免误读了作者的旨意，误解传统文化的内涵。

那么，武侠小说及其创作，对传统文化存在哪些误解和误读呢？ 关于“武”

武侠小说的“武”只是载体，“侠”才是小说真正要表达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认为，武侠小说必须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真正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却不可以没有侠气。

不过，既然称之为“武侠小说”，那么“武”就是武侠小说家绕不过去的一个点。顶尖的新派武侠小说家在写“武”上面，都是很成功的。总体而言，金庸小说的武功，融中国武术和诸子百家文化等传统文化于一炉，境界高深、神奇莫测；而梁羽生小说的武功，一招一式，细腻逼真；古龙小说的武功则以“怪招”取胜，重境界而轻招式。

那么，怎么写“武”呢？梁羽生认为，小说家必须懂得中国武术的三招两式，才能期望成功。真是这样吗？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里，有一种著名的轻功叫“梯云纵”，经过一些网友的分析，这种功夫是绝对不可能炼成的。金庸的小说里，还有大量的违背武术常识、违背力学原理的错误。所以金庸是根本不懂中国武术的。

对于小说家，我们不能，也不必苛求。但是金庸的小说影响太大，甚至很多人就是从他的小说里来接触传统文化的，虽然是这些人自己误读了小说，误解了传统文化，但作为作者本人，不懂武术而强说武术，以至于以讹传讹，或多或少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现代人读武侠小说，对中华武术产生了哪些误解呢？ 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武术的目的是实战，增进道德、强健体魄，只是修习的效果。

金庸在《天龙八部》里说，习武是修习佛法的一种方式。从佛法的角度来说，这并没有错。但是武术是在搏斗中产生的，人们习武，就是为了克敌，离开了这个根本目的，武术就只能是花架子，这个传统文化的瑰宝就会失去它动人的色彩。

那些武林前辈，在实战中，发明了很多招式，为了传承下去，就把这些招式编成套路，传给徒弟。所以，套路只是为了传承方便，可不是为了应敌。人们学了套路，会了招式，然后用这些招式进行搏击。为了记住这些招式，运用这些招式，还要不断在实战中磨砺。有些人还会游走各地，遍访武林高手，进行切磋。这是很花钱的，古人说：穷学文，富学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中华武术现在要走向世界，还要进奥运会，但是受到很大阻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武术套路比赛。人家认为，这是一种体育舞蹈，没什么价值。我们很不服气。仔细想来，这不怪人家，因为我们的武术失去了灵魂，失去灵魂的传统文化，还有传承的必要吗？

第二，关于气功修炼的问题。

我们知道，人体是有经络的，有12条经脉，还有任脉、督脉等奇经八脉，这是中医的理论核心之一。武侠小说家说，要打通经脉才能成为绝代高手，其隐含的意思是说，人的经脉是不通的，所以要打通。

那么，人的经脉真的“不通”吗？《黄帝内经》上说：“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其“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什么意思呢？换一句我们大家熟悉的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我们的经络本来是通的，气血运行，人体健康，给武侠小说家们一说，全给塞住了。

不过，气功修炼者将修炼的“炁”运行于经络，可以强身健体、防病治病、健身延年、开发潜能，其意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气功的价值。

那么，气功怎么修炼呢？

传统的气功修炼，首先要“筑基”，也就是要学会静心、放松，掌握气功的基本技术。第二步，是打通任督二脉，这叫“小周天”。以人体正下方双腿间的会阴穴为起点，从身体正面沿着正中央往上到唇下承浆穴，这条经脉就是任脉；督脉则是由会阴穴（也有人说是长强穴）向后沿着脊椎往上走，到达头顶再往前穿过两眼之间，到达口腔上颚的龈交穴。任脉总任一身之阴经，督脉总督一身之阳经，任督二脉若通，则百脉俱通，进而能改善体质，强筋健骨，促进循环。打通任督二脉很简单，一个修炼者大概两三个月就行。古人往往把“小周天”算作“筑基”，称为“百日筑基”。第三步，“炁”在任督两脉之外的其他经脉上流走。相对来说，其范围大于小周天，故称为“大周天”。大周天的气行路线很多，需要费点时间，但最多几年也就差不多了。以后，还有第四步、第五步„„

而我们在武侠小说里看到的，最了不得的层次，就是打通任督二脉，甚至绝大多数武林高手终其一生都打不通，这实在让我们啼笑皆非。关于历史

在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里，描写了蒙古大汗蒙哥在襄阳城下被打死。蒙哥的死，对于蒙古和南宋都很重要。

在此之前，蒙古铁骑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不想却在攻打南宋的时候，遭遇重大挫折，连大汗都被打死了，这对蒙古人的心理造成重大打击，南宋的国祚因此延续20年。蒙哥死后，忽必烈在部分宗王和大臣的拥立下，夺取帝位。但是，蒙古内部一度出现内乱，直到8年之后，忽必烈才挥兵南下。过了5年，也就是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城破，南宋再无抗击元军的力量。3年后，元军攻占临安。又过了3年，陆秀夫在崖山背负幼主赵昺跳海，南宋彻底灭亡。

那么，蒙哥是怎么死的呢？

金庸在小说里说：他是被“西狂”杨过打死的，而杨过的杀人利器，居然是一块小石头。

杨过……飞步抢上，在手中早已抬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呼的一声掷出，正中蒙哥后心。杨过这一掷劲力何等刚猛，蒙哥筋折骨断，倒撞下马，登时毙命。

许多读者看来金庸精彩的描述，以为这就是历史，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历史上，蒙哥确实死在攻打南宋的过程中死亡的，关于他的死因，有很多版本的说法。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中说蒙哥在架设望楼向城内窥视时，遇到城内宋军的炮石轰击，伤重不治，“班师至愁军山，病甚，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殁”。民国《合川县志》也有相同记载。所以，蒙哥是因被宋军用抛石机抛出的碎石所伤，最终不治身死的。

我们的大多数的武侠小说作家，其实不大了解古代战争中的武器装备情况，这些材料在史书中也没有详细记载。他们读古书，只是看到战争的进程，战争的结局，于是产生误读，进而进行艺术描写，虚构了他们想象中的古代战争。其实真实的古代战争，远比小说家描写的，要宏大、精彩、激烈得多。

击伤蒙哥的，是宋军使用的抛石机。

大家在欧美的影视剧里面经常看到，甚至象《魔戒》这样的魔幻电影里也能看到。巨大的石头被抛向敌军阵营，造成巨大伤亡，还可以打碎敌人的城墙，非常厉害。所以，抛石机可以古代战争中“军中第一攻击利器”。在欧洲许多民族语言中，“战争”一词多是从“石头”这个词根衍化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抛石机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礮”。这个字是一个左中右结构，左边一个“石”字，中间一个繁体的“马”字，右边一个“交”字，三个字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礮”字。“礮”字大家并不陌生，凡是下象棋的，都认得这个字。这就是抛石机给我们留下的历史印记。而且它还很形象，必须要有个“炮架子”才能吃子。而抛石机，也必须有一个支点，才能用杠杆原理把石头抛向远方。

从现存文献来看，至少在春秋时期，诸侯国军队就配备有射程可达200步的礮。不过那时候，礮还不多，一直到汉以后，礮才在战争中被大量使用。三国时期，曹操就很重视礮的制造和使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与袁绍两军对恃。袁绍构筑楼橹，堆土如山，连日向曹操营寨俯射，使曹操军心动摇。曹操用刘晔之计，制造一种威力强大的可以自由移动的礮车，号称“霹雳车”，发石击毁了袁军所筑的楼橹，稳住了阵脚。然后，曹操又用谋士许攸之计，轻兵奇袭乌巢，烧掉袁绍军中辎重，致使袁军溃败。这个战例是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也是曹操军事生涯最辉煌的一页。大家看相关影视剧的时候，不妨注意一下曹操是怎么用礮的。

后来，魏国另一位杰出的机械制造家马钧，他针对发石车的效率问题，提出了大胆的革新措施。原来的抛石机，象个大天平，一头挂着一个斗，斗里装满大小石头，另一头挂着许多根绳子，作战时，兵士们一齐用力拉绳子这头，装石头那头就飞快地翘起来，这样，石头就被抛出去打击敌人。这种发石车缺点很多，每发射一次，都要花费一些时间，而且效果不大。马钧设计的新式轮转式发石车，则克服了这些缺点。它是利用一个木轮子，把石头挂在 3 木轮上，这样，装上机械带动轮子飞快地转动，就可以把大石头接连不断地发射出去，使敌方来不及防御。马钧曾用车轮子来做试验，可以连续把几十块砖瓦射出几百步远(一步约合1.45米)，这在当时说来，威力是相当大的。他的试验轰动了整个魏国。魏王不愿抛弃他的爷爷——曹操创制的发石车，竟将这项伟大的技术革新扼杀了。

最早的礮弹就是大石块，顶多简单打制一下。后来出现了比较特殊的礮弹，比如燃烧弹、毒雾弹、烟雾弹等。有些小一点的礮用泥弹，不仅便于制造，而且打出去以后会“炸”得粉碎，不易被拾起反射回来。

到了北宋的时候，就出现了“猛火油弹”，也就是“石油弹”。石油最早称为“脂水”，沈括以后才逐渐称为石油。脂水这种东西是可以燃烧的，而且很早就用于军事。早在南北朝北周武帝的时候，突厥大军围攻酒泉。突厥军队使用各种攻城器具，准备强攻入城。守城部队就往外泼洒脂水，然后点燃。突厥军士赶忙浇水，试图浇灭。但是这种脂水漂浮在水面，反而燃烧得更加猛烈，攻城器具顷刻之间就被烧毁。突厥军无法攻城，不得不引军而退。

到了北宋，脂水的用法被进行了改良。宋军把脂水加工制作成“猛火油”，然后放到一个个铁罐子里面。两军交战的时候，士兵们就用礮把铁罐子投掷到敌军阵营，脂水燃烧、爆炸，可以烧毁敌军的城楼、帐幕、船只或辎重装备。这种脂水燃烧起来，用水不仅不能扑灭，它还会浮在水面上，更加猛烈地燃烧。这种装备，有点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所使用的凝固汽油弹，在冷兵器时代，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先进武器。宋王朝的军器监，就是专造武器的机构，下设十一作（坊），其中即有猛火油一作，大批生产这种“先进性武器”。这种“石油礮弹”，成为北宋军中的重要装备。

而如果礮弹里面再加点火药，那就比石油礮弹更可怕了。

靖康元年，金兵攻打北宋都城汴梁，一晚上就安放礮五千余。无数礮弹被抛进城内，打得宋军无处躲藏。这时候，守城的李纲祭出法宝：霹雳炮。就是在礮弹里填上火药，然后用礮抛出去。这种礮弹威力其实不见得很大，但是声音很吓人，让金人着实吃惊不小，攻城威势顿减。加上各路勤王部队陆续到来，金军不得不撤走。

南宋初年的时候，霹雳炮进行了改进，不仅填充火药，还装进去石灰，威力有所增加。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征调大军，企图一举攻灭南宋。宋军仓皇撤退。金军长驱直入，进抵长江北岸，打造战船，准备自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市）渡江。

文官虞允文奉命代表宋廷到采石慰劳军队。这时候的采石，朝廷任命的将领还没有到任。宋军军无主帅，士气涣散，人心惶惶。虞允文见形势危急，毅然召集各位将领，宣布宋廷抗金命令，犒赏军队，动员将士决一死战。同时，又组织当地民兵和群众进行支援，使采石一带的防务顿形好转。

金主完颜亮误认为宋军已败退逃散，江南岸无兵把守，遂督兵过江。宋军利用水军优势，在江中截断金军船只，并在船上施放霹雳炮。据史书记载，这种礮弹是纸糊的，礮弹在半空中炸开，“其声如雷”，里面的石灰粉散开，“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宋军出动车船，船行如飞，船内踏车民兵精神振奋，呼声震天。金军败回北岸。次日，宋水军直迫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焚毁敌船，完颜亮被迫移军扬州。后来，他被部将所杀，南宋转危为安。

不过金人也很聪明，他们吃了霹雳炮的亏，就把这种武器拿回去研究，还加以改进，后来也用到了战场上。在金国灭亡的那一年，金人使用了一种叫“震天雷”的礮弹。就是在铁罐里填充火药，然后点燃引信，再把礮弹抛出去。据史书上说，震天雷“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这让蒙古军队遭受重创。不过，大家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可是看不到这个细节的。

金庸先生在小说里说到，襄阳最后还是攻破了，大侠郭靖夫妇力战殉国。襄阳城是怎么被攻破的？还是因为这个抛石机。

在襄阳之战最后一年，元军使用了一种新式的抛石机，叫“回回炮”。当时，阿拉伯人设计和制造的抛石机非常发达，能发射800磅的巨石，远远胜过南宋的礮。忽必烈派人到伊朗，请来了两位礮匠。这两人设计的抛石机，把石弹或火器抛掷出去，既省人力，又抛得很远，因为它们是由回回人制造和使用的，又称“回回炮”。

忽必烈把两位礮匠派到前线。回回炮在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元军发炮击中襄阳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襄阳城南宋守将吕文焕束手无策，只得投降。这样，在回回炮的助攻下，持续了多年的襄樊战役，终于以元军的胜利而结束。元朝占领襄阳，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为进一步全面攻宋打开了胜利的通道，是元朝向南宋实施全面进攻的战略转折点，六年以后，南宋彻底灭亡。

元军取得了胜利，所以经常夸耀他们的“回回炮”。数年以后，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来到中国，就听说了这件事。后来他回到意大利，因故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向狱友们吹嘘自己在东方的见闻，也就说到了“回回炮”。他说，这“回回炮”是他向忽必烈建议制造的，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才取得了襄阳之战的胜利，给后世留下了笑柄。

那么，蒙哥真是死在襄阳城下吗？ 真实的历史也不是这样。他不是死在湖北襄阳，而是死在重庆合州钓鱼城与宋军的作战中。因为重庆军民的顽强抵抗，才让元朝和南宋的历史出现了拐点，甚至使世界历史也出现了拐点，不仅让南宋多活了20年，还缓解了欧亚战祸，流产了蒙古劲旅对非洲的征服，所以欧洲人把这里称为“上帝折鞭”的地方。

金庸很善于把历史融入他的小说中，给读者以真实的历史感觉，这是他的写作特点。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误读金庸小说，把虚构的情节当做历史的真实，那就要贻笑大方了。相信金庸先生本人也不希望这样。关于文化

有一种小虫，叫“金蚕”，它是武侠小说中极为厉害的一种毒物。金蚕是一种蛊。蛊是什么玩意呢？蛊是一类小动物。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从蛊的来历说起。

蛊是先民捣鼓出来的。那时候，人们信奉巫术。在巫术中，有治病救人的巫术，我们称之为白巫术；当然也有《哈利·波特》系列小说里面提到的，专门整人害人的“黑巫术”。蛊就是一种黑巫术。

蛊是怎么得到的呢？

历代史志、文人笔记、医学典籍都有对蛊的记述，各地民间亦有传说，其中最早的大概是《隋书·地理志》的记载。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大致可以复原制蛊的过程。金庸在小说《碧血剑》中，给我们进行了有趣的描述。

少年侠士袁承志到了五毒教，教主何铁手向他展示了一场动物搏杀大赛。这场大赛是在一只圆桌面大小的沙盘上进行的。五名童子各捧着一只铁盒，站到沙盘边上，然后打开铁盒。这时从每只盒中，各跳出一样毒物，跑进沙盘。哪些毒物呢？它们分别是青蛇、蜈蚣、蝎子、蜘蛛和蟾蜍。青蛇长近尺许，未见有何特异；而其余四种毒物，却均比平常所见的要长大得多。五种毒物在盘中游走一阵之后，各自屈身蓄势，张牙舞爪，便欲互斗。首先开打的是蜘蛛和蝎子，结果蝎子陷入蛛网，渐渐无力挣扎。蜘蛛正要享受美味，突然一阵蟾沙喷到，蟾蜍破网直入，长舌一翻，把蝎子一口吞入了肚里。蜘蛛大怒，便向蟾蜍冲去，它借助蛛丝，从空中掠过蟾蜍，在蟾蜍背上狠狠咬了一口。片刻之间，蟾蜍身上蛛毒发作，仰面朝天，露出了一个大白肚子，死在盘中。蜘蛛扑上身去，张口咬嚼。这边青蛇游过，忽地昂首，张口把蜘蛛吞入肚内，跟着咬住了蟾蜍。蜈蚣从侧抢上，口中一对毒钳牢牢钳住蟾蜍，双方用力拉扯。拉了一阵，青蛇力渐不敌，被蜈蚣一路扯了过去。不一刻，蜈 5 蚣将青蛇咬死，在青蛇和蟾蜍身上吸毒，然后游行一周，昂然自得。

何铁手做了总结，她说：“这蜈蚣吸了四毒的毒质，已成大圣，寻常毒物再多，也不是它敌手了。”

何铁手说的“大圣”，就是蛊。这场大赛是蜈蚣最终获胜，所以它叫“蜈蚣蛊”；如果是别的毒物获胜，那就分别叫青蛇蛊、蝎子蛊、蜘蛛蛊、蟾蜍蛊等。如果参与搏杀的毒物非常多，数量近百，那最后剩下的“大圣”就更加厉害，而且它还会慢慢蜕变，形状变得像蚕，皮肤金黄。人们依它的外观形态取名，叫做“金蚕蛊”。据说这种金蚕蛊不惧水火兵刃，最难除灭，也最狠毒。据史料记载，至少在宋元时期，就有人蓄养金蚕蛊。

按照民间习俗，制蛊多在端午节前后。此时正值盛夏，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降水丰富，虫蛇之类的毒物迅速繁殖长大，其含有的毒素也最多最盛。把它们捕捉来，令其自相残食，免疫力强的毒物吸收了别的毒物的毒素，战胜其它毒物活下来，成为蛊。这时候，它身上含有了所有死去毒物的毒素，毒性最大，其原理和分离出能抗结核菌的土壤细菌菌株相类似。制蛊，或许可以说就是毒剂的自然加工提炼过程；蛊，就是活体的高纯度毒药。

制蛊者是要用蛊来害人的，根据资料记载，他们施蛊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制蛊者可以念动咒语，驱使蛊飞出去作祟害人；被害人死后，制蛊者就占有他们的财产。有的制蛊者还把蛊弄死，制成蛊毒，施用的方法就更多了。例如，可以将蛊毒置于饮食之中，使人食后中毒生病，甚至死亡；或者把蛊毒涂抹在自己手上，然后去抚摸人身，便能将蛊传给别人；或者用掺进蛊粉的墨画符，墨迹干后，若有人触动了神符，蛊药粉就会飞扬起来，被那人吸入口中，使其中毒；或者将蛊毒藏于指甲中，手指一弹便可害人；有的制蛊者甚至可以用眼睛传毒作祟；等等，让人防不胜防。当然，在施蛊的时候，制蛊者配有解毒药，他自己是不会中蛊毒的。

那么，中蛊的人会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描写的，中了“金蚕蛊毒”后的惨状。

华山派掌门人鲜于通当年在一苗家女子那儿，偷得两对金蚕。此后他依法饲养，制成毒粉，藏在自己折扇的扇柄之中。扇柄上装有机括，一加揿按，再以内力逼出，便能伤人于无形。在与张无忌比拼之下，鲜于通启动机括，想暗算对手。不想，张无忌内力深厚，反将蛊毒逼了回来，登时自食其果。原来这金蚕蛊毒乃天下毒物之最，无形无色，中毒者有如千万条蚕虫同时在周身咬啮，痛楚难当，无可形容。鲜于通伸出双手扼在自己咽喉之中，想要自尽。但中了这金蚕蛊毒之后，全身已无半点力气，就是拚命将额头在地下碰撞，也是连面皮也撞不破半点。这毒物令中毒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偏偏又神智清楚，身上每一处的痛楚加倍清楚地感到，比之中者立毙的毒药，其可畏可怖，不可同日而语。直到折磨七日七夜之后，中毒者这才肉腐见骨而死。

这段描述可真是“可畏可怖”，不过不是很准确，大概金庸并没有看过《洗冤集录》。在书里，宋慈是这么写的：

金蚕蛊毒，死尸瘦劣，遍身黄白色，眼睛塌，口齿露出，上下唇缩，腹肚塌。将银钗验，作黄浪色，用皂角水洗不去。

一云如是：只身体胀，皮肉似汤火疱起，渐次为脓，舌头、唇、鼻皆破裂，乃是中金蚕蛊毒之状。

宋慈说，中金蚕蛊毒死的，死尸瘦弱，浑身呈黄白色，眼睛凹陷，嘴张齿露，上下嘴唇卷缩，肚皮塌陷。还有一种说法，死者只是身体肿胀，皮肤好象被热水或火烫伤一样，发出许多小水泡，慢慢地变成脓疱，死者的舌头、嘴唇、鼻子都是破裂的。尸体“遍身黄白色”，是否因为金蚕蛊是黄白色的缘故呢？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从宋慈的记载来看，死者面目狰 6 狞，非常“难看”。这种情况下，如果用银钗来检验，银钗呈黄浪色，用皂角水是洗不掉。

不过，蛊也是可以防范的。例如吃饭之前，将碗敲几下并问主人“此中有蛊毒没有”，其法自破。在外吃饭时，要先吃蒜，或者使用象牙筷、银筷，象牙筷遇毒即裂，银筷遇毒即黑。还有一种以毒攻毒的法子，据元代《辍耕录》记载：“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盖以毒攻毒也，故曰蛊毒犀。”带了这种蛊毒犀，就不怕蛊毒了。

那么，怎么验证是中蛊了呢？民间的一般做法是让人嚼生黄豆，如果他感觉口中没有豆腥味，就说明中了蛊；或者让他含上一块煮熟的鸭蛋白，然后吐出蛋白插上一枚银针，如果蛋白和银针都变黑，表明已中蛊毒。

中了蛊，怎么治疗呢？金庸在《倚天屠龙记》里说，在腰眼上开孔，倾入药物后缝好，便能驱走蛊毒，这当然是一句玩笑。有一种草药，当地人叫它吉财，据说可以解蛊，而且“神用无比”。为什么叫“吉财”这个怪怪的名字呢？当地人说，曾经有一个人中了蛊，他的家奴弄到这种药帮他解了毒，家奴名叫吉财，因此就用家奴名做了药名。在晚上摘下二三寸吉财，搓磨弄碎，稍微加一点甘草在里面，次日早晨煎服。中毒之人服下药后会呕吐，吐出胃里的东西，蛊毒就消除了。不过，这也只是一种传说。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部“五十二病方”，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医学方书。这本书上说，把女人的衣服烧成灰，调水服下就可以治疗蛊毒，或者用符水对付蛊毒。可见中医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治疗蛊毒，虽然当时的方法还显得有些幼稚可笑。后来历代的医书，也有很多关于治蛊方法的记载。

应当说，“蛊”在古代中国一直带有神秘的色彩，因总它总是和下毒、谋杀或阴谋等联系在一起，每每使人谈蛊色变。这就造成了人心的恐慌，也造成了社会的动荡，所以历代官府对制蛊、用蛊都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由于严厉的打击，“蛊犯罪”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西汉时期，巫蛊犯罪发生在王朝的首都，到隋唐以后，逐步转移到南方。宋朝廷南迁之后，江南一带得到开发，养蛊蓄蛊之地转移至两广、福建及西南一带。

那么，“蛊”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目前，我们科学家还没有给出解释。不过，这却给小说家们渲染气氛、曲折情节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道具。经过他们的描画，蛊成为武侠小说中最神秘、可怕的毒药之一。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不误读“蛊”呢？首先，蛊只是一种道具，一种符号而已。其次，在传统文化里，对蛊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易经》中有一卦叫做蛊，蛊卦“利涉大川”，又说“天下治也”。什么意思呢？蛊是百虫互相残杀后的最强者，只有通过残酷的竞争，优胜者才能脱颖而出，所以这个卦从开始就很顺利。通过竞争，可以做好大事情（利涉大川），救弊治乱、拨乱反正，治理好国家（天下治也）。这样说来，古人还是蛮欣赏蛊的。关于民族精神

最后，我们来说说武侠小说的结局。我们以《笑傲江湖》为例。

《笑傲江湖》是金庸在1967年写的，属于他后期的作品。其情节跌宕起伏、波谲云诡，引人入胜，作者还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塑造出数十个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文学形象。这部小说，不仅是金庸本人，也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成功的的作品之一。后来，导演徐克将《笑傲江湖》改编，搬上银幕。这是迄今为止公认的，改编最为成功的金庸电影，也被誉为“新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是被誉为“鬼才”的黄霑作词并作曲的，大气磅礴，被认为是武侠影视剧中最经典的一首歌曲。

《笑傲江湖》的主人公叫令狐冲，幼时父母双亡，由华山派掌门岳不群夫妇收为首徒，抚养长大。在思过崖上得到世外高人风清扬传授的绝世武学独孤九剑，成为一代高手，却被岳不群逐出师门，成华山弃徒。他与日月神教圣姑任盈盈相遇，相知相许，并因她广交各路 7 好友。他捍卫武林正道，误打误撞击破各种阴谋诡计，最后与任盈盈成婚退隐。

这是金庸刻画得最为成功的文学形象之一。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说：“令狐冲是„„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个人物的追求的目标。”其实令狐冲这个人，虽然剑法独步天下，内功也极其深厚，也有一些小聪明，但他一没有王重阳的雄才大略，不是统帅之才，二没有萧峰的天生豪气，有时倒与无赖相近，三没有郭靖的凛然正气，即便是师父岳不群要并吞恒山派——这是他承诺要保护的，在他来说也是无可无不可。他只是追求“自由自在”。但是，哪能有称心如意的所谓的“自由”呢？所以，这样的人只能退出江湖，这是他必然的归宿。

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的结局大多是这样：主人公功成名就，然后携美归隐。这也成为新派武侠小说最主要的一个结局模式——退隐模式。

这种文学现象，很容易让我们在掩卷之余产生这样一种认识，似乎那些武林高手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打打杀杀，年老了，恩怨了了，就可以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了。如果这样认为，那不仅是对金庸小说的误读，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误解。

其实，江湖能说退就退吗？

《笑傲江湖》里就有这样一个人物，衡山派的高手刘正风。刘正风要“金盆洗手”，也就是说他要退隐江湖，不问世事了。但是他能得偿所愿吗？在“金盆洗手”的当日，五岳派盟主出手干涉，还残杀他的家人，无论如何不让他退隐。最后只得自绝经脉而死。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和我们现实的社会一样，充满了是非恩怨，要想彻底摆脱，只有一条路——死路。

文学模式体现着文化意识、文化观念，武侠小说则更多体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观念，而“退隐模式”恰恰体现了传统文化中一些负面的东西：怯懦、退让、隐忍。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易经》。

《易经》开篇有两句话，分别是用来解释乾卦和坤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意思是说：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这是先民在与自然抗争过程中逐渐凝练而成的文化意识。在这种文化意识的熏陶下，古代中国人是充满进取精神的。在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出现比较晚的，但却后来居上，引领世界前进。

我们以科学技术为例。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他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又译作《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一书中，例举了100项古代中国影响和改变世界的发明，并且指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他说，“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我们大家都熟悉四大发明。四大发明是怎么来的呢？欧洲经过文艺复兴时代，资本主义冲破封建制度的藩篱，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时候，欧洲的一些思想家们（如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等人）就在思考：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欧洲的迅猛发展？他们认为是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发明。那又是哪些技术发明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呢？他们找来找去，找到了四项。哪四项呢？造纸、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当然，那个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这些发明全部来自于中国。他们认为，正是这四项发明，构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石。

我们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原来是欧洲人总结出来的！

世界汉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高峰出现在宋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就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高峰之后呢？1279年，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跳海。自此以后，“崖山之后无中国”，中华文化的负面性表现了出来，中华文明急速衰退。

我们同样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找到例证。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宋末以后近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文化一直在走下坡路，处于一种萎缩状态，这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进取精神，我们再也无法重现古代中国的辉煌！

文学创作不可能离开社会现实，不可能脱离文化背景。在衰退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夹带了传统文化中的负面信息。当然，“退隐模式”作为一种文学范式，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我们切不可上纲上线。但是，透过这种文学现象，我们却可以反观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新的、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化，重塑我们的辉煌！

问：请问钱老师，您是对武侠小说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本身就是一个武侠迷，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我基本上看完了。为什么武侠小说能够风靡华人世界呢？我以为，这是一种文化情节。纵观世界文坛，武侠小说可以说是唯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精神”的文学形式。喜爱武侠小说，实际上就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皈依。这是这种能够延续几千年，现在继续影响我们，并且在未来重铸辉煌的文化的魅力所在。

问：武侠小说描写的传统文化，和真实的传统文化，究竟有何不同呢？

武侠小说是文学，而非学术，这就允许作家有错误，包括认识上的重大错误。我们说的“打通任督二脉”就是一个例证。气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体系是科学的，修炼是分阶段的。但是武侠小说家们，居然把气功修炼的最低层次误认为最高层次，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这影响我们阅读吗？并不影响。我们也允许武侠小说虚构历史。金庸先生在《射雕》三部曲里面描述的襄阳之战，历时38年，双方死伤人数超过40万人，战争几乎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动用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切先进武器。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金庸的书里到处是错误。但这样就不是欣赏小说，而是吹毛求疵了。所以，金庸的小说，可以引领我们去体味传统文化，但它和传统文化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问：您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何看法？

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包含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成就辉煌，最根本的的原因是中国有那个时代最发达的科学技术。所以，传统文化是包含科学技术的，还有科技创新的精神，这是先人遗留给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第二，我们认为传统文化是过去的东西，没有看到传统文化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就鲜活地跃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果传统文化已死，我们干嘛还要传承它呢？改变了这两种错误认识，我们就能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反观传统文化，然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新的、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化。

第二篇：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儒、道、佛的参渗

朱 正 华(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金庸小说之所以能雅俗共赏, 是因为其中不仅有惊险曲折的武侠故事, 而且蕴涵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其中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成熟宗教,儒、释、道由此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最高体现, 成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金庸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飘逸出浓郁的儒道佛文化气息。

一

金庸小说中侠的形象很丰富, 主要有儒侠、道侠和民间侠, 但金庸对侠的认识, 是从儒开始的, 在他的心目中, 也只有那些儒侠才担当得起“侠之大者”的真正称号。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侠的思想据为自己笔下的英雄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金庸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文化立场。在儒家的文化视域内, 家与国是同构同质的, 没有天然的鸿沟。可以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儒家不仅要求人们把对家的伦理情感施用于国, 而且强调要真正地献身于国。也就是说, 如何取舍个人在 “国家”与“家庭”间的正确位置, 是儒家文化传统判断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 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者。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出一种敦厚的儒家风范: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而后己的道义感;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独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学说典籍中找到相对应之处: 诚信, 刚毅, 讷于言, 敏于行, 微言大义,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郭靖简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说中的翻版。在小说中, 郭靖屡屡道出“侠”的意义:“我辈练功习武, 所为何事? 行侠仗义, 济人困厄, 固然乃是本分, 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 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 那便是真好汉, 真豪杰了。”(《神雕侠侣》)在这里, 小说中的 “大侠” 实际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者。

郭靖不仅是儒侠中的大者, 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 因为他彻底地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目标, 有着“铁肩担道义”的巨大人格力量。“铁肩担道义”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 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 尽情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经历, 勤朴敦厚的个性, 高超卓绝的武功, 忧国忧民的心怀, 大仁大勇的胸襟, 无不让读者产生共鸣。他的身世经历契合孔孟思想, 他的言行和结局更有着楷模的作用。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真、对朋友义、对子女爱,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是君子, 甚至可以说是“圣人”, 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显示出的这种“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风范, 也体现了金庸对儒家的内求张扬主体、外求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 郭靖获得“大侠”的名份, 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强, 更源于他保卫襄阳的民族壮举, 源于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以天下苍生为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反复强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传统儒家大侠的至高思想境界。金庸小说从多视角、多层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郭靖为代表的儒侠之所以能达到值得称道的至高境界, 是因为他们具有可贵的精神品质:“仁者爱人”的高尚境界,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 诚实守信、宽厚待人的侠肠义骨。而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也不愧为“侠之大者”。也许, 把郭靖写成儒家之大侠, 似乎有点令人费解: 一个连字也不识几个的“呆子”,怎能成为儒侠? 这也是金庸的独特之处。文化对世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因而受儒家影响的是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识字和不识字的, 绝不是饱读诗书的儒生而已。小说中就连不识字的妇人郭母也时刻教导儿子不忘雪国之耻。其实, “识字不多的下层人民是凭着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的, 因而这种影响不仅是表现在思想上, 而更多地表现在心理上和人格上。”所以, 金庸小说呈现出的传统文化意蕴, 很多时候是缘于民间的自觉。

二

郭靖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响。然而, 儒家理论在被统治者所采用的同时,产生了禁锢人性、等级森严、宗法专制等诸多弊端。金庸对于这些弊端是持否定态度的。于是, 他又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侠”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和恣肆不羁的生命形态。金庸小说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大侠”。他们行走江湖, 自持正义, 特立独行, 孤傲叛逆,率性而为, 不但反抗黑暗腐败的官府, 也反抗一切陈规陋习, 他们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传统的思想精髓是个人本位和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并且构建了逍遥游的人生理想, 这种人生理想正是冲破宗法专制和一切外在规范束缚, 反抗现实, 肯定自我, 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独立的表现。另外, 道家作为儒家社会的反抗者, 它们的根本对立在于, 儒家强调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 道家则凸显个体价值的至上性, 重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 并不看重人的现世社会价值。

道家思想对金庸小说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 适性得意。张三丰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虚自守, 圆融无碍, 慈悲为怀而又不是遗世傲立。他的个性宽容、随和、开朗、大度、幽默、机智,可以说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齐物我, 齐生死。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 极易显示出一个人的人品高下。当死亡的威胁降临时, 张三丰不仅视死如归, 而且还能自我反省, 继续思道。赵敏率蒙古武士侵扰武当, 其时俞岱岩残废, 其余人下落不明, 他自己身负重伤, 大敌当前, 他却低吟“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并且顿悟:“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 但求我自丹心一片, 管他日后史书如何写!”(《倚天屠龙记》)这种精神实是俯仰天地, 得道深矣。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这与其说是武功,不如说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 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

在道家之侠看来, 人性归属自然, 循自然之道, 率性而为, 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性自由与人格自主。金庸小说虽然也写古代, 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 渗透着个体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杨过是金庸小说中一位典型的“大侠”。他至情至性, 任性偏执, 既认西毒欧阳锋为义父, 又反出师门拜小龙女为师, 将师父赵志敬视为仇人。这在儒家正统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杨过看来, 只是“谁对我好, 我就对谁好”。尤其是他要娶身为自己的师父兼“姑姑”的小龙女为妻, 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兽之行, 乱伦之罪”。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 杨过却意志坚定, 毫不妥协, 他大声说道:“姑姑教过我武功, 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 这是杨过向不合理的礼教、习俗挑战的宣言, 体现了道家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杨过是封建礼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冲就是传统文化的彻底的背叛者。令狐冲虽然行走于人欲横流的江湖, 却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为, 任意所之, 游于江湖之中, 行乎山水之间, 追求着真与善。在“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口号声中, 令狐冲却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谐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争权夺位之时,令狐冲却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厌恶与逃避。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庄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 生命常遭不测的大**时代, 虽然真切地盼望着身心的全面解放, 却也深知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 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灵。确实, 只有能够“游心于无穷”, 才能够超脱现实的藩篱, 打破闭锁狭隘的世界, 在恬淡适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飞翔。令狐冲真正地领悟道家文化的精义是在练成绝顶武功独孤九剑之时。独孤九剑的要诀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 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 任意所之”, 不论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气, 如行云与流水, 行到何处, 流向何方全凭气韵驱使。这等高妙的境界, 是武学的境界, 也是人生的境界。令狐冲就是一个自由之魂, 他的精神昭示着人类对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传统的儒和道来阐述和言说武侠小说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说中试用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 以大慈大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的无穷冤孽。

在佛家眼中, 人生无常, 无常即苦, 众生世界苦海无边。进而能够“斩无明, 断执着, 起智慧, 证真如”, 才能超脱人欲苦海, 回头是岸, 找到心中的“净土”, 用之为苦海慈航。小说中人物凭借着他们的慧眼与意志, 置苦海却能自我超渡, 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龙记》 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 主人公张无忌天生怀有一副慈悲心肠。张无忌的“无为”看似与道家的精神暗合, 但骨子里却藏着佛眼与慈悲心。他行医又行侠, 堪称“江湖医佛”,出于慈悲与可怜之心答应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离, 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肠, 劝阻武林各派纷争。除了主人公张无忌的慈悲心怀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外, 杀人如麻、双手沾满无辜人的鲜血的刽子手谢逊, 在历经世事沧桑后“立地成佛”, 顿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门, 其最后归宿有助于揭示小说主题。紧随其后的下一部小说《天龙八部》也是这种主题的延伸。

《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就取自佛经,小说以情孽、复仇、争权为三条线索来展开故事。段正淳处处留情, 结果使众情人互相嫉恨, 相互追杀, 自己也苦不堪言, 使其子段誉也成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说复仇,萧峰与中原好汉的悲剧冲突正是因为复仇而起。还有争权的斗争, 更是造成江湖混乱, 人生悲苦的缘由。不仅江山王位的争夺如此,江湖门派的掌门之位的争夺也如此。于是, 每个人都可能在他们织成的网中承担几种角色。其实, 这张网正是“人世间”的深刻象征。网中既是受害者, 又是织网者, 作者揭示了“命运”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 而恰恰在于人本身, 每个人都是命运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命运的制造者。叶二娘为恶是因儿子被别人偷去, 游坦之则是因萧峰杀死了他的父亲, 而萧峰本人也由别人带给他无法脱逃的悲剧命运。书中的人物就是这样无人不冤, 有情皆孽, 环环相扣, 因果交错。

那么, 如何才能化解掉这满眼的刀光剑影、充耳的杀伐之声和盈心的痴情仇怨? 只有佛门的大悲大悯, 才能破孽化痴。既然人生无不悲苦, 执着于恩怨、执着于权势、执着于胜负, 只会给人生带来永远的遗憾和追悔, 那还不如“众生无我, 苦乐随缘, 得失随缘, 心无增减”。因此, 萧远山与慕容博的深仇夙怨便在无名老僧的一片说道声中化解, 而无丝毫勉强之态。而在老僧身上, 体现了佛学的智慧: 知识丰富而又不骄矜, 洞察世情而又不傲慢, 指点迷津而又不故作高深, 看破红尘而又不脱离人世。这些都根植于深深的冥思, 又来源于对往事的颖悟,更有对历史的超升。金庸将这种精神和理想灌注于他的小说中, 使它们的文化品位得到了提升。

四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 一方面受儒家影响, 关注现实人生, 积极进取;另一方面, 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率真任性、想象丰富、情调浪漫, 又与道家有关。在“侠”的理想失落后, 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对其心灵的一种价值补偿,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这又成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活方式。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 这是人生追求的极境。虽然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被世人所接受, 但在金庸小说中, 入世与出世都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儒家讲求“仁者爱人”;道家虽无正面的主张, 但主观个体的清心寡欲、自然无为,也达成了客观群体的友爱和谐;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众生的思想更显示出博爱。其实, 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慈悲的一种有机结合,金庸小说就呈现出这种结合的和谐美。“儒、道、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犹如三条闪闪发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资源。”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深受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既有儒家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随心任性、清净无为的思想以及佛门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博爱之心。这些共同在金庸小说中营构出了一种睿智而和谐的人生。

第三篇：传统文化与金庸小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个字，贯概十四部小说，构成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凡有华人处，必能见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此等境遇，对于武侠小说而言，可谓空前，也必将绝后。若要归结原由，正如小说的内容一般，包罗万象，见仁见智，但至少有一点，那便是文化的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代代传承，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真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读本。倘若寻章摘句，按部就班，只怕能够集合成一部国学巨著，此处只是浅尝则止，窥见一斑。

先要说的是琴，也即音乐。音乐由来已久，据说皇帝命伶伦为律，听闻凤凰的鸣声而制成十二律。十二律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弹奏音乐最常用的乐器是琴。传说神农氏用桐木制造了五弦琴，能够弹奏出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后来周文王添了两弦，音调为少宫和少商，改良为七弦琴。在小说《倚天屠龙记》第一回中，郭襄在少室山遇见弹琴的何足道，何足道弹的便是七弦琴，书中叫做焦尾琴。原是东汉左中郎将蔡邕以烧焦的桐木制造。二人先后弹了数首曲子，其中有两首都是出自《诗经》。《考槃》出自《卫风》，是一首隐士之歌。表现的是大丈夫在山涧之间自由游荡，独来独往，无拘无束，固然寂寞无伴，形容憔悴，却又志向高洁，永不改变。《蒹葭》出自《秦风》，说的是和美人隔水分离，相思之极，想象如见。在小说《碧雪剑》中，阿九思念袁承志，弹的曲子是《子衿》，同样出自《诗经》，表达的是男女相思之情，“一日不见，如隔三月”。小说《笑傲江湖》的名字就来源于书中的一首同名曲子，据说曲谱中间的一大段，取自嵇康的“广陵散”。嵇康是三国时魏国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音乐家，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厌恶烦琐礼教对人的束缚，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为统治者所容，慷慨负死。临终之前曾弹奏一曲，便是《广陵散》，并叹息道：“广陵散从此绝矣！”书中的曲洋挖掘了二十九座古墓，才由蔡邕的墓中觅到了曲谱。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古琴还有伏羲离徵、黄帝清角、庄子橘梧、李斯龙腮、司马相如绿绮、赵飞燕凤凰、赵孟頫震馀等。

其次要说的是棋。古代说的棋大多指围棋。通常的棋盘，横竖各十九轨，三百六十一子。古人采用坐标的方式记录棋谱，方法众多。《天龙八部》中段延庆指点虚竹下棋，采用的是《忘忧清乐集》中的法子，将棋盘分为上平去入四个区域。《笑傲江湖》中提到了两个围棋古局，一个是《烂柯谱》，一个是《呕血谱》。前者出自于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说的是晋人王质到石室山上伐木，看见几个童子在那里下棋，便停下来观看。后来吃了童子赠送的仙果，回到家中时才知道已经过了许多年，斧子和砍到的柴都已经腐烂尽了。后者说的是北宋国手刘仲甫与骊山仙姥下棋，给杀得大败，气得呕血数升，那局棋的棋谱便称作《呕血谱》，共一百一十二手。

接下来说的书，即书法。将书法融入进武功的段落很多，如《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都有描写。其中涉及了不少书贴，简单解说几篇。《裴将军诗贴》，唐朝颜真卿吟赠及书予裴将军，乃其晚年精品巨作。该贴以草书、真楷和行书三体书写，其字大小参差错落，随意安排，布局新颖。除以上三种字体外，还杂以隶书、篆书，写来高古雄浑，刚柔兼备，不拘法度，洒脱之极。《八濛山铭》，三国蜀汉大将张飞所书，隶书写就，笔法源于汉代“张迁碑”，下笔较重，极有气势。《怀素自叙贴》，乃玄奘法师的大弟子怀素所写，师承张旭的狂草，即草书中带有狂笔。书帖原文共七百二十字，字体大小悬殊，一气呵成，狂而不诞，严谨有致。《笑傲江湖》中，秃笔翁便以上面三帖里的笔法和令狐冲对敌，但令狐冲不懂书法，只以独孤九剑破之。在小说《神雕侠侣》中，朱子柳将书法和“一阳指”结合，大败霍都王子，也涉及到《房玄龄碑》、《自言帖》、《褒斜道石刻》三篇碑帖，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说完了书法，自然便是绘画。《笑傲江湖》中提到的《溪山行旅图》最为有名。此幅图画为北宋范宽所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人一名中正，字中立，最擅长山水绘画，特点是：多描绘北方关陕地区景色，全景式布局，主峰峻拔，折落有势。山顶好作密林，水旁喜作突兀大石，山石用短促峻削的“雨点皴”，用笔凝重锐劲，墨色黑沉深重，风格壮武。

琴棋书画之外，其他传统文化涉猎繁多，难以尽数解说。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今后共同探讨。金庸先生的小说底蕴深厚，雅俗共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金庸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大俗大雅是指金庸 小说从“雅文化传统”与“俗文化传统”的接合部切入，融通雅俗而 超越雅俗。金庸小说一方面以“俗文化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 和合理的文化因素向“雅文化传统”渗透，一方面又把“雅文化传统” 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俗文化传统”中去。至幻至真是指金庸小说不 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 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 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惟其如此，金庸小说才能摆脱种种局限，将各种应有的情感推向极致，才具有了其他小说无法具有的魔力。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武”与“侠”——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在伦理本 体型的文化中，“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 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客”、“侠义”、“侠行” 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 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所谓“侠”是目的，“武” 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 来。金庸小说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作了深刻的阐释。武德的高尚与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作为社会道德的 武德要求练武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作 为文化道德的武德，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由此而分出所谓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应符 合儒家、道家乃至释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社会 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构建弘大刚毅的人格；“邪派武 功”则破坏人自身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 人性准则。武功与人格是相统一的，如“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练的 是符合《周易》文化精神的武功“降龙十八掌”，而东方不败则练戕 害人性的“葵花宝典”。武功也绝不是单纯的外在的技击，而是与人 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命感受密切相关。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 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飞扬佻达的杨过在经 历了人事惨变之后悟出了“黯然销魂掌法”。其实这已不是武功，更 不是武术，而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们的生命外化形式。金庸小说把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释、道乃至诸子 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和 人的生命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文化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 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四类：民间侠、儒侠、道侠 和“自由”型侠客。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 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 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和深厚的 怜悯情怀。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以及性格思想都符 合孔孟的论述，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巨大 的楷模的力量。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 赢得了人们的恒久景慕。令狐冲是“自由型”侠客的代表，其特征是 以蔑视陈规陋俗的道家思想为底蕴，而又熔铸了五四精神的某些特点，他不顾武林中的正邪观念、门派观念和一切陈规陋俗，处处以生命的 真情来对待世事人生，因此才能笑傲江湖、笑傲江山乃至笑傲人生。人们对令狐冲的喜爱，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真情与自由的渴望，对世俗 纷争的厌弃及对文化理想的向往。

“情”与“理”——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纠结与冲突。金庸小 说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爱情描写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携手走天涯的人 生范式。由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袁承志与 温青青等人共同构建起的这种人生范式有着恒久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走天涯”是指仗剑行侠，“携手”则是指与红粉知己共闯江湖。仗 剑行侠之诱人，尚不在其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倒多是为了肆逞己志，抒解久遭压抑的情绪。“携手”的妙处就更多了，沙里淘金、自择伴 侣、追求幸福。这“携手走天涯”五字，既能满足人的社会实现的要 求，又能使人充分享受感性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实现的方式： “走”。豪迈、刚烈、苍凉、忧伤、潇洒、自由，一“走”，就全出 来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携手走天涯”确是一种诗意人生。这种融 “水浒”与“红楼”于一体的人生范式，既植根于传统文化深处，又 为正统的封建观念所不容，因为她把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的本真生命的 内在的合理因素张扬出来，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道德观念的封建政 治意识形态有着尖锐的冲突，并对其发生着撞击性的破坏作用。

传奇与传统——以传奇的形式展示民族的文化原型和文化精神。郭靖想实现的是儒家的社会理想，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弥刀兵，陈近南 则是一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书生侠客陈家洛的失 败及归隐异域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袁承志自幼立志复 仇，但国仇、家仇、天下仇，仇仇报不得，却在层层的“复仇”过程 中升华了自己的人格。再加上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令狐冲和任盈 盈“曲终人不见”，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 奏鸣曲。文人与侠客都是要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世界，只是文人用笔，侠客用剑而已。

与此相关，中华民族追求理想境界的情结在金庸小说中也有鲜明 的体现。在《倚天屠龙记》中的冰火岛上，谢逊恢复了人性，正派的 张翠山与邪派的殷素素结为连理，一旦回到中原，一切都被“异化” 得面目全非。在活死人墓中，杨过与小龙女是那样的清纯自然，而来 到“花花世界”中，却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痛的折磨。所有这些，都表 现了传统文化中要建立一个清纯世界的文化理想与文化冲动。

金庸小说结局可以分为两类，或失败，或归隐，总之难有“大团 圆”的结局。成吉思汗怀着英雄的迷茫逝去，郭靖战死襄阳，张无忌 将江湖拱手相让，袁承志“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都是有志不 骋的失败结局。至于以令狐冲与任盈盈的“曲谐”为代表的归隐型结 局，是对江湖、江山乃至人生的超越与提升，也不是所谓的现实的成 功。其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理想只能向现实一点一滴地积淀，只 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但永远不能完全取代现实，因此，金庸小说的结局不是谁的随意安排，而是历史文化的必然选择。此外，像对于恩仇观念和正邪观念的超越，《天龙八部》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悲悯情怀，《鹿鼎记》对民族劣根性的挖掘，也都表现了 民族精神的一些重要方面。

金庸小说因与传统文化的深度关联而成为一个开放的文本。在当 代语境中，其传统文化的底蕴会在现实中生成相当复杂的东西，并对 现实产生复杂的影响。我们应该从文化的深度入手，梳理并显扬其合 理的因素，剔除其消极的负面因素，使之为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民族文 化本体的重塑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四篇：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白马啸西风》读后感

——江南的杨柳，已经抽出嫩芽了。

第一次看《白马啸西风》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真是个美好时光，前途和自己差的很远，幼稚也脱离了不少，朦朦胧胧的青葱岁月。平时除了和同学们嘻嘻哈哈的玩耍基本就没干过什么正经事儿了，不过在我看来我还是干过一些的，比如说看小说。

说起小说，真是久仰金庸先生的大名了，光是《射雕英雄传》的电视剧就看过两三种版本，还有《天龙八部》《碧血剑》《神雕侠侣》这些都是最著名的。小说书自己是买不起的，但是好在那时租书店已经遍布铜陵的大街小巷了，第一次就借了一本《书剑恩仇录》，之后便是一发不可收拾，想方设法要看遍金庸先生“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所有的十四本书。

《白马啸西风》在金庸的小说中，我看的是比较晚的，那时的我先被大篇幅的类似《笑傲江湖》中的逆天武学，惊天阴谋所征服，直到看完《连城诀》之后，我才有机会一睹李文秀的芳容。

《白马啸西风》很短啊，短到不足以单独成书。小小的李文秀牵着白马，漫步在草原上，听着天铃鸟儿的歌声，宛如一幅画，一副可以令人平静而又安宁的画，而苏普的出现则为这幅画添加了一些人的色彩。阿秀是个女孩子，即使我再不愿意，她也还是爱上了苏普，一无反顾，何况那正是一个春心萌动的年龄。作为唯一闯入阿秀生活的男孩子，他也闯入了文秀的心，虽然我很不喜欢文秀这样的早熟，好像自己的心上人被别人夺走一样。

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我想如果在江南，他们两个用这样的词形容是再好不过了。两个人一起聊着草原的狼和羊、草原的天铃鸟、也许还有那来自中原的小鸭子的故事。玩耍、嬉闹就如同当年正在上初中的我，即便心中有些什么也不会说出来，文秀也是。

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也许结局不会这样的忧伤，可惜没有。一只狼闯入了他们的世界，苏普用哈萨克人特有的勇猛击杀了狼，却也暴露可自己正在和汉人女孩子在一起玩耍的秘密。汉人曾经深深的伤害了哈萨克族人，哈萨克族人不会忘记，苏普遭到了毒打。为了救苏普，阿秀将苏普送给自己的狼皮送给了阿曼，将自己的心埋在了那座沙丘之下，从此再也不见苏普。

我只知道我当时已经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悲伤从眼中涌出。苏普的幸福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计爷爷从此失去了江南，失去了江南的杨柳桃花，失去了燕子金鱼，也失去了阿秀。阿秀则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最爱她的人。世界上没有比失去自己所爱的人更为悲伤地事情了，即便苏普娶了阿曼。

阿秀注定要独自一个人回到江南，那些哈萨克帅哥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读完了《白马啸西风》，记得我沉默了很久，没有去掩盖自己悲伤的痕迹，只是在想。现在早已忘了当时在想什么了，也许是想为什么马家辉不能再厉害一点，完好的打败瓦尔拉齐呢？也许是在想阿秀回到江南后有没有爱上江南，又或者是有没有爱上江南的男子，再或者被一个江南的男子像计爷爷那样不顾一切的爱？

现在的我早已经成年，虽然依然是青春年少，却非要装成熟的看《白马啸西风》，思考人应该和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还是和爱自己的在一起。思考苏普到底是怎样一个男子，难道暗地里就没有对阿秀动过心？留阿秀在部落里只是为了报答阿秀？其实都是无所谓的，想的太多难道不累？爱过就是爱过，不爱就是不爱，就如同阿秀的不喜欢，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在我看来，金庸的这篇中篇小说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小说，小说三要素也是完整无缺。虽说是中篇小说，但是却有着与大型长篇小说不一样的感觉。如果说长篇小说是一位闭月羞花的大家闺秀，那么这篇中篇小说则是一个身居闺阁的小家碧玉。有那么一种另类的风格。

别的且不说，但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我就感觉到金庸大侠的不俗和才华。

从故事的开端来看，依照我们的思路，从白马李三夫妇死后，李文秀或是回到中原、江南或是武功练成之后再回老家一雪前仇。然而，金大侠却没有让她回去，而是留在了回疆，在回疆长大。平凡的生活让她忘记仇恨的伤痛，与一位哈萨克族的男孩苏普恋爱，埋下了深情的种子以至于影响后面整个情节。整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回疆之中，与外界中原的武林纷争隔离开来，甚至毫无联系，可谓是世外桃源。这与金庸的其他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小说的篇幅也限制了它自身的情节，我想金庸也可能故意只想在另一个世界撒下他向往的情结，寻找不一样的

第五篇：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儒、道、佛的参渗

11607263637 李奕贤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雅俗共赏, 是因为其中不仅有惊险曲折的武侠故事, 而且蕴涵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其中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成熟宗教,儒、释、道由此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最高体现, 成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金庸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飘逸出浓郁的儒道佛文化气息。

一

金庸小说中侠的形象很丰富, 主要有儒侠、道侠和民间侠, 但金庸对侠的认识, 是从儒开始的, 在他的心目中, 也只有那些儒侠才担当得起“侠之大者”的真正称号。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侠的思想据为自己笔下的英雄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金庸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文化立场。在儒家的文化视域内, 家与国是同构同质的, 没有天然的鸿沟。可以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儒家不仅要求人们把对家的伦理情感施用于国, 而且强调要真正地献身于国。也就是说, 如何取舍个人在 “国家”与“家庭”间的正确位置, 是儒家文化传统判断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 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者。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出一种敦厚的儒家风范: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而后己的道义感;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独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学说典籍中找到相对应之处: 诚信, 刚毅, 讷于言, 敏于行, 微言大义,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郭靖简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说中的翻版。在小说中, 郭靖屡屡道出“侠”的意义:“我辈练功习武, 所为何事? 行侠仗义, 济人困厄, 固然乃是本分, 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 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 那便是真好汉, 真豪杰了。”(《神雕侠侣》)在这里, 小说中的 “大侠” 实际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者。

郭靖不仅是儒侠中的大者, 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 因为他彻底地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目标, 有着“铁肩担道义”的巨大人格力量。“铁肩担道义”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 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 尽情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经历, 勤朴敦厚的个性, 高超卓绝的武功, 忧国忧民的心怀, 大仁大勇的胸襟, 无不让读者产生共鸣。他的身世经历契合孔孟思想, 他的言行和结局更有着楷模的作用。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真、对朋友义、对子女爱,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是君子, 甚至可以说是“圣人”, 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显示出的这种“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风范, 也体现了金庸对儒家的内求张扬主体、外求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 郭靖获得“大侠”的名份, 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强, 更源于他保卫襄阳的民族壮举, 源于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以天下苍生为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反复强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传统儒家大侠的至高思想境界。金庸小说从多视角、多层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郭靖为代表的儒侠之所以能达到值得称道的至高境界, 是因为他们具有可贵的精神品质:“仁者爱人”的高尚境界,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 诚实守信、宽厚待人的侠肠义骨。而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也不愧为“侠之大者”。也许, 把郭靖写成儒家之大侠, 似乎有点令人费解: 一个连字也不识几个的“呆子”,怎能成为儒侠? 这也是金庸的独特之处。文化对世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因而受儒家影响的是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识字和不识字的, 绝不是饱读诗书的儒生而已。小说中就连不识字的妇人郭母也时刻教导儿子不忘雪国之耻。其实, “识字不多的下层人民是凭着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的, 因而这种影响不仅是表现在思想上, 而更多地表现在心理上和人格上。”所以, 金庸小说呈现出的传统文化意蕴, 很多时候是缘于民间的自觉。

二

郭靖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响。然而, 儒家理论在被统治者所采用的同时,产生了禁锢人性、等级森严、宗法专制等诸多弊端。金庸对于这些弊端是持否定态度的。于是, 他又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侠”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和恣肆不羁的生命形态。金庸小说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大侠”。他们行走江湖, 自持正义, 特立独行, 孤傲叛逆,率性而为, 不但反抗黑暗腐败的官府, 也反抗一切陈规陋习, 他们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传统的思想精髓是个人本位和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并且构建了逍遥游的人生理想, 这种人生理想正是冲破宗法专制和一切外在规范束缚, 反抗现实, 肯定自我, 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独立的表现。另外, 道家作为儒家社会的反抗者, 它们的根本对立在于, 儒家强调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 道家则凸显个体价值的至上性, 重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 并不看重人的现世社会价值。

道家思想对金庸小说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 适性得意。张三丰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虚自守, 圆融无碍, 慈悲为怀而又不是遗世傲立。他的个性宽容、随和、开朗、大度、幽默、机智,可以说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齐物我, 齐生死。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 极易显示出一个人的人品高下。当死亡的威胁降临时, 张三丰不仅视死如归, 而且还能自我反省, 继续思道。赵敏率蒙古武士侵扰武当, 其时俞岱岩残废, 其余人下落不明, 他自己身负重伤, 大敌当前, 他却低吟“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并且顿悟:“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 但求我自丹心一片, 管他日后史书如何写!”(《倚天屠龙记》)这种精神实是俯仰天地, 得道深矣。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这与其说是武功,不如说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 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

在道家之侠看来, 人性归属自然, 循自然之道, 率性而为, 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性自由与人格自主。金庸小说虽然也写古代, 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 渗透着个体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杨过是金庸小说中一位典型的“大侠”。他至情至性, 任性偏执, 既认西毒欧阳锋为义父, 又反出师门拜小龙女为师, 将师父赵志敬视为仇人。这在儒家正统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杨过看来, 只是“谁对我好, 我就对谁好”。尤其是他要娶身为自己的师父兼“姑姑”的小龙女为妻, 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兽之行, 乱伦之罪”。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 杨过却意志坚定, 毫不妥协, 他大声说道:“姑姑教过我武功, 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 这是杨过向不合理的礼教、习俗挑战的宣言, 体现了道家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杨过是封建礼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冲就是传统文化的彻底的背叛者。令狐冲虽然行走于人欲横流的江湖, 却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为, 任意所之, 游于江湖之中, 行乎山水之间, 追求着真与善。在“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口号声中, 令狐冲却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谐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争权夺位之时,令狐冲却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厌恶与逃避。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庄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 生命常遭不测的大**时代, 虽然真切地盼望着身心的全面解放, 却也深知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 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灵。确实, 只有能够“游心于无穷”, 才能够超脱现实的藩篱, 打破闭锁狭隘的世界, 在恬淡适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飞翔。令狐冲真正地领悟道家文化的精义是在练成绝顶武功独孤九剑之时。独孤九剑的要诀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 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 任意所之”, 不论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气, 如行云与流水, 行到何处, 流向何方全凭气韵驱使。这等高妙的境界, 是武学的境界, 也是人生的境界。令狐冲就是一个自由之魂, 他的精神昭示着人类对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传统的儒和道来阐述和言说武侠小说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说中试用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 以大慈大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的无穷冤孽。

在佛家眼中, 人生无常, 无常即苦, 众生世界苦海无边。进而能够“斩无明, 断执着, 起智慧, 证真如”, 才能超脱人欲苦海, 回头是岸, 找到心中的“净土”, 用之为苦海慈航。小说中人物凭借着他们的慧眼与意志, 置苦海却能自我超渡, 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龙记》 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 主人公张无忌天生怀有一副慈悲心肠。张无忌的“无为”看似与道家的精神暗合, 但骨子里却藏着佛眼与慈悲心。他行医又行侠, 堪称“江湖医佛”,出于慈悲与可怜之心答应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离, 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肠, 劝阻武林各派纷争。除了主人公张无忌的慈悲心怀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外, 杀人如麻、双手沾满无辜人的鲜血的刽子手谢逊, 在历经世事沧桑后“立地成佛”, 顿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门, 其最后归宿有助于揭示小说主题。紧随其后的下一部小说《天龙八部》也是这种主题的延伸。

《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就取自佛经,小说以情孽、复仇、争权为三条线索来展开故事。段正淳处处留情, 结果使众情人互相嫉恨, 相互追杀, 自己也苦不堪言, 使其子段誉也成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说复仇,萧峰与中原好汉的悲剧冲突正是因为复仇而起。还有争权的斗争, 更是造成江湖混乱, 人生悲苦的缘由。不仅江山王位的争夺如此,江湖门派的掌门之位的争夺也如此。于是, 每个人都可能在他们织成的网中承担几种角色。其实, 这张网正是“人世间”的深刻象征。网中既是受害者, 又是织网者, 作者揭示了“命运”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 而恰恰在于人本身, 每个人都是命运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命运的制造者。叶二娘为恶是因儿子被别人偷去, 游坦之则是因萧峰杀死了他的父亲, 而萧峰本人也由别人带给他无法脱逃的悲剧命运。书中的人物就是这样无人不冤, 有情皆孽, 环环相扣, 因果交错。

四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 一方面受儒家影响, 关注现实人生, 积极进取;另一方面, 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率真任性、想象丰富、情调浪漫, 又与道家有关。在“侠”的理想失落后, 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对其心灵的一种价值补偿,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这又成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活方式。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 这是人生追求的极境。虽然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被世人所接受, 但在金庸小说中, 入世与出世都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儒家讲求“仁者爱人”;道家虽无正面的主张, 但主观个体的清心寡欲、自然无为,也达成了客观群体的友爱和谐;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众生的思想更显示出博爱。其实, 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慈悲的一种有机结合,金庸小说就呈现出这种结合的和谐美。“儒、道、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犹如三条闪闪发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资源。”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深受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既有儒家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随心任性、清净无为的思想以及佛门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博爱之心。这些共同在金庸小说中营构出了一种睿智而和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