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基本精神

第一篇：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基本精神

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精神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风貌与基本特征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风貌与内部结构

1、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风貌

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来讲是大陆型文化，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大陆型民族文化”的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中获得了特别完备的“隔绝机制”，使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源远流长，顽强生存，绵延至今，没有出现因外族入侵而被摧毁或断层的情况。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化。其特征主要为：农业经济造成人们对自然条件的高度依赖，从而培养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特性；农业文化追求恬静安逸的精神境界，农民男耕女织，以此保持着稳定和谐的状态，从而培养了中国人清心寡欲，适可而止，知足常乐的特性；农业经济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农业经济培养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的务实精神和酷爱和平的性格。

中国传统文化是宗法文化。由于血缘宗法制度的存在，中国人十分很看重家庭生活，血缘观念强大，非常重视亲族之间的交往礼仪；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个人被纳入宗法集体中，人作为家族的一个分子而存在；宗法制和家天下形成了家国共构的政治模式，由此形成中国特有的忠孝两全的政治伦理和传统；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中国文化表现为既崇拜祖先，注重族系的延续，又抵制了像西方那样救世主的诱惑，因此，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出现过西方社会神权占统治地位的历史。

2、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可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中国传统雅文化是士大夫文化，既反映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反映系统、精致、深刻的民族文化和心理。中国传统俗文化是指农民文化和市民文化，既反映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民众比较零碎、朴素的思想文化，也反映普通民众丰富、鲜活的民族文化。但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系统看，中国传统雅文化占主导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在奠基的秦汉时期出现了隐学与显学。处在显学地位的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中的积极进取精神、重视现实世界、强调“义以为上”的价值观、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以德为政修身为本的施政方针等，从汉代开始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处在隐学地位的主要是法家学说和墨家学说，法家的“权、术、势”和墨家的“兼济天下”尽管从表面上受到了统治者的抑止，但仍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在不同的封建时代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 1 文化学家甚至认为历代统治者表面上是儒家显学，实际上是法家隐学。

也有些文化学家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史中，儒道两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部分，儒道互补，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由此也可以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分为儒家庙堂文化和道家山林文化。庙堂是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地方，庙堂文化主要是正统的政治文化，代表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的人生态度；山林文化主要是隐逸文化，代表道家消极隐退、保守出世的人生态度。所以，儒家和道家，由各自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在政治取向上，儒家倾心于庙堂之内，道家钟情于山林之间。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就是以仁义礼智为基础，以圣贤人格为目标，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不断地追求自我实现；道家的理想人格是隐士，是为了反对那种以普遍的仁义规范来塑造自我的人格追求，要求用一种纯朴、无为、不争的和谐人生，自然而然地对待现实，以保持和维护整体生命的和谐稳定。中国历代读书人，凭借科技进入仕途，官海沉浮，升迁不定，进退莫测，这样他不但需要儒家那种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一旦失意，也需要老庄这样消极隐退的人生哲学。因此有人说，中国人在成功的时候都是儒家，失败的时候则是道家；中国人在人生道路上通常选择两种方式：一种是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儒家“圣贤”人生之路；另一种是超然尘外、甘于寂寞、隐遁山林、自得其乐的道家“隐士”人生之路。因此，尽管读书人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人生的双重矛盾；生活上的困顿与精神上的痛苦，使他们承受着双重的煎熬。但是，中国的读书人在对社会的体察和对自身的观照中，在精神的更高层次上获得了统一。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的知识阶层虽然命运多舛，但作为一个整体，却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进退有度、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和刚柔相济、卓然独立的“大丈夫”人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大丈夫”人格成为传统士大夫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之所在。

也有的文化学家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儒、释、道三种文化思想的融合与交流，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先秦时期，儒与道并为显学。儒学重进取，道家重自然。前者积极，后者消极。儒家入世思想注重对现实的适应与改造； 道家更注重对现实的超越，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生观。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唐代终于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禅宗强调人人皆有慧根，人人皆可成佛，这与孟子所言“人皆可以为尧舜”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禅宗并不强调修行的外在形式而重视“参悟”，这又与道家的崇尚自然之取向相合。释、道与儒家互补，使得读书人在入世时不至过于狂热，隐逸山林时又不至过于悲观。儒家致力于个体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统一，在个体为“仁”，在社会为“仁政”；道家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希求长生不老；禅宗则注重在日常生活的“参悟”中达到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可以说，注重心性修 2 养、培育完善人格是儒释道的一个共同之处。

在读书人的生活中，儒学作用于社会政治领域，道家作用于闲暇生活，佛教思想则对个体的精神生活自觉或自发起地起着深远的作用。儒修身，道养性，佛净心。在读书人的知识结构中，儒释道由争鸣走向互补。与西方不同的是，作为宗教的佛与道并未动摇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它们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方面主要不是政治，而是人生。当儒家大同政治理想在严酷的现实中逐渐破灭后，庄与禅则引导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在自然与艺术中获得升华，并在对人生的参悟中达到对现实的超越，达到永恒的境界。志于儒，依于道，老于禅，这是两千年来读书人的心路历程。作为传统读书人知识结构的三个维度，儒、释、道为知识分子构筑了一个丰富而立体的理性人格。

第二篇：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

20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及其社会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科学是一种文化，科学活动过程就是创造科学文化的过程。科学已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理性创造，一种逻辑过程，一种“范式”，一个“研究纲领”或一个“信息域”，也不只是一种社会建制。科学拥有自己的文化规范，沉淀出自己特殊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涵括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一方面被科学家内在化而对科学文化系统的高效率的运行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凝聚和激励功能；另一方面，又辐射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渗入到大众的意识深层，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样，传统文化价值观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具有长期累积性和稳定性或惯性。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价值观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弘扬科学精神，又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在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努力繁荣先进文化。弄清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相互影响

科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子文化。一方面，科学文化系统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另一方面，科学文化是从社会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但是，科学文化一旦从社会文化中分离出来，就显示其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在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活动方式和动力机制上。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些独特的精神气质不断超越种族、地域、文化、语言的障碍，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当然，科学文化通过扩散和辐射，并不会像西方的文化趋同论者认为的那样，整个世界的文化将最终变成一种文化。这是因为，首先，各区域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潜在的质的差异性，不可能完全趋同；其次，人类的需求包括文化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可能绝对同一；再次，科学绝不是中性，正如有的学者所称的那样，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反科学主义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科学的某种抵制情绪。但是，不可否认，科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科学精神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巨大影响。因此，从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包容关系和科学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看，科学精神的孕育和确立，必然受到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反过来，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学精神的影响

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学精神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作用。一般来说，与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一致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将促进或强化科学精神的确立。二是制约作用。与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相背离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将阻碍或延缓科学精神的确立。科学精神产生于人类的科学实践活动，而科学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特殊活动类型，不是封闭的，它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例如，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价值观对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在20世纪中叶，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军事

应用与科学家造福人类的价值观和道德良心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在我国，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价值取向，强化了科学研究中的民主和自由探索精神；“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价值取向，强化了科学研究中的求实精神与实证精神。因此，要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仅靠科学文化单方面的外向扩张往往难以奏效。它还有赖于科学精神与积极先进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包括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双向配合，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在社会文化价值中培育对于科学精神的有效接收机制，消除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消极、落后和腐朽因素。既然文化建设中需要形成这样一种双向互动机制，那么，弘扬科学精神就不只是科学家、科学教育工作者、科技管理部门的事，而是社会的责任。

三、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同时又具有革命的能动性。科学精神对人类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是异常强烈的，特别是对科学不够发达的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极为敏感。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破坏断裂作用。科学精神的扩散，将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和腐朽的价值观产生剧烈的冲击，迫使人们的某些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某些方面发生断裂，从而获得新的文化价值。这种破坏断裂在科学不够发达且民族传统文化又十分浓郁的国度内尤为剧烈。当然，传统文化价值的惯性很大，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破坏断裂是很剧烈和痛苦的，有时甚至要经过多次反复，造成社会心理动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冲击力会越来越大，最终会冲破旧的消极、落后和腐朽的文化因素的束缚而奔向蓬勃发展的未来。

第二，诱导重建作用。传统文化价值观某些方面的断裂，是科学精神对它产生冲击的结果，与此相伴而生的是诱导重建，即依靠科学精神的力量，在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中诱导重建某些新的文化价值观。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存在的核心和生活的基本框架，但是，要使这种民族文化充满活力，必须注入新的、积极的文化内涵。科学精神便是最具积极意义和先进性的。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诱导重建，使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潜在性地发生更替，从而重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观念。

第三，平衡融合作用。科学精神冲破地区、国家、民族和语言的局限，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从而使世界诸文化体系的相互交融成为可能。科学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的平衡融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在科学精神的渗透下，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二是在科学精神的作用下，在各种文化价值中出现了一些共同的新质，这种新质便是科学精神在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烙印。这种新质又因其附生的传统文化基础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此，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科学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渗透，狭小的文化区域被冲开了大门，各种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提高，由此形成的新的文化体系是高度分化而又高度整合的，既保留了每个文化体系的特色和品性，又赋予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内涵，这些新的内涵无不铭刻着科学精神的印记。

一，科学并非只西方近代科学一种模式

人类生存发展必然要与自然界打交道，所以有人类社会，就会积累起对自然界的知识。知识的初步积累就相互联系开始形成了体系。（自然）科学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有关自然的知识体系。所以说，科学是人类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从古至今，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结构中，均存在科学这个要素，所不同只是体系有类型不同、水平有高低之分。并非只西方近代科学体系才算是“科学”。

如果只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才是科学。那民族科学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如果只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是绝对真理，是科学终结，那更是错误的了。科学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故存在有多种多样模式，彼此各有优缺点，正确的方法是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所以不能只以近代西方科学特征作为标准，评这评那，认定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甚至给各国民族科学乱扣“伪科学”、“赝科学”、“类科学”、“前科学”等帽子。

二，近代中国科学的衰落,虽有科学传统缺陷方面因素，但更有社会因素，中国古代科学成果灿烂，并成为中国古文明的根基之一。这是考古发掘和史学研究证明了的。可以肯定，即使没有近代西方科学的传入，中国传统科学（包括中医）照样能近代化、现代化的。西方近代科学是在船坚炮利与经济掠夺下才迅速崛起，统治全球。因此，各国民族科学在近代的衰落,并非单纯是科学传统本身问题。所以当代中国人不能因科学主义的贬斥中国科学传统而自我迷失。

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而近代科学又没有诞生在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是个老命题，近百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参加过讨论，发表过见解。大家认为这确与中国科学传统缺陷方面有一定关系，但也有较一致的倾向，即根本原因是明清中国闭关锁国和资本主义没有迅速发展。80年代本人参加过“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讨论会”，并与陈传康老师写有“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一文。文章虽较系统分析了中国海洋文化缺陷方面原因，但最后又强调指出：“地理大发现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动因。如果明初中国资本主义有迅速的发展，从而产生强大持续的经济动因，那么封锁的海洋政策、皇帝的主观意志（行为）、狭隘的地平大地观以及传统地图的缺陷等不利条件都会改变并按经济要求而顺向发展的。那么中国人也会完成地理大发现的。”

三，中国科学传统有强大的生命力，在21世纪将大放光彩。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的讨论，目前的学术热点早已不是李约瑟难题，这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热点。随着中国要实现“四化”，特别是科技现代化。90年代热点已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对当代和21世纪科学有重大的创新作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是与后者为重点，有着大量报告和讨论。一致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近代科技虽仍有大的发展，但由于科学已面临解决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能源短缺、灾害预报、人口膨涨、天体演化、地球起源、生物进化等的重大研究课题，近代科学体系因而面临巨大的困惑和挑战。这就呼唤并推动了自然史、复杂性、非线性研究的发展和整体、综合、系统方法的崛起。当前，科学正经历着由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研究的大变革时代。在分析研究基础上的科学综合研究潮流的崛起已是历史的必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把中国整体论思维和方法叠加到当代科技的综合研究中，可以给当代科技研究带来巨大的创造力。中国传统科学体系（或称“自然国学”）复兴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同。

四，对《周易》科学性的激烈争鸣源于科学主义的影响

在现代，要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中西科学传统，评价《周易》的科学性，不仅只是个人善良愿望，也不仅是知识多寡问题，更要自觉清理科学主义。

近400年，西方近代科学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文明。于是造成一种假象：近代科学是绝对真理，是万能的。于是在今天竟出现一些怪现象。如一些不懂中医的人能大言不惭地宣布，中医能治病不能说就不是伪科学。又如，某些人并不懂中国传统文化，更没有

研究过传统文化与科学复杂关系，但他们认为，骂一下中国传统文化、说一下传统科学是“伪科学”，似乎成了科学精神的表现，有了快感。可见科学主义毒害之深。在当代，在中国科学现代化中如何清理科学主义，顺利发挥民族文化优势，实任重而道远。为此最近在中国中医药论坛上，本人作了题为“中医要振兴，必须批判科学主义”的发言，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周易》与科学关系问题所以在当代学术界成为争论不休的热点，原因就在科学主义作怪。对《周易》的评价不是对一本古书的评价，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科学传统的总评价。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关系的评价是与时代的大变革分不开的。从科学发展史而言，当年的科玄论战是发生在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型时期。而当代科学界掀起的《周易》热也正是在新的科学转型时期：由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研究过渡；由大物理学时代向自然史研究时代转化；由征服自然向人与自然协调转变。

五，《周易》与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可能与中国科学传统的缺陷方面有一定关系。《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故认为《周易》存在有近代科学不利的方面，这样推论也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推论还不能服人，还应该有具体的论证。其实笼统地说《周易》不利于近代科学发展是不对的。比利时理学所所长胡阳曾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第585讲作“近代科学产生与中国文化―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前没有见过先天图吗？”的报告，提供了大量有说服力的史料。这说明，《周易》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也直接作出过贡献的。有学者认为，《周易》只有归纳，没有推演，所以阻碍了科学启蒙。这种说法可能是错误的。《周易》64卦确是归纳法所得。但人们用这些卦象来解释推测万事万物，就是推演法。《周易》等中国传统科学中经常使用的取象比类方法所以在中国古代能推动科学发展，在21世纪也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这正说明取象比类不仅没有大的缺陷，而且是认识世界的强大生命力。归纳与推演（演绎）是一对哲学范畴，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对哲学范畴不能只从局部角度（近代

科学一个阶段一个侧面）来理解，从而认定她在有高度文明民族的灿烂科学传统中的基本缺失，应从广义上去认识。事实上，取象比类讨论对象主要不是事物，而是事物间的关系和状态。这与近代科学中，以单纯认识事物是不同的。这种重要差别，对于用近代科学特征作为衡量一切民族科学是无法分清难于理解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对周易预测中全息等现象的看法

1、人类这个生存空间里万物发展内在规律相似定律。这个不多说了，大家常用的外应类似于这个，不用起卦等预测也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等等，但要抓住实质。

2、全息定律：有反映整个事情发展情况的信息点，也有反映局部的信息点，这个信息是超前存在的，基本上是不可更改的，成败吉凶早已隐含在信息点中，这个信息点好像是种子。比如麦子的种子不可能长出稻子。以上两点要结合起来用，方可正确，不然有时会误将局部信息当成整体信息。

3、关于阴阳：另外，阴阳和吉凶是两对概念，是两组不同的状态。阴阳是客观状态，吉凶是与人的感觉相联系后对于人来说的状态，有时不少人会混淆，以为阳好，阴不好。其实阳中有吉凶，阴中亦有吉凶。另外成败又是预测中很关键的一对矛盾，不多说了。

《易经》是属于一个千古文化之谜，研究《易经》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是学者，倡导善易者不占；另一类是占卜者，利用人类对神妙文化的敬仰为人指点迷津、化解灾祸。两者都对《易经》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易经》的产生过程看，它来源于古代对历法等规律的社会实践的归纳与总结，揭示的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势和最佳处理方式，就像《元素周期表》一样汇集了成功必不可少的各个因素。

以前对《易经》的研究都是对六十四卦单独的讲解，缺乏整体观和系统性。现在已经有了帮

助人更好掌握的学习《易经》的方法，将《易经》有序的进行排列，分成六大过程，并辅助以开山入门卦和收拾入门卦，展示出一个无知涉世少年到成为一统天下君王的成长历程，将所有的卦对应到各个阶段中的发展关键点，让学习者融入主人公的角色中，伴随着个人事业的发展去掌握有关知识。同时结合西方的成功学、管理、金融投资、心理学等，并与《道德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论语》相互参照解说，使学习者能够在知识和实践的海洋中轻松遨游。

现在学习《易经》已经不是太难的事情了。

周易的主导思想是“有孚改命”，就是通过自我的努力与民众建立了共同发展的诚信，从而改变所有人的天命。

祝你在易经的指导下获得自己的成功。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摘要：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而除此之外，各个历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其各自的特征，各自有自己的精髓之处，也是这精髓之特征，书写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关键词：传统文化 发展历程 基本特征 儒家学说

所谓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特别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一儒统天下，虽然也有释道参杂其中，个别时候甚至盖过儒术，但总体上是儒家独步天下，无有能与争雄。纵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上古文化：

在古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直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均处于这一时代。其中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与物质文化长足进展的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另外表现在关系方面，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等。

二、殷商西周文化：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徒，史称“不常厥邑”。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三、春秋战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所谓“百家”，当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对于其间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屡有论述。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港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刊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四、秦汉文化：

秦汉帝国的盛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水域总面积超过北京颐和园五倍的长安昆明池，“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恢宏眼光观照历史的《史记》，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制作物。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秦汉时代，中国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导致丝绸之路开辟的张骞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远抵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五、魏晋南北朝文化：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宋书·谢灵运传》）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随后，道教形成。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六、隋唐文化：

隋唐文化的气象恢宏，与地主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魏晋南北朝，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他们凭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高门大姓”以外的庶族或寒门则进身不易。然而，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在门阀世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人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在隋唐之际巨大社会结构变动中登上中国文化舞台的庶族寒士是正在上升的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有为的时代，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与未来充满自信和一泻千里的热情，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七、两宋文化：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

宋词雅，宋画雅。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别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在熙熙攘攘、**丛生的快节奏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八、辽夏金元文化：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多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

元蒙统治时期，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于是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人中国科技界。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人阿拉伯，再传人欧洲。

九、明清文化：

就中国古典文化而言，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清（公元1840年前）两代便处于这一历程的后段。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随着自耕农的普遍发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增长，以及屯田向私有和民田的转化，传统的地权占有形式发生变更；随着租佃关系上自由租佃的出现，永佃制、押租制的发展，雇佣关系上封建性雇工向自由雇工的过渡，封建依附关系发生松解；与此相关联，某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内出现，凡此种种，皆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阶段。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人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下面我们再看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哪些特征，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延续性、凝聚力与包容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种奋斗拚搏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孔子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弟子都是这样要求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仅应该“学而不厌”，而且应该“为而不厌”，他自己则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第三，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地域虽然不十分广大，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分权制，但名义上毕竟是三个拥有“天下共主”的统一王朝。只是在东周后期才出现了诸侯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而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则是国家统一、法度一统的理想社会。

第四，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第五，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和”作为哲学范畴，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和实生物”，只有“和”万物才得以生长，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方能兴旺，个人才能幸福。儒家的著名学者荀子一方面主张“致天命而用之”，但同时又认为宇宙即是一个大和谐的局面：“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而认为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则是天地失和的表现。《中庸》则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当然，我们五千年的华夏传统文化还有更多的且与俱进的特点，正是这些被传承和继承的悠久历史文化，使中国的文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逐步实现中国的国泰民安，民强国富！

文献资料：（1）《中国文化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赵玉华

2000第1期

（3）《社科纵横》 1994年第6期

学校：河 南 理 工 大 学

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煤化工

姓名：张其鹏

学号：。。。。。

班级：。。。。。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共）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141014115 张宏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同时又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点。对于中国文化的特点，目前，虽然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但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典型的伦理型特征。中国古代社会长达数千年，其社会结构模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宗法专制社会。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表现形态中，传统伦理思想处于中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

2.强调知行统一，知识与道德统一。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其核心就是伦理道德学说，其宇宙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其哲学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人治先于法治，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3.以惩恶扬善为宗旨，强调教化作用。中国文化十分强调“惩恶扬善”和教化作用。如中国古代文学历来就强调“文以载道”，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倡美与善相结合。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史学、教育都以“惩恶扬善”的教化为目的，渗透了伦理道德观念。

4.强调“忠、孝”，充满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化特别重视宣传“忠”、“孝”观念。由于中国文化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才有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才有数千年辉煌昌盛的文明。但是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意识，也是残害人民的精神枷锁，也严重地阻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5.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构成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特征。在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与文化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有最顽强的生命延续力。这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类型。中国传统文化表出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总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会通精神来丰富和完善自己。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

6.突出的地域性和多样性。中国文化因地理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样性。中中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水准也参差不齐。因此，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这些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各有特色。由于人文地理之异，以至于文化思潮也庞杂多歧：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各地区学术研究有自己传统的研究领域，反映出文化思潮的连续性和地区间的相对独立性，而且在同一领域中，由于地区间的差别而形成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均因地域得名，反映了地域性的文化分野。中国文化由于在地理位置特殊的半封闭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而具有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人文内涵。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刚健有为;

（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出版）

中华民族精神充满中华文化之民族性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积淀、光荣传统的升华和时代文明的结晶。是一个民族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这就注定民族精神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民族精神植根于本民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优秀文化的催生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典籍集中了中华民族博大的智慧，内蕴着丰富的民族精神资源。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还有《孟子》、《管子》、《周易》、《尚书》、《颜氏家训》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宝库，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难怪外国人都对中国文化表示出特有的惊慕和敬仰，以致诺贝尔奖获得者曾集体发布一个宣言，认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需要从中国古代孔子那里寻找智慧。的确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蕴含的思想精华，值得中国人自豪和骄傲。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崇高理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浩然正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等等；像儒家典籍中的“仁者爱人＂、“言而有信＂、“见贤思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这些仍然是中华民族精神十分珍贵的资源。素以勤劳、勇敢、智慧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吃苦耐劳、矢志不渝、自强不息、温柔敦厚、择善而从的民族性格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伦理观念。其内容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几千年来中华儿女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二是忧患自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突出表现了中国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历史责任感。三是和平安定。提倡“和为贵”、“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注重营造一种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四是正道直行。提倡“养浩然正气”，弘扬“君子坦荡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和道德情操。这几个方面，都有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性。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特点：

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

千百年来，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却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拔苗助长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

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在民族关系上，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形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小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定个体的独立意识，将个人融化于群体之中。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经商赢利的交换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讲“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都符合小农的“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狭，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稳定，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

2、“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

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

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的。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

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

孔子如此重视孝道，主要是要运用血缘纽带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根据他的“阴卑阳尊”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居主导地位，阴居从属地位。因此，君臣、父子、夫妇都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一来，就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说成是上天的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和永远不可改变的了。

“三纲”是一种“身份取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从总体上说，“三纲五常”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和“礼治”思想的发展。后人因而统称之为“纲常名教”。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总纲。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被概括在两个“五伦”的公式中：

Ⅰ天、地、君、亲、师 Ⅱ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前者是五伦的本位，后者是五伦在人际关系上的推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是政治关系，君臣关系，为什么要桃国三结义，成为拜把兄弟？因为只有建立这样一种亲族兄弟关系，才能找到一种比他们那种政治关系更可靠的纽带。

在封建时代，中国有两个最高的价值准则，一个叫忠，一个叫孝，忠是政治概念，自愿的服从和追随就叫忠。孝又叫肖，即效仿，子女追随服从父母就叫孝。忠孝的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变化。例如，我们常用“听话”这个词，评价一个好下属，一个好孩子。听话是什么意思，当它作为一个政治价值时，无非就是“忠”，当它用来评价小孩子时，无非就是“孝”。

3、“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内圣外王型文化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是君王，伦理权威的最高代表是圣人。君师合一，就是政治与伦理合一。儒家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君师合一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基本架构。

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

孟子讲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都是把重点摆在个人修养上，即摆在“内圣”上。《大学》则强调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全面阐发了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到了宋朝，程朱理学以“内”为本，以“外”为末，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内圣”路线。这样，在价值取向上，就特别重视道德的培养。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尊德性，重气节，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民族利益和社会正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这种伦理型文化哺育下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曾经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他们在与内外黑暗势力的搏斗中，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在国家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表现为凛然正气。如，齐有太史简，晋有董狐笔，秦有张良椎，汉有苏武节，蜀有出师表，宋有岳飞魂，晋有渡江楫，南宋有状元宰相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情操，永远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但是，这种伦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是片面强调道德的培育，而忽视知识的研讨与功利的追求。这种文化观念发展的结果，在知识分子中蔚为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风气。一味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无心于向外探索，终至堵塞了追求知识，发展科学，改造世界的道路。

儒学到汉代定于一尊以后，已具有准宗教的性质，君师合一，实际上起着政教合一的作用。一方面，皇帝被称为天子，代表上帝。另一方面，皇帝又独尊儒术，礼拜孔圣人。君师相依相护，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安定。中国的儒学提倡贤人作风，缺乏智者气度，跳不出“内圣外王”的窠臼，因而妨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阻滞了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的过程，其内向性、封闭性的消极作用，未可低估。这种消极作用，也表现在建筑文化上。如中国传统住房的特点是构建一个四合院，采用封闭式的环形结构，从形制上体现了这个家族的排他性。用高厚的围墙，把住宅与外界屏隔开来。旧式四合院的中心建筑是堂屋，这个最大最好的堂屋，通常不住人，而是作为整个家族权力的象征，中间供奉祖宗牌位，并且是家族会议的议事所。堂屋周围的侧房和厢房，才是住人的房间，辈份较高者住在右侧（古人尚右），辈份较低者住在左侧，四合院把这个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血缘单位、经济单位于外部社会隔离开来。北京的故宫尽管是皇宫，在形制和功能上实际恰也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四合院。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四方城。长城也是一种空间上扩大的四合院，古人建长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御外族，也是为了隔断华夏与外族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家是四合院，城是四方城，国则有长城。杭州的胡雪岩故居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很令人深思的历史问题，至今未被历史学家注意。

以上从“农耕文化、血缘纽带、君师合一”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及其特殊品质，其中，天地是农业经济之本，宗亲是血缘关系之本，“君师合一”是伦理政治之本。

中华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为一体的。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我们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具有坚韧的凝聚作用。它的多元融汇进程对于我们接纳和消化异质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这些优良传统值得我们格外珍惜。但另一方面，以儒学为中心的伦理型文化具有向内追求和自我封闭的倾向，其消极面至今还造成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理障碍，对此又不可不加以批判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