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医生”的摇篮——中国医科大学

第一篇：“红色医生”的摇篮——中国医科大学

“红色医生”的摇篮——中国医科大学

在祖国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有一所历史悠久、功勋卓著、人才济济的高等医科院校——中国医科大学，这所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老校，伴随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了70年的辉煌岁月，培养了近4万名高级医学人才，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以及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从这所学校中先后走出了8位国家卫生部的正副部长、40多位将军、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00多位副部级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和众多享誉海内外的医学科学家。有人称这所学校为“红色医生的摇篮”。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医科院校

中国医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医科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历史长久的一所学校。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民主政府。这次会后，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向中央军委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并得到批准。1931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在瑞金宣告成立，贺诚兼任校长，总军医处医务主任陈志方兼教育长。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参加开学典礼。朱总司令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已有很大发展，但医务人员缺乏，必须培养自己的红色医生”，他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他还强调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这一方针为学校指明了方向。

1933年4月，第一期学员经考试合格准予毕业。1933年7月，第二期学员毕业后，学校与傅连璋主办的红色医务学校合并，改设在洋江下的红色医院（原长汀福音医院）为红军卫校附属医院。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军医学校的历史；从此，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跟随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红色的旅程。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唯一在长征途中办学并走完全程的学校

据史料考证，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是唯一在长征途中办学并走完两万五千里全程的学校。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性大转移，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卫校做为军委直属队的一部分，于10月中旬从瑞金随军出发。为适应行军的需要，学校将军医九期和调剂班、看护班学员分散到各部队参加工作，军医六、七、八期学员和教职员则编成教导队，随总卫生部行动。行军途中，红军进行整编，又陆续有红军卫校部分学员被分配到部队做救护工作；另一部分师生则被分配到隶属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教员做医生，学员当看护。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播映过一部电视剧《特殊连队》就记载了红军卫校的师生为中央干部休养连服务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党中央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北上陕甘地区，以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高潮。卫校师生随毛泽东主席率领的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进入陕甘地区，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随左路军行军的卫校师生利用松岗地区稍事稳定的环境，召回部分学员重新组成军医第六期，在松岗大喇嘛寺复课。当初从江西出发的100多名师生中的许多同志，在行军途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军医第六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1936年在长征途中的芦霍毕业。

1937年，学校迁至延安附近的闫店子，同年3月中旬第八期在此毕业，毕业典礼上宣读了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到前线去，好好为革命服务”。

红军卫校师生随军四渡赤水，二过乌江，巧渡金沙江和强渡大渡河，爬过高达4000多米的雪山并走出渺无人烟的草地。在震惊中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卫校师生们不仅完成了行军任务，同时边行军、边办学并且担任救护工作，在我党我军的医学教育史上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丽诗篇。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卫生学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华北红军改名为中国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红军卫校也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并随总卫生部开到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八路军肩负着民族的希望，迎敌北上。不久，在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中，严惩日寇。我军的伤员救护问题也日渐紧迫，根据抗日前线的需要，卫校立即派出九期、十期学员和部分医生，在山西五台到黄河岸边的大宁之间组成一条千里伤员转运线，每隔几十华里路设一兵站，接待伤员，进行治疗，依次转运。学员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既是护理员、担架员，又是炊事员，同时还要做抗日救国的宣传员，在转运中遇到敌机轰炸，学员就俯在伤员身上，用自己身体掩护伤员以免再次受伤。

红军卫校从创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六年中，共培养了300多名各层次卫生医务干部，满足了红军部队对医务人员的急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延安时期的中国医科大学

在延安办学是中国医科大学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

1940年3月，学校迁到延安，校址设在东门外的柳树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中国医科大学办学规模扩大，教员增加，一批又一批学员从学校毕业，奔赴抗日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1940年秋，毛泽东同志来到学校向师生们做了报告。他讲道：你们在党的领导下，从江西中央苏区的“卫生小学”，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现在成长为“卫生中学”了。我们的革命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因为我们能为群众谋利益，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所拥护，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建设一个新中国。你们卫生学校也是这样，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卫生大学”。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鼓舞了全校人员的斗志，师生们决心战胜一切困难，完成教学任务，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0年9月，经毛泽东同志提议，红军卫生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从此，中国医科大学跨进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同年，校长王斌为表达广大师生的共同心愿，亲自作词，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谱曲，创作了中国医科大学校歌。“站在卫生工作的最前线，我们是新医学的技术工作者，我们是新中国救护的先锋。在艰苦的斗争中，学习紧张、朴素、仁慈、谨慎的作风，创造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干部，为革命工作，为大众服务。我们正是社会的治疗家，使受伤的祖国走向健康，走向新生。同学们努力学习，勇敢前进建设新医学的责任，担落在我们双肩。”

现在这首铿锵有力、旋律激昂的校歌仍然为中国医科大学每一期新生必学必唱，仍然是学校大型活动的结束歌曲，鼓舞着医大人为之不懈的努力。

一个伟大题词的由来

在中国，毛泽东著名的光辉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几乎家喻户晓，但是，知道毛泽东题词由来的人并不多。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0年经毛泽东提议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1年将毕业的军医十四期也就成为更名后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在将要毕业的前夕，同学们都热切的希望毛主席能题词留念。当时的十四期的期长林春芳将同学们的要求向校长王斌汇报，王校长很快接通了毛主席的电话，请毛主席在百忙中给十四期毕业同学题词，毛主席立即答应了王校长的请求。

不久，毛主席就指派工作人员送来了题词。当王校长小心的打开纸卷，只见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十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得知毛主席为十四期题词的消息后，全体同学无不欢心鼓舞，奔走相告。1941年7月15日，十四期的61名毕业同学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毕业证书，因为毕业证书上用鲜红的字体印有毛主席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从此，毛主席的题词不但印在十四期同学的毕业证书上，也深深的印在了医大全体师生的心坎上，成为一代又一代医大人的行动指南，并最终成为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和指路明灯。

解放战争中的中国医科大学

从1948年开始，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学校陆续建立了四所分校：1948年月1月在龙井将1947年3月由吉林军大分校接收的原开拓医学院改为第一分校，以内科为主；1948年3月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二分校，以五官科为主；同年，将设于通化市的辽东军区所属辽东医专改为第三分校；1948年1月改设在平谷地区的冀热辽医专门学校为第四分校。

根据上级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努力探索在短时期内培养出大批适应解放战争需要的卫生医务干部，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学校在教学上明确提出：基础服从临床，临床服从实际需要的教学指导思想；在具体安排上，则强调战争和医疗任务缓和时集中力量教学，作战紧张、伤员增多时就投入医疗工作。

1947年，在东北战场上的几个重要战役，如其塔木战役中，学校都曾接受大批伤员的抢救任务。在血源不足的情况下，师生们迅速组成了上千人的输血队，献血达20万毫升。同时还派出一个医护人员精悍、设备简易但齐全的战地手术队，直接在前线为伤病员服务。

1948年9月，在辽沈战役中，地处前线的四分校组成四个医院十二个所，先后救治了一万多名伤员，师生们废寝忘食地开展抢救工作。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医科大学先后有2302名学员毕业，其中绝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部队各级卫生医疗院所或研究机构。在短期内培养大批革命医务干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8年10月，上级决定由副校长李亭植率领部分干部、师生，到长春接收原长春大学医学院，组成长春军医大学；第一、第二分校合并组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三分校合并于总校；第四分校组建为承德医学专科学校；总校由校长王斌率领迁往沈阳。

1948年11月，随着辽沈战役的彻底胜利，东北全境宣告解放。中国医科大学迁到沈阳，合并了原国立沈阳医学院（其前身为原满洲医科大学）和辽宁医科大学（其前身为原私立辽宁医学院）。至此，由三所老校——中国医科大学、原满洲医科大学、原辽宁医科大学组成的中国医科大学进入了历史新阶段。1952年10月，学校设置的药学院独立建制为现在的沈阳药科大学。

一所备受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关注的学校

中国医科大学建校70年来，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无论在任何时期都从没间断办学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历史最长久的一所学校。因此，可以说中国医科大学7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关怀、支持中国医科大学成长发展的历史。

1950年，3月1日10时20分，访问苏联归国途经沈阳的毛主席、周总理，再一次视察了中国医科大学。当毛主席听完了中国医大的情况汇报后说：“中国医大，过去是我党、我军最早创办的一所医科学校，多年来，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现在情况变了，全国解放了，今后的任务更加繁重。教育一定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定要把人民的医科大学办好”。这次对中国医科大学的视察，也是建国后毛主席唯一视察的医学院校。“一定要把人民的医科大学办好”毛主席在新时期对中国医科大学的教悔，鞭策着中国医大全体教职员工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刻关心着在党的身边成长起来的中国医科大学。1991年，中国医科大学建校60周年之际，邓小平同志亲笔为《中国医科大学校史》题写书名，江泽民、李鹏、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及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为学校题词，表达了党中央领导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医科大学的极大关怀和勉励。

中国医科大学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办学历史，书写了中国医学教育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重视并关注中国医科大学的发展，也必将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李系仁、宋震飞）

第二篇：中国医科大学：长征路上走来的红色医生摇篮

中国医科大学： 长征路上走来的红色医生摇篮

中国医科大学这所作为我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军医学校，1931年发端于江西瑞金，跟随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军医学校

1931年11月，为满足革命战争对医务工作者的大量需求，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中央军委很快予以批准，任命贺诚兼任校长并负责学校的筹备工作。同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宣告成立，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亲自参加开学典礼。朱德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已有了很大发展，但医务人员缺乏，必须培养自己的红色医生。”并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贺诚在开学典礼的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办学工作的亲切关怀，强调了毛泽东为学校确立的关于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

学校从红军中招收25名学员作为军医学校的第一期学员。这些人中有3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将军，他们是张汝光、游胜华、刘放。其中，游胜华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协助白求恩工作，被白求恩称为“我最好的外科医生”。军医学校在瑞金办学期间共招收了9期学员。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专业医学教育机构的历史，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从此跟随共产党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

从长征路上走来

红军军医学校自成立之日起，就一边办学一边担负救护任务。当时的学习环境和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样十分艰苦，但是革命必胜的信念时时激励着师生们，不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战斗和学习中。1932年10月，中央军委改军医学校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1933年8月，学校合并了红色医务学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做出战略性大转移的决定，开始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卫校10月中旬从瑞金随军出发。

长征初期，卫校每位师生背着二十多斤重的书籍、行李、器材、枪支弹药等物品，每天要走八九十里山路。没有时间上课，学员们就把习题抄在纸上，挂在背包上，让走在后面的同学学习。

为适应行军的需要，学校将军医九期和调剂班、看护班学员分散到各部队参加工作，军医六、七、八期学员和教职员则编成教导队，随总卫生部行动。行军途中，过湘江前后，战事迭起，师生们都投入到紧张的战地救护工作中。行至黎平，红军进行整编，又陆续有红军卫校部分学员被分配到部队做救护工作；另一部分师生则被分配到隶属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教员做医生，学员当看护。

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时学校召回了分散在部队的学员，集中进行学习，特别是对行军中的卫生勤务及有关急救知识进行学习和总结。不到一周，学员又分散到部队中随军长征。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党中央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北上陕甘地区，以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高潮。毛泽东主席率领的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进入陕甘地区，于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随左路军行军的卫校师生利用松岗地区比较稳定的环境，召回部分学员重新组成军医第六期，在松岗大喇嘛寺复课。复课后环境相当艰苦。师生们住牛棚，睡草窝，穿羊皮，打草鞋，借用藏民的牛棚或露天上课。当初从江西出发的一百多名师生中的许多人，在行军途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彭龙伯校长、李延年教员就是先后在长征中光荣牺牲的。1936年，军医第六期在长征途中的四川芦霍地区毕业。

红军卫校师生随军参加了长征的全过程。师生们不仅完成了行军任务，同时边行军边办学并且担任救护工作。特别是军医六期学员在长征途中毕业，创造了我党我军医学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丽篇章。

1937年，学校迁至延安附近的闫店子，同年3月中旬第八期在此毕业。毕业典礼上，朱德总司令再次指示：“到前线去，好好为革命服务。”1938年3月，学校迁至延安南面的张村驿。同年秋，边区政府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青年训练班动员八百多名知识青年到卫校学习，为卫校增添了新生力量。

从军医学校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六年中，为红军培养了三百余名各类医务工作人才。

长征精神哺育中国医科大学茁壮成长

1940年3月，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红军卫校随部队转战到延安。此时，中央决定把八路军医院（后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作为卫校的临床教学医院。

1940年秋，毛泽东主席亲临学校视察，并为全校师生作报告。就在这一年，经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共中央批准，红军卫校正式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从1940年至1945年的五年时间里，毛泽东主席五次亲临中国医科大学视察。1941年，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医科大学题写了著名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题词。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中国医科大学从延安出发，赴东北办学。1946年2月在张家口，与张家口医学院（前身为蒙疆医学院）合编，短期复课。同年6月，学校继续东进，于1946年7月到达目的地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合并了先期在当地办学的东北军医大学（前身为哈尔滨陆军军医学校）。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校从1948年初起，陆续建立延吉、哈尔滨、通辽、承德四所分校。这四所分校后来发展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延边医学院、承德医学院。

1948年11月，随着辽沈战役的彻底胜利，东北全境宣告解放。中国医科大学奉命进驻沈阳，接收、合并了原国立沈阳医学院(其前身为原满洲医科大学)和辽宁医科大学(其前身为原盛京医科大学)。至此，由三所老校组成的中国医科大学进入了历史新阶段。

今天，作为校魂的长征精神在中国医科大学代代传承，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扬光大。学校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为学校制定的“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办学方针，把传承长征精神与学校的发展结合起来，使学校的教学、科研、医疗和人才培养工作都获得了长足发展。

如今，中国医科大学已培养了7万余名高级医学专门人才，一大批学子已成长为国家卫生管理、医学教育界的著名领导干部和国内外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其中，有卫生部的正、副部长10位，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100多位，将军40多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2位，被誉为“红色医生的摇篮”。

回顾历史，放眼未来，中国医科大学将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为建设一流高等医学教育作出新贡献，在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征程中谱写新篇章。

毛主席为学校题词

1941年毕业的军医十四期是红军卫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后的第一期毕业生。在毕业前夕，同学们都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题词留念。当时的十四期期长林春芳将同学们的要求向校长王斌作了汇报。王校长很快接通了毛主席的电话，请毛主席在百忙之中给十四期毕业同学题词，毛主席立即答应了王校长的请求。

不久，毛主席的题词就送来了。

只见一张白纸上，毛主席用毛笔书写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十三个遒劲的大字。所以，十四期的61名毕业生就有幸得到了印着毛主席题写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题词的毕业证书。从此，毛主席的题词不但印在十四期同学的毕业证书上，也深深地印在了医大全体师生的心坎上，成为一代又一代医大人的行动指南，最终成为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

开学典礼

在红军初创时期，非常缺乏医务卫生人员。1931年11月，红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这次大会后，由贺诚同志主持的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向中央军委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于是，1931年11月20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红军有史以来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同志兼任校长，并从红军各部队中招收了25名干部和战士作为红军军医学校的第一期学员。

开学前，总卫生部从江西瑞金迁到雩都，卫生学校的校址便选在雩都县城的一座空教堂里。1932年2月22日，军医学校在这里举行了开学典礼。全校师生加在一起只有40多人，但典礼仪式却十分隆重。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总参谋长叶剑英等参加了开学典礼。朱总司令作了寓义深长的讲话。他说：“我们红军已经扩大了好几个军，缺乏卫生干部，要自己培养军医。你们要学好本领，为红军官兵服务。我们红军从今天开始有了第一所军医学校，能够培养红军自己的军医了，这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我代表总部其他领导同志，向大家问好！”朱总司令接着说：“你们25个同志相当光荣哟!你们是红军第一所军医学校的第一批学员。希望同志们刻苦学习，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好的成绩，人人成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合格红色军医！”接着王稼祥主任、校长和学员代表等讲了话。最后一项仪式是授旗，朱总司令亲自把一面绣着“中央军委军医学校”的校旗授予主持学校工作的彭龙伯副校长。全体师生起立，庄严地向校旗行了军礼。

长征路上毕业的第六期学员

1934年第六期学生到卫生学校不久，就开始了长征。那时候，前面有国民党军队的截击，路上有地主还乡团土匪武装的骚扰，国民党的飞机不时地在头顶上嚎叫。每天不打三五仗就冲不出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同学们边打仗、边行军、边学习。

穿过几座人迹罕见的大雪山，过毛尔盖，走不远就进入了草地。带的东西很快就吃光了。可是在草地上能吃的野菜很少，有时野菜也吃不上。前面部队吃叶，后面吃茎，最后面的吃根。有的同学把脸吃肿了，几乎分不出眼睛和鼻子来，也有的中毒死了。

有一天，同学们拄着小棍艰难地往前走着。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在他们面前停下来，用温和的眼光爱抚地看着同学们说：“小鬼们！累不累？前面不远了！快到宿营地了！”

“哎呀！这不是毛主席吗？”同学们喊起来。这时候，什么饥饿呀、疲劳呀，早已飞到九霄云外了。

在戎马倥偬中，同学们仍然坚持学习。为了帮助同学们学习，教员孙仪之想了很多办法。行军时，把讨论题贴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边走边讨论，前面的同学讲，后面的补充；教员也夹在同学们中间帮助讨论。休息了，大家就坐在大树下，教员出题目让同学们回答。

到了离四川芦霍十几里的地方,部队休整。同学们开始大建校舍。向藏民借了个牛圈，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牛圈的墙是柳条和泥巴搭起来的，没有窗户。征得主人的同意，凿了三个“窗户”。其实，叫做窗户的只不过是大一点的窟窿罢了！又用门板涂上烟黑做成黑板，用石灰块做粉笔。讲解剖课时，同学们常常把自己当标本，老师用笔画什么是“三角肌”，哪里是起始，哪里是后尾。讲什么药物，老师就拿出这种药给大家看。讲完一个病，就到临时医院去看病，这种联系实际的教学效果很好。

长征开始时，第六期及以后的学员还在学校学习，卫生学校随军委纵队开进。1936年，总卫生部随左路军行动，在芦霍、甘孜停留时，召回部分第六期学员，同时新招收了四方面军的一部分新学员开课学习。第六期学员在芦霍学完了全部课程，举行了毕业典礼。学校还用当地抄写藏经的厚纸制做了精美的毕业证书，同学们手捧毕业证书无比兴奋。

长征途中牺牲的彭龙伯校长

彭龙伯又名彭真。1904年生于四川达县的一个书香门第，1922年在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夏，张爱萍同志在中央苏区作战中左手负伤，彭龙伯秘密在上海为他进行治疗。之后，彭龙伯赴苏学习，1931年春学习回国。彭龙伯回国不久，即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他先在闽西军区任医院医务主任。不久彭龙伯到达瑞金，在军委直属单位做医生，负责领导干部的医疗保健。聂荣臻、陈毅等领导同志都曾经过他的治疗和健康检查。同志们戏称他为“御医”。红军军医学校成立，彭龙伯调任解剖和生理课教员。

1932年7月，贺诚、陈志方不再兼任军医学校的职务，由彭龙伯接任校长，他一个人就担任几门主课的教授任务，如生理学、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彭龙伯经常向学员讲述苏联革命成功后艰苦创业的情景，鼓励大家正确认识和对待革命斗争中的困难，以奋斗为荣，以吃苦为荣。

1933年春，第一期学员毕业，彭龙伯亲自给后方办事处打报告，请求给每个学员做一套列宁服和一个带有红十字的卫生包。当同学们穿上列宁服、背上新卫生包的时候，彭龙伯微笑着说：“像个医生的样子了。”而此时的他仍然是位神情泰然的布衣草履学者：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八角帽，腰里扎着一根布条捻成的绳子，脚下拖着一双自制的木板鞋。

彭龙伯在卫生学校担任教员和校长期间，不但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而且与学校周围的老百姓也建立了鱼水深情，是一位妇孺皆知的名医。学校在雩都时，一天深夜，彭龙伯正伏案备课，突然传来一阵哭喊声。他循声赶到，见是一位妇女难产，昏迷在床上。一家人见卫校的校长突然来到面前，如同遇到了救星。彭龙伯掰了掰产妇的眼皮，又把了把脉，当机立断说“要做剖腹产”。当那家人问明“剖腹产”就是用刀子切开肚子时，惶恐不已，连连摇头说我们不做。彭龙伯耐心地说：“要是不动手术，大人孩子都会有生命危险，做了手术，大人和孩子都会平安的。”那家人终于接受了他的再三劝告。手术获得了成功，手术的成功震动了当地群众。远近老百姓纷纷跑来找他看病，一时传为佳话。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于王稼样同志伤势严重，彭龙伯多数情况下随军行动，以主要精力保证他的伤势不再继续恶化。1935年6月初，中央纵队驻在宝兴县灵官镇。第二天就要翻越大雪山———夹金山了，贺诚、陈志方、王斌、姬鹏飞和彭龙伯五人约定在镇南一条山沟深处开会，讨论下一步工作。那天上午，贺诚等人已到齐。忽然，随着几处爆炸声，一架国民党军飞机掠过头顶。过了一会儿，派去叫彭龙伯的警卫员回来向他们报告，他和彭龙伯一起刚走出镇外即遭敌机轰炸，彭龙伯受了伤。几个人急速赶到他身边，可惜伤势太重，已经无法挽救。他们轻轻擦去彭龙伯脸上的血污，心情沉重地将自己的战友掩埋在附近的小山岗上。彭龙伯牺牲时年仅31岁。

白求恩最满意的外科医生游胜华

1913年，游胜华出生于江西万安赣江边上的一个贫苦家庭里。1929年9月，他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四军第11师。1932年，游胜华被选送到瑞金总军医处参加入学考试，并以第7名的成绩考入红军军医学校第一期。

开学不久，卫校师生随红军出征，参加赣州战役救护工作。行军路上就是课堂，战伤的实践就是学习。在开学的半年时间里，学校边参加救护边进行教学。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紧张学习，按计划完成了全部课程。1933年5月，在第一期毕业考试中，游胜华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毕业后，游胜华被分配到一军团卫生部，不久调到一军团司令部卫生所任所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游胜华仍在一军团司令部卫生所当所长。遵义会议以后，部队进行了整编，卫生部也缩小了，加强了军团医院，游胜华改任卫生部医务科科长。长征中，自然环境恶劣，后勤供应极为困难，保障部队少生病成为卫生部门首要任务。游胜华的做法是，每天出发时走在部队前边，边行军边看病，指导部队卫生工作。同时派卫生员随设营队烧开水。要求每个战土准备一个自制竹筒水壶、一条棍。这样可以做到行军有开水喝，爬山和夜间行军不摔跤。

1937年，晋察冀军区成立，游胜华任军区卫生部副部长。这期间，恰逢白求恩医生来华，聂荣臻司令员专门指派他安排白求恩的生活，配合、协助他的工作。在将近600个日日夜夜里，游胜华与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模范医院”不适应游击战，白求恩请求聂荣臻司令员组成一个战地手术队，经批准后，由游胜华带队随同白求恩在前线参加救护。游胜华主动配合白求恩的工作，并开始通过翻译学习英语。

他们组成了一支医疗队，有白求恩、游胜华，另外两名医生、两名护士。他们采取小集中和巡回示范办法，组织各分区的医务干部学习外科技术。每期10天左右，人数或多或少，少则三五人，多则二三十人。通过这些努力，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门的外科医生队伍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各单位都组织起了手术组，开展了输血，头、胸、腹和四肢手术也都普遍开展起来了。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友谊越来越深厚，游胜华的医术也越来越精湛。游胜华被白求恩称为“我最满意的外科医生。”

第三篇：《红色摇篮》

情节一：00：03：50---00：06：00 毛泽东：恩来同志你现在是当家人了要慎重呀 周恩来：泽东同志有什么话尽管说

毛：要是这赣州非打不可也应该以围城打援为上策

周：泽东同志如果你的身体能够很快地好起来在必要的时候希望你到前线去看一看 毛：恩来同志我反对打赣州为此我还失去了随军指挥权但如果恩来同志你发话我定会以大局为重

贺子珍：周书记你给下个命令吧 周：我下什么命令

贺：润之现在是个闲人你给他下道命令让他喘口气 周：我们的政府主席怎么会是个闲人

毛：政府的工作项英主持我没什么事在军事上我也不插手现在的确是闲人一个 贺：你呀何止是个没事干的闲人还是一个讨人嫌的嫌人 周：子珍同志你可别把我说成是那个讨人嫌的嫌人 情节二：00：07：40----00：10：25 毛：请问二位师傅是本地人吗？

主持：这位戒严师父是邵武人贫僧慧明是宁德人本地人一般不做本地寺院 毛：看来到了那里都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尘士如此化外也是如此 主持：来主席请坐

。。。毛：幼时在韶山冲上屋场每日在堂屋陪家母念经大坐今日佛门能容凡夫俗子小住也是那时的造化

主持：佛教在中国千年不衰不知毛主席如何看待 毛：当然是各个朝代都有信众喽

主持：阿弥陀佛贫僧冒昧主席只言其表未讲其理

毛：愿听慧明师父高见 主持：以贫僧之见因缘之一乃是佛教提供了一处物外的超然对世间万物有着独到的阐释其二源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都有宗教的心性唐皇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以道家师祖有着玄奘将取回的佛经翻译成大乘佛典遂使寺院遍及九州这样道教儒教佛教才共存于一种和谐状态之中

毛：慧明师父言之有理啊我们中国之所以没有像欧洲的许多国家那样一打就是几百年的宗教战争我看还是得益于三教和谐共存如此说来于国于民乃是幸事 戒严师父：阿弥陀佛请毛主席谨记此言日后莫忘

第四篇：蓝色摇篮的红色10年

蓝色摇篮的红色10年

目前，我国由国内外企业创办的研究机构有７００多家；然而１０年前，却只有ＩＢＭ以自己的战略眼光，第一个在中国设立了研究中心。今天，在ＩＢＭ全球研究部庆祝６０年华诞之时，ＩＢＭ中国研究中心也迎来自己的１０周岁生日。

我是第一个

1995年1月的一天，即将大学毕业的沈丽琴得到两家外企的工作机会，一个是到国外工作，另一个是去还在筹备阶段的IBM中国研究中心（China Research Laboratory，简称CRL）工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这种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究机构，沈丽琴也不知道自己去了前途如何。正在犹豫的沈丽琴不幸遭遇了一场车祸，躺在病床上的她以为这一次恐怕要失去所有的工作机会了。令沈丽琴没有想到的是，IBM派来中国筹备研究中心的王玮博士和唐大兰博士不仅打电话到病房询问她的病情，还通过邮局送来鲜花。那一刻，沈丽琴决定加入这个人情味浓厚的团队，她成了CRL的第一个员工。

10年后的今天，当已经成为信息、知识和交互技术部高级经理的沈丽琴和王玮、唐大兰一起站在“IBM中国研究中心10周年庆典”上，回忆起创建初期的艰难，仍然激动无比。她说：“我觉得这么一个爱护员工的公司，是我应该选择的公司。IBM对员工在生活以及成长上的关怀让我非常感动。在CRL，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和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一起交流和学习，对我们的发展非常有利。而且从一开始，CRL就有一种努力工作的氛围，现在的员工甚至比我们当初更加勤奋，他们的冲劲和对工作的热情让我相信，未来10年，CRL会发展得更好更快！”

与中国共腾飞

IBM被人们称为蓝色巨人，从企业标识到员工服装颜色，再到经典的ThinkPad，深蓝色和黑色始终是IBM的主色调。CRL作为IBM全球研究体系的一个重要基地，已经成为IBM在中国及全球业务发展的创新引擎和培养科技尖端人才的蓝色摇篮。然而8月30日的中关村软件园里，不管是通往庆典场馆的指示路牌，还是庆典现场的背景，一切与CRL 10周年有关的东西全都是大红色，这是在向人们昭示：今天是一个节日。庆典标识上的数字“10”由两部分组成：1是由跟IBM标识相同的条纹组成，0则是盘成一个圆的一条龙。从创立到今天，CRL一直具有深厚的中国情结。

10年前，北京的上地人烟稀少，CRL员工也很少，甚至能够站在马路中央合影；10年后，上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CRL也在中关村软件园里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大厦。CRL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也见证了上地的发展，见证了中国10年来的飞速发展。

10年里，不仅CRL本身在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它也给中国IT行业、IT的研究工作带来许多新的科技成果；同时，CRL研究人员扩大到150多名，CRL还与国内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非常优秀的、年轻的研究人员。通过这些，CRL在中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不仅成为IBM全球研究开发技术的窗口，还成为连接世界和中国的桥梁，对其他跨国企业来华设立研究机构起到非常强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

十载耕耘路年中，CRL平均每年都有100多项IBM专利技术诞生，已经取得了 100 多项首创成果，涉及分析算法、理论基础、新产品特性、新方法、新的行业解决方案以及开创新市场等众多领域。CRL的创新成果被大量应用到IBM的产品和服务中，CRL也被誉为IBM的业务创新引擎，甚至是推动中国信息产业的创新源泉。这其中包括全球第一个中文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ViaVoice，世界上第一台全中文掌上电脑“中文WorkPad”，全球第一套用于互联网的交互式多媒体应用平台，成为IBM电子商务转型重要里程碑的网上电子采购解决方案，帮助中国真正实现普及运算应用的服务交付平台，中国市场上第一套完整的中文知识管理工具集合，第一套智能市场情报门户系统等。在此过程中，中国研究中心不断地与包括高校在内的各领域和机构的专家进行交流、完善和扩展研究议程、不断提出新的想法并进行检验，例如联合各方力量成立IBM全球首个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工商企业创新中心”。所有这些成果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帮助它们成功应对转型中的难题，甚至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当然，能够得到这些成绩，CRL的每一位员工都付出了辛苦的努力，正如庆典上员工代表们合唱的《CRL之歌》中的歌词：主意多，辩论长，晨昏电话是家常。不过，CRL员工并不觉得苦，在他们眼里，CRL是一个开放的精神乐园，你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和想象力。一位员工说：“每次看到潜心研究的成果转化为信息技术产品，我都有一种感动，一种只有在CRL才能体会的幸福和成就感。”

又一个新起点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CRL积极与政府和教育机构合作，对教育事业及其他公益事业进行不遗余力的支持。其中，直接面向高校学生开展的“青出于蓝”暑期实习项目更是为高校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实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和实践环境。

随着IBM“随需应变”战略的提出，CRL的研究人员走出实验室，开始以客户的需求作为研发工作的驱动力，将技术发明与行业经验以及中国市场的独特性紧密结合，帮助客户信息化的发展。

10年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对于CRL的未来，CRL主任叶天正博士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他说：“未来的日子里，CRL将继续把全球最新的技术带到中国，把中国的成功经验让全球分享。在整合的浪潮中，CRL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更大的挑战，引领未来，创造奇迹，给人类的自由带来更广阔和幸福的天地。”

第五篇：观《红色摇篮》有感-（定稿）

观《红色摇篮》有感

看了《红色摇篮>>,使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毛泽东。一代领袖毛泽东颇具传奇色彩，他的预见能力，指挥作战能力等等让人赞不绝口。毛泽东从湖南一个偏僻山沟子里的孩子，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最高领袖，成为二十世纪名扬世界的伟人。他的成功之路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智慧之路，他的成功靠的是他世所罕见的智慧。

他的诗句至今令我难忘：“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一个人要取得成功第一位的是要能正确认识行势，分析形势。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持久论战，以及外交史上一边倒的政策，都是正确分析形势而后确定下来的正确路线。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也要这样，我们要时刻警惕，真确把握当前形势，国家面对经济危机，不是盲目的逃避，而是迎难而上；当学习上遇到困难时，要审视局势，然后想办法改变学习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自己，让自己进步，让社会进步。毛泽东宽广的胸怀和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也实在让人佩服，在抗美援朝中，毛岸英壮烈牺牲，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儿子的牺牲而失声痛苦，他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议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儿子，就不能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面牺牲。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的。”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毛泽东强忍住了，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国家大事上，用工作冲淡悲痛！抗美援朝最终胜利了，无数英烈埋骨他乡。我正想有没有一位老人祈祷世间一切和平，不要再有战争了。

一代伟人，生活俭朴，吃的却和普通大众一样，在饥饿的年代，还要将吃晚饭的碗用热水冲泡，将冲碗水喝下去，他的举手投足，谈笑风生间都洋溢着伟大。

平凡孕育着伟大。在那个年代，人人都会说艰苦朴素是一种革命精神。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也不能忘记革命先辈遗留下的美德。我们就应该学会节约资源，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可以联想到自身或当代学生身上的一些弊病，不懂的艰苦朴素的道理，校园里更是弥漫着攀比之风；把大量时间和金钱都投入到网吧老板手里的大有人在；地上随处可见矿泉水瓶，却不知道放在垃圾箱里或是回收利用……把传统美德忘的一干二净，这些问题不得不让我们产生警惕。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党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我们后辈们应加倍珍惜，永久铭记，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