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私塾”的发展与分类（合集5篇）

第一篇：中国古代“私塾”的发展与分类

中国古代“私塾”的发展与分类

前言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分为两大块，官学教育体系和私学教育体系，从可考证的时间上来讲官学发展早于私学发展，私学发展是自西周末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后开始在民间萌生的。由于古代官学的设置极少触及到民间县级以下的民众，有时甚至有名无实，加之时兴时废，尤其是在改朝换代和战乱年代，官学极容易受到冲击而处于偏废状态，而私学则一直潜行并兴盛于民间，成为支撑民间教育的主体。私塾的是我国古代民间私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私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一

“塾”的定义

“塾”的概念在古代很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塾”见于《尚书·顾命》中“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这里的“塾”是指“门

①侧之堂”，是“宫门外两侧的房屋，为臣僚等候朝见皇帝的地方”。

塾作为具有教育意义的机构最早见于“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②此处的“家有塾”中的“家”应当是二十五户人家组成的“闾”，因为《周礼·地官司徒》中记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保为闾，使之相爱”。据唐初大儒孔颖达疏：“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共同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谓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受教于塾，故云‘家有塾’”，另有《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其中“左塾”、“右塾”是指门内侧两旁的房子。也就是说，“塾”最初是古代建筑中宫门或者闾巷大门两旁的房屋，而“民在家者，朝夕受③教于塾也”，即在民间，有“里胥”和“邻长”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分别居于左塾和右塾之中对居于闾内的乡邻进行监督审查，并施行教化。这使得此时的“塾”成为一种民间教育机构而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按照《学记》里面所讲，古代学校的设置，是由官府主持的从“国有学”到“家有塾”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教育体系，而事实上，这一描述只是一套儒家思想教化的设想，在实际中并没有的得以付诸实践。但是，“家有塾”作为一种设立教育组织形式的思想为后来的私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表现为这一思想逐渐演化成私学的一种发展模式——“私塾”模式。

二

由“塾”到“私塾”的概念分析

据上分析，“塾”的概念很早便已确知，然而“塾”的概念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却是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由“塾”到“私塾”的概念转变。关于“私塾”一词，有人曾认为“私塾这个称谓是清末有了学堂以后出现的”（郑起东），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据考证“私塾”一词遍及元代以后的古籍文献中，例如：“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十一云：‘公家房事妣夫人，曲尽孝敬，迨薨，移是以养寡姊，视政之休，未尝废，从戎亦橐駞负书以行，延师私塾’” ①② 陈旭国：《尚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78页

《礼记·学记》 ③ 陈澔：《礼记集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0-01出版)，④，以及“《元史张达善传》云：‘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从游，或开私塾迎⑤之’”。因此，“私塾”一词古已有之，而非近代之发明。

“私塾”是从“家有塾”的范畴中发展而来，但不同于“塾”，因为它已成为一种专门性的民间私学教育机构，而且这种专门性的民间私学教育机构在古代教育发展历史过程中逐渐演化出多种类型。也就是说广义上来讲“私塾”是一种的私学发展模式，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表现形式。于是，对“私塾”本质上的分析认识便成为把握私塾发展的关键。

首先，私塾是由私人组织的设于民间乡党间的教育机构，具有民间自为性和普遍性。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古代政府组织的官学极少深入到社会底层（县级以下），无法顾及民众的教育需求，即使官学发展极完善，其规模和接纳的学生人数也是相对有限的，况且官学的发展往往与古代王朝兴衰更替息息相关，受政治变换影响而时兴时衰，私塾的设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民间教育需求，而且整体上相对于官学来说发展比较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在组成结构上相对比较简单，私塾广泛的存在于乡野民间，尤其是在统治者大兴文教政策发展官学并重视私学发展时，私塾的设立和普及更加广泛，而这种广泛存在更加促进其整体的稳定性，保证了民间教育的连续性。

其次，私塾主要承载民间的启蒙教育，有的也会进行初级经学教育或应试教育，整体上体现出基础性。在古代官学体系中基本不存在针对儿童的启蒙教育，因而此类开蒙养正的教育便由私塾承担。学生一般于七八岁左右入学，在私塾中主要学习识字、习字，兼习算术，以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和初步的计算能力，养成一些基本生活习惯，知道一些礼节规矩，为进一步接受专门的高等教育打好基础。

最后，私塾具备一定的组织结构，虽然是私人或民间组织自发地办理和运作的，规模也有大有小，但私塾必须具备三方面：塾师、塾舍和塾生。由这三方面可以确定，私塾就是散布于民间的私立学校组织，这种学校组织的形成和运作完全受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支配，并由条件不同而发展为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

三

私塾的发展

根据以上对私塾的概念及其内涵的分析，私塾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先后经历了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前私塾”酝酿发展阶段，继而在隋唐到宋元期间的“私塾”成型发展阶段，然后至明清达到鼎盛的发展阶段。

1、“前私塾”酝酿发展阶段（两汉——魏晋南北朝）

追溯“私塾”的开端和发展，就要在古代私学的发展过程中，从“塾”的演变中寻找。私学起源于春秋时期，而盛于战国“百家争鸣”，至秦“焚书坑儒”而禁私学，汉代立儒为尊而兴私学。汉初，百废待举，文化教育主要借助于私学之力，汉武帝时，官学体系渐立，私学也在统治者重文教政策的影响下，得到很大发展，私学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发展壮大，至东汉时，私学讲学之风胜于西汉，在教师和学生的数量上，大大超过官学，并且出现了很多经学世家和隐居不仕、专心著述的私学大师，以至于汉末教书育人与学术文化传递主要依靠私学来承担。

（1）两汉时，私学按教学程度为两类，书馆和经馆。书馆又称书舍，主要从事识字和书法，教师称为“书师”，由私人教学的蒙师担任，教授儿童识字、习字，同时传授自然和日用常识，进行道德和立志教育。书馆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书师在家室之中或公共场所，坐馆施教，附近儿童入馆就学；另一种是富贵之家聘书 ④⑤ 转引自：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世纪出版社，p22 转引自：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世纪出版社，p22

师来家施教，方便于本家或者本族学童在家受教，故也称“家馆”。这里的“书馆”、“家馆”便是后来一般意义上私塾散馆和家塾的前身。

经馆是传授儒家经典的场所，分为两个阶段：初级经学教育和专习经学教育。“学生在初步识字之后，进入一般经书学习阶段，此阶段主要由‘乡塾’来承担，教师称‘塾师’或①‘孝经师’”，通过初级读经教育阶段之后，大部分的学生转投私学大师的门下，学习专经或数经的学习，在此阶段，私人教学有了固定的治学和讲学场所，称为精庐或精舍，此种私学对后世的学院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多有不稳，官学时兴时废、似断又续。然而私学却得到发展，呈现为区域集中特点，并成为教育的台柱，私学多为名师大儒开办，在质量上和规模上超过官学，而且分布广泛类型多样。西晋时，由于官学规模小，儒学往往有门资限制，许多好学之士只得投靠私学，以获得通经致仕的机会。此时的私学形式很多，包括著名学者自行开办学馆或四处巡游讲学、学子负笈求学、富足之家或一宗族人聘师于家讲学、父子兄弟家学传承等等。私学发展必然促使民间教育的繁荣，民间初级教育主要依赖于两汉时沿袭下来的由私人开办的书馆方式，富足之家聘师教学方式，和家学传承的方式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家族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一个发展高峰，无论是在规模、人数还是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据《新唐书·柳冲传》记载，“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

④文、于、陆、源、窦首之”，唐代谱学大师柳芳将魏晋南北朝世族分为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四大类士族大家子弟，可见在当时世族的数量之多。而且由于当时普遍实行九品中正制，选取人才重视门阀出身，因此这些世族大家为在文化上保持优势以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或使家门不坠，十分重视家学门第教育，直接促进了家族教育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又一次文化大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教育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继承并改造两汉教育，还酝酿了隋唐乃至之后的教育发展，尤其是以上种种私学形式为后来的私塾的创办提供了模板，可以说后来的私塾就是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

由于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的私学发展逐渐演化出后期私塾教育的雏形，故而称这一阶段为“前私塾”发展阶段。

2、“私塾”成型发展阶段（隋唐——宋元）

（1）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教育也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学校教育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政府建立了从中央国子监到地方的县级官学教育体系。而私学与官学并行发展，分布面广适应性强，补充了官学数量上和功能上的不足，实现了更广大民众要求入学教育的愿望。隋唐时期的教育不仅在官学上走向完备，而且在私学上也走向了成熟。

隋唐的私学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数量的增加和分布的广泛，隋唐行政管理所及的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原到四方，几乎都有民间私学的设立；另一方面体现在传授内容的学科多样性，从传统的经学教育扩展到史学、文学、科技、艺术，从儒学扩展到道学、佛学及其相②互融合。私塾教育方面中，初等启蒙教育和高级专经教育分类更加明确，而且从教授内容上更加趋近于专业化。初级方面有城市坊里或乡村中普遍设立的学馆和家塾，同时还有乡里中由乡设立的或退居乡间的官僚缙绅出资举办的乡学（或称乡校）和义学；高级专经教育方 ①④ 陈学恂：《中国教育史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第一版，p192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学中·柳冲传》 ② 注：隋唐时期，私学虽不以“塾”为名，却有私塾发展之实，私学教育趋于专业化，私学中的教师也已经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社会职业。

面则有名师聚徒讲学传经，并因藏书之故而逐渐发展的书院，另外，在寺院中设立的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的寺学也当属此类。

（2）宋初，结束了分裂割据的集权统治者顺应民意，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荣文教而抑武事，遂施行“兴文教，崇儒术”的文教政策，三次兴学建立学校，重视科举，倡引社会士子读书以荣仕途。但是官学废置已久，一时未能建成，私学则成为教育的支柱，故有“未有官学，先有乡党之学”之说。私学中，书院作为一种特定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培养人才的功用中脱颖而出，并取得统治者的青睐而受重视，在学术发展上，书院以学术研究为中心，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因此书院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曾盛极一时。

与书院相比，私塾在发展上也逐渐成型，首先，在以蒙学为中心的基础教育方面私塾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成为民间比较稳定的教育组织形式；其次是在私塾的名称上，以“塾”命名的民间教育机构开始大量出现。

（3）元代时，教育基本是在沿袭唐宋时的教育基础上发展的，值得称颂的是元代官学教育通过开设社学开始触及民间底层社会，虽然在收效上未如所愿。当然民间教育还是由私塾掌舵，且社学在经费来源和日常管理方面与私塾并无二致，也是由民间自己组织的教育机构，所以除了官方的政策倡导外，社学也当属于私塾的一种，与义塾相当。

3、私塾鼎盛发展阶段（明清时期）明清之际是私塾发展的鼎盛阶段。

明初，明太祖有感于教化治国的重要性，“治国以教化危险，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①②以复先王之旧”，除了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在各府、州、县也普设学校，以兴教化。同时，明太祖借鉴元代时推行教化的方法，于城镇乡村中广设社学，力图将皇权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最底层，以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

清代教育基本上是沿承明代时的教育框架而发展的，中央政府亦十分重视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发展官学的同时，不遗余力的提倡并参与组织蒙学教育，大力开设社学和义塾，鼓励私塾发展，“为使蒙学教育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形成从初等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奠定③了基础”。清代社学在一开始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后来成效微小，甚至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义学或义塾的兴盛。经过长期的努力，义学从最先在京城本族和西南少说民族中推行，发展成为覆盖全国城乡的义学网，为清代的教育普及，尤其是少数名族及偏远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综上所讲，一方面由于传统私塾教育长期发展、积淀，另一方面因为统治者推行“乡村教化”与“社学运动”，明清时期的私塾发展呈现出由城及乡的纵深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宏观控制管理，行政予以监督，保证了私塾全面普及，使蒙学教育由汉族聚居区向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延伸。明清统治者一改历代对待蒙学的态度，对其予以重视，采取各项措施加强民间私塾的普及，包括颁布兴学诏令，设立地方教育管理职能部门，对私塾进行管理和控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全国统一性的私塾普及。

四

私塾的分类

③

③ 注：书院从根本上讲是私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定组织形式，宋元之后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并加以控制后而制度化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其私学的性质。①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p1686 ② 注：据《明史》记载，明太祖时期，洪武元年（1368）创立南京国子监。到明成祖时期，即永乐元年（1403）创建北京国子监。因此，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之分。③ 马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清代上）》，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07第一版，p274

从私塾的组织结构上来分析，包括私塾的开办和管理、塾师来源、塾舍开设场地、塾生的来源、私塾开办的目的等方面，可将其分为五类：家塾、散馆（一般意义上的私塾）、村塾、义塾和族塾。下面将结合私塾发展过程对此五类分别加以介绍：

1.家塾 家塾，顾名思义是以单家独户或一姓家族为办学主体，以家庭中的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私塾。家塾通常情况是由贵族、富商、地主、官僚家庭所办，此类家庭基于政治上的特权或者充裕的经济条件，延请先生在家中专设的学馆中教授自家子弟，一般不接受外人，但也有例外。也有寒门小户延师课子的情况，除此之外有的古代家庭因特殊家庭条件或者家境贫寒，或家人学有专攻可以教授子弟，由父母兄长在家担任教师，对家中子弟进行家业教育，此类家庭教育也可视为家塾。总之，家塾是在家庭中，聘师或自行为师以教其子弟，教师按照家庭对其子弟的意愿和要求，选用教材和安排课程内容进行施教。

家塾源自汉代的“家馆”，因此，家塾是最早的私塾形式之一。古代富贵官宦之家延师课子极为普遍，历代以来许多名门大家多半于家塾中受过启蒙教育。家学传承是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时已很普遍，从传授关系上有父子传业，也有非父子传业。从教育意义上来讲，家学传承首先注重启蒙教育，于家庭教育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古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2.散馆 散馆，一般是由塾师在自己家中或在他处租房设馆，招收学生予以教授而形成的民间教育机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文献记载中有不同的名称，一般意义上的私塾就是指散馆。在民间，此类私塾最为常见，一般家庭出资将自己子弟送入散馆之中受教，学习基础的文化知识，接受人伦教化，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或者为以后更高级别的学习打基础。

散馆源于汉时“书馆”，“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

①《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学习字”。无论是书馆还是后来的散馆，都是民间的小学教育机构，如《后汉书·承宫传》记载：“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②其中就记述了徐子盛于乡里设塾，教授学生达数百人。散馆的规模有大有小，由学生的人数决定，少则几人，多则如前所述能达上百人甚至更多，塾师多半以此为生，因此后来的塾师逐渐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职业，并一直延续到清末之后。

3.村塾

村塾，或称村学、村校、乡学等，是由一个村或几个村的村民联合开办，塾师由村民合请，塾舍由村民提供，开办所需费用由村中公共财政支出，或由村民联合交纳，或者由村中专门的学田支付。村塾属于民众集体合力开办的私塾，是“家有塾”的一种具体体现。

村塾的设立依托于乡村经济的发展，民业兴，则教化之事兴。汉,时有“乡塾”，专于初

③级经学的传授，如“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准确的反映了东汉时王充于乡塾中接受初级经学教育的情景；隋唐之初统治者重视基础教育，乡村多建立村学、村校，使村学大兴，远及边远地区；宋时，村塾亦是遍布于城镇乡闾和山野村落，其中有一类只在冬季三个月农闲时开办，谓之“冬学”；元代官方下令设立社学，对广大民众施以道 ①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p107 转引自：陈东原：《中国教育史》（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p180 ③（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p447，德教化和农桑耕种技术教育，后明清各有效仿。以上所介绍的种种村塾，在古代乡村教育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4.义塾 义塾，又称义学，往往是由地方士绅出资主持，或由私人捐钱捐田建立学田，利用租金，在公共场所所设立的私塾。由于此类私塾的办学费用和塾师的薪金，全由开办者提供或开办者提供的学田支付，而入学者不需交纳任何费用就可入读，故而具有公益性，属于古代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一部分。义塾与村塾和族塾多有交叉，在设置和经费多有雷同。

义塾之称起于元代，之前多以义学为称。义学之设自唐代便有，例如“乃作四门义学，①还流亡，定赋歛，遣吏劝农，人皆安之。”义学兴起于宋代，北宋仁宗年间，范仲淹在苏州置良田十多顷，捐赠给范氏宗族，作为族人的公产，称义田，还在城中灵芝坊族宅设立义宅、义学，以育宗族子弟，史称“义庄”，后各地官员、士人纷纷效法，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义学。例如宋真宗天禧（1017－1021）年间，湘阴人邓咸“创义学于县南，以训族子弟及四方游学。”② 义塾在元明清各代开始兴盛且一直存在，在私塾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

5.族塾

族塾，是宗族在家族的宗祠中设立的，以本宗族中的子弟为教育对象的私塾。办学经费和塾师的薪金由族产或宗族所设学田支出，族内子弟入学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具有族内公益

③性质。“族塾本质上是兼有义塾特点的家塾”，族塾一般会立有一定的族规、族训，塾师或是由家族中学识名望较高的族员担任，或由族长聘请专人坐馆施教，总之，族塾是对本族人进行伦理道德教化和学习知识的场所，族中适龄儿童一般都要在此接受族规、族训的规范，按照家族意愿学习礼仪，或读经博取功名以荣耀家族。

族塾可以看作是家族教育与私塾教育模式的结合，应当是起源于魏晋时期。

首先，族塾的起源，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家族教育的起源，而应看作是家族教育采取设塾施教的方式为家族子弟提供教育机会的开始，而且此处的家族不仅包括直系血亲，还包括父族、母族、妻族在内的姻亲，因此家族教育超出一般家庭教育的范畴。

其次，家族教育或者宗族教育自古便有，古代官僚贵族多半是重视家族教育的，世家大族在每朝每代都有，但是在官学兴盛之时，官学体系多半是为官僚们贵族提供特权，到魏晋时官学废弛，之前提到家族教育魏晋南北朝时达到鼎盛，主要原因就在于家族教育不再依托于官学，而是于私学结合，包括家学传承和聘师施教，后者为多数的家族采用。在此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家训、家规，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比较出名的有：“诸葛亮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曹魏王修的《诫子书》、王肃的《家诫》、嵇康的《家诫》、王昶的《诫兄子及子书》，西晋李秉的《家诫》、夏侯湛的《昆弟诰》、羊祜的《诫子书》，东晋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和《命子诗》，宋颜延之的《庭诰文》，南齐任昉的《家诫》、徐勉的《诫子书》、张融的《门律自序》、王僧虔的《诫子书》，梁王褒的《幼诫》、王筠的《与诸儿书论家世集》，北魏杨椿的《诫子书》，北齐魏长贤的《复亲故书》、魏收的《枕中篇》、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等”④，这些家训、家诫是一些家长出于对家中子弟教育管理的考虑而设立，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中的一大特色。可以说，自魏晋之后的各朝各代中的强总豪族往往乐意设立族塾以教育本族子弟。

①② 《新唐书·王潮传》

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441993.htm ③ 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08月第一版，p23 ④ 转引自：陈学恂：《中国教育史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第一版，p289

五

结语

本文对私塾的发展与分类做了一番简要的整理和分析，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私塾教育的分析和展现，试图从一个侧面对中国古代民间教育进行描述。私塾教育占据了古代民间私学教育的主体部分，不仅使各种文化在传承上不曾间断过，而且保证了各个时期的教育不因战争**而荒废，间接的保证官学教育的存续。因此，私塾教育是我们了解古代官学教育体系之外，广大的乡村民众教育的一个突破口。通过解读古代私塾发展变化，民间教育的整体状况便很了然的浮现在眼前。此外，私塾的存在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它是属于我们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生活的一部分，私塾在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生活的基本技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人们平时的衣、食、住、行同等重要，解释私塾教育也可丰富对古代社会生活状态的了解。

参考文献： 1.陈学恂：《中国教育史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分卷、隋唐分卷、宋元分卷、明清分卷、近代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徐连达：《唐代文化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1 3.叶朗，费振刚，王天有：《中国文化导读》，北京：三联书店，2007.01第一版 4.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01第一版 5.兰婷：《金代教育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01第一版 6.唐群：《唐代教育研究》，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02第二版 7.王炳照：《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07第一版 8.陈东原：《中国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9.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08月第一版 10.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11.吴洪成：《中国小学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07第一版 12.陈青之：《中国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1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 中国教育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15.刘晓东：《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第一版

第二篇：中国古代诗歌分类

中国古代诗歌分类

一、.古代诗歌按体裁分：古体诗、近体诗。

（一）古体诗

1.古体诗特点：唐以前的诗歌及唐以后这种形式的诗歌。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自由换韵，不讲平仄，不讲对仗。

2.古体诗包括：

（1）古诗：古诗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诗经》开创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2）楚辞：六言为主

开浪漫主义先河。

（3）乐府诗：五言为主

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以五言、七言为主的基础。

（4）注意“歌”、“歌行”、“引”、“曲”、“呤”等均属古体诗。

（5）古体诗的发展轨迹： 《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唐以后以上这种形式的诗歌。

（二）近体诗

1.近体诗特点：出现在唐朝，篇有定句，句有定字，韵有定位，字有定声，联有定对。

2.近体诗从体裁上分为：诗、词、曲。

诗：诗又按其体裁可分为律诗和绝句。律诗是由

（四）联

（八）句组成，每联两句，第一联被称为（首联），第二联被称为（頷联），第三联被称为（颈联），第四联被称为（尾联）根据每联的字数，律诗又分为（五律）和（七律）。绝句是由

（四）句组成，根据每联的字数，绝句又分为（五绝）和（七绝）。

词：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1）词是隋唐时兴起的一种合乐可歌、句式长短不齐的诗体。（2）词在形式上的特点是“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3）每首词都有一个曲调名称，叫“词牌”。

（4）词在结构上多数是分段的，一段在音乐上叫“一阕”（或“一片”）。（5）词按字数可分为“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字至90字）、“长调”（91字以上）。

曲：曲特点：（1）曲盛行于元代。（2）元曲分为散曲和杂剧。我们鉴赏的元曲一般指散曲。（3）曲有曲牌。（4）散曲的体制又分为小令（叶儿）和套数两种

二、古代诗歌按题材划分：

1、写景抒情诗；

2、即事感怀诗；

3、咏物言志诗；

4、怀古咏史诗；

5、边塞征战诗；

6、惜别送别诗；

7、思乡怀远诗；

8、山水田园诗。

三、古代诗歌按表现形式划分：

1、叙事诗；

2、抒情诗。

第三篇：中国古代诗歌分类

中国古代诗歌分类

作者:

加入日期：09-10-13

中国古代诗歌大致可分为诗、词、曲三类，按照内容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按照形式可分为古体诗、近体诗、自由诗(现代诗)。

1、古体诗（或“古风”），这个名称始于唐代，唐人把当时新出现的格律诗称为近体诗，而把产生于唐以前较少格律限制的诗称为古体诗，包括《诗经》、乐府诗、南北朝民歌等。后人沿袭唐人说法，把唐以前的乐府民歌、文人诗、以及唐以后文人仿照它的体式而写的诗歌，统称为“古体诗”。按照诗句的字数，有四言（如《诗经》）、五言（如“汉乐府”诗）、七言（如曹丕《燕歌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杂言（如李白《蜀道难》）等。古体诗押韵较自由。

2、格律诗是唐代形成的一种诗体，又称近体诗，其平仄、声韵、节奏、结构、字数、停顿都有统一严格的规定。可分为绝句和律诗两种，绝句每首四句，一二四句末字须押韵(第三句末字可不押)，根据每句字数又分为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绝句可看作律诗的截取。如《山行》和《秋词》均为七言绝句，《秋词》一二四句末字“寥、朝、霄”押ao韵。律诗一般为八句，超过八句的称为排律（或“长律”）。一般的律诗每首四联八句，两句为一联，分首、颔、颈、尾联，其中颔联、颈联上下两句必须对仗(修辞称对偶)，二四六八句末字须押韵(首句末字可押可不押)，根据每句字数又分为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如《登高》为七律，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句形成工整的对仗，一二四六八句末字“哀、回、来、台、杯、”押“ai”韵(古时回、杯亦押“ai”韵)。

3、词是唐代末期兴起，兴盛于宋代的一种诗歌艺术形式。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又称曲子词、长短句、诗余、琴趣，是配合宴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诗和词都属于韵文的范围，但诗只供吟咏，词则入乐而歌唱。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曲调（即词牌）。一般都分两段（叫做上下片或上下阕），字数和句子的长短都是固定的，有一定的格式。声韵规定严格，用字分平仄。句式参差不齐，句子长短不一。宋词在风格上分豪放派和婉约派两种，豪放派代表人物是苏轼、陆游、岳飞和辛弃疾，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是柳永，周邦彦，晏殊，秦观和李清照。

4、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兴起，兴盛于元代的一种诗歌艺术形式，包括杂剧和散曲两部分，是元代文学主体。杂剧就是戏剧，一般有四折戏加一个楔子组成，一折相当于现代戏剧的一幕；楔子相当于序幕或过场，放在全剧开头或中间。散曲是一种同音乐结合的长短句歌词，散曲的兴起和词的衰退几乎是同时的，它包括小令、套数，之所以称为“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同时。相对于词，体式相近，相对自由，可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且多使用口语。小令又叫“叶儿”，是单个的曲子。'套曲'，又称“套曲”“散套”，通常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曲子连缀而成。曲因是配合音乐的长短调，不论散曲或戏曲，其曲子前一般都标明宫调和曲牌名，且每种曲牌都属于一定的宫调，如《[越调]天净沙·秋思》[越调]即表明宫调为越调，曲牌为天净沙。

第四篇：中国古代诗歌的分类

中国古代诗歌的分类

2014-05-12 希望石 阅 25623 转 325

转藏到我的图书馆微信分享：

一、古代诗歌体裁分类

1． 从诗歌的形式可分为：

①古体诗，也称古诗、古风，指唐以前的诗歌。包括“诗经”“楚辞”、“乐府”等。“歌”、“行”、“引”、“曲”、“吟”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②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唐代出现的格律诗，分为律诗和绝句。律诗格律严格，篇有定句（每首八句），句有定字（五字或七字），字有定声（平仄相对），联有定对（中间两联对仗）。

绝句同律诗的区别，最明显的是句数不同，绝句每首四句，通常有五言、七言两种，简称五绝、七绝。绝句的平仄对仗没有律诗那么严格。唐朝以前的绝句叫做古绝句，押韵平仄对仗都较自由；唐朝以后的绝句称为近体绝句，大部分也不讲究对仗，称作散体，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有的绝句像律诗的一半，格律同于律诗的前四句、后四句或中间四句。同于律诗前四句的，后两句对仗，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同于律诗后四句的，前两句对仗，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于律诗中间四句的，前后两句都对仗，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③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阙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阙、上阙、上片，第二段叫后阙、下阙、下片。

④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二、古代诗歌题材分类

一、借景抒情诗

借景抒情诗（写景抒情诗）或借景表达自己的美好志向，或表达作者对所写景物的喜爱之情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或借景体现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质，或借景抒发对人生世事的感慨。借景抒情诗往往是含而不露，蕴藉悠远，情丰意密，深切动人。杜甫《绝句漫兴九首三》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

二、咏史怀古诗

怀古（含咏史）诗是诗人在阅读史书或游览古迹时，有感于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是非，引发出对时局或自己身世的共鸣，借所吟咏的古人、往事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抒发自己的情感的诗歌。

咏史诗借凭吊古迹古人来借古讽今；或感慨昔盛今衰，今不如昔；或渴望像古人一样建功立业。从而表现作者阅尽沧桑之后的沉思，蕴涵了深沉的怀古伤今的忧患意识。即诗人往往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陈迹为题材，借登高望远、咏叹史实、怀念古迹来达到感慨兴衰、寄托哀思、托古讽今等目的。1．苏轼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表达的是面对古赤壁战场所产生的对古代英雄的赞美和自己壮志未酬的感慨。2．杜甫诗《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鹏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抒发了对时事兴衰感慨和对三国时诸葛武侯的景仰之情

三、闺怨诗（闺情诗：闺中女子生活情趣。苏轼《初夏》）

闺怨诗以女性心态为描写对象，有浓重的感伤色调，细腻的心理描写。从创作特色上说，闺怨诗从整体而言，都呈现出一种婉约缠绵幽怨感伤之美，悠长含蓄，有无尽之味。

闺怨诗分为闺怨诗、宫怨诗、征妇怨诗、商妇怨诗四类。闺怨诗都以女性为描写对象，“怨”是这类诗的基调。

古代上流社会的女子常因寂闷孤独而面临美好的春光想到自己韶华将逝，更加思念离家宦游的丈夫或天各一方的情人，所以人们就有了“女子伤春”之说(当然这个“春”可以不指季节，而指恋情)。

伤春伤别诗往往借对春光消逝的记叙描写或表达对戍边丈夫的思念,或写春光(青春)易逝,光阴不再的感伤,或表达对战争的厌恶。1．王昌龄《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四、羁旅行役诗

出门在外的游客浪子，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心中所感都包含着由此触发的对遥远故乡的眺望，对温馨家庭的憧憬。或写游子漂泊的羁旅愁苦，表达对家乡的思念，或由所见所闻所感触发思乡之愁，表达对亲人的牵挂。

这类诗词亦可称之为思乡怀人诗，其特点多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望月伤心，见花落泪，听雨思亲，多少景物都被染上诗人的感情色彩，因而此类诗中常将伤感、迷离、凄苦、寂寞、孤寂、惆怅、忧郁的情怀及种种离愁别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很婉约、含蓄。1．《踏莎行》 欧阳修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反映的是离别的愁苦之情。2．枫桥夜泊 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五、山水田园诗

中国山水田园诗源远流长。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形成了一个重要诗派——山水田园诗派。诗人们以山水田园为审美对象，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生机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或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厌恶官场、远离浊世，对宁静平和的田园生活生活的向往；或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表达对壮丽山河热爱；或表现归耕隐居之乐，多抒发质朴、清新、恬淡、闲适、物我两忘的感情，表现不同流俗的清高，追求隐逸，有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的艺术成就颇高，具有用语言艺术再现自然景物的能力。景物逼真，情景交融，意境优美，诗风恬静清朴，而少奔放雄浑。代表作家如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1．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六、托物言志诗。

古人很喜欢咏物，自然界中的万物，大至山川河岳，小至花鸟虫鱼，都可以成为诗人描摹歌咏的对象。他们在细致描摹的同时，寄托自己的感情。——这就产生了咏物类诗歌。

诗人不直接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是采用比喻、象征等手法，把自己的某种理想和人格融于某种具体事物（常有松、竹、梅等意象），即借所咏之物表达自己的情操志趣，或托物显示自己的高洁品质，也可托物抒发怀才不遇的伤感。

在狱咏蝉 骆宾王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七、边塞征战诗

边塞诗派指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形成的一个以反映唐朝边疆战争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流派。代表作家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焕、王翰等，这些诗多以描写边塞山川景物、风土人情。他们的诗或描写塞外风光，或表现戍边将士杀敌立功的慷慨激昂及捐躯赴国难的悲壮；或反映将士不畏辛劳、保卫边陲的战斗精神；或描写望月思乡的苍凉和长年征战的悲苦，将士和亲人相互思念的深沉情感及其不幸遭遇；或讽刺并劝谏拓土开边、穷兵黩武的统治者，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在创作风格上多以雄浑豪放而见长。

1．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借孤寂艰苦悲壮的战争生活的描写表现戍边将土的壮志豪情。2．李益的《塞下曲》“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借边塞人欢马叫的壮丽景象，赞美将士们慷慨激昂，为国献身的精神。

八、谈禅说理诗

诗人把自己类似禅宗的顿悟或事理的体察诉之于笔下，这类诗歌往往与咏物言志诗有共同的特点，分析时要注意把握。1．苏轼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中的“庐山”便含有比喻义，后两句的议论隐含许多哲理，既蕴含看待任何事物和问题都应一分为二的意思，又隐含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多种答案的哲理，还含有和俗话所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样的道理，只不过这句俗话纯乎说理，而苏轼是以形象来喻理。2．王之涣《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三、四句看来只是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这一登楼过程，而含意深远，耐人寻味。这里有诗人的向上进取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也道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

九、赠友送别诗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江淹《别赋》）作为至情至性的诗人，与挚友分别时，心中会产生一种不吐不快的激情。因此，在古诗词中国诗坛上，赠友送别诗是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内容丰富，可谓“说尽故人离别情”。这类诗歌主要抒写离别之情，借对送别情景的描写，表达达依依不舍的离情别绪，或留恋、或安慰、或嘱咐、或祝愿；有伤心、有惆怅、有期望等。

古代的交通不发达，人们“相见时难别亦难”，诗人们抒写了大量的这类诗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这些作品大多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余味深长，令人击节叹赏：“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人无尽的友情熔铸在诗情画意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人深挚的情谊包含在殷勤的祝福中；“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诗人的相思之情充塞在天地春色中；“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诗人的质朴与豪爽寄托在朴素无华的语言中；“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人晶莹透明的冰壶装下了理解和信任……

十、闲适隐逸诗

一些诗人看惯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世俗社会的浑浊不堪，于是退居田野乡间，与乡人为伍，与明月作伴，抒写清闲安逸生活，吟咏情性。反映这些生活的诗歌，或表达清闲恬淡的心情，或表达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有不少令人拍案之作。

这类诗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与山水田园诗相近或相同，在分析时可结合起来。

辛弃疾《清平乐》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十一、悼亡游仙诗

诗人多有神奇的想象力，在心爱的人离自己而去或自己的理想壮志得不到实现之际，他们往往借助于睡梦、游仙等形式，或与心上人相会，或在仙境中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1．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2．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是苦闷到极点后胸中愤懑岩浆的总喷发。天外飞来之笔，点亮了全诗的主题：对于名山仙境的向往，表明了李白对封建权贵永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也曲折地反映出他对当时上流社会中污秽、庸俗、丑恶现象的鄙视和厌弃。它唱出封建社会中多少怀才不遇的人的心声。

古代诗歌题材分类

1．思乡怀人诗

思乡指客居在外的人思念家乡亲人，怀人指怀念异地的亲朋好友，思妇闺情诗也在此外。常用艺术手法有借物抒情、借景抒情、直抒胸臆、虚实结合、细节描写、想象、用典、修辞等。常见的意象有杨柳、明月、鸿雁、杜鹃、鹧鸪、双鲤、尺素、梅花、燕子等。

闻雁 韦应物

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

寒塘 赵嘏

晓发梳临水，寒塘坐见秋。乡心正无限，一雁度南楼。

两首诗都写到雁，雁是候鸟，春秋迁徙。秋天，大雁仿佛在奋力飞回故巢。这种景象每每牵动游子的思乡之情。因此诗人常常借雁抒情，寄寓自己浓浓的乡愁。

邯郸冬至夜思家 白居易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作者通过一幅想象的画面，即冬至夜深时分，家人还围坐在灯前，谈论着自己这个远行之人，以此来表现“思家”。其中“抱膝”二字生动地勾画出作者默默呆坐的神态，用“灯前”自然引出“影”，而“伴”字又将“影”和“身”联系起来，抱膝枯坐的“影”陪伴抱膝枯坐的“身”，显得形影相吊，充分反映出作者思家时的一种孤寂之情。2．写景咏物诗

这类诗作，多以自然界的景物为写作对象，在景物中寄寓诗人的情感，表达诗人的志向。常见的艺术手法有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象征（托物言志）、动静结合、视觉与听觉描写、细节描写、比喻、拟人、夸张、双关等。

春行即兴 李华

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这首诗写了作者“春行”时的所见所闻；有草有木，有树有山，有花有鸟，可谓一句一景，且每个画面均有特色。但诗又不是纯粹写景，而是景中含情，情景交融。诗中“花自落”、“鸟空啼”之景都显出了山中的宁静，从中更透出一丝伤春、凄凉之情。

蝉 虞世南

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作者托物寓意，借蝉的形状和生活习性表明立身品格高洁的人，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自能声名远播，表达出对人的高尚品格的热情赞美。3．忧国伤时诗

这类诗抨击统治者醉生梦死、荒淫无耻的腐化生活，关心人民的疾苦，对劳动者寄寓了深切同情，忧虑时局，呼唤光明，表达了炽热的爱国情怀。常见手法有直抒胸臆、借景抒情、对比、衬托等。常见意象有神州、山河、草木、征夫、烽火、田稼等。

江阴浮远堂 戴复古

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这首诗写作者登江阴浮远堂遥望中原时，因国土沦陷而产生的忧愁和痛苦，“最苦无山遮望眼”一句对此表现得最为强烈和集中。该句一反常人登高时希望极目远望的惯常心理，在写法上别出蹊径，通过诗人望之则不忍、不望又不能的矛盾心理，充分表达了国耻不报、国土不归的极度悲愤心理。4．咏史怀古诗

这类诗有的借古事、古人、古迹等生发议论，托古讽今，抒发昔盛今衰的伤感；有的孤影自怜，感慨自身，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表达了自己追慕古贤，意欲建功立业的理想。常用艺术手法有借景抒情、直抒胸臆、虚实结合、用典、修辞等。用于此类诗的意象有黍离、商女、明月、城池、流水、野草、燕子等。

江城子 欧阳修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这首词明写眼前实景，暗寓历史沧桑。词中“水无情”明写落日余晖中金陵城外长江浩荡东去的景色，暗指六朝帝王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他们荒淫奢侈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空有”明写六朝繁华逝去，只剩月亮高挂，暗寓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之意。5．赠友送别诗

这类诗多抒写离情别绪，抒发别离的孤苦，表达对朋友亲人或爱人的依恋，对人间种种美好情感的珍惜。或互相勉励，表明心志。常见手法有直抒胸臆、借景抒情、借物抒情、想象、烘托、比喻等。用于本类诗的意象有阳关、长亭、劳歌、南浦、柳岸、流水等。

赋得暮雨送李胄 韦应物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这首送别诗主要篇幅是写景，将离别之情寓于这些景中。黄昏时分，诗人伫立在细雨蒙蒙的江边，看到船帆被细雨打湿而变重，鸟翅因沾雨而无法轻巧地飞翔，天朦朦胧胧看不清通海处，远处江边的树却显得十分滋润，情与景巧妙妙地结合，表达了诗人的送别之情。6．羁旅行役诗

这类诗多写游客浪子出门在外，眼前景触发了对遥远故乡的思念和温馨家庭的憧憬，以及行旅途中的艰辛与痛苦。常见的艺术手法有借景抒情、直抒胸臆、虚实结合、修辞等。用于此类诗的意象有油灯、鸡鸣、车铎、板桥、山路、鸿雁、落日、秋风、孤帆等。

江汉 杜甫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这是杜甫晚年客滞江汉时所写的一首诗，诗中二三联用了“片云”、“孤月”、“落日”、“秋风”几个意象。“片云”在空中飘荡，就像自己漂泊异乡，漫漫长夜中，月亮和自己都是如此的孤独寂寞。“落日”比喻自己黄昏暮年，秋风则是眼前实景，与“落日”虚实结合，塑造了一种天高地远、孤月独照的冷清意境。7．山水田园诗

这类诗大多寄情山水，醉意田园，表达了对山水景物的喜爱，对田园生活的满足，流露出归隐田园的愿望，对清闲安逸生活的羡慕或自得之情，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险恶。有的也反映了对祖国山川的热爱。常见的艺术手法有侧面烘托、借景抒情、动静结合等。常见意象有溪水、山石、松林、野老、柴门、墟里、桑麻、南亩、五柳、明月、渔歌等。

过香积寺 王维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这首诗描写深山古寺环境景色：古木、山峰，渺无人迹的山径，被危石阻遏的幽咽泉声，照在深苍松林上的凄冷日色，还有空寂曲折的潭岸，都是那么萧瑟暗淡、幽冷阒寂，给人以远离世间尘嚣之感。这既是诗人赴寺途中实见实闻的景物，也是他消极出世的禅寂心境的写照。诗人正是要一步一步地引领读者进入他所企求的无烦扰的寂静禅境。8．边塞征战诗

这类诗或抒发戍卒思归之苦，或抒发思妇忧亲之情，或抒发边关将士立功边陲之志。风格或悲壮或凄苦或豪迈。这类诗描写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主题；有的还指出了统治者为争权夺利而不顾百姓死活的残暴本质。常见的艺术手法有借事抒情、借景抒情、动静结合、想象、用典、修辞等。常见意象有关山、明月、羌笛、长城、冰雪、羽书、刁斗、瀚海、楼兰、单于等。

从军行七首 王昌龄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前三句叙事抒情，后一句写景。以景作结，寓情于景。其中“琵琶起舞换新声”与“边愁”对照着写，更显示出听者深重的别情边愁，这是任何欢乐的新曲都无法排遣的。

征人怨 柳中庸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诗句借金河、玉关、青冢、黄河、黑山等边塞地名，写了征人的戍边生活。9．身世感怀诗

有的抒发离乱或劫难之余的片刻欢娱之情，有的则表达身世低下的不平之意。前者常用奔流、群山、啼鸟等意象，而后者则多用涧草、山峰等高下之物来表达。

江村 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 微躯此外更何求？ 诗人在**飘泊中暂时在成都草堂安生，幸得友人相助，生活倒也恬然自乐，于是有了上述诗句。

昭君怨 郑域

道是花来春未，道是雪来香异。竹外一枝斜，野人家。冷落竹篱茅舍，富贵玉堂琼榭。两地不同栽，一般开。

以两种生活环境下的梅来喻两种处境，但“一般开”则表达出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孤高傲岸品质。10．谈禅说理诗

这类诗，或阐发禅理玄机，表达对人生的某种顿悟；或借景说理，表达人情世路中的一些哲理。常用手法有借景抒情、直抒胸臆、对比衬托、设疑质问等。常见意象有鸣钟、流水、空城、烟云、大道、富贵等。

观书有感 朱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本诗借一鉴方塘的清澈，表达了读书使人头脑清明的深刻道理。题西林壁 苏轼 琴诗 苏轼 11．悼亡游仙诗

这类诗借写与神仙交游，进入一派极乐世界。虽然有些表达长生不老、醉生梦死的奢侈不切之意，无现实意义，但也不乏一些诗作借在仙境的超脱来反映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也有其积极意义。常用艺术手法有借景抒情、虚实结合、夸张、卒章显志等。常见意象有醉态、梦境、仙人、深山、怪石、松鹤、棋枰、歌舞等。

例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12．宫怨诗与闺怨诗

这两类诗都以女性心态为描写对象。宫怨诗专写古代帝王宫中宫女以及失宠后起的怨情；闺怨诗则主要抒写古代民间弃妇和思妇(包括征妇、商妇、游子妇等)的忧伤，或者少女怀春、思念情人的感情。元稹《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朱庆余《宫词》“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杜牧《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歐陽脩《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帘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台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13．题画诗

在中国画的空白处,往往由画家本人或他人题上一首诗。诗的内容或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谈论艺术的见地,或咏叹画面的意境。诚如清·方薰所云:“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山静居画论》)。这种题在画上的诗就叫题画诗。

总之，有下列思想内容值得关注：忧国忧民、当道昏庸、山河沦丧、离乱痛苦、同情百性、怀古咏史、借古讽今、昔盛今衰、国家前途、蔑视权贵、愤世嫉俗、仕途感喟、怀才不遇、寄情山水、田园情趣、归隐田园、登高览胜、伤春悲秋、闺思春怨、忆友怀旧、思乡念亲、相知相思、别恨离愁、建功立业、报国无门、壮志难酬、青春易逝、触景生情、羁旅愁思、孤独惆怅、寂寞伤感、闲适愉悦、遭贬激愤、坚守节操、表现哲理、感奋振作、激励友人等。

第五篇：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自夏朝建立伊始，便有了一套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

僚体系。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制的建立，历朝历代的君主都为了自身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前朝的官僚体系。来适应本国的国情，以延续皇家的统治。官僚体系的完善其本质也是社会制度的发展与自我完善。

一、奴隶制国家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公元前2070年，中国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自此，中国的历史正式进入文明时代。在夏朝建立之后不久，建立起了在国君之下的官僚体系。在拥有较高权力的国君之下，册封地位较高的官员为“六卿”，又称作“六世之人”。分别辅佐国君分管民事，军队等具体事务。在六卿之下，还有其僚属和下属官吏。由他们又组成了相对应其职责的统治部门。这一基本的中央官僚体系的框架已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在夏朝建立的官僚体系之上，商朝又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建立了相对复杂和完整的体系。在商王之下的百官之首是“尹”，尹是商王最为重要的辅臣，尹之下的高级政务官称之为“多尹”

或“百僚”

在多尹之下是分管各种具体事务的“多宰、“小臣”武官有亚和服。与中央相对应的是在地方上分封王室贵族在外地的候伯之国。

周朝的中央官制与商朝大体相似，只是在名称上有所变动。.周与商最大的变动在于地方上。周初，武王与成王相继分封诸国已拱卫王幾，以拱固周朝的政权。分封国对王室有着固定的义务，定期朝贡，岀兵助王讨伐敌国。至此，周初建立起了中央官制与地方政权有机结合的官僚体系。不仅加强了自身的统治，巩固奴隶制的统治，并且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周初的分封对王朝的统治和地方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并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的融合。周朝的官僚体系在继承了夏商原有的基础上并对其有较大的发展，使周朝的官僚体系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顶峰。.二、封建制国家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为巩固秦朝的统治，开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秦朝的官僚体系时以统一六国之前的秦国官僚体系为基础，同时采用的关东其它诸侯国的官僚体系，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充满了秦国文化和关东文化。在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在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太尉是军队的最高长官，协助皇帝管理全国军务；御史大夫又称之为副丞相，监督百官，牵制丞相，防止丞相权势过大。不过，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依赖和矛盾也就此形成。此三者被称之为“三公”。三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分权，最终的权力还是回归到皇帝手中低于三公的就是“九卿”，其实，九卿只是一个泛指，实际上九卿的人数不仅仅只有9个人。这些卿掌管并处理国家的具体事务。三公和九卿合起来就是三公九卿制匸在地方机行政机制上，秦废除

了古代在地方上的分封制，采用了在战国时期就广泛实行的郡县

制，全国共分为36郡，后增至40郡。郡的最高长官为郡守，掌管全郡事务；郡守之下设郡尉，分管郡内军务；同时，设立监，御

史，掌管郡内监察。郡内有县，县内有乡，乡内有里；同时还有亭，邮的存在。层层相扣，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机构。三公九卿制的形成，在中国官制史上开创了新的一片天地，有利于加强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对后世的王朝有着深远影响。郡县制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减少了地方割据的不稳定因素。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有利于君权的统治网，使国家高度集中。这一制度基本为后世所沿袭。

秦之后的西汉，沿袭了秦朝的官僚体系。地方上，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又分封宗室为诸侯，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在西汉初年，郡国制并行有效的维护了西汉的统治，到了中期，造成了地方割据的局面，并引发战争。直至汉武帝实施推恩令，才慢慢结束郡国并行的局面。到了东汉，汉光武帝吸取了西汉的教训，在中央削减三公的权力，成立了新的机构尚书台。加大了尚书的权利。尚书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决策机构，掌握朝廷里重要的行政权，地位渐渐的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尚书成了朝中的显职。三公九卿却被架空，只剩下了高位。在这种情形下形成了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为对百官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并削弱御史大夫的职权，汉光武帝在秦，西汉的监察制度上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由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州刺史三职构成。御史大夫改为司空，没有了监察职责。原是御史大夫属员的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主官。御史中丞监督朝中百官，司隶校尉监督贵勋外戚并兼领一州，州刺史监督地方郡守。在地方上，州刺史有了固定的治所，可以直接将地方事务上奏皇帝，而不通过三公。这加强了皇权对地方行政的统治力。并逐渐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东汉通过加强尚书台权利；强化各级监察机构；提高州刺史的权利等措施

从而完成了东汉的重建，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