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论文：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第一篇：最新论文：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浅析社会主义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胡 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是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反腐倡廉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任务和明确要求，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在正确认识、准确把握、自觉运用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第一章 社会主义制度腐败产生的根源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与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出现相伴随的。剥削制度是少数人凭借占有生产资料侵占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制度，是产生腐败的经济根源；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观念，是产生腐败的思想根源；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服务的剥削阶级的国家制度和政权，本身是剥削关系的产物，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有，资本占据统治地位。追逐最大利润，是资本的根本属性，为此，它可以不择手段，犯任何罪行。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充斥着‚政治献金‛、‚走廊游说‛、‚金权政治‛等种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丑闻屡见不鲜。江泽民同志指出，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这正确反映了历史事实，是科学的结论。

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是腐败的根源

在导致腐败的多种原因中，处于什么地位的因素才称得上腐败的根本原因或根源呢？它应该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只要它存在，就必然会有腐败产生，或者说，它存在一天，腐败就不可能根绝。杜绝除它之外的原因，只能使腐败现象减到最低限度，而不能使之完全消灭。其二，只要它不存在了，就不再会有腐败产生。除它之外的原因，都不能离开它单独导致腐败产生，而只能在这一根源存在的前提下，影响腐败的程度。腐败的根源即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

社会运动不同于自然界中其他一切物质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人们的任何行动都有其自觉的意图或预期的目的。一切腐败行为，都是为了实现某种自私的目的而发生的。因此，私有观念是腐败行为的思想基础，利己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是产生腐败行为的思想动机。没有损人利己的思想，就不会有损人利己的腐败行为。然而，思想动机又不是人们行为的终极原因。任何思想都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或天上掉下来的，它们不是本原的存在，不是人人生而有之的本性，而是第二性的东西。在这些思想动机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根源。因此，探寻腐败的根源也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私有观念，导致了各种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包括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生？实际上，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日起，他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也就是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相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社会存在。观念的东西无非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在原始公有制社会中，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也就没有私有观念。私有观念是剥削阶级私有制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损人利己则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因为剥削本身就是损人利己的行为。这正是腐败与剥削的相通之处，是剥削阶级与腐败行为的本质联系之所在。不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剥削阶级，不清除由此而产生的剥削阶级思想，就不可能根除腐败。

二、各种制度下腐败现象的异同

有人认为 ：历来的剥削制度下也反腐败，而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腐败。既然两种制度下都既有腐败又有反腐败，那么，把剥削制度说成是腐败的根源、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腐败也追究于剥削制度是缺乏历史依据的。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制度和剥削制度下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异同问题。探寻腐败的根源，不能不弄清这个问题。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自从原始公有制解体，人类进入阶级剥削的私有制社会以来，就出现了腐败现象。从我国三千多年以前奴隶制社会中商纣王的荒淫暴虐行为开始，就留下了人类历史上腐败的纪录，并且一直延绵至今。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腐败，更是现实生活中不争的事实。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腐败当然有其共性，此处不详论。有腐败，就有反腐败，二者是同时发生的。我国从商代就有惩处‚三风十愆‛的规定，即惩处‚巫风‛、‚淫风‛、‚乱风‛。‚十愆‛则是三风之下的十个要目。周代出现了反对官吏贪污的经济监察制度和采集民间讽谏诗作以监督官吏的采风制度。由于剥削制度下的腐败是少数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侵犯公众利益包括剥削阶级利益的行为，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起着腐蚀、瓦解的作用，并且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剧烈的社会冲突，危及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剥削阶级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包括一些最高统治者（例如封建帝王）为了维护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也开展了反腐败的斗争。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大量反对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的法律规章制度，建立了防范和惩处腐败的监察制度和机构。

当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反腐败的法律制度更是相当完备，反对政府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成了许多国家议会和政府日益关注的事情。1983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反贪污会议。1995年，第五次国际反贪污会议将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这些都表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反腐败方面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比较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和剥削制度下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又存在着重大区别。

第一，腐败按其性质来说同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不同。由社会主义社会与剥削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腐败现象这一事实，是否可以推出社会主义社会中腐败的根源不在剥削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结论呢？换言之，既然不同社会制度下都有腐败，那么，能否说每一社会制度下腐败的根源都在这一制度自身，应该‚各负其责‛呢？不能。我国现实社会中腐败的产生和发展，有多种复杂原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是以某种纯粹的形态存在的。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外，还存在着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等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前者的主体地位规定了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后者的存在则表明：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事物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并不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因此，我们需要这样提出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腐败的产生？是社会主义制度吗？腐败现象既然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其根源当然也不能离开这一社会而仅仅在它之外去寻找，但腐败根源是哪一种社会制度或其残余因素，则是另一回事。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腐败，其根源不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那些必然产生出利己主义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存在即物质的社会关系，因而归根到底仍然是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我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的存在有多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国内的和国外的原因，有其难以避免性，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还有其积极的补充作用并受到法律保护，但按其本身的性质来说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因此，它们对于腐败现象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不能归之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应归之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或其残余因素。探寻事物的根源，不能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必须从本质上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腐败与剥削都是利己主义的行为，而利己主义思想只能产生于剥削阶级的私有制。相反，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消灭剥削，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集体主义思想的经济基础，因此，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和剥削阶级社会中都有腐败，但腐败同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腐败按其本性来说同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而同剥削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二，两种社会制度下的反腐败，也有其本质上不同的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中反腐败，剥削制度下也反腐败，由这一事实可否得出反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的结论呢？换言之，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和剥削阶级社会中都反腐败，那么，能否说这二者的反腐败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呢？不能。

不同社会中的腐败行为都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起着腐蚀、破坏的作用，反腐败是清除社会机体上的痈疽，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正因为如此，在不同性质的社会中，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都要反腐败。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剥削阶级社会中反腐败的共同的原因，也是这两种反腐败的共性之所在。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他们各自所要维护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他们为什么要维护这种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维护它们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这时，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反腐败，其性质上的不同就鲜明地显露出来。

在剥削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或其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反对腐败，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也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历史的肯定。对于中国历史上廉政勤政、惩治贪官污吏的‚清官‛，人民至今怀着深深的敬意。但是，剥削制度下的统治者反腐败，终究是为了维护其剥削制度和压迫人民的国家政权，由此便产生出一些在剥削制度内部无法解脱的矛盾。

首先，在剥削制度下，统治阶级反腐败不可能彻底。彻底反腐败不仅要求批判导致腐败行为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而且要否定产生这种思想的剥削阶级私有制。对于剥削阶级来说，这就如同要他们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他们既无这样的愿望，也无这样的可能。他们反腐败，只是要对个人或集团的利己主义行为加以限制，不允许他们因一己私利而侵犯了本阶级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或过份伤害了人民群众而激化社会矛盾。铲除腐败的根本途径是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其次，在剥削制度下，统治阶级在反腐败的同时，又在搞腐败，或培植、纵容腐败势力和腐败行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搞腐败是出于剥削阶级的本性。剥削阶级是不劳而获、靠吸取他人血汗维持自己生存的阶级，虽然他们在一定历史时期也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所必需并起着历史的进步作用，但他们从来就与被剥削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当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由新变旧、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之后，这种对立就更为尖锐。利己主义本来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品格和阶级的行为，对于剥削者来说，损人利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由此而产生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腐败行为，只不过是顺着原来的方向往前多走了一小步，即超出了不得损伤本阶级整体利益的界限。剥削与腐败，二者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在一定条件下，前者便向后者转化。贪得无厌的本性使他们既要凭藉合法的地位又要通过非法的手段去谋取社会财富。因此我们看到，尽管历代剥削阶级中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优秀品质的人物，尽管一些封建王朝的开国君主在吸取了前朝倾覆的惨痛教训之后也不乏反腐败的决心，但总的说来，这些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与腐败从来就结有不解之缘。许多封建帝王作为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既要为维护自己和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制约官吏的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行为，他们自己却又不可遏制地要横征暴敛，荒淫享乐，鱼肉百姓，甚至不惜因此而损害、动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成为本阶级的人们也诅咒不已的昏君。

另一方面，既然剥削阶级反腐败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那么，为了这同一目的，他们也可以搞腐败，放纵和培植腐败势力。搞腐败和反腐败，成了他们出于同一目的而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两种手段。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在制定和实施科举制、考核制、监察制和惩处违法行为的司法制度的同时，大量的贪污、贿赂、勒索行为也普遍存在着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府的默许，成为一种与成文法并存的事实制度。具有贿赂性质的请客送礼，已成为官场中约定俗成的惯例，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应送什么礼，形成了一套完整复杂的制度和运行规则。不仅官吏之间的私人交往是如此，而且在行政公务中，向上级送公文办公事，也要送交‚规礼‛，否则就办不成事情。地方官吏在征收朝廷规定的税额的同时，多征私敛，并得到朝廷默许，与朝廷官员瓜分，使勒索成为一种事实制度。在这里，合法与非法之间并没有一条分明的界限。事实制度形成之后，成了一种官场中运行的常规，离开了它，政权机构就无法运转，这时它就会转变为法定制度。清代合法的‚养廉银‛就是由非法的私征杂派转变来的。从秦代的纳粟拜爵到清代的纳捐制度，几乎历代封建王朝都存在朝廷公然卖官的制度，这是典型的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是合法的然而无疑又是腐败的行为。纵容腐败行为，培植腐败势力，是维持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官吏队伍和官僚机器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看到，虽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成熟和统治经验的逐步积累，我国到明清时代，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完备的监察制度和规模庞大、结构严谨、遍及全国的监察机构，但也正是在这时，随着中国封建制度走向没落，腐败现象也日趋猖獗，形成不可遏制的泛滥之势。据有的学者估计，在我国明清两代，官员私征税收和贪污贿赂的所得收入超过本俸的数倍乃至数十倍。

一边反腐败一边又搞腐败，一边制约腐败官吏一边又培植腐败势力，腐败行为既被视为非法又被认可为合法，这种矛盾着的现象，是剥削制度下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它是由剥削制度本身的性质以及剥削与腐败虽不等同却又一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一矛盾表明，剥削阶级不可能彻底反腐败。这一矛盾随剥削制度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剥削制度本身成为不可救药的腐败制度而被消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反腐败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了维护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最终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维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与纵容腐败行为、培植腐败势力根本不相容，相反，须以不断清除腐败势力为必要前提。因此，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不容许任何腐败行为。工人阶级的某些成员包括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也可能被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所侵蚀而蜕变成为腐败分子，但此时他们已经成为剥削阶级的俘虏，他们的行为是剥削阶级的行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剥削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党必须把这样的党员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出现暂时的曲折和倒退，重新演变为剥削制度的国家，并因此而走向腐败、堕落，但此时它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从来不是、也决不可能成为腐败的制度。所以，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共产党领导的反腐败，才具有彻底性，它同剥削制度下剥削阶级的反腐败相比，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腐败与反腐败的对立和斗争之所以有重大区别，其原因就在于，腐败的根源是剥削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由此就决定了：剥削制度下腐败的根源在它自身，腐败是从其社会肌体自身生长出来并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不可能根除腐败而保留剥削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中腐败的根源不在这一社会制度自身而在他物，腐败是生长在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所以，可以切除这一毒瘤而使社会肌体更加健康地发展。

认清两种不同制度下腐败与反腐败的异同，不仅有助于认识腐败的根源，而且可以为我们正确对待剥削制度下反腐败的经验提供方法论的启示。一方面，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反腐败具有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特别是国家政权的共性或普遍性，因此，历史上剥削制度下反腐败的经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当代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在反对贪污贿赂，加强立法、司法，建立健全监察、审计制度和监察、审计机构等反腐败的问题上有许多共同话题可以坐在一起讨论，有许多经验可以彼此交流。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非常年轻，经验不足，而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法制和机构设施也已相当成熟，因此借鉴它们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决不可以视而不见或盲目排斥。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反腐败有其本质上不同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方面，因此对于历史上的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腐败的经验只可以借鉴而不可以照搬；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满足于吸收它们的经验和做法，而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第二章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要求最为完善、最为有效地保护人民的权利,但社会主义的公共权力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先进性而自动免除被变异的风险。在现有的条件下,人民还不可能实现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以层层委托的方式运行的。要把社会主义的公共权力在人民中间落到实处,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就必须使人民对国家权力及其具体的运行具有监督制约能力。同时,现代法治与权力监督具有连动性,一方面权力监督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另一方面现代法治是权力监督最有效的力量。权力监督作为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不仅要求不同的国家权力分别由不同主体行使,以权制权,相互制衡,而且绝对排斥政府的专断、特权和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如果违背权力行使规范错误地行使权力,就要被纠正或处罚,其实质是对权力运用的制约,是对权力消极作用的遏制。因此,权力监督是社会主义惩治和监督腐败的关键所在。为了确保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以监督保廉，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一个勤政、廉洁、高效的人民政府形象。当前，我们要完善监督机制，尤其是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威性的监督机构。

首先，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以权利制约权利。目前，我国的状况是监督机构分散，关系没有理顺，缺乏统一协调。我们要通过明确划分各种监督机制的功能和责任，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制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各种监督机制的相互碰撞，进而使各种监督机制既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增大监督系统的合力。这就要求我们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对党政机关的监督；要重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要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得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防止个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要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要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们总是把建立一个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政府作为一种理想和希望，这未尝不是好事，但希望必须落实于政治体制的配套之中。以权力制约权力，意味着一种国 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外在约束，通过各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权力的基本均 衡，防止其中的一项权力过于强大而滥用。尤其需要在下列方面有所作为：

充分认识权力监督的必要性。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关系到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大局，决非可有可无、可重可轻、可大可小的个人事务所能比拟。因此，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权力定位和相互关系的法治化由来已久。以行政权力为例，从古 至今，这种权力都最为实在、最为广大、最为权威。行政机关可以运用授权、审批、颁证、收费、禁止、命令、管制、处罚等权力方式，行使委托立法权、法律执行权、国家管理权、行政处罚权、自由裁量权，并强制所有的社会成员服从这种权力。这必然导致政府与被管理 者形成矛盾冲突关系，也与其他国家机关形成权力对抗关系。由此而言，重视国家机关之间 的权力制衡，绝不仅仅从‚人民主权‛的民主意识角度考虑，还表现为一种强化国家管理的 ‚实用性‛要求。应该说，政治家是最实用主义的。可以想象，如果构成国家机体的主要国 家机关相互扯皮，如果公务人员不受限定任意扩张自己的权力，而监督体制显现出控制不力、有错不纠、放任自流的状况，自然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表现，而如此的社会也 必然是一个失却秩序亦失去民心的社会。

合理利用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在治理权力腐败的过程中，古今中外有许多成效显著的范例。如中国历史上的监察体制，以健全完备的监察法规、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广泛拥有的监 察职权、纠举权贵的监察实效而著称于世，监察御史担负着调查、弹劾、谏诤、审计、监试、考核、侦查、公诉、审判官吏的重要使命，实际是通过‚治官之官‛，实现‚治吏之道‛，值得当代人潜心研究。而现代国家中，英国、瑞典、新加坡，都是廉政建设的成功样板。英国的文官制度严密严格，通过考核使文官队伍保持相对纯洁，在规范化的制度约束下，公 务员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瑞典自古倡导‚消除特权，官民平等‛的法律精神，议会督察专员监督与政党监督、新闻监督相互配合，有效作用，由此成为北欧政治清廉的主 要国家。新加坡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国家，也是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其廉政立 法的健全和明确、廉政机构的独立和高效、廉政措施的严明和有力，都独具特色和魅力，值 得我国在当今的制度完善中予以借鉴。

切实保障政体改革的有效性。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设 臵而进行的内制改革，它与法律监督所要达成的控制权力滥用的监督目标息息相关，有利于 控权制度的实质性兑现。基本途径和方法为：(1)权力缩减。政府只保留一部分管理权和审 批权，不能事无巨细横加干涉。(2)权力分解。权力由不同机关、不同官员掌握，防止重大 权力的独断专行。(3)权力制衡。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切实享有对行政机关的控制权，改 变目前行政权力膨胀而立法、司法权力弱化的局面。(4)权力公开。政府应充分意识‚暗箱 操作‛是助长权力腐败的温床，在反腐败中，我们决不能忽视‚政务公开‛的呼吁及其潜在 力量。(5)权力监督。现有的审查制度、审批制度、审计制度、监察制度、质询制度、考核 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复议制度、诉讼制度等，都可以称之为权力控制的利剑，也都 应该不断健全发展。

配套建构专门监督的趋向性。除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制约关系的建立健全外，目前，各国在法律监督体制上，正趋向建立外部的、独立的监督机关以制约权力。因为，‚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多中心’的，不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所能个别解决，它需要一个 综合性机构。‛[3](P518-519)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法国的行政法院、奥地利的宪法法院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监督组织，以地位明确、人员精练、权能强化、效 率高超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新型监督体制的样板。在我国，各级人大、党的纪律监察机构、行政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审计组织等都享有一定程度的监督权，在对于腐败的治理方面，往往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不足之处是，这种体制使各种平行的监督机关都享有监督权，尚有机构重叠、分工不明、权能模糊、效率低下的缺陷，需要 对于上述监督主体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与权责分工。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该合并反贪力 量，成立专门负责腐败治理的国家廉政总署，实现外部的、专门的、独立的、实效的监督。

其次，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以权利控制权利。从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违法违纪案件看，许多腐败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却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屡屡得手，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单位和部门疏于防范和管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制约不得力。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也就是说，要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臵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当一种权力的行使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会引起相关权力的自行制约与限制，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应包括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权力行使各个环节上的互相制衡、政务公开、财产申报、离职审查和地域交流等制度。合法的权力源于权利。按照‚人民主权‛的观点，公权力代表着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性，政 府只是实现人民共同利益的代理人，政府与社会成员一样并不拥有特权，相反，它要服从构 成共同体规则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约束。自近代以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 已经深入人心，国家权力由人民授予自然受人民权益限定的原理也通过宪政实践成为现实。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成员有权通过参政权、选举权、质询权、批评权、建议权、罢免 权、听证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的行使，维护自身利益，制约权力行为，使民主监督 成为确保国家权力合法运行的重要根基。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民并不 直接享有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而需要委托特定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如果权力机关破坏了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结构，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英国学者哈林顿曾 经断言：‚主权应该是必不可缺的东西，然而又是十分骇人的东西。这正像火药对于士兵一 样，可以使他安全，也可以使他遭受危险。‛因此，国家每设定一种权力，都要 求它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当公共权力过于强大，超越权力委托人的意志愿望所期待的范 围，导致权力行为与人民的权利抵牾时，就必须运用法制的手段，从权力的生成、分配和实 施各个方面来约束其不法运作。

违法的权力畏惧权利。民主监督的实质，在于动员各种社会的监督资源，形成社会内部的 多层次的权力监督网络，实现对于权力控制的‚综合治理‛。在此方面，亚里士多德给了我 们许多警世名言，他说：‚物多者比较不易于腐败‛，‚多数群众比少数人不易腐败‛，‚ 若干好人的集体一定较不易腐败‛，都说明，大众对于权力的约束是一种重要的约束。实际 上，腐败的力量在于把有着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社会‚撕成为碎片‛，它是一种典型的‚ 各个击破‛，而当人民形成联合力量之时，腐败就无藏身之地，也无用武之地了。在当代，人们已认识了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大和深刻，并且通过多种途径利用这种威力。诸如，新闻媒 介的公开报道，人民群众的信访举报，政协组织的协商对话，工会妇联对于社会弱者的利益 维护，社会自治团体日益发挥民间调解作用等。我们相信，当人民群众普遍动员起来之日，就是腐败分子无立足藏身之时。

他律的权力需要自律。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关系而言，公民大众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仅仅 是‚一相情愿‛，政府除了受民众社会的监控之外，还应该受内部自我机制的束缚，达到自 律、自省、自励的要求。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接受制度的规制，遵循职业的纪律，迎合道德 的评判，既是政府性质的体现，也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否则政府会与民众社会格格 不入。例如，政府会‚主动‛采取某些自我监控的措施，颁行各种行政法规，严格把握重大 管理活动，审慎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并且通过内部罢免处分等手段使违纪 的成员受到制裁等，以维护政府自身形象，防范内部机构和成员对于政府行为总体目标的反 叛。所以，约束有外部和内部之分，有他律和自律之别，有强制与自愿之异，但无论如何，约 束的目的均见之于政府权力被‚有限化‛的后果之上。

再次，要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以法律监督权利。我国和国外监督实践证明，要实施有效的监督约束，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对权力腐败的规则控制，指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 行为。目的在于使易于越轨的公共权力在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的各个运行环节上都受到 法 律的制约，一旦行为‚脱轨‛，便有法律依据制裁这种脱轨。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 默所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 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2](P344)

回溯中国反腐败过程，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即主要靠道德约束和政治运动抑制腐败，这要 从专制制度中追根溯源。在我国长期的封建政治统治中，极为强调的是管理者自身的素质和 才能，而其素质和能力的判定，有赖于上级的赏识、道德的约束和自我的克制。在法律监督 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均属于皇权的组成部分，也即行政权的附庸，没有 形成类似西方国家的议会监督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这一历史留给今天的痕迹是极其发人深 省 的，它导致我国公共权力的行使不是以法律为度量范围，而是以长官意志为标准边界，行政 权力从未受到过法律力量的实质约束。现代社会，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控制腐败甚嚣尘上之 势，必须有赖于法律的制定及其实施。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 权力和职责，就必然要求国家机关符合权力运用目的而不滥用权力，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权 谋私，合法执行权力而不越权违法，履行法定职责而不失职渎职，遵守法定程序而不丧失程 序公正。强化法律监督的作用，正在于法律规范具有道德规范所不能比拟的普遍性、权威性 和强制性。

在反腐倡廉中，法治化的明确要求，首先是必须完善廉政立法。在此方面，世界各国颁行 了诸如《反腐败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公务人员职责法》、《官员道德标准法》、《官员弹劾法》等，对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的宪 法、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已就法律监督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先后颁行了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经商 受礼的规定、关于禁止挥霍公款的规定、关于禁止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营私舞弊的规定、关 于财产收入申报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文件和政策性规则。这类文件的及时出台，不能说在监督 问题上无法可依，但我国的监督立法比较简陋和粗糙，对于腐败问题的政策性文件多，立法 的规范性和技术性都未能达到应有水平，还需要在立法上出台成熟健全的法律规则，实现制 度的预先控制。

不仅如此，权力监控还必须从严。汉密尔顿曾经直白地指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霍布斯也强调，‚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法律监督的目标，是将权力臵于法律 规则的控制之下，一旦被监督者有违法擅权行为，能有被察觉、防范、制止、惩戒的可能，反之，如果监控机制不健全，‚得手‛的容易会使违法者有恃无恐。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 于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挪用、豪赌等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并使法律责任成为腐败行 为所支付的最大成本。这种控制和惩罚，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外力，它犹如一种动力，能够推 动政府及其官员 的行为合法正当，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如同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对于不法行为会有 力的予以戳穿。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受到了立案查处，但‚漏网之 鱼‛仍然存在，‚特权阶层‛仍然存在，对一些官员处罚的‚轻描淡写‛也仍然存在，致使 侥幸心理的、抗拒法律的人会继续腐败。因此，只有在治理权力腐败方面敢下狠心，才能真 正有利于遏制腐败。如上述意大利事件发生后，该国警方逮捕1350人，受牵连者约2500人，卷入了8个政党，5名内阁部长辞职，多名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和企业家受到司法调查、审讯、逮捕或拘留，这在意大利政界虽是一件丑闻，但惩治腐败的力度从中可窥见一斑。

最后、要依靠科学为动力对权力腐败的审计监督：以专门技术控制权力

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审查原始凭据、帐目、报表、资产、文件，对有关国家机关、财政金融机构、企业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活动进行检查、审核、评价、鉴证，以判断其真实 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活动。

现代经济生活中，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不法之徒采取各种手段和伎俩，在财产占有、投资增值、交换分配、消费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加剧着非法敛财聚财的活动。特别是在一 些大宗的违纪违法行为中，运用帐目做手脚的现象增多，其作案踪迹隐蔽，作案手段狡猾，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关于审计监督特性之认识，正建立在审计技术方法的 优越性基础之上。审计监督，拥有一套完整科学的操作体系，诸如审阅法、核查法、顺查法、逆查法、盘点法、外调法、线索筛选法、配套还原法、立体查帐法、补帐查帐法等。这类 特殊的技术方法，使审计机关得以揭露和纠正经济领域的违法腐败行为，为纪检、监察、法 院、财政、税务部门的监督及侦破大案要案建立功绩。可以说，审计监督已成为市场经济大 潮中控制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并为其他任何监督形式所不能替代。透视其发展趋向如下：

发挥审计监督的经济功能。在中国，关于法律监督的理性思考偏于强调政治上的必要性，政治领域建立相互制约体制的实践也相对比较成熟。但笔者以为，约束机制并不仅仅适用于 政治社会代议制条件下的立法监督和执法监督，而应该更加广泛地适用于所有经济领域的‚ 权利代理‛情形。如在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如何对于普遍存在的‚化公 为私‛、抽逃国家资产现象进行监督，就应该是法律监督讨论的重点。广义而言，人类生存 的基本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经济利益已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原动力，也成为判别人类行为合 理合法与否的试金石。成功与失败、高效与低能、进步与落后都取决于经济活动中的权益法 定与权益实现，而权力之腐败也主要表现为非法权力和非法利益相融合之政治经济勾结型的 腐败。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领域的监督问题纳入平行于、甚至超出政治领域监督问题的更高 高度看待。可以说，审计监督根植于控制经济活动的需要，只要经济活动广泛存在，审计就 成为必须，审计的经济意义就应当高于政治意义。运用审计组织来监督经济运作，保持良好 的竞争环境，不仅能有效地节约经济成本，而且对于政经勾结型的权力腐败是最好的防治措 施。

追逐审计监督的实用价值。审计监督的实用性为其他所有监督形式所不具备，即无论在理 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审计工作都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有关，而且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驾护 航。在我国，违宪审查还罕见应用，人大代表的罢免权也鲜为行使，社会团体对于局部利益 的维护尚有失偏颇，人民群众的监督呈现出分散性和无效性，这使上述监督具有着虚幻的成 分和监督的缺漏，但审计监督的前提和后果都是实实在在的，它往往通过经济数字的量化 指标和科学精确的技术手段予以表现。对于被监督者，一旦被查处贪污腐败，将在经济上有 所损失，这种损失是令被监督者痛之又痛的；对于监督者，由于人类文明的积淀，审计人员 可以‚胸有成竹‛地作出审计结论，臵违法违纪者以‚无可辩驳‛的推理之中，使‚狐狸再 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发挥这种审计监督的实用性，是审计监督的生命力所在。但目前，审计的运用，仍然没有与它的实用性价值成为正比，在审计监督效果和效益上，我们还大有 潜力可挖。特别要加大对重点审计对象的定期审计，加强对财政、金融、税收、工商、外贸 活动的审计，以及落实领导干部在任和离任时的经济责任审计，才有利于为权力腐败设臵一 道铁壁防线。

确保审计机关的独立地位。审计机关担负着特殊的使命，这要求其在组织体制上必须具有 一定的独立性，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综观目前各国审计机关的设臵，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隶属于议会，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属于此种模式；二是隶属 于政府，瑞典、沙特、约旦等国采取这种体制；三是既不隶属议会、也不隶属政府，经费、人事、体制独立，仅向议会或政府报告审计结果，法国、德国、日本、印度建立了此种制度。中国的现行体制，基本属于第二种类型，审计机构是设立于政府内部的工作机构之一，这 使同级审计确有难度。法律监督本身是‚挑毛病‛，易于‚得罪人‛，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 站在被审计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对立面‛，常常面对巨大的压力和阻力。因此，实现 有效的审计监督，有赖于改革双重领导制，使审计机构在国家机关中单列组织体系，直接对 上级审计机关负责而不隶属同级政府，做到有权有责，才能在经济监督中实现有利有节。

促进审计监督的专职发展。审计监督权力实现之基础，在于审计主体掌握专业技术知识，因而，对审计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也高于一般国家公职人员。审计人员除了应具备必要的政 治素养、法律知识、管理经验、观察能力外，还必须熟知金融知识、财会知识、贸易知识、税收知识，以及掌握一定程度的会计审计查帐方法，唯其如此，才能使审计监督准确、恰当、公正、客观、合法。而审计职能的职业化，意味着审计机关自行安排审计工作计划，独立 地对审计事项作出审查、评价和审计报告；意味着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须的经费应当列入 财政预算，由政府予以及时、足额保证；意味着审计人员依法以第三者的身份执行职务，在 实施审计时居于公正地位；意味着审计人员有相对固定的职位，工资、升降、任免、退休都 受法律保障，非违法渎职不受调动和免职等。

概括言之，反腐败必须治标又治本，将权力制约纳入法制化轨道就是治本之策。而在反腐 败过程中，尤其需要从严格经济监督的角度控制权力之滥用，将防范政经勾结型的腐败类型 作为重任。同时，对权力腐败者绳之以法，也是发挥监督功能的必然要求。我们坚信，腐败 为败类所为，为人类共愤，采取法律监督的综合措施予以治理，必将控制腐败于未然之中，打击腐败于已然之时。在此过程中，法律监督事业也必然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之大局立有功勋。

参考文献

蒋云根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 上海：学林出版社

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原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方兢：论中国古代官吏腐败与制度的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李炳安: 浅析腐败现象的特点、原因及其对策浅析社会主义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是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反腐倡廉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任务和明确要求，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在正确认识、准确把握、自觉运用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第一章 社会主义制度腐败产生的根源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与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出现相伴随的。剥削制度是少数人凭借占有生产资料侵占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制度，是产生腐败的经济根源；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观念，是产生腐败的思想根源；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服务的剥削阶级的国家制度和政权，本身是剥削关系的产物，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有，资本占据统治地位。追逐最大利润，是资本的根本属性，为此，它可以不择手段，犯任何罪行。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充斥着‚政治献金‛、‚走廊游说‛、‚金权政治‛等种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丑闻屡见不鲜。江泽民同志指出，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这正确反映了历史事实，是科学的结论。

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是腐败的根源

在导致腐败的多种原因中，处于什么地位的因素才称得上腐败的根本原因或根源呢？它应该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只要它存在，就必然会有腐败产生，或者说，它存在一天，腐败就不可能根绝。杜绝除它之外的原因，只能使腐败现象减到最低限度，而不能使之完全消灭。其二，只要它不存在了，就不再会有腐败产生。除它之外的原因，都不能离开它单独导致腐败产生，而只能在这一根源存在的前提下，影响腐败的程度。腐败的根源即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

社会运动不同于自然界中其他一切物质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人们的任何行动都有其自觉的意图或预期的目的。一切腐败行为，都是为了实现某种自私的目的而发生的。因此，私有观念是腐败行为的思想基础，利己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是产生腐败行为的思想动机。没有损人利己的思想，就不会有损人利己的腐败行为。然而，思想动机又不是人们行为的终极原因。任何思想都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或天上掉下来的，它们不是本原的存在，不是人人生而有之的本性，而是第二性的东西。在这些思想动机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根源。因此，探寻腐败的根源也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私有观念，导致了各种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包括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生？实际上，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日起，他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也就是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相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社会存在。观念的东西无非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在原始公有制社会中，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也就没有私有观念。私有观念是剥削阶级私有制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损人利己则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因为剥削本身就是损人利己的行为。这正是腐败与剥削的相通之处，是剥削阶级与腐败行为的本质联系之所在。不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剥削阶级，不清除由此而产生的剥削阶级思想，就不可能根除腐败。

二、各种制度下腐败现象的异同

有人认为 ：历来的剥削制度下也反腐败，而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腐败。既然两种制度下都既有腐败又有反腐败，那么，把剥削制度说成是腐败的根源、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腐败也追究于剥削制度是缺乏历史依据的。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制度和剥削制度下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异同问题。探寻腐败的根源，不能不弄清这个问题。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自从原始公有制解体，人类进入阶级剥削的私有制社会以来，就出现了腐败现象。从我国三千多年以前奴隶制社会中商纣王的荒淫暴虐行为开始，就留下了人类历史上腐败的纪录，并且一直延绵至今。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腐败，更是现实生活中不争的事实。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腐败当然有其共性，此处不详论。有腐败，就有反腐败，二者是同时发生的。我国从商代就有惩处‚三风十愆‛的规定，即惩处‚巫风‛、‚淫风‛、‚乱风‛。‚十愆‛则是三风之下的十个要目。周代出现了反对官吏贪污的经济监察制度和采集民间讽谏诗作以监督官吏的采风制度。由于剥削制度下的腐败是少数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侵犯公众利益包括剥削阶级利益的行为，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起着腐蚀、瓦解的作用，并且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剧烈的社会冲突，危及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剥削阶级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包括一些最高统治者（例如封建帝王）为了维护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也开展了反腐败的斗争。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大量反对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的法律规章制度，建立了防范和惩处腐败的监察制度和机构。

当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反腐败的法律制度更是相当完备，反对政府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成了许多国家议会和政府日益关注的事情。1983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反贪污会议。1995年，第五次国际反贪污会议将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这些都表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反腐败方面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比较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和剥削制度下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又存在着重大区别。

第一，腐败按其性质来说同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不同。由社会主义社会与剥削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腐败现象这一事实，是否可以推出社会主义社会中腐败的根源不在剥削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结论呢？换言之，既然不同社会制度下都有腐败，那么，能否说每一社会制度下腐败的根源都在这一制度自身，应该‚各负其责‛呢？不能。我国现实社会中腐败的产生和发展，有多种复杂原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是以某种纯粹的形态存在的。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外，还存在着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等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前者的主体地位规定了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后者的存在则表明：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事物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并不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因此，我们需要这样提出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腐败的产生？是社会主义制度吗？腐败现象既然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其根源当然也不能离开这一社会而仅仅在它之外去寻找，但腐败根源是哪一种社会制度或其残余因素，则是另一回事。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腐败，其根源不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那些必然产生出利己主义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存在即物质的社会关系，因而归根到底仍然是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我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的存在有多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国内的和国外的原因，有其难以避免性，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还有其积极的补充作用并受到法律保护，但按其本身的性质来说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因此，它们对于腐败现象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不能归之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应归之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或其残余因素。探寻事物的根源，不能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必须从本质上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腐败与剥削都是利己主义的行为，而利己主义思想只能产生于剥削阶级的私有制。相反，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消灭剥削，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集体主义思想的经济基础，因此，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和剥削阶级社会中都有腐败，但腐败同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腐败按其本性来说同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而同剥削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二，两种社会制度下的反腐败，也有其本质上不同的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中反腐败，剥削制度下也反腐败，由这一事实可否得出反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的结论呢？换言之，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和剥削阶级社会中都反腐败，那么，能否说这二者的反腐败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呢？不能。

不同社会中的腐败行为都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起着腐蚀、破坏的作用，反腐败是清除社会机体上的痈疽，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正因为如此，在不同性质的社会中，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都要反腐败。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剥削阶级社会中反腐败的共同的原因，也是这两种反腐败的共性之所在。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他们各自所要维护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他们为什么要维护这种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维护它们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这时，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反腐败，其性质上的不同就鲜明地显露出来。在剥削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或其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反对腐败，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也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历史的肯定。对于中国历史上廉政勤政、惩治贪官污吏的‚清官‛，人民至今怀着深深的敬意。但是，剥削制度下的统治者反腐败，终究是为了维护其剥削制度和压迫人民的国家政权，由此便产生出一些在剥削制度内部无法解脱的矛盾。

首先，在剥削制度下，统治阶级反腐败不可能彻底。彻底反腐败不仅要求批判导致腐败行为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而且要否定产生这种思想的剥削阶级私有制。对于剥削阶级来说，这就如同要他们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他们既无这样的愿望，也无这样的可能。他们反腐败，只是要对个人或集团的利己主义行为加以限制，不允许他们因一己私利而侵犯了本阶级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或过份伤害了人民群众而激化社会矛盾。铲除腐败的根本途径是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其次，在剥削制度下，统治阶级在反腐败的同时，又在搞腐败，或培植、纵容腐败势力和腐败行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搞腐败是出于剥削阶级的本性。剥削阶级是不劳而获、靠吸取他人血汗维持自己生存的阶级，虽然他们在一定历史时期也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所必需并起着历史的进步作用，但他们从来就与被剥削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当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由新变旧、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之后，这种对立就更为尖锐。利己主义本来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品格和阶级的行为，对于剥削者来说，损人利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由此而产生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腐败行为，只不过是顺着原来的方向往前多走了一小步，即超出了不得损伤本阶级整体利益的界限。剥削与腐败，二者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在一定条件下，前者便向后者转化。贪得无厌的本性使他们既要凭藉合法的地位又要通过非法的手段去谋取社会财富。因此我们看到，尽管历代剥削阶级中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优秀品质的人物，尽管一些封建王朝的开国君主在吸取了前朝倾覆的惨痛教训之后也不乏反腐败的决心，但总的说来，这些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与腐败从来就结有不解之缘。许多封建帝王作为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既要为维护自己和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制约官吏的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行为，他们自己却又不可遏制地要横征暴敛，荒淫享乐，鱼肉百姓，甚至不惜因此而损害、动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成为本阶级的人们也诅咒不已的昏君。

另一方面，既然剥削阶级反腐败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那么，为了这同一目的，他们也可以搞腐败，放纵和培植腐败势力。搞腐败和反腐败，成了他们出于同一目的而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两种手段。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在制定和实施科举制、考核制、监察制和惩处违法行为的司法制度的同时，大量的贪污、贿赂、勒索行为也普遍存在着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府的默许，成为一种与成文法并存的事实制度。具有贿赂性质的请客送礼，已成为官场中约定俗成的惯例，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应送什么礼，形成了一套完整复杂的制度和运行规则。不仅官吏之间的私人交往是如此，而且在行政公务中，向上级送公文办公事，也要送交‚规礼‛，否则就办不成事情。地方官吏在征收朝廷规定的税额的同时，多征私敛，并得到朝廷默许，与朝廷官员瓜分，使勒索成为一种事实制度。在这里，合法与非法之间并没有一条分明的界限。事实制度形成之后，成了一种官场中运行的常规，离开了它，政权机构就无法运转，这时它就会转变为法定制度。清代合法的‚养廉银‛就是由非法的私征杂派转变来的。从秦代的纳粟拜爵到清代的纳捐制度，几乎历代封建王朝都存在朝廷公然卖官的制度，这是典型的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是合法的然而无疑又是腐败的行为。纵容腐败行为，培植腐败势力，是维持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官吏队伍和官僚机器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看到，虽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成熟和统治经验的逐步积累，我国到明清时代，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完备的监察制度和规模庞大、结构严谨、遍及全国的监察机构，但也正是在这时，随着中国封建制度走向没落，腐败现象也日趋猖獗，形成不可遏制的泛滥之势。据有的学者估计，在我国明清两代，官员私征税收和贪污贿赂的所得收入超过本俸的数倍乃至数十倍。

一边反腐败一边又搞腐败，一边制约腐败官吏一边又培植腐败势力，腐败行为既被视为非法又被认可为合法，这种矛盾着的现象，是剥削制度下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它是由剥削制度本身的性质以及剥削与腐败虽不等同却又一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一矛盾表明，剥削阶级不可能彻底反腐败。这一矛盾随剥削制度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剥削制度本身成为不可救药的腐败制度而被消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反腐败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了维护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最终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维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与纵容腐败行为、培植腐败势力根本不相容，相反，须以不断清除腐败势力为必要前提。因此，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不容许任何腐败行为。工人阶级的某些成员包括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也可能被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所侵蚀而蜕变成为腐败分子，但此时他们已经成为剥削阶级的俘虏，他们的行为是剥削阶级的行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剥削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党必须把这样的党员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出现暂时的曲折和倒退，重新演变为剥削制度的国家，并因此而走向腐败、堕落，但此时它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从来不是、也决不可能成为腐败的制度。所以，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共产党领导的反腐败，才具有彻底性，它同剥削制度下剥削阶级的反腐败相比，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腐败与反腐败的对立和斗争之所以有重大区别，其原因就在于，腐败的根源是剥削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由此就决定了：剥削制度下腐败的根源在它自身，腐败是从其社会肌体自身生长出来并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不可能根除腐败而保留剥削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中腐败的根源不在这一社会制度自身而在他物，腐败是生长在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所以，可以切除这一毒瘤而使社会肌体更加健康地发展。

认清两种不同制度下腐败与反腐败的异同，不仅有助于认识腐败的根源，而且可以为我们正确对待剥削制度下反腐败的经验提供方法论的启示。一方面，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反腐败具有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特别是国家政权的共性或普遍性，因此，历史上剥削制度下反腐败的经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当代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在反对贪污贿赂，加强立法、司法，建立健全监察、审计制度和监察、审计机构等反腐败的问题上有许多共同话题可以坐在一起讨论，有许多经验可以彼此交流。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非常年轻，经验不足，而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法制和机构设施也已相当成熟，因此借鉴它们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决不可以视而不见或盲目排斥。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反腐败有其本质上不同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方面，因此对于历史上的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腐败的经验只可以借鉴而不可以照搬；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满足于吸收它们的经验和做法，而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第二章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要求最为完善、最为有效地保护人民的权利,但社会主义的公共权力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先进性而自动免除被变异的风险。在现有的条件下,人民还不可能实现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以层层委托的方式运行的。要把社会主义的公共权力在人民中间落到实处,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就必须使人民对国家权力及其具体的运行具有监督制约能力。同时,现代法治与权力监督具有连动性,一方面权力监督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另一方面现代法治是权力监督最有效的力量。权力监督作为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不仅要求不同的国家权力分别由不同主体行使,以权制权,相互制衡,而且绝对排斥政府的专断、特权和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如果违背权力行使规范错误地行使权力,就要被纠正或处罚,其实质是对权力运用的制约,是对权力消极作用的遏制。因此,权力监督是社会主义惩治和监督腐败的关键所在。为了确保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以监督保廉，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一个勤政、廉洁、高效的人民政府形象。当前，我们要完善监督机制，尤其是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威性的监督机构。

首先，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以权利制约权利。目前，我国的状况是监督机构分散，关系没有理顺，缺乏统一协调。我们要通过明确划分各种监督机制的功能和责任，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制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各种监督机制的相互碰撞，进而使各种监督机制既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增大监督系统的合力。这就要求我们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对党政机关的监督；要重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要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得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防止个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要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要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们总是把建立一个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政府作为一种理想和希望，这未尝不是好事，但希望必须落实于政治体制的配套之中。以权力制约权力，意味着一种国 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外在约束，通过各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权力的基本均 衡，防止其中的一项权力过于强大而滥用。尤其需要在下列方面有所作为：

充分认识权力监督的必要性。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关系到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大局，决非可有可无、可重可轻、可大可小的个人事务所能比拟。因此，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权力定位和相互关系的法治化由来已久。以行政权力为例，从古 至今，这种权力都最为实在、最为广大、最为权威。行政机关可以运用授权、审批、颁证、收费、禁止、命令、管制、处罚等权力方式，行使委托立法权、法律执行权、国家管理权、行政处罚权、自由裁量权，并强制所有的社会成员服从这种权力。这必然导致政府与被管理 者形成矛盾冲突关系，也与其他国家机关形成权力对抗关系。由此而言，重视国家机关之间 的权力制衡，绝不仅仅从‚人民主权‛的民主意识角度考虑，还表现为一种强化国家管理的 ‚实用性‛要求。应该说，政治家是最实用主义的。可以想象，如果构成国家机体的主要国 家机关相互扯皮，如果公务人员不受限定任意扩张自己的权力，而监督体制显现出控制不力、有错不纠、放任自流的状况，自然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表现，而如此的社会也 必然是一个失却秩序亦失去民心的社会。

合理利用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在治理权力腐败的过程中，古今中外有许多成效显著的范例。如中国历史上的监察体制，以健全完备的监察法规、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广泛拥有的监 察职权、纠举权贵的监察实效而著称于世，监察御史担负着调查、弹劾、谏诤、审计、监试、考核、侦查、公诉、审判官吏的重要使命，实际是通过‚治官之官‛，实现‚治吏之道‛，值得当代人潜心研究。而现代国家中，英国、瑞典、新加坡，都是廉政建设的成功样板。英国的文官制度严密严格，通过考核使文官队伍保持相对纯洁，在规范化的制度约束下，公 务员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瑞典自古倡导‚消除特权，官民平等‛的法律精神，议会督察专员监督与政党监督、新闻监督相互配合，有效作用，由此成为北欧政治清廉的主 要国家。新加坡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国家，也是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其廉政立 法的健全和明确、廉政机构的独立和高效、廉政措施的严明和有力，都独具特色和魅力，值 得我国在当今的制度完善中予以借鉴。

切实保障政体改革的有效性。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设 臵而进行的内制改革，它与法律监督所要达成的控制权力滥用的监督目标息息相关，有利于 控权制度的实质性兑现。基本途径和方法为：(1)权力缩减。政府只保留一部分管理权和审 批权，不能事无巨细横加干涉。(2)权力分解。权力由不同机关、不同官员掌握，防止重大 权力的独断专行。(3)权力制衡。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切实享有对行政机关的控制权，改 变目前行政权力膨胀而立法、司法权力弱化的局面。(4)权力公开。政府应充分意识‚暗箱 操作‛是助长权力腐败的温床，在反腐败中，我们决不能忽视‚政务公开‛的呼吁及其潜在 力量。(5)权力监督。现有的审查制度、审批制度、审计制度、监察制度、质询制度、考核 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复议制度、诉讼制度等，都可以称之为权力控制的利剑，也都 应该不断健全发展。

配套建构专门监督的趋向性。除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制约关系的建立健全外，目前，各国在法律监督体制上，正趋向建立外部的、独立的监督机关以制约权力。因为，‚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多中心’的，不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所能个别解决，它需要一个 综合性机构。‛[3](P518-519)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法国的行政法院、奥地利的宪法法院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监督组织，以地位明确、人员精练、权能强化、效 率高超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新型监督体制的样板。在我国，各级人大、党的纪律监察机构、行政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审计组织等都享有一定程度的监督权，在对于腐败的治理方面，往往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不足之处是，这种体制使各种平行的监督机关都享有监督权，尚有机构重叠、分工不明、权能模糊、效率低下的缺陷，需要 对于上述监督主体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与权责分工。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该合并反贪力 量，成立专门负责腐败治理的国家廉政总署，实现外部的、专门的、独立的、实效的监督。

其次，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以权利控制权利。从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违法违纪案件看，许多腐败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却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屡屡得手，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单位和部门疏于防范和管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制约不得力。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也就是说，要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臵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当一种权力的行使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会引起相关权力的自行制约与限制，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应包括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权力行使各个环节上的互相制衡、政务公开、财产申报、离职审查和地域交流等制度。合法的权力源于权利。按照‚人民主权‛的观点，公权力代表着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性，政 府只是实现人民共同利益的代理人，政府与社会成员一样并不拥有特权，相反，它要服从构 成共同体规则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约束。自近代以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 已经深入人心，国家权力由人民授予自然受人民权益限定的原理也通过宪政实践成为现实。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成员有权通过参政权、选举权、质询权、批评权、建议权、罢免 权、听证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的行使，维护自身利益，制约权力行为，使民主监督 成为确保国家权力合法运行的重要根基。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民并不 直接享有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而需要委托特定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如果权力机关破坏了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结构，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英国学者哈林顿曾 经断言：‚主权应该是必不可缺的东西，然而又是十分骇人的东西。这正像火药对于士兵一 样，可以使他安全，也可以使他遭受危险。‛因此，国家每设定一种权力，都要 求它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当公共权力过于强大，超越权力委托人的意志愿望所期待的范 围，导致权力行为与人民的权利抵牾时，就必须运用法制的手段，从权力的生成、分配和实 施各个方面来约束其不法运作。

违法的权力畏惧权利。民主监督的实质，在于动员各种社会的监督资源，形成社会内部的 多层次的权力监督网络，实现对于权力控制的‚综合治理‛。在此方面，亚里士多德给了我 们许多警世名言，他说：‚物多者比较不易于腐败‛，‚多数群众比少数人不易腐败‛，‚ 若干好人的集体一定较不易腐败‛，都说明，大众对于权力的约束是一种重要的约束。实际 上，腐败的力量在于把有着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社会‚撕成为碎片‛，它是一种典型的‚ 各个击破‛，而当人民形成联合力量之时，腐败就无藏身之地，也无用武之地了。在当代，人们已认识了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大和深刻，并且通过多种途径利用这种威力。诸如，新闻媒 介的公开报道，人民群众的信访举报，政协组织的协商对话，工会妇联对于社会弱者的利益 维护，社会自治团体日益发挥民间调解作用等。我们相信，当人民群众普遍动员起来之日，就是腐败分子无立足藏身之时。

他律的权力需要自律。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关系而言，公民大众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仅仅 是‚一相情愿‛，政府除了受民众社会的监控之外，还应该受内部自我机制的束缚，达到自 律、自省、自励的要求。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接受制度的规制，遵循职业的纪律，迎合道德 的评判，既是政府性质的体现，也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否则政府会与民众社会格格 不入。例如，政府会‚主动‛采取某些自我监控的措施，颁行各种行政法规，严格把握重大 管理活动，审慎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并且通过内部罢免处分等手段使违纪 的成员受到制裁等，以维护政府自身形象，防范内部机构和成员对于政府行为总体目标的反 叛。所以，约束有外部和内部之分，有他律和自律之别，有强制与自愿之异，但无论如何，约 束的目的均见之于政府权力被‚有限化‛的后果之上。

第二篇：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制度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制度

为深入贯彻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构建我会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体系，扎实推进反腐败工作，不断将惩防体系建设工作引向深入，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制定本制度。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整治突出问题为关键，以制度完善和落实为核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强综合治理，标本兼顾，为全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和纪律保障。

二、工作机制

实行党组统一领导、科室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工作机制。

三、制度规定

1．建立健全道德和纪律教育制度。.继续加强思想道德和纪律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做到警钟常鸣，进一步巩固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

一是加强党纪政纪条规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展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教育活动，认真学习

— 1 —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政纪条规，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廉政勤政意识和纪律观念。注重发挥委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的龙头带动作用，每年安排2次反腐倡廉理论专题学习。

二是加强党的作风和纪律教育。开展党风党纪专题教育，使全体干部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切实改进机关作风，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自觉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三是加强机关廉政文化建设。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和法制教育，牢固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机关文化。

2．建立健全廉政制度。在已制定各项干部廉洁自律制度和各项督查制度的基础上，继续抓好各项制度的完善、创新和执行。特别是干部廉洁制度，切实做到各项制度落实到岗、到位、到人，真正发挥各项制度的预防、警示、教育作用。

一是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加强领导班子议事、情况沟通以及监督检查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

二是完善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和议事规则。进一步完善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严格执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决策必须按照集体领导、民主— 2 — 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三是完善违纪行为惩处制度。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及相关配套制度。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试行）》等，严明纪律、完善规定、规范行为。

3．建立健全监督制度。

一是强化党内监督。认真落实《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党内监督各项制度，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相互监督。执行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落实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和涵询制度。推进党务公开，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落实党员在党内监督中的责任和权利。

二是加强重点环节和重要岗位的监督。加强对干部人事权行使的监督，坚持制度公开、程序公开、资格条件公开、监督渠道公开，增强干部人事工作的透明度。加强财务管理监督，完善内部监控机制，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坚持事前预算、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相结合，形成监督检查的长效机制。

三是强化群众监督。全面推进党务、政务公开，结合创先争优，利用网站等阵地，进行公开承诺，接受群众监督。同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重点抓好12338维权热线建设，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

— 3 — 4．建立健全责任制度。严格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明确班子成员分工和职责，坚持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分头抓，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组是责任主体，要把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列入议事日程，认真组织实施。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组书记和各部室负责人负总责。

— 4 —

第三篇：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汇报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汇报

尊敬的卫生部及省、市各位领导：

感谢您们在百忙之中不辞辛劳莅临我院检查指导工作。我谨代表全院职工向您们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

我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国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占地x亩，现有编制床位x张，实际开放床位x张。在职职工x人，其中主任医师x人，副主任医师x人，中级专业技术人员x人，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人数的90%。我院是全省职业道德建设试点示范医院，先后荣获全省“十佳”县医院，省级卫生先进单位，市级最佳文明单位，省市职业道德建设“双十佳”标兵单位等称号。是x医学院教学医院、x医院辅导医院、xx大学教学基地、x医院网络协作医院、双向转诊及远程会诊远程教学定点医院。

近年来，我院认真学习和贯彻中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及卫生主管部门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行风建设、班子建设、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抓教育提高觉悟入手，着力创新惩防体系制度建设，建立惩防体系长效机制，强化监督检查，惩防体系建设收到明显成效，促进了医院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班子重视，机构健全，任务分解，责任明确

院党委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工作重点，成立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党委书记、院长负总责，分管领导牵头抓，院级领导分片区负责，各支部和职能部门具体组织实施。院党委、行政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列入医院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将惩防体系建设与 “医院管理年”活动、“医疗百日安全行动”及三级乙等医院的创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任务项项分解，措施层层落实，把惩防体系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

二、宣传教育，提高认识，营造氛围，人人参与

院党政班子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通过各种会议、政治学习和宣传栏等形式学习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文件精神，提高干部职工对此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结合“干部作风整顿”、“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强化职工政治思想及职业道德教育。为每位职工购置了《职业道德读本》，制定了16类人员的《行为规范》，组织职工集中学习与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党纪政纪、行业纪律，教育和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让职工牢固树立 “以病人为中心，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的思想。同时邀请县纪委、检察院、宣传部领导作专题辅导报告，对医务人员进行警示教育。通过宣传教育活动，使全院干部职工思想上筑起了抵制诱惑、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

三、实施医务人员医德考核，建立医德档案

为认真做好医务人员的医德考评工作，我院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医务人员医德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了医德考核领导小组，明确了考评对象、考核方式，制定了考评细则，对考评内容进行量化，做到加分有理，扣分有据，并要求考核人员签字负责。将医务人员所受的奖惩事由记入医德档案，将医德考核结论作为评优评先、晋职晋级、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

四、健全监督体系，认真开展行风评议 为持续改进医疗服务，加强监督，我们在聘请医德医风社会监督员的基础上，聘请了一批院内监督员。院内监督员主要由已退休的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专家担任，他们了解哪些环节、哪些科室容易出问题。监督重点放在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诊疗规范和合理收费上，严肃查处损害患者利益及医院利益的行为。

去年以来，县委县府将我院作为全县行风评议三个重点单位之一。我院配合县政府行风评议监督员下乡村、进社区、入机关，发放调查问卷，公布投诉电话、设置意见箱，召开医德医风监督员座谈会，全面收集社会各界群众对医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医院彻底取消了各种形式的开单提成，严格控制药品费用在医疗总费用中的比重。每月抽查门诊处方、住院处方和住院病历，进行处方点评，分析用药的合理性。规定大型检查和新特药、自费药、高值耗材的使用，医生均须认真履行告知义务，征得患方同意。在全县的行风评议中，我院以92.5分位居三个重点行评单位之首。

五、加强医患沟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随着医保、新农合政策的推行，我院正积极探索临床路径管理和单病种付费管理，控制医疗费用的不正常增长。医院重视患者知情同意权，修定完善了各种告知表册及协议，通过多种途径，有效地提高了医护人员沟通技巧。由于门诊住院病员的持续增加，我院积极应对难以避免的医患纠纷，多渠道化解医患矛盾，避免群访事件的发生，积极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协调解决医患纠纷。两年来，通过县医患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的个案共 11 例。

六、加强重点部门管理，认真做好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治理工作

06年以来，我院按照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结合医院自身实际，扎实开展了医药购销领域专项治理商业贿赂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建立健全招投标制度，规范运作机制，加大治理商业贿赂的整治力度，从源头治理、过程监管及结果评判等环节上下功夫，不断规范药品购销领域、设备及高值耗材采购行为，切实做到了采购行为的阳光化、规范化、制度化。

（一）、加强药品管理

医院聘请了县纪委、招监办、县卫生局、县食品药品监督局相关领导为院外监督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购进渠道的管理规定》，与配送公司签订了药品购销合同和反商业贿赂承诺书，不准药商以任何方式到医院促销，不准任何科室和人员为药商统方，将违规操作的药商列入黑名单，终止购销合同。3年来，共终止了20家药品公司的购销合同。在药品购销方面，坚持网上集中招标采购。今年1-9月，我院药品采购总金额为3190.53万元，其中，挂网采购金额达3169.31万元，挂网药品800个品种，网上采购比例为99.23%，阳光采购积分合格率为100%。

（二）、加强设备及高值耗材购置审批管理

医院建立了招标委员会及专家库，制定了大型设备购置及基础建设招投标管理制度。凡大型设备或高值耗材的采购，须由科室内部讨论并提出申请，提供可行性论证及效益分析报告，经院党政工联席会研究，并提交院职代会讨论通过，报卫生局批准后方能进入招标采购程序。邀请县政府采购办、招监办、反贪局、卫生局等有关部门参与考察和评标，全程参与监督。今年，我院以委托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采购等方式，共进行了9批次耗材集中采购，23件次万元以上设备采购，采购总金额383.23万元。各项招标工作均严格执行了招投标管理制度，无违纪违规行为发生。

（三）、加强拉动内需及灾后重建项目的监管 我院成立了门诊住院综合楼扩建工程建设领导小组，聘请有资质的专家为技术顾问和法律顾问。同时，成立了工程建设监督小组，严格按照国家关于扩大内需项目管理规定对本项目进行全程监督，对工程进展进行督查，确保工程建设程序合法。加强对工程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法。同时，对基建工作相关人员廉洁自律及招投标工作的纪律作了规定。严格执行工程定期报告制度，及时公布项目相关信息。对项目资金严格实行专户存储、专账核算、封闭管理。及时开展专项监督审计，确保扩大内需资金和灾后重建资金的有效使用。今年10月，我院顺利通过了中央拉动内需检查组对我院门诊住院综合楼扩建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的检查。

七、加强民主管理，坚持院务公开，广泛接受职工及社会监督

院党委、行政、工会坚决按照党务公开、院务公开的要求，力求决策科学、民主和透明。凡“三重一大”事项均由院领导班子讨论并交职代会通过后以适当的方式向职工公开。医院将药品、服务项目与收费标准、医保、农合报付标准以宣传橱窗、滚动显示屏、电子触摸屏等方式进行公示，广泛接受职工及社会的监督。

八、健全制度，惩防并举，着眼长效，注重效果

我院针对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完善和修订各种规章制度。相继完善了《医院内部管理办法》，新建了《医药购销黑名单制度》、《关于招投标工作的纪律规定》、《处方点评制度》、《药物用量动态监测及超常预警制度》等。修订了《医德医风查巡制度及实施办法》、《违反职业纪律行为的责任追究规定》、《维护患者诊疗服务知情同意权、选择权、隐私权制度》等30余项制度。落实了《医疗机构财务会计内部监控规定》、《医院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新建并完善了《工程项目控制制度》、《收入控制制度》等，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

在完善制度的同时，我们更注重执行与落实。我院在“红包”、“回扣”、“私收费”等问题上实行一票否决，对违规人员取消其晋职晋升、评先评优资格，医德考评及履职考核不合格，同时与绩效工资挂钩给予经济处理。对CT、数字胃肠X光机等大型设备检查的阳性率进行统计，对农合、医保病员报付比例进行排位，通报批评报付比例最低及药品费用比例最高的前10位医生。要求药品、耗材及设备经销商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我院向成都某公司追索违约补偿金60万元，对成都某X光胶片供应代理公司处以1万元违约罚金，有效地维护了医院的权益。同时严肃查处了违反计划生育、私收费、私自销售耗材等违纪违规行为。

九、惩防体系建设卓有成效，医院发展形势喜人

我院在惩防体系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了省市县纪检监察和卫生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好评。今年8月，省卫生厅纪检书记马健偕同省纪委有关人员到我院进行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专题调研，总结经验。为此由省纪委电教中心制作了专题片《xxxxxxxxx》在x“x栏目”播放，向全省推广我院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有效做法。今年，医院4 名医护人员被评为县“德艺双馨十佳医务工作者”光荣称号，医院党委被市委命名为“共产党员示范单位”。卓有成效的惩防体系建设促进了我院的业务发展。今年1-11月，我院共诊治门诊病员447,988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29,155人次，增长率为7%；住院27,255人次，同比增加4,565人次，增长率为20.12%；医保、农合病人持续增加，病员住院费用自付比例直线下降。据卫生部2008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全国县级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为117.8元，而我院为61.13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全国平均水平为4115.3元，而我院为2733.96元。

十、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由于诸多因素，医院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如资金压力是制约医院发展的重要因素，医院地盘狭小、床位不足、设备陈旧等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作为公立医院，既要坚持公益性质，承担社会责任为政府分忧，保证质优价廉，又要面向市场，医疗成本高，导致负债经营；加之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的不完善，欠费病人太多，医院经济损失大。同时，医务人员劳动强度大，承担的风险大，收入偏低，合理的人才梯队难以形成。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发挥各级政府在公立医院的主导作用，按医改政策要求，增加对医院基础设施及大型医疗设备的投入； 二是提高劳务性医疗收费标准，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

三是采取综合治理，从源头上治理商业贿赂，从体制上控制医用物资购销的中间环节及利润空间；

四是医务人员承担的风险大、劳动强度大，收入偏低，心理不平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以确保医务人员待遇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

各位领导，我们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党和政府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差距。您们不辞辛劳来我院视察指导工作，是对我们全院职工莫大的鞭策和鼓舞。我们将以此为契机，不负众望，继续发扬成绩，努力克服工作中的不足，加快重点工程建设和创建“三乙”医院步伐，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努力实现医院又好又快发展，为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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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汇报

凤翔县中医医院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汇报

尊敬的各位领导： 大家好！

首先，感谢您们不辞劳苦，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莅临我院检查指导工作，我们倍感亲切，深受鼓舞。在此我谨代表凤翔县中医医院全体职工向您们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

我院始建于1979年2月，占地面积8319平方米，建筑面积9714平方米。是本县唯一一所以中医药为特长，中西医结合为优势，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康复、急救于一体，具有专科特色的现代化综合性二级甲等中医医院。现有职工316人，专业技术人员203人，其中高级职称17名，中级职称41名。住院部设有九大病区，床位216张，医院固定资产2318万元。医院曾先后被授予全国“卫生文明先进集体”、“百姓放心医院”、“爱婴医院”、全省“文明医院”、“卫生改革先进单位”、市级“文明单位”、“诚信单位”、市级“优质服务单位”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我院认真学习和贯彻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及卫生主管部门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行风建设、班子建设、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抓教育提高觉悟入手，着力创新惩防体系制度建设，建立惩防体系长效机制，强化监督检查，惩防体系建设收到明显成效，促进了医院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班子重视，机构健全，任务分解，责任明确

院党委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工作规划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工作重点，成立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党委书记、院长负总责，分管领导牵头抓，院级领导分片区负责，职能部门具体组织实施。院党委、行政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列入医院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将惩防体系建设与 “医院管理年”活动、“三好一满意”、“医疗百日安全行动”及二级甲等中医医院的创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任务项项分解，措施层层落实，把惩防体系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

二、宣传教育，提高认识，营造氛围，人人参与

院党政班子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通过各种会议、政治学习和宣传栏等形式学习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文件精神，提高干部职工对此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结合“工作作风整顿”、“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强化职工政治思想及职业道德教育。打印下发了《关于在全院深入开展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安排意见》、《2012年纪检监察暨纠风工作安排意见》、《关于卫生系统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的若干规定》、《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违纪违规问题调查处理暂行规定》、《关于开展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的安排意见》等文件，组织干部职工集中学习与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党纪政纪、行业纪律，教育和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让职工牢固树立 “以病人为中心，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的思想。同时邀请县局纪委书记作专题辅导报告，对医务人员进行警示教育。通过宣传教育活动，使全院干部职工思想上筑起了抵制诱惑、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

三、实施医务人员医德考核，建立医德档案

为认真做好医务人员的医德考评工作，我院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做好医务人员医德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了医德考核领导

小组，明确了考评对象、考核方式，制定了考评细则，对考评内容进行量化，做到加分有理，扣分有据，并要求考核人员签字负责。将医务人员所受的奖惩事由记入医德档案，将医德考核结论作为评优评先、晋职晋级、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

四、健全监督体系，认真开展行风评议

为持续改进医疗服务，加强监督，我们聘请医德医风社会监督员，监督员主要由已退休的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专家担任，他们了解哪些环节、哪些科室容易出问题。监督重点放在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诊疗规范和合理收费上，严肃查处损害患者利益及医院利益的行为。

去年以来，我院配合县政府行风评议活动，通过上街义诊、发放调查问卷，公布投诉电话、设臵意见箱及医务人员违规违纪监督公示牌，定期召开医德医风监督员座谈会，全面收集社会各界群众对医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医院取消了各种形式的开单提成，严格控制药品费用在医疗总费用中的比重。每月抽查门诊处方、住院处方和住院病历，进行处方点评，分析用药的合理性。规定大型检查和新特药、自费药、高值耗材的使用，医生均须认真履行告知义务，征得患方同意。在去年全市进行的行风评议中，我院以94.6分位居全县卫生系统第2名。

五、加强医患沟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随着医保、新农合政策的推行，我院正积极探索临床路径管理和单病种付费管理，控制医疗费用的不正常增长。医院重视患者知情同意权，修定完善了各种告知表册及协议，通过多种途径，有效地提高了医护人员沟通技巧。由于门诊住院病员的持续增加，我院积极应对难以避免的医患纠纷，多渠道化解医患矛盾，避免群访事件的发生，积极探索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协调解决医患纠

纷。

六、加强重点部门管理，认真做好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治理工作

06年以来，我院按照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结合医院自身实际，扎实开展了医药购销领域专项治理商业贿赂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建立健全招投标制度，规范运作机制，加大治理商业贿赂的整治力度，从源头治理、过程监管及结果评判等环节上下功夫，不断规范药品购销领域、设备及高值耗材采购行为，切实做到了采购行为的阳光化、规范化、制度化。

（一）、加强药品管理

医院聘请了县纪委、招监办、县卫生局、县食品药品监督局相关领导为院外监督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购进渠道的管理规定》，与配送公司签订了药品购销合同和反商业贿赂承诺书，不准药商以任何方式到医院促销，不准任何科室和人员为药商统方，将违规操作的药商列入黑名单，终止购销合同。在药品购销方面，坚持网上集中招标采购。今年1-8月，我院药品采购总金额为 万元，其中，挂网采购金额达 万元，挂网药品 个品种，网上采购比例为99.23%。

（二）、加强设备及高值耗材购置审批管理

医院建立了基建、设备招标委员会，制定了大型设备购臵及基础建设招投标管理制度。凡大型设备或高值耗材的采购，须由科室内部讨论并提出申请，提供可行性论证及效益分析报告，经院党政工联席会研究，并提交院职代会讨论通过，报卫生局批准后方能进入招标采购程序。邀请县政府采购办、招监办、反贪局、卫生局等有关部门参与考察和评标，全程参与监督。各项招标工作均严格执行了招投标管理制度，无违纪违规行为发生。

（三）、加强整体搬迁项目的监管

我院成立了整体搬迁工程建设领导小组，聘请有资质的专家为技术顾问和法律顾问。同时，成立了工程建设监督小组，严格按照国家项目管理规定对本项目进行全程监督，对工程进展进行督查，确保工程建设程序合法。加强对工程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法。同时，对基建工作相关人员廉洁自律及招投标工作的纪律作了规定。严格执行工程定期报告制度，及时公布项目相关信息。对项目资金严格实行专户存储、专账核算、封闭管理。及时开展专项监督审计，确保整体搬迁项目资金的有效使用。

七、加强民主管理，坚持院务公开，广泛接受职工及社会监督

院党委、院委会坚决按照党务公开、院务公开的要求，力求决策科学、民主和透明。凡“三重一大”事项均由院领导班子讨论并交职代会通过后以适当的方式向职工公开。医院将药品、服务项目与收费标准、医保、农合报付标准以宣传橱窗等方式进行公示，广泛接受职工及社会的监督。

八、健全制度，惩防并举，着眼长效，注重效果

我院针对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完善和修订各种规章制度。相继完善了《医院内部管理办法》，新建了《关于招投标工作的纪律规定》、《处方点评制度》、《药物用量动态监测及超常预警制度》等。修订了《医德医风查巡制度及实施办法》、《违反职业纪律行为的责任追究规定》、《维护患者诊疗服务知情同意权、选择权、隐私权制度》等30余项制度。落实了《医疗机构财务会计内部监控规定》、《医院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新建并完善了《工程项目控制制度》、《收入控制制度》等，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

在完善制度的同时，我们更注重执行与落实。我院在“红包”、“回扣”、“私收费”等问题上实行一票否决，对违规人员取消其晋职晋升、评先评优资格，医德考评及履职考核不合格，同时与绩效工资挂钩给予经济处理。对CT、数字胃肠X光机等大型设备检查的阳性率进行统计，对农合、医保病员报付比例进行排位，通报批评报付比例最低及药品费用比例最高医生。要求药品、耗材及设备经销商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同时严肃查处了违反计划生育、私收费、私自销售耗材等违纪违规行为。

九、惩防体系建设卓有成效，医院发展形势喜人

我院在惩防体系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了省市县卫生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好评。2011年2月被宝鸡市总工会、宝鸡市窗口单位创优办授予：宝鸡市窗口单位创优竞赛“优质服务单位”；2011年6月医院支部委员会被中共宝鸡市卫生局党组授予：全市卫生系统创先争优“共产党员示范岗”。

卓有成效的惩防体系建设促进了我院的业务发展。今年上半年，门急诊病人58977人次，同比增长1.3%；出院病人 4566人次，同比增长41%；手术例数404例，同比增长9.7%；床位平均使用率提高至145.3%，日平均住院人数308人，出院患者平均住院天数下降为12.5天。

十、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由于诸多因素，医院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如资金压力是制约医院发展的重要因素，医院现址狭小、床位不足、设备陈旧等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作为公立医院，既要坚持公益性质，承担社会责任为政府分忧，保证质优价廉，又要面向市场，医疗成本高，导致负债经营；加之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的不完善，欠费病人过多，医院经济损失大。同时，医务人员劳动强度大，承担的风险大，收入偏低，合理的人才梯队难以形成。为此我们

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发挥各级政府在公立医院的主导作用，按医改政策要求，增加对医院整体搬迁基建项目及大型医疗设备的投入；

二是提高劳务性医疗收费标准，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

三是采取综合治理，从源头上治理商业贿赂，从体制上控制医用物资购销的中间环节及利润空间；

四是医务人员承担的风险大、劳动强度大，收入偏低，心理不平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以确保医务人员待遇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

各位领导，我们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党和政府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差距。您们不辞辛劳来我院视察指导工作，是对我们全院职工莫大的鞭策和鼓舞。我们将以此为契机，不负众望，继续发扬成绩，努力克服工作中的不足，加快整体搬迁项目工程建设和二级甲等中医医院评审步伐，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努力实现医院又好又快发展，为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五篇：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总结

2011，**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在市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纪委、监察局的关心指导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创先争优精神统筹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努力提高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增强全局意识、群众意识和服务水平，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精心组织，细化任务，全面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一）健全组织机构，强化组织领导。年初，召开办公室会议专题研究制定了《**2010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和《**2011年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了《**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工作责任追究制度》、《“三重一大”制度实施办法》等制度。会议按照工作分工，调整和充实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担任，副组长由机关党支部副书记**担任，将各科室负责人纳入反腐倡廉领导小组，并落实了由机关党支部具体负责抓好此项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顺利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细化目标任务，推进工作任务落实。按照市纪委总体要求，我办制定了《2011**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解表》，根据“一把手负总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目标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分解细化，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落实到了分管领导、落实到了具体部门、落实到具体工作人员身上，保证了党风 1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有效开展。每月召开一次党支部专题会议，调度各项工作任务进展情况，安排部署阶段性任务，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了惩防体系建设任务落到实处。

（三）完善制度建设，严格落实考核机制。我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制考核结果作为衡量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并纳入工作绩效考核。同时，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全年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目标管理，与党建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同部署落实，同检查考核，进一步落实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加强了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为工作有效开展提供了动力。

二、创新载体，强化教育，筑牢惩防体系建设思想基础

（一）创新载体，多形式开展学习教育。我办坚持“教育在先，预防为主”的原则，把学习教育作为惩防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采取专题党课、机关每周五下午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等多种形式，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深入学习领会上级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会议、领导讲话和文件精神，并组织开展交流讨论，撰写心得体会，举行问卷测试和知识竞赛，党员干部参与率达100%。充分利用报刊、网络、电视、纪录片等多种载体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扩大学习教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结合建党90周年各项庆祝活动，开展学党章、重温入党誓词活 2

动。对照党章要求，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查找薄弱环节，进一步规范各项规章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了“党章”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对自身的政治约束、法纪约束、权力约束和道德约束，打牢忠诚为民的思想根基。

（二）以创先争优活动推进反腐倡廉教育。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我办开展了反腐倡廉理论学习。组织全局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监察法》、《廉政准则》等党政纪条规，进一步筑牢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教育，有效增强反腐倡廉宣传的辐射力和感染力。

（三）加强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组织干部观看警示教育主题片，学习贯彻《廉政准则》，组织干部职工认真讨论，对腐败案件进行剖析，总结教训，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和政绩观，构建反腐倡廉思想防线，加强廉政建设。

三、严格管理，强化落实，从源头上加强惩防体系建设

（一）认真落实中央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规范干部行为。严格执行中央提出的“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和“五不准”等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对重点工作进行专项治理，继续组织开展“过廉洁节”、“家风建设”、“廉政承诺”等专项活动。以班子和科室负责人为重点，将廉洁自律与廉洁从政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二）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廉政承诺制。一是开展领导干部签订廉政承诺活动。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 3

建设工作，营造反腐倡廉齐抓共管、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我办科级领导干部公开承诺廉洁从政。二是班子和班子成员年内廉政承诺，向社会公开做出廉政承诺。班子成员结合各自的工作，作出“坚决反对和严肃处理以权谋私行为；坚持严格教育、管好配偶、子女、亲属和分管的工作人员；坚持依法依纪办事，带头遵纪守法”的承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有效促进全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严格执行各项工作制度。一是严格报告制度，班子副职外出开会或办事，事前必须向主要领导报告，否则，视为缺席；各科室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外出开会或办事，事前必须向分管领导报告，否则，视为缺席。二是热情接待办事群众，严格首问责任制，有顶撞办事群众的言行，在机关会上进行通报批评。三是坚持“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原则，认真执行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制度，增强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做到有法可依，按章办事。认真开好民主生活会，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四是狠抓党内信访工作，及时解决基层热点、难点问题。坚持党内信访工作制度，进一步规范信访工作程序，促进了信访案件的落实。

（四）开展专项治理，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一是继续开展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治理。加强因公出国（境）政策规定的教育培训，严格控制因公出国人数、经费。二是继续深化“小金库”专项治理，通过自查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逐步形成了“小金库”治理的长效机制。三是切实加强公务用车使用管理。按照加强公务用车管理的要 4

求，开展公务用车清理工作，并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编制管理和配置使用规定，加强对公务用车维修、加油、出行及经费预算、费用核算等方面的日常监管，做到了公务用车的规范管理。

总之，一年来，我办进一步加大了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逐步推进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工作，但与市委、政府的要求和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还需进一步加大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力度，纪检监察工作还需进一步开拓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