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刑事辩护律师：故意杀人死刑辩护案

第一篇：西安刑事辩护律师：故意杀人死刑辩护案

西安刑事辩护律师：故意杀人死刑辩护案

宝鸡日报新闻《为与情人结合，恶夫竟然杀妻》：“宝鸡日报讯 为了达到与情人结合的目的，犯罪嫌疑人王海林竟残忍地将妻子杀害后抛尸。日前，渭滨公安分局民警经过连续 18小时艰苦细致地工作，成功破获‘3.12’故意杀人案。”

于此同时，宝鸡各大媒体、宝鸡电视台及西安、陕西各地报纸、电视台、网络媒体纷纷报道：“3月12日上午，一位自称王海林的人来到姜谭路派出所报案，称其妻子董玉环被人绑架，对方给其手机上发短信让他准备 5万元赎人。接警后警方立即对案件展开调查。王海林称，其妻董玉环因山东老家有事，于 3月 10日晚 8时许乘坐由宝鸡开往山东的火车回老家，当时是他亲自送妻上的火车。次日，他就收到恐吓短信。但在对其询问过程中，民警发现王海林的言行极为反常。侦查民警分析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绑架案，可能另有隐情，遂对王海林进行了控制，同时多渠道、全方位展开侦查工作。经过 18个小时的斗智斗勇，王海林终于交待是自己杀死了妻子。原来，王海林几年前认识了青岛女子陶某，两人一直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近日陶某要来宝鸡与王海林约会，因担心其妻董玉环发现后闹事，王海林遂起了歹心，10日晚将熟睡中的董玉环掐死，第二天晚上用三轮摩托车运到老家凤翔县，抛尸于家里果园的一口废弃井中。日前，王海林已被渭滨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也在与此同时，远在加拿大留学的王海林的妹妹透过满眼的泪水，正在查遍全中国的法律网站，苦苦寻找着能替哥哥提供最好辩护的律师。晚上11时40分，西安市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的高西宁律师接到海外打来的带着哭声的越洋电话：“救救我哥哥„„”

接受委托后，高西宁律师立即赶赴宝鸡。在宝鸡的出租车、公交车、街头巷尾，人们在纷纷议论且愤怒着：“听说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才三岁”。听办案人员愤慨的介绍了案情，一股无名怒火升腾在律师的心头：如此灭绝人性的人，我还能替他辩护什么？随即，律师的天职，那犹如洪钟般时时鸣响在耳畔的声音，又一次向他敲响：当社会、法律、舆论的天平都向一边倒的时候，在人们一片的喊杀声中，律师的头脑务必要保持高度的冷静。即便是恶魔，也要维护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也要保证他受到公正阳光的照耀。

2008年8月12日，王海林故意杀人案在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公诉人代表宝鸡市人民检察院明确表示：被告人王海林不属于投案自首，无从轻情节。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32条之规定，请依法判处。身戴脚镣手铐的王海林面色如腊，他知道：死神已在向他招手。在经过法庭调查后，高西宁律师发表了他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海林的父亲王均的委托，指派我作为王海林故意杀人案的被告人王海林的辩护人。经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及参加法庭调查，本辩护人认为，王海林故意杀人的事实成立，本辩护人没有异议。但王海林在本案中的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却被侦察机关和审查起诉机关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直接影响着对被告人的正确量刑，对王海林来说生死攸关。故辩护人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案被告人王海林实施犯罪后，在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的情况下，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故意杀人的罪行，依法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王海林投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属于自首。一审判决对王海林的自首情节不予认定，是对本案事实的重大歪曲。

1、在王海林向公安机关“报警”前，公安机关并不知道发生了故意杀人犯罪，也并不知道王海林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

2、接到王海林的“报警”后，“侦察人员向王海林了解情况时发现王海林所说案情前后矛盾。”这种发现，只能说明侦查人员对王海林的报警产生了怀疑。正如抓获人、侦查人员王强在《抓获经过》中所述：“认为这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绑架案件，可能另有隐情”。王强的这两个“可能”，足以证明当时侦查人员对王海林只仅仅是怀疑和推测。推测的结论只是认为其“可能另有隐情”，而并不知道另有什么隐情，更不可能知道已经发生了王海林故意杀人的犯罪。

3、侦查人员“又从其衣兜内查获‘向其发短信索要现金’的董玉环手机卡”。侦查人员的这一查获，只能证明王海林向公安机关报警的内容有假，即“妻子董玉环被人绑架并向自己索要五万元现金”属于王海林编造的谎言，只能证明王海林形迹可疑。但仅凭手机卡，并不能证明董玉环已经被杀，也并不能证明王海林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侦查人员也不可能仅凭这张手机卡，就得出董玉环已经被杀、王海林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的结论。事实上，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不可能仅凭王海林说话前后矛盾及这张手机卡，就发觉王海林故意杀人的罪行。

4、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王海林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故意杀人的罪行前，王海林故意杀人的罪行已经被公安机关发觉。

5、客观事实是：在王海林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故意杀人的罪行前，公安机关并不知道董玉环被人杀害，也并不知道王海林实施了故意杀人的犯罪。

6、公安机关之所以知道或发觉王海林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源自于王海林向公安机关的交代。

7、王海林是在行动自由，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前，主动来到公安机关的。

8、在王海林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后，公安机关才对王海林实施了拘留的强制措施。而在此之前，公安机关向王海林发出的传唤，依法不属于强制措施。

9、、本案各项证据证明，王海林交代的主要犯罪事实属实。

10、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海林在行动自由，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前主动来到公安机关；因其形迹可疑，经司法机关盘问、讯问后，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自己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和罪行，依法属于自首。《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一审侦查和审查起诉机关故意淡化、忽略、甚至隐瞒被告人王海林的自首情节；一审判决拒绝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对王海林的自首情节不予认定，均是对本案事实的重大歪曲。故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王海林的死刑判决，依法对被告人王海林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王海林具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的行为。在还未查证落实的情况下，轻率判处被告人王海林死刑立即执行，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辩护人在一审会见被告人时了解到，王海林到案后，有数起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的行为。经向审查起诉机关核实，王海林确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的事实，但还未查证落实或侦破。辩护人认为，对刑事案件的查证落实或侦破，是侦查机关的职责。侦查机关还未查证落实或侦破，不等于被告人的检举、揭发不属实。因此，依照刑法的规定，被告人王海林仍存在具有“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法定情节的可能。在这种可能性还未排除的情况下，轻率判处被告人王海林死刑立即执行，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三、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未查清楚，对被告人王海林故意杀人犯罪动机的认定不合常理，站不住脚。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海林为了达到和情妇陶素梅一起生活的目的”而故意杀人，这种对王海林杀人动机的认定不合常理，站不住脚。事实是，在事件发生前，王海林已经和被害人董玉环依法登记离婚。王海林非常明白，他完全可以随时和他人合法结婚，合法生活，根本不需要为此而去冒死杀人。王海林在一审庭审中一再声称他不是故意想要杀死董玉环，而是失手了，并且，他还对董玉环做过人工抢救。一审法庭对这一重大事实并未查清。一审判决对王海林杀人动机的认定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不合常理。

四、对被告人王海林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9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00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召开的第五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部分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又再次强调：对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案件，在处理上应当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案件有所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在先后召开的多次会议上，都强调要慎重处理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的死刑适用，对贯彻“宽严相济”、“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一般事出有因，被告人针对特定的对象实施犯罪行为，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案件有所区别，在量刑时，应当综合犯罪动机、犯罪起因、犯罪手段等因素考量，不能因为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就一律适用死刑。就本案来看，被告人王海林究竟为何要杀死董玉环，杀人动机是什么，是故意还是“失手”？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都还未查清。且被告人王海林具有自首情节，其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立功情节的事实还有待侦察落实。故即使对王海林判处死刑，也不宜立即执行，而应缓期执行。

辩护人：高西宁

（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西宁律师网址http://www.xiexiebang.com/Lawyer9492，电话：***，网上搜索‘西安律师高西宁’查看更多信息）

第二篇：辩护意见书(精神病人故意杀人)

辩护意见书

尊敬的公诉人：

*****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之女**的委托，指派我作为***一审辩护人。辩护人经依法查阅本案有关卷宗材料，并会见了犯罪涉嫌人***，对本案案情有了一定的了解。根据事实和法律，辩护人对本案提出如下辩护意见，望公诉人予以采信：

一、犯罪嫌疑人具有自首情节,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

本案犯罪嫌疑人案发后一直没有离开现场，且无拒捕行为，到案后如实供述事实经过，应视为主动投案，具有自首情节，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被害人在案发起因上存在重大过错，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罪中的“情节较轻”情形。

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结婚数十年，被害人患有精神疾病，经常无故打骂、虐待犯罪嫌疑人及女儿，犯罪嫌疑人也多次尝试向公安机关求助，但问题总是难以得到彻底解决。

被害人***的妹妹***称（证据卷第50页）：“我嫂子平时是一个很软弱的女人，在我哥哥常年的殴打辱骂下也患有精神疾病，持有精神残疾证……我哥哥第一次送往精神病医

院时是因为我哥哥精神病发作殴打我嫂子***，差一点将***殴打致死……今天我嫂子会做出杀害我哥哥***也是常年受到我哥哥***殴打辱骂后精神崩溃导致……”。案发当日,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弟王**发生矛盾,王**报警,民警调解劝离后,被害人在犯罪嫌疑人面前扬言要杀死其弟和其母,犯罪嫌疑人因受其长期虐待且自身患重度抑郁,情绪难以控制,终至崩溃,故被害人对于案发存在严重过错。依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4项规定: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或者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的，综合考虑被害人过错程度、犯罪的性质和后果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

辩护人认为，法律在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前提下，也不应忽略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护。当被害人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其行为也已经触犯了法律，当该行为是诱发犯罪嫌疑人产生犯罪动机最主要的因素时，就应当认定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犯罪嫌疑人本身也成为受害人，在该情形下，对犯罪嫌疑人应按照“情节较轻”处理。

本案犯罪嫌疑人长期遭受暴力以及处于恐慌压抑状态，使得其在心理上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顺从，也越来越无助。这种精神上的抑制积压到一定程度，一旦爆发就容易走极端而失控。由于男女体力相差悬殊和出于对施暴丈夫的恐惧，对被害人的反抗时间点往往不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所以无法以正当防卫事由得以免于处罚，而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无疑就是对长期殴打虐待的一种潜意识的防卫行为。

三、犯罪嫌疑人此前从未受过任何处罚，一贯表现良好，无前科，无不良记录，此次犯罪属于初犯，偶犯。

犯罪嫌疑人案发前一贯奉公守法，表现良好。此次案发系因其长期抑郁及当天遭受被害人暴力威胁，在极端恐惧心理和外界强烈刺激下，精神崩溃才做出了违法的事。

本案被害人的兄弟姐妹均称犯罪嫌疑人“平时是一个很软弱的女人”，能在被害人暴力殴打辱骂威胁下与其共同生活30多年，可见犯罪嫌疑人温良，柔弱，隐忍。

四、犯罪嫌疑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能配合办案人员，交待本案事实，无翻供，且在被羁押期间，按时服药，服从管教，表现良好。根据《刑法》第67条第三款：“对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犯罪嫌疑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犯罪嫌疑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恳请公诉人考量。

五、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长期服用多种药物，其受到不当行为的外界强烈刺激，而导致情绪崩溃杀人，是情节较轻的一个重要理由。

犯罪嫌疑人经鉴定为：

1、复发性抑郁障碍，目前为不伴精神病性状的重度发作；

2、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根据《刑法》第18条第三款：“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请求法庭对犯罪嫌疑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威胁说要杀死其弟其母，直接诱发其精神病发作，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对于一个限定刑

事责任能力的靠药物维系最基本的情绪稳定的精神病患者来说，其相对于正常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作出的违法行为主观恶性要小得多。

六、犯罪嫌疑人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一致谅解。案发后，犯罪嫌疑人取得了被害人所有近亲属的一致谅解，其兄弟姐妹称：“我哥哥（弟弟）长期患有精神疾病，家庭暴力严重，多次威胁家人、妻女的生命安全，***长期遭受刺激，也患有精神疾病。我们对***的行为予以谅解……”

被害人的女儿***也出具了谅解书。

七、被告的行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1、犯罪嫌疑人杀害其丈夫的行为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杀人，本案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系出于对被害人作为丈夫的特定人的长期积怨、恐惧及无助，以及渴求解脱的心理，其再次犯同种罪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受被害人长期殴打虐待也得到了周围所有人包括被害人兄弟姐妹的同情，其主观恶性较一般的杀人行为要小得多，被害人的重大过错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犯罪嫌疑人主观上的可谴责性，严惩像她这样几乎没有人身危险性本身还要靠长期服药来维持情绪基本稳定的受虐妇女，对国家、社会及其子女都是弊大于利，还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家庭问题，辩护人认为其行为可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情节较轻”，恳请公诉人予以采纳。

2、犯罪嫌疑人完全依赖药物控制情绪及睡眠，服用多种药物，各类用药看守所无法提供，需要公安部门专人送药，一天都不能停，其身体状况及精神状况均不适于羁押服刑。

综合以上两点，犯罪嫌疑人不致再危害社会，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恳请公诉人依据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和法律规定，向法庭建议对犯罪嫌疑人适用缓刑。

综上，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虽然涉嫌犯罪，但其系因长期受到被害人的殴打虐待、威胁刺激，考虑其具有自首情节，以及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具有严重过错，犯罪嫌疑人系初犯、偶犯无前科，结合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构成及情节，恳请公诉人能够考虑其从轻、减轻情节，建议缓刑，给犯罪嫌疑人多年受压抑的生活一丝希望。

*****律师事务所 **年**月**日

第三篇：小议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技巧

小议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技巧

这是2006年的一篇文章 虽然现在有些法律略有修改 但文章中许多经验还是非常值得后辈学习

【内容提要】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审判制度的改变，律师在刑事辩护业务中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刑事辩护律师的充分作用，这就需要掌握一定的辩护技巧。本文试从作者几年的刑事辩护业务实践出发，来谈谈自已的一些对于刑事辩护的技巧感想。

【关键词】业务技巧 调查取证权 质证技巧 庭审质证

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人，这是一项最基本的律师业务。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与实施为律师充分施展辩护才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律师辩护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真正有效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业务的熟练掌握与工作技巧占十分关键的地位，作为辩护人自身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掌握或没有很好掌握辩护技巧的辩护人，能够从容地坐在辩护席上为被告人进行有效的辩护。笔者根据自身办案实践，就辩护律师在刑辩业务中需要注意的要点和技巧作一些总结和探讨。

一、律师介入刑事侦察阶段的业务技巧。

作为一名律师，和许多同行一样，我经常为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介入难而感到困惑，有时会受到一些冷遇甚至非难，但是我们不应知难而退，而是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克服困难圆满完成前期介入的工作任务。回忆自己的经历，我感触最深的是，身为一名律师，一定要敢于理直气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呢？我的体会是：

1、对有关律师在诉讼中享有的权利的法律规定要熟知。

我曾经在个别侦查人员的非难面前无言以对，其原因不是因为“尊重”司法人员而不愿抗辩，而是由于对法律生疏难以应对。可见要熟练运用法律就必须先熟悉法律。随着刑诉法的实施，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和规定。作为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服务，我认为应熟练掌握的司法文件主要有：国家六部委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在上述司法文件中，有以下两方面规定我们应当熟记。

第一、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其亲属的委托后，可以行使四项诉讼权利。

1、向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2、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请”，根据侦查机关的安排（办案机关应在48小时内，五种重大复杂案件在5日内决定），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权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项权利是刑诉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的。除此之外，律师还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行使诉讼权利等情况；

3、征求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决定是否代其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意见和控告材料；

4、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向侦查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或者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时，向侦查机关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在七日内答复。

第二、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享有八项诉讼权利也应熟记，因为律师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告知这些权利并作出解释。这八项诉讼权利是：

1、有权聘请一至二名律师；

2、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3、有权核对讯问笔录。对有遗漏或者差错的记载提出补充或者改正；

4、有权请求自行书写供述，侦查人员应当准许；

5、有权进行无罪辩解，或者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意见；

6、有权向律师反映案件情况；

7、有权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

8、有权在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时，向侦查机关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以上权利规定在刑诉法第七十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和第九十六条。

2、对应享有的诉讼权利要积极行使。

律师行使权利在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障碍，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在业务实践中，我始终坚持耐心说服、积极申辩、有理有节的原则，积极而全面地行使律师的诉讼权利。

其一，对不予配合的个别侦查人员，我采取晓之以法，耐心说服的方法。面对“再谈案情就终止你的会见”的警示，我一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受委托律师的诉讼权利”法条，一边向侦查人员说明“如果不介入案情，律师就无法帮助嫌疑人申诉，无法提供法律服务，允许律师了解案情，是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请你配合我的工作”。于是我终于顺利会见了犯罪嫌疑人。

其二，如遇个别对律师抱有偏见的侦查人员不依法办事时，我们应采取积极申辩、据理力争的办法。比如遇以“案情复杂”而拒绝安排会见的情况，或有的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在两个律师所请律师的情况需请示后再答复”，每遇这类情况，我们应及时向该办案机关分管领导提出书面意见，力陈剥夺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危害和律师配合侦查、维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意义。一次没有回音，就再申请，直至得到许可为止。

此外，律师既要敢于行使诉讼权利，还要善于行使诉讼权利，要做到有理有节。

3、行使诉讼权利要严守法度。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刑事业务风险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陷阱，在侦查阶段介入的律师更要百倍警惕。长期的业务实践使我认识到，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服务的律师在行使诉讼权利时，要谨记“守法”二字，惟此才能消除风险。具体表现在：

一是不能超越权利范围。有些律师“积极”介入侦查，与侦查机关同时开展调查，甚至同时搜集证据，错误地认为要与侦查人员抢时间。殊不知律师此时不是“辩护人”的身份，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与“辩护权”有区别，这种干扰司法侦查活动的调查取证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

二是不能违反会见纪律。有些律师为了体现“服务周到”，违反监所管理规定和会见纪律，在犯罪嫌疑人和其亲属之间互通案件信息，或者传送违规物品，或者诱导犯罪嫌疑人作虚假陈述，这是严重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必须禁止。

三是不能泄露秘密。对办案过程中了解到的国家机密、案件秘密、当事人隐私，律师要自觉保守，不能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向任何人泄露出去。

二、律师在审前程序中如何行使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指律师在承办刑事案件过程中，调取、收集、核实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等证据材料的权利。赋予律师在审前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其程序上的意义在于：首先有利于增强刑辩律师出庭抗辩能力。对抗式程序控方和辩方的对抗，实质上就是检察官与律师的对抗与争辩。律师在法庭上拥有较高的辩护技巧和具有丰富的出庭经验固然重要，但如果律师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是亲自去调取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只是复印和使用控方提供给法庭的证据材料到庭应诉，就很难赢得诉讼的胜利；其次有利于控诉与辩护职能之平衡。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律师主要是为了保护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平衡而参入诉讼中来的，律师是站在被告一方的立场上，在法庭展示与检察官抗衡的势力。而律师调取的有关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产生实际影响的证据，是实现控辩力度平衡的重要砝码；最后，有利于增强收集证据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尽管法律要求追诉机关对被告人有利与不利的证据要一并收集，但更多情况下检察官关注的是指控是否成功，容易忽视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收集，这时候，就需要律师通过行使调查取证权的过程来收集这些证据。同时，辩护律师的调查活动，可以对司法机关收集证据的活动起到监督作用。避免那些非法证据进入法庭程序并被采纳为裁判的证据。

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若干规定》第15条对前述第一款规定进一步明确化：“对于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不应当向律师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让律师收集、调取证据”。《高法解释》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第43条规定：“辩护律师申请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准许，并签发准许调查书”。44条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因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45条规定：“辩护律师直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法院认为辩护律师不宜或者不能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并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申请人可以在场”。

从以上有关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律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与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侦查权和调查权相比，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以下特点：

1、律师进行证据调查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我国刑诉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从规定“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的内容来看，讲的是公、检、法人员的调查取证有强制性。没有规定律师有强制取证权。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只是一种带有访问性质的活动，不具有强制性。

2、律师的刑事调查取证权偏重于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收集。依照法律职责，律师进行证据调查，不应当寻找和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这样容易混淆律师的抗辩职责，而充当了公诉人的角色，律师应当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事实和理由。

3、律师调查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必须经过法庭调查核实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律师调查取得的证据不能直接作为法庭定案的依据，必须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经过询问证人、双方当事人质证等环节后，才能确定其证据效力。

律师在审前阶段的证据调查包括查阅卷宗材料、会见被告人、调查访问以及参与法庭调查，其中有效的行使调查请求权是律师证据调查的必要手段。刑辩律师的证据调查是律师业务基本技能，必须讲究证据调查的艺术和技巧。

1、关于在审前程序中如何查阅卷宗材料的问题

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材料”。这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第一次接触到本案的卷宗材料，也是律师全面了解案情，决定调查方向的最重要的环节。但依照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和证据材料”外，其他公诉案件要求“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而且依照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所谓“主要证据”指的是“定罪的证据”，由此看来，辩护律师能够接触的卷宗材料也是不全面的，特别是那些对被告人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律师在卷宗中几乎无法看到。鉴于上述情况，律师在查阅卷宗材料时主要应把握以下几点：

①、对起诉书的审查。重点审查起诉指控犯什么罪、犯罪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情节、后果等，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犯罪情节的轻重、有无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有无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节。审查起诉书所引用法律条文是否得当等。

②、对证据目录及证人名单的审查。律师查阅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可以对案件的证据体系及证据种类有个大概的了解，并核对已经移送的“主要证据”材料与尚未移送的证据材料证明案件事实的相互关系。通过检察机关对证人名单的例举了解其他证人对本案事实的证明作用，并通过会见被告人了解这些证据及证人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调查与收集工作下一步如何展开。

③、对主要证据复印件及照片的审查。通过审查主要证据了解本案中对被告人定罪的证据是否充分、确实，哪些证据存在疑点和矛盾，以便分类排除，哪些证据需要立即调查核实，哪些证据需要会见被告人来了解，哪些证据需要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核实。

2、关于在审前程序中如何行使调查证据请求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客观上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往往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为此，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赋予一种救济手段，即辩护律师在无法调取或遇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请求法院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如果相关证人及有关单位不同意，也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律师行使调查证据请求权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①、必须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包括申请人的情况、被告人的情况、被调查人的情况、调查请求理由事项，并制作详细的“调查提纲”附在后面；

②、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查证据时，辩护律师作为申请人可以在场，但这要根据案件情况及证人情况来定，并须征得法院调查人员的同意；

③、法院调查的证据材料律师可以请求保留该证据的复印件，并作为辩方证据在法庭出示，并经过法庭的调查与质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④、由于证人或被害人等不同意接受调查以及有可能律师的调查证据请求被法院拒绝的，如果认为该证据确对被告人有利的，辩护律师应当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该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通过询问和质证使该证据被法院采纳为裁判的证据。

3、关于对非法证据的调查与确认问题

刑诉法规定，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由此看出，刑法虽规定禁止使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但却并未规定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问题在于，控方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基于控诉和证明的目的更有可能或有条件使用非法手段。这些非法证据一旦在法庭上出示，将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产生消极的影响，最终导致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而影响司法公正性。因而，辩护律师在审前阶段，收集相关证据证明非法证据的存在并对其合法性进行前置性审查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与确认主要从主体上、程序上、形式上三个方面入手：

①主体上，如应当回避的侦查人员调查收集的证据；非法定侦查人员调取的证据；非自然人提供的证言与鉴定结论；年幼或患有精神病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所提供的证言等都应作为律师审查与调查的重点内容。

②程序上，调取证言笔录时仅侦查人员一人在场，询问证人时未告知作证的法律责任，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收集证据等。

③形式上，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及讯问人签名的书面供述及证言与陈述；没有鉴定人盖章的鉴定结论，没有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见证人签名盖章的勘验检查笔录等。

上述证据均属于违法或不合法的证据范畴，辩护律师一旦能证明该证据的违法与不合法时，应及时将相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请求法院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之外。为了证明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事实，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传唤侦查人员、勘验检查人员及鉴定人等到庭作证，运用收集到的证据提出异议，当庭揭露该证据在收集过程中主体、程序、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避免这些非法证据被法院用于裁判的证据。

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开展调查活动，必须实事求是，忠于事实真相，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绝不能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这认为这是作为一名律师特别是想做一名好律师，同时也是保护好自己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项要求。

三、律师刑事辩护庭审质证技巧在法院审判阶段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刑事案件经历侦查、预审及审查起诉阶段后进入审判阶段。现代的控辩式刑事审判形式，客观上要求辩护人不能按过去法院职能审判中那样，只是从控方移送法院的全部案卷材料中提炼出辩护观点进行辩护。职能式审判中辩护人的侧重点在辩论阶段，主要通过法庭辩论来实现辩护价值。控辩式审判则有所不同，辩护人的辩护重心已从法庭辩论转至庭审质证。根据一事一证、一质一辩的举证规则及一切证据未经查证属实，不能用作定案依据的规定，庭审质证在控辩式审判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辩护人在质证时对控方的举证闭口缄言放弃质证，那么在法庭辩论时即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绝对无法从证据角度推翻控方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因此，控辩式审判制度不但要求辩护人注重法庭辩论，更要求辩护人重视庭审质证。笔者认为应从刑事案件七类证据的庭审质证要点及对常见控方瑕疵证据材料的处理这两个方面来与大家探讨庭审质证的技巧问题：

一、刑事案件主要的七大类证据的庭审质证要点。

（一）、对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词的庭审质证。

1、对被告人供词的庭审质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的供词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庭审时供词与侦查起诉阶段供词相一致，且有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只有其它旁证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三是在侦查及起诉阶段供词变化较大，其它旁证材料也难以确证。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控方指控属实，辩护人应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不能为了质证而质证，故意发问以求庭审时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则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庭审发问及质证技巧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交代起诉书所指控罪行时身为辩护人切不可因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放弃发问或拒绝质证。须知这些旁证材料未经庭审质证，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证据的。因而，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庭审调查时赋予辩护人的发问权、质证权，挖掘被告人拒绝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参与聚众斗殴事实，那么在庭审质证时就得提问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认外，是否有其他现场证人或旁证材料能进一步证明，以及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证明其有参与斗殴的证人及证据材料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过庭审发问质证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质证阶段不发问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责被告人认罪态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样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词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还要紧扣相关事实，通过发问与质证使被告人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进一步阐明。特别是在被告人过去对犯罪事实已有过交代，但供词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务必要充分掌握庭审发问权、质证权，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确实存在的与事实不符之处。

2、对同案犯供词的庭审质证。

同案犯因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词除与被告人的供词相一致的以外，辩护人均应持几分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而同案犯证实其有罪，则更需通过庭审发问与质证，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词不真实的一面。例如同样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如出现同案犯指证被告人参与，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审发问与质证，通过发问与质证，否定同案犯的供词，并从同案犯的供词中发现其矛盾之处，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素材，同时可以要求公诉机关对证据予以补强。

3、质证时常见的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及对策。

质证时控方存在瑕疵的证据材料常见的有：（l）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获取的供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及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的规定。（2）审问未成年人时，没有妨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审问聋哑犯罪嫌疑人没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不能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时，没有配备翻译人员；这些均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2条规定。（3）讯问笔录修改及更正或修改处没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或按指印，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4）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申辩和反证，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认真核查、依法处理，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对上述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明确指出其违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否定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对证人证言的庭审质证。

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根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分为证人出庭直接参与庭审质证及仅提供证人谈话笔录或书面证明质证。

（1）对于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质证。要充分利用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机会，通过发问及质证，获取辩护素材。控方之所以让证人直接出庭作证，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都显得较为从容。对控方所提的问题一般回答得较为流畅。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对控方证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及其与案件其它相关证据材料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必须围绕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质证或发问，善于在证人前后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证人证言出现两难状态，则要巧设两难发问句。唯有动摇控方证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时说的是否属于客观事实。

（2）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质证。由于国情差异，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属少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书面的形式作证，对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象证人出庭作证那样巧设发问句，然而，书面证词往往都是控方的谈话记录，由于控方取证人员的记录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取证，因此需要辩护人在控方移交法院的证词中，对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进行逐句、逐段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提出质证意见。如在开庭前就已发现证人证言有矛盾或隐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除向被害人调查取证需经控方批准外，辩护人也可庭前着手向该证人调查取证，或就有关疑点申请法院或控方取证。

3．证人证言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主要有：（l）对证人采取羁押措施取证，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142条规定。（2）由非侦查机关向证人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违反公安部“办案程序”第51条规定。（3）询问证人没有在证人单位、住宅或侦查机关办公室内进行，违反刑诉法第97条及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4）询问证人现场没有两名侦查人员，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0条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8条规定。（5）询问未满18岁的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3条规定。

（三）对被害人证言的质证。

被害人的证言属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被害人的证言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当事人，案发时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见证人，此时被害人的证言就是最直接的证词。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对象，其证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对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对被害人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时，辩护人应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把关、质证。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应予认可；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时，在质证时应重点把握：（1）将被害人的证词与案卷中其它旁证材料相比较，指出被害人证词中关键事实、情节与其它证据的不同之处。（2）充分注意被害人证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词之处。（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伪证。（4）案发时的客观条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证言质证明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确，让被害人进行辨认时，在侦查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张，在检察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51条、最高检《规则》第193条的规定。（2）单一将被害人证言作为起诉依据，并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违反《刑诉法》第61条规定。

（四）对鉴定结论的质证。

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鉴定结论有：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一般为涉及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结论的，均需有权威中介部门提供书面鉴定结论。但是，基于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司法实践中有关鉴定结论出现失误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因此，辩护人在承接刑事个案中，千万不能看到鉴定结论，就认为该案已作定论。特别是遇到唯有以鉴定结论定性的时候，更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辩护人若囿于自身知识的有限，应在庭前就鉴定结论中的有关问题向专家咨询。必要时可要求控方或法院依法进行重新鉴定。如果在庭审中才发现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那么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所出不同意见，或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充足理由）。

鉴定结论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只有单位盖章，没有鉴定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2）人身伤害的医学重新鉴定及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没有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3）没有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剥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及重新鉴定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4）检察机关对一些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时没有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的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82条规定。（5）鉴定结论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38条的规定。

（五）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质证。

现场勘查及检查笔录是由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绘制的。一般应认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证据使用。但作为现场勘验笔录同样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验人员的经验、程序、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某些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补写现场勘验笔录的情况。因此，作为间接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也同样存在去伪存真的问题。

勘验、检查笔录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搜查时没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属或其他证人在场，并由他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刑诉法》第113条规定。（2）勘验时没有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证人在现场见证，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9条规定。（3）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尸体时，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在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50条规定。

（六）对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的质证。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是新《刑诉法》实施以后的事。当事人私下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控方将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应在庭审质证时予以充分注意。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录音、录像没有与原物核对无误或经鉴定证明真实，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3）影视材料没有附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制作人签名、盖章，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七）对物证、书证和质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或其它物质材料，通常以文字、图表、符号等表示。特证和书证具有客观性，控方以物证、书证举证一般不会出现造假（书证、物证本身就系伪造的除外），需要质证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证程序上有否存在错误。

物证、书证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扣押的物品没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15条规定。（2）检察机关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70条规定。（3）检察机关组织辨认人对同一物品进行辨认时，每名辨认人没有单独时行，违反了最高检《规则》第193条规定。（4）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被调取单位或个人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违反公安部《解释》第53条规定。（5）侦查机关提供的书证复印件或物证照片没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违反公安部《规定》第53条及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二、过程中常见控方其他举证错误及辩护人应掌握的若干庭审质证技巧。

1．针对控方将被告人涉嫌的诸多事实合并举证时的庭审质证。

根据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及控辩式审判的具体要求，现行庭审制度要求控方举证应该是一事一证一质。如被告人有多起互不相关的犯罪事实，则控方在举证及质证过程中应对该多起犯罪事实逐一进行举证、质证。但司法实践特别是庭审时间安排较为紧凑时，控方甚至个别法院也默许控方采取合并举证方法，即将相关证据由控方一次性举证完毕，于是客观上导致辩护人无法就被告人的每一犯罪事实进行充分质证，致使庭审质证程序流于形式。因此，在庭审过程中遇到合并举证时，辩护人应及时予以指出，建议合议庭告知控方采取一事一证一质方式开展庭审质证活动，并应指明控方合并举证方式不符合控辩式庭审质证程序。

2．针对开庭前控方没有全面、客观地调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资料或发现在移送的主要证据目录中缺少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资料时的应急处理。

根据《刑诉法》及六部委有关规定，侦查及起诉机关应全面收集被告人有罪无罪或罪重罪轻等方面的有关资料，起诉时移送的证据资料也应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但是，司法实践中经营发现控方没有及时对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资料依法予以调查核实（特别是有些辩护人难以取得或无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或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没有作为主要证据材料随案移送。因此，在庭审质证过程中一旦发现上述问题时，就应根据六部委《实施规定》第13条立即向合议庭提出，申请法院向检察院调取该方面的证据材料。

3．庭审质证时辩护人应及时制止控方发言的几种情况。

（1）控方采取提示性或诱导式发问时，应及时予以制止。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法律规定控辩双方在向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发问时，均不得采取诱导式发问以及其它不恰当的方式发问。在庭审质证过程中发现控方有提示性或诱导式发问时，控方的行为违反最高院《解释》第144条规定。此时辩护人应即时举手示意请求审判长阻止控方发问。

（2）控方在举证时所举的事实证据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或认定的情节无关时，违反最高院《解释》第148、149条规定，辩护人应举手示意审判长及时予以制止发言。

（3）控方在举证时，其所列举的证据未列于移送法院的主要证据目录之中，辩护人可采取三种方法处置：一是案卷中已有类似证据材料或所要证明的事实证据已较充分，辩护人在质证时只指出该证据尚未列于主要证据目录即可；二是在非主要事实或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关系不大情况下，建议法庭将此证据当庭让辩护人阅读几分钟后当庭予以质证；三是控方所举证据是涉及定置量刑的新证据或主要证据，辩护人有权请求合议庭作休庭处理，允许辩护人调查取证后恢复审理。

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关系到委托人或其亲属的人身自由或者生死，责任重大的，刑事辩护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和技巧，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是把理论得到升华，把刑事辩护业务掌握好。作者系才入门者，以上感想，在于抛砖引玉，请读者多多指教。

第四篇：南京刑事辩护律师代理自诉故意伤害案法律精要

南京刑事辩护律师代理自诉故意伤害案法律精要 南京法律服务网http://季律师***

(一)代理轻伤害案件程序上应注意的问题

1．代理起诉立案审查、证据判断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在我国，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有：

①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即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出告诉，否则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

②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性质、情节轻微的犯罪案件。

③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

(2)自诉伤害案件中，诊断证明、法医鉴定、证人证言及发票单据等，是确定被告人伤害行为、形成的伤害后果及程度、附带损害赔偿责任等关键情节的主要证据。

对诊断证明的审查判断

医疗单位出具的医疗诊断证明，是确定伤害后果的重要证据之一。诊断证明上的结论通常是病历上内容的概括结论，所以审查判断诊断证明离不开病历，完成对病历的审查判断，就解决了医疗诊断证明真实性、关联性的判断。审查判断诊断证明和病历时，要注意以下方面：

①诊断证明、病历的来源是否合法。一般诊断证明和病历由案件自诉人提供较多，对此要向作出诊断证明的医院进行核实，搞清这些材料是否由临床医生所写，及形成这些材料时，有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客观的内容，以辨别当事人是否伪造、涂改或医生按照他人要求出具虚假材料。

②病历中各项目是否一致，诊断证明的结论是否客观。病历记录的主诉、体征检查、技术检查项目和结果等，是损伤情况的原始反映，亦是伤情诊断的根据所在，要注意将病历上的各个项目与诊断结论结合起来，对照分析审查。③诊断证明、病历要与案件的其他情节结合起来进行审查。案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与诊治时间、医院所在地要一致，行为人使用的凶器、伤害的力度和部位等与诊断证明病历记载要互相吻合，不一致时要查明是行为人伤害方法的证明材料

有问题，还是诊断证明的问题。

④属体表损伤的，l审判人员可结合勘验伤痕，骨折伤可结合读x线摄片，有些体内份晴可结合当时被害人活动有无因伤情受限等情况的证据，判断诊断证明内容是否真实。

对证人证言的审查翔断

自诉伤害案件有关伤害后果以外的其他情节，基本上是靠证人证言作为主要证据。特别在伤害行为是否为被告所为这一关键情节上，当事人说法互相矛盾时，证人证言就显得更加重要。由于自诉伤害案件的一些特点，证人往往受感情因素影响，或作证时带有倾向性，或因某种利害关系而故意作伪证，或因时过境迁、记忆淡漠而误证等。所以对伤害案的证人证言，要根据自诉伤害案件特点，认真细致地鉴别证言真伪，以保证准确定案。故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件关键性情节上出现分歧，不要轻易把证言作证据不足处理。

②对证明被告人有无实施伤害行为的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首先，要审查证人是否在伤害现场，作出的证言是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

③各证言说法不一，其他证据也无法确定被告人的伤害行为时，不要硬定，以防造成错案，更加激化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证火之间的矛盾。

对法医鉴定的审查判断

伤害案件的法医鉴定是鉴定入受司法机关委托，对人身检验鉴定后作出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伤情鉴定结论。其客观性、关联性比诊断证明要强得多，但也不能因此而不加审查一概采信。实践中因种种原因，法医鉴定的结论也可能发生差错。因此，法医鉴定也存在审查判断的问题。审查迭医鉴定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审查鉴定结论与其依据是否一致。一般鉴定书中有检验、分析说明等部分，这些都是鉴定结论的基础，要认真阅读审查，然后将鉴定结论与这些部分比对，看结论与其是否相吻合。

②审查法医鉴定与其他证据是否相一致。

③对需要被检人主观配合的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后作出的法医鉴定，要特别重视其真实性的审查。

④靠案发初期舶病历、诊断证明作为主要根据作出的法医鉴定，要注重对其依据的病历和诊断证明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⑤审查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的资格。

⑥不宜重复委托鉴定。

附带民事赔偿有关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

伤害附带损害赔偿的案件，除了伤害事实证据要确凿充分，伤害造成被害人

经济损失的证据也要扎实可靠。经济损失这部分证据，应着重审查以下几个方面：①审查判断各单据发票证明是否真实。

②审查各单据证明与案件事实是否有关，即查明各单据与被害人伤情有无直接联系。

③审查各种费用的合理性。一是审查是否需要各种医疗措施手段。二是审查治疗、休养、护理等各种医疗手段的时间期限是否合理。审查各票据证明，主要方法有：一是查看医疗费收据，处方、病历、诊断证明等记载的姓名、时间、价格、品名等，是否齐全、是否相一致。二是走访医院及有关单位，查对核实。发现有疑点，可通过对当时诊治被害人的医生进行调查核实。三是根据法医鉴定的伤情程度，分析各种损失费用是否合情理，或请法医提供咨询。

2．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应告知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涛律师为其辩护，亦可指定律师辩护。

(二)自诉轻伤害案件的处理

1.轻伤害属轻微犯罪，自诉轻伤害又有自诉案件的许多特点，因此对自诉轻伤害的处理，有以下几种方法：

(1)能调解、自行和解或撤诉的，应通过做工作说服当事人调解、自行和解或撤诉。(2)对需要判决的轻伤害案件，一般能不判刑的就不判刑。(3)伤害盼程度是处罚的重要根据。(4)被害人在伤害中的过错、伤害手段是量刑的重要方面。

(5)互有伤害情节，本诉反诉一并审理的，两诉被告人的罪责不髓相互抵销，应分别根据本人的各种情节进行处理。

2.在审判实践中，对被告入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是促成调解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应当慎用逮捕等强制措施，一般可在下列情形下采用：

(1)有充分证据证实，被告人犯有伤害的故意，但拒不认罪的，对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具有教育威慑作用，促使其承认犯罪行为，早日达成调解。

(2)自诉人碍予面子，不同意调解，采取强制措施后，自诉人认为找回尊严，便于达成调解或撤诉。但要注意采取强制措箍的时机，另采取措施后应及时组织双方调解。

第五篇：刑事案件辩护词(李大国、王向秀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

关于李大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黄河市黄河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李大国的委托，并经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犯罪嫌疑人李大国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罪作轻罪和无罪辩护。下面我公诉机关公诉理由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质疑，并对我方的辩护理由进行阐述，请法庭在判决时予以参考。

一、首先，公诉机关的公诉词中存在以下漏洞，我一一指出。第一，公诉机关所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不讳”不够严谨，不负责任。我想告诉公诉方的是，被告人李大国、王香秀虽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将当时的案件事实确实已经向法院如实交代，但其所交代的事实与公诉方起诉时依据的所谓的犯罪事实有诸多不同，因此公诉方想要证明被告李大国、王香秀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其证据远未达到确凿的程度，案件事实依然含混不清，仍然需要论证。公诉方在我方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没有推翻我方的证据，没有提出新的证据，而是依然坚持被告故意杀人的观点，这是对国家公诉权利的亵渎、对司法公正的藐视，和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任。在此，我希望法庭继续给公诉方和我方机会，将该案件事实明察，给被告人和被害人一个公正的交代。

第二、公诉方称李大国的故意行为明显，其依据是李大国的刀子是从裤兜掏出来的，并此种赵玉田的胸腔部位，我对公诉方这样的逻辑表示质疑。理由如下：第一、公民进行正当防卫的时候，法律没有苛求公民在制止自己受到的不法侵害时所使用的工具来源。也就是说，在面对赵四一家现实的、正在进行的并足以危及李大国及其妻子王香秀的人身安全时，李大国和王香秀拥有利用身上以及周围可以利用的物品进行自我防卫。无论李大国的刀子是从裤兜里掏出的还是在地上捡来的，他都有权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何况李大国的刀子只是平时也随身携带方便生活、工作的一个工具，根本蓄意谋害的意图。如果公诉方一再认为公民用身上的刀具进行防身也算是一种故意杀人的话，那么假如李大国面对的是一个杀人恶魔，是不是意味着他就得束手就擒，因为横竖都是一条死嘛！第二，对于李大国用刀刺中赵玉田胸部的行为，无法证明其存在主观故意。因为，李大国在面对赵四一家包抄殴打的情况下，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拿起刀子进行防卫，在这种场面混乱、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他的刀子不仅划伤人很正常，而且划到任何部位也都是非常正常的。因此公诉方用刺中胸部来证明主观故意的逻辑不够严谨。第三、公诉方认为“李大国在没有受到赵四和赵玉田威胁的情况下，拿出刀子连续刺向赵玉田和赵四”的情节的认定，不属于案件的真实情况，与我方提供的各项证据和被告人的供述存在严重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举证质证环节中，我方已经向法庭出示了各项证据，证明了案发时被告人李大国和王香秀受到赵四一家不断挑衅，赵四一家先动手，而且被告人李大国和王香秀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而在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李大国才拿起水果刀进行反抗，最终才造成被害人的伤亡。因此公诉方所依据的事实需要得到进一步证明。辩护人认为，李大国主观上并不存在杀人的故意。我有以下几点理由供法庭在判决时予以参考：⑴赵家一家先前来挑衅，李大国开始一直没有理睬，并不想纠缠。（2）若李大国有杀人故意，他早在被打倒之前就有杀人的机会而不至于躲避。（3）李大国用水果刀扎人时，其正在面临赵四一家对其人身的不法侵害。（4）李大国防卫时并未注意到扎到哪里，也没意识到赵玉田伤势十分严重至于死亡。（5）李大国在张丽英抱着其腿时，在张丽英没有什么威胁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进行行凶，反而告诉他到医院看看，如果李大国有杀人或者伤人的故意，这么好的机会他却为什么不用呢。

第三、公诉方称“李大国是一个身高180CM的中年男性并有其朋友孙晓坤的帮助”，对于这一点，辩护方不予认同。理由如下，1、孙晓坤与李大国和赵四均在一个市场做生意，三方关系都不密切，他并非是帮助在李大国。根据双方的证据显示，包括公诉方在内的几个证人都认为孙晓坤只是一个劝架的人，并未直接参与到打架过程中，所以一直保持的是一个中立者的身份，只是在事发之后帮助被告人拦下出租车，想将其送往医院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帮助行为。如果公诉方认为孙晓坤是在帮助李大国实施故意杀人的行为，那么为何不将孙晓坤作为共同犯罪嫌疑人而进行共同起诉呢？

2、公诉方认为李大国由于一米八的个子，就认为李大国在打架中就会占有优势，就推定赵四父子殴打李大国致使其倒地等现象不存在。对此我方不认同。因为李大国虽然是一米八的高个子，但是他的对手是两个一米七的人，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一米八和一米七只相差十公分的高度，差距虽然有，但并不是很悬殊。我承认李大国在与一个赵四或者一个赵玉田单打独斗时，可能会有点优势，但是公诉方认为李大国面对赵四父子两人的殴打时仍然占据绝对优势，那未免过于乐观了，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第四、公诉方将“李大国的损伤属于轻微伤，而李大国的行为却造成了一死两伤的严重后果”作为确定李大国故意杀人罪行的依据，证据不足，在逻辑上也有重大问题。辩护人认为，李大国虽然属于轻微伤，但是李大国头部、肩部、臂部、手上、膝盖、腿部等六个部位大大小小伤痕一共九处，足以证明李大国在打斗过程中受到赵四一家人包抄打击，而不是由被害人所称的，李大国没有受到赵四父子的伤害。至少，公诉方无法排除李大国在自己受伤时的行为与其造成的一死两伤的行为之间存在防卫与反击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公诉方的定罪太过武断。

二、辩护人对犯罪人李大国的罪行进行分析。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李大国故意杀人、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李大国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同时，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害人赵四一家存在主动挑衅等过错行为，另一方面李大国在事发后有主动自首的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为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履行辩护人职责，协助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现根据本案事实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提出以下材料和意见，供法庭在判决时参考。首先，公诉方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

1、犯罪嫌疑人李大国是防卫过当造成的过失杀人，而非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根据双方认定的事实，赵四一家存在主动挑衅的过错，而李大国是在被赵四一家殴打、人身权利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况下拿起水果刀进行自我防卫，不具有造成他人伤害或是死亡的主观意图，最终造成了被害人死伤的结果属于李大国防卫过当造成的过失杀人。

2、李大国主观上并不存在杀人的故意。刚才我已经讲了李大国主观不存在故意的原因，在不赘述。

3、李大国拿刀捅人的行为是防卫。理由如下：⑴赵家三人从7月3日下午开始就蓄谋挑衅、殴打李大国，李大国避开。⑵赵家三人包抄无故殴打李大国及其妻子二人。率先动手，并且用锐利的混凝土块敲打李大国的头部。⑶李大国当时在斗殴中处于劣势。他和她的妻子人身安全正在遭受严重地不法侵害。⑷在这种环境中三人打两人，李大国夫妇二人面临两男一女的殴打，一直处在被动挨打境地。⑸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李大国的行为符合“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这样一个防卫过当条件。

其次、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足。

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列出的证据有：物证、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尸检报告、鉴定结论、抓获材料。

1.被害人陈述容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夸大或虚构某些关键事实情节，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审查判断。

2.从目前我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辩解及了解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来看，无法认定犯罪嫌疑人李大国故意杀人、伤害罪。

最后、李大国在事发后具有自首的意图和情节。

因此，根据以上事实、分析公诉机关列出的证据及本辩护律师本次提交的证据，可以得出：犯罪嫌疑人李大国防卫过当，本案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并可以减轻处罚。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李大国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此致

黄河市人民法院

黄河市黄河律师事务所

2012年3月

刑事辩护委托书

委 托 人：。

联系电话：。受委托人：，黄河市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办公地址：。

委托人因涉嫌 案件，委托上列受委托人作为本案 人 在 阶段的辩护人。

（注：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由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各持一份，交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一份。）

委 托 人：

受委托人：

二○一 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