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生代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新生代的思考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经先后形成了两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他们基本没有务农经历，接受过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较高，对家乡乡土文化和制度性身份的认同感减弱，对农村的一些传统和习惯淡漠，甚至持批评态度，与父辈们相比，他们具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动力，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特别强烈，更希望获得尊重和认可。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3．近80%的人未婚。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心态

农民工到城市后，常常遭遇到各种歧视，既有研究均有不同程度贡献。尽管我国城市管理政策在不断地改进，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仍然难免遭遇各式困境，为此他们试图努力调整自身以图适应：学会讨好城管、施点小恩小惠，和“同命相连”之人互相照顾等等，这些策略（技术）的运用为新生代农民工尽早地融入城市、扎根城市，从而获得城里人资格提供了基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他们亦自然而然地进行着挪威人类学家巴斯所言的“社会分类”（Barth, Fredrik，1969），通过这种分类对其所生存之相关群体进行标示和添加符号，以此来维系他们与之进行交往的亲疏远近，藉此框定其交往之边界与策略。

作为在异地他乡为生活而奔波、为获得城里人资格而拼搏的曾嵘，其心态如何？这是我们经常关注的话题，也是当事人日常生活体验和尝试的主体，是日常生活世界种最真实的一面：“平时都忙，也顾不上想很多，不过有时感觉自己确实还是乡下人，不过是一个城市过客。每年6月份或7月份，还有过年那段时间，我们都会回家呆上好几天。特别是留香生小孩后，我们在家呆的时间就更长一点。经常这样来来往往，就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根’不在城里，而是在乡下。但是自己回家又发现什么都干不了，农作的十八般武器样样不通。所以有时感觉到真的不知何处才是归属”。

“有感觉到很不爽的时刻。首先是城管那个态度吧，你刚去的时刻好像得罪了他似的，有时真的很讨厌，后来想想自己除了去适应，也没别的办法。”

“再有就是有时带留香去逛街，看到那些高排挡的衣服、食物，感觉自己真的无能，一样都买不起，只能看着她和我一样很无奈地离开”。“记得有一次，我和留香去买衣服，我们当时进了一家专卖店，开始看那衣服只要200多，于是我就要留香试穿一下，她穿了很满意。我们很高兴地跑去付款，可是谁知道：我们竟然少看了一个‘0’，也许真是买衣服心切，犯了这么大的错，弄得我们当时好尴尬，好在服务员态度还好，只是她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眼神，真的让你无法接受”。

正是上述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们认同努力的中心，是他们日常生活实践与体验的常态。这种常态下的心态，是我们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重要切口。那么，除了上述常态生活之外，异态生活环境下的他们心态又如何呢？是否如学界已有研究发现的那样转向“问题群体”呢？

曾经有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这会进一步催化和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也就是说，随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将很有可能演变为游民”（王春光，2001）。而之前，赵树凯曾在对农村人口流动的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民工”在增多。所谓“问题民工”指的是:“如我们的调查所显示,问题民工的基本特征是失去了正常的就业生活,具体表现为进入预期就业地以后,寻找工作失败,或者虽然原来有职业,但由于种种自身的或外部的原因而失业,在就业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肯选择回乡,于是进入一种面临种种问题的生活”(赵树凯，2000)。问题是，社会经济不景气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演变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吗？这又是否与当前金融危机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现实相符？

时下，金融危机以不可阻挡之势袭转全球，身处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其心理状态如何？他们是否真的如既有研究、媒体报道或公众认可的那样会无事生非、影响社会呢？

“最近我们生意都不好，比往年差多了。今年2月份来到这里，干了一个多月了，没有一点改进。金融危机对我们确实影响蛮大，现在一天的收入只有去年的一半，而曾嵘就更差，一天赚不到几个钱。不过也没关系，反正能有口饭吃就行。先维持一段时间，等上海世博会过了，也许会好些。其实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到无所谓，这行不行可以干那行，主要是世博会，不许到处乱摆摊，特别是曾嵘，只能晚上出去，白天要偷偷摸摸的。” 曾嵘父亲如实说。

“现在白天都不能去摆摊，只能等城管下班了再去。上海马上要开世博会了，抓得比较紧。我也想去另外找份事情做，但是每次应聘都失败了。只能等等看，过段时间应该会好起来。反正回去也没事做，在这里还能有口饭吃，先将就着吧。” “不过也没啥好担心的，城里下岗了的人也要生活，我们就是在城里没一点事做，家里还有一亩三分田，饿不死”。曾嵘信心十足地讲道。

从当前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滞留城市并未给城市管理带来困难，也没出现所谓的“问题民工”。为何危机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出现如既有研究所认为的那样转向“问题民工”，或者影响社会稳定呢？这到底是我们研究的短视，还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的变化？也许二者兼有。

上述记录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奋斗历程，既包括其“在‘扎根’与‘归根’之间”的社会适应困境，也涵盖了“为生活而斗争”的生存策略和“摇摆”的社会心态以及危机下“坚忍不拔”的生活努力。而总的来看，上述片段给我们呈现的更多是一个新生代农民工从“为生存而斗争”到“为承认而斗争”的历程，给我们呈现的是我们视界之外的并非另类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样态——他们并非我们想象或想当然的“问题群体”，他们的真实生活足以印证这一点。

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措施

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1、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

2、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3、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

4、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5、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

6、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第二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思考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思考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12-01-18 10:50:00 ]作者：王颖（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关心和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有效保障他们的文化权益，是一项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因此，关心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并对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的原因进行分析，探求解决问题的措施。以此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让他们共享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公共文化服务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为农村发展、城市繁荣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42亿，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这一群体在创造城市繁华的同时，却无时无刻不品尝着陌生的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寂寞。他们虽身在城市，心灵却无处栖息。因此，关注农民工文化生活，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加强对农民工文化权益的保障，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以文化的力量为新生代农民工架起一座融入城市的桥梁。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

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生活方式、城市认同感、文化程度、精神需求等方面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拥有着较高学历或是多方面的文化教育背景。他们不满足“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他们渴望享受都市的生活，他们对文化生活需求的意愿相对强烈，文化生活需求的层次也相对较高。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他们的文化生活还不尽人意，存在许多问题。

1.1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文化需求处于“饥饿”状态。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资源匮乏，文化娱乐生活单调。虽然从事的职业不同，但文化生活基本一致，看电视是他们从事最多的文化娱乐活动，其次是读书看报、上网、聊天、睡觉，而看电影、看录像、去歌厅是少之又少。农民工文化生活单一，基本处于文化生活饥饿状态。

1.2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处于边缘化状态。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中，但在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下，他们既得不到农村政府提供的相应文化服务，同时也享受不到工作所在城市提供的服务，他们处于尴尬的边缘化境地，文化需求体现为一种自发的存在状态。无论是国家主渠道，还是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关注严重不足，与城市居民所享受到文化权益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文化生活需求和文化供给上都处在文化边缘化的困境，使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文化孤岛”上。

1.3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消费水平低。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更渴望留在繁华的都市，享受城市的文化生活。然而，低学历低技能，迫使他们只能从事那些环境恶劣、工资低、待遇低的工作。“文化素质低”与“劳动技能低”造成他们“劳动收入少”、“就业机会少”。因此，农民工参与和享受城市文化生活的比例、程度还非常低，城乡二元结构形态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称，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保障该群体的各种权益，尤其是他们极度匮乏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更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探求解决问题的措施。

2.1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普遍偏低。经济因素决定和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由于所受的文化教育有限，从而限制了自身的就业环境，他们在城市的就业岗位多在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的岗位工作，他们每月所得仅能够维持其本人最低生活水平，即使他们处在旺盛的消费阶段，也只能拼命挣钱，精打细算、节俭度日，维持日常生活。每月用于支付文化生活的费用所剩无几，也就是说，物质基础尚未达到精神需求的高度，文化消费对他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侈。

2.2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缺乏制度保障。长久以来，我国公共物品分配重城市、轻农村。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需求没有纳入政府管理系统，企业或社区组织对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也采取漠视的态度，被排斥在社

会保障体制之外，这与制度的缺失密不可分。如果政府、企业等社会组织在文化生活方面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较多的服务和设施，从制度层面将新生代农农民工纳入到政府公益文化服务系统，建立稳定的农民工文化工作保障机制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一样的文化发展权、文化参与权、文化创造权和文化享受权，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进入主流文化圈将起决定作用。

2.3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大于社会供给。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个体文化需求呈现多元化。他们不满足自己的处境，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想充实自己，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劳动技能。而各级政府及企业为农民工提供的文化服务多包括：阅报栏、图书、电视、就业信息、免费看电影等，这就与农民工的需求有一定的差距。他们希望政府和企业能够提供一些基本的、必须的文化服务外，加大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技能水平，满足企业对其技术的要求，从而改变窘迫的经济状况，融入城市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丰富和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对策

3.1政府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化发展的主力军，各级政府有责任保障他们的文化权益，满足他们的文化生活需求，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3.2增强企业文化活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由于农民工文化生活不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企业就不会对农民工文化生活进行经济投入，关心员工的文化生活需求。企业要发展，就要以人为本，从农民工需求出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增强企业文化活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3.3加大政府职能的深入，为农民工提供文化交流平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需求，需要通过一种权利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结合互动。政府文化部门的职能如何更好地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好地将工作深入基层，针对需求，“投其所好”，即要急农民工之所急，想农民工之所想，切忌提供无效的文化服务，从服务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实现文化资源的最大效益。政府除了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文化服务，还应该帮助农民工在主动参与和创造文化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3.4发挥图书馆等公益性信息服务职能，保障农民工基本文化权益。2011年底之前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包括多媒体阅览室在内的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享受到现代文化发展的成果，发挥图书馆文化主渠道的作用。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和期待。因此，关心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让他们共享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成果，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篇：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目前，我国这个群体的人数已超过1亿人，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他们在城市生活多年，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他们的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已大相径庭。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他们不愿退回农村，即使回去也做不了合格的农民；他们迫切想融入城市，但又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新生代农民工就这样怀揣着青春与梦想，“漂”在城乡边缘，面临着不少新的困境，因此亟须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这些困境予以关注。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困境：

（一）脏、苦、累的边缘职业

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

（二）迫切的婚姻问题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首选通常是一些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的职业，很难获得异性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异性相处的机会。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三）非城非乡的身份

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但城市并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与主流社会脱节，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

（四）矛盾斗争的心理

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自律性丧失，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

二、政府和社会需要采取的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一）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虽然被冠以“农民”两个字，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已不是那么紧密，但户籍这堵墙，却如影相随，羁绊着他们融入城市，阻碍着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制约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的转型。所以，要破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民生难题，不妨先从户籍制度着手，赋予他们“新市民”的身份。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

（二）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三）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四）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五）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

（六）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正如同“中国梦”正处于从“国强”落实到“民富”的关键阶段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而对城市和政府来说，是把握历史的机遇，加速改革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让和谐社会建设进入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当然，处理有关一亿人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要做到的是真正走入这一群体，用平等和理性的眼光，去发现、把握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渴望。

第四篇：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首次出现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他们占了外出打工农民工的主体，约有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

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当下，各地节后招工如火如荼，占了外出务工者“半壁江山”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老一代农民工为养家糊口到城市打工，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放下书包进工厂”，赚钱只是外出打工的一部分目的，他们希望跳出“农门”进“城门”，像城里人一样生活。然而，他们却有更多的困惑与迷茫。尤其是90后农民工，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接纳；根在农

村，却与农村日益疏远。他们只好尴尬地流动在城乡间。

羊城晚报记者深入川、粤、湘、桂各地，走近新生代农民工，触摸他们的打工生活和城市梦。70后最怕你跟他讲劳动法，巴不得天天加班多赚钱；80后既怕加班，又怕总放假，两者越平衡越好；

90后则三餐饱饭足矣，最好工作三天休四天，甚至愿打零工也不愿签几年的“卖身契”。

为改变，他们进城寻求“机会”

“现在最头痛的是人员不稳定。”深圳一家汽修厂家负责人朱先生告诉记者。“我们招人是要干活的，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90后，干两天就想干别的或者干两天就走了，我们最烦这个。”朱先生说，不少90后不愿干苦活、累活，一来就想干销售，不行就跳走，结果干了三四年还是什么都不会。朱先生感叹，找

做事踏实的老一代农民工越来越难。

广西南宁一家鞋厂的人力主管告诉记者，他们倾向于不招90后入生产一线，因为很多人干不长，流动

太频繁。

深圳鹏强人才市场的经理汪炬文也注意到90后打工者的这个特点。他说，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90后新生代求职者对职业的诉求已发生变化。“很多年轻人到深圳是来看一看，打工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这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汪炬文说，很多90后年轻人抱着寻找“机会”的心态来到深圳，他们希望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机会”。他们没有父辈那样严重的生存危机，没钱的话家里会寄过来，因此他

们对工作的要求与老一辈有很大差别，注重工作环境、福利等。

“我情愿打散工，也不愿当流水线工人。”生于1991年的陈志文，是广西南宁武鸣县人，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结果在某工厂干了个把月就辞职了，他已记不清换了多少家工厂。父亲觉得他没定力，去年强行带着他在一家瓷砖厂工作。节后，陈志文说什么也不肯再跟父亲回瓷砖厂了，他说受不了生产线每天的重复劳作，更不愿像父亲那样一辈子耗在生产线上。

广西天等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黄桂德认为，90后不愿上生产线，并不是不能吃苦耐劳，而是他们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希望未来有所发展。天等县一家企业的老板向记者抱怨，该县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跑到桂

林米粉店做服务员，很多人不愿意来工厂。“他们觉得能看到希望，将来也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不少企业管理者有着共同的感受：70后爱加班；80后爱看世界；90后爱叹世界。

把子女留在家里，则出现数目庞大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严重缺失；把子女带在身边，则成为浩荡的“流动儿童”，学校教育又出现巨大困难，这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窘境。

为发展，他们重视子女教育

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情形相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携家带口进城务工。

来自广西桂平的80后陈隆，决定带4岁的儿子去深圳上幼儿园。“农村我们回不去了，都不会干农活了。我想给儿子创造机会，让他将来可以留在城市。”陈隆说，自己曾是留守儿童，不愿儿子重蹈覆辙。但

现实也摆在眼前，如果不能入户城市，孩子高考时，还是要回老家。

在广西天等县孟养村龙彰屯，差不多整个屯都搬到深圳了。“他们在深圳挣了钱，回老家盖起新房子，但屯子里却没几个人，老人小孩都接出去了，过年过节都不回来。屯子里的红白喜事，都直接在深圳进行。”

当地一位干部说，去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在深圳公明设立了选举分会场。

但并非所有儿童都能被父母接到打工的城市，留守儿童仍是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问题。

在四川金堂，目前仍有留守儿童1.3万人。记者走访的数十位返乡农民工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明确表示，因为不想让家人成为“留守儿童”或“留守老人”，因此选择留在本地找工作。因父辈常年在外打工，难

以顾及子女教育，一些外出务工者子女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便辍学。24岁的四川金堂县新鑫村民王天寿告诉记者，他小学毕业后就外出务工，而21岁的弟弟黄召华小学没读完，就跟着哥哥打工了。淮口镇就业服务站负责人陈敏告诉记者，这样的家庭在当地并不罕见，受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影响，很多“留守儿童”长

大后选择了外出打工。

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信息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作单位渠道中，自己找的超过33%，通过亲友、同乡介绍的超过36%。这些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近乎疯狂。一项针对近5000

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非常高，都表示将全力投入子女教育。目前，广东等地已实施农民工积分入户、“流动儿童”入读当地公立学校等政策，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更多可能。然而，来自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农民工不愿或没考虑好

是否入户城镇。主要原因是不愿放弃土地、城市生活压力大、担心工作不稳定、农村环境趋好。

心怀梦想、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正成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实剪影。

为子女，他们回乡另谋出路

广东东莞虎门镇，一房一厅的出租屋里，王磊一家祖孙三代迎来了龙年。这是王磊一家在广东过的第三个春节。

王磊，河南省驻马店人，1987年生，一个两岁孩子的爹。他是虎门中心客运站的一名普通车管员，与他那大半辈子都漂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老爹不一样，王磊打算到儿子要读书的年纪，就结束打工日子，举家回老家发展。“学门手艺，比如修车，在我们那边开个修车铺；老婆卖卖衣服，可以从虎门进货，拿回

去卖，比打工强多了……”

不像父辈农民工一样：打工、赚钱、娶媳妇、生娃、盖房，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刚刚25岁的王磊对自身的人生规划异常清晰。大约三年前，他辞去了工厂工作，因为“不自由”，而且“学不到啥”。目前的工作他挺满意，正规稳定、相对自由，加班还有三薪，最重要的，是离自己“学手艺”的梦想更近了。在珠三角，王磊只是千千万万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缩影，他们不甘心只做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或巨大“工

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想活出自己的精彩。

若再用“吃苦耐劳”的标准衡量他们，指责他们耐不住性子，批评他们“付出一分就想有十分收获”，甚

至扣上“眼高手低”的帽子，或许已经不合时宜。

心怀梦想、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正成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实剪影。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生代打工者的潇洒建立在父辈的艰辛上。80后、90后打工者里，独生子女比例较高，在多数家庭中，父母打工挣钱盖起了房子，为新生代解决了后顾之忧；还未成家的新生代，没有养家的压力，活得更洒脱，换工作、换城市、换圈子、换活法，成为他们的常态。

王磊是老家第一代“留守儿童”，父亲在长三角当过多年建筑工，给家里盖起了大房子，现在年纪大了就在客运站附近拉客，收入比以前高，高峰时每月收入有3000元；母亲当环卫工，月薪一千多元；王磊每月也有两千多元，全家月入六千多元。身为人父的王磊，现在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搞好小孩的教育最重要”。“如今内地渐渐发展起来了，不少老乡回去了。”王磊说，在虎门中心客运站看着回东莞打工的人一年

比一年少，他也开始为回家做准备。

记者手记

培训和服务掉队了

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体力打拼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欲望强烈，并希望借此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年轻农民工的工作取向已经变化了，他们不想只在酒楼端盘子，但又缺乏技能，很快就被年龄耽

误了。”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主张直接由财政出钱，为年轻农民工做培训项目。

也有学者建议，在劳动力输出地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同时，加强省际劳务合作，定期把用工信息发到劳务输出省，引导农民有序流动。但记者采访发现，在四川金堂、湖南长沙、广西南宁等地，几乎均未进

行跨省劳务合作，外省用工信息也以务工者自己寻找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又基本没有务农经历，不愿或难以回到乡村。他们表面上被城市接纳，实际在就业、医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与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别，这样的“半城市化”状况让务工

人员处在“进不去”城市和“不愿回”农村的尴尬境地。

第五篇：新生代农民工

2010.12.10

从近几年的“用工荒”到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在近半年内发生了“十二连跳”系列自杀之后，“新生代农民工”也日渐作为一个群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公务员申论考试入手，运用利益主体分析法，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现象的原因及解决对策，供考生参考。何谓“新生代农民工”?

主要指由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80后、90后年轻群体，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1.5亿人里面占到60%，他们出生后就上学，上完学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等不是那么熟悉。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很大困境，其产生原因可以从政府、社会、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去分析：

政府方面，缺乏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有效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保护他们的劳动权益和人格尊严。此外还有户籍等多方面原因限制，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社会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观念上的诸多歧视，使他们难以在城市找到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宿感；而他们在劳动供给和行业需求上也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使得社会出现了“用工荒”，造成了劳动资源的浪费；

企业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歧视性待遇；或者给他们极低的工作报酬，缺乏必要的保障，漠视他们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方面，他们在心态和观念上，对职业的期待值和融入城市的期望度都较之第一代农民工高，而他们又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和融入较高层次就业市场的本领，同时他们工作耐受度较低，缺乏父辈的吃苦耐劳精神，心理抗压能力比较脆弱，这些因素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在城市的发展；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困境的措施：

第一，政府及相关部门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出台切实措施保障其利益，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生产便利的同时，还能提供生活便利，完善社区功能，为打工者提供劳动、生活权利方面的制度性关怀；

第二，全社会要以更宽容的心态来接受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相关机构要积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开展各种活动，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渠道，让他们处于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人际关系网中；

第三，企业一方面要提高打工者的劳动报酬，同时依照法律规定为其提供社会保障；同时要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发挥集体的力量，建立、完善打工者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要端正心态，不怕吃苦、不惧困难，在基础性岗位上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加强自身的敬业精神；同时，制定职业规划，脚踏实地去努力，不好高骛远，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

以上是关于新生态农民工这一热点问题的解析及备考指导，华图教育希望考生能从中总结规律，受到启发，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并且多多关注国家近期最新的政策及媒体评论，让自己的申论知识储备更加充实全面，为自己迎接考试，继续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