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身世之谜”

第一篇：北京大学的“身世之谜”

北京大学的“身世之谜”

但其实北大的这个生日背后，还隐藏了不少不为外界所知的故事，有些故事甚至都成了猜不透的谜。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出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之手，是一篇刊载在1997年《读书》228期的旧文。北大校庆，为何改期？ 北京大学最大的“身世之谜”，除了戊戌年间的创立，当属校庆的改期。前者因年代久远，资料匮乏，难以辨证尚在情理之中；后者近在咫尺，其时北大早已名扬四海，档案制度也相当完备，居然也会“失考”，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考过北大的诞辰(参见《北京大学：从何说起》，刊《读书》一九九八年一期)，连带讨论一下校庆的改期，本以为乃举手之劳，没想到竟“马失前蹄”。

依照常规，第一步的工作，便是了解当事人的意见。即当初将北大的校庆纪念日，从沿用多年的十二月十七日改为五月四日，理由何在。可就是这第一步，已经让我“大跌眼镜”。好几回峰回路转，答案似乎就在眼前，转眼间，又消失在云雾山中。直到落笔为文的今日，也只是依据蛛丝马迹略作推断，不敢说已得确解。真希望掌握此中奥秘的朋友，能够公开发言。在我看来，此乃了解五十年代以后北大命运的一把钥匙，不可掉以轻心。

关注北大校庆改期的，我肯定不是第一个——起码校史专家就无法回避。因而，不妨先倾听专家们的意见。可惜的是，八十年代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只叙述到一九四九年为止；其他涉及五十年代以后北大命运的出版物，也不屑于纠缠此等“小事”。好不容易在《今日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中，找到了如下含糊其辞的描述：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即“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时，北大成立了由教授、教师和学生代表共二十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汤用彤教授任主任。为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此后，北京大学将每年的五月四日作为校庆日。

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是：北大校庆的改期，是在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零年。遍查这两年的《人民日报》以及《北大周刊》，有校务委员会成立的详细报道，却未见改变校庆纪念日的只言片语。相反，第21期《北大周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刊出汤用彤、罗常培纪念校庆五十一周年文章；第22—23期《北大周刊》(一九五零年二月一日)报道北大师生举行校庆纪念集会，马叙伦、徐特立发表讲话。另外，第62期《北大周刊》(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六日)上，也有校庆五十二周年活动的预告。也就是说，起码在这两年内，北大仍坚持在十二月十七日举行校庆纪念。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北大周刊》改为《北大校刊》。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第14期《北大校刊》上，刊出《北京大学一九五一年度校历》，依然规定：“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校庆放假一日。”按理说，此事再简单不过，继续追踪《北大校刊》就是了。可很快地，《北大校刊》停办。等到其后任《北京大学校刊》面世，已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正是在这一年多的“空白”里，北大完成了校庆的改期。持此说的理由是：一九五三年年底，没有关于校庆的报道：第二年五月三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刊》15期上，通栏大标题为“纪念五四青年节，祝贺校庆五十六周年”。同年五月七日的《人民日报》上，也发表了题为《北京大学热烈庆祝五十六周年校庆》的新华社通讯，开篇便是：“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日，隆重地庆祝五十六周年校庆。” 有了上下限时间，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是何时、由何人提议、并以何种理由决定改变北大的校庆纪念日？翻遍这两三年的有关报刊，竟找不出任何痕迹，实在不可思议。原以为此举关系重大，定会引起热烈的争议；即使不允许讨论，也会由校方刊出公告，并略做解释。结果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转变过来了。求助于北大档案馆，依然无济于事：在我所能查阅的范围内，未见蛛丝马迹。明知答案可能隐藏在学校党委的会议记录中，我也只好望洋兴叹。幸亏档案馆的馆长提醒，为此问题，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的专家已经调看了所有内部档案，不必再作徒劳的求索。依照她的指引，终于在北大内部发行的《高等教育论坛》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上，找到了两年前便已完成的结论。由王学珍等先生撰写的《北京大学大事记》，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那一天，记载了这么一件“大事”：

汤用彤副校长建议把北大校庆改为五月四日。他认为现在的校庆时间(12月17日)临近期末，师生都很紧张，不宜搞大的活动(这一建议当时虽未在一定会议上形成决议，但此后校庆的纪念活动实际上已逐渐改到五月四日)。

这段话，可与流传在北大人口中的另一种解释相印证：十二月中旬的北京，已经进入冬季，天寒地冻，校友往返不方便，不若春暖花开的“五四”，返校、踏青两不误。这两种“说法”，一着眼于校内，一着眼于校外，都很有人情味，非常可爱。可二者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校庆纪念不同于旅游度假，并非取决于天气或者闲暇。

不能随意更改的校庆，竟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更改了，其中必有奥秘。先不讨论结局是否合理，单是“大事记”中的这段话，便是个很大的悬念：如此大事，为何没有“形成决议”？没有正式决议，如何“逐渐改到五月四日”？“逐渐”二字，更是令人疑窦丛生：到底是哪一年开始使用新的校庆纪念日？是考证不出来呢，还是不便明言？

依我的浅见，并非当事人思虑不周，或校史专家笔力不济，而是别有苦衷。正是这无从定义、不容辩白的“醉眼朦胧”，最能体现此事之“妙不可言”。不管是校史专家，还是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非要把此事的前因后果说得一清二楚，几乎不可能——均嫌“证据不足”。问题是，据我所知，北大档案馆文革中并没遭严重破坏，为何当初校方不曾留下足够的证据，以供后人审核稽查？

稽古时可以做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察今反而只能“以意逆志”、“诗无达诂”，此举颇具“中国特色”。以笔者所关注的北京大学的“身世之谜”为例：前五十年生日失考，乃力所不及；后五十年校庆改期，则是主动出击。因而，前者只需考据，后者则必须兼及阐释。即：在钩稽有关史料的同时，努力恢复并理解上一代人的处境及思路。

先把“大事记”未曾言明的“逐渐改到五月四日”略作交代。因应“汤用彤副校长建议”，原定十天后举行的校庆五十三周年纪念活动取消。既然是“除旧布新”，照常理，新的校庆纪念日当即生效。可第二年的“五四”，北大学生举行隆重集会，纪念的是青年节，而非校庆。第一次大张旗鼓地将青年节与北大校庆捆绑在一起“隆重纪念”的，是在一九五四年。也就是说，旧校庆废于一九五一年；新校庆始于一九五四年。换一种表述方式：首先是旧历的不合时宜，而后才有新历的取而代之。

依我的浅见，“旧历”之不合时宜，并非有碍学生的复习考试，而是因其象征着旧的教育体制；“新历”之独具魅力，也并非时人贪图五月春光明媚，而是象征着与老北大传统的决裂。此举须与“时代潮流”相参证，方能明了其准确含义。就在北大决定取消旧校庆的前后几天，《人民日报》特辟“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专栏，发表清华大学营造系主任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侯仁之《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等一系列文章，共同谴责旧大学之违背人民立场。紧接着，汤副校长连续发表讲话，“发现过去的北大像衙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统治着北大，要把这些脏东西清除掉，必须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继续下去”；否则，“赶不上国家的需要，也对不起人民大众”。作为三反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大校方成功地组织了对原法学院长周炳琳以及英语系教授朱光潜的连续批判，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扬(参见刊于一九九六年一期《高等教育论坛》上的《北京大学大事记》)。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一九五二年，确实是大转折的紧要关头：院系调整，迁居燕园，礼聘苏联专家，批判周、朱等，都预示着其发展方向，难怪时人津津乐道“新北大”。北大确实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标志，改变校庆纪念日，似乎顺理成章——这才能解释汤副校长的提议如此迅速地付诸实施，且未见任何公开的异议。

提议改变校庆纪念日的是副校长汤用彤，可主张与老北大传统决裂的，却是属于那个时代追求进步的众多知识分子。改朝换代后的第一次校庆纪念，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还只是批评老北大的“为学术而学术”，并力图重新阐释“兼容并包”口号；对北大传统深有体会的罗常培教授，更发表《祝北京大学的新生》(《北大周刊》21期)，率先清算老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北大的思想自由传统在过去三十年是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可是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它却可以阻碍社会的发展。这种否定老北大，自觉“加紧思想改造的教育”的言论，在《北大周刊》上比比皆是。

依罗先生的思路，“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起，人民的北京大学方才举行了奠基礼”。

如此说来，改变校庆纪念日，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日后之不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大的二月二十八作为新的校庆日，已属思想落伍；倘若再坚持旧的校庆日，那更是冥顽不化。此后几年，北大人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一方面加强自我清算，另一方面重新诠释北大传统——作为“除旧布新”的表征，便是此校庆纪念日的改期。

问题是，同处“思想改造”的大潮，为何只有北大必须改变校庆纪念日？老北大传统实在顽强，思想改造任务十分艰巨，非如此不足以消除隐患——这是一种假设；北大师生善于追赶时代潮流，总是能自己提出并解决问题，自觉顺应变革的需要——这又是一种假设。还有一种说法，或许更实在些：并非每所大学都有如此辉煌的传统——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供“开发利用”。以上诸说，均属宏大叙事，有道理，可又都难以实证。我只想补充一个小小的细节，希望有助于理解北大校庆的不得不改期。

就在解放军进城前夕，北大校长胡适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出走。这位被共产党公布为“战犯”的文化人，其生日恰好与北大校庆同一天。如此偶合，因胡适与北大渊源殊深，而显得格外醒目。本是“文人雅事”，只可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该深文周纳。可事实上，这一偶合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新政权建立后，朋友间打趣的话题，竟成了不同派别争斗的战场。一九五八年，针对大陆的批胡运动，在台北大校友会大张旗鼓地为北大和胡适祝寿(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767—2776页)，其后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称：

适之先生象征北大精神，所以我们为适之先生祝寿，也就是为北大精神祝寿。(《向胡校长祝寿献词》)北大校方组织撰写的《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一)，也认定这两个生日的重叠，大有深意在。比如，胡适之热中于纪念校庆五十周年，便是“为了抬高自己”，蓄谋“以庆祝校庆来为自己做寿”。大规模的批胡运动，一九五四年方才开始；可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日报》发表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第二年九月《文汇报》刊出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大陆之“彻底清算胡适思想”，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面对此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与胡适关系最为密切的北京大学，不能不有所警觉。当然，为了撇清与胡适的关系而修改校庆纪念日，未免显得太小气了点；可附着在“思想改造”这杆大旗上，可就理直气壮了。直到现在，我没有发现从“政治正确”角度阐述修改校庆纪念日的文字；即使有，估计也不会谈及胡适的生日问题。可这不便明言的“苦衷”，对当事人来说，或许并非无关紧要。

与老北大的失落相映成趣的，自然是新北大的崛起。新政权之力图清除旧教育制度的影响，以便迅速确立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自在情理之中。改组学校领导、重新确定教育方针、增设马列课程等，此乃大势所趋；至于必须用改变校庆纪念日来表示进入新时代，则属于北京大学的创举。除了北大历来关注政治思潮的起伏，往往得风气之先，更与毛泽东本人的“引导”不无关系。

新政权建立之初，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有过三次交往(参见萧超然《从图书馆助理员到共和国缔造者》，《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九七年五期)。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回信：

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同年十二月，北大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再次给毛泽东主席写信，称为了庆祝五十一周年校庆，准备在十七日上午举行简单的仪式：

我们热烈地盼望您能在这一天，回到学校来，给我们一点指示！要是您有空，无论如何希望给我们写几句话，给一点指示！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最近我们要制新的校徽，想请您给写“北京大学”四个字，希望您能答应我们。

这封信迟迟得不到回音，后来才知道，此前几天毛泽东赴苏联与斯大林谈判去了。回国后，毛泽东补写了校徽，对参加校庆一事未做任何评论。一九五零年的“五四”前夕，“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再次上书，要求毛主席为即将举行的“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史料展览”题字。收到信后第二天，毛泽东题词：

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专家们从题写校徽，读出了毛泽东对北大的特别关怀。我则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切入：

毛主席对五四时期的北大甚有好感，而对十二月十七日的校庆相当冷淡。两次收到关于五四纪念活动的上书，均迅速答复；至于北大校庆，则不置可否。

当然，这只是猜测。但这一猜测，可从另外的角度得到证实。就在毛主席无暇参加的北大校庆五十一周年纪念集会上，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应邀发表演讲：

北大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学校，今天五十一周年纪念日值得纪念的，并不是它的前二十年，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后三十一周年，因为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同时发表演讲的，还有教育部长马叙伦。《北大周刊》刊出这两篇演讲稿时，徐在上而马在下，这大概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传统中国的“尊老敬贤”。

毛泽东对五四时期北大的好感，主要基于其理论体系，而不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三、四个月的个人经历。这一点，《新民主主义论》中早有充分的表述，徐特立的说法，不过是“活学活用”而已。新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寻求变革与发展的“护身符”。举个例子，平常每日四版的《人民日报》，专注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文化单位的消息绝少能挤上第一版。而北京大学竟数度获此殊荣，这全托“五四”的福。

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四日，《人民日报》出版《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头版头条是陈伯达的《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四——六版则发表吴玉章、郭沫若、茅盾、黄炎培、胡风、周建人、杨振声、何斡之、俞平伯、宋云彬、叶圣陶、何家槐、藏克家、王亚平、柏生等人纪念“五四”的文章。接下来的几天，连续报道全国青代会的开幕词、工作纲领、大会宣言等，也都强调如何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新政权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突出渲染，无疑有利于北大的重新占据中心地位，并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年的“五四”，敏感的北京大学抓住机遇，大做文章。其顺应时代潮流的重大举措，得到新政权的大力支持。《人民日报》接连两天报道北大的纪念活动。五月三日是《毛主席和先烈李大钊同志／五四时代的工作室／定五四举行揭幕礼》、《北大纪念五四各项节目排定》；五月四日则发表北京大学通讯组撰写的《毛主席和李大钊同志纪念馆介绍》，并附有上述毛主席应北大要求而写的题词。

“五四”的急剧升温，使得原先的北大校庆相形见绌。《北大周刊》第63期(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六日)登出《本校五十二周年校庆将到，庆祝办法以举行展览为主》，宣布不另举行庆祝仪式，展览的重头节目则是“北大革命史料展览”。据校方称，“这虽是北大的校史展览，但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幅缩影”。此说之得以成立，自是以毛主席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为准的。依此思路铺排的校史，清末民初的北大，必然日渐隐人历史深处。三年间，北大对待校庆纪念活动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第一年，邀请毛主席出席并讲话；第二年，改为举办以革命史料为主的展览；第三年，临时决定取消任何纪念活动。

假如当初毛主席出席五十一周年校庆纪念会，或者五四运动的光荣不属于北大，我很怀疑十二月十七日的校庆，是否还会因影响复习考试或天气寒冷而被取消。

对于大学来说，如何在历史转折关头，抓住机遇，站稳脚跟，为日后的发展打下有利的基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五十年代初北大校庆的改弦易辙，我以为乃出于深思熟虑的“高招”。若做如是观，对先辈爱护北大的心情，当有较为深入的体贴；对其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也会有较为通达的理解。实际上，五十年代初“老北大”的日渐淡出，乃其时的“大气候”所决定，非关个别人的提议。

尽管如此，我对于赋予校庆纪念日以特殊意义，仍深感不安。生日本无可选择，像梁启超那样，非要借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来渲染自己的出生(《三十自述》)，只能理解为“少年气盛”。北大溯源时之坚守戊戌，而拒绝同文馆，其实已有将自家生日与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倾向。这一点，看看二十年代以来众多有关校史的论述，便可一目了然。一所伟大的学校，必须在非同寻常的时刻诞生，这一思路，使得论者喜欢赋予生日以特殊意义。

校庆纪念以及校史的写作，表面上是指向过去，实际上是在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校庆之深受校方重视、而且也值得史家认真品读的原因。说低点，是在历史坐标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说高些，则是在述说传统的同时，标举一种理想、一种精神。可有一点，常被世人所忽略：任何一所大学的优良传统，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与具体的生日没有任何关系。在北大校庆五十一周年纪念集会上，教育部长马叙伦发表不同于徐特立的演讲，一是强调“时间是不可分割的”，一是称校庆“正像我们自己的生日”。“单就生日来说，平常得很，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之所以生日吃长寿面，不外表示纪念和祝福，没必要将其神圣化(《北大周刊》22—23期，一九五零年二月一日)。一旦生日被赋予特殊意义，而且可由后人自由选择，那么，不确定的因素可就太多了。沧海桑田，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其校庆纪念日是否也需要不断变迁，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答案若是肯定，将招来无数不必要的烦恼。

北大之修改校庆纪念日，固然有利于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开了个危险的先例。生日的确定，本来只是考据问题，一旦转化为价值判断，过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随着诠释框架的改变，倘若有一天，“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难道说，另外选择一个光荣的时刻？若如是，必定是校园里众声喧哗，校园外难以认同。为北大的千秋基业计，还是“实事求是”好——生日就是生日，没什么特殊的意义。

以岁末(依我的考证，乃十二月三十日)作为校庆纪念日，不谈辞旧迎新之类的象征意义，只是回归“考据”。即便寒冬腊月，以目前的技术条件，举行庆典根本不成问题。况且，庆祝大典，不可能每年都搞；平常的校庆，不外放假一天，让学生调整一下心态，以便顺利地进入紧张的复习考试，这不也挺好吗？更重要的是，既然中国政府早已将“五四” 确定为青年节，北大再挤进去一个校庆纪念日，“普天同庆”的鞭炮与掌声，必然淹没了自家的独特体验。就好像诞生于春节的朋友，没有自己的节日，其实是挺委屈的。真希望，百年大庆后，北大人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辉煌的历史，以及没有特殊意义的生日，以实事求是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太阳。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于西三旗

第二篇：奇货可居—秦始皇身世之谜的历史故事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数千年专制时代的第一位君临天下、叱咤风云的皇帝。六国养尊处优的君主嫔妃、王孙公主、皇亲国戚无一不胆战心惊地揖首跪地、俯首称臣。然而，傲视天下的秦始皇内心却是异常脆弱，因为他对身世一直讳莫如深。

秦始皇是继秦庄襄王(子楚)之位，以太子身份登上王位的。秦始皇之母赵姬，据说曾为吕不韦的爱姬，后献予子楚，被封为王后。那么，秦始皇到底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后人争议不休。

《史记》中记载秦国丞相吕不韦本为河南濮阳的巨富，是远近闻名的大商人。但他不满足这种拥有万贯家私的地位和生活，野心勃勃，对王权垂涎三尺。

于是，吕不韦打点行装，到了赵国的国都邯郸，精心策划一个大阴谋，将正在赵国当人质的秦王的孙子异人，想法过继给正受宠幸的华阳夫人，转瞬之间，异人被立为嫡嗣，更名为子楚。

不久，国事生变。秦昭王、孝文王相继去世，子楚堂而皇之地登上王位，吕不韦被封为丞相。之后，吕不韦将自己的爱姬赵姬献给子楚，生下嬴政，被封为皇后，不料子楚仅在位三年就死掉了，于是他的儿子嬴政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吕不韦认为嬴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让嬴政喊自己为“仲父”，自己则掌管全国政事，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一手遮天的大人物，吕不韦在邯郸的秘计实现了。

认定吕不韦和秦始皇有父子关系的说法，其原因是：

其一，这样可以说明秦始皇不是秦王室的嫡传，反对秦始皇的人就找到了很好的造反理由。

其二，是吕不韦采取的一种战胜长信侯的政治斗争的策略，企图以父子亲情，取得秦始皇的支持，增强自己的斗争力量。

其三，解秦灭六国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不动一兵一卒，运用计谋，将自己的儿子推上秦国的王位，夺其江山，因此，灭国之愤就可消除。

其四，汉代以后的资料多认为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这为汉取代秦寻求历史依据，他们的逻辑是，秦王内宫如此污秽，如何治理好一个国家，因此秦亡甚速是很自然的。

后世人也有认为上述传说并不能成立的。

其一，从子楚方面看，既使有吕不韦的阴谋，但其实现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因为秦昭王在位时，未必一定将王位传于子楚，更不能设想到子楚未来的儿子身上。

其二，从秦始皇的出生日期考虑，假若赵姬在进宫前已经怀孕，秦始皇一定会不及期而生，子楚对此不会不知道。可见，秦始皇的生父应该是子楚，而非吕不韦。

其三，从赵姬的出身看，也大有文章。《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赵之后，秦王亲临邯郸，把同秦王母家有仇怨的，尽行坑杀。既然赵姬出身豪门，她怎么能先做吕不韦之姬妾，再被献做异人之妻呢?这样，就不会存在赵姬肚子里怀上吕不韦的孩子再嫁到异人那里的故事了。

身世之谜也只有留于后人去推测了，而“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却由此流传于世。

第三篇：揭鬼谷子韩信诸葛亮身世之谜,解其旷世才华之谜

揭鬼谷子、韩信、诸葛亮身世之谜，解其旷世才华之谜

鬼谷子，姓王名诩，又名王禅，道号玄微子，春秋战国魏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卒于公元前320年，著名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兵法集大成者、纵横家之鼻祖，精通百家学说，著有《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教授门下弟子孙膑与庞涓，苏秦与张仪互为对立，演绎兵法思想和纵横（外交）学说于春秋战国之争，隐于一隅而拨弄历史兴衰之琴弦。鬼谷子身负旷世鬼才时如何造就的，我们只能通过其身世经历去考究了。很多野史，影视对鬼谷身世描述得如神话般。而笔者深信一份平常甚至苦难的身世才能造就如此奇才。真实的鬼谷先生亦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而且他的离奇身世和不同寻常的经历：1.父母之谜。首先鬼谷子祖父是个大富商膝下只得一女便是鬼谷先生之母，且此女自幼喜读书，父亲请来私塾老师欲使其成当世才女。鬼谷祖父见女儿到了谈婚论嫁之时，外出为其寻得楚国贵族王孙为婿，但回家之时发现女儿早已有了身孕，为保爱慕之人不为父亲惩罚至死未说出鬼谷子父亲之名，如此叛逆之举在当时很难为世人所接受，鬼谷之母只能离家出走。2.鬼谷子少年学习时代。鬼谷降生之时，老子、孔子、孙子都已经谢世多年，墨子刚刚去世，而孟子和庄子即将诞生，正值百家争鸣的时代，鬼谷子自然被当时的时代风气所影响要扬名于世而阅遍先贤之书既有《周易》、《春秋》、《论语》，又有《黄帝内经》、《道德伦》、《孙子兵法》等。并在洛邑先后拜了三位老师，一个精于天道，一个通晓兵法，一个擅长说辞。3.鬼谷子游历多国一展抱负时期。游学回到魏国，初出茅庐的鬼谷子未得到赏识转去楚国却依然未得重用，甚至此时的他只能靠占卜度日。于是只能离开楚国转到韩国，终于在这里得到了赏识，作为韩外交使节屡屡为韩国争得利益，但好景不长还是受到排挤被迫出逃到宋国，虽得到礼遇但鬼谷觉得这里池塘太小自动离开。最后到了齐国却也未能有所作为，终于决定隐世，并效仿孔孟著书授徒。4.鬼谷子晚期隐居收徒。按现在流行的说法鬼谷先生是一个被仕途耽误的大才，但正是这番辗转列国的经历为鬼谷子的学说理论打下了厚实的实践基础，并使其看透世俗藩篱深谙人世万物辩证对立之天道，教授出众多高徒互为对立叱诧风云。也正是其母未婚先孕的身世令其自号“鬼谷”如此诡异莫测之名。韩信韩信（约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96年），淮阴人。应该是历史上身世最为隐秘的著名军事家，被后人奉为“兵仙”、“战神”，从他率军出陈仓到全歼楚军于垓下所统帅军队未尝败绩，被萧何称为“国士无双”。而令笔者惊叹的是其未曾拜师学艺，那么我们通过其身世了解一二吧。历史上记载韩信较为正统的该属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淮阴侯列传》。由于韩信英年早逝我们就对其介绍分为年少和成年两部分吧，首先是年少时期，韩信竟是一个不愿做工和不会做生意的屌丝，整天佩剑到处到邻居熟人处混饭吃度日，且受人鄙视。（这点和汉高祖刘邦很像，也是一枚年少时蹭食的主）期间经历了“漂母送食”和“胯下之辱”后，终于等到陈胜吴广起义，成年的韩信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带兵打战。但这没到韩信真正展现其军事才华的时间点，要经历了2次”跳槽“即从项梁转到项羽再转到刘邦帐下通过萧何的推荐才得到重用，后面才开始书写率兵大杀四方无一败绩的历史，最后项羽死了没有仗打了功高盖主了又不懂收敛被吕后和萧何用计擒下，刘邦处死。由于历史对韩信描述实在太少，笔者对韩信的军事才能来源只能推测为：一.年少时韩信除了到处蹭饭其余时间大多在自己比划/模拟排兵布阵之类的事，就像大家所熟知的秦国”杀神“白起的年少的兴趣爱好经历；二.在未被赏识的从军过程中不断激发出军事天赋，就像我们民国时期的曽国藩放下笔头拿起枪打起仗才发现自己的”职业天赋“；三.这个是最不靠谱又一点可能的答案，那就是穷的四处讨饭吃却能拥有一把配剑的韩信实为一名落魄贵族，祖上有兵法奇书传下（秦朝焚书坑儒，私藏书籍都是犯法的事）造就了韩信。看到这里各位看官觉得韩信军事才华如何得来请在下方点评谢谢！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字孔明号卧龙，徐州琅琊阳都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接触到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对于诸葛亮的描述主要出于《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虽然这里笔者没有对诸葛亮的各种事迹进行考究，但很肯定其的济世才华——仅从刘关张死后独当一面可见其才华的多面性。那么这里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诸葛亮的身世经历揭示为何其如此多才：诸葛亮出生在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先祖诸葛丰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其父在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三岁丧母八岁丧父，与弟弟一起一起跟随有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诸葛玄后投奔荆州刘表。诸葛亮平日好念《梁父吟》又常自比管仲、乐毅，当时的人都对他不屑一顾，只有好友徐庶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崔州平等相信他的才干。黄承彦曾对诸葛亮说：“听说你要选妻，我家中有一丑女，头发黄，皮肤黑，但才华可与你相配。”诸葛亮应许亲事迎娶了黄月英。上面诸葛亮辅佐刘备前的经历，那么他的才华来源就基本出来了：一.官宦世家饱读诗书受父辈们熏陶，又常以管仲、乐毅为座右铭，那么年少的诸葛亮所读书籍肯定不是风雅类的诗书为主；二.朋友故交多为当世各面人才，一起谈论交流乱世之势、济世之道等自然造就了诸葛亮的多才；三.妻子是个才女，而且也默默无闻那就具备了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的条件。文章为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谢谢阅读！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发布，不代表今日头条立场。

第四篇：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将思政教育融入职业生涯规划

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建立健全职业指导工作体系

近年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国家的需要以及学校自身的定位，北京大学明确提出了在保持较高就业率的同时，以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提高毕业生成才率为就业工作重心的工作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北大除了加强一般性的就业指导、就业服务、就业管理工作之外，还立足于对在校学生进行科学的个性化的职业生涯规划，不断推动就业指导工作向职业指导工作转变，并初步在不同年级、不同阶段、不同培养层次的学生群体中构建了一套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衔接的职业指导工作体系。该体系包括职业咨询（包括职业测评，一对一）、职业指导教育（一对多）、职业指导活动（多对多）、职业指导学科建设（多对一）四个层面。

从服务对象来看，学校把职业指导工作体系的服务对象主要区分为毕业生和非毕业生两大类。对于毕业生来说，学校所做的主要工作有：开设就业指导专家系列讲座；通过就业实习、挂职锻炼、精神物质奖励、校园文化舆论氛围营造等工作环节，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到国家重点行业与单位就业；开展个性化就业指导及就业深度服务，等等。对非毕业班学生来说，学校校系两级开设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学校就业中心直接面向非毕业班学生“一揽子”地推出职业测评和职业规划咨询、职业辅导工作坊、职场北大人系列访谈等多项创新性的全程职业指导工作项目。

以职业生涯规划为突破口、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以职业生涯规划的自我探索为起点，通过专业化、全程化的职业指导工作，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业观。

在实践中，北大开展了职业测评和职业咨询、大学生职业规划课程、职业规划训练营、职业辅导工作坊，等等，帮助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业兴趣、职业技能、个人特质和职业价值观进行客观全面的认识和评估。这种认识和探索，有利于大学生把自身的发展与社会需要、长远发展紧密结合，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行动的自觉性，进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以职业认知教育为切入点，深入开展以爱国主义和爱校荣校为内容的国情校情教育活动，引导大学生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北大通过职场北大人系列访谈、职业经理人沙龙、职前教育网络学堂、就业实习、社会实践、挂职锻炼等方式，引导大学生积极探索职业社会，加强职业认知教育。在此过程中，还着重从职业目标、职业情感两方面入手，重点贯穿了以爱国主义和爱校荣校为内容的国情校情教育。一方面，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把职业目标和祖国的需要、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人生的伟大追求相结合，另一方面，把职业情感教育贯穿于日常教育中，培养学生的职业荣誉感和职业幸福感。

以成功校友激励、毕业教育为手段，深入开展艰苦奋斗和感恩教育、廉洁教育，引导大学生文明生活、健康成才。

多年来，以成功校友的先进事迹激励在校大学生文明生活、健康成才，已成为北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就业工作的宝贵财富。学校每年还通过开展一系列毕业教育活动来引导大学生文明生活、健康成才，如毕业留念墙以及毕业生捐赠活动的“成长感恩”系列活动、毕业生廉洁教育活动、从校园人向社会人转变指导讲座，等等。

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拓展教育，引导大学生全面发展。

北大在开展职业指导教育、培养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工作中，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通过职业认知活动激发创新、创业精神。邀请创业精英、企业高管、成功校友来校园传经送宝，以他们的典型案例为教材，激发大学生的创新追求和创业精神；第二，以职业培训提升创新能力。学校开展的职业规划训练营、职业辅导工作坊、创业指导教育等培训使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了有效开发。第三，以校园文化鼓励创新精神。

第五篇：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英文名：Peking University)，简称“北大”。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以最高学府身份创立，最初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职能。北京大学“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北大催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现代学制，开创了中国高校中最早的文科、理科、政科、商科、农科、医科等学科的大学教育，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并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大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百年来的历史进程。学校名称： 北京大学

外文名称： Peking University(PKU)简称： 北大 创办时间： 1898年(戊戌年)7月3日

类别： 公立大学 学校类型： 综合

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学校属性： 211工程，985工程，研究生院

现任校长： 周其凤

知名校友： 李克强、白春礼、胡春华、李彦宏

所属地区： 中国北京

主要院数学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工学院、外系： 国语学院、光华管理学院 目录

学校简介

校徽

校歌

学风

校风

历史沿革

1898～1911年

1912～1929年

1930～1937年

1937～1946年

1946～1949年

1949～ 校容校貌

现任领导

国家重点

学科： 125个

硕士点： 312个

博士点： 259个 院士： 87人 诺贝尔奖得主名誉教

授15位 主要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得主2位 76篇全国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

学校代码：1

0001 旧称：

京师大学堂，国立北京

大学

世界排名：4

4(2012/13)发展定位： 创“世界一流大学” 学校排名

招生情况

办学力量

规模概览

科研机构

师资力量 院系设置

学科设置

校园文化

学生社团

知名校友

办学成果

学术方面

教学成果

学术期刊

学科研究

交流合作 历任校长

历任书记

历史名人

陈独秀

蔡元培

胡适

李大钊

茅盾

马寅初

钱玄同

刘半农

新生奖学金

交通提示

近年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 展开

学校简介

校徽

校歌

学风

校风

历史沿革

1898～1911年

1912～1929年

1930～1937年

1937～1946年

1946～1949年

1949～ 校容校貌

现任领导

学校排名

招生情况

办学力量

规模概览

科研机构

师资力量 院系设置

学科设置

校园文化

学生社团

知名校友

办学成果

学术方面

教学成果

学术期刊

学科研究

交流合作 历任校长

历任书记

历史名人

陈独秀

蔡元培

胡适

李大钊

茅盾

马寅初

钱玄同

刘半农

新生奖学金

交通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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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学校简介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1]

大学堂匾额[1]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大学”身份（名称）建立的学校，并催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现代学制，是近代以来中国教育体系的奠基者。北大是中国近代惟一以最高学府身份创立的大学，最初也是当时的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北大传承着中国数千年来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的学统，建立之初身兼传统太学制度与现代大学建置的双重身份，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最高学府正统，又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先河，可谓“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自建校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名声和地位。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国立北京大学。[2]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同时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第一的大学，理科、文科、社会科学、新型工科和医科都是它的强项。全校共拥有国家重点学科81个，在全国高校中遥遥领先（比第二名多出32个）。按照国家重点学科，北大的理科、文科、医科实力均为全国第一。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北大诞生了中国高校中最早的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心理、力学、计算机、微电子、核物理、农学、医学、中文、历史、哲学、考古、外语、政治、经济、商学、新闻等学科，也是第一所招收研究生的中国大学。[3]

北京大学西门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及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系列的重点大学，是国家“111计划”和“珠峰计划”重点建设的名牌大学，亦是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国际公立大学论坛、九校联盟（C9）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成员。

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源头之一，以及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根据地之一，北大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现任校长周其凤院士、党委书记朱善璐教授。[2] 校徽

校徽突出一个办学理念，即大学要“以人为本”。大学，因大师而大，更因大学生而大。也有人说，上面的是学生，下面的是老师，教师就是要甘为人梯；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要青出于蓝胜于蓝。北大的许智宏校长说，真正的“大”学，学术之大，责任之大，精神之大，尽在其中。许多毕业了多年的北大学生回想起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北大给学子们最宝贵的是“自由独立，兼容并蓄”的精神。[4] 校歌

1916年校歌由时任校长蔡元培，吴梅作词）。1918年校歌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吴梅作词。1952年校歌，是《燕园情》，由周保平作词、孟卫东作曲。现在北大的校歌便是此。

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忆昔长别，阳关千叠，狂歌曾竞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约。

我们来自江南塞北，情系着城镇乡野；

北京大学的西门华表[5]

我们走向海角天涯，指点着三山五岳。

我们今天东风桃李，用青春完成作业；

我们明天巨木成林，让中华震惊世界。

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学风

勤奋 严谨 求实创新[6] 校风

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