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炉边谈话

第一篇：三次炉边谈话

“炉边谈话”见奇效

-----罗斯福总统与政府公关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堪称公共关系的行家里手，他亲自“导演”和“主演”的一出出有分量的重头戏，在政府公共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杰作。“炉边谈话”即是其中的一例。

入主白宫的第八天

罗斯福总统入主白宫之日，正是德、日、意法西斯羽翼渐丰之时，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预感到世界战争阴云即将来临。但是，多年前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像梦魇一样缠绕在美国人的心头，经济危机阴云笼罩，“不介入战争”的孤立主义呼声席卷全国。有鉴于此，罗斯福总统以“炉边谈话”的巧妙形式，开始了有步骤地引导公众舆论的工作。

入主白宫的第八天，他就借助广播这个当时最先进且最普及的传媒工具，一改过去播音主持人正襟危坐的“传道”式的刻板风格，以围坐在壁炉边与家人、朋友聊天的形式，用平和轻松的语调及时把大政方针传达给听众。他将“炉边谈话”看作是对美国公众进行宣传的极好形式，看成是潜移默化地引导舆论导向的极佳载体。此后，这一由总统主持的节目一直延续了12年，且收听率极高。

欧战爆发的当晚

欧战爆发的当天晚上，罗斯福即发表了“炉边谈话”。为了安抚国人，他首先说道：“我希望美国将不会介入这场战争，我认为它不会介入。我向你们保证，并再次保证，你们的政府将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一切努力。”但在讲话中又委婉地暗示：“美国的安全现在和将来都是同西半球及其临近海域的安全联系在一起的。总有一天，美国应该为受到创伤的人类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二战伊始，德国法西斯入侵势头强劲，法国投降，英国军事力量损失惨重。为了说明战争局势的严重性，总统再次发表”炉边谈话“，警告国民，英国战事吃紧，美国已很难隔岸观火，号召人们丢掉同纳粹和平共处的幻想，准备斗争。总统的呼吁逐渐赢得了公众的支持并先后两次修改中立法以适应形势需要。

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

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彻底清醒。在总统发表了题为《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的”炉边谈话“后，”美国参战“成为美国社会的共同呼声。美国上下同仇敌忾，积极投入了反法西斯战争。罗斯福总统的良苦用心终于得到了预期的回报。

这则案例告诉我们：政府在行政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公众的利益和要求。公众舆论是公众利益和意愿的自发性外在体现。所以，必须关注与公众具体行为指向密切相关的公众舆论。”兵马"未到，舆论先行。只有事先有计划地实施舆论引导，消除公众舆论的盲目性，争取更多的中立公众为顺意公众，并积极变逆意公众为顺意公众，创造一个良性的舆论环境，才能为最终取得满意的效果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篇：罗斯福新政炉边谈话

炉边谈话

“炉边谈话”是罗斯福当选总统后一种联系群众的广播方式。1933年3月12日即罗斯福就职总统后的第8天，他在总统府楼下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录音采访，工作人员在壁炉旁装置扩音器。总统说：希望这次讲话亲切些，免去官场那一套排场，就像坐在自己的家里，双方随意交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布彻说：既然如此，那就叫“炉边谈话”吧，于是就此定名。罗斯福在其12年总统任期内，共做了30次炉边谈话，每当美国面临重大事件之时，总统都用这种方式与美国人民沟通。在罗斯福上任后雷厉风行地推动第一次新政时，这种方法的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华盛顿的罗斯福广场，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塑像：一个穿着平常服装的平民，坐在房间一角，侧着脑袋，正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原来他是在听罗斯福的“炉边谈话”。

拯救金融：第一次“炉边谈话”罗斯福的前任总统胡佛，4年任期内正碰上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在短短几个月内几乎崩溃，至1932年冬天，全国至少有1300万人失业，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人们依靠私人施舍、市和州政府少得可怜的公共救济，以及自己微不足道的积蓄度日。

经济的萧条、信用的危机，终于导致1933年情人节晚上整个美国银行开始总崩溃，各州的信托公司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银行成批地倒闭，全国银行库存黄金不到60亿元，却要应付410亿元的存款，银行门前人山人海，挤兑风潮遍及全国，就在罗斯福宣布就职的那一天，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证券交易所正式关闭。

罗斯福临危受命，宣誓就职，发表了经过长时间思考的、充满自信与激情的、简洁缜密的就职演说。就职演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仅周末就有50万封信飞向白宫。

人们热烈期待着新总统的“新政”。罗斯福上任的第二天，发布了两条总统通令———要求国会于3月9日举行特别会议和宣布所有银行休假4天。国会特别会议赋予政府控制金融的权力和根据银行资产发行货币的权力，同时赋予政府对囤积和输出黄金的行为实施严惩的权力。银行休假则有助于打破充斥于金融界的恐慌和紧张状态，使政府扼制了挤兑风潮和有时间赶印货币。1

为了争取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罗斯福于当年3月8日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就金融业中的诸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此举有助于在政府和新闻界之间架构一座沟通的桥梁，也达到了政府通过传媒稳定民心的功效。

白宫记者招待会从此成为惯例，每周两次，每次约120名记者参加。在罗斯福执政的12年里，共举行过998次记者招待会。

为了进一步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3月12日，即银行即将重新开业的前夜，罗斯福对全国6000万听众发表了第一次“炉边谈话”。他以亲切诚挚的声调、质朴实用的语句，对全国人民就银行暂停营业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劝告和教育，他说：“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锁在保险库里了事，而是用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的，比如买公债、做押款。换句话说，银行让你们的钱发挥作用，好使整个机构转动起来……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把钱放在经过整顿、重新开业的银行里，要比放在褥子下面更安全。”

简短的谈话，化解了长期郁结在人们心中的疑团和不满。第二天，部分银行开业了，人们携带着装有黄金和货币的大箱小包，在银行门前排起长龙，把就在不久前也是这样排着长队挤兑的通货存入银行。只过了3天，美国有574家银行开业，几天里，银行回收了3亿元的黄金和黄金兑换券，不出一周，就有13500家银行（占全国总数的3/4）复了业，交易所又重新响起了锣声。复兴工业：第二次“炉边谈话”在经济危机中，企业的恶性竞争、极度贫困的劳工及劳资关系异常紧张，使

美国犹如处在一个火山口上，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可能。新政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工业的复兴是没有希望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制定相关的法规外，还必须取得企业和劳工的理解和支持。罗斯福为推行复兴计划，于5月7日发布了第二次“炉边谈话”，要求“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并强硬地指出，政府在各个工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协助下，“有权制止不公道的做法，并强制执行所订立的协议”。罗斯福的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企业竞争和对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随之，《全国工业复兴法》

出炉，它是对大萧条中美国工业中明显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

与此法规相配套的，有许多详细的行业法规，比如总统的再就业法规，该法规禁止雇用童工，规定产业工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每周工作时间为35小时，脑力劳动者为40小时。愿意接 受这项规定的，雇主将得到一个“蓝鹰”标志。许多小企业都自愿或被迫地接受了该法规，但是，绝大多数大企业在开始阶段都拒不加入“蓝鹰”行动。为此，罗斯福发布了第三次“炉边谈话”。他说：“打起仗来，如果进行夜袭，士兵们都在肩上带上耀眼的标志，免得误伤自己人。根据这个原则，那些跟我们合作，参加全国复兴运动的人，也要被一望而知。”他的意思很清楚，要么合作，要么挨揍。广大的中小企业和劳动群众对此热烈响应，全国范围内支持复兴运动的游行接连不断。

工业复兴取得了一些成就，到1935年初“它使大约200万失业者有了工作；它帮助制止了通货膨胀的重新加剧；它有助于促进企业道德和提倡文明竞争；它建成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的全国性样板；它部分地肯定了工人运动的斗争成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童工和血汗工厂”。人们热情洋溢，连前总统胡佛都表示赞成。实行新政的前半年里，罗斯福把美国的萧条局面扭转了。头4个月，工业生产指数由59上升到100。影响最大的《纽约时报》声称“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 场史无前例的绝大危局”，“从来没有哪一个总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叫人觉得这样满怀希望”。1933年10月22日晚，罗斯福向全国做了第四次“炉边谈话”，他回顾了3月份以来“足以自豪的事实和行动”，并高度概括了“第一次新政”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这样的场合，这样的语言，人们怎么能不为之感召呢？

第三篇：三次会议

一、1959年庐山会议

1959年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武汉，6月24日乘专列由罗瑞卿、王任重陪同，经岳阳到长沙，住蓉园。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陪同者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还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毛泽东在韶山住了三天，看到了一些乡亲骨瘦如柴，但是乡亲们不愿“苦情重诉”，不愿让毛泽东知道“五风”的灾难，怕引起他的痛苦，只愿谈些使他高兴的事情。在毛泽东的心里，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缺点，仅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缺点是可以纠正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前途是光明的，正是凭着这种乐观精神，他挥笔写下了《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豪迈诗篇。而此时彭德怀在他的故乡湘潭县乌石乡考察后，又到了平江。这是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参加革命的首发地。像回到家乡乌石一样，成千成百的农民、老红军战士欢迎他，向他倾吐实情。有一位残疾的老红军黄杜芳向他递了一道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这首诗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印象。人民的深沉寄托时刻在他的脑海里徘徊。毛泽东得到的表面现象与彭德怀获得的实情成了鲜明的反衬。

6月27日傍晚，毛泽东回到长沙。在长沙蓉园接见了杨开智、周世钊、李淑一等多位亲友，一起合影留念，和李淑一——杨开慧当年的同窗挚友单独合影。6月28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武汉。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及各大区负责同志从汉口同乘“江峡”轮向九江进发。这么多的领导同志同船共渡，源于毛泽东6月21日上午的一个电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6月21日日记中写道：“主席已到郑州，来电话提议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地点在庐山，征求常委会同志意见，12时在少奇同志处开会，同意主席提议，并决定我后天先去庐山。6月23日晨，杨尚昆乘坐飞机到达江西省会南昌，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江西省副省长方志纯交代了任务，下午经修水、德安、星子三县6个半小时的路程，晚上9点半钟到达庐山牯岭。6月29日下午，毛泽东从汉口乘船到九江。6月30日上午乘坐高广江开的吉姆车上了庐山。这时的毛泽东，以雷霆万钧之力，结合他性格中的浪漫情怀，谱写了一首千古绝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他放眼庐山景色，遥想晋代诗人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现在已是现实——人民公社。按照毛泽东的构想，人民公社就是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社会组织，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是他的伟大创造，谁敢说半个“不”字呢！

庐山会议初期，气氛温馨、和谐、欢乐、白天开会、总结经验、纠正“左”的失误，晚上散步、谈心、跳舞，还适当安排了一些时间观赏人间胜景。会议选在这里开，意在让大家消除“大跃进”的疲劳，静静热得发昏的脑袋。

会议之初，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已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会议开到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直言不讳，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以来发生的错误、教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彭德怀的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大跃进的成绩是肯

定无疑的”，人民公社化中的失误，经过中央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土高炉，浪费了一些人力、财力、物力，付出了一笔学费，是“有失有得”；第二部分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诸如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并指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文如其人，彭德怀的信反映了一个朴实、纯洁、坦率、耿直的共产党人忧国忧民的心境和忠于党忠于人民，敢于直谏的胸怀、品德。而且信的前言已说明仅供毛泽东决策“参考的”。然而，事与愿违。彭德怀的信，特别是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激怒了毛泽东，“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毛泽东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解决1958年以来出现的问题有一条原则，即必须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适当调整，谁都不能逾越这条界线。而彭的信，触犯了这个戒条。还有，这时的毛泽东在党内已是“绝对权威”，谁也反不得。毛泽东阅信后，强抑自己的愤激情绪，批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给与会同志，并在政治局常委内部打了一个招呼，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彭德怀的信印发后，就像平地起风雷，看法很不一致，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但都是少数，极大多数认为“基本正确”。毛泽东静观了7天后，说：“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例如“讲‘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类人，有些动摇。”讲话中没有提彭德怀的名字，但谈吐的锋芒直指彭德怀。他接着说：“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这些人“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毛泽东说“大跃进”中的缺点，“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毛泽东的意思，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成绩与问题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毛泽东激起与会者对彭德怀的批判情绪，又继续讲了两段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有推广之权。”于是人们对彭德怀信的思想由“基本正确”转到“有组织、有准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庐山会议由总结经验、纠正“左”的失误的主题急转直下变为反“右倾机会主义”了。

劝说、责难、批判、挖根子、追历史、查关系，“对事，也要对人”，接踵而来。大会、小组会、个别谈话，连续半个月，甚至连在战场上牺牲的彭雪枫将军也当作批判的靶子，其场景令人心寒。毛泽东为促进彭德怀作检讨，让聂荣臻、叶剑英去劝说。7月30日上午，两位元帅来到彭的住处，说：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说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今天当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这种精神。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劝说者和被劝者都是热泪盈眶而别。

7月31日与8月1日召开常委会议，着重批评彭德怀所谓“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实质上是反对毛泽东。”这是要害。会议开始时，朱德发言，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这些发言，当然没有击中“要害”。毛泽东见势，没等朱德讲完，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自言自语说：“隔靴搔痒”，弄得朱总司令红了脸，终止了发言。接着，毛泽东自己发言，从世界观到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批评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在历次路线

斗争的关键时刻动摇、站错队；在革命征途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野心，并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接着，林彪紧紧跟上，上纲上线。刘少奇、周恩来也改变发言的基调了。刘少奇说：“在延安，关向应病危时，我同你去看关向应。关向应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世界。根本问题在此。”8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刘少奇作了讲话。他说：“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林彪、康生、柯庆施等人更是附合，一味迎合毛泽东：“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庐山会议后，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至，毛泽东成了神。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到了严重破坏，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这是刘少奇所没有料到的；林彪也没有料到在12年后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他也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旋涡；同时也是毛泽东本人根本无法料到的。当年，毛泽东还作了这样的批语：“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成为毛泽东晚年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环，从而导致了十年内乱的发生。这个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二、1961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普遍紧缺的粮食、肉类诸多问题，犹如倒春寒，不断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引起毛泽东的反思。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听取各中央局汇报时插话：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了。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以为右倾压下去了。“共产风”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当时有人说：逢单年不利，逢双年有利。今年是双年，要说逢双年有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厉害。

1961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作自我批评，对党所犯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他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那一年从上到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促使全国经济形势很快好转，人民公社“六十条”在全国范围试行初见成效，系统地解决工业、教育、科学战线问题的时机成熟。

7月20日，毛泽东第二次上庐山，于8月23日在第一次庐山会议的同一会场——庐山人民剧院里主持召开了党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与国计民生生死攸关的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根据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早先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讨论、制定了由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会上强调，今后3年的工作“必须以调整为中心”。由于执行了较为正确的方针，国民经济得以克服“左”的倾向，缓慢地恢复。但是，在政治上对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仍未纠正。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正如毛泽东所希望的，进行得有条不紊，一切顺利。与会者的心情轻松起来，一些干部往往三五成群聚在一处聊天、讨论，间而打打扑克、玩玩麻将。此时毛泽东却感到从来没有的凝重。中国共产党又到了严重关头。不仅是国内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有中苏国家利益的冲突，以及已经拉开了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美国的“反

华大合唱”越演越烈，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又出现新的不同意见。内外交错，严峻复杂。年近古稀的毛泽东，面对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每天晚上仍是笔耕不止，圈定不疲。9月9日，一幅庐山仙人洞的大照片摆在毛泽东的书桌上，这是李进（江青）所摄，照片没有正面拍摄仙人洞，而是以仙人洞北边苍劲的松枝为近景，摄取了仙人洞左前方的御碑亭影、空中飞动的白云、山麓依稀可见的山川等景象，画面别具一格。毛泽东诗兴大发提笔写下了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挥毫泼墨，笔走龙蛇，书写了这首诗，留下了一幅行草书法珍品。这幅书法作品用笔苍劲挺拔，由平稳而险绝，尺幅之间，天广地阔，气韵生动，字里行间，有一种从容自信勇于险远的神采，并通过庐山的自然奇观表达了他追求险峰之巅的壮观与瑰丽，以及建设“桃花源”的美好理想。他把感情都隐于这山中，隐喻在这诗中。不过毛泽东已抛弃了不少“快马加鞭实现理想社会”的主观构想，多出几分面对困难与挫折的反思。美好的风光只有在历经坎坷与险阻之后才能得以观赏，诗人毛泽东此时此刻更愿意用隐喻的方法来表述自己的不平心绪。

三、九届二中全会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场史无前例的内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1970年中央决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把中央全会放在庐山，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庐山。1970年8月，毛泽东第三次到庐山，再次走进了那个会场，主持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与前两次上山不同，这次警卫工作的气氛明显紧张。上山前，毛泽东与林彪就设不设立“国家主席”有过几次较量。对林彪，毛泽东已有所警惕和疏远。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此时，林彪正在苏州休养，但他全身的神经触角都伸进了北京中南海。他向北京放风：“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对林彪的意见不予理睬。毛泽东回避这个话题，意味着他持否定态度。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

一、关于这次设不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指示：“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不动声色的提防和林彪的具体部署，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前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在一年前召开的“九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共21人，他们依次为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冶。九届与八届政治局委员相比，变化比较大。八届政治局委员17人，依次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恒、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中全会政治局委员进行了调整，先后补选了政治局委员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八届政治局委员除病故的外，没有进入九届政治局的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陶铸、徐向前、聂荣臻、李井泉、谭震林，至半数。九届政治局与八届政治局相比，人员变化大，军队的代表竟占据了半数之多。军队代表依次为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这就完全打破了新中国建立后，政治局委员军队约占三分之一的不成文规定，造成了尾大不掉。更严重的是和过去军队代表来自“各个山头”不同，军队代表一半以上来自于四野，甚至是一一五师，这在党的历史中比较罕见。

8月22日，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预备会议。这次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也许毛泽东已预感到林彪将有大文章在会上出台，最后他告诫大家，要把这次会议形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让林彪、陈伯达等不要再提什么“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次日，在毛泽东主持的全会开幕式上，林彪全然不顾毛泽东事先的警告，大谈“天才论”和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翻来覆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林彪的讲话明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加予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与会人员没有感到异常，认为这是中央的安排，并报以热烈的掌声。林彪的发言，无疑是对其同伙的动员令，军权在握的几员大将立即响应拥护。陈伯达马上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天才的语录》，为林彪的讲话提供理论依据，他还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说：“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

陈伯达的这些发言被印成华北组2号简报（大会第6号简报）发给与会者。林彪听秘书读过这份简报后，一向不苟言笑的他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一些委员表现得情绪激动，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接江青、张春桥等人。两个集团的斗争趋于公开化。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气急败坏，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大会的情况。会上出现这种背着毛泽东的明显是有统一布署的“揪人”行动，使他感到事态严重。毛泽东知道这次的对手是远远超过彭德怀了。如果说1959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纯系乌有，那么，林彪军人集团却是虎视眈眈，随时可以起事的威慑力量。毛泽东不能不提防军权在握的林彪。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这种话是他从未说过的。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嬉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8月31日，毛泽东又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要大家“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给了林彪迎头一击，使会议走上了正确轨道。陈伯达被揭发批判后，主席

台上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陈伯达坐的那把藤椅消失了。他从政治生涯的顶峰跌落进了历史的深渊，在政治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他被警卫战士押下庐山之时，完全没有了上山时那种潇洒和前呼后拥的显赫。回到北京没多少天，这位著名的理论家就住进了秦城监狱。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即9月9日，毛泽东在庐山军民的夹道欢呼中频频招手致意，而后登车离去。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外蒙温都尔汗。

发生在庐山的事情，尤如庐山之云，如烟如瘴，难辨东西。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还是不识其真实的面目，或许这也算历史之谜。

第四篇：谈话

三、未来的畅想

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我要加强学习，好学、会学、学以致用，只有不断的提升自己，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与公司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的环境。现在各部门的工作跟以前也有所不同，各部门之间的联系越加紧密，所以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要多了解其他部门的工作，以便更好的为公司出一份力。

对今后工作的一点想法

从自身的工作来看，卷烟销售是重中之重，随着国家局大力整合品牌，在“532”“461”的大趋势下，我们的营销工作进入了一转折点。品牌的置换成为目前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我觉得对卷烟品牌知识的宣传不仅需要客户经理、电访员这些一线工作人员去做，也希望公司更多的人能参与其中，向身边的吸烟者多做宣传，让他们对知名品牌卷烟有更多的了解。带动身边的消费者对知名品牌的购买力。希望公司能够多组织一 意见

希望公司能够为同事们多提供一些互动的机会与平台，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增强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同事间的信任度，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出一份力 “532”“461”

即通过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培育出年产量规模500万箱以上品牌2个，300万箱以上（300万箱-500万箱）品牌3个，200万箱以上（200万箱-300万箱）品牌5个；通过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培育出年批发销售收入（以下简称销售收入）400亿元以上（400亿元-600亿元）品牌5个，600亿元以上（600亿元—1000亿元）品牌6个，1000亿元以上品牌1个。“532”、“461”品牌发展规划的提出，将对今后中国烟草市场竞争格局及中国烟草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第五篇：谈话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全权的和最高的地位，其主要职权有：

（一）修改《宪法》；

（二）监督宪法的实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九）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一）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十二）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

（十三）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十四）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十五）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每届任期5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人民政协在中央设有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以及9个专门委员会，在地方设有政协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由34个单位组成，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文化艺术界，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经济界，农业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友好界，社会福利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门人士，特别邀请人士等。

2010年两会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3月3日(星期三)下午3时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

1.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2.听取贾庆林主席作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3.听取罗富和副主席作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3月4日(星期四)上午9时小组讨论(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下午3时小组讨论(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3月5日(星期五)上午9时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听取国务院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下午3时小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3月6日(星期六)上午9时小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下午3时小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3月7日(星期日)上午9时小组、界别联组讨论

(有一个以上小组的界别安排联组形式，联系本界别实际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下午3时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

3月8日(星期一)上午9时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作关于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下午3时小组讨论(选举法修正案草案)3月9日(星期二)上午9时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下午委员休息

3月10日(星期三)上午9时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

下午3时小组讨论(结合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政协工作)4时30分主席会议审议人事事项

5时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3月11日(星期四)上午9时小组讨论(人事事项、结合履行职责实践讨论政协工作)下午3时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 1.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3月12日(星期五)上午9时小组讨论(“两高”工作报告和各项决议草案)10时30分主席会议听取小组讨论情况的综合汇报下午委员机动 3时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1.通过人事事项

2.通过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3.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4.通过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3月13日(星期六)上午9时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闭幕会 1.通过人事事项

2.通过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3.通过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4.通过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两会”由来

1949年成立的一届全国政协，选举产生了中央政府，直至1954年第一届人大开幕。而全国“两会”形成自1959年，在三届政协召开一天后，二届人大也同时召开，政协委员列席人代会听取政府工作报告。

此后，四届政协对应三届人大，而全国政协比全国人大提前1至2天开幕。“文革”中，全国政协停止，全国人大则在1975年恢复一届(四届)，因此，自1978年起，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届次完全同步。

全国两会在3月召开的惯例，则始于1985年。此前，会议时间从年初，到年中，到年末，历年均有不同。以五届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为例，一次会议是在2月，二次会议在6月，三次会议在8月，四次和五次会议则安排在11月。

而自1998年八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召开至现在，每年全国政协均在3月3日、全国人大均在3月5日开幕。人大议事规则的写法则是“第一季度”。之所以选择在3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解释说，原因之一，是有元旦和春节两个假期，而春节一般不是1月，便是2月。

会期，也是自1998年起相对固定，除了涉及换届选举的一次会议一般为两个星期(14/15天)外，历年“两会”的时间一般控制在10至12天左右。

两会十大热点问题：

医疗改革

房价调控

就业问题

贫富差距

教育公平

反腐倡廉

养老保险

依法拆迁

薪酬待遇

环境治理

党的性质

党的权利和义务 入党动机

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有9人。他们的姓名和职务分别是：

胡锦涛：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吴邦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温家宝：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贾庆林：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曾庆红：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

黄

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吴官正：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李长春：中央政治局常委

罗

干：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

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 贺国强 ***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领导权力机关，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负责召集。其职权是：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修改党的章程；选举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中央一级还设有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等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