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第一篇：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实力最强的守成大国。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

中美如何相处，不仅关乎双边，更关乎全人类。

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握好、发展好中美关系，让中美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各国人民安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

2013年6月7日，中美元首在美国加州庄园会晤，双方确认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明晰了其内涵、勾画了其路径。“庄园会晤”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开启了中美“跨太平洋合作”的新篇章。

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要构建怎样的新型大国关系？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我们在这里帮助大家解读。

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的程度前所未有，同时也面临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单打独斗，需要携手。中国因此积极的和“一批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不仅要与美国等传统大国之间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也要与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新思维、新方向。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新的理念和主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一、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近年来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提出的一个概念，于2012年11月被写进中共十八大报告。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由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新崛起的大国和守成的大国之间总会猜疑、对抗甚至不惜诉诸战争，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的更替。从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和斯巴达争霸，到二战后的美苏争霸，还没有一个反例能打破这一魔咒。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就是要打破这一怪圈。

1、定义：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人民网

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对传统大国关系模式的摒弃，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2、新型大国关系与传统大国关系的区别（新在那里）

传统大国关系：“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必然冲突，甚至导致战争。

新型大国关系：超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对抗冲突的旧模式，开创大国间对话合作的新局面。

（1）不能打仗：出发点和归属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努力为自身发展创造和平、稳定、友好、合作的外部环境。

（2）强调合作：不是“你输我赢” 的零和关系，而是互利共赢的关系。（3）共同利益：不断拓展共同利益，使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4）建设性地管控分歧，化挑战为合作的契机。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提倡的中美外交发展方向。

1、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由来：

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应“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2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提出，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他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国家元首就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进行的阐述，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此后，“新型大国关系”一词在中美关系语境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成了中美高层交往的必谈话题。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由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2013年，中美两国完成了领导层换届，中美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美国先后派出多位高官访华，中美关系发展继续呈现积极势头。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习近平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表示，希望双方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在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时，习近平则表示，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在系统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基本经验、全面审视当今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置身迅速崛起阶段的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新实践，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2、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2013年6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在“庄园会晤”中双方确认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明晰了其内涵、勾画了其路径。中美元首“庄园会晤”，是两国在努力跳出历史怪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的重要一步。总之，这是一次战略性、建设性、历史性的会晤，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和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都将产生重要积极影响。

习近平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作了精辟概括：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我国前驻印大使、前外交部政研室主任裴远颖：“不冲突、不对抗”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新”之所在，是新型大国关系同传统大国关系本质区别，是指前者不会像后者那样走向冲突、对抗、冷战甚至热战，这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目标。“互相尊重”，即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这是确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合作共赢”，即在互信基础上互利互动，这是维系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最佳途径。

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底线，就是要跳出传统大国崛起导致一战的悲剧，所以“不冲突不对抗”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底线。在底线之上，双方的具体做法就是相互尊重，尽量发展合作机会。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说，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为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方向和目标，即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注重合作，同时也不回避分歧。

杨洁篪：要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推进这一关系。相互尊重是基础，意味着中美应切实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尊重各自利益和差异性，最终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杨洁篪指出，合作共赢是目的。当前中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必须摒弃“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不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利益，而应追求共同发展，互利双赢。

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表示，中国继续和平发展非常符合美国利益。如果中国成功，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双方可以共同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当前美中双方面临着把两国关系推向更高水平的独一无二机遇。“我将致力于不错失这一良机。”奥巴马说。

这是一个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对未来彼此关系的战略定位，它们共同做出了历史抉择，即以合作而非对抗、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共存共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对抗的关系，也不同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维持的同盟关系。换言之，这是一种在新形势下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本应该建立的正常国家关系。

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的条件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事在人为。”习近平从政治意愿、合作基础、对话沟通机制、民意基础、合作空间等5个方面表达了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

第一、双方都有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突破大国兴衰历史宿命、构建和平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和历史使命感。

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进入21世纪，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和平发展道路”、“命运共同体”意识、“合作共赢”思想，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和构想正是这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的延续与深化。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也是美国的愿望，因此在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后，美方在不同场合都做出过积极的回应。

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美中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称，中美关系“不是像敌友那种黑白分明的关系”，“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美国不相信如美国这样的守成大国，一定会与如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发生冲突。“这是一种老的心态，我们表示反对。”

美国领导人信奉的“巧实力”战略和“多伙伴”世界，强调要为破解“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这个“老问题”寻求“新答案”，表明其世界观、战略观也有与时俱进之意。

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第二、40多年双方合作的积累,使两国合作具有很好的基础。

40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以战略家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重新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建交以来，中美关系虽历经风雨，但总体保持稳定发展。给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中美两国合作具有很好的基础。中美交流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建交30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180多倍，2011年已达到4466亿美元，2012年有近5000亿美元，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近10年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468%，中国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

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第三、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9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机制保障。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美陆续建立起90多个对话机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反恐、防扩散、国际地区事务等多个方面，主要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联合商贸委员会、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联合科技委员会等。这为中美通过沟通对话解决矛盾、寻求合作、创新思维进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四、双方建立了220多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中国有近19万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有2万多学生在华留学。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深厚民意基础。

“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人民交流是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良好的中美关系离不开两国人民理解和支持。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越深厚，中美关系发展的步伐就越坚实。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先后有214对省（市）建立了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其中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如：

上海市──旧金山市 1980年1月28日； 天津市──费城 1980年2月10日北京市──纽约市 1980年2月25日。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

中国有近19万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有2万多学生在华留学。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深厚民意基础。

第五、未来两国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

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中美关系不是、也不应该成为“零和游戏”。

中美两国目前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并且拓展和深化的空间会变大。

双方同意加强经贸、能源、环境、人文、地方等广泛领域合作，深化全方位利益交融格局。

在国际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反恐、海洋等空前广泛的诸多领域，中美都拥有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磋商合作正在不断加强。

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

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习主席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要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把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晤的做法机制化，用好现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

中美两国利益攸关，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互信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双方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

二要开创务实合作新局面，美方应在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问题上采取积极步骤，推动两国贸易和投资结构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三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双方应在朝鲜半岛局势、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加强在打击海盗、跨国犯罪、维和、减灾防灾、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安全等领域合作。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中美在国际事务中共迎挑战、共担责任，既是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应该进一步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加强中美在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等热点问题上的协调，推进在气候变化、反恐、网络安全、外空安全、能源资源、公共卫生、粮食安全、防灾减灾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四要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

中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分歧和矛盾。中美双方应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理性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管控好彼此的分歧和矛盾。

常万全介绍说，双方一致认为，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两军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正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努力使两军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军高层互访，深化两军之间的磋商与对话；同意进一步深化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建立中美军事档案合作机制。

常万全指出，中美两军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双方同意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两军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两军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恐、反海盗及维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常万全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有利于增进两国战略互信，化解战略风险，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

历史表明，每当两国对涉及对方核心和重大利益的问题处理得比较好，中美关系就比较顺畅和稳定。反之则会麻烦不断。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有利于中美两国及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新型大国关系是由以后的中美实践来决定的，现在能不能建立，什么时候建立，是由未来中美两国慢慢来实现的。现在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个方向，今后这个方向如何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取决于双方共同的努力。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历史创举，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看清形势、认准目标、坚定信心、不断推进，就一定能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第二篇：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2012年5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中美双方为此都作出努力。2012年11月，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成为国际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新型大国关系更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中国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上的一个新的大型经济体，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来。中美的经济依存度也越来越高，民间的合作交流也是相当普遍。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有大的发展进步。所以中美两国的全方面的合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虽然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少矛盾和分歧，例如，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地加强军事建设，近日还与日本举行夺岛演习，逐渐加强在中国附近的军事活动，与日本不顾中国的强烈发对高军事活动。在台湾与菲律宾发生冲突后，美国也派舰艇干涉。就算存在这些种种因素，也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

实现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能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诚然，中美外交战略目标和理念有很大不同，但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又是广泛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合作共赢是建立在中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也是积累两国战略互信的必要动力和方式。探讨中美合作共赢的潜力及其实现的条件和途径，并进而转化为中美两国的政策重点和具体计划，将帮助两国今后走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中国对待美国应以全新的开发观点，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有相同之处，不要用旧的观点看法来对待美国。现在中国应对美国已注意一下几种原则：

—、相互信任：两国之间的发展应该以诚信为主，相互信任是中美两国长久发展的基础。当双方缺少信任时，两国的发展将难以继续下去，必将走向破灭。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彼此信任，应该加强两国之间的了解和交流。还要让两国的民众也融入到双方的合作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让两国的关系更好的发展下去，取得更好的发展。

二、平等共处：中美两国之间在文化上有着相当多的不同点，有许多的分歧，在意识形态上也各有不同。所以两国在合作的时候，应该讲求平等。在相对公平的情况下取得共同发展，不等只顾自己国家的发展，就抛弃伙伴的利益。只有两国在平等的条件下合作才能长久持续下去。双方最大限度的相互合作，才能让中美合作取得跟好的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动力。

三、勇于创新：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的制造业已荣居世界第一，但只是局限于简单加工。美国也打算重返制造业，两国可以在此方面加强合作。注重创新，现在社会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只是盲目学习的话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四：增进友谊：两国人民在相互合作的同时，也应该注重相互之间的交流，加深相互的友谊，让大家荣为一体，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合作。

中美探索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并非从零开始。过去四十多年来两国关系取得的历史性进展，为此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去年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访美，以及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方更从战略高度阐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并提出五点具体构想。此后，“新型大国关系”一词在中美关系语境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成了中美高层交往的必谈话题。这次的习奥会可以更好的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了解。据白宫发言人介绍，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议题涵盖中美关系、经济和军事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等，其中“肯定”会讨论朝核问题、亚洲的稳定、深化两军关系、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内容。

中美这当今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只有更好的加强合作才能提供跟好的机会，也有助于美国自生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

第三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领导人就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需要注意的是，美、日等国对我国快速发展的焦虑感显著上升，在继续同我国合作的同时，明显加大对我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

——摘自2013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

袁 鹏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2年初习近平访美时提出：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但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一政策宣示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更加复杂化，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国际舆论十分关注：中美关系今后究竟会怎样？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对抗？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一、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中美双方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新定位。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美进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在3月7日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出，“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基于这一共识，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致辞，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

中美希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过去中美关系是“超—强关系”，即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多强”之一的中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在2020年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

可以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二、走“前无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决策中心和行动中心，权力面临新一轮重新分配。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中国是新兴大国的代表，也是金砖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但并非这一群体的领导者，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信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克林顿国务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再次，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

第三，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已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等美领导人会面。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方方面面。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已建立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对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中美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具备利益驱动。中美经贸联系增强，经济利益汇合进一步加深。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目前60%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运输等多个领域。2006至2011年，中国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回归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中美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目标，而美国亟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目前，双方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三、未来中美关系“路在脚下”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远，均不得而知。在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首先，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更有赖中美通力合作。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美国“出口倍增计划”，而中国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

其次，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习近平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犹如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

再次，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应提上日程。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所谓“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区别。

第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需。

最后，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0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大判断和大战略需求；33年前，邓小平推动中美建交，是为了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战略思考。

中美从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发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绑”，实属不易。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既有利益的冲突，又有利益的汇合；既有政治价值的分歧与对立，又有文化社会层面的共性与融合；既无法成为盟友，又不可能沦为敌人。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国都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如果双方能够共同控制冲突、挖掘利益汇合点，就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选择了战略对抗，两个文明巨人发生冲突，不仅会将各自多年的发展成果葬送，还会把世界拖进逐渐毁灭的深渊。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发展中美关系需要更多的务实对话》，钟声，《人民日报》2012年5月3日。

《用合作正能量打造中美关系新局面》，钟声，《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0日。

《未来10年中美关系将新老问题并存》，金灿荣，人民网2012年12月27日。

思考题：

1.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2.你对未来中美关系“路在脚下”如何理解？

第四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袁鹏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2年初习近平访美时提出：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但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一政策宣示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更加复杂化，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国际舆论十分关注：中美关系今后究竟会怎样？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对抗？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一、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中美双方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新定位。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美进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在3月7日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出，“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基于这一共识，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致辞，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

中美希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过去中美关系是“超—强关系”，即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多强”之一的中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在2020年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

可以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二、走“前无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决策中心和行动中心，权力面临新一轮重新分配。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中国是新兴大国的代表，也是金砖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但并非这一群体的领导者，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信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克林顿国务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再次，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

第三，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已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等美领导人会面。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方方面面。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已建立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对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中美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具备利益驱动。中美经贸联系增强，经济利益汇合进一步加深。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目前60%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运输等多个领域。2006至2011年，中国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回归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中美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目标，而美国亟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目前，双方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三、未来中美关系“路在脚下”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远，均不得而知。在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首先，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更有赖中美通力合作。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美国“出口倍增计划”，而中国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

其次，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习近平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犹如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

再次，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应提上日程。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所谓“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区别。

第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需。

最后，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0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大判断和大战略需求；33年前，邓小平推动中美建交，是为了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战略思考。

中美从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发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绑”，实属不易。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既有利益的冲突，又有利益的汇合；既有政治价值的分歧与对立，又有文化社会层面的共性与融合；既无法成为盟友，又不可能沦为敌人。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国都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如果双方能够共同控制冲突、挖掘利益汇合点，就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选择了战略对抗，两个文明巨人发生冲突，不仅会将各自多年的发展成果葬送，还会把世界拖进逐渐毁灭的深渊。

第五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领导人就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需要注意的是，美、日等国对我国快速发展的焦虑感显著上升，在继续同我国合作的同时，明显加大对我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

——摘自2013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 袁 鹏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2年初习近平访美时提出：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但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一政策宣示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更加复杂化，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国际舆论十分关注：中美关系今后究竟会怎样？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对抗？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一、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中美双方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新定位。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美进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在3月7日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出，“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基于这一共识，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致辞，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

中美希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过去中美关系是“超—强关系”，即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多强”之一的中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在2020年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

可以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二、走“前无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决策中心和行动中心，权力面临新一轮重新分配。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中国是新兴大国的代表，也是金砖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但并非这一群体的领导者，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信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克林顿国务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再次，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

第三，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已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等美领导人会面。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方方面面。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已建立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对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中美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具备利益驱动。中美经贸联系增强，经济利益汇合进一步加深。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1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目前60%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运输等多个领域。2006至2011年，中国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回归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中美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目标，而美国亟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目前，双方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三、未来中美关系“路在脚下”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远，均不得而知。在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首先，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更有赖中美通力合作。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美国“出口倍增计划”，而中国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

其次，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习近平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犹如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

再次，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应提上日程。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所谓“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区别。

第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需。

最后，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0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大判断和大战略需求；33年前，邓小平推动中美建交，是为了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战略思考。

中美从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发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绑”，实属不易。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既有利益的冲突，又有利益的汇合；既有政治价值的分歧与对立，又有文化社会层面的共性与融合；既无法成为盟友，又不可能沦为敌人。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国都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如果双方能够共同控制冲突、挖掘利益汇合点，就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选择了战略对抗，两个文明巨人发生冲突，不仅会将各自多年的发展成果葬送，还会把世界拖进逐渐毁灭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