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2013全国两会解读》 和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两个形势与政策专题

第一篇：结合《2013全国两会解读》 和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两个形势与政策专题

结合《2013全国两会解读》 和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两个形势与政策专题，联系自身实际谈谈你对以上某个问题的看法

3月是我国一个极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两会”代表齐聚北京，代表人民把有关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一些社会问题提交“两会”讨论。因此“两会”召开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关注和他们有关的一些热点话题。

从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了解到了过去五年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党和政府对2013年工作的部署和展望，使我们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希望和更光明的未来，全身充满了干劲儿！在过去五年中，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显著提高。我们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国民经济迈上新的台阶。

在思想上，我将继续不断加强思想政治修养锻炼。在工作的同时，除了自觉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两会精神外，我还计划经常阅读有关党建、党史及党员先进事迹的书籍和报刊等，不断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理解。使本人在工作上有更大的精神动力，做到学以致用，而不盲目；使自己能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能鉴定好与坏、甄别正与邪； 自觉抵制腐朽思想和不正之风的侵蚀，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工作上，我要不断的勤奋努力。当今社会处于一个以信息作为重要生产力的时代，谁掌握的知识，谁就拥有了进步的阶梯。因此，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某个领域的精深程度，争取做到独当一面，保证高效率地完成任务。我还将及时认真地为自己充电，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把最前沿的知识运用于实际生活中，使自己不会在飞速发展的信息 社会中落伍，以便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更大的潜能。

今年“两会”，尤为引人注目。因为这是在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召开的，五根主线上跳跃着老百姓关心的音符。它将奏响一部高音部与低音部和谐交织的民主曲。

这首民主曲的乐谱上的五条主线：一是党的十八大，这次“两会”是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次“两会”，将把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二是换届，这次“两会”是一次国家政权机构和全国政协组织换届的“两会”，代表委员将要依法依章程行使选举权；三是廉政新风，这次“两会”是在中共中央作出规定倡导节俭之风背景下召开的“两会”，代表委员将承担起民主监督的责任；四是改革，这次“两会”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两会”，代表委员将行使职权审议讨论改革方案；五是经济形势，这次“两会”是在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召开的“两会”，代表委员将审议讨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各项政策。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中，明确指出“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行使国家权力”和“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项和第二项任务。在这个背景下，2987名全国人大代表和2237名全国政协委员聚首北京，带去的是全国人民的重托，共商的是全国人民的大事，还要选出广大人民信赖的领导

人。会内会外互动，已经成为近年“两会”的一个特点。代表委员行使民主权利，国人更希望我们的代表委员能够真正以当家作主的精神，审议和讨论各项报告和决定。［热点一］领导人换届：新理念、新风格、新期待

此次两会上，将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新一届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施政风格，将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产生怎样的影响？新领导人如何攻坚克难推进重要领域改革？如何解决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国内外公众都拭目以待。

［热点二］机构改革：新举措呼之欲出，转变职能是关键

今年两会将审议、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这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界期望很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进行了６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这次可望在２００８年大部制改革基础上，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地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热点三］中国经济：直面新挑战，寻求新动力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企稳回暖。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５０万亿元，７．８％的增速令世界瞩目，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复苏重要引擎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国际社会在关注，中国新一届政府的经济部署是否会给世界带来“正能量”。

［热点四］反腐倡廉：“‘老虎’‘苍蝇’一起打”，构建“权力之笼”

去年以来，“表哥”“房姐”相继被查处，显示了网络时代反腐的新威力；“‘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给力表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加强“裸官”监管的指向，让人们感受到新一轮反腐风暴势头正劲。

人们更期待的是制度层面的新进展。如何建立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如何加强对权力监督制约，需要两会代表委员发表真知灼见。

［热点五］生态文明：雾霾压顶，“美丽中国”面临考验

笼罩１４０万平方公里的雾霾天气、地下水大面积污染„„高污染、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方式再受拷问。

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罔顾生态环境的事件仍时有发生。

［热点六］收入分配：２０１３改革提速，深层难题待破解

历时八年之久，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终于在２０１３年出台。缩小收入差距，是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普遍难题。美国《华尔街日报》将中国税改计划评价为“向收入差距举起大棒”。如何保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如何进一步调节行业收入差距、提高劳动性收入比重等可望成为两会热议的话题。

［热点七］社会管理：矛盾多发，实现公平正义需要新办法

近几年，“网络问政”效果初显，政府在解决百姓多元诉求、回应民意等方面积极创新。然而，因土地、环境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期，执政者的社会管理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寻求化解矛盾的新办法，是两会不可回避的话题。

［热点八］民生期待：新老“三难”受关注，公共服务待加力

近五年，中国的民生成绩单亮点频现。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角度看，民生领域一些体制性弊病仍然严重，公共服务领域欠账不少。

“‘看病难、就业难、上学难’这‘老三难’还没抖搂清楚，‘养老难、入托难、出行难’的‘新三难’又摆在面前。”兰州市民李小强盼望两会上改善民生的新信号，对他四世同堂的１０口之家有所帮助。

［热点九］新城镇化：支撑中国未来增长，重在实现“人的城镇化”

在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四化”中，国际舆论对城镇化讨论最多。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

到，尽管２０１１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５１．２７％，但“２亿多生活在城镇里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尚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人们期待在两会上看到其更明确的路径。［热点十］国际关系：和平路线一以贯之，复杂形势蕴含挑战

“辽宁舰”下水，“运－２０”起飞„„中国国防新力量令世界瞩目。周边形势复杂，两会上会不会显示出中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

国内外各界注意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重申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长期不变，清晰划定了维护正当权益、核心利益的原则底线。来源：教育界杂志

第二篇：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实力最强的守成大国。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

中美如何相处，不仅关乎双边，更关乎全人类。

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握好、发展好中美关系，让中美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各国人民安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

2013年6月7日，中美元首在美国加州庄园会晤，双方确认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明晰了其内涵、勾画了其路径。“庄园会晤”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开启了中美“跨太平洋合作”的新篇章。

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要构建怎样的新型大国关系？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我们在这里帮助大家解读。

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的程度前所未有，同时也面临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单打独斗，需要携手。中国因此积极的和“一批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不仅要与美国等传统大国之间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也要与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新思维、新方向。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新的理念和主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一、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近年来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提出的一个概念，于2012年11月被写进中共十八大报告。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由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新崛起的大国和守成的大国之间总会猜疑、对抗甚至不惜诉诸战争，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的更替。从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和斯巴达争霸，到二战后的美苏争霸，还没有一个反例能打破这一魔咒。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就是要打破这一怪圈。

1、定义：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人民网

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对传统大国关系模式的摒弃，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2、新型大国关系与传统大国关系的区别（新在那里）

传统大国关系：“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必然冲突，甚至导致战争。

新型大国关系：超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对抗冲突的旧模式，开创大国间对话合作的新局面。

（1）不能打仗：出发点和归属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努力为自身发展创造和平、稳定、友好、合作的外部环境。

（2）强调合作：不是“你输我赢” 的零和关系，而是互利共赢的关系。（3）共同利益：不断拓展共同利益，使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4）建设性地管控分歧，化挑战为合作的契机。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提倡的中美外交发展方向。

1、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由来：

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应“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2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提出，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他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国家元首就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进行的阐述，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此后，“新型大国关系”一词在中美关系语境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成了中美高层交往的必谈话题。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由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2013年，中美两国完成了领导层换届，中美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美国先后派出多位高官访华，中美关系发展继续呈现积极势头。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习近平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表示，希望双方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在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时，习近平则表示，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在系统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基本经验、全面审视当今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置身迅速崛起阶段的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新实践，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2、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2013年6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在“庄园会晤”中双方确认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明晰了其内涵、勾画了其路径。中美元首“庄园会晤”，是两国在努力跳出历史怪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的重要一步。总之，这是一次战略性、建设性、历史性的会晤，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和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都将产生重要积极影响。

习近平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作了精辟概括：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我国前驻印大使、前外交部政研室主任裴远颖：“不冲突、不对抗”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新”之所在，是新型大国关系同传统大国关系本质区别，是指前者不会像后者那样走向冲突、对抗、冷战甚至热战，这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目标。“互相尊重”，即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这是确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合作共赢”，即在互信基础上互利互动，这是维系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最佳途径。

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底线，就是要跳出传统大国崛起导致一战的悲剧，所以“不冲突不对抗”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底线。在底线之上，双方的具体做法就是相互尊重，尽量发展合作机会。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说，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为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方向和目标，即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注重合作，同时也不回避分歧。

杨洁篪：要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推进这一关系。相互尊重是基础，意味着中美应切实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尊重各自利益和差异性，最终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杨洁篪指出，合作共赢是目的。当前中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必须摒弃“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不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利益，而应追求共同发展，互利双赢。

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表示，中国继续和平发展非常符合美国利益。如果中国成功，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双方可以共同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当前美中双方面临着把两国关系推向更高水平的独一无二机遇。“我将致力于不错失这一良机。”奥巴马说。

这是一个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对未来彼此关系的战略定位，它们共同做出了历史抉择，即以合作而非对抗、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共存共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对抗的关系，也不同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维持的同盟关系。换言之，这是一种在新形势下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本应该建立的正常国家关系。

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的条件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事在人为。”习近平从政治意愿、合作基础、对话沟通机制、民意基础、合作空间等5个方面表达了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

第一、双方都有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突破大国兴衰历史宿命、构建和平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和历史使命感。

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进入21世纪，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和平发展道路”、“命运共同体”意识、“合作共赢”思想，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和构想正是这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的延续与深化。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也是美国的愿望，因此在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后，美方在不同场合都做出过积极的回应。

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美中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称，中美关系“不是像敌友那种黑白分明的关系”，“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美国不相信如美国这样的守成大国，一定会与如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发生冲突。“这是一种老的心态，我们表示反对。”

美国领导人信奉的“巧实力”战略和“多伙伴”世界，强调要为破解“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这个“老问题”寻求“新答案”，表明其世界观、战略观也有与时俱进之意。

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第二、40多年双方合作的积累,使两国合作具有很好的基础。

40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以战略家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重新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建交以来，中美关系虽历经风雨，但总体保持稳定发展。给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中美两国合作具有很好的基础。中美交流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建交30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180多倍，2011年已达到4466亿美元，2012年有近5000亿美元，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近10年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468%，中国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

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第三、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9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机制保障。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美陆续建立起90多个对话机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反恐、防扩散、国际地区事务等多个方面，主要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联合商贸委员会、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联合科技委员会等。这为中美通过沟通对话解决矛盾、寻求合作、创新思维进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四、双方建立了220多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中国有近19万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有2万多学生在华留学。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深厚民意基础。

“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人民交流是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良好的中美关系离不开两国人民理解和支持。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越深厚，中美关系发展的步伐就越坚实。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先后有214对省（市）建立了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其中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如：

上海市──旧金山市 1980年1月28日； 天津市──费城 1980年2月10日北京市──纽约市 1980年2月25日。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

中国有近19万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有2万多学生在华留学。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深厚民意基础。

第五、未来两国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

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中美关系不是、也不应该成为“零和游戏”。

中美两国目前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并且拓展和深化的空间会变大。

双方同意加强经贸、能源、环境、人文、地方等广泛领域合作，深化全方位利益交融格局。

在国际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反恐、海洋等空前广泛的诸多领域，中美都拥有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磋商合作正在不断加强。

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

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习主席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要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把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晤的做法机制化，用好现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

中美两国利益攸关，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互信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双方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

二要开创务实合作新局面，美方应在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问题上采取积极步骤，推动两国贸易和投资结构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三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双方应在朝鲜半岛局势、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加强在打击海盗、跨国犯罪、维和、减灾防灾、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安全等领域合作。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中美在国际事务中共迎挑战、共担责任，既是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应该进一步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加强中美在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等热点问题上的协调，推进在气候变化、反恐、网络安全、外空安全、能源资源、公共卫生、粮食安全、防灾减灾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四要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

中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分歧和矛盾。中美双方应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理性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管控好彼此的分歧和矛盾。

常万全介绍说，双方一致认为，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两军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正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努力使两军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军高层互访，深化两军之间的磋商与对话；同意进一步深化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建立中美军事档案合作机制。

常万全指出，中美两军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双方同意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两军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两军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恐、反海盗及维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常万全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有利于增进两国战略互信，化解战略风险，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

历史表明，每当两国对涉及对方核心和重大利益的问题处理得比较好，中美关系就比较顺畅和稳定。反之则会麻烦不断。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有利于中美两国及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新型大国关系是由以后的中美实践来决定的，现在能不能建立，什么时候建立，是由未来中美两国慢慢来实现的。现在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个方向，今后这个方向如何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取决于双方共同的努力。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历史创举，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看清形势、认准目标、坚定信心、不断推进，就一定能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第三篇：形势与政策 专题七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趋势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趋势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实力最强的守成大国。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中美如何相处，不仅关乎双边，更关乎全人类。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握好、发展好中美关系，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

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的程度前所未有，同时也面临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单打独斗，需要携手。中国因此积极和“一批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不仅要与美国等传统大国之间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也要与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新思维、新方向。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新的理念和主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一、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近年来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提出的一个概念，于2012年11月被写进中共十八大报告。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由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新崛起的大国和守成的大国之间总会猜疑、对抗甚至不惜诉诸战争，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的更替。从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和斯巴达争霸，到二战后的美苏争霸，还没有一个反例能打破这一魔咒。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就是要打破这一怪圈。

1、定义：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

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人民网

2、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对传统大国关系模式的摒弃，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新型大国关系与传统大国关系的区别：

传统大国关系：“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必然冲突，甚至导致战争。

新型大国关系：超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对抗冲突的旧模式，开创大国间对话合作的新局面。

（1）不能打仗：出发点和归属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努力为自身发展创造和平、稳定、友好、合作的外部环境。

（2）强调合作：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关系，而是互利共赢的关系。

（3）共同利益：不断拓展共同利益，使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4）建设性地管控分歧，化挑战为合作的契机。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意义

对中国来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在崛起大国与霸权国的战略博弈中，霸权国往往掌控着更多的战略资源，拥有明显的战略优势。中国要顺利走好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避开、跨越“陷阱”。为此，就必须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是最佳路径。当然，中美不重演“悲剧”，对美国也是好事。否则，美国的霸权可能会更快地衰落，美国人民的福祉也会大大折损。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家，如果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实现不冲突不对抗，对世界肯定是幸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

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

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这两个‘大块头’不合作，世界会怎样？”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如果能建成，将开创大国关系的历史，并对其他大国乃至所有国家形成示范效应，从而会极大地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而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由来和内涵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提倡的中美外交发展方向。

1、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由来：

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应“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2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提出，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他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国家元首就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进行的阐述，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此后，“新型大国关系”一词在中美关系语境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成了中美高层交往的必谈话题。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由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2013年，中美两国完成了领导层换届，中美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美国先后派出多位高官访华，中美关系发展继续呈现积极势头。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习近平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表示，希望双方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在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时，习近平则表示，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2014年11月11日，北京APEC会议结束后，奥巴马总统对中国进行短暂的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邀请他当晚在中南海瀛台叙谈，第二天举行正式会晤。这次习奥北京会晤是双方“共同解决问题”的一次重要契机，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开拓了新思路。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深入的交谈，双方在27个领域达成共识获得进展，如发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加强两军交流与合作和放宽彼此的商务、旅游签证等。

2015年9月22至25日，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庆典之前，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公开表示，中美应不冲突、求合作、谋稳定，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习近平主席重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两国应努力做到“互敬、互信、合作”。这次访问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了动力。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在系统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基本经验、全面审视当今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置身迅速崛起阶段的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新实践，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2、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2013年6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在“庄园会晤”中双方确认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明晰了其内涵、勾画了其路径。中美元首“庄园会晤”，是两国在努力跳出历史怪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的重要一步。总之，这是一次战略性、建设性、历史性的会晤，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和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都将产生重要积极影响。

在会晤中，习近平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作了精辟概括：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我国前驻印大使、前外交部政研室主任裴远颖：“不冲突、不对抗”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新”之所在，是新型大国关系同传统大国关系本质区别，是指前者不会像后者那样走向冲突、对抗、冷战甚至热战，这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目标。“互相尊重”，即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这是确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合作共赢”，即在互信基础上互利互动，这是维系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最佳途径。

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表示，中国继续和平发展非常符合美国利益。如果中国成功，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双方可以共同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当前美中双方面临着把两国关系推向更高水平的独一无二机遇。“我将致力于不错失这一良机。”奥巴马说。

这是一个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对未来彼此关系的战略定位，它们共同做出了历史抉择，即以合作而非对抗、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共存共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对抗的关系，也不同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维持的同盟关系。换言之，这是一种在新形势下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本应该建立的正常国家关系。

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的条件 “事在人为。”习近平从政治意愿、合作基础、对话沟通机制、民意基础、合作空间等5个方面表达了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

第一、双方都有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突破大国兴衰历史宿命，构建和平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和历史使命感。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

进入21世纪，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和平发展道路”、“命运共同体”意识、“合作共赢”思想，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和构想正是这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的延续与深化。

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也是美国的愿望，因此在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后，美方在不同场合都做出过积极的回应。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美中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称，中美关系“不是像敌友那种黑白分明的关系”，“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

第二、40多年双方合作的积累,使两国合作具有很好的基础。

40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以战略家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重新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建交以来，中美关系虽历经风雨，但总体保持稳定发展。给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中美交流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建交30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180多倍，2011年已达到4466亿美元，2012年有近5000亿美元，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近10年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468%，中国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第三、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9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机制保障。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美陆续建立起90多个对话机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反恐、防扩散、国际地区事务等多个方面，主要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联合商贸委员会、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联合科技委员会等。这为中美通过沟通对话解决矛盾、寻求合作、创新思维进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四、双方建立了220多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中国有近19万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有2万多学生在华留学。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深厚民意基础。“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人民交流是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良好的中美关系离不开两国人民理解和支持。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越深厚，中美关系发展的步伐就越坚实。

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中国有近19万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有2万多学生在华留学。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深厚民意基础。

第五、未来两国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中美关系不是，也不应该成为“零和游戏”。中美两国目前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并且拓展和深化的空间会变大。双方同意加强经贸、能源、环境、人文、地方等广泛领域合作，深化全方位利益交融格局。在国际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反恐、海洋等空前广泛的诸多领域，中美都拥有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磋商合作正在不断加强。

五、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

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习主席提出了四点建议：一要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把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晤的做法机制化，用好现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中美两国利益攸关，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互信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双方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

二要开创务实合作新局面，美方应在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问题上采取积极步骤，推动两国贸易和投资结构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三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双方应在朝鲜半岛局势、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加强在打击海盗、跨国犯罪、维和、减灾防灾、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安全等领域合作。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中美在国际事务中共迎挑战、共担责任，既是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应该进一步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加强中美在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等热点问题上的协调，推进在气候变化、反恐、网络安全、外空安全、能源资源、公共卫生、粮食安全、防灾减灾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四要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中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分歧和矛盾。中美双方应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理性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管控好彼此的分歧和矛盾。

(习近平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2015年

习近平指出，2013年，我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达成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这是双方共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携手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尤其要做好几件事。第一，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第二，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合作是实现利益唯一正确选择。要合作就要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中美应该和能够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我们应该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深化在多边机制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全球性挑战上的沟通和合作。第三，妥善有效管控分歧。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存在分歧在所难免。最关键的是双方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努力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第四，广泛培植人民友谊。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美友好，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中方支持未来3年中美两国互派5万名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中美将在2016年举办“中美旅游年”。中国将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创造更多便利条件。）

历史表明，每当两国对涉及对方核心和重大利益的问题处理得比较好，中美关系就比较顺畅和稳定。反之则会麻烦不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有利于中美两国及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新型大国关系是由以后的中美实践来决定的，现在能不能建立，什么时候建立，是由未来中美两国慢慢来实现的。现在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个方向，今后这个方向如何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取决于双方共同的努力。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历史创举，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看清形势、认准目标、坚定信心、不断推进，就一定能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六、2015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博弈与展望(2016年文章）

1、中美关系双方斗而不僵

如何看待2015年中美双方关系，中美双方关系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

美闯南海、对台军售、美联储加息，冲击波一浪接着一浪。九月份习近平主席成功访美，双方深化了新型大国关系，在网络安全、减少碳排放量、美引进中国高铁技术、人文合作、双方联合军演都得到了加强。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不断融合，对世界影响加大，美国对我国的猜疑也愈渐加深，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冲突也不断加大。

2015年以来，中美关系大致呈现出“两高两低”发展走势。年初中美关系开局良好，2月10日，两国元首在电话互致新春祝贺，奥巴马邀请习主席于同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提前7个月就发出国事访问的邀请，这在中美关系史上颇为少见。

3月至5月博弈的色彩明显增加。

3月12日，英国宣布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无意间拉开了中美间密集博弈的大幕。对于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美国内部有不同意见，但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正试图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这将使美国的工人和公司处于不利境地”。为此，对亚投行的成立多方阻挠。然而，英国的加入引发了美国盟友连锁式反应，法、德、意、澳、韩纷纷跟进，美国的阻扰雪崩式溃败。

4月底，安倍访美，美给予安倍最高礼遇的接待。双方正式公布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放日出山的意图昭然若揭。奥巴马公然指责中国在海洋问题上向邻国“显示肌肉”，并再次提及美日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

５月12日，美军表示，正考虑动用飞机和舰船直接挑战中国的“人造岛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要求进入12海里范围内。

5月16日，以商业间谍罪起诉六名中国人，逮捕一名在赴美参加科技会议的教授。

5月22日，美国最先进的Ｐ-8Ａ侦察机进入南海人工岛礁上空的录像。在日美推动下，南海问题甚至成了G7峰会的议题。几乎是同时，“窃密”及“网络”**再度袭扰中美关系。然而5月底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双方并没有暴发“麦克风大战”，双方把重心更多地放在畅通的沟通管道上。6月4日，美国宣称黑客通过一次大规模网络攻击入侵了美国人事管理局(OPM)的电脑，导致400万现任和前任员工信息被盗。12日，美国官员声称，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似乎进入了存有美国情报与军事人员信息的机密数据库。

6月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契机，两国关系开始逐步导入高访时间。奥巴马在会见东南亚青年领袖访问团时，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缓和了下来，他称：“或许他们(中国)的某些主权要求是合法的。”6月8日至1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一行访美，中美两军签署了陆军交流机制，以及“空中相遇”附件等内容。在南海问题上范长龙表示，“望远能知风浪小，凌空始觉海波平”。南海问题只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插曲，中美双方应登高望远，关注更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6月23日，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华盛顿举行，取得的成果展示了中美关系的积极面和广阔的合作面，以此为起点，确保习主席访美成功，成为两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首要工作。

9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对美成功访问，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9月22日，习主席先后到访西雅图、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广泛接触美国社会各界，阐明中国的和平发展观、国际秩序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夯实战略互信基础，战略目标不能停留在概念上，要妥善管控和处理好分歧，避免大方向受到干扰。中美关系应尽量避免战略误判，也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应长期努力的目标。两国最高领导人以实际行动和宏大倡议共同向中美两国民众和整个国际社会发出了两国政府努力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推动中美两国相向而行的强烈信号。取得了增信释疑、聚焦合作、面向人民、开创未来的认知，并签署了49项协议。

10月份，美方派军舰闯入南沙岛礁邻近海域，我国愤怒地进行了谴责，使用两军间讨论敏感问题的新通信机制解决问题。然而，12月16日，美国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8.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旨在与台湾新当局合作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一方面乐见两岸关系稳定，另一方面又警惕走向与大陆一体化。我国政府决定对涉台军售武器企业进行制裁，中美关系搏弈进入新的回合。

2、独立自主不能任人宰割

“一带一路”的推进、高铁在泰国、印尼的启动、亚投行建立，中韩自由贸易、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正生效，亚太命运共同建设为我国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习近平主席两次非正式的会见日本首相安倍，缓解了中日矛盾升级；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达成的防止中美两国的军事飞机，军舰冲撞的重要的安全协议，避免了中美在南海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波浪中相对稳定，双方没有发生直接冲撞。尽管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比中国还强得多，但美国不得不接受了中国在GDP增长方面的领先地位和对外贸易总量方面的领先地位，中国在亚洲的外交影响和经济影响力方面的领先地位。虽然美国危机感愈来愈强烈，但不冲突、不对抗的观点双方是认可的，你不敢打我，我也不敢打你，维持威慑条件的和平才能实现两个世界强国并存。

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至今没有真正积极回应，但中国在近海对美形成的军事优势，在台湾东部外海构成的战略分界线，美国不得不承认。否则，就不存在美国修改“海空一体作战”理论，重新提出“公域介入机动作战”的理论。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接受和尊重中国在西太区域的战略空间。也正如中国接受美国在全世界总的军事优势，特别在冲绳和关岛以东军事优势一样。虽然美国不相信我国不使用武力解决与邻国之间的重大争端，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南海改善生活条件方面产生的不战而控的外交优势。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地区，美国有外交优势，我们有经济优势，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影响力。对世界金融和世贸体制的安排中国正成上升趋势，这是美国难以阻挡的。

还有全世界的安全问题上，包括防核扩散、导弹技术管控、反恐、抗击病毒、应对碳排放、难民等一些安全问题上，中美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双方必须坚持合作才能共赢，这对稳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3、中美关系趋势的未来

随着美国总体战略收缩和后奥巴马时代的到来，美国在乌克兰、打击IS组织、叙利亚局乱局政策上都显得摇摇摆摆。俄罗斯抓住了有利战机直接参与打击在叙利亚的IS组织，使美国计划遇到了直接挑战，有苦难言。土耳其的横插，让俄罗斯有理由直接部署S-400防空导弹，直接派特种兵进入了叙利亚，美国经营多年的倒阿萨德政府计划失败。

这使中美关系演进明显地有利于我。尽管美国不愿意接受中国大国地位的存在，但在重大国际关系问题上美国无法离开中国，两国间的合作面远远大于竞争，两国政府都展现出稳定中美关系发展的强烈意愿，但两国关系仍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管控分歧的任务越来越重，中美关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增强战略互信依然任重道远。尽管双方在增信释疑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然而随着两国实力对比的不断接近，美方的焦虑感仍在上升。

在金融危机前，美方对中国的担忧主要基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发展潜力。自2014年亚信会议和中国倡导设立亚投行以来，美国在担忧中国不断增长的能力的同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怀疑，即认为中国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并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2015年以来，美国战略界开始炒作所谓“政治发展方向”问题。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直接挑战美国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对中国能力、意图、发展方向疑虑相互叠加，产生了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呼声。2015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增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双方四大传统结构性矛盾战略互疑、台湾问题、经贸摩擦、人权问题仍然存在，现在又出现了海上争端、网络安全等问题。

2010年9月希拉里公然声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2010年7月，希拉里又声称：“在南海自由航行关乎美国利益”正式介入南海问题。美国企图利用小国投棋布子，整合同盟体系，实施大国平衡。借助“中国威胁”掣肘中国发展。美派舰机在南海闹事制造恶性事端，使博弈进入了怪圈。

中美关系已成为“秩序之争”，甚至认为是新世纪地缘政治的首要纷争。中国并非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建设者、参与者、改革者。由于中美之间对一些相关问题的认知理解不同，这需要沟通、协调、磨合，甚至发生争执。

目前世界走向失序。无论政治、金融、还是国际合作都在下降。联合国从未解决过任何重大冲突，如今似乎已迷失了方向。战争正演变成一种界限模糊、作战样式融合，武装冲突数量激增的状态。这已成为中美需要共同面对、相互配合的问题。“秩序之争”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最终的结局取决于中美双方如何互动。我们应当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不被一时的炒作所迷惑，持久而又审慎地推进自身的利益，争取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经济上，我国启动的“一带一路”计划和中国人民币的海外拓展业务，不会威胁到以美国为主的世界经济体系。从美国经济连续增长上可以看出，美国已经基本脱离了从经济低谷的爬坡状态，重新进入了经济增长期。这无疑给美国巩固和维护自己的世界经济霸权带来信心和底气。

可以肯定，美国未来必然会在围堵和遏制中国的“一带一路”的经济战略上，与我国打一场针锋相对经济战争。同时，也会对中国的货币海外拓展战略打一场遏阻战。

2016年的中美关系将带动世界秩序的演变，在新型大关系框架下加强同周边合作是打破僵局的正确选择，“一带一路”建设是突破美国战略遏制重要举措，只要能同发展中大国合作取得更大的进展，就能有效的改变亚太地区力量格局，不冲突不对抗仍然是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途径，和平崛起是人类的共同期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在成为共识。

七、未来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挑战与前景（2017年文章）

1、回顾：有所进展，但并不协调

2017年1月1日是中美正式建交38周年。“中美建交38年来，两国关系经历风雨，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双方高层保持密切接触，外交保持战略对话，合作保持良好势头，民间保持频繁往来。经历建交后近40年的风风雨雨，中美关系更趋成熟，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和框架日趋清晰，始终保持积极的发展势头，取得历史性的进展。

中美关系经过1979年至1988年的初步发展、1989年至1999年的大起大落和2000年至2009年的稳定发展后，2010年起出现了新的起伏跌宕，证明中美关系是一个越发展越困难、越成熟越复杂的关系。2010年前后，两个始料不及的情况出现了：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中美关系结构矛盾突出，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另一方面，中美在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的冲突加剧，除了台湾、西藏问题之外，在钓鱼岛、南海和网络问题上双方对立明显激化。中国有不少人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针对中国、遏制中国和围堵中国，而美国的主流意见认为中国赶超德日、迅速崛起是挑战美国、威胁美国和取代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形成了新一轮的战略猜疑。为了抑制住这一战略猜疑势头、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1月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达成共识，于2011年1月19日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确认中美共同努力建设“面向21世纪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五年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2012年2月14日的“情人节”启步，2013年6月7日庄园会晤定调，2014年11月11日中南海瀛台夜话开拓，2015年9月24日白宫秋叙推动。在双方努力下，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方面有一些积极进展，“取得不少早期收获”。然而，由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加上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社会模式、发展阶段、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巨大差异，在其过程中出现问题、产生矛盾不足为怪。

2013年6月习奥庄园会晤后，笔者在美待了一段时间，处处感受到美国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示出的乐观情绪，但是随着其过程的深化，触发了不少问题和矛盾。之后笔者又去了几次美国，发现原先的对中美关系比较乐观的气氛渐渐消退，在美国方面出现“三不”现象：一是在对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上，表现出不主动；二是在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上，表现出不接受，认为“相互尊重”只是中方要求美方尊重其核心国家利益，美方无法接受；三是在落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行动上表现出不相信，不相信双方在台湾、西藏、钓鱼岛、南中国海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能做到合作共赢。笔者做了一个统计，从2012年2月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他先后在32个场合反复强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奥巴马正面回应的仅8次，从时间段来看，大多是在前面两年，以后就基本上不提了。

2015年9月25日，在习近平主席结束对美访问之际，双方拟公布一份成果清单，但分歧出现了，无奈，中方只得单方面公布一份清单，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边务实合作”“亚太地区事务”“国际和地区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五个方面列举了49项成果，题为《继续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访美中方成果清单》。中美双方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不协调的情况可见一斑。

2、现状：困难不少，但仍需坚持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世界历史上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2400多年来第一回，无先例可循，无前车可鉴，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在构建过程中遇到困难，出现曲折，应在预料之中。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发生摩擦和冲突，更不可避免。很明显的是，奥巴马政府后期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从原先的“不说少做”到“不说不做”，形成一头热一头冷，一头积极一头消极，一头主动一头被动的局面。从笔者多次去美国调研的情况来看，美国政界、决策层、精英层和智库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上没有得到统一，取得共识。这两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状虽有收获，但并不理想，主要纠结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安全困境”。中美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和布署“萨德”导弹问题，以及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基本上处于一种非良性的安全困境。

第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含义仍是主权问题。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实质是主权的冲突，即中美两国在主权问题和“航行自由原则”上处于对立，互不相让。美国指责我国南海岛礁“军事化”问题，不承认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拥有，中国也不认可美国的“航行自由”“飞越自由”等。美方强调美国在南海有重大利益，中方则坚持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

第三，“修昔底德陷阱”。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迅速崛起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认为其世界领导地位遭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剧，导致新一轮的相互战略猜疑。中美面临“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是严重的，不是轻度的。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时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旦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现实是，中美之间确实存在战略误解和误判，但麻烦的是双方难以确定哪些是战略误判，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是不是挑战美国、挤压美国？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不是针对中国、遏制中国？如果中美之间存在的一些战略误判发展下去，两国有朝一日就有可能跌入“修昔底德陷阱”。

以上三个问题造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障碍。习近平主席指出:“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他从大局出发，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在2014年和2016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两次发表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从两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出发，共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符合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双方决心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的政治担当。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使命和责任。让我们用积土成山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携手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努力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2016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对中国态度强硬。在2016年11月当选后他和他的执政团队又连续在台湾问题、两国贸易关系和南海问题上发表一些错误的挑衅言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还会保持连续性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会继续下去吗？关心中美关系的人们自然会提出这些问题。习近平主席不改初衷，他的回答是明确的，又是巧妙的，体现了他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坚定信念和历史担当。2016年11月9日，习近平主席致电祝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主席在贺电中强调：“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期待着同你一道努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拓展两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没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原则，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比直接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要明智和睿智。这里，习近平主席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传递的不仅是一种积极的信号，而且是一种坚定的信念。

2016年12月初，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来北京参加中美关系研讨会。12月2日，习近平主席接见他时指出，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实践证明，中美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要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两国间的一些不同看法和分歧。当前，美国进入新旧政府更替阶段。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确保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并在新的起点上继续稳定发展，谱写新的篇章。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双方要正确理解彼此战略意图，摒弃零和思维，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这时，习近平主席直接向基辛格博士提出要“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实际上是间接向特朗普表达中方坚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和决心。

3、前景：复杂多变，但希望犹存

目前，关于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种意见认为，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又到了危险的临界点，凶多吉少；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处于重要的转折点，喜忧参半；另一种看法是，中美关系面临发展的新起点，谨慎乐观。

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特朗普政府的强势态度，必然会给中美关系发展前景带来大的影响和新的变化，特朗普及其团队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出格言论以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咄咄逼人，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不少人对于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忧虑和关注。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上升，预期中美关系会经历一段坎坷期，甚至动荡期。这期间在一些问题上的对抗性时而显突，始料不及的情况和变化随时都会发生。一是台湾问题，特朗普起初挑战一中原则，他不仅和蔡英文通电话，还表示不知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原则的约束，一个中国原则可谈判。二是贸易问题，美方声称要和中国公平贸易，如果中方不愿意让步，就会有激烈摩擦；声称可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迫使人民币升值，并对中国部分商品征收45%的惩罚性关税。三是朝鲜问题，除了在萨德导弹部署问题上对立依旧之外，特朗普无端指责中国，说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大量经济收益，但是却不帮助美国制裁朝鲜。四是南海问题，美方态度强硬地指责中国占领南海是非法的，美国要保护其在南海的利益。以上虽不是新问题，但是冲突性明显强化了。

其实，挑战与机遇、冲突与合作、困难与希望并存是中美关系的一种常态，特朗普政府强势上台后，中美关系增添了一份危机感。然而，危险中往往会隐含着机遇。

从全局和长远来看，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反映人民意愿之举，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有利，而且对世界各国也有利。“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习近平主席先发贺电，后打电话，在通话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建交37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促进了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事实证明，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特朗普感谢习主席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他说：“我赞同习主席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中国是伟大和重要的国家，中国发展的良好前景令世人瞩目。美中两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我愿同你一道，加强美中两国合作。我相信美中关系一定能取得更好发展。”习近平和特朗普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并早日会面，就两国关系发展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及时交换看法。在今年中国元宵节之前，特朗普总统致信习近平主席，向中国人民致以新年问候。接着两人通电话，再次表达发展中美关系的共同愿望，特朗普总统说，他尊重一个中国政策，在台湾问题上作了积极表态。

3月19日，习近平主席接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指出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选择。蒂勒森表示特朗普总统高度重视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联系，期待着尽早举行两国元首会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蒂勒森说:“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

作为特朗普总统的中国问题特别顾问，白邦瑞在北京也传递了重要信息：特朗普无意与谁为敌，更不想与中国为敌，愿意与中国形成更好的关系；特朗普提出的“美国再次伟大”支点在中国，道路通北京。看来在大局上，特朗普还是明白顺时而动、顺势而为的道理。

从几届美国总统及两党轮换的规律现象来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存在希望。小布什上台时搞ABC（Anything But Clinton），意思是“除了克林顿做的任何事情我都愿做”。奥巴马执政后则搞ABB（Anything But Bush），特朗普刚就任马上几把火，否定奥巴马的遗产，搞ABO（Anything But Obama）。由此看来，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奥巴马提出的话，毫无疑问会被特朗普否定，所幸的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主席首提的，一直执着地坚持下来。这次，白邦瑞提及，很多中国人觉得奥巴马对中国好，这个判断不一定正确，比如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奥巴马没接受，不支持，特朗普的表态可能会比奥巴马更好，是个进步。这表明，中美关系会“斗而不破、斗而不弃”，即有矛盾有冲突，但不会破裂，不会打仗；会有碰撞有斗争，但有可能不放弃新型大国关系的合作方向。特朗普总统也是有双重性的，他的高层班子虽强势，但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中国的老朋友赵小兰（交通部长）、苏世民（白宫战略和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和布兰德斯塔（对华大使）等。事在人为，在眼下的2017年，就看中美双方能不能努力实现平稳过渡、稳定发展，能不能早日实现首脑会晤、加强沟通，能不能坚持对话、增信释疑，能不能管控分歧、推进合作。

如今，中美关系再次站到一个历史十字路口。只要中美双方努力，特朗普政府履新就不会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终结，而是一个开始，中美关系有希望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取得进展。

八、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一）减少战略互疑，增加战略互信是基础

相互信任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没有信任就无所谓合作。经过多年的发展，中美之间的信任程度还处于低水平，战略互疑长期存在。战略互信是实现中美关系长远健康发展的基石，战略互疑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要增加战略互信，首先要加强高层往来和各级别往来，两国领导人要保持和加强接触，充分利用各国国际场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了解对方立场和政策，增加理解，不断推进中美战略互信合作。其次，中美还要充分利用已形成的6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让两国更多的民众、团体、企业和媒体参与到推进中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事业中来，广泛深入地开展对话、交流与合作，把中美战略互信这个基石打造得更加牢固，提升两国战略互信水平。

（二）管控分歧，避免对抗是保障

由于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意识形态的差异，中美关系之间出现矛盾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证明中美之间有分歧并不可怕，而是要有效管控分歧，防止对抗和冲突。中美应该再承认中美分歧存在的前提下，通过双方努力，对一时难以避免和解决的分歧进行有效管理，将分歧控制在一定范围，防止分歧演化成冲突或对抗，防止新矛盾出现。同时通过两国的协商谈判，采用平等和平的方式消除分歧，降低其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互相尊重，包容互鉴是前提 互相尊重，包容互鉴是大国的相处之道。中国在中美关系上一直强调互相尊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美要互相尊重和包容对方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及思想文化，双方互相交流借鉴，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中国寻求的共识不是期望美国中国化，美国也不应期望中国美国化，不应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更不该干涉别国内政，而是尊重彼此尊重，共同进步。其次，中美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双方应该谨慎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在国家安全、领土主权等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双方应遵守原则，恪守承诺，不制造麻烦，不搞政治对抗，妥善处理分歧矛盾，避免双方关系受到破坏。

（四）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是条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实际已经成为了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以经贸为例，经贸合作成为了中美关系重要支柱，为两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收益，为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两国应不断拓展经贸合作中的利益共同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合作中出现的分歧和摩擦，双方要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用积极的方法加以解决。而在全球和地区层次，两国承担共同责任，当今世界很多全球性问题单靠一国力量是不能解决的，因此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中美各国的协调与合作。

中美交往的主体、渠道和内涵具有高度的多元化、多样化特点。政府交往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全面发展中美关系，积极引导中美交流，需要跳出传统外交视野。为适应美国内政治的运行特点、规则和框架，中国宜将发展中美关系的管道进一步放宽，做到多方协调，多头并举，多竹齐下。第一，继续通过领导人互访和会晤、战略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军事交流与对话等既有渠道，加强战略高层接触，增进互信。要使美国政治家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对外战略的和平本质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第二，积极与美国的“院外集团”进行沟通，灵活利用非官方渠道，加大对国会议员、政客资助人、政治新星和各类基金会要人的工作力度。要广结人脉，善结人缘，发挥好在美华人、华侨的作用。第三，善于利用美国政府和智库、大学之间的“旋转门”。在新政府上台前，应加强与主要智囊和可能进入政府机构的专家学者的沟通，增信释疑，做好预防性外交。第四，加大两国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美国的传媒和意见领袖对公共舆论影响很大，中方媒体可更加主动地接触美国传媒，通过美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手段，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提高交流与对话的效果。第五，继续扩大和深化双方在经贸、金融、投资等各领域的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经济墓础即利益基石。推动两国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和民企迈出更大合作步伐。

就当前而言，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在亚太地区形成良性互动。中美两国都是太平洋国家，亚太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符合中美两因和本地区各国共同利益。中美为应对朝鲜半岛核问题展开了持续、密切的协调与沟通，两国外交部门己就亚太事务举行定期专门磋商，但亚太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事态发展其有很多不可预测性，也并非完全由中美两国所左右。某些国家经济上借助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期望借中美互斗谋取私利。还有的国家竞想依托与美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挑战中国领海领土主权完整的底线。面对如此局面，中国坚持既定原则立场，坚持睦邻友好政策，积极主张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各种纷争。美国也应站在全球战略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审时度势，冷静观察，谨言慎行，真正践行两国领导人在 2011年！月19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做出的庄严承诺，即“支持通过合作努力建设21世纪更加稳定、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

《形势与政策》课程论文

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

姓 名： 学 号： 系 别： 管理学院 班 级： 指导老师： 完成时间： 2013年4月15日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一、中美关系是目前全球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已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积极合作关系的典范。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两条重要经验。一是“斗而不破”，即双方始终恪守底线，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因此总能柳暗花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中美两国既没有因矛盾冲突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也没有因持续合作而丧失自我。

二、中美两国关系能否朝互利共赢的积极方向演进，取决于双方高层和战略思想界对客观形势的准确把握，以及战略上的及时果断调整。双方认知路径一致、战略调整相向而行，无疑将推动两国关系顺利发展；反之，则有可能误判形势，进而殃及两国关系。

三、领导人的战略自觉也成为确保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重要条件。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的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强震多重打击后，显得更加抢眼。如何在软硬之间，合作、竞争与遏制之间寻求最佳平衡，也足令奥巴马团队费尽思量。而中国追求合作发展的意图更是不言而喻。

四、面对实力对比之变、战略心态之变、内外环境之变，中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代表，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总结来说就是要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

（第一点：出处：《现代国际关系》 ；阅读资料题目：《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看天下》2012年1月；阅读题目：《华裔美兵受虐死亡激怒华人社区》 ；

第二、三、四点：出处：《现代国际关系》 ；阅读资料题目：《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第二部分 感想

一、中美关系的恶化会动摇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得到的不仅是两败俱伤的恶果,也会波及到全球；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则会带给双方更为有利的利益关系，甚至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美国作为美洲板块的核心，中国作为亚洲板块的核心，两者的相互合作也是美洲和亚洲格局平衡、和平的关键。同时，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枢纽，如若与中国发生矛盾将发生蝴蝶相应波及到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无容置疑的是，两个大国携手合作的利大于两者关系恶化的弊端。

二、中美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应推进“中美 + 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

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台湾在目前仍是作为一个敏感的话题，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件愤懑的事情，收复台湾是我们亿名国人心系的梦想。在此事件上美国多次委婉或是直接表态支持台独，这无疑是在挑战中国人的骄傲。更甚做错的是，在中日钓鱼岛事件中一再插手并且态度明确支持钓鱼岛是日本的，这犯下了一个让国人更不可原谅的错误。这两件事情都启示了我们，美国在面对尴尬的立场时可以与中国发展多边外交，发展“中美 + X”三边外交，有利于解决尴尬的立场局面，其获得的好处绝不止卖给了中国一个人情如此简单。

三、相互理解是双方促进关系发展的关键点。中美要想在合作中求同存异，推进共同利益发展，应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国连续两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大、中、小学超过5000所，学习汉语的学生突破20万。只有深入去接触、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历史，才能深切的体会到对方国的文化涵养和价值观，才会理解对方的爱国情感，这在双方合作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也是是否做到求同存异的关键。唯有理解，才能发展，才能和平共处。

四、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应保持其应有自信与态度，继续韬光养晦，加强国内各方面的发展，绝不向他国俯首称臣，也绝不能让其他国家欺辱。这是构建非病态中美关系的根本，也是构建多边友好关系的初衷。中国在多年来都多少受到美国间接或是直接的压迫，如若中国在这些时候选择退缩，向美国低头，那么在双方合作中中国就只能处于下方的位置，演变成病态的合作，失去了合作的意义所在。中国唯有继续韬光养晦，不断地壮大自己，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才能保持其大国骄傲自信的姿态，才能在双方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尊敬和公平的待遇。

第五篇：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 教学目的：在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历来是引人注目的对关系，其发展不但关乎两国人民的福利，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对迅速崛起阶段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和新期许，也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实践。通过教学让学生充分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路与内涵。

课程内容：

1、中美关系40年的历程与经验总结。

2、“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新”在何处。

4、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尼克松访华40周年，也是20年来中美同时进行最高领导层换届选举，同时还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开局之年。随着美国大选的最终落幕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中美关系正以新的气象迈向新时期。

然而，2013年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就意味着，此前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相对模糊或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政策变得清晰化，即，尽管美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一旦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将有义务协防日本。这一政策宣誓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走向更加复杂化。这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

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在系统总结过去41年中美关系基本经验，全面审视当今时代特点的基础上，对迅速崛起阶段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和新期许，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实践。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战略对抗的政治意愿。

一、“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40多年的经验总结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41年，开创了两个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新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已经具备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同时，“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体现于邓小平同志24年前所作“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论断，体现于江泽民主席1993年会晤克林顿总统时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字方针，体现于胡锦涛主席2011年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也体现于一直以来双方为培育互信进行的对话、为管控分歧开展的沟通、为维护共同利益推进的合作。这一概念和过去41年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理念，和此前“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等提法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从根本上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对中美关系“螺旋上升、起伏不定”特征的理解和对“中美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经验的把握。

所谓“螺旋上升”，即中美关系的发展虽迂回曲折，但总体势头是向上、向

前的。

回忆

1949—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前，对抗，恶化，无外交关系；小球转动大球” 1971年7月—78年12月，尼克松破冰，历任福特，到卡特才正常化； 79年—89年，蜜月期，基于联合抗苏，政治经济军事比较快；

89年—01年，“****”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1991年，刚刚趋于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机而受挫；1993-1994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执不断；1995-1996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

01年—09年，发展的黄金时期，天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01年底加入世贸，每三年翻番； 地利：9.11事件，美国布什聚焦反恐； 人和：睦邻，富邻，周边和平，安详。

2001年GDP1.5万亿，占美国的13%，世界第六； 2011年GDP7.8万亿，占美国的48%，世界第二；

（经贸上，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近180倍，2012年接近5000亿美元。金融上，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截至2012年1月中国拥有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约3.2万亿美元）的36%，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约5.05万亿美元）的23%，占美国债总额（约15.3万亿美元）的7.6%。两国虽未如媒体所言达到“金融恐怖平衡”的程度，却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政治上，从当年的“乒乓外交”、“秘密外交”发展至今，已形成大约90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全方位对话机制网络，这在大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两国开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及派生出的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机制，成为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重要平台。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累计实现会晤13次，也足以说明两国高层互动之频繁。安全上，双方的合作从朝核、伊核到南北苏丹问题，从西亚北非到中亚南亚，已覆盖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唯其涉及面广，所以不时充满矛盾和博弈，但诚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言：“中国和美国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任何问题。”文化上，仅以近两年为例，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报告，2010-2011学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比上一学年增长22%，总人数近15.8万人，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同期，美国赴中国留学人数增长2%，接近1.4万人。目前全美已有48个州设立了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课堂，美国成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大、中、小学超过5000所，学习汉语的学生突破20万。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两国元首推动成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将两国科教文体交流进行整合，使人文交流同战略对话、经贸合作一起，成为支撑中美战略关系的三根重要支柱。一句话，中美关系过去41年向前推进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超乎人们想象，开创人类先河。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所谓“起伏不定”。1971年4月14日，受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听到周恩来总理讲“你们将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篇章”时，不禁瞠目结舌，“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序幕就此拉开；同年7月9日，以“装病”方式从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实现了中美两国高层时隔20多年的首次接触；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旷日持久、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8年12月中旬谈成建交公报，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三年后，双方经过斗争和博弈，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八一七公报》。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八一七公报》居然同《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平起平坐，实在有些奇怪，“因为这份公报内容含混”，“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可见从一开始，美方就为不认真执行该公报埋下了伏笔。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根本原因是联合抗苏的主要矛盾掩盖了中美之间一系列次要矛盾。1989年“****”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1991年，刚刚趋于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机而受挫；1993-1994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执不断；1995-1996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充满坎坷的。原因在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阶段、文明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调和，也在于两国作为世界级大国的特殊国际影响力、彼此战略需求的内在动力、民间往来的巨大吸引力、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所催生的广阔合作空间无法关闭。矛盾与合作交织，必然导致关系状态时起时伏。）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两条重要经验。一是“斗而不破”，即双方始终恪守底线，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因此总能柳暗花明、转危为安。“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危机的处理如此，台湾问题的处理更是如此。可以说，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中美正式建交，台湾问题是主要障碍。经过中方长达8年的斗争，才逼使美国“断交、废约、撤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扫清障碍。从《八一七公报》发表至今，对台军售问题从来都是中美矛盾的焦点，但斗争的背后，亦充满着妥协。美方在最敏感的武器出售上未敢轻易突破，中方则多以中止两军交流为手段进行反制，彼此都留有余地，在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循环中维持两国关系大局，探索最终破解之道。二是“合而不同”。中美两国既没有因矛盾冲突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也没有因持续合作而丧失自我，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甚至引发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大讨论。这正是中国不同于前苏联的根本之处，也是美国不得不考虑转换“西化分化”战略，不断调整对华政策思路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

从上述对中美关系41年发展历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美关系是极为特殊的大国关系。借用郑必坚先生的话来形容：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基础之深厚，合作领域之广泛从未有过；两国关系之复杂、之难办，两国摩擦之多从未有过；两国关系发展余地之大，前景之广阔从未有过。归根到底一点，美国是当代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中国式改革开放道路，而且在经济总量方面已经居世界第二。这样两个大国之间相互需要而又有种种矛盾摩擦的奇特局面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未有过，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无疑是挑战，但同时又是机遇。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目的就是要化挑战为机遇，为中美两国摸索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路来。过去41年，中美两国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形态和平共处的先例，为新时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这一理念的顺势推出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二、“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既是对过去41年中美关系发展基本经验的总结，也同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变化息息相关。尽管起伏不定是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但是像奥巴马2009年1月执政以来两三年间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在中美关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一段特殊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状况对于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出笼的背景十分重要。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中美关系不仅没有陷入因美国领导人换届选举而发生颠簸的历史“怪圈”，反而较小布什第二任期更进一步。从该年初新任国务卿克林顿访华到4月1日在伦敦G20峰会上实现“胡奥会”；从两国立法机构最高领导人近20年来首次互访，到奥巴马总统就任不足一年即正式访问中国；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办，到媒体热炒“G2”、“中美共治”，2009年的中美关系可谓一路高歌猛进，被形象地比作“高开高走”。现在看来，这一年奥巴马之所以奉行如此积极的对华政策，大体是三方面因素使然：一是美国在许多方面有求于中国。面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由于奥巴马决定将反恐战场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极希望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反恐帮助；由于美国希望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赢得主导地位，因此极希望拉住中国，共同应对来自欧日的压力。正因此，美国政要在2009年刻意强调同舟共济，有意淡化对台军售、**、人权等因素，由此使中美关系发展异常顺利。二是奥巴马、希拉里践行“巧实力”外交，希望通过柔性方式整合中国，使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配合美国，这与倡导同伊朗的“握手外交”和“重启”美俄关系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三是奥巴马亚太事务团队核心成员斯坦伯格、贝德等人有同中国提升战略互信、重建战略保证的用心。

对于奥巴马政府的上述考虑，中方当时存有一定的认知落差。比如，较多看到了奥巴马政府有求于中国的成分，对其“巧实力”外交本质的拿捏稍嫌不足：较多从“阴谋论”角度看待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及美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也较多从防范角度看待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证”等新思维，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真实经济和战略困境估计不尽充分。其结果，双方对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不切实际的期待。美方希望中国在上述三方面能同时满足其需求，并自认为只要美国放下身段中国必会有所合作，中国则期望美国对华政策能乘势有重大进展（如在军售和**问题上）。

但实际上，中国无法在美国一厢情愿的希望清单上满足其全部要求，尤其是一度认为有可能成为中美合作亮点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最终阴差阳错造成中美不和，紧接着“谷歌事件”不期而至，使彼此产生极大的希望落空、战略受挫感。还未及调整心态，奥巴马便于2010年1月宣布对台军售、2月在白宫接见**。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是在以“回归常态”回击中国的“不配合”，在中国看来则属于过河拆桥的霸权行径，甚至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华战略组合拳。中国政府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反制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美国强硬派的反华立场，他们批评奥巴马的对华政策除了滋生中国的“外交傲慢”外一无所获。恰在这时，3月韩国“天安舰事件”突发。这场事关韩朝之争、至今仍无定论的偶然事件，引发的却是美韩对中国的猛烈批评，殃及的是中美关系。随后，美韩在黄海海域展开声言针对朝鲜的多批次、大规模军演，被当时中国多家媒体和战略分析界人士解读为针对中国的军事讹诈和战略包围，引发两军之间的进一步对立。其后中日渔船相撞事件及美国公然插手南海争端接连发生，终使中美战略博弈从局部转向全局、从言论转向行动、从心理较劲转向外交争夺。

简要回顾这段过程可知，中美关系从2009年的“高开高走”到2010年的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与彼此心态变化有关，难以简单判定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更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外交方针和原则出现重大变化。但第三方因素的频繁干扰和媒体的大力炒作，则容易使人得出“中美开始走上全面战略较量”的结论。正如当时参与对华决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事后所分析的那样，“我同意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和摩擦，但宣扬紧张局势的报道与其说是反映了实际的威胁程度，还不如说是为了吸引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公众的视线”。正因如此，中美双方都需要尽快对局势做出相对理性的评估，以正本清源、重建信任。身处内忧外困的奥巴马政府更急于摆脱这一不利局面，因此极力邀请胡锦涛主席尽早访美。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展开正式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极大扭转了两国紧张对立的政治气氛，双方澄清了各自立场、强调了彼此原有的理性评估。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则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此基础上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双方共同接受的“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41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此后，中美关系复归平静，直至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克林顿国务卿访问缅甸，美国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启动。由此，围绕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亚太共处的内容再度占据各大媒体显要位置，中美关系再次呈现紧张态势。

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2月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展开访美行程。此次访问被视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此行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前无古人，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去探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半个月后，克林顿国务卿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做出了回应。在3月7日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她指出，“2012年的美中关系课题已完全不同，它在世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回归两国关系的首要原则：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这一精神在她随后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中得到进一步阐释。仔细研读克林顿的上述言论可见，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此前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中美双方共同决定在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习近平同志则称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去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王岐山、戴秉国、刘延东同志也分别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上具体阐释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关构想。至此，如何构建并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便成为凝聚两国高层共识、共同指引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目标。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中美希望构建的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笔者认为，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当时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是“超——强关系”，即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作为多强之一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强震多重打击后，显得更加抢眼。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也是体系危机、制度危机和政治危机。从中美实力对比看，2011年中国GDP达到47.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48.5%，而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12.8%。这意味着，中国在10年时间里，将GDP总量从美国的1／8提升至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IMF-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强化，并朝着“自我实现的预言”方向发展。美国现实主义的理论认知及其强硬的政策表现给中国民众造成一种误解，认为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原来一直被淡化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多元化的舆论压力下重新凸显。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支持中美关系的力量板块有相对松动的迹象。一时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沉渣泛起”，两国似乎陷入了某种“战略互疑”、“战略不信任”的怪圈，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风险。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美国的政策调整导致两国在多个领域竞争性增强，如何寻求新的战略基础成为中美两国亟待思考的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阿富汗，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随着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利益冲突点犬牙交错，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在两国实力对比拉近、战略基础松动、对外战略调整、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过去41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按照十八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极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越美国，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给外界留下中国模式呼之欲出的感觉，形成中美全面战略博弈之势。外界亟待中国提前做出战略思考——在国家经济力量出现重大变化时，国家的战略意图是否会发生改变？中国是否继续奉行建设性合作的对美外交？是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就是试图进一步回答“两国实力对比拉近，中美将如何共处、如何构筑新的战略根基”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中美如何确保关系长期稳定”等根本性问题，旨在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探索新的规范与道路。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但换一种思维看，诚如美国冷战史权威加迪斯所言，长达50年的美苏冷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漫长的和平”，或者说美苏曾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战略稳定。但这种稳定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是一种“核相互确保摧毁”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同时，彼此依靠各自的代理人和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小规模战争和各种制裁接连不断。中国既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也不追求这样一类消极稳定，因此始终强调超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属于大国权力和平过渡的典范，值得中美借鉴。但实际上，当时美国与英国之间围绕“权力转移”而进行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场斗争之所以未上升为战争，主要是由于“一战”、“二战”使美英与德、日的矛盾盖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美英“权力转移”因而显得相对平和。这种特殊背景同样无法为今日之中美关系所复制。因此，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四、“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实现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41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34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两国已经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在相互依存中水涨船高、彼此受益，在战略合作中加深了解、累积互信，用贝德的话说，中美关系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相当好的状态”，双方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战略共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但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同样也是“前无古人”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认准了方向，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来。而美国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开拓者和引领者，亦不乏理性灵活的战略思维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中美能否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会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了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美国“一超”地位下降，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崛起，而是中、俄、印、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美苏冷战时代，制约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是“核威慑平衡”，如今，经济相互依存又给大国间的和平加上了一重保障——“经济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平衡”。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对抗无法解决问题，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彼此理解，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才是化解冲突的唯一出路。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其文化特点就是善于吸收和融合，具有多元性和统一性。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集大成者，也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同样具有一种特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宽容。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定认为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其他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中美两国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侧重于软实力的较量，而非硬实力的对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前国务卿克林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形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美国也不会寻求遏制中国。再次，中美不存在曾导致传统大国对立冲突的重要根源，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一步步走出来”，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小布什支持申奥）

第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同志同奥巴马总统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总统等美领导人会面，拜登副总统、习近平同志实现了互访。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之间还建有首脑热线、国防热线。两国之间高频率和形式多样的高端机制化交流起到了增加了解、减少误解、扩大合作的重要作用，所取得的成果、达成的共识务实、丰硕。可见，双方均已表明要使这样的沟通和协调跨政府、长效化。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近年来，中美两军交流与合作得到了积极发展。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还开展了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合作寻找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和军事院校、退役将领等多层次、多军种、多形式的交流。2012年2月，习近平同志访美期间，赴五角大楼访问，就如何推动两军关系健康发展提出重要指导意见。5月，国防部长梁光烈同志访美期间表明了发展两军关系、为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站在面向21世纪的高起点上，以更加宽广的战略视野，规划好两军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努力建立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军事关系”。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近年来，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地方交流迸发出巨大能量。两轮下来，已有来自中国浙江、湖南、北京、辽宁、安徽、江西、山东、云南、江苏、内蒙古、湖北、河北、福建、贵州、宁夏等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同美国华盛顿州、佐治亚州、关岛、夏威夷州、北卡罗来纳州、北马里亚纳群岛、加利福尼亚州、佛蒙特州、蒙大拿州、伊利诺伊州等26位州长面对面交流，形成了中美地方交流合作的热潮，结出了互利共赢的积极硕果。美国的50个州中有47个州在过去十年对华出口增长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目前，中美已建立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这股民间和地方的力量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其对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美国盖洛普网站2012年2月的民调显示，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盟友”，63%的人认为中美“虽不是盟友，但友好”。美国“百人会”2012年4月的民调显示，近八成的中国民众认为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目前，中国有约3亿人掌握或正在学习英文，美国有1000多所大学开设汉语专业，4000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20多万人学习汉语。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299个孔子课堂。中美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共同利益驱动。中美经贸联系增强，经济利益汇合进一步加深。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180倍。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据美中贸委会统计，2001-2010年，美对华出口增幅达468%，而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增幅为55%，美国本土400万～800万个就业岗位与中美贸易直接相关：2001年至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累计为美国增加了3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截至2011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中国美国商会报告显示，目前60%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保险、运输等多个领域。2006-2011年，中国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回归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目标，而美国亟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目前，双方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共同迎接纷繁复杂的热点问题的挑战，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任重道远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上述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远，均不得而知。在总结过去41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首先，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但随着美国淡化反恐、强化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不仅既有的反恐合作出现松动，而且还面临如何实现在亚太良性互动的战略考验；而双方几乎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使得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合作面受阻、摩擦面加大。因此，如何尽快建立新的战略基础、寻求新的利益汇合点就显得格外紧迫。笔者认为，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代表，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更有赖中美通力合作。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奥巴马提出实现5年出口翻番计划，而中国“十二五”规划则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核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价值观是介平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之间的中间地带，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

其次，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到位。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的建立并成功运行三轮，取得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难以奢求的众多具体成果。这充分说明，人文交流既因其低政治性而较少敏感，又因其符合两国人民利益而潜力无穷。2012年，习近平同志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也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犹如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目前，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习近平同志访问五角大楼期间强调“两军关系要服从于两国整体关系”，指明了军事交流在新时期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特殊作用。

再次，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深化了不同层次的双边关系，也大力拓展了多边外交，但三边外交仍着力不够。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应提上日程。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所谓“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区别。

第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须。其目的，仍是要通过苦练内功发展壮大自己。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大国之间有关对抗的各种“竞赛规则”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表现和结果。目前，美国正在收缩战线、深化变革以尽快脱困重振，欧盟亦在进行深层次体制性变革以图困中求变，俄罗斯坚守底线追求“伟大复兴”，备大国几乎均在对内深化体制性变革、对外谋求战略性空间。在这轮全球性大变革、大调整浪潮中，中国只能乘势而上，否则便会“不进则退”。

最后，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1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和大战略需求；34年前，邓小平推动中美建交，是为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战略思考。毛泽东和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其最大贡献是能够超越眼前的问题而放眼未来。而实现这种超越，既是因为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是因为长期隔绝使得当时中美双方没有日常的短期问题，所有问题都是长远的和战略性的。今天的中美关系现实则既需要解决战略性问题，还需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日常问题。既要大深远，又要细深实。既要登高望远，还需脚踏实地。这对新时期中国的对美工作显然提出了更高要求。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41年前的中美握手迎合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翻开了两个文明大国携手共进的新篇章。41年后，经历了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中美延续着“和平共处、互利发展”的态势，努力超越大国对抗的历史逻辑，书写着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篇章，把“共赢”的福祉带给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

41年来，中美从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发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绑”，实属不易。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既有利益的冲突，又有利益的汇合；既有政治价值的分歧与对立，又有文化社会层面的共性与融合；既无法成为盟友，又不可能沦为敌人。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国都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能否以合作、共赢的姿态走出一条新路是关键。如果双方能够共同控制冲突、挖掘利益汇合点，中美关系就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如果选择了战略对抗，两个文明巨人发生的冲突，不仅会将各自多年的发展成果葬送，还会把世界拖进逐渐毁灭的深渊。对于两国的领导人而言，这不是一道选择题，因为从中美和世界的福祉来看，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项。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用合作正能量打造中美关系新局面》，钟声，《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0日。《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年5月4日。《发展中美关系需要更多的务实对话》，钟声，《人民日报》2012年5月3日。《中美关系史上三次危机：每次都奇迹般地绝处逢生》，《文史参考》2010年7月22日。

资料链接：

链接一：中美两国重要关系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1972年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1982年8月）

中美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建立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2009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78年12月）

中美联合声明（1997年10月）

中美政府关于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双边协议的新闻公报（1999年11月）

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2006年9月）

中美签署14个经贸合作文件（2007年12月）

中国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2008年2月）

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

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2012年2月）（摘自新华资料）

链接二：1972年以来中美双边关系大事记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第一个联合公报。

1973年5月1日，两国在对方首都设立的联络处开始工作。

1975年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双方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有意义的交谈。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在对方首都建立大使馆。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签署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

1979年7月，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为期3年的中美贸易协定，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八一七公报》，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做出了分步骤直至最后解决的规定。这一公报连同《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形成通常所称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中美关系的基础。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中美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等四项协定和议定书，并草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1985年7月22日至31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访问期间，双方正式签署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1989年2月25日至26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1989年5月22日至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访问美国。

1992年1月31日，李鹏总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首次举行正式会晤。克林顿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各项原则。

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时，在纽约同克林顿总统会晤。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9日，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中美两国将加强合作，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998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美签署了《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

1998年3月19日，美国宣布搁置多年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从当天开始正式生效。5月6日，中美双方签署了《关于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第八条实施方案（谅解备忘录）》。

1998年4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华，双方签署中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协定。

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就南亚问题、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和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发表了三个联合声明。克林顿总统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并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朱镕基总理与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承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从而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

2000年9月8日，江泽民主席在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时，在纽约同克林顿总统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克林顿表示，美国一定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2000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从而使这项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江泽民主席当即致电布什总统，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10月8日，江泽民主席应约再次与布什总统通话。江泽民重申，中国政府历来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强调中美作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国家，对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负有共同的责任。2001年10月19日，江泽民主席在出席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首次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反对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布什重申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2001年12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项命令于2002年1月1日正式生效。

2002年2月21日至22日，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21日，布什与江泽民主席举行了正式会谈。布什重申，美方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200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之际，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互致函电表示祝贺。

2002年4月27日至5月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访问期间，同布什等美政界领导人举行了会见和会谈，并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

2012年5月3日至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各2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对话。2002年9月6日，江泽民主席应约与布什总统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等问题通了电话。

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访美期间，江泽民主席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布什的私人牧场同他举行了会晤，就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重要共识。2003年6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2003年10月19日，胡锦涛主席在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提出了确保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五条原则，布什表示赞同。双方还商定提高中美商贸联委会的级别。2005年8月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首次中美战略对话。

2005年9月1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前同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晤。两国元首表示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2005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005年11月8日，中美双方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在英国伦敦签署了中美两国《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

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会晤，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发展，重申将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新成果。

2006年4月18日至21日，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日，胡锦涛主席在白宫同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在出席美国12个友好团体举行的晚宴上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讲话。

2006年12月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共识。

2009年1月1日，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日。

2009年4月1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2009年7月27日至28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首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向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对话双方发布了《联合成果情况说明》。

2009年7月28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在参加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对媒体说，美中两国同意恢复两军交往。

2009年9月，吴邦国委员长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是中国人大最高领导人20年来首次访美。

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2011年1月18日至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讨论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同美国副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五点建议。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发表题为《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的演讲。中美双方发布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议定的《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

2012年5月3日至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各2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对话。链接三：美国简史

北美大陆原为印第安人聚居地。15世纪末，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开始向北美移民，英国后来居上，到1773年，英国已建立了13个殖民地。1775年爆发了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组成“大陆军”，由乔治·华盛顿任总司令，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建立美利坚合众国。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1787年制定联邦宪法，1788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1812年后完全摆脱英国统治。1860年反对黑奴制度的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1862年9月宣布《解放黑奴宣言》后，南部奴隶主发动叛乱，爆发了南北战争。1865年，战争以北方获胜而结束，从而为资本主义在美国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开始对外扩张。在1776年后的100年内，美国领土几乎扩张了10倍。

链接四：美军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大增。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掌握最高指挥权。进攻性战略武器和核武器的使用权集中控制在总统手中，国家军事指挥系统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由总统领导，成员有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参联会主席作为军事顾问，中情局长作为情报顾问列席。国防部是总统指挥全军的办事机构，参联会既是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事咨询机构，又是向各联合司令部发布总统和国防部长命令的军事指挥机关。参联会和三军参谋部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并具体实施作战指挥。

按照美国宪法，国会拥有宣战权，但总统是三军统帅。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美国总统在开展军事行动前48小时内必须通知国会，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对外军事行动不得超过60天，但允许额外30天撤离时间。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进一步调整军事战略，加快建立由核与非核进攻性打击系统、导弹防御系统和能迅速应付恐怖威胁的国防基础设施构成的“新三位一体”战略力量组合。

美军曾在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48年至1973年期间实行过义务兵役制。1973年，时任总统尼克松废除义务兵役制后，美军一直实行志愿兵役制至今。

美国是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美军现役部队人数约140万人，其中陆军50万人，海军和空军各35万人，海军陆战队18万人。陆军分为10个战斗师和4个独立旅及装甲骑兵团；海军编制为5个舰队，共12个航母战斗群、12个两栖戒备大队、57艘攻击潜艇、116艘大中型战舰和10个舰载机联队；空军编制为20个飞行联队（每个联队约72架战机）；海军陆战队编制为3个师和3个勤务支援大队，装备3个飞行联队（约21个中队）。美国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数百处军事基地，海外驻军约为28.78万人。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大致划分为欧洲、亚太与印度洋、中东与北非以及美洲四大战略区。2004年8月，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将在未来的10年内把驻欧洲和亚洲的军队削减6万至7万人。2007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为了“反恐战争”的需要，他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美军现役部队的人数增加9.2万人。2009年7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宣布，美国陆军将临时扩编2.2万人，以满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需要。这是美军自2007年以来第二次扩编。2011年1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2015年开始裁减美军地面部队人数，裁军总数最高将达4.7万人。此外，国防部还将削减一系列武器项目。

美军在全球设有六大战区司令部，分别是北方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2012年3月9日出任）、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分别负责全球几大区域的事务。

2009年6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下令组建网络司令部。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网络战概念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将其应用于实战的国家，但美军尚未形成统一的网络战指挥体系。2010年5月，美军建立网络司令部，统一协调保障美军网络安全，开展网络战等与电脑网络有关的军事行动。2011年5月，白宫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宣称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防御至关重要的网络资产，美国将像对待其他任何威胁一样，对网络空间的敌对行为作出反应。同年7月14日，美国国防部发布首份《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以加强美军及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保护。2011年，国防部决定在未来5年内拨款5亿美元给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以加快网络武器及防御性网络技术的研发。2012年美国国防部在网络安全和网络技术方面的预算达到34亿美元。

2009年9月17日，总统奥巴马宣布放弃在东欧设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指出放弃在东欧建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是为了采取更加有效的新技术强化美国的导弹防卫能力。布什政府自2001年上台后大力推进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设，计划在波兰建立10个导弹拦截装置，在捷克建立雷达预警基地。

2010年4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公布《核态势报告》，宣布美国将削减核武器，停止发展新核武、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但并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年5月13日，美国公布核武结构调整目标。

2011年6月29日，美国政府公布国家反恐战略，将反恐重心定位在打击“基地”组织以及防止本土恐怖分子威胁国土安全上，这一战略标志着美国首次将本土作为反恐努力的最重要“战场”

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强调美国虽然面临预算压力，但将努力确保其“军事超强”地位，同时将美国军事重心转向亚太地区。链接五：美国的教育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主要是由各州教育委员会和地方政府管理，学校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多数州实行十年义务教育。各州学制不一，大部分为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高等教育有两年制的初级学院和技术学院、四年制的大学本科和二至四年的研究生院。著名高等学府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杜克大学等。

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国家医学院和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是美国科学界最高水平的四大学术机构。除自然基金会外，其他三院分别授予院士头衔。2011年10月17日，美国国家医学院公布了新当选的院士名单，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华裔教授王存玉名列其中。这是30年来，美国国家医学院首次将院士称号授予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科学家。

链接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经济领域的最高对话。这一对话机制由美方提出，中方同意，再经双方认真磋商后于2006年9月20日正式启动。

2006年8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布什表示，美方希望两国加强在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使两国经贸关系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胡锦涛说，随着中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对话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安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中方愿同美国继续就此保持联系。

为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同年9月19日至22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就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事宜访问中国。吴仪副总理与他举行会谈，并共同宣布建立对话机制。9月20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

根据《共同声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对话每年进行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

如今，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对推进两国关系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中美对话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题最广的机制。涉及中美关系、经济、财政、金融、贸易、投资、能源、环境、气候变化、反恐、防扩散、国际地区问题等广泛领域。（摘自新华资料）链接七：乒乓外交的故事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4月4日这天，美国队员科恩在体育馆训练时忘记了时间，快到比赛的时间了，看到了外面还有一辆车，就上了车。但一上车才发现车上全是中国队的队员。中国队员庄则栋非常友善地向科恩打招呼，并把从国内带来的杭州织锦作为礼物送给科恩。科恩非常高兴，第二天把一件T恤衫作为礼物回赠给了庄则栋。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听了笑笑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中美队员互赠礼物的事情，引起了赛场内外的高度关注。美国代表团的团长趁机向中国代表团表达善意，说中国队的水平很高，希望能到中国去访问，跟中国运动员比赛。中国队领队宋中把这个情况发回国内，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周总理，认为当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总理在报告上面批注“拟同意”后呈报毛泽东主席。

4月6日晚上11点多，毛主席吃了安眠药，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忽然说，王海容（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让美国队访华。护士长吴旭君没有动弹。因为毛泽东自己说过，我吃了安眠药后说的话不算数。见吴旭君不动弹，毛主席就生气地问，你怎么还不告诉王海容？随后又重复了一遍，邀请美国队访华。护士长赶紧把这个消息向周总理汇报，连夜让外交部发出邀请。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他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同日，在美国，尼克松总统也发表了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5项具体措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充当了两国之间的民间外交特使。1972年4月11日，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使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摘自《历史学家眼中60年》）

链接八：各方观点

冲突甚至战争不是中美关系的宿命。构建中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的开创性事业。中美两国应当把握合作共赢的方向，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坦诚深入沟通，大力开拓务实合作，加强在亚太的对话合作，致力于消除“战略互疑”，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

下一阶段中美两国应携手努力，做到“四好”：一是把两国关系过渡好。二是把矛盾分歧管控好。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是相互不猜疑、不折腾。“治大国如烹小鲜”，双方关系中复杂敏感因素甚多，就像肉质松嫩的小鱼虾，经不起在锅里面反复翻炒，中美关系也经不起反复折腾。三是把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走好。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包容、共赢和创新。像意识形态、价值观、治国理念这样的东西，它往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千百年来长期探索形成的，不能轻易去干预改变，搞强加于人，否则就会引发冲突。在全球化时代，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不可能再有你输我赢的合作，要么双赢，要么双输。面对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创新思想和实践，不能动辄就翻冷战时代乃至18、19世纪的“工具箱”寻找过时的老办法。要敢于走新路。四是把亚太地区的事务办好。中美都是太平洋国家，亚太是中美利益交融最集中、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亚太能否保持稳定繁荣事关中美两国自身发展，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从亚太开始。

——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

展望中美关系的前景，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唯有依靠双方的共同探索和理论创新。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

中国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愿望去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唯一领袖，中国需要同美国合作，从而有效应对在经济、政治、能源及环境上的全球挑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就中美关系而言，由于缺乏战略互信基础，未来10年中美关系将新老问题并存。除“3T”（Trade，Taiwan，Tibet）老问题外，9个新问题分别是：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竞争；中国军事现代化；无限空间（电子、网络、太空等）领域的竞争；产业结构转型；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走向海洋；中国国内多元化；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美国的不安全感上升等。在战略定位上，中美需尝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具体问题上，应把双方合作点做大，压缩矛盾比例，建立良好沟通机制，控制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历史上，当崛起的大国挑战已有的主要大国时，冲突就会发生。”“但此刻与历史有所不同之处在于，中美之间已经存在利益上的相互依赖。”“无论是全球变暖、金融稳定还是保护自由贸易等问题，美国和中国需要对他们的共同利益具有长期战略眼光。

——著名国际专栏作家内森·加德尔斯

中美关系的不利因素在美国。特立独行的中国仍是美国目标，无论美国或日本如何针对中国，中国未来要做到的都是“仁者无故”。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

美国现在面对的是中国新领导人，这一代领导人，不但聪明、具有全球观，更由于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种种因素对美国在谈判桌上与中国交手，具有一定含义。

美中关系必须人性化、地方化，尽管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有重大分歧，美中应该通过人与人之间以及地方层级官员的合作，加强互信，寻求合作机会。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

美中两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管理好竞争，使两国间的竞争关系不至于变为对手间的对抗性关系，这很重要。

——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