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效应：莫言将如何书写和被书写

第一篇：诺奖效应：莫言将如何书写和被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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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效应：莫言将如何书写和被书写

2012年12月，作家刘庆邦写了一篇文章，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说，“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莫言获奖具有里程碑意义”。几乎同时，集美大学中文系讲师黄云霞也写了一篇名为《作为当代文学史事件的“莫言现象”》的论文，“以便为莫言创作的文学史定位确立起某种较为可靠的学理依据”。

莫言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无疑将被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但从谱系学的视角，当我们谈论莫言的时候，莫言从什么样的传统中走来，又将引领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传统，在未来的文学经验中，莫言将如何书写和被书写？

莫言来自20世纪新文学传统

“莫言是八十年代之子”，2012年12月，旅美学者刘再复在《华文文学》杂志发表谈话文章中说，他认为20世纪有两次文学高潮，一次是五四时期，一次是1980年代。“1980年代出现了很多很有创造活力的作家，我觉得他们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例如李锐、阎连科、余华、贾平凹、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都很杰出”。

但正是在现今获奖，令莫言备受质疑，因为文化粗鄙、道德堕落、文学边缘化，是如今这个时代被贴上的标签。

“有人不断地使用这样的比喻——中国‘现代文学’是好的，是‘五粮液’；而‘当代文学’则是差的，是‘二锅头’，这种看起来合乎逻辑的说法实际是幼稚和昏聩的。”2012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在《文艺争鸣》杂志发表文章称。

他认为，文学的演进有自己的规律，它与政治之间，甚至与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并不平衡的关系。汉语新文学正是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压抑、六七十年代的低谷、八十年代的开放与风云激荡的新思潮的冲击，在相对黯淡和沉闷的九十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

在张清华看来，如果能将“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的心态放平，则应该承认“莫言确乎传承了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并且还是一个发扬光大者”。“也就是说，在莫言获奖之后，如果说会衍生出一个‘重大意义’的话，那么我以为就是，它会推动改变以往我们对‘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割裂的看法，将整个新文学看成是一个真正的整体--从思想到形式、从内容到艺术、从文体到语言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那么莫言获奖，自然也是有了一百年历史的汉语新文学的一个成果，一个发育成熟的标志。”

但他也认为，莫言的获奖，可以给文学的阅读和消费带来短暂的“加热”效应，但却难以扭转整个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氛围。这一氛围，是作家身上的批判性与知识分子性，呈现了渐至稀薄的趋势。

莫言获奖的副产品

莫言所受到的文学影响，还绕不过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江健三郎曾称赞莫言的作品“是拉丁美洲文学和中国文学融合在一起的非常优秀的文学。”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介绍，1980年代，随着中国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开放时期，拉美文学这一“非西方”的、来自第三世界的、中国语境的“小语种”文学竟然掀起阅读与谈论的热潮，以“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拉美文学热”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与创作，尤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所受浸染最深。

2005年，四川大学文学博士曾利君完成了其名为《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其中为莫言专门写了一节。1982年，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迅速译介到中国，在中国掀起了“马尔克斯热”。莫言在阅读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杰作《百年孤独》时，一下子被征服了。莫言由此知道小说还有另一种写法，他当时的感觉，就跟马尔克斯当年第一次读到卡夫卡作品时的感觉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在震惊敬佩、恍然大悟之余，莫言也禁不住跃跃欲试，捉笔操练起“魔幻现实主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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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85年推出的那批引人注目的小说如《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枯河》、《爆炸》等作就是在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的影响下所写出的，其中《球状闪电》就带有马尔克斯作品的印记，为了让自己的小说看

起来更魔幻，莫言甚至在《球状闪电》中也弄了个粘着鸟翅的怪老头，让人不禁想起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

拉美文学对中国1980年代兴起的作家的影响还包括诺贝尔奖。“马尔克斯是第一个我国与全球同步介绍进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滕威说，对于同样是第三世界的作家，“连严肃的《读书》杂志都是以‘邻村的张老汉都富起来了，我们该怎么办’的心态来讨论的”。可以说，比照着拉美的诺贝尔奖作家，正是1980年代莫言一批作家的成长轨迹。“包括莫言在内，每写一部作品，都会有声音说这是为得诺贝尔奖写的”，滕威说。

但“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却被拉美作家自己拒绝。“马尔克斯在领取诺贝尔奖的答谢词就是一篇战斗檄文，是说他的作品写的就是拉美的现实，而不是魔幻的，来反对西方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他的作品。”滕威介绍。

1970年代开始，拉美文学已失去了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基础，在没有了政治需求后，拉美作家产出的大多是中产阶级消费主义趣味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拉美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了”，滕威说，“只有少数作家还在坚持当年的传统，比如2011年翻译到国内的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 的《2666》，这本小说接续了作家要有担当的传统”。

“目前翻译到国内的拉美文学作品，仍是1970年代以前的作品居多”，滕威判断，在中国，拉美文学还将掀起一股热潮，“原因包括2010年，老作家略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011年国内首次出版了马尔克斯授权的《百年孤独》。另外的原因则是莫言的获奖，对拉美文学的带动”。

至少在作品上还是知识分子

“面对死亡威胁、外族入侵、社会不公，你如何行动，这是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展示一个人的精神能量的关键时刻。莫言对这些关键时刻极为敏感，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的小说，常常把此类情景用夸张手段推向极致，考验人的忍受能力，拷打人性的韧度，追问人的道德良心。”2013年1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国恩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文章称。

但现实中的莫言似乎与作品中的莫言有着泾渭分明的差距，“更愿意做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他获奖后谈到当年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问题时，开始清晰。

莫言获奖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在一次研究生讨论课上，抛出了这个问题，他将这次课堂讨论发表在了2012年第6期《粤海风》杂志上。赵勇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三种关系：政治影响文学；文学介入政治；文学远离政治。但可以看出莫言在追求第四种关系：文学超越政治。我觉得文学超越政治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接着的问题是：文学怎么就能够超越政治？或者说文学真的能够超越政治吗？

在课堂上，赵勇借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邵燕君的话隐晦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让我选一位中国作家获诺奖我就选张承志，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 张承志把他的《心灵史》义卖，然后去了巴勒斯坦，把10万美元全部捐赠给了巴勒斯坦难民营。

但在张清华看来，莫言的获奖还是弥足珍惜。因为“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身上，消费符号的包装与绑架、写作身份日益严重的‘去知识分子化’，则更成为了一个无法挽回的趋势”。张清华期望，但愿这一代作家能不负众望，将新文学所开创的伟大人文主义传统创造性地发挥与传接下去，将他们所创造和展现的本土美学化为催生后劲、化育后来者的力量，而不是成为转瞬湮灭和黯淡下去的“无后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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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经验上取代莫言

新生代作家面临着消费主义写作的诱惑，而新生代读者则已经出现了与莫言这一代作家经验脱节的现象。

莫言获奖后，一名喜欢春上春树胜过莫言的中文系研究生给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柠写了一封信。她觉得春上春树“所写的城市经验，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着非常深刻的关联性”，“如果中国再继续发展下去，城市经验越来越多，乡村经验越来越少。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多都生活在城市里，如何再写出具有中华民族性的作品呢？”

在这封信里，莫言打动了诺贝尔奖评委的“本土经验”，却受到了本土

读者的质疑，这是否能够说明，更带有普世性城市经验的消费主义写作，将最终赢得读者，取代莫言？

在张柠看来，莫言擅长“乡村经验”而不擅长“城市经验”，当代中国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如此。能够在文学中描写现代城市经验的前提，就是城市文化的发达，进而使城市经验变成文学形式。这在当代中国是近30年来才开始的事情，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淀才能看到效果。

莫言的作品“展示人性的丰富和良知的珍贵。这样的故事及其意义，是民族性的，但又具人类性”，武汉大学教授陈国恩认为。

读者趣味的变化“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张柠认为，“年青一代与我们这一辈人强调社会意义上的‘轼父’不同，他们在审美趣味上与父辈产生冲突，是趣味上的‘轼父’。消除这一冲突的唯一手段，就是他们迅速成长起来，并创造出自己的经典，让他们的记忆形式化并且历史化，同时让老旧的事物自然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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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莫言诺奖效应”不幸被资中筠言中

“莫言诺奖效应”不幸被资中筠言中

原文题目：诺贝尔文学奖有世界意义吗?

资中筠

发表于读书杂志1996年第一期 收录于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资中筠：我甚至担心，哪年它（诺奖评委会）出于某种考虑，选了一名中国人，可能会出现令中国文学界啼笑皆非的局面。

我一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性抱怀疑态度，并认为我国的优秀作家大可不必对此桂冠钦羡向往。这倒不是替我国作家抱酸葡萄心态，而是我实在想不出来那些不懂中文，对中国历史文化、国风民情如此隔阂的评委会衮衮诸公能够依据什么来对丰富多采、中国人自己都眼花缭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做出判断？文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与经济学也不同，首先是靠语言来表达的，好的作家必然有独到的运用语言的能力，而且形成自己的风格，再好的翻译也难以完全传神。京戏拿到国外去演，常看报道说是“引起轰动”云云，就算是真的，那剧目也限于“三叉口”、“雁荡山”、“盗仙草”之类的以武打为主的戏，无论如何精彩，代表不了京剧的全貌，更不用说以词见长的昆曲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以及《宝刀记》开头林冲那八句定场诗，即使有高手译成最相近的西方语言，如何让洋人体会其中的意境，从而懂得文字的妙处？ 当然，文学的价值主要还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其内涵。作为其本质的内涵归根结蒂源泉在于生活，脱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欧美文化属于同一个大系统，尽管各民族特色千变万化，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相通要比与中国(姑不用“东方”这样的大字眼)文化相通要容易得多。我见过不少欧洲知识分子，通晓好几国文字是家常便饭，熟练如母语，但大多数是欧洲语言，最多包括俄语。他们之间开玩笑、用典故，极易心领神会。而通(是“通”，不是会几句)中文则是专门“汉学家”的事，即使汉学家，多数研究范围也很狭窄，研究文学而有能力博览群书者尚不多见。听说这次得奖的日本作家得力于他的作品的极好的英译本，因而偕翻译一同领奖。我不禁想，其它未被译成西方语文的日本作品呢？

中国文学写的当然是中国的人和事。仅举一例：鲁迅的《阿Q正传》之为不朽的经典著作已为国人所共识，其深远意义远超出中国农民，应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但是在西方以写中国农民出名的赛珍珠却得了诺贝尔奖，鲁迅及其作品可能根本未入评委们的视野。就以现在在世的我国几代新老文学写作家(包括各种文体的)而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与从四万万到十二万万的同胞同甘苦、共沉浮，经历了、见证了多少惊涛骇浪、苦难、忧患、风雨、坎坷、荒唐与辉煌、屈辱与荣光、崇高与卑劣……感于心而流诸笔端，不论其风格属什么“主义”和“流派”，或黄钟大吕，或淡雅纤巧，或忧愤泣血，或嬉笑怒骂，或兴，或怨，或实，或虚，多少优秀作品在中国几代读者中引起心灵的震撼、强烈的共鸣、会心的微笑，甚至影响有些青年一生的道路，这一切，浸润在西方文化中的文学“权威”们接触到了多少，能理解多少，又何从作出筛选和判断？基于本人多年来与大量的相当有世界眼光的洋人交往的经验，深知其难。不用说文学，就是比较容易有共同标准，在理解、交流上并无困难的社会科学，中西学者对对方成果的互相关心、追踪、绍介和了解也是极不平衡的。这里一则是语言问题，一则是心态问题：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动态没有那种“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求知欲，实际上他们注意到的主要是用英文写作的旅外学人和留学生的著作，据此得出的对中国学术界的评估片面性是免不了的。相对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要虚心(或心虚)得多。

何况文学，审美口味占很重要地位。即使在一国之内也很难一致。去年某文学界人士定出当代中国文学十位大师引起好一阵争论，就是例子。不过大家都理解其为一家之言，也就无所谓。当然西方欣赏中国艺术的不乏其人，但欣赏是一回事，作出权威性的判断又是一回事，那就得真正的懂行，有修养、有研究。我决不是否定文学的世界性，相反，我曾在一本巴尔扎克译著的序言中说过，不朽的作品之所以不朽在于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受到启示和感染，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不朽的文学大师以其不朽的作品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他们是属于全世界的。但是这样的大师却不是哪个评委会封的，而是经过历史的考验，为广大读者所承认。如董鼎山先生文中所历数的文学大师都没有得诺贝尔奖，还不说明问题吗？即便真正的世界级大师，要走出本国、本洲，还得靠一定的传播渠道。西方文学进入国人的视野是通过近百年来几代翻译家、评论家锲而不舍的辛勤劳动。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已蔚然成为一学，出现了许多造诣很高的翻译家；而相反方向的译述、介绍，无论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无法相比。中国文学的宝库要为“国际社会”(借用一时髦词儿)充分认识，还任重而道远，得有多少个杨宪益！

再何况，从赛珍珠的《大地》在西方获盛名，到当代张艺谋的特种题材的电影几乎成为国际得奖(或提名)的专业户，反映出西方人始终摆脱不了的对他们心目中的“异域文化”的独特的(姑且用一个中性字眼)欣赏口味。(必须申明，我无意贬低这位美国作家和中国导演，我认为他们还是有才华有一定的水平的)。再何况，在方今的现实世界中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干扰不可避免。总之，自然科学成果没有民族性，可以有世界性的绝对标准和公认的权威，而文学，特别是当代的，要定于一尊难矣哉！诺贝尔文学奖基本是西方中心的产物，作为一家之论，有它存在的价值，若视之为世界最高权威，最高荣誉，怕是该打破迷信了。我甚至担心，哪年它出于某种考虑，选了一名中国人，可能会出现令中国文学界啼笑皆非的局面。

以上这些平时在茶余饭后经常发表的议论，原没想到要形诸文字。读董鼎山先生深知内情的文章(《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有了印证，遂产生了写出来的欲望。

第三篇：莫言诺奖授奖词

莫言诺奖授奖词：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面

尊敬的国王和皇后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们，女士们先生们，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在小说《酒国》中，最精致的佳肴是烧烤三岁儿童。男童沦为食物；女童因为被忽视而得以幸存。这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嘲讽，因为计划生育大量女胎被堕胎：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莫言为此写了一整本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

《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以女性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就是用兔子给羊受精，同时不理睬所有的怀疑者，将他们当成右翼。小说的结尾描述了九十年代的新资本主义，会忽悠的人靠卖化妆品富了起来，并想通过混种受精培育凤凰。

莫言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所以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

第四篇：莫言获诺奖后

莫言获诺奖后，所到之处讲了一连串的故事。对许多人说来，故事只是故事，哈哈一笑，就算完事了。

但莫言，似乎是想用这些故事，说出他想说、却不能说的什么来。他想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02 莫言的第一个故事，是他在获诺奖时的长篇感言。他说：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

他的叙述，是很让人吃惊的。要知道，这是个看脸的世界，人长得漂亮，多少就会沾点印象分，长得普通，被人忽视，存在感就极差。但就因为长得丑就要挨打„„这种事，我这辈子是没听说的。他这个故事，到底是要说明什么呢？ 03 莫言的第二个故事，还是他在获诺奖时讲的。故事说，他小时候家穷，穷得没饭吃，过中秋时家里难得包了一顿饺子，每个人只分到一碗，正要吃，来了个要饭的老人„„

莫言说，他当时端出半碗红薯干，给乞讨老人。不料想，老乞丐顿时发飙了，骂道：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好端端在家吃顿饺子，就被骂“心是怎么长的”，莫言气得半死。可这老乞丐的话，却是义正辞言，掷地有声，但听起来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但老乞丐最终赢得了道义的胜利，吃掉了莫言家的半碗饺子。莫言跑到国外说这事，他是什么意思？ 04 第三个故事，是莫言拿到奖金回国之后，到处被请去演讲，讲来讲去，突然想起一桩旧事来„„

他在老家写作时，有次出门去买桃吃，一个卖桃的认出了他，就打招呼说：你怎么也出来买桃呀，你不是认识市委书记吗，让他送你一车不就行了吗？ 莫言：„„我又不是官，人家干吗送我桃子？ 卖桃人：对了，你是当兵的。莫言：我不是当兵的„„

卖桃人：你们这些当兵的，我们白养你了，你到底是怎么搞的？连个钓鱼岛都看不住，让小日本占去了！

莫言：我一个写字的，还要替你去看岛„„算了，给我秤五斤桃子。你这桃甜不甜？

甜！特别的甜！卖桃人说：我这都是新品种。莫言：你别偷斤短两，给够秤！

卖桃人：看你说的，乡里乡亲的，怎么会缺斤短两？看好了，五斤高高的！把五斤桃子提在手上，莫言感觉这五斤桃好轻。回去后拿秤一秤，嘿，才三斤而已，卖桃人一次短了他二斤的秤。

然后莫言拿起桃子来咬一口，又酸又涩，根本不甜。

讲完这个故事，莫言已经把他要说的，差不多全说了出来。然后（其实是之前）他又讲了个故事，收关总结。05 最后这个故事，也是莫言在获得诺奖时，所讲的故事：

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

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是——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了。听了这个故事，再笨的人也知道，莫言是在暗示，他就是被扔出庙门之外的，第八个人。

那又是谁把他扔出去的？ 06 莫言的故事，告诉我们，他生长的这个社会环境，是有毛病的，负能量有点超标。这个社会，是个相互污辱、相互伤害的社会。莫言只因为长得丑，就遭到同学的嘲弄与殴打，而在这个过程中，全然看不到教育的影响，没人告诉那些打他的孩子们，取笑别人的相貌，是没教养的表现。而以别人长得丑为由打人，更是不可理喻。可怜的小莫言，找不到个说理的地儿，只能对母亲哭诉。

即使现在，攻击别人的相貌，也是流行文化的主潮，诸如“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人就不对了”这类心理恶毒的“妙语”，层出不穷。甚至影视作品，都拿残疾人士肆意嘲弄，但很少有人出来说句话。

这个社会，是个蛮不讲理，胡搅蛮缠的社会。穷人家里一年到底，不过是吃几个饺子。如果穷人愿意把乞丐请进家里一块吃，甚至全让乞丐吃了，我们说这是大善，是义人之行。但舍不得给外人吃，才是人之常情。可是老乞丐一句话，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

你们吃饺子，却让我一个老人吃红薯，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听老乞丐这么一说，不知情的，会以为他是莫言的爹。可莫言根本没赡养这个老乞丐的义务，老乞丐也没资格要求莫言一家供养他。但他轻飘飘一句话，就把这赡养义务，强加于莫言一家了。

不是说不应该善待乞丐，可乞丐你也应该讲点道理是不是？

不清楚老乞丐是如何沦为乞丐的，但他这么个愤愤不平，强辞夺理，是很难在正常人堆中混下去的。几句话就让你多出个爹来，凭白无故让你把一年的辛苦给他，这谁受得了？

当然，老乞丐也许是饿得太惨，太想吃顿饺子了。但他那一句强辞夺理，让莫言一辈子难以释怀，这未免太过份了！

这个社会，是个没有廉耻、相互坑骗的社会。卖桃人与莫言相识，见面三言两语，就把钓鱼岛的责任推给了莫言，让莫言背负了好大的心理包袱。然后又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坑熟宰熟，这个卖桃人，还会有朋友吗？距离成为一个乞丐的日子，还有多远？ 07 莫言就是在这么个环境中长大。

有人污辱他，有人殴打他，有人蛮不讲理，有人胡搅蛮缠。还有人没有廉耻，坑蒙拐骗。这些污辱，这些伤害，这些蛮不讲理的横加指责，这些没有羞耻之心的坑蒙拐骗，就如同倾泄而下的垃圾，将莫言深埋起来。而莫言，从此就成为了一只地老鼠，他在这些肮脏的垃圾里打洞，艰难前行，终于打通一条通往心灵深处的道路，从此蜷缩于这温暖的地巢之中，品味属于他自己的阳光智慧。

别人的龌龊、肮脏、品性不端及自甘堕落，其实正是你的机会。当别人随波逐流自甘堕落成为垃圾，靠伤害别人渲泄心理苦闷，你的坚忍与努力，就更凸显其价值。

这就是莫言最后那个故事的寓意。环境越差，机会越大。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

第五篇：莫言瑞典诺奖新闻发布会

莫言瑞典诺奖新闻发布会

北京时间2012年12月6日19时，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大厅参加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这是莫言抵达瑞典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他在会上一一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以下是本次发布会的实录：

主持人：

热烈欢迎大家来到瑞典参加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新闻发布会，特别要欢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我将分配大家的问题，请大家自报姓名、新闻社或者是单位，请大家问问题的时候最好站起来，我们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如果还有补充问题可以再问第二次，今天的语言是英语和中文。

记者：

莫言先生，您来斯德哥尔摩，除了领奖以外，还想实现别的什么目的？ 莫言：

感谢各位记者，大家久等了。我来斯德哥尔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领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来参加记者招待会。很多人把记者招待会描述的十分可怕，我也知道有一些人把我描述的也很可怕。结果我来了以后发现你们也不可怕，我相信你们看我以后，也会感觉到我也不可怕。

记者：

莫言先生，十八大提出来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从您这次获奖，对于文化强国的推进有什么感受？谢谢。

莫言：

我想莫言获奖就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给一个作家的，而不是颁给一个国家的。当然我相信我获奖以后会引起追究读者对文学的热情，我也希望由于我的获奖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央电视台：

您得知获奖以后，这两个月里您的生活还有您的故乡，您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您希望中国读者最关心您身上哪些方面？

莫言：

对我个人来讲发生最大的变化是过去骑自行车在北京街头没有人来理睬我，但是前几天我骑自行车在北京街头走，有好几个年轻姑娘追着我照相。我一下知道，噢，我成了名人。我说过，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情，转移到对中国广大作家身上去。也希望阅读莫言一个人的作品，转移到阅读更多作家的作品。

记者：

莫言先生您好，其他所有获奖者都是乘坐宝马来的，但是您和您的夫人是走着来的，您是一个特别实在的人。您获奖之后有这么多的荣誉，这么多的光环，您是怎么来看待的呢？这是您面对巨大荣誉的方式吗？今年您获得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第二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莫言：

首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莫言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没有得奖之前是农民的儿子，得了奖之后依然是农民的儿子。所以我看到好多人追着我让我签名，我感觉有一点奇怪。我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我知道我的水平到底有多高，我今后还想继续保持这种谦虚的态度。

至于中国作家富豪榜，他说我今年得了2150万人民币的版费，我后来到银行去查了一下，哪有那么多啊，没有啊，不知道钱都汇到哪里去了。

中国新华社：

如果向欧美国家的读者推荐一部自己的作品，您会推荐哪一部？ 莫言：

我就推荐《生死疲劳》。这部小说里面有想象力、有童话色彩、也有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

记者：

有一句话说“不要因为外界的喧嚣影响内心的决定”，此时此刻您用一句话形容您此时的心情？

莫言：

心如巨石，风吹不动。记者：

莫言老师，刚才走进大门的时候，发现很多记者用摄像机、照相机拍摄你，你当时是不是感觉不适应？尤其是获奖以后，很多媒体对你进行轰炸式的报道，我发现一些微博上大家经常对一些报道进行辟谣，获奖以后您会不会带来一些短短的喜悦？这短短的喜悦您怎么去衡量？

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以后，刚开始我确实有一点不适应，包括在网络上很多对我的议论和批评。后来我渐渐感觉到大家关注的，议论的，批评这个人的时候，跟我本人没有什么关系，很多人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塑造着另一个莫言，所以我是跟大家一起来围观大家对莫言的议论、批评、表扬。

瑞典电视台：

莫言先生您好，很遗憾，没有能够在北京参加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我想知 2 道对新闻检查，您是怎么看待的，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莫言：

我反感所有的检查。我去大使馆办签证，他们也要检查。我坐飞机出海关，他们也要检查，甚至要解下腰带，拖鞋检查。但是我想这些检查是必要的，我从来没有赞美过新闻检查这种制度，但是我也认为新闻检查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检查的尺度，检查的方式不一样。如果没有新闻检查，这个人就可以在报纸上或者是电视上攻击其他人，诽谤其他人。这个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希望所有新闻检查应该有最高准则：只要不违背事实真相的都不应该检查，违背了事实真相造谣和诬蔑的都应该受到检查。

人民日报：

四年前您曾经来到斯德哥尔摩，在这儿做一次演讲，这次来您的心态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吗？

莫言：

11年前。当时有几个朋友带着我去参观说要写一本书，我朋友开玩笑说，你好好写，将来有可能站在这里面去讲。我当时心里也觉得要好好写。现在我确实来到这个地方来领诺贝尔文学奖了。我现在心理除了感觉高兴，还有很深的惭愧。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好的作家应该获得这个奖项。我自己觉得写得还不够好，还应该继续努力。

记者：

莫言老师，我是重庆日报记者，您在报纸上过，莫言热到文学创作当中来，您是否开始考虑新的创作，您对未来的文学创意有每年什么期许？

莫言：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呢？我最希望回到我的书桌前坐下来写小说。也有人说一个人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就再也写不出好东西了，但是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打破了这个魔咒。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加入这个优秀作家的行列，打破这个魔咒。

罗马尼亚电视台：

问您两个问题，第一，您现在会不会改变写作主题？第二，您的名字叫做莫言，就是不要说话的意思。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名字？是不说反对的话？还是不说赞美的话？

莫言：

我原名中间一个字是“谟”。第二，我小时候经常乱说话，给父母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他们就教育我要少说话，第三，人老是说话就没有精力写小说了。既然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就应该把用嘴巴说的话全部用笔写出来。

我的创作一直在寻求变化，这种变化是对艺术的创新追求，也就是随着世界的变化产生很多想法，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一成不变的作家是不存在的。

记者：

您自从得奖以后很少露面，您在准备演讲稿的时候有没有压力？这段时间你的心理状态怎么样？有没有难忘的事情跟我们分享？

莫言：

我得奖以后最大的烦恼说实话，是来自于新闻记者。他们有人就坐在我家门口十天，我太太经常请他们到我们家吃饺子。我实际上自己也当过新闻记者，所以我对坐在我们家门口十天的记者心中充满了敬意。那么我为什么要躲记者呢？因为他们总是让我重复同样的话。他们很多人没有读过我的书，就提出某些问题。顶多是临时上网上搜一遍，而网上的消息真假很难判断。所以我在准备演讲稿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压力。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在短短演讲稿里面讲一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讲我自己，讲真话。实际上讲稿两天就写完了，两天当中在网上泡了很久，没有任何压力，很轻松。谢谢。

记者：

莫言老师您好，有两个问题，您主要是讲故事，但是讲故事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创造一些很好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在您写过这么多的小说中，创造无数人物，你觉得谁是你自己印象最深的人物？

莫言：

讲故事是人的天性，我们每个人都是听故事长大的。但是讲故事一旦变成一种职业以后，就不仅仅围绕一个故事来谈。用故事表达对人生、社会种种问题的看法，他也要用故事来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所以讲故事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故事最大好处就是有很宽阔的想象空间。最好的故事就是让每个同志都能够从这里面看到他自己。

记者：

您自己的作品中印象很深的形象，还有阅读中谁是您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 莫言：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作家写这么多人物，就像一个妇人生了一大群孩子一样，你很难说喜欢哪一个，不喜欢哪一个，所以我想这个问题还是留给读者吧。

瑞典电台：

今年早期您说了一句话，避免新闻检查对于写作和创作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您会这样说？

莫言：

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可能是因为听力产生了误解。但是我在这里要讲一 4 句真心话，如果说一个作家认为他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必定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那一定是假话，如果说一个作家在不自由甚至不太自由的环境下必定写不出伟大的作品，那也是假话。关键是作家内心深处的想法，关键是作家能够是否站在一个超越了政治的阶级立场上来写作。包括背后咬牙切齿咒骂你的人，也要把他们当人看，而且还要给予他们深深的同情。

瑞典电视台：

您如何描述您的朋友马悦然，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做一些什么？ 莫言：

马悦然有很多作品，我跟马悦然目前为止总共见过三面。第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我们在一起抽了一支烟。这支烟是我给他的。第二次见面他给我一支烟。第三次，在北京大学见面我又给了他一支烟。马悦然就是三支烟的关系，他多收了我一支烟。马悦然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是我非常敬佩的。马悦然他公开发言，经常批评我，说我小说写得长。中国有很多人因此判断，莫言是永远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为什么呢？因为马悦然批评我的小说写得长。我回答他说，我就要写这么长，哪怕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么写。

记者：

您描述马悦然是你亲爱的朋友。莫言：

你们外国人跟一个人见一面就说亲爱的朋友。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来，认识一个意大利女孩儿，她给我写信，亲爱的莫言。当时心潮澎湃，我认为这个女孩儿对我有意思，我朋友们你别自作多情，那是外国人的礼貌，有时候恨你的时候也还说亲爱的。

记者：

我们判断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对年轻人的鼓励，您对年轻的作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比如说谁想成为作家，您对他有什么建议？

莫言：

我想全世界很多国家对年轻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我对年轻作家一直是支持的态度。我认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生活，每一代人应该写自己的文学。所以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不可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所以我们对未来的文学只能寄希望于年轻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