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奖启示：让文学归于文学

第一篇：莫言获诺奖启示：让文学归于文学

莫言获诺奖启示：让文学归于文学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国新闻周刊 评论(54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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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第58

4期封面

为什么是莫言

莫言是一个极具本土性的作家。他始终执著于描写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无论直面现实或重述历史，高密始终是莫言的精神圆心。

年轻时的管谟业与大多数农村少年一样，拼尽全力离开故乡的土地，但多年后，作家莫言又以文学虚构的路径回到故乡。和很多成名后始终把自己悬挂在都市中咀嚼记忆的作家不同，他终于明确，自己不但需要在精神上重返乡土，而且从生存经验上必须始终与故乡相连。对莫言来讲，故乡高密是一个切片，这里的一切足以反射出中国现实与精神的巨变。

诺奖将莫言真正推向了世界。但除莫言和其他几位有限的作家，中国的写作者在世界语境下显得颇为沉默。如今，中国作家的写作技巧早已不像过去那样与世界隔膜，但如何通过翻译和文学活动真的走进世界文学的视野，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命题。

莫言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让文学归于文学，按照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推动文学才是莫言获得诺奖最重要的启示。

莫言：出高密记

他曾掉进粪坑，曾被小学开除，曾认为发表处女作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他从中国极其平凡的小村落里眺望世界，然后反观中国 本刊记者/陈涛(发自山东高密)

“我觉得，得了这个诺奖或没得这个诺奖，不会改变我的做人风格，也不会改变我的写作风格。”10月13日上午，莫言在高密市翰林苑小区的住所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获奖之后，莫言似乎成了“万能的”，据说他的获奖甚至拉动了某些股票价格的飞涨。众多问题向他抛去，关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看法、钓鱼岛争端甚至中日关系都被问及。甚至有媒体多次让莫言推荐自己最欣赏的文学作品，莫言有些无奈地说，“太多了，没法推荐”。

“我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判断，该我发言我就会发言，不该或者我不愿意，自然就懒得去说话了。”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表示。

事实上，在获奖前后，莫言都不愿接受采访，“想从热闹和喧嚣中解脱出来”。但在获奖两个小时后，莫言便于山东高密的一家酒店召开了首次媒体见面会。第二天下午2点半，当莫言出现在酒店二楼的电梯口，鲜花、相机、人群一齐涌向他。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来了更多记者。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优秀作家，为什么会落在我的头上呢？”13日上午，莫言在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及几家日、法媒体采访时说，“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提前20分钟给我打了电话，我感到既惊奇，又惶恐。我就思考，是什么原因呢？我配得这个荣誉吗？这是当时的感受。过了几个小时，我就很平静。”

“把„东北乡‟写成中国的一个缩影”

“一人(只提)一个问题。”莫言落座在沙发上，对记者们比出“1”的手势。13日上午，他也回复了此前和村上春树的“博彩赔率”：“究竟是不是我和村上竞争诺贝尔奖，这完全是一种猜测。把两个作家所谓的PK类比于中日关系，更是一种玩笑。”

在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莫言认为，“这是一个文学的奖项，我因为文学获得这个奖项。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从短篇小说《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到长篇《丰乳肥臀》《蛙》等，莫言的作品一向被看做是乡土气息浓厚，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为其代表性的文学地域。

莫言研究会会长、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本土的文化对莫言的影响，也不会有莫言创作的这些作品和题材。他自己讲过，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写小说的，我用的语言是高密的地方语言，题材也是高密发生的人和事。”

所以，文学馆外打着一条横幅，写着“根植故乡，莫言问鼎诺贝尔”。毛维杰认为：“他的创作离开了这种(故乡的)东西，去写别的东西，问鼎诺贝尔是不大可能的。”莫言研究会成立于2006年，文学馆开馆于2009年，坐落在高密一中校内。这栋4层建筑里展出着莫言所写的书、信、照片，以及一些奖章和研究资料，目前下面的两层作为展厅，上面的两层在莫言获奖之前就已纳入“二期工程”规划。

“我的野心就是希望能够把我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的一个缩影，但是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我的力量可能不够。”13日上午，莫言在接受访谈时如是说。

事实上，莫言最初是反对建馆的。毛维杰回忆，“他自己曾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家乡再给我建一个馆，这不是引火上身吗？‟但是我们研究会一直坚持。”

“是否有先见之明？”

“当时我们只是说，他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个中国作家。”毛维杰说。

“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同样，远在市区北郊的大栏乡平安庄，“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横幅也挂在村子里。那是莫言的老家。

莫言获奖的当晚，平安庄隶属的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就赶制了100多条红色横幅，并买来烟花送到平安庄。“燃放了有两个小时。”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第二天早上，横幅就被挂在了村子和市区。

土地上已经很少种植高粱。村子里，屋外的水泥路上，晾晒了一片片金黄的玉米棒子，晾晒场旁边的墙壁上，横幅还打出了“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莫言父亲与二哥管谟欣家中的院子里也晒了几堆玉米。这7间平房是后来修建的，“莫言旧居”还在北边的另一处。

屋外一直喧嚣，记者们的采访、拍照声响成一片，莫言的父亲静坐在炕上，90岁的老人听力不太好，这可以让他置身于尘嚣之外。他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在市区的翰林苑，大儿子管谟贤在三楼，原名管谟业的小儿子莫言在五楼。

这几天，莫言的大姐管谟芬来到了二哥家，因为后者要接受大量采访，她要帮着烧饭和照顾老父的起居，有时顺便对记者讲上几句。但作为只上过四年学的地道农民，莫言获奖后，她“高兴得也不知道怎么说了”，甚至在当晚“睡不着觉”。

读过高中并当过乡村干部的管谟欣带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了“故居”，回忆起莫言小时候的事以及当年拍《红高粱》时的情景。导演张艺谋和主演姜文、巩俐曾到原作者莫言的家吃过一次饭，吃的是烙大饼、鸡蛋。

在管谟欣、管谟芬的眼中，莫言小时候“既聪明又调皮”。莫言的小学同学杨成国回忆，当时只有12岁的莫言正是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学校开除。

“因为这个，我也很内疚。”从高密一中副校长任上退休的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1967年1月放寒假回家，我把上海造反派的一些传单带回来，他看了，就到学校去造反。”

少年莫言把学校的课程表撕了，然后说，“老师是奴隶主，我们不做奴隶。”管谟贤回忆，弟弟莫言当时约了同伴去串联，到了郊县住了段时间。莫言回来以后，学校把他开除。“文革”中，中农“家庭成份”的莫言也很难被推荐入学。

令管谟贤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莫言“调皮捣蛋”甚至险些让后者在幼时丧命。一次管谟贤杏树下看书，忽然听到牲口圈里的厕所里有噗通的响声，弟弟掉进了粪坑。

“眼看要淹死了，我把他拖出来，抓起来把他扛到河边，扒下衣服，让他„闭上眼‟，按到河里洗。”管谟贤回忆说，“然后我把他背回来，丢到炕上，让他老老实实的，但之前他也喝了很多脏水，很惊恐。”

莫言的母亲和奶奶都很心痛，但是口头上却说，“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瞎猫碰了死耗子”

在管谟贤眼中，莫言从小就喜欢读书，有文字的东西都看，交换人家的书来看，帮人家干活换来书看，大部分是上世纪60年代的红色经典。莫言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把村儿里的所有书都看完了，连《新华字典》也翻来覆去地看。”

管家三兄弟都是书迷。莫言曾经在小说写到和二哥抢书看的故事。管谟欣回忆，“那时候家里用油灯，看书看到十来点，我母亲就吆喝，别看了，没油了。当时也不知道累，中午也不休息。我借的书不让他看，我藏着，他就偷着翻我的书。”

辍学后的莫言成了一个地道的小农民。管谟贤回忆，“他小学都没上完，很痛苦。特别是当他放牛从学校经过的时候，尽管当时学校也不读书，闹„文革‟，但是也很羡慕人家。” 而大哥管谟贤因为在1963年即考上了大学，是乡里当时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家中“跳出农门”的楷模，他留下的中小学教材包括作文本，都成了莫言的文学启蒙读物。

“莫言小时候，大爷爷、父亲和我都叫他学医。他小学失学后，也跟着大爷爷学过中医，背过中医典籍。文化太低了，学医也不现实。”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在2009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就曾提到他大爷爷和姑姑的行医经历。《蛙》中的主人公“姑姑”，原型也就是莫言的姑姑。莫言的姑姑管贻兰也看过《蛙》，“那些讲计划生育的，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人物的经历有些跟我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她回忆起和书中类似的走村串镇，去做结扎的计划生育工作。

该书在去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同时也是莫言最近的一部长篇作品。对于本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因为《蛙》，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它没有译成英文，第二也没译成瑞典文。”

“我很早以前并没有想到他会拿诺奖，最近几年我有感觉到，但没想到会这么早。”管谟贤说，“早期莫言写的小说都会给我看，后来的《丰乳肥臀》，他写一章就会给我看，其中也有我提供的素材。他的作品我都读过。”

1976年，莫言参军，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时莫言和大哥管谟贤保持着通信，第一封信也是后者“第一次看到莫言写的东西，就是汇报当兵生活”。之后，莫言的文学作品也都一直保持着手写至今。

“暑假里，我写了一篇小说，已在保定《莲池》发了首篇，这是瞎猫碰了死耗子。这篇东西费力最少，一上午写成，竟成功了，有好多„呕心沥血‟之作竟篇篇流产，不知是何道理。”1981年10月，管谟业给哥、嫂的信中写道。该处女作正是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从此管谟业开始使用“莫言”这个笔名，即将“谟”字拆开。

管谟贤回信道，“得知提干有望并处女作发表，又兼芹兰(莫言妻子)分娩在即，你马上要做父亲，三喜临门，让我们万分高兴！”那一年，莫言的女儿出生在用高粱杆和泥而建成的老房子里，即后来的“莫言旧居”。从发布处女作到获得诺奖，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家书放到了莫言文学馆。

“我对乡土的依赖性很强”

莫言的文学创作被广泛地认为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也如此提及。

13日上午，在莫言家中，有媒体提到，“你说自己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但之后你觉得自己在文学上的创新是什么？”

莫言回道：“我的创新是立根于乡土，立根于个人经验，然后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的和外来的文学技巧，形成了我自己这种亦真亦幻、历史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这么一种立体的写作方法。”这实际类似于诺奖的那句授奖词。

这时莫言的家门被敲响，没有人去开门。莫言接着说，“我原来是想逃离，后来我又主动地向他们靠拢。当时我太年轻，我觉得跟它靠在一起，我太敬畏它。后来我慢慢成长了，觉得可以离它近一点对话。”

在问及是否因为翻译促成了这次获奖，莫言回应说，“我相信是因为这些翻译家杰出的劳动，大家共同的努力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细数了翻译自己作品的翻译家：美国有葛浩文，瑞典是陈安娜，日本有吉田富夫、藤井省三，法国有杜特莱、尚德兰等。

在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看来，莫言受到齐文化影响更大，目前他研究的主要方向便是，“齐文化与莫言创作的关系”。1985年，当时还是大栏中学语文教师的毛维杰在《中国作家》上读到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故事的背景就是大栏乡。后来，毛维杰发现莫言就是大栏乡平安庄的管谟业，当后者从北京回家探亲时，毛就去找对方交流。1993年时，毛维杰便开始收集和整理关于莫言的相关资料。

如今，“莫言每一次回到高密，我都是他的司机兼秘书，他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他回到家里面要逛超市，要买东西，要赶大集，要理发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有的时候呢他要到处转转看看，我都得跟着他。”毛维杰总结说，“他就是我们平常见的普普通通的高密人。”

莫言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作家跟故乡的关系，实际上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跟你有多密切的联系。一旦当你离开了，你就会产生一种魂牵梦绕的感受。当然对于作家来讲，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尤其是像我这样以乡土为主要风格的作家。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写乡土，就要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不断地持续地写。”

争议中成名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国新闻周刊 评论(54人参与)

争议中成名

莫言的成名史中从不缺乏争议。对于他作品的语言方式和精神指向都曾被“主流”指摘。但莫言在巧妙地选择沉默和不断发言之间渐渐突围

本刊记者/万佳欢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似乎愈发“左右不是人”。有些人争议他的体制内作家身份，有些人质疑他作品专以揭丑为主题，神圣化“龌龊、丑陋、邪恶”等负面文化，以此打动诺贝尔奖评委。莫言自己倒是很平静，“支持的批评的，都感谢。”他这样说道。

实际上，对这些他早就习惯了。在31年的创作生涯里，莫言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引发绝然相反的尖锐争论。在体制内身份和自己那些批判现实主题作品的夹缝中，他一路走向国际知名作家的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艰难的。

莫言的开局

1986年，36岁的张艺谋从《人民文学》第三期上看到了一部名为《红高粱》的中篇小说，兴奋不已。

彼时，这部莫言的作品正在引发文坛震动。1986年，莫言把这部小说寄到《人民文学》后，人们发现这部小说的历史观很不传统、很不教科书、很颠覆——抗日队伍怎么能那样抗日？莫言当时还在部队，一些老作家对此非常生气。

在那个大众读物匮乏、文学杂志发行量动辄上百万的年代里，《红高粱》引发的争议迅速在文学界中掀起了一阵“莫言热”，其热度不逊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今天。

莫言没有想到，张艺谋的出现给“莫言热”又添了一把火。当年7月，还在拍摄电影《老井》的张艺谋特地赶往北京，向莫言提出要买《红高粱》的电影版权。

当时已经有一些电影界人士向莫言表达了对《红高粱》的兴趣。但莫言一见张艺谋，看到他“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鞋带的鞋子”，就觉得他很像自己村里的生产队长，顿时产生出一种信赖感。

张艺谋有点顾虑，说自己没多少钱，莫言说没事，你拿走吧。张又提出我们电影可能需要修改原作，莫言很爽快：“改吧，我又不是巴金，又不是茅盾、鲁迅。” 交易很快达成，莫言因此得到了800元的小说版权费。作为“编剧之一”，他还拿到了1200元稿酬。

1988年，电影《红高粱》一举拿下1949年后中国电影界第一个有分量的国际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张艺谋固然借了小说的光，而与张艺谋的合作无疑也对扩大莫言的影响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春夜雨霏霏》是莫言最早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那时是1981年。此后，他经过四年的摸索和积累，先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后才凭借《红高粱》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红高粱》也是《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读的第一部莫言小说。如今，叶开与莫言已是多年的朋友。在他看来，莫言迄今为止31年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每阶段又各有一个代表性作品，其中1980年代的代表作无疑便是《红高粱》。它“颠覆了此之前„官述历史‟记忆，对当时新历史叙事模式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这部作品给莫言带来了第一个重要文学奖项——1987年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直到2000年之后，《红高粱家族》仍在不断获奖并入选各种刊物甄选的20世纪优秀文学榜单。

1988年，莫言在《十月》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并很快出版单行本。小说取材于一则真实新闻报道：山东苍山县蒜薹丰收后，因地方干部的不作为以及地痞流氓低价收购等原因卖不出去，大面积腐烂在田地上，导致了农民示威游行和大规模骚乱。这一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找到莫言，提出希望翻译他的作品。他最早想翻译的并不是《红高粱》，正是这部直面当下农村苦难生活现状、且到直至今日都饱受冷落的《天堂蒜薹之歌》。

“葛浩文是一名相当有文学鉴赏力的汉学家，”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说写得触目惊心，本身就直面鲜血淋漓的现实，而且在艺术、结构上已经十分高超。”

不过，出于世界性市场的考虑，美国方面还是决定先推出《红高粱》。莫言得到了让当时的人们嫉妒得不得了的版税，也由此成为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作家之一。

看起来，莫言获得了一个文学创作上的“梦幻”开局。

争议中的创作高峰

虽然一度为中国带来文坛热潮，但莫言的创作并非一帆风顺。

1987年，莫言在自己的中篇小说《欢乐》里，用异常残酷的笔法描写了乡村中学复读生齐文栋参加高考的悲惨故事，其中的“丑陋不堪”的母亲形象招致了广泛的批判。另一个中篇小说《红蝗》也因其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的亵渎精神，让评论家们表纷纷示完全无法接受。

写作实验上的突破开始升级，创作于1989年下半年的长篇小说《酒国》讲述了一个奇幻而大胆的故事：酒国市的官员吃掉了无数婴儿，前往调查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也没能经得起诱惑，最后醉酒淹死在茅厕里。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元勇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酒国》完全征服了自己，其中的语言探索、实验，完全不输给世界上那些先锋的小说家。”彼时，曹元勇与莫言尚未结识，如今曹元勇已编辑出版莫言多本著作，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

《酒国》中那个带有极强隐喻的故事没有刊物敢于发表，当小说费尽周折、终于出版后，国内批评家却一直保持沉默。

1995年春节，莫言开始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采用家族史的方式，波澜壮阔地从清朝末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语言极具爆发力。莫言认为这是自己最为沉重、最为重要的作品，它同时也被《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认作莫言在第二个创作阶段的一部总结性代表作，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顶级作品”。

年底，《丰乳肥臀》由《大家》发表，不久便获得了首届“大家文学奖”，奖金空前地达到十万元。得奖当日，莫言就预感到“麻烦即将来到”，接着他果然遭受了“空前猛烈的袭击”——这部书的“艳名”早就被批为出于商业包装之目的，而后又被冠以“反共产党”和“性变态”的罪名。他还因此受到了很多老作家写告密信的中伤，上头让他写了一份检讨书，又要求他写信给出版社，让他们销毁、禁止自己的作品。莫言后来在散文《读鲁杂感》中写道，“如果我胆小，早就被那些好汉们吓死了”。

《丰乳肥臀》事件后，莫言沉寂了四五年，除了写过一些电视连续剧，基本在文坛消失。1998年，他把自己重新写成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寄到《收获》杂志社，并连续在《收获》上发表了四个中篇。叶开和同事们发现，“他的语言运用更加精妙、更为收放自如”，他由此将莫言消失的几年称为沉淀期、积累期及反思期。

2001年，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继续把他那种极端的“残酷语言”推到了极致，而2006年的《生死疲劳》则被叶开认为是莫言作品中“浪漫世界和残酷现实的汇聚”，也是他第三个创作阶段的代表作品，不过，“其中的精髓还没有被文学评论界深刻感受到”，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直到2008年，莫言终于凭计划生育题材的长篇《蛙》获得了中国大陆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

31年来，莫言仅小说就发表了80多篇短篇、30部中篇和11部长篇，数量蔚为可观。而在很多高等院校长时间使用的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三部莫言小说被编者提及，《丰乳肥臀》只被简单表述为“作为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除了沿袭《红高粱》的叙述框架外，在思想和艺术上尚没有一个更新的质的飞跃”。

“目前的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当代文学的隔离都很严重，”叶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莫言的整体的评判，我觉得实际上整个中国文学界是失语的，我们的批评家们实在是不称职。”

与之相对的是出版社对莫言的争抢和追捧程度。莫言绝不是一个象牙塔中的、无人问津的作家，他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吸引了一批读者，一直比较畅销。在中国大陆纯文学作家中，叶开觉得他作品的销售量可以排到前五位。

作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莫言一直维持着跟国外译者、出版机构的良好关系，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

实际上，莫言成为诺贝尔奖获奖热门人选的消息已经传了七八年，“在世界的文学格局里，他其实很早就占有一个相当的位置。” 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华语文学尚处于世界文学边缘地带的背景下，他还凭《酒国》获得过2001年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又曾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等国外重要奖项。

外国读者喜欢他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类似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镇”、马尔克斯“马孔多”的“高密东北乡”，也对他极强的表达能力印象深刻。2000年《酒国》推出英文版之际，莫言前往美国，在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多所大学连续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

“任何人都要无奈地做出妥协”

至于能跟出版社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叶开认为与莫言的性格有一定关联。“莫言本身是一个不太重利益的作家，对版税等方面的要求都不会斤斤计较，也会设身处地为别人打算。”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给曹元勇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谦卑”。1998年3月，刚刚参加出版社编辑工作的曹元勇在北京第一次拜访了莫言。此前，他写过一些莫言的书评，又在攻读博士期间为出版后默默无闻的《酒国》抱不平，跟叶开、张闳做了一次针对《酒国》的三人对谈，把整理后的三万多字寄给了莫言，这样便渐渐跟他有了些联系和交流。

曹元勇给莫言打了电话自我介绍，愣头愣脑地去了他家。想不到，莫言给他泡了茶，“丝毫没有摆架子”。两人天南海北，聊《丰乳肥臀》在日本出版的问题，聊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奇书《哈扎尔辞典》，又聊自己的家乡。临走时，莫言说跟曹元勇聊天很受启发，还递给他一盒家乡产的香烟。

叶开对莫言的印象同样是“好讲话”。“作为一个编辑，觉得他为人爽快、大方；作为朋友，跟他开玩笑会很自在，他不会很端、很装，”叶开说，“他那一批作家里太多端着架子的人了。”

由于“好讲话”，出版界、科研机构纷纷约请莫言进行与海外作家的对谈活动。“他很厚道，推辞一次两次，后来完全推不下去了，也就不忍心拒绝，”曹元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然，这与莫言在海外的知名度及其他作家对他的认可度有很大关系。2002年春节，一直欣赏和推崇莫言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亲自与NHK电视台一起前往山东高密，对莫言进行了采访与对话。2007年，莫言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进行了单独交流，又与韩国作家黄进行对谈。

莫言的对话对象甚至包括通俗文学作家。2012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莫言在上海与来自日本的悬疑小说家阿刀田高进行对话，主题是文学创作的价值及小说的影视作品改编，除了严肃文学爱好者，对话吸引来不少侦探小说迷。

“莫言之前在日本跟阿刀田高就见过，”曹元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不会像其他一些人一样，觉得对方是个畅销小说家，就刻意不去跟他进行交流对话。”

如此一来，莫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成了一个比较活跃的作家。除了跟海外作家频繁对话，人们还能从《幸福时光》《暖》《太阳有耳》和《白棉花》等影片中了解到他的作品——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影片都失去了1980年代“电影为文学开路”的影响力，但仍让部分观众知道并开始了解莫言。

和一些作家不屑于评论界的状态不同，莫言乐于与批评家交流看法。2003年，他与苏州大学文学评论家王尧的《莫言王尧对话录》出版，引起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关注。

莫言曾把自己形容为“作家中最不会讲话的一个”。当年他给自己起了笔名“莫言”，就是告诫自己不要说话或尽量地不说话，但结果还是需要不断地说话。

2001年，他在苏州大学演讲时说，“来苏州大学玩耍是我愿意的，但来苏州大学讲话是我不愿意的。不讲话王尧先生就不会给我报销机票……所以就只好坐在这里讲话。这是一个无奈的、妥协的时代，任何人都要无奈地做出妥协。”

莫言在西方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国新闻周刊 评论(54人参与)

莫言在西方

莫言是海外学界最熟知的中国作家之一，不可否认，对于莫言的获奖，众多海外译者、出版商、媒体和学者的“共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刊记者/吴子茹

年届七十，瑞典汉学家罗得保还很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听到莫言的名字时的情景。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朋友的家里住进了一位中国客人。罗得保曾在北京工作多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经常过去聊天。有一次问起中国最近有什么不错的作家，“莫言吧，他有本《红高粱》不错，”那位中国客人很简短地说。

1990年，罗得保有机会再次来到中国。一到北京后，他就开始到处找莫言的小说。那位中国朋友所说的《红高粱》，还有一本《天堂蒜薹之歌》，当时也已经出版。他很快就读完了，“非常、非常喜欢，它反映了当代的中国，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中描述的有些事情我也很熟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七年后，《红高粱》被译成瑞典文出版，2001年，《天堂蒜薹之歌》的瑞典文版也得以出版。这两本小说与后来的《生死疲劳》一起，被许多人当作莫言进入瑞典文学院视野、并成功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契机之一。这三本小说的译者都是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出版商就是罗得保，他直接促成了前两部作品的翻译。

时隔多年，罗得保回忆起他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无限感慨，“应该得的，很多中国作家都很优秀，就是西方人了解太少了。”

“可能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吧”

罗得保的“鹤”出版社，也许是全世界规模最小的出版社，只有罗得保一个人，主要出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学。但由于特殊的经历，而且自己又是汉学家，罗得保更偏好中国文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罗得保先后两次到过中国，在《人民画报》社任翻译工作。1977年回国后，他继续学习中文，读自己感兴趣的中国文学，并且自己翻译了鲁迅的杂文、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等。

毫无疑问，在瑞典这个人口只有900万的国家，莫言的读者数量远不及英文、法文、日文等读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莫言的小说被翻译成瑞典文，对他获得诺贝尔奖显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次下楼买菜的时候，罗德保又遇到了邻居、同为中文翻译的陈安娜，“鹤”出版社刚出版了她翻译的苏童小说《妻妾成群》。这次罗得保跟她聊起了莫言，“没想到娜娜也听说过莫言，她也很感兴趣，”这让罗得保很惊喜。陈安娜于是开始着手翻译《红高粱》。

“我们经常在买菜的时候碰到，因为住得太近了，都是学中文的，见面离不开聊这个。”罗得保笑着回忆往事。

然而，如同多数中国文学作品的命运一样，《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在瑞典的出版，依然让“鹤”出版社入不敷出。罗得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每本的印刷量大概在1500到2000本之间，远远不能收回成本，即便如此，仓库里还是剩下许多卖不出去。

罗得保经营了五年“鹤”出版社，最后负债累累，只好将出版社免费转让给另一位出版商，自己去欧盟当翻译，谋生还债。但莫言的名字却因此得以进入了瑞典文学界的视野。这两本小说的出版，对瑞典的文学界了解这位中国作家，“可能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吧，”罗得保十分谦虚地说道。罗得保说他至今都没有见过莫言，有一次莫言去瑞典，恰好他不在国内，“特别遗憾啊，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见到。”

今年5月，陈安娜花了六年时间多次翻译修改的《生死疲劳》终于得以出版。此前，“鹤”出版社几经犹豫，最后还是只出了1000本，毕竟有前两部书的教训。虽然距离上一次出版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之久，但显然，在“鹤”出版社新的老板看来，出版这位中国作家的作品，依然是一个十分冒险的举动。

“觉得太厚了，怕没有人看”

与在瑞典的“冷遇”截然相反，莫言在其他很多国家，早已是深受当地文学界欢迎的作家。

早在1989年，日本翻译家井口晃就翻译出版了《红高粱》，1990年又出版了《红高粱》(续)。尽管井口晃在译者注里对这两本小说有不少指责，但从此以后，日本对莫言的关注就一发不可收拾。此后，他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相继被翻译介绍到日本，莫言在日本文学评论界广受关注，甚至得到了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极力推崇。

1996年，日本有名的翻译家藤井省三将莫言的《酒国》翻译成日文出版，为了让日译本更为通俗易懂，他在标题下加上了“特派检察官丁钩儿的冒险”，作为这本小说的副标题。藤井省三的导读也较为中肯，认为作品是“出自中国农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与这次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授奖词如出一辙。

英语世界的批评家和学者们的评价也相对较高。“在美国和欧洲，几乎大多数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都会承认莫言是中国少数几个最为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查里斯· 拉伏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余华、王安忆、残雪等，这一批作家都非常不错。”

“莫言的作品根植于中国的农村，他的写作有丰富的精神性，它笔下的人和物，有时候很疯狂，有时候又很荒谬。它们完美地将这段时期让人眼花缭乱的中国乡村，用传统的讲故事的风格描述了出来……”拉伏林评论道。

然而，如同对其他小说作品的认识一样，更多的西方出版社及媒体对莫言作品的关注，并非完全像拉伏林一样从纯文学的角度去解读。很多时候，考虑得更多的因素还是题材。

“哪部小说在中国被批判了，就翻译出版，哪个受批判，外国版权就买哪个，”莫言自己对这一点曾经似乎也很无奈。“80年代初的时候有电影开路，我，余华，苏童。现在电影开路也不是特别行了。”

作为《生死疲劳》的德文版译者，郝慕天对此也深有体会。当年，她拿着《生死疲劳》的一小段译稿去德国找出版社，结果吃了不少闭门羹，“都觉得太厚了，怕没有人看。”而翻译计划生育题材的《蛙》时，德国一家大出版社欣然答应。

“计划生育这个题材的原因很多人感兴趣，我觉得读者也都会比较感兴趣，”郝慕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对中国的计划生育特别不理解，但也知道这是中国一个很敏感的政策，都比较感兴趣。”

《蛙》出版以后，广获好评。欧美重要的媒体如纽约时报书评版等，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莫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让他成为最受西方媒体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

一次采访中，莫言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了他的作品在海外的关注情况：总的来说，关注度最高是《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这四部作品。《生死疲劳》由于出版时间相对比较晚，莫言已经有了一定名气，所以也就成了关注度最高的小说。

莫言细数不同语种的翻译：“荷兰文大部分通过英文转译，难说了，英文的葛浩文嘛，首席翻译家，日本的藤井省三是很有地位的……德语翻译我拿不准，《檀香刑》这东西我怀疑德语根本翻不过去，能按原来风貌呈现一半就很幸运了。”

据莫言回忆，最早找到他说想要翻译他的作品的，是一名法国人。他想要翻译《红高粱》的第一部，当时出版社和译者签了一个没有期限的合同，出版社想要出全文，但是一直到现在，《红高粱》的法文版也只有第一部。《生死疲劳》的法文版在上市两个月后就卖到了八千本，当时就先后加印了两次，莫言在法语世界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之一，莫言获诺贝尔奖，与他的小说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地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顾彬对莫言的作品有诸多批评，但他也承认，与其他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相比，西方世界对莫言作品的接触和认识多很多。

在莫言作品的所有译本中，顾彬最看好的就是英译本。“葛浩文不光翻译，他还再创造原文，虽然德国的翻译家也都很不错，但是恐怕都比不上他。”顾彬认为，葛浩文的翻译十分优美，将莫言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奉献给了英语世界，这让他在英语国家广受好评。

“现在变成他们整天催我啦”

《蛙》是郝慕天翻译的第二部莫言作品，不同于英语和瑞典语有固定的译者，在德国，莫言的译者比较多。

2006年，莫言的长篇章回体小说《生死疲劳》刚出版不久，德语译者郝慕天就读到了中文版，刚读了个开头，郝慕天就被里面的轮回和黑色幽默所震撼，“特别激动”，她接着开始联系作者莫言、在德国找出版社。郝慕天回忆，她当时并没有想太多，一心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把它介绍到德国去。”

早在1987年，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在波恩大学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周”，向他的学生介绍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家，其中就包括莫言。顾彬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莫言也在德国，有一段时间还住在顾彬位于波恩的家里。从那时候开始，莫言的多部长篇小说就已经陆续被翻译成德文出版。用顾彬的话说，在德语世界，“莫言的书卖得都还不错。”

然而在联系出版《生死疲劳》时，接下来的过程却并不太顺利。跟莫言本人谈妥以后，郝慕天拿着自己翻译的25页内容，包括自己对这本小说的评价，辗转联系了德国几个比较大的出版商。回答基本上都差不多：这本书太厚了，他们担心德国的读者不太喜欢，销售情况不会太好。

除此以外，他们也担心小说里讲的轮回故事，德国读者没有办法接受。“这里的基督徒并不信轮回这个东西，”郝慕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看，一种文化要被另一种文化接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郝慕天还记得自己首先节选出来翻译的内容，是小说的第七章，关于毛驴的那一段。高密人要把这只轮回的毛驴打死，“这个地方就很感人，它很玄，深度也出来了，”郝慕天说，“翻译的时候就一边哭，又一边笑，自己感动极了。”

后来终于找到了一家比较小的出版社，霍勒曼。郝慕天说，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德国媒体一拥而上，霍勒曼成了媒体的焦点。

11日当地时间12：55分，距离诺贝尔奖揭晓还有5分钟，郝慕天突然强烈预感到莫言可能会得奖。5分钟后，《蛙》的出版编辑打来电话：“你能不能翻译快点啊，这本书我们要赶紧出！”

“现在他们可后悔了，”郝慕天说，当初她也曾拿着《生死疲劳》25页的翻译，希望现在这家出版社能合作，但是他们拒绝了。后来谈出版《蛙》时候，郝慕天希望今年底能出来，因为她知道今年是中国的龙年，是很吉祥的年份。然而出版社那边并不着急，总想往后再推一推。对他们来说，出版《蛙》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现在变成他们整天催我啦，说快点快点，” 身在德国汉堡的郝慕天，电话里难掩自己的兴奋，“本来12月打算去中国的，这下肯定不行了。”

博彩公司的秘密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国新闻周刊 评论(54人参与)

博彩公司的秘密

针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博彩，近年来愈发热闹，而博彩公司开列的赔率表名单也愈发精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切背后有着怎样的操作方式

本刊记者/吴子茹

北京时间10月10日上午，距离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只剩下几个小时，欧洲博彩公司优胜客(Unibet)突然作出一个决定：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赔率下调到1赔4，中国作家莫言的赔率不变，依然是1赔4.5。优胜客的赔率表上，一直以最低赔率稳居榜首的莫言跌到了第二位。

这意味着，优胜客作为全球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最终认为村上春树获奖的可能性大于莫言。而仅仅就在几天前，另一家著名博彩公司立博(Ladbrokes)的赔率表上，爱尔兰文学元老威廉·特雷弗的赔率由100降低至8，成为一匹黑马。一直稳居赔率表第二的莫言，此时退居第三。

诺贝尔文学奖博彩市场风云变幻。而在遥远的中国，一大批关心这一奖项的人们，心情也随着赔率表上排名的升降而起伏不定。中国作家莫言是否真的有机会问鼎诺贝尔？时间回到北京时间11日下午七点前，一切，都还未知。

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

8月20日，优胜客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今年的赔率表，正式启动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项博彩市场。中国作家莫言的赔率最低，以1赔4位于榜首，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为1赔8。

这一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然而直到10月上旬，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莫言仍然稳居优胜客的最低赔率。此时，在另一家著名博彩公司立博的赔率表上，村上春树则在最低赔率占据榜首，莫言第二。

中国国内的诺奖情结再次被点燃。

此前，立博公司曾分别猜中2004年的诺贝尔获奖者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2005年的英国作家哈罗德·品特以及2006年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去年获奖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优胜客的赔率表上一直处于较为靠前的位置，在立博的赔率表上位于第二名，与今年中国作家莫言的排名一样。

“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莫言在全世界文学爱好者中很受欢迎，他得到诺贝尔奖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最后一次调整赔率之前，优胜客的公共关系负责人麦克·皮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博彩本来就是一个打赌的行业，我们选择相信中国作家莫言。”

事实上，从赔率表出炉后，客户纷纷下注村上春树，莫言虽然排在第一，但他的实际支持率一直远远低于村上春树。尽管如此，一个多月以来，莫言最低赔率的位置从来没有变过，优胜客甚至还将莫言的1赔6.5下调到了1赔4.5，博彩公司对莫言的信心显而易见。

然而直到诺贝尔奖揭晓前的最后一刻，优胜客终于改变了想法，将莫言调到了第二。原因是他们搜索各社交网站、博客等，发现“莫言受欢迎的程度已经降到了村上春树的后面，并且一直以来村上春树的支持率都很高。”

这并不是中国作家第一次出现在这样的名单上。去年优胜客的赔率表上，莫言就曾以1赔12.50的赔率排在第五名，而在最近几年，诗人北岛则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名单上。但如今年这样，中国作家处于如此靠前的位置，还是第一次。

一只蝴蝶扇动了它的翅膀，搅动了整个中国。诺贝尔奖揭晓的前两天，中国的各大门户网站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莫言可能获奖的消息，微博上也吵成一片，其中有期待和祝福，也有讽刺和挖苦。莫言回到位于山东高密的老家，正如他的笔名一样，不发一言地关了手机。

赔率表名单的秘密

作为欧洲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优胜客将它的网站设在了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与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项的诞生一样，优胜客公司关于这一奖项的赔率表也在这里产生并公布出来。这家创立于1997年的博彩公司，提供体育、游戏及网上扑克等多项博彩业务，客户对象来自全世界范围内的150个国家，共约6700万人。

2008年，优胜客首次涉足诺贝尔文学奖业务。到目前为止，参与这一奖项的投注者则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之所以涉足这一市场，是因为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客户“多数有十分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学识，对文学有很好的涉猎和比较浓厚的兴趣。”

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50年内不公开，所以要猜测每年的获奖名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根据传言，这类博彩公司都有得到“内幕消息”的特殊渠道。然而对于这类传言，优胜客公共关系负责人麦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并没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和“关系人士”，一切都只是基于专业研究基础之上的推测。“莫言最终是否胜出，在答案揭晓的那一刻之前，谁都没办法知道，我们和大家一样十分紧张。”

麦克说，在8月20日正式开出这个赔率表之前，公司经过了广泛而且严格的资料搜集和整理，综合了文学读者和评论界等各方面因素，经过仔细研究和推敲，最终汇编出了这样一份赔率表。但公司里并没有传说中的文学研究团队，专门来做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市场的工作。他们专门聘请了一位“阅读量十分广泛”的人士，这一资料研究过程自始至终都由他来执行，每年的赔率表也是由他汇编而成。

无独有偶，另一家博彩公司立博的公共关系负责人阿莱克斯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所谓的研究团队并不存在，立博也有这样一位神秘的文学爱好者，负责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并选择恰当的时候即时对赔率作出调整。

资料的来源很广泛，作家的作品质量、翻译和销售情况、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专家和同行、文学记者中的名誉度，都成为其是否有资格问鼎诺奖的因素。阿莱克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莫言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到西方，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很受读者欢迎，这是博彩公司将莫言的赔率设置较低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圈内其他作家和评论者对莫言的评价。优胜客之所以将莫言列为赔率最低的作家，最重要的还是考虑了这一因素：同行作家以及文学评论家、记者等对待莫言作品的肯定态度。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对莫言公开的多次推崇，这是优胜客认为莫言最可能获奖的原因之一。

经过资料研究后，优胜客认为，莫言“在很多中国作家都保持谨慎态度的时候，莫言用一种自由的表达方式来写作，并且坚持自己的文学信仰，”而这一点，恰恰是“在欧洲文学界尤其受欢迎的一个方面”。此外，莫言坚持用墨水和钢笔写作，一笔一划，这也是优胜客猜测他更受瑞典文学院评委喜爱的原因。

“他们喜欢这样传统的写作方式，据我们所知，莫言的上一部作品《蛙》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麦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们的预测接近准确”

虽然长时间以最低赔率位于优胜客赔率表的榜首，但与村上春树相比，人们似乎并不看好莫言。

共有两万多人参与了优胜客诺贝尔文学奖的博彩项目，这些客户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然而自从赔率表开出以后，对村上春树的下注持续保持在62%左右，莫言则仅占21%。这一大致比例一直持续到诺贝尔奖最终揭晓之前。另三位上赔率表的作家，79岁高龄的荷兰小说家赛斯·诺特博姆、意大利作家达西亚·马瑞尼和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奥茨，则都鲜有下注者。

另一家公司立博的赔率表上，村上春树和莫言同样长期“对峙”，只不过二者调换了位置。直到答案揭晓前几个小时，爱尔兰文学家威廉·特雷弗的赔率突然由1赔100突然降至1赔8，莫言则取代一直位居其后的赛斯·诺特博姆，成为榜上第三名。

此时，关于村上春树即将胜出的消息愈传愈烈，优胜客也决定调低村上的赔率。

麦克这样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最后时刻改变赔率的初衷：“根据我们的研究，莫言一直是最受文学评论界等各方面欢迎的，但就在昨天，他的支持率跌到了村上春树的后面。”

通常情况下，赔率表开出以后，博彩公司时时关注博客、社交网站，看大家对莫言、村上春树及其他上榜作家的看法，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专家、学者和记者的看法，并且想根据这些资料来改变赔率。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很在意这些看法，这些都可能是影响诺贝尔奖最后的归宿。”

然而，就在几大博彩公司难得一致地认为村上春树会胜出的时候，事情却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北京时间11日下午七时，答案终于揭晓，这场村上春树和莫言之间的战争，终于由中国莫言的胜出划上了句号。

“就是这样了，我们的预测接近准确，已经不错了。”最终结果出来以后，优胜客方面略带遗憾和自嘲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保证绝对命中，有意思的是，你为人们猜测和下注提供了基础，这就够了。”

如此丰富又如此悲伤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国新闻周刊 评论(54人参与)

如此丰富又如此悲伤

文/谢有顺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对记者说，这是文学的胜利。但尽管莫言的作品早已登堂入室，也为主流文坛所认可，可他的写作风格、艺术趣味、精神特征，其实一直都是反叛的、孤立的，他是文学的异类，并从未停止自己对文学的探索——无论叙事角度、话语方式，还是他对人性与社会的警觉。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它堪称是中国小说界的天外来物。这部小说，敞露出了莫言身上难以压抑的才华，他对苦难记忆的处理，对现实隐忍的抗议，对叙事角度的自觉选择，以及通透的感觉、杰出的语言能力，都远超同时代的作家。而且，这部小说还写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黑孩。

那是在1985年，莫言30岁。那个时候，中国多数作家还在一种旧有的艺术惯性里写作，但此时的莫言已经从现有的秩序里出走，成了一个文学的先锋，他所理解的写作，不是摹写社会现实的镜子，而是提纯自我经验、省思心灵苦难的容器。

这种全新的探索，不仅重建了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昭示出写作的个体时代真的来临了。

这是一个有声音的作家。“黑孩”所听到的，不仅是社会的喧嚣，也有内心的呢喃，有灵魂拔节的声音。正是这种出神的、幻化的、泛灵的、隐秘的声音，构成了莫言作品中奇异的段落。之后的《红高粱》《欢乐》《丰乳肥臀》《野骡子》《檀香刑》《蛙》等作品，都是众声喧哗的写作。

莫言不仅能写出不同声音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还能让这些声音对话、交流、沉思、争辩，无论表面怎样热闹，莫言都能让那些沉默的声音、被压抑和被损害的声音从他作品中尖锐地响起，那种拔地而起的悲怆与华丽，会突然打开一个巨大的空间，进而挣脱现实的束缚，让读者逃逸到想象世界里去经历那些心灵的事变。譬如《檀香刑》，人的哀鸣、英雄的悲声、良心的悸动、喑哑的死亡，这些声音，最后都成了人性的幕布，当“猫腔”响起，就像一个巨大的回旋，一下就把各种声音的对话和激辩都吸纳进来了，整部作品既充满喧嚣，又归于寂静，如此丰富，又如此悲伤。

就此而言，《檀香刑》肯定是当代文学的经典。

莫言处理多种声音对话的能力，令我想起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他不只是聆听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不论它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而且也聆听那微弱的声音和观念。”而在莫言的心中，那些“微弱的声音和观念”，显然比“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更重要，也更让他着迷：“黑孩”能听到头发落到地上发出的声音；《四十一炮》里，饥饿的肚子总是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这些声音里，甚至还洋溢着食物的味道；《丰乳肥臀》和《蛙》里，甚至万物都会说话，都在发声……

莫言的作品没有图解和定罪，也拒绝成为某种社会思潮的传声筒，他走向大地、民间，所着力倾听的是那些粗野的、生命力旺盛的、被遗忘的声音，他要让这些声音从黑暗中、地狱里走出来，成为任何主流声音所无法抹杀的存在。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莫言的作品风格，为何会如此大胆、恣肆，甚至还有大量肉欲、淫荡、邪恶、血腥的描写，他要书写的，正是这种现世的罪与恶，苦难与污秽。他当然也向往美好，比如《蛙》，就有对生的关切与礼赞，但这样的段落很少，他更多的是摹写现世在欲与恶中的狂欢。

只是，莫言面对如此嘈杂、赤裸的罪与丑，他不轻易作出道德审判，他深知，文学的道德不是决断、斥责和批判，而是发现、理解与宽恕。

这仍然是非主流的。正统的文学观，总是教导作家要有是非善恶观，态度鲜明、立场明确，但莫言的文学世界是野生的，他想描绘生命的热烈、顽强、粗砺、荒诞。他也悲悯，但藏得很深。他笔下的故乡、人、动物、植物，甚至河流和石头，充满的是原始力和生命美，这不是传统伦理教化的结果，甚至也不是乡间文明培育出来的面容，它更多是出于生命的自在状态，是一个在想象里生长的世界。

莫言的写作，很好地诠释了写作是一种造物的真义。

而莫言所创造的，正是一个野生的中国。这个中国，我们在历史书中未曾读过，在过往的文学作品里也无从比照，它来自莫言的记忆与想象、戏谑与虚构。他着迷于呈现自己看见的和想见的，却拒绝为它们归类。那些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驯化，更是难觅踪影。有人试图把莫言的作品解读为一种新的主流文学，并指证这样的写作与主流思想之间有一种甜蜜的关系，那确实是没有读懂莫言。

这点，还可从莫言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中得到论证。“五四”以来的主流知识界，思想是启蒙的，语言是白话文的，艺术方式是现实主义的，表达上也是以普通话为标准的。但莫言的写作，显然与这样的主流格格不入。实际上，莫言作品中对“五四”以后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化充满着不信任，《檀香刑》之后，他对西方话语也开始怀疑，于是，他的小说，开始恢复一种说书、说唱的民间叙事传统，在语言的选择上，他也是反普通话的，大量来自乡土、草根、方言、地方志、民间艺人的词汇、语法进入他的小说——他要恢复语言中那些被文化与教育所删除的枝蔓、血肉和味道。

所以，莫言的小说语言往往泥沙俱下、一泻千里，并由此遭遇许多诟病和批评。就传统的语言观而言，这些批评自有其道理。但我想，莫言的骨子里正是要反抗原有的语言伦理，并试图接近一种语言的本真状态，保存语言中那些活泼的生命因子和毛茸茸的语言状态。

假若语言是一道洪流，那洪流过后，终归有石头沉下来——莫言所追求的语言境界，正在于此。

莫言从一开始就是反叛的，也一直未能被主流文化所成功消化，他的小说，无论精神指向，还是叙事风格，都是先锋的、独立的、非主流的。他没有成为这个盛世的合唱者，他眼里所看到的，也多是受伤者和软弱者，他写的，就着中国庞大而坚硬的现实而言，是边缘的，是经常被人忽略和删除的。因为莫言的存在，中国终于可以向世界呈现出自己的另一种风貌，一种和当下的宣传、书写所不同的风貌，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第二篇：莫言获诺奖后

莫言获诺奖后，所到之处讲了一连串的故事。对许多人说来，故事只是故事，哈哈一笑，就算完事了。

但莫言，似乎是想用这些故事，说出他想说、却不能说的什么来。他想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02 莫言的第一个故事，是他在获诺奖时的长篇感言。他说：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

他的叙述，是很让人吃惊的。要知道，这是个看脸的世界，人长得漂亮，多少就会沾点印象分，长得普通，被人忽视，存在感就极差。但就因为长得丑就要挨打„„这种事，我这辈子是没听说的。他这个故事，到底是要说明什么呢？ 03 莫言的第二个故事，还是他在获诺奖时讲的。故事说，他小时候家穷，穷得没饭吃，过中秋时家里难得包了一顿饺子，每个人只分到一碗，正要吃，来了个要饭的老人„„

莫言说，他当时端出半碗红薯干，给乞讨老人。不料想，老乞丐顿时发飙了，骂道：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好端端在家吃顿饺子，就被骂“心是怎么长的”，莫言气得半死。可这老乞丐的话，却是义正辞言，掷地有声，但听起来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但老乞丐最终赢得了道义的胜利，吃掉了莫言家的半碗饺子。莫言跑到国外说这事，他是什么意思？ 04 第三个故事，是莫言拿到奖金回国之后，到处被请去演讲，讲来讲去，突然想起一桩旧事来„„

他在老家写作时，有次出门去买桃吃，一个卖桃的认出了他，就打招呼说：你怎么也出来买桃呀，你不是认识市委书记吗，让他送你一车不就行了吗？ 莫言：„„我又不是官，人家干吗送我桃子？ 卖桃人：对了，你是当兵的。莫言：我不是当兵的„„

卖桃人：你们这些当兵的，我们白养你了，你到底是怎么搞的？连个钓鱼岛都看不住，让小日本占去了！

莫言：我一个写字的，还要替你去看岛„„算了，给我秤五斤桃子。你这桃甜不甜？

甜！特别的甜！卖桃人说：我这都是新品种。莫言：你别偷斤短两，给够秤！

卖桃人：看你说的，乡里乡亲的，怎么会缺斤短两？看好了，五斤高高的！把五斤桃子提在手上，莫言感觉这五斤桃好轻。回去后拿秤一秤，嘿，才三斤而已，卖桃人一次短了他二斤的秤。

然后莫言拿起桃子来咬一口，又酸又涩，根本不甜。

讲完这个故事，莫言已经把他要说的，差不多全说了出来。然后（其实是之前）他又讲了个故事，收关总结。05 最后这个故事，也是莫言在获得诺奖时，所讲的故事：

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

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是——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了。听了这个故事，再笨的人也知道，莫言是在暗示，他就是被扔出庙门之外的，第八个人。

那又是谁把他扔出去的？ 06 莫言的故事，告诉我们，他生长的这个社会环境，是有毛病的，负能量有点超标。这个社会，是个相互污辱、相互伤害的社会。莫言只因为长得丑，就遭到同学的嘲弄与殴打，而在这个过程中，全然看不到教育的影响，没人告诉那些打他的孩子们，取笑别人的相貌，是没教养的表现。而以别人长得丑为由打人，更是不可理喻。可怜的小莫言，找不到个说理的地儿，只能对母亲哭诉。

即使现在，攻击别人的相貌，也是流行文化的主潮，诸如“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人就不对了”这类心理恶毒的“妙语”，层出不穷。甚至影视作品，都拿残疾人士肆意嘲弄，但很少有人出来说句话。

这个社会，是个蛮不讲理，胡搅蛮缠的社会。穷人家里一年到底，不过是吃几个饺子。如果穷人愿意把乞丐请进家里一块吃，甚至全让乞丐吃了，我们说这是大善，是义人之行。但舍不得给外人吃，才是人之常情。可是老乞丐一句话，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

你们吃饺子，却让我一个老人吃红薯，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听老乞丐这么一说，不知情的，会以为他是莫言的爹。可莫言根本没赡养这个老乞丐的义务，老乞丐也没资格要求莫言一家供养他。但他轻飘飘一句话，就把这赡养义务，强加于莫言一家了。

不是说不应该善待乞丐，可乞丐你也应该讲点道理是不是？

不清楚老乞丐是如何沦为乞丐的，但他这么个愤愤不平，强辞夺理，是很难在正常人堆中混下去的。几句话就让你多出个爹来，凭白无故让你把一年的辛苦给他，这谁受得了？

当然，老乞丐也许是饿得太惨，太想吃顿饺子了。但他那一句强辞夺理，让莫言一辈子难以释怀，这未免太过份了！

这个社会，是个没有廉耻、相互坑骗的社会。卖桃人与莫言相识，见面三言两语，就把钓鱼岛的责任推给了莫言，让莫言背负了好大的心理包袱。然后又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坑熟宰熟，这个卖桃人，还会有朋友吗？距离成为一个乞丐的日子，还有多远？ 07 莫言就是在这么个环境中长大。

有人污辱他，有人殴打他，有人蛮不讲理，有人胡搅蛮缠。还有人没有廉耻，坑蒙拐骗。这些污辱，这些伤害，这些蛮不讲理的横加指责，这些没有羞耻之心的坑蒙拐骗，就如同倾泄而下的垃圾，将莫言深埋起来。而莫言，从此就成为了一只地老鼠，他在这些肮脏的垃圾里打洞，艰难前行，终于打通一条通往心灵深处的道路，从此蜷缩于这温暖的地巢之中，品味属于他自己的阳光智慧。

别人的龌龊、肮脏、品性不端及自甘堕落，其实正是你的机会。当别人随波逐流自甘堕落成为垃圾，靠伤害别人渲泄心理苦闷，你的坚忍与努力，就更凸显其价值。

这就是莫言最后那个故事的寓意。环境越差，机会越大。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

第三篇：积极分子谈莫言获诺奖

积极分子谈莫言获诺贝尔奖文学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颁出，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该荣誉。他也因此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的获奖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它帮助中国克服了对诺贝尔奖的复杂心态。

在谈及为何会成为一个作家时，莫言说：“我小时候就读书，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拿起笔的时候就首先感觉到我有很多的话要说。我觉得文学是一种最有力量也是最自由的方式，所以我就开始写作了，当然也包含了我希望通过写作来证明我自己，通过写作来改变我个人的命运。”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应该向莫言同志学习，热爱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平时学习生活中，我们应勤学好问，刻苦努力，不断提高自身水平。

在90年代中国有个著名的标语“往前看”（在中国这句话是个双关语，“前”和“钱”同音），许多中国作家在成名后搁置小说创作，加入到更能赚钱的行业，比如电视剧和电影剧本的创作等等，在这个发热的文化背景中，莫言能够站出来，承担他的文学使命。他是少数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能够坚守文学的作家。”我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明确个人立场，坚守自己的良知，对社会事件要有清晰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注重个人能力与素质的提升。

在回答“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时，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应以人为本，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出发，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宗旨。

莫言在谈获奖感想时说到：“我想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而写作,为了自己的部分真正的读者而写作,为了自己的灵魂写作,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奖项写作的。而为了奖项写作难道就能得奖吗?这其实很荒诞。”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们更加应当淡薄名利，注重内心修养，坚守个人信条，起好带头作用，以带动身边更多的人。

莫言作为共产党员，获得了诺贝尔奖，是共产党员的胜利，说明欧洲认可了我们这位共产党员作家，共产主义在欧洲继续发扬光大！我们应当自觉向党组织靠拢，保持思想先进性，端正入党动机，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

第四篇：莫言诺奖发布会：获奖是文学胜利 不是政治胜利

一个作家，在趋同和从众已经成为时尚和潮流的时代还能坚持个性化思考与写作，莫言的确值得尊重。而这恰恰是作家尊重写作服从良心的职业常态，当写作也被集体驯化过以后，常态就显得难能可贵。————崔永元

莫言诺奖发布会：获奖是文学胜利 不是政治胜利

2012年10月12日15:52腾讯文化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12日下午，莫言在家乡高密召开新闻发布会，以下为腾讯文化记者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法新社提问很犀利，说莫言是官员，站在权力角度写中国，作品引用毛泽东讲话。莫言回答：毛泽东讲话是历史文献，有局限，我们的创作就是突破局限。我认可一部分正确的。

莫言谈自己和体制的关系：诺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我在中国写作，体制内写作，但我是从人性角度写作。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胜利。读过我的作品的人，知道我是有批判性的，是人性角度写作。

山东媒体关心作家与故乡的关系。莫言说：在这片土地感受颇深，离开时魂牵梦萦，尤其我这样写乡土的作家。莫言：我不希望引起莫言热，希望快些冷却。

香港电视台问出版自由。莫言回答道：出版自由是相对而言。海外出版涉及宗教问题也会受限制。中国有限制，但是您读一下现在公开出版的书，对比上世纪五十年代，你会惊讶于这种放松的尺度。

至于钓鱼岛问题，莫言表示，赞成搁置争端：“我去过朝韩三八线，那里是动物的天堂。我希望钓鱼岛成为鱼类的天堂。”记者问莫言是否会离开中国。莫言说：“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

莫言也感谢微博了平台。他说：“微博让我知道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也有这么多人批评我。”

最后，香港文汇报请莫言荐书一本。莫言：“浩如烟海的书只推荐一本，我做不到。”

第五篇：莫言诺奖思绪

由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思考

今天，偶然向郝老师提到了《红高粱》，我觉得这是一部好片子。当我说出这句话时，郝老师就开始反驳，因为他认为这部连续剧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对于莫言，他很不欣赏。

在郝老师的看法里：莫言，无非是拿着中国最丑陋的一面去讨取了西方人漠视中国的欢欣。所有的诺贝尔的奖项通通都跟中国无关，因为西方和我们中国的文化不同，西方人和中国人在看问题的角度和审视问题的价值尺度上就有很大差别，所以这么多年来诺奖都无一国人问津。难道是我们中国就确实没有高精尖人才吗？不是！比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这位视科学为生命的科学家为了杂交水稻事业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对中国乃至世界农业发展的贡献巨大。但是诺奖就与袁隆平院士失之交臂。

郝老师这样说也不无道理。扯到莫言而来，莫言就是借自己的文学作品，去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社会现象有多丑恶。对于西方人，这正是他们想看到的。可是纵观众多的诺奖文学获得者，日本的村上春树、法国的萨缪尔、希腊的奥德修斯·埃里蒂斯。。。他们不止存在于西方世界，而是囊括了全世界。《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西游记》、《哈姆雷特》、《呼啸山庄》等这些优秀的世界名著，无不反映着该国该时的社会阴暗面。

《红高粱》是我们中国唯一的诺奖获得者的一部代表作品。他在作品中把自己家乡，自己祖国的丑陋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如此，但作品以山东高密县的民族企业酿酒的原材料“红高粱”为题，更重要地展现了国人在外族侵略时所拥有的红高粱般的不屈的民族气节。正如鲁迅所说：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21世纪的新人说：我家乡，我家人，我母校，只容我唾弃，不容他人鄙视践踏！

我想，只要是能被世代流传的作品便是好的作品，正因为这些“胆大包天”的作家们敢于用自己的笔杆子直面惨淡浑浊的世界，敢写常人不敢写，敢说常人不敢说，实实在在地反映社会现实，才能够被世人认可，他们的作品才会被万世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