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莫言获诺奖的另类解读
关于莫言获诺奖的另类解读
张颐武刘心武
刘：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件大事，这件事情人们已经谈了很多，评议也很多，但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从别人忽略的角度切入。我觉得他的得奖，其实严格来说是他个人的事情，人家给奖是给一个作家，不是给一个国家，更不是给一个作家群体，更不是给一个机构。但在中国实际上看来，不是他个人的事情。有一个文学评论家告诉我，据他所知，他们那个省县以上的四套班子的干部书橱里面都要有一套十八本《莫言作品系列》，光这一块的发行量就不得了。如果其他省也差不多这样的话，你想想，全国多少个县，每个县四套班子，除了正的一把手以外，还有很多副手。那么这些书进入他们的办公室书橱和十八大文件放在一起，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是莫言自己没有想到的，不会想到，瑞典学院更想不到，中国官方本来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但它随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各级干部们也认为他是中国获得国际承认的一个标志，确实也是。这是共和国的文化得到世界承认的一个标志，一个里程碑。而且即使象计生委这样的单位它也要摆一本《蛙》，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那儿也有一本《丰乳肥臀》，这些符码本身就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这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难道不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吗？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先不说你大学里的情况，大学里应该不得了，中文系不研究这个作家作品，你研究什么？你不讲他，你讲什么？这个是题中之义，咱们不说这个。
中小学课本，幼儿园教育也开始考虑，这跟李白一样，这是符码。所以《透明的红萝卜》迅速进入了高中课本，然后初中也开始选他的故事和文章，小学也开始考虑，幼儿园的老师也要让孩子从小记住莫言，很有意思。他在家乡住过的宅子，成了人们的观光胜地。我说的这些都有过报导，对不对？一个人的获奖，本来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是却被放大到全民族，渗透于全方位，它打破的东西很多啊。
我想起了茅盾，茅公。莫言的《蛙》也得到以茅盾命名的文学奖。记得1979年，当年茅公亲自把《班主任》的获奖证书递到我手里，他对我来说不仅是文学史人物，是活生生的存在。1980年中国作协召开过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茅公出席讲话，鼓励中青年作家写长篇小说，他讲到半当中，问：“刘心武来没来？”我就站起来，他就亲切地望着我。我读过他上世纪60年代初写的一本书，《夜读偶记》，在那本书里，他梳理文学的发展历史，以小说创作而论，概括为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那时候认为现实主义的写法才是正确的，而且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应该在作品中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后来又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而革命的现实主义不消
说是前提，是基础，背离了这个，就不对头了。1956年，秦兆阳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试图将现实主义的路子拓宽一点，结果遭到批判，人也落难，后来，法国的一位左翼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出版了一本书叫《无边的现实主义》，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可以扩展边界，他实际上把卡夫卡的作品也容纳在了他的现实主义的筐子里，结果苏联就批判他，中国的《文艺报》也对他痛批，这就说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非现实主义的东西，现代派的写作，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当中是不允许存在的。茅盾是一位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也很热心地提携后进，但是他把文学的发展轨迹梳理成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斗争，他反对非现实主义的写作。1980年开那个长篇小说座谈会的时候莫言还没有冒出来。1981年茅盾就去世了。但是在他谢世以后，随着改革开放，随着西方非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引进，现代派，后现代派，种种越出传统革命现实主义规范的作品冒出来了，一开始有争议，出现过多次**，到后来，大摇大摆，登堂入室，莫言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这就是一个具有非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当然它非现实主义的程度还不是像后来那么厉害，没有那么猛烈，后来是魔幻的写法，穿越，轮回，变形，莫言一路写下来，离茅盾在《夜读偶记》厘定的规范越来越远，但是他节节胜利，以茅盾命名的奖项接纳了他，他也欣然接受，到2012年就斩获了诺奖，“中国作家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这一问题只好扔进太平洋，而且《透明的红萝卜》“泰山石敢当”地进入了中学课本，这样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难道不是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吗？莫言的获奖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也是非现实主义文学的胜利。但是奇怪的是，我从纸媒上，网络上，没看到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谈，是不是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要把它拿出来谈。
张：这个很重要，应该全方位地来瞭望莫言获诺奖这个文化事件。
刘：它带来的效应超出各方面的想象，从这点来说，应该给官方说好话，这次一颁奖马上就认可了，对吧，而且不论前科，体现了官方的弹性。因为2000年高行健获奖，中国作协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发表公开声明，指斥诺贝尔文学奖丧失了权威性，后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也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近的行动再次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更有《人民日报》评论指出：“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据此，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这没有多少年啊，当中才十一年，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的作家协会，在莫言获奖后立即热烈祝贺，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的领导人亲自署名发贺信，当晚CCTV《新闻联播》立即告知全国。这个奖具不具有权威性呢？颁这个奖的机构是否在政治上别有用心而且属于“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呢？不记前账，忽略前言，非常具有灵活性、变通性。这是好现象。带了一个好
头。我就想，如果在对待另外一些问题，也能以这样的灵活性、变通性处理，那么，没有什么死结是解不开的。而且莫言本身呢，就准备好燕尾服，带了一个庞大的亲友团，包括他家乡的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是吧，都到了斯德哥尔摩，共襄盛事。这是非常亮丽的一道景观，它有很多象征性的意义，我先不说政治意义，至少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这方面的意义似乎还没有被各方面人士充分地揭示。莫言的作品怎么评价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刘再复最近我看他又把他原来的一些观点重新整理，再加以发挥，写成了文章，盛赞莫言，供各方面参考。但是在他所概括的这些莫言的小说的特点里面，没有一个过去一定要提出来的要素：人物画廊。过去我们谈一部长篇小说的话，中文系教授的口头禅，最基本的元素，就是提供了人物画廊，对吧。莫言的小说基本上是不提供艺术形象的，他的小说基本上不提供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无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讲故事的技巧很高，魔幻、变形、拼贴，让你惊讶，现代主义的许多元素他都具备，也有后现代的意味，但是说他基本上不提供让你印象鲜明、深刻的人物形象，尤其不提供什么呢？尤其不提供可供社会崇敬、学习、爱慕的形象，不提供保尔·柯察金，不提供江姐，不提供林道静，不提供朱老忠，不提供比如说张平那个《生死抉择》里面的男一号，对吧？他不提供这个东西，但是他的这些并不提供鲜明人物形象的小说，这些文本，进入了干部书橱，进入了中学课本。所以这确实不仅是莫言的胜利，这是改革开放后文学发展的胜利，是非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一个胜利。当然，有人也许要抬杠，说莫言的小说也是现实主义的啊，人家是魔幻现实主义，我们在这里不就概念进行纠缠，反正无论如何，莫言小说不属于茅盾所论述所实践的那种规范的现实主义，他的胜利至少可以说是非常规现实主义的胜利，是对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最彻底的平反，是罗杰·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最佳例证。他的获奖虽然是他个人的一桩私事，却明显起到了对中国大陆的文学试验增强安全系数的作用。
茅公如果活到现在，对莫言的小说，对他的获得诺奖，会作何感想？不好想像。也许，他终于也会同意，文学是多元的，就小说而言，现实主义永不过时，而非现实主义的写法也能开放出独特的花朵。魔幻啊狂想啊拼贴啊变形啊，种种非现实主义的写法，通过莫言获诺奖，获得了纯文学当中的最合法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种种文本。特别是他的书进入各级官员的书橱。
张：我在北京市开会，北京市的情况也是一样。所有的常委、所有的班子都一人一套，就是办公厅给买的，办公厅出去采购。
刘：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买多少，咱们不知道，但这一块，买去看不看另说，计生委办公室的书橱里一定要有《蛙》，打黄扫非办公室主任的书橱里一定会有《丰乳肥臀》，即使他们没有时间翻开看，看看封面书脊也是好的，因为通过莫言的文字获得这种待遇，无形中，潜移默化，这些官员对待文化，对待文学，对待文化人，文学艺术家，应该能多少增加些尊重，能放宽些尺度。
张：它等于是办公室后面书架上标配（标准配置）的东西。你的办公室，我标配一些
书，莫言这一套书就是标配的。
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说这个话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只是描述一个状态，对吧。另外，他的获奖，体现中外文化交流当中，终于冲破瓶颈，有种湍流冲出山峡的这种感觉。瑞典学院体现了高度的弹性，真是体现了客观性，我只看作品，我不在乎作家的身份。莫言的作品一个是量大，翻译成西方主要文字（英、法、德）的很多，瑞典文的也有三本，一个就是确实有特点，有特色，那就给他，不计较他是不是中共党员，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是不是中国的军队里面出来的，一概忽略不计。我从旁观察，觉得很滑稽在哪里呢，就是在网上看到有些人，觉得瑞典学院不应该把诺奖颁给莫言，甚至还说他抄写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觉得颁给他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诺奖颁给谁，这是瑞典人的事，是瑞典少数人、少到二十个以内的人的事，瑞典学院是一个独立机构，他们把奖颁给谁，和其他任何人无关，合适不合适人家说了算，你操心也没用，我不知道这样的讨论有什么意义，何况已经都给了，再讨论就更没有意义了。人家就觉得要给，人家不是不知道你指出的那些，恰恰都知道，知道也要给。这就非常有意思。有人分析，这就说明确实是西方经济衰落了，中国经济崛起了，它改变了很多西方人的心理，包括瑞典学院院士的心理，它使得西方一些人士对中国更具弹性。我从旁瞭望觉得这是好事，我觉得挺好。
张：莫言获诺奖，这大概是中国纯文学在最近十多年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了。
刘：有人抨击他抄了一千五百字的《讲话》，想想也真有趣，《讲话》的亲历亲闻者，比如丁玲，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有草明，她的《原动力》，还有欧阳山，他的《高干大》，那些在《讲话》指引下写成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反而没有成为干部办公室的标配书，没进入各级领导办公室的书橱，莫言只不过抄了一千五百字的《讲话》，却享受到那些聆听过《讲话》的老前辈从未得到的殊荣。我觉得这个事里面蕴含着某种无法抗拒的因素，那就是到头来中国文化要跟外国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交融，文艺理论和文化政策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变化，我以为是一种良性的变化。
张：说明中国社会还在开放，在文化方面对西方它也相当开放。
刘：这种开放无形中构成一种推动力，多种角度的合力形成当下这样一种良性的文化生态景观。中外的这种文化交流，前瞻是很让人乐观的，也许还会滋生出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张：中外文化交流，以前看重的，是把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东西翻译成中文，现在，开始看重把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外文，特别是西方文字了。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现在翻译成外文的越来越多了，西方一些著名的出版社几乎都在出中国作家的译本，这个路径已经打开，并且气象越来越好。我最近在欧洲美国的书店看，莫言的书，在书店里总是摆在最醒目的地方，那个空间原来很少有中国作家的书能够占领，但是现在莫言的书赫然摆放在那里。历届
诺贝尔奖获奖作家的书都是那样摆放。过去莫言的书译本不少，书店里也有，我去找过，都是摆在纯文学的小空间里，很不明显。现在诺贝尔奖一得呢，等于是加冕了一个质量保障的桂冠，说明这个文学家的这些作品肯定是靠得住的，然后西方有很多普通读者就在那边购买，跟我们干部标配书一样，他们的中产阶级也注重给书房配书，一时顾不上看，甚至很久都抽不出时间看，那我也得拥有，先配上再说，每年获得诺奖的作家我都要配备，获得了诺奖，就意味着靠谱，牛，那么现在获奖的是莫言，就毫不犹豫地立即买下，配置在自己书房的书橱里。莫言的书如此大量地进入西方一般读者的书橱，也是一桩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真正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中国干部配书，中国文学发烧友配书，西方中产阶级配书，他们不可能都自己去判断，他们就是看诺奖来行事，当然中国干部也是看到了官方对莫言获诺奖的的高调祝贺，实际上中国干部书橱标配莫言的书，比官方发言人郑重宣布诺奖具有权威性还厉害，一切尽在不言中。
刘：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所排斥的，比如说，性恶，原欲，脏乱差，残暴，残忍，比如说描写粪便、呕吐物，写酷刑，这些原来认为是不能那么写的文字，莫言都组织在他的文本里，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决，非常大的突破，而这种冲决突破，现在获得了承认，甚至进入了干部书橱。它实在是一个潜在的文化发展的资源。有人会说，许多干部他书橱里配上了莫言的书，他会看吗？起码总会偶尔翻翻的吧，翻了以后可能会说，看不懂呀！但是他知道瑞典学院懂，中国作协懂，高层领导懂，他就不会再依照自己以往的思维及做事的定势，对不懂的事物，去从政治上道德上轻率地做出否定性判断，他生出一种对自己不懂的文化、文学的敬畏，你想这是多么好的社会效果！
张：它使得整个文学趣味丰富了。过去那些干部视野里面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现在他的家乡把他作品里写到的一些东西，转化成文化产业的动力，开发旅游的资源。
刘：莫言获奖成为一种荣誉，这个荣誉家乡共享。这个文化荣誉原来是在官方计划之外的。
张：这个差不多是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的。我是觉得博彩公司比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准。很多洋人也是预测，就说莫言是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呢多数人意见是他虽然接近，又都认为他还得熬，怎么也得再熬十年左右。但是瑞典学院我觉得思想比我们解放，说给就给，给了也没什么事，天也没塌下来。当然也有生气的，不理解的，由此鄙夷诺奖的。但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莫言及其作品进入了世界文化史，这是既成事实。不满意你也没办法。你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个“破奖”，或者发誓今后再不关心瑞典学院颁给了何人，但年年瑞典学院的宣布，还是免不了会被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传媒加以报导，中国的出版界如果已经出过获奖者的书，那首先就是加印，2013年加拿大门罗获诺奖，这边前些年出的她的小说集，追印40万投入市场，如果获奖者的作品还没有中译本，那就会有若干
出版机构争着去联系版权授予，很快推出其译本。想起来真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整个中国文学从新时期到现在，我觉得经过这三十多年的积累，它现在纯文学这个系统已经跟外部世界基本上交融了。我觉得你们那一代人的努力使得整个交融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刘：其实莫言这个事情，最大的背景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像中国加入WTO，等等，经济那只无形的手，我们往往因为看不见，感受不真切，就忽略它，中国经济的开放带动着文化的开放，西方经济在21世纪遇到很大困难，需要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给予他们的经济复苏以助力，这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包括当代中国文学中国作家，有了更多的尊重与善意。
张：我们的文化瞭望始终把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我们理解文化现象的钥匙。
第二篇：莫言获诺奖后
莫言获诺奖后，所到之处讲了一连串的故事。对许多人说来，故事只是故事，哈哈一笑，就算完事了。
但莫言，似乎是想用这些故事，说出他想说、却不能说的什么来。他想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02 莫言的第一个故事，是他在获诺奖时的长篇感言。他说：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
他的叙述，是很让人吃惊的。要知道，这是个看脸的世界，人长得漂亮，多少就会沾点印象分，长得普通，被人忽视，存在感就极差。但就因为长得丑就要挨打„„这种事，我这辈子是没听说的。他这个故事，到底是要说明什么呢？ 03 莫言的第二个故事，还是他在获诺奖时讲的。故事说，他小时候家穷，穷得没饭吃，过中秋时家里难得包了一顿饺子，每个人只分到一碗，正要吃，来了个要饭的老人„„
莫言说，他当时端出半碗红薯干，给乞讨老人。不料想，老乞丐顿时发飙了，骂道：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好端端在家吃顿饺子，就被骂“心是怎么长的”，莫言气得半死。可这老乞丐的话，却是义正辞言，掷地有声，但听起来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但老乞丐最终赢得了道义的胜利，吃掉了莫言家的半碗饺子。莫言跑到国外说这事，他是什么意思？ 04 第三个故事，是莫言拿到奖金回国之后，到处被请去演讲，讲来讲去，突然想起一桩旧事来„„
他在老家写作时，有次出门去买桃吃，一个卖桃的认出了他，就打招呼说：你怎么也出来买桃呀，你不是认识市委书记吗，让他送你一车不就行了吗？ 莫言：„„我又不是官，人家干吗送我桃子？ 卖桃人：对了，你是当兵的。莫言：我不是当兵的„„
卖桃人：你们这些当兵的，我们白养你了，你到底是怎么搞的？连个钓鱼岛都看不住，让小日本占去了！
莫言：我一个写字的，还要替你去看岛„„算了，给我秤五斤桃子。你这桃甜不甜？
甜！特别的甜！卖桃人说：我这都是新品种。莫言：你别偷斤短两，给够秤！
卖桃人：看你说的，乡里乡亲的，怎么会缺斤短两？看好了，五斤高高的！把五斤桃子提在手上，莫言感觉这五斤桃好轻。回去后拿秤一秤，嘿，才三斤而已，卖桃人一次短了他二斤的秤。
然后莫言拿起桃子来咬一口，又酸又涩，根本不甜。
讲完这个故事，莫言已经把他要说的，差不多全说了出来。然后（其实是之前）他又讲了个故事，收关总结。05 最后这个故事，也是莫言在获得诺奖时，所讲的故事：
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
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是——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了。听了这个故事，再笨的人也知道，莫言是在暗示，他就是被扔出庙门之外的，第八个人。
那又是谁把他扔出去的？ 06 莫言的故事，告诉我们，他生长的这个社会环境，是有毛病的，负能量有点超标。这个社会，是个相互污辱、相互伤害的社会。莫言只因为长得丑，就遭到同学的嘲弄与殴打，而在这个过程中，全然看不到教育的影响，没人告诉那些打他的孩子们，取笑别人的相貌，是没教养的表现。而以别人长得丑为由打人，更是不可理喻。可怜的小莫言，找不到个说理的地儿，只能对母亲哭诉。
即使现在，攻击别人的相貌，也是流行文化的主潮，诸如“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人就不对了”这类心理恶毒的“妙语”，层出不穷。甚至影视作品，都拿残疾人士肆意嘲弄，但很少有人出来说句话。
这个社会，是个蛮不讲理，胡搅蛮缠的社会。穷人家里一年到底，不过是吃几个饺子。如果穷人愿意把乞丐请进家里一块吃，甚至全让乞丐吃了，我们说这是大善，是义人之行。但舍不得给外人吃，才是人之常情。可是老乞丐一句话，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
你们吃饺子，却让我一个老人吃红薯，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听老乞丐这么一说，不知情的，会以为他是莫言的爹。可莫言根本没赡养这个老乞丐的义务，老乞丐也没资格要求莫言一家供养他。但他轻飘飘一句话，就把这赡养义务，强加于莫言一家了。
不是说不应该善待乞丐，可乞丐你也应该讲点道理是不是？
不清楚老乞丐是如何沦为乞丐的，但他这么个愤愤不平，强辞夺理，是很难在正常人堆中混下去的。几句话就让你多出个爹来，凭白无故让你把一年的辛苦给他，这谁受得了？
当然，老乞丐也许是饿得太惨，太想吃顿饺子了。但他那一句强辞夺理，让莫言一辈子难以释怀，这未免太过份了！
这个社会，是个没有廉耻、相互坑骗的社会。卖桃人与莫言相识，见面三言两语，就把钓鱼岛的责任推给了莫言，让莫言背负了好大的心理包袱。然后又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坑熟宰熟，这个卖桃人，还会有朋友吗？距离成为一个乞丐的日子，还有多远？ 07 莫言就是在这么个环境中长大。
有人污辱他，有人殴打他，有人蛮不讲理，有人胡搅蛮缠。还有人没有廉耻，坑蒙拐骗。这些污辱，这些伤害，这些蛮不讲理的横加指责，这些没有羞耻之心的坑蒙拐骗，就如同倾泄而下的垃圾，将莫言深埋起来。而莫言，从此就成为了一只地老鼠，他在这些肮脏的垃圾里打洞，艰难前行，终于打通一条通往心灵深处的道路，从此蜷缩于这温暖的地巢之中，品味属于他自己的阳光智慧。
别人的龌龊、肮脏、品性不端及自甘堕落，其实正是你的机会。当别人随波逐流自甘堕落成为垃圾，靠伤害别人渲泄心理苦闷，你的坚忍与努力，就更凸显其价值。
这就是莫言最后那个故事的寓意。环境越差，机会越大。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
第三篇：积极分子谈莫言获诺奖
积极分子谈莫言获诺贝尔奖文学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颁出，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该荣誉。他也因此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的获奖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它帮助中国克服了对诺贝尔奖的复杂心态。
在谈及为何会成为一个作家时，莫言说：“我小时候就读书，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拿起笔的时候就首先感觉到我有很多的话要说。我觉得文学是一种最有力量也是最自由的方式，所以我就开始写作了，当然也包含了我希望通过写作来证明我自己，通过写作来改变我个人的命运。”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应该向莫言同志学习，热爱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平时学习生活中，我们应勤学好问，刻苦努力，不断提高自身水平。
在90年代中国有个著名的标语“往前看”（在中国这句话是个双关语，“前”和“钱”同音），许多中国作家在成名后搁置小说创作，加入到更能赚钱的行业，比如电视剧和电影剧本的创作等等，在这个发热的文化背景中，莫言能够站出来，承担他的文学使命。他是少数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能够坚守文学的作家。”我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明确个人立场，坚守自己的良知，对社会事件要有清晰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注重个人能力与素质的提升。
在回答“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时，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应以人为本，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出发，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宗旨。
莫言在谈获奖感想时说到：“我想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而写作,为了自己的部分真正的读者而写作,为了自己的灵魂写作,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奖项写作的。而为了奖项写作难道就能得奖吗?这其实很荒诞。”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们更加应当淡薄名利，注重内心修养，坚守个人信条，起好带头作用，以带动身边更多的人。
莫言作为共产党员，获得了诺贝尔奖，是共产党员的胜利，说明欧洲认可了我们这位共产党员作家，共产主义在欧洲继续发扬光大！我们应当自觉向党组织靠拢，保持思想先进性，端正入党动机，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
第四篇：莫言诺奖思绪
由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思考
今天，偶然向郝老师提到了《红高粱》，我觉得这是一部好片子。当我说出这句话时，郝老师就开始反驳，因为他认为这部连续剧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对于莫言，他很不欣赏。
在郝老师的看法里：莫言，无非是拿着中国最丑陋的一面去讨取了西方人漠视中国的欢欣。所有的诺贝尔的奖项通通都跟中国无关，因为西方和我们中国的文化不同，西方人和中国人在看问题的角度和审视问题的价值尺度上就有很大差别，所以这么多年来诺奖都无一国人问津。难道是我们中国就确实没有高精尖人才吗？不是！比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这位视科学为生命的科学家为了杂交水稻事业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对中国乃至世界农业发展的贡献巨大。但是诺奖就与袁隆平院士失之交臂。
郝老师这样说也不无道理。扯到莫言而来，莫言就是借自己的文学作品，去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社会现象有多丑恶。对于西方人，这正是他们想看到的。可是纵观众多的诺奖文学获得者，日本的村上春树、法国的萨缪尔、希腊的奥德修斯·埃里蒂斯。。。他们不止存在于西方世界，而是囊括了全世界。《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西游记》、《哈姆雷特》、《呼啸山庄》等这些优秀的世界名著，无不反映着该国该时的社会阴暗面。
《红高粱》是我们中国唯一的诺奖获得者的一部代表作品。他在作品中把自己家乡，自己祖国的丑陋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如此，但作品以山东高密县的民族企业酿酒的原材料“红高粱”为题，更重要地展现了国人在外族侵略时所拥有的红高粱般的不屈的民族气节。正如鲁迅所说：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21世纪的新人说：我家乡，我家人，我母校，只容我唾弃，不容他人鄙视践踏！
我想，只要是能被世代流传的作品便是好的作品，正因为这些“胆大包天”的作家们敢于用自己的笔杆子直面惨淡浑浊的世界，敢写常人不敢写，敢说常人不敢说，实实在在地反映社会现实，才能够被世人认可，他们的作品才会被万世流传！
第五篇：对莫言获诺奖的一些感想
对莫言获诺奖的一些感想
近些年来，每当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时，国内的许多媒体便开始如火如荼地讨论报道起这一话题。媒体关注的问题可谓是五花八门，涉及方方面面，但最让中国人关心的、最受媒体追捧的还是中国人何时才能获得此殊荣。中国人对诺奖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中国作家莫言，这一消息在让国人欣喜的同时也解开了心中长久的“诺奖之殇”，体制内的纯粹的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这一国际大奖。于是乎，各类报道层出不穷，新闻热点不断，莫言作为一种符号彻底地火了。
莫言获奖可以说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由于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及评价标准的不同，作为体制内的标准中国人一般被认为很难获得此奖。情理之中，莫言作品的特点风格以及此前各种猜测报道似乎给人们释放出一种信号。瑞典文学院在表达有关莫言获奖的理由时这样说道，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一个出发点。另一方面，莫言独特的、易为西方人接受的表达方式，作品被广泛翻译也是其获奖的原因所在。如果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有机会被成功地介绍到国外，或许又是另一番结果了。此外，时代因素、全球化的发展及个人机遇也是获奖的一些原因。
谈到莫言此次获奖，社会各界可谓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莫言获奖是实至名归，确有大师风范。而有的则在质疑莫言配不配获此殊荣，对其实力进行批判质疑。个人觉得，对莫言此次获奖，我们首先是应持肯定态度的。存在即合理，组委会这样决定自然有其道理所在。而且，无论如何，莫言此次获奖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情。而至于“配不配”这一问题，似乎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本身中西方意识及评价标准机制就存在很大的不同。针对国内有人说中国有许多作家比莫言优秀，XX更值得获奖的说法，个人觉得是不妥当的。个人评价出发点不同，得出得结论自然会不一样。而且，即使是某某其他作家获奖，我们仍旧会去找出其他的东西来质疑他。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便有“莫言比某某更有资格获奖”的言论存在了。总之，无论是如何大师获奖，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声音存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当然，对此次获奖本身而言，我们是应该高兴骄傲的，毕竟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年大事。但同时通过此事引发的一系列反应及状况，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问题。其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超出了事件本身，更是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渐行渐远。正如某按自己所说，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诸多的争端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人心。
有这件事凸显出来的首先便是中国人那长久不变的“诺奖情结”，者在其揭晓之前便已将反映出。文论史文学界、大众，甚至是政府都对诺奖抱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这其中有焦虑、有期盼、有争取，也有失望。中国人渴望被世界承认，尤其是被西方承认，努力的想融入西方的文化思潮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自卑主义的表现。难道真的只有被西方承认的作品才算好作品，被西方推崇的作家才算好作家吗，中国人自己的评价标准与机制又在哪里呢？中国人一直在努力试图从西方人的肯定中来定位自己的价值。正如《卫报》那样指出，在大部分国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被视为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智慧，而非集体象征„而当局希望有生活、工作于中国的中国人获得诺奖来作出对伟大民族的证明，以及全球市里的表率。这一说法虽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但也可谓切中要害。另一方面，诺奖真的就是一种绝对的权威性存在吗，它的价值又在哪里，长期以来我们是不是误读了其价值？可以看到，世界上有许多著名作家并没有获得诺奖，但他们的成就与影响力并不比那些获得诺奖的人小。而且我们把其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智慧的象征本身就存在问题。就诺奖本身而言，它并不能看做完全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奖，它的评价标准与机制主要来自与西方世界。因此，过分的、扭曲的、误读的诺奖情结是不可取的。
另一个问题便是揭奖之后国人的一系列反应行为。短短一段时间内，莫言彻底的火了。然而，这个莫言并不是莫言本身。或者说，莫言已经只是一个符号，无论是莫愁、莫急也好。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莫言被各种势力相互夹击，被过度消费。出版业、旅游业、影视业及各类媒体齐聚而来，最大限度的挖掘其商业价值。甚至有人说近几年内文学类专业将由冷转热，文学发展将迎来一个春天。相比大有夸张之说，果真如此，那么我们这些文学类专业学生将要转悲为喜了。在这一过程中，莫言已经被彻底的符号化了。我们追捧的不是莫言本身的成就智慧，而是他所倒给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及商业价值，莫言已不再是莫言。针对近日家乡政府斥资6.7亿“红颜红高粱文化”这一做法，莫言本人则显得很无奈，各种被消费。同时，有出版业将再度繁荣文学类专业受热捧这一说法可以看出，我们推崇的已不再是文学本身，一切都是商业价值在其引导作用，作家和文学都在逐渐成为商业的附庸，独立性在丧失。
最后，回到文学本身的问题上来。有着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我们的关注点已经完全偏离了文学，文学已不再是纯粹的文学。文学需要什么，文学作品何为经典化，如何经典化，这是我们长期讨论的问题。按照常规的说法便是真善美的结合，这是优秀文学作品所必须的。然而，何谓真善美，其评价标准又是什么呢？纵观整个现当代文学作品，比莫言作品更具真善美的比比皆是，那么为什么是莫言而不是其他人，为什么在真善美的指导下没有产生什么优秀的作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想必，获奖之后的莫言及其作品将会被重新解读，塑造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这是中国文学界的惯常做法，以致于到最后作者都不识其作品了。其实客观的作品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我们内心的评价标准。另外，中国文学如何发展，是一味追求外国思潮而忽视其本国民族文化，一味追求格式创新而忽视内涵思想，一味追求市场化而忘记文学初衷还是其他方面呢，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懂解决。中国文学发展，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总之，对待莫言获奖这一事件，我们急需要感性上的自豪，也需要理性上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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