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变法官且缓行

第一篇：律师变法官且缓行

“律师变法官”且缓行

十八届四中全会出台了一系列依法治国的具体措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作为一名法官在为中国的法治之路感到振奋的同时，也同时为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感到一丝担忧。因为各项改革措施在落实过程中因会触及不同的利益而不会一路坦途，而有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因落实的时机不同而导致效果不同。例如，从律师、学者中招录法官的改革措施，这一改革方向无疑已是司法界的共识。但也要防止出现司法改革中“面子”工程，在相关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急于实施从律师、学者中招录法官可能会产生“播下龙种，种出跳蚤”的结果。

英美法系国家从律师中选拨法官的前提是法官的收入虽然低于律师，但律师为了追求职业的尊荣感仍愿意选择法官职业，甚至以当法官作为从事法律职业的终级追求，而我国因法院的地方化、行政化等体制上的原因导致法官并没有西方国家的地位和尊荣感，近几年因法官的压力过大、收入过低而产生法官向律师的“逆流动”趋势愈发严重，沿海各地法院甚至出台一系列限制法官辞职的规定。最高法院曾试图在律师、学者中招录法官，但无人问津，周强院长上任后，最高法院为了避免受冷遇的尴尬拿出了中层副职的岗位再次在律师、学者中招录法官，这种做法说明最高法院仍认为行政职务比法官本身更具有吸引力，这与取消法院行政化的改革方向相悖，同时也会给地方法院带来反向的示范效应，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各地方法院为了增加“吸引力”会纷纷拿出高院副院长、庭长，起码是中院副院长的职位让来吸引律师、学者，这对于解决司法面临的难题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但不利于提高法院的办案质量，反而会进一步打击本已孱弱的法官地位，加剧法官的流失。目前来看，律师、学者选拨入法院直接作院、庭长，起码有以下弊端：

弊端之一：有违从法律职业共同体中选拨法官的目的，反而是对法律人才的浪费 从优秀律师、学者中选拨法官的目的应当是充实一线办案法官的队伍，才能进一步提高法院的办案质量，从而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目前法院的体制是多数的院、庭长不办案件，更多地是从事行政管理，省级法院甚至副庭长也不以办案为主，在法院内部的机制改革没有成功地将院、庭长的行政管理职能剥离出来，真正地让院、庭长成为审理案件的主力之前，如果让选拨上来的律师直接作院、庭长，更多地是让其从事行政管理而非审理案件，这对律师、学者的法律业务实际上是一种浪费，对整个法院系统办案质量的提高无甚益处。相反，仅就行政管理的职能而言，律师、学者的行政管理能力并不如党政机关交流的干部更强。

弊端之二：挤压了法官的晋升空间，进一步加剧法官队伍的流失

众所周知，目前的司法体制下，政法院校的毕业生进入法院后要历经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副院长等数个晋升台阶，远多于同级行政机关，加之法院的人员多、领导职数少、人员流动性差等原因导致法官的晋升远低于行政机关。以笔者所在中院为例，最年轻的中层副职38岁，业务庭中30岁左右的法官均刚办案，而同级政府机关30岁左右的处级干部早已不是新闻。最高法院及各地方法院拿出的领导职位是大多数法官可能终身也无法获得的职位，而法院内部许多优秀的法官因为不是律师、学者，甚至连证明自己的机会也没有。当一名法官看到曾经的同学当律师钱赚足后一转身变成中高级法院的副院长，办案的水平未必如自己，而自己在法院拼博了十余年可能连个副科也不是，如何去面对这样的落差？我想只能因看不到晋升的希望或无法面对巨大的落差而选择离开。当然，如果法院体制内部真正地解决了行政化问题，办案的法官真正地成为了法院的主角，庭长、院长不再是法官的晋升空间而只是服务于法官的一个岗位而已，这个命题也就不成立，但那时，又有几个律师、学者愿意放弃自己的学识来法院作一个非主流的岗位？

弊端之三：无异于法院自身否定十余年的职业化改革成果 自九十年代以来，最高法院对内部的法官统一要求培养成法律本科学历，对外严把进口关，如果说2000年司法考试实行前，法院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导致整体法律素质不如律师、学者的话，在2000年以后没有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不可能被任命为法官，法官与律师的入口应当是同一平台，但因法官每年的办案数量远远超过律师，法官更容易积累经验，所以起码说法院内40%左右的办案法官，其法律水平和职业素养是不低于律师的，相反，由于律师行业的松散性管理，其受规范和制约的程度远低于法院，而更多地靠律师自律，这导致律师队伍也同样良莠不齐，收入更高的律师成为法官后更不容易腐败的命题也很难成立。另外，律师、学者与法官虽共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但各自的视角、工作思路、职业思维方式仍有区别，同一角色的成功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例如律师办案是单一思维，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委托方的权益，而法官是双向甚至是多向思维，要在充分考虑诉辩双方意见的情况下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在现行体制下除法律以外甚至还可能要考虑社会稳定、信访问题、如何平衡说情等非法律因素，压力之大与律师不可同语。这就决定无论法官转为律师还是律师转为法官均要有一个办案思维、工作方式等各方面的转变过程，一个好的法官可能不一定成功转为高收入律师，而一个好的律师也不一定能成功转为优秀的办案法官。而律师、学者直接进入法院担任领导职务无异于向社会宣布，律师和学者的法律水平远远高于法官，直接可以担任法官的领导。更何况如何保证担任法官领导的律师是否是优秀的律师？真正优秀的律师收入上可以高达上千万，还可以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方式谋取政治地位，即使是中、高级法院的副院长的位置也未必能够让其动心。

其实，法院从来就没有刻意阻断过律师、学者进入法官队伍的渠道，律师、学者在现行体制下可以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法官队伍，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少数从律师队伍流向法院的基本上是刚从事律师职业不久，因缺少案源而无奈转行的小律师，别说优秀律师，连不怎么优秀的律师也不愿意去法院办案，高校的学者以考公务员的方式进入法官队伍的更是闻所未闻。在法官职业尚对律师、学者没有吸引力的情况下，不应当为了面子工程急于开辟律师、学者进入法官队伍的专项通道，而应当在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各项司法改革措施基本落实后，真正地去掉行政化和地方化，一名办案法官的待遇和职业尊荣真正地得到了落实，让变身为法官真正地成为一名成功律师的标志和目标，这样才会有优秀的律师、学者趋之若骛进入法官队伍，也不会去争那些院、庭长的虚位，那时，法院要做的就是放开入口，开放竞争，让各路法律人才均有可能进入法官队伍，而不是在现在为了“面子工程”低三下四地求律师、学者进入法院，籍此来证明所谓“改革”的成功。

第二篇：法官决策与律师策略解析

法官决策与律师策略

06-10-24 13:10 发表于：《苏商律师事务所》 分类：未分类 [2005年12月14日晚，“中国名律师讲坛”第四讲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讲。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卫清大律师应邀作题为《法官决策与律师策略》的专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张志铭点评，《中国律师》杂志主编刘桂明、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革、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吕良彪、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兵、北京东泽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军参加讲坛并致辞。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何兵律师主持讲坛。以下是吕良彪律师即席演讲。]

前面各位律师、教授们的演讲的确很热闹：桂明主编近乎溺爱的赞美让我深切感受到一位全国十二万律师打工仔的苦心与爱心；吴革（全国律协宪法人权委员会主任）律师今天说的还是关于公益律师的那一套，希望下回能来点新鲜的玩意（笑声）；年纪轻轻的运生律师（岳成律师长公子、北京岳成所主任岳运生律师）的谦和让我看到了未来大律师的风范；过一会我们极善“炒作”的秦兵律师的发言还很值得期待。而“律师型学者”何兵教授今天又再一次不厌其烦地给这个社会下着一贴叫做“司法民主化”的、听着特别诱人但天知道管不管用、会不会有太大副作用的药方。这给我的基本感觉就是：屁股决定大脑。（笑）屁股后面是什么呢？屁股后面是不同的位置，是不同的价值观与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声音共同构成了今夜旋律的美妙吧，正如法院的判决也总是由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声音进行博弈、进行战斗最终达成妥协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规律，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无奈的现实----八年的法官生涯特别是担任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经历，使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目前法官决策（抑或法院决策）机制中存在着太多非理性的因素，这给律师执业带来太多的困惑与无奈，以至于广大律师甚而至于钱大律师也不愿意甚至害怕打官司而热衷于非诉讼业务。但诉讼恰恰正是律师的最为基本的职能所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志铭教授在点评中振聋发聩道出了一个真理：力的平衡、理的出现。毫无疑问，只有诉讼各方当事人力量相当时，法律才可能发挥其应有作用。这种“角力”，在具体个案的微观层面上，表现为钱律师刚刚所提到的“你找关系，我找比你更硬的关系”，找来找去怎么办呢？何兵教授告诉我们说：最后大家就找“女秘书”吧，因为她管着领导。（笑）这种博弈在社会的宏观层面上，则表现为法治与人治的斗争、表现为法律与权力的斗争。只有我们每一个法律人、非法律人共同推动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使我们的法官真正能依法科学独立地决策，我们的律师也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我们的公民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钱律师的演讲让我深受启发，我想用九个字来总结和概括我关于律师策略乃至律师职业的收获与感受，诉讼中律师要解决好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怎么说”？“你是谁”？律师“说”的目的在于说服法官，帮助法官形成有利于本方当事人的内心确信；律师说的目的在于说服法院，使法院判决最大可能地吸收律师意见。不同的律师的说服能力显然大不相同，这主要取决于三点：

第一．律师“说什么”至关重要。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利、言之有责。钱律师在给我们分析的四川“天一大厦”案件中，一、二审律师对于争议的法律关系究竟是物权还是债权、双方的权利义务究竟是借贷还是合作建房等关键问题的不同把握，导致了一、二审诉讼结果的截然不同，也成就了钱卫清律师反败为胜的傲人业绩。

律师要“说”好，必须对案件有一个合理的预期。这就要求律师不应该是一个“单向度”的人，而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人。律师要把自己的理由说清楚说透彻，同时要能有换位思考的意识和能力，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对对方的理由与“武器”要有一个理解与掌握；律师更要努力设身处地地替法官考虑。中国的法院追求的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说白了就是案子判了后要努力上使领导满意，下使当事人能接受，而且又符合法律的要求，做了最“安全”、最低成本地解决社会纠纷，同时避免各方因对判决的不满迁怒己身。律师说什么要努力与法官达到和谐。毕竟，律师最首要的价值选择是说服法官，打赢官司；如果无法说服法官，就退而求其次，努力说服你的当事人，使当事人觉得请了你物有所值，甚至产生一种共同奋斗的悲壮与认同；如果连当事人也说服不了，那就试图说服旁听的媒体与群众，也许会给律师带来其他的收获。

第二，律师“怎么说”大有学问：

钱卫清律师在演示天一案件法律关系时画了一张图，清晰地表明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钱律师正是用这种直观明了的方式，将复杂的法律关系生动形象、一目了然地展示在最高院法官面前，从而很快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我们的法官，也赢得了诉讼。这对律师表达方式的多元化、科学化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很值得同学们借鉴。

我本人在做法律文件时，总是习惯于也总是习惯于要求我的助理给法官的基本诉状、答辩状等法律文书不要超过三张纸------我做过八年法官，深知法官和领导一样，耐心都是有限度的------要尽可能在排版很清晰的两三张纸里，把案件的基本脉络阐释清楚，帮助法官对案件有一个基本的把握。然后再用一个补充的答辩或代理意见，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证据和法律分析。这样让法官既能很清楚、很轻松地掌握案件总体情况，又能在需要时可以从你提供的法律文书中寻找所需要的素材。所以，良好的甚至力求杰出的书面表达能力是每一个律师必须努力具备的素质。

钱律师在演讲是举例说明了过于情感化的语言在法律文书是多么不适宜，所举的事例中那个律师在纸面上说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显然是不合适甚至是愚蠢的。但这并不可一概而论：在有很多旁听群众的审判庭上，律师华美的语言是可以起到很好效果的，比如今天在座的何兵律师在刘燕文诉北大案中的代理词堪称难得一见的美文；如果同样是这篇代理词，在只有一个法官两个律师的情况下去念，就显得可笑了。所以，律师的语言应用因时、因势而异，需要律师善于把握与调整。

钱卫清律师虽然很善于表达，但却一向习惯于惜言如金。人们总以为律师应该是能言善辩的，其实不然。我以为律师的能言善辩有以下几个层次：

一要“能说得出来”：是说律师要敢于把心中所想说出来，要敢于面对权势，把维护当事人权益的意见表达出来，不能因为私心，因为畏惧权势不敢说出自己应该说的话，不敢善尽自己应尽的职责。否则也就不配做一名律师了。

二要“能说得清楚”；能说清楚的前提是对案件的法律关系、证据、法理及法律依据有一个准确、清晰、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用准确、简洁的语言（最好是法言法语）明明白白的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让别人能够听的清、听的懂、听的明白。这是对律师职业素质的基本要求。

三要“能说得精彩”：律师要善于驾御和运用语言，要能做到语出惊人，妙语连珠，让人欣赏，令人折服，使人印象深刻。精彩的语言往往最能展示律师的职业能力与风采，迅速给法官、当事人、媒体留下深刻印象。“说得精彩”是一名律师举止、修养、能力等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也是律师开始成为“武林高手”的削金断玉的“宝刀”，具有极高的“杀伤力”与“战斗力”。然而刀剑锋利是一柄双刃剑，操作不当伤己亦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能说”往往是一个中性偏贬义的字眼；而律师无论对于权力掌握者还是当事人，往往都处于一种“低位”。常识告诉我们，处于“高位”者本能地不喜欢听到“低位”者过多的言论，即使是精彩的言论，有时也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四要“能说得得体”：律师的智慧要求律师懂得如何说服他人，懂得对于不同对象表达的方式与分寸，懂得在不同场合表达的尺度与态度，使人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接受自己的观点。同时，律师应该谙熟权力的运行的显规则与潜规则，法官同意你的意见时你要努力为他扫平障碍，法官不同意你的合理主张时你要知道如何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能说不如会说，说得“精彩”不如说得“得体”。这种“得体”体现着律师“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智慧，如杨过之“重剑无锋”却所向披靡。

律师“能说会道”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不说”：优秀的律师同时也总是具备相当社会影响力的律师，这种有社会声望与影响力的律师的出现本身，即让信息受众心中产生一种重视甚至期待，很容易注意倾听这样的律师的意见。此时，律师通过证据的展示，通过法条的规定，通过法理的阐释，无须多语，即可使受众在其引导下自然而然地形成律师所希望他们形成这“内心确信”。而且因为这种确信不是律师“说服”的，而是自己内心一步步主动形成的，所以更具说服力。“无言”的境界，正如内功深厚的高手，寓大道于无行，中正纯和而不戾，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拈花飞叶，莫非利器，以其修养气势令人折服，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

第三，“你是谁”说的是律师要认清自己的价值与社会角色，调整自己良好的心态；说的是律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人物”。

钱卫清律师的演讲首先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律师的价值。“天一保卫战”中，我们看到了律师谋略的价值，感受到律师运筹帷幄的尊严。我自己从律师到法官，又从法官辞职回到律师队伍，就是希望更自由、更独立、更有价值与尊严地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

在中国当今权力主导型的社会，律师处于一种“政治上边缘化、经济上软弱化、道德上庸俗化”的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要善于自我调适，正确认识，尤其是对于律师的忍耐，无论是面对法官、面对政府官员还是当事人，律师的忍耐是一种力度与智慧而不是一种屈辱，法庭中法官对律师的呼来唤去除却法官或律师个人修养的因素外，更多的是一种职业分工的特色。

“你是谁”更重要的是说律师的“份量”与“能量”。律师不享有任何权力，律师的执业权利只是一种请求权，钱律师还形象地以“求情权”来表示律师执业的无奈。律师的“你是谁”来自律师的品牌，源自律师的社会影响力。律师打造自身品牌提升社会影响力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其一，法律的方式：即律师通过为公众所关注或对法治进程有特殊意义“影响性诉讼”的代理，或是通过其他有影响的非诉讼法律业务，影响社会并为公众所知，如刘涌案与田文昌等等；

其二，政治的方式：即律师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或是参与国家的立法及宏观决策，从而影响社会并为公众所知，如秦兵律师的试图成为人大代表；

其三，文化的方式：律师同时理应是这个社会公共的、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理应通过电视、电台、报刊及网络等各种媒体，发出自己作为一个法律人应有的声音，倡导一种法治的理念，对社会事务进行一种理性的评判。如钱卫清律师的多本专著奠定了他的专业地位与影响力，再比如在座的何兵教授，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崇拜得不得了的，因为那时他就已经是网络领袖，坐拥大批粉丝呢。

志铭教授倡导我们都要努力养成一种“非功利性爱好”，一如钱卫清律师的书法。我想说的是功利与非功利总是相对的，也是可以相互转让化的。在座的几位律师都有着非功利的甚至公益性的追求，但这种追求无一例外地都最终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如钱律师的书法与写作、吴革律师的公益性律师事业、岳运生律师长期在央视的“为您服务”以及秦兵律师大名鼎鼎的二百零四条等等。

我们今天更多地是探讨制度、规则层面的东西。其实制度与规则的基础，在于现实社会的文化与传统，而文化与传统的后面则是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与一种敬畏之心。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一本犹太教的经书中的一句话：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我们所能够改变的东西，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忍受我们所不能够改变的事物，同时要有足够的智慧区分前二者。中国律师，是一个需要足够勇气与激情的行业，是一个需要足够耐心与智慧的事业。律师职业是一个充满自由、独立、尊严与价值的事业，也是一项充满挑战、风险甚至血泪的艰难事业。我们只有清醒而客观甚至是冷酷地看清一个行来，才可能更好地在这个行业内真正有所作为。

第三篇：金宏伟：法治、法官与律师

金宏伟：法治、法官与律师

各位同学、朋友

可能因为我放弃了警察工作，去做记者，与法官多有接触，现在又从事律师工作，所以早就有人问是做法官好还是做律师好，一直没有仔细想过，恰逢最近发生了靖江案，律师分50%收入给法官等话题，一并考虑，有点个人想法，算是回答。当然，这只是个人感想，供参考而已，人贵在独立思考，最终的判断还是你自己体验为好。从各位最关心的收入开始。

一、法官与律师的收入

田忌赛马的故事听说吧，现在说法官收入低的就是这个套路，用律师中收入高的和法官中收入低的比，分析方法就是错的。要比，就仔细分析身份近似的人。

先是入门。

进入律师行业，如果是大所非诉，起薪7、8千，但入门条件是海归（你可以想想留学要投入多少成本？），实在不是海归，就需要名校毕业，英文口笔能力强（做到这一点又要投入多少成本？）。可以这样说，进入大所非诉，基本上头几年的收入实质上是为了以前的投入来还债。

如果进入诉讼领域，门槛没那么高，通过司考即可。然后名义上律所会跟你签一个最低工资标准的合同，但实际上律所压根不给钱，一切收入靠自己。没有业务就饿肚皮。而且，律所不但不给钱，还会让你交管理费、律协会费，社保等，也就是说，你自己还没有收入，每年要先往外掏几万。

当然，诉讼业务里也有种工薪律师，每月2000到5000的收入。但需要强调的是，一般工薪律师不能自己接业务，只有这点工资。遇到个别好的所，偶尔会给点奖金，基本上也就是年底双薪的水平。

进入法院则完全不一样，基本上大城市硕士毕业，小地方普通本科毕业，通过公考、司考即可，收入2-4千左右。虽然数额不高，但别忘了法官吃饭，基本有食堂。电话，基本公费。生病、公积金和养老等，公务员待遇。也不需要向律师一样交管理费，租办公场地。有些法院甚至连理发师都有，没有的也很多发消费卡。律师全部没宿舍，但有些法院提供宿舍。这些隐形收入，又是几千。

综合考虑这些，我建议，如果刚入行，不妨先考个公务员去做法官，至少没有生存危机。（当然，有人爱较劲，说什么律师不学无术，门槛低，过个司考就成。我承认，确实律师中有很多不学无术的。但理性的讨论，是均值的讨论，而不是极值的比较。如果比较极值，律师也可以讽刺法官，至少律师全是过了司考的，可法官有一大堆是连司考都过不了，过了司考的还搞不清楚到底是大司考还是小司考，真要是较劲往下比，律师还真可以有点自信。）

然后说工作了几年的。

大所非诉的，工资1-2万，但基本到头了。如果不能独立接项目，这辈子就这样了。

诉讼，很大一批律师还是没业务，实在无法满足温饱，改行了。法官里面很少有因为温饱不能满足而改行的吧。

剩下一批成长起来的，有收入，年20-40万左右收入。但是这个收入是要靠每月几百的电话费，几千上万的交通费，N多的交际费，几万的场地、工具成本费来支撑的，还要自己看病买房吧。但是此时的法官还是没有这些支出，相反，法官该分房了。这几年，光北京一地，法官分房就有几波了。即便不分房，政策房有优先吧。（这里还有句题外话，以法院名义建小产权房，团购小产权房的事情这几年不是个案吧，所以，你当心小产权干嘛，买吧，法官都在大量买）你可以折算一下，这个房子的隐形收入，法官的年收入是多少？（还是上面那句话，别较劲，说什么不是所有法官都有便宜房，往下比，律师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你怎么不看呢？）

个别律师工作几年就收入百万，要么是有关系，要么是人精，会发现案源，维护客户，办案。律师这个行业，大门永远敞开。如果法官有关系，那做律师法官无所谓，天地广阔，随便你。如果法官自认人精，其实继续做法官也挺好，上去的快，如果更喜欢赚钱，那就出来做律师。对于人精而言，做律师确实比做法官要收入多得多。

最后说出头的。

所谓出头，就是当法官成领导的，做律师成老板的。到了这个级别，各种隐形福利是不具有可比性的，但很明确的一点，各有自在各有烦。到底哪个好，全看个人性格了。有风光无限的，也有突然退隐的，个中冷暖，如饮自知。

二、法官与律师的其他选择问题

虽然收入很重要，但人毕竟不是只为钱活着，还要考虑其他问题。下面谈点其他要考虑的问题。

虽然德肖微茨说：“认真负责，积极热心的辩护律师是自由的最后堡垒——是抵抗气势汹汹的政府欺负它的子民的最后一道防线。辩护律师的任务正是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挑战，要这些权势在握的尊者对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做出格行动前三思而后行，想想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去呼吁，去保护那些孤立无援无权无势的民众的正当权利。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辩护之人的态度。在大部分专制国家里，独立自主的辩护律师队伍是不存在的。专制压迫肆无忌惮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政府开始迫害辩护律师。”似乎律师的社会作用很大，但我个人的建议，单就职业而言，我一直认为，如何既可以做法官，又可以做律师，还是首选法官。

虽然我国当下体制不佳，普通案子都要领导同意才能发判决，敏感案件中的法官更是只能配合安排。但是，法官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裁判权。一个好人，在法官的位置上，总能为这个世界做点好事。我当年做了两年的专职农民工法律援助，每月只有一千或两千的生活补助，连还房贷都不够，如果不是遇到很多认真负责的法官，为这个社会守护住了良心，我真的没法坚持两年。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信仰法律的人，那么去做法官，律师只能为法律鼓与呼，而法官则能直接适用法律。

如果你是功利的人，但没有市场营销的能力，那么去做法官，法官不需要找案源，还有公务员待遇。做几年法官，有了人脉和对营销的自信可以出来，没有人脉，没有案源就继续安心工作，进退皆可。

如果你信仰法律，但受不了体制，就做律师吧。虽然做律师可能会饿肚皮，但至少能够在一段的时间内为这个世界贡献一点自己的努力。就像我，虽然我现在常说，当年真不应该放弃警察工作。但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律师。我永远都没有学会隐忍，所以我宁可出来饿肚子，也不受不住在体制内的那种感觉。

三、法治

此段既写给朋友，也写给其他对法治有兴趣的人——无论你选择做什么，请了解一些有关法治的基本历史，想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

因为靖江案，最近有法官说律师抗议是非法治，认为只有走司法程序才是法治。我个人的建议是，别信这些鬼话。

所谓法治，简单说是依法行事。法律赋予了公民信访、言论的自由，那么你就可以行使这些权利。法治允许公民充分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每一项权利，并敢于为之斗争。所谓法治是一种不但为己，也要为他人的积极自由，而把法治限缩解释为只能等法院裁决则是对权利的垄断，实质是反正义的。霍姆斯说，法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的研究。那么历史上，南非的法律曾规定种族隔离，如果曼德拉只走司法程序，结果会如何？美国是很多人的法治圣地，但是美国的法律曾根本不把黑人当人，如果马丁路德金、林肯等人只走法律程序，或许今天的美国还在畜奴。

你必须明白，在法律体系中，存在多个价值位阶，而法治就是在不同的价值取舍中做到衡平。如北京某法院曾发生法警当庭扇被告人耳光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虽然在现行法律中不允许录音录像，但我还是建议各位把他录下来，公布出去。因为在恶行面前，有更高位阶的法律在召唤你，你此时录像，是在行使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权。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暴力、侮辱、欺诈等法外之术，实施任何经法律赋权的行为都是法治。这绝不是理论上的逻辑，而是全世界的通例。还是以法律人最喜欢说得美国为例。美国虽然没有信访这个名词，但实质上确有类似信访这样的活动。美国的当事人同样可以向各机构发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各机构可根据自己判断来对法庭发出意见书，供法庭参考，帮助法庭有效审理案件。

但是，为什么在美国行之有效的方式，到了中国就变了样呢？这固然有体制的问题，但很重要的是集体的沉默。国内诸多法官甚为羡慕的美国最高法院，最初连固定办公地都没有，只能借用国会的一个地下室。是法官通过自己的努力，特别是马歇尔敢于同时对抗总统和国会，才赢来尊严。美国的汉德法官不惜冒着自毁前程的风险而捍卫言论自由，最终彪炳史册。台湾也曾经发生法官联名抗议辞职的事件，为台湾的司法独立作出了贡献。所以，马丁路德金说，比敌人更可怕的，是集体的沉默。

如果有一只猎人的鹰，总说自己是百鸟王，希望得到尊重。大家都说，百鸟王应该翱翔在天空，你快逃生吧。鹰说，不，我只等着主人放我。于是大家心中明了，这鹰已成训化的鹰爪，对自由﹑尊严不过叶公好龙。法治允许他人行使合法权利，也允许法官坚守自己。因为有人信访，政府施压，法院就改变初衷，只能说明法院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这些话，请记在心里。因为无论是你做法官还是做律师，只有你想明白自己想要的，才可能在这份职业中获得快乐。如果你根本就误读了法治的概念，那么无论做什么工作，你都会痛苦。

四、法官与律师的关系

近几年来，全国人大会议在审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时，投票中的反对票、弃权票数量不小，且年年增多。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更是历史性垫底。

为什么大家会对司法工作如此不满？答案就是法院年年错案，降低了国民的安全感。对于错案何以发生？见仁见智，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告人未能得到有效的辩护。任何一个法律人都知道，刑事法律关系是个体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对抗，个体一旦被追诉便会陷于精神上的窘迫、时间与金钱上的消耗以及人格上的严重折磨，使其处于持续的忧虑与危险之中，导致个体难以完成自救。而辩护律师的价值，就是要平衡个体与国家机关之间的悬殊差距，就要在个体与国家机关之间建立起平等、有效的检视程序。

可是，中国的部分法官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辩护律师说话。如此作为，怎么可能不发生错案？事实已经证明，每一件错案的背后都隐藏着侵害律师辩护权的恶行。而与之相反，凡是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案件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广西北海案，如果没有一大批律师的死磕，特别是如果没有杨在新律师的宁折不曲，无辜少年早成冤鬼。江苏常熟案，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据理力争，合法抗暴的勇敢者早陷牢狱，国人也必然落入遇事缩头、唾面自干的道德黑洞。贵阳小河案，正是辩护律师的全力阻击，才最大程度地遏制了法官的恣意妄为，并最终以“小河条款”的形式完善了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可以说，辩护律师是法官的天然共同体。律师兴，则法官兴。只有辩护律师能够有效存在，法官才不会沦为公、检机关的玩偶和替死鬼。重庆“打黑”，整个司法系统皆为其背书，公器异化为家奴。赵作海、聂树彬、杜培武等案，侦办人员擒良冒功，平步青云，一朝事败，却是法院受骂名。如果，仅仅是如果，法官能够在每个案件中为律师提供平等的辩护机会，中国的错案何至如此之多，法官的声名何至如此之低。

英国诗人多恩说：“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敲，是为你。”辩护律师其实是法官的“伙伴”。据全国律协的数据，从事刑辩业务的律师逐年减少，长此以往，侦检机关没有了“对手”，那么法院也就只是一块橡皮图章。因为，所谓“打击犯罪”，只需军、警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选择做法官，请善待律师，律师可以问你提供职业保护。如果你选择做律师，也请善待有良心的法官，因为只有法官和律师一同为权利而战，案件才能取得好的结果。每个群体都有败类，但有些法官只看到坏律师，有些律师只看坏法官。司法的整体评价本是体制造成的，同为法律人，大家没有戮力同心，共同抵制、改变这个体制，反而是相互指责，勇于私斗，不识公义，这才是法律人的悲哀，法治的悲哀。

五、结语

说了这么多，可能你已经发现，到底是做法官好还是做律师好，真的没有明确标准，全看你自己。我只有一句话相赠，君子和而不同，但仁心想通。只要你是真心为了这个世界可以变得会更好，那么请记住汉德法官说，自由的精神是对其是否正确不很有把握的精神，自由的精神是尽力理解别人的见解的精神。无论将来你我从事了何种工作，为了法治，为了正义，你我理性宽容，各自珍重。万不要落入敌人支持就反对的旧窠。

第四篇：重庆全面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

重庆全面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

2011-05-09system

日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律师阅卷管理规定》，明确刑辩律师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这是重庆法院全面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的又一举措。

据介绍，重庆法院在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上，坚持标本兼治，疏堵并重，通过既搭“连心桥”又筑“防火墙”的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减少司法不廉，提升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在便利律师阅卷方面，重庆高院还规定，代理民事、行政诉讼和执行、国家赔偿等案件的律师有权查阅所代理案件的有关材料、终结案件的有关材料，并针对法院严格安保措施后部分律师出庭不便的问题，专项明确律师持相关证件即可免安检进入法院审判区域。在采访中，记者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在“涉黑”案件审理中，全面保障全国各地共600多名律师参与“涉黑”案件辩护，法庭给律师的发言时间累计超过控方23.5%，对定罪量刑有实质影响的辩护意见在15件案件中被采纳95次。

“法官平等对待公诉人和辩护人，对律师在代理权限内发表的意见，制作裁判文书时应归纳评述并明确告知是否予纳”作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刚性要求，写入重庆高院与重庆市司法局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维护司法公正的意见》。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法官与律师这对敏感群体之间如何实现良性沟通？重庆高院有这样一些做法：重庆高院与市司法局建立常态工作联系机制，每年召开一次工作座谈会，相互听取意见和建议。每年年底重庆高院会同市司法局收集律师群体对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并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遇到有关法律适用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法院统一规范或明确指导意见的，可通过重庆市律协向重庆高院提出建议，法院应予答复等。

重庆高院出台了《关于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工作的审判岗位领导干部任职限制的规定》，全面调查法官配偶、父母、子女从业情况，对配偶、父母、子女在本地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实行了严格的任职回避。

在清理“显性代理”的同时，重庆高院通过与重庆市司法局共同建立“隐性代理”的信息库。重庆高院每年向重庆市司法局通报离任法官名单,重庆市司法局每年向重庆高院通报一次离任法官、法官近亲属“隐性代理”的情况。

第五篇：浅谈法官和律师的相互关系（定稿）

浅谈法官和律师的相互关系

法官和律师同为法律工作者，属于法律职业的不同分工，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而律师则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但由于两者都负有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的共同目的，因此可以说他们都是“护法使者”。然而毕竟法官和律师属于不同的法律职业，毕竟法官是“在位的法曹”而律师是“在野的法曹”，因此需要正确处理好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否则，会损害司法的公正和独立性，也影响律师队伍的健康发展。

关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正常的工作交往关系也有人认为他们应当为相互联合、相互制衡的关系.这些提法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这些提法虽不无道理，但还未完全概括两者的双互关系，我认为，二者的相互关系应为：相互独立、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互为监督。下面对此分别阐

（一）关于相互独立

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人员，其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和干预。《法官法》第8条规定：法官享有的权利之一是“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其中“个人的干涉”不仅包括党政干部、上级领导等人士的干涉，也包括律师及其他个人的干涉。问题在于，律师作为“在野的法曹”，如果能够干预操有审判大权的法官呢？律师如何能够影响到法官的独立呢？对此需要就独立性问题作全面的理解。实际上“司法独立”一词，不仅是指司法不应受到来自行政、社会团体等的干预，而且还应当指司法人员对自我独立。所谓独立于自我，是指司法人员在行使审判权时，要除去自我，不受名利、金钱等的诱惑，要去处贪欲、去处恶念、去处私心，不惧权势，心存正义，公正裁判。总之，要以无私无畏之心进行裁判。可见，独立性也涉及到法官的伦理道德精神问题。就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而言，应为一种正当的工作

交往关系，而绝不应当形成亲密无间关系，甚至发展到金钱交往等不道德甚至非法的关系，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和裁判的公正便不复存在。

我认为，目前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的因素之一，是某些律师和法官违反职业道德，形成金钱交往关系。一方面，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在诉讼中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案情提供证据和适用法律的建议，而是为打赢官司，想方设法打通法院门路，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因请法官吃喝玩乐而出现了所谓“三陪律师”，有的律师整天琢磨同法官拉关系、搞公关，有的律师充当腐败源，利用支付介绍费、咨询费、案源费、回扣、提成手段腐蚀司法人员，干扰法官的依法办案，在败坏社会风气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许多律师正面临一种实在令人痛心的道德危机。另一方面，一些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甘愿自我贬低法官的崇高形象，而经常与律师吃吃喝喝，晚上在娱乐场所消磨，有的主动要求律师报销费用，或向律师介绍案件从而收取费用，或向律师透露合仪庭、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内容，利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此种状况以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打官司不如打关系”的说法，律师的作用是攻法院之关，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律师在人民众心中的地位也受短到损害.许多人甚至对律师职业的必要性提出怀疑。

我认为，充当“腐败源”的律师毕竟是极少数人，对这些害群之马的厌恶，不应影响到对整个律师制度的重要价值的评价和认识。我们需要对整个司法界进行制度和职业道德建设、整顿风纪，对腐败份子一定要清理出司法队伍，同时对律师要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和队伍素质建设，对一些素质很差的，甘愿充当“腐败源”的律师也应当清除，绝不能姑息。否则，中国律师的发展将会迷失方向，这无疑对中国法治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正确理顺法官和律师的关系，法官和律师应当相互独立、正常交往。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和职业道德，确保二者之间的独立性和正当的交往关系。一方面，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遵循职业道德、始终保持独立和公正地位。法

官与律师保持独立，不应受到各种金钱或物质的引诱，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律师，向当事人指定或介绍律师，或在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甚至兼职，造成角色混淆。法官也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请吃和馈赠钱物，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报销各种费用，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提供娱乐场所进行娱乐等等，这些都应成为法官的基本职业道德。法官更不得与一方的律师沆瀣一气、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律师也应要遵守职业道德、保持职业上的独立性，努力维护其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在从事其职业活动时，要独立与法官，不受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干涉。同时也要与其委托人保持独立，不得受其委托人意志的左右。在承办案件中，不得与法官建立不正当联系。根据我国律师法第35条，律师在职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向法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者行贿，或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律师道德规范》第18条规定：“律师不得以影响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为目的，与本案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仲裁人员在非办公场所接触，不得向上述人员馈赠钱物，也不得以许诺、回报或提供其他便利等方式，与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进行交易。”律师也不得邀请法官参与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或聘请法官作顾问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者，应当受到查处。律师在开拓业务的过程中，也不应当向当事人炫耀和吹嘘其与法官的关系，甚至吹嘘其与法官的亲属之间的关系，这样做都使律师丧失了职业方面的独立人格。只有保持相互的独立性，才能使司法保持纯洁性和公正性。

二、关于相互尊重

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有关纠纷进行裁判，各类纠纷必须依法官的裁决才能最后解决。因而法官的裁判活动和裁判结果应受到充分尊重，尤其是应受到律师的尊重，如果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律师不能尊重司法的权威性和尊严，则很难使当事人和一般民众产生对司法的敬重和信赖。所以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要求律师要严守法庭纪律，不得损害审判机关的威信和名誉，甚至要求律师在从事职业宣誓时要宣誓尊重法院。律师在庭审中必须尊重法官，因为对法官的尊重不是对某个人的尊

重，而是对国家法律的执行者的尊重、对国家司法权的尊重。如《意大利诉讼法典》第89条规定：“在向法庭出示的文件或对法庭所作的陈述中，诉讼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不得使用无礼或无根据的言词”。我国《律师道德规范》第21条也规定：“律师应当遵守法庭、仲裁庭纪律，尊重法官和仲裁员，应当遵守出庭时间，提交法律文书期限及其他与履行职业有关的程序规定。”《律师法》第35条也严格禁止律师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在庭审活动中，也必须向法官忠实作出陈述，不得隐瞒重要事实，提供虚假证据。这些都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从实践来看，律师不尊重法官甚至藐视法官的现象并不多见，除了极个别曾经在法院工作过的法官转任律师职业的人，可能对法官“摆老资格，对法院审判工作强行干涉”，或极个别素质很差的律师对法官出言不逊，甚至污骂法官的情况以外，一般的律师对法官是十分尊重的，甚至出现某些律师因惧怕得罪法官而在法官面前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如果律师不尊重法官，不仅会直接影响律师直接承办的案件的结果，而且会影响律师的生计，因此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律师对法官的尊重不应成为问题。

在律师和法官的相互尊重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法官对律师不尊重。此种不尊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律师意见的不尊重，甚至无视律师的作用。尤其是受原有的超职权的审判方式的影响，法官过多地行使职权，使律师很难发挥作用。许多法官对律师采取一种“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辩归辩、判归判，对律师提供的证据和意见，根本不做认真地分析、评价和听取。二是某些法官对律师的人格不尊重，表现在接待律师时傲慢无礼，在法庭上对律师失言努责，或尖刻叽评，使律师无地自容，某些法官出庭迟到，更改开庭时间不通知律师和当事人。三是某些法官违反规定，拒绝律师要求阅卷等方面的正当权利，甚至出现在法庭上因律师直言而被轰出法庭的现象。这些行为虽发生在极少数的法官身上，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从律师和法官在法律职业上的相同性及渊源上相同性方面来看，二者之间不应存在上述隔阂。一些学者分析，法官对律师不尊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官同律师之间在学识、经历、渊源上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情感的差异。法官和律师来自于不同的渠道，许多法官未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这样“因两类人员没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工作背景，也不存在制度化的交流渠道，因而奠定了两种职业阶层互不认同的心理状态上法官总是比律师更为优越”。此种看法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认为许多法官不能认同律师职业，也不十分确切。一方面，法官的专业素质虽然从总体上不如律师，但许多法官具有不少司法实践经验，且法院系统也十分重视业务培训，经过多年的实践培训，许多人已逐渐掌握了必备法律专业知识。律师和法官不存在专业知识上不能沟通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司法人员转任为律师，或因为许多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进入法院，职业上的沟通和所谓“制度化的交流渠道”是存在的，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少法官存在着一种不恰当的认识，即认为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因此法官是“官”，而律师只是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代理人，是民间人士。官与民之间本不应当有对等。法官是诉讼中的指挥者和裁判者，律师毫无疑问应听从法官的支配和指挥。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的封建人身依附和官本位的国家，产生上述观点是不奇怪的。但这种观点的支配导致了某些法官不能准确理解自身的角色，并在工作上常常对律师不够尊重。实际上，法官虽为审判人员，但只是中立的第三者，与当事人及其律师之间根本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裁判者是根本不能成为支配者的。至于法官和律师，同为司法工作者，谈不上所谓“官”与民的区分。如果存在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律师和法官都是维护国家法治这架马车的“两个车轮”，彼此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徐显明指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对法官、检查官的尊重程度表明法治的程度。相同的道理，法官、检查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则表明了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法官如果不尊重律师，法官也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而法官的受尊重和律师的受尊重，都缘于他们对公正的职业追求”。法官应当充分意识律师职

业在法治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尊重律师，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和代理意见，认真分析律师所提供的各种证据和材料，仔细参考律师提出的法律适用意见。同时对律师的享有的正当权利和人格尊严给予充分尊重。对律师应当态度和蔼、礼遇，这些都是一个高素质的法官所具有的品德。当然，律师要获得他人的尊重，首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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