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现状之分析（定稿）

第一篇：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现状之分析（定稿）

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日趋完善，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对各种 影响 或者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 问题 愈发深恶痛绝。但是，由于司法环境和 社会 传统以及职业道德素养等因素的影响，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裁判结果，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少数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一些群众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产生怀疑。近年来出现的个别法官和律师串通，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损害当事人利益，影响司法公正，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是对我国《法官法》和《律师法》严重地亵渎。国家及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此情况纷纷出台“禁令”、“规定”，对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加以“限制”。正确处理三者关系，不仅有利于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有利于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本文根据对法院、律师事务所以及当事人的调查、走访，深入探究形成三者关系现状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和完善措施。

一、我国现阶段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现状“从今天开始，有‘接受当事人及其律师请吃，为当事人介绍律师’等行为的法官将被撤职、开除甚至追究刑事责任。”2004年8月18日上午9时30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相互关系的六条禁止性规定》（以下简称《禁令》），目的在于加强对法官的约束和管理，构筑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间的“隔离带”，划定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相互关系的“底线”。此“禁令”一出台，全国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纷纷效仿，相继颁布“禁令”、“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对法官、律师、当事人关系加以限制。同时，各种“禁令”、“规定”的出台也又一次引起了我们对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的思考。我们通过对天津、北京、河北、四川等地的法院、律师事务所以及当事人的走访，发现这一问题对某些法官和律师极为敏感，甚至闭口不谈。通过对个别律师和法官以及对十几名当事人的走访，以下几种情况在三者关系中反映较为突出：

（一）、法官和当事人

1、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托关系、找门路、花钱买“人情”的现象非常严重，即便是在胜诉把握非常大的案件中，当事人找关系的现象还是非常普遍。走访中，当事人这样说：“我们也不想多花那份钱，但是没办法，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啊！你不找关系，要是对方找了怎么办，对方找了就可能赢啊！”而大多数找关系的当事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想方设法与法官撤上关系，而与法官的关系撤上以后，法官在审判中基本上都是有所倾向的。

2、当事人找到法院所在地区的人大代表、党政领导，通过这种关系，让他们对案件审判的进行能够给予干涉或直接给法官施加压力。这种现象对于法官来说是很无奈的，他们为了不得罪人，保住自己的“大盖帽”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对审判所进行的干涉。

3、法官为了个人的利益，主动对当事人进行暗示，以自己的权换当事人的钱。据调查，该情况在小案件中常有发生，法官借此机会想“捞上一小笔”。而当事人为了能够胜诉，对法官的暗示也是心知肚明——掏腰包，紧接着就是“胜诉”的宣判。

（二）、律师和当事人

1、某些律师为了个人利益，故意曲解 法律 规定，迎合当事人的不合理，甚至非法委托或授意委托人（当事人）规避法律，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此现象在律师行业中发生较为普遍，严重影响和破坏了司法的公正，导致公民对法律认识的严重扭曲。

2、律师与法官恶意串通，由律师给当事人“做工作”，利用当事人对法律的无知，而希望打赢官司的心理，唆使当事人与法官进行权钱交易，以谋取个人利益。此现象在近两年呈现泛滥趋势。

3、律师与当事人共同谋划与法官拉关系，例如：私自会见法官，送礼，请法官吃饭等现象。这是当事人与律师的个人利益在一点上集中出现的现象。据调查显示，此现象的发生频率是最高的。

（三）、法官与律师

1、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私自会见律师，向律师透露案件的相关情况。这是我国的《法官法》明令禁止的行为，当属违法行为，而法官为个人私利、人情关系，知法犯法，他们的行为谁来管？

2、某些法官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违反规定为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作为其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介绍代理、辩护等法律服务业务，或者按时当事人更换承办案件的律师。这些行为都是由于律师给了法官回扣、提成等作为交换条件，法官才这样做的。这是明显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任，是职业道德低下的重要体现。

（四）、法官职务犯罪常用手段我们在调查走访中对法官为谋取私利的职务犯罪现象予以了特别的关注，通过对多位律师和当事人的采访，我们 总结 出，与三者关系密切相关的法官职务犯罪手段：一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如某市中级法院原院长程某在该院审理陈某与丈夫何某离婚上诉案时，先是收受陈某5000元贿赂，向办案人员打招呼要求审理时向陈倾斜；在收受何某1万元贿赂后，又安排该院受理何某申诉，责成法庭暂缓执行。还有的法官“两头吃”以后，不敢依法判决，就想方设法调解，使案子久拖不决。二是造假案。如某市某区法院法官陈某，私自受理官汉某诉刘某某债务纠纷案，并收取诉讼费1万元。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审理程序情况下，制作了一份假民事判决书并交付执行。陈以此为手段，先后制造假案14起，受贿20.9万元。在这位法官家中，搜出了其私藏的已盖公章的各种法律文书30余种100多份。三是抢管辖。为了利用自己的审判权、执行权给请托人或亲友谋利益，违反案件管辖规定受理案件。四是卖证据。为谋取个人私利，法官将法院负责调查取证案件的证据，以高价卖给当事人中的一方，从而使一方当事人在案件的审理中占据“优势”。法官的职务犯罪正在朝着扩大化的趋势 发展。而在民事案件中这样的现象体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在影响力很小的案件中，发生法官职务犯罪的概率是最高的。实际上，这正是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以各自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而达成的一种默认的“协议”。而这个“协议”是违法的。

（五）、相关链接●1997年——2000年，原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法院院长费明受贿17万余元，在庭审中，费明指认了多名律师行贿，经法庭认定的有7人。其中不乏苏州当地的著名律师。●2002年，湖北省荆门市10名律师向5名法官行贿，金额达40余万元。●2004年1月11日，武汉市中院13名法官因涉嫌受贿，先后受到法律追究的事情被披露出来。这起案件中还有20多家律师事务所的44名律师涉案。●2004年11月，北京律师翟某为争揽诉讼代理业务，竟以邮寄书信的方式许诺给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某法官40%的介绍费，法官收信后当即进行了举报，翟某后来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销律师证书。在我们的走访、调查过程中上述现象体现比较普遍。但因涉及众多难言之隐，以至调查无法深入开展，更有甚者闭口不谈此事，给我们以天下太平的假象。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果真如此吗？大概并非如此吧。暴光的 自然 不必说，而隐藏于法治之中的现象又何从查起呢？个别律师给我们讲到隐于其中的司法腐败现象，并确认该现象所遵循的已成为 中国 司法的一条潜规则（由于涉及司法隐私，在此不再具体介绍）。潜规则控制着显规则的方向，当然，方向也自然就偏了。总而言之，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现在正在朝着一个极不正常的方向发展，正一步步影响着司法公正。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形成现阶段三者关系现状的原因

（一）、人情大于王法

1、“人情社会”在我国根深蒂固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一直是个人情气氛很浓的国家，这种靠血缘伦理关系维持的社会，缺乏法理契约型社会的传统，因而轻法治重人情。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缺少深入贯彻的社会气氛，往往在人情面前大打折扣。从人际关系方面看，“重人情，讲面子”是中国人维系关系的一条准则，我们无法置疑它的优点，但往往人们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极易引发歪曲评价，他们评价的不是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办事能力，而是能不能“做人”，会不会“做人”，根本上说就是能不能“不得罪人”。因此，这种评价助长了“不得罪人”，“做老好人”的处事风格，形成了现在“讲人情”的社会风气。而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又必然要受到这种社会风气和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无情地把一个具有果断坚定性格的人放在错误的人情环境中加以考量，这种考量的压力很可能使人变得唯唯诺诺，凡事先考虑人情，这样一旦缺乏监督就无法保证执行的得力与否，甚至可能包庇萌佑，最终会监守自盗，酿成腐败！——这或许也应该算是司法腐败的一大社会根源吧！北京大学在一次针对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 教育 之后的结果也不均等。“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整合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参与这次调查报告撰写的北大教育 经济 研究 所副教授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该调查一共取得来自7个省34所高校的15222份有效样本。多年来，对于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只要家里有“关系”，有“门路”，就要用上，无论是大事、小事。而为了维系这样的“关系”，这样的“门路”，不惜逢年过节大花上一笔，这已经成为了社会的风气，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传统。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这样以来促进了社会消费水平，盘活了许多即将面临倒闭的公司、企业，挽救了一大批即将下岗的工人，还为许多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这样看来“买人情”似乎还是在为社会主义社会做贡献了！实际上这样的表面现象掩盖不了“人情社会”的实质。送礼实质上就是送人情，等于将人的感情赋予礼品中，而金钱在这里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实质上中国的“人情社会”就是金钱社会的一种演变形式。而这样的社会形态，使某些国人形成一种惰性——不思进取。因为他们看来“人情”可以买通一切。这样的惰性一旦滋长，那么势必会影响人才的合理利用，既而影响到国家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所谓“人情社会”，在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是何等冷酷无情的真面目！所以说“人情社会最无情”。

2、人情社会下的法治（1）、“人情大于王法”是人治的体现人治，实质上就是根据某个人的利害选择和感情取向来决策的治理方式。在法治社会里，人情虽然也存在，但它不会大于王法；而在人治社会里，人情不仅大于王法，还是人治的一种支撑。因为，在人治社会里，各种人情资源都集中在统治者的手中，他们掌握着下层人物贫富、荣辱、升迁，乃至于生死的权力。下层人物要想取得生存、发展，趋利避害，甚至是求得公平，都需要仰面求人，通过各种人情渠道换取当权者恩赐的雨露阳光；这样一来，人们也就众星捧月似的凝聚在了当权者的周围。人们在“不谙世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阶段，也许还对这种人情交易看不惯，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并做得津津有味了，总觉得暖洋洋的人情关系要比冷冰冰的法权关系好。时下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打官司就是打‘关系’”——一遇到诉讼，首先就是找门路，托关系，送红包；其目的并非都是要颠倒黑白，有许多只是希望能依法得到公正的判决。前不久，看到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位诉讼者坐在律师事务所里，伸长了脖子，神秘兮兮地面对律师问道：“您法院里有认识人吗？”——这绝不是漫画作者无根据的虚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2）、人情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当事人或律师利用地方党委、政府、人大官员或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行政力量对案件进行各种形式正当或不正当的过问、批条、关注、协调、评查等。这些方式直接作用于管着办案法官的领导们，从而高效地堂而皇之地打破了国家法律所要极力维护的东西，而当事人和律师又是怎样和那些给他们批条子，走“后门”的人建立关系的呢？那就要归功于“人情”了，正是“人情”将他们联系到了一起，而“人情”又是什么？是金钱与权力的交换，是利益与利益的交换。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同样是“人情”在作祟。在“人情”二字面前，法律遭到亵渎，司法公正更是难以实现，在我国建立法制国家的关键阶段，“人情”依然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之上，甚至“站到”了法律之上，不得不说这是法治的悲哀，是司法工作者的悲哀。“法”象征着公正、公平，这是它的基本特征。司法的公正影响着社会秩序，更关系到国家的 政治 稳定和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它的重要性毋庸质疑。然而，现在“人情”却在一步步吞噬着公正，影响着国家的法制建设。

（二）、法官的法律职业伦理

1、法官的职业形象为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的法官队伍，规范和完善法官职业道德标准，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维护法官和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于2001年制定并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在《准则》中有这样几条规定值得我们深思。（见附）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前12条“准则”都是对法官职业形象的规定。法官职业形象最核心的是公正，最关键的是廉洁。公正是审判的灵魂和生命，是审判工作全部价值所在，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说得好:“法官的使命在于，依照法律对产生争议的法律问题作出具有最终效力的判决，并以此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法官应该是传承公平、正义的使者；是个人良知和法律信念的代表者；是各种冲突的承受者。公正和效率是法官的生命线，对每一个法官而言，就像阳光对于每一个人那样，是生命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法官的形象公正正是当事人直接感知的司法公正。它包括两方面的 内容，即法官自身修养及品质，以及法官在法庭审判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公正，如法庭装饰布置、法槌法袍使用、庭审言语举止、裁判文书等外在形象，这才是最为突出的内容。法官的形象公正是建立在程序公正和司法公正基础上，但又超越二者，是更高一层的司法公正，是可触摸和感知的公正。三者关系是：形象公正需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来实现，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也需要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形象公正来实现，三者缺一不可，互为有机统一体。法官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形象，这是由其权利、职业、群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权利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权的权威性、重大性和导向性上。权威性，是因为司法权是调节社会各种矛盾的最终裁判权。不论个人或单位，对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重大性，是因为审判权是生杀予夺大权，一纸判决，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单位的命运；导向性，是因为法官判案，也就是判断是非，审判的结果是要体现社会的正义、导向和价值标准。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的独立性、中立性、公开性和程序性上。独立性，不仅审判活动要独立，而且要求法官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受任何个人或上司的非法干预；中立性，法官是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必须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一方，歧视另一方；公开审判，是基本诉讼原则之一。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以公开促公正；程序性，程序公正是可以实现的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官不能在“法律事实”以外寻求裁判的依据，而只有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所认定的事实才成其为“法律事实”。群体的特殊性，是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和代言人，是社会的精英，应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法官一方面要以娴熟的法律水平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要以崇高的职业道德行使裁判职能。总之，为了法官职业的纯洁和尊严，为了维护法官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为了保障司法职责的正常履行，法官必须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称职的法官应该集公正的意识、和深厚的法学修养于一身。

2、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力过大何谓法官自由裁量权？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问题。英国法学家戴维•m•沃克给自由裁量权下过一个定义：“自由裁量权，指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力或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根据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这种权力。”而美国法学教授约翰•享利•梅里曼认为：审判上的自由裁量权，是普通法系法官传统固有的权力，是指“能够根据案件事实决定其法律后果，为了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可以不拘泥于法律，还能够不断解释法律使之更合于社会的变化。”尽管沃克和梅里曼关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论述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认为法官自由裁量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一种司法权。这就将其从性质上同行政自由裁量权区分了开来，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来源是法律授权；第二，是法官在特定情况下，针对不同案情，依据自己的判断而作出适当决定的权力；第三，作出决定的依据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基于国外学者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认识，我国的法学家也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含义作了各种各样的表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有缺陷时，法官根据法律授予的职权，在有限范围内按照公正原则处理案件的权力。我国是一个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久的国家，法制建设还不甚完善立法工作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的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松，是我国法制不健全的主要体现之一，例如：我国《刑法》第249条规定：“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本法条中，有这样的字眼，“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而实际上“严重”和“特别严重”的界线就是由法官来掌握的，是由法官的主观意识来决定的。而正是这样的一个“空当”，可以被很多人利用，用金钱来填补“空当”，使法官的裁决有所倾向。所以说自由裁量权的不完善，从某种程度上给了法官、律师、当事人很大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无视法律，藐视公正的自由。实质上自由裁量权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在保护正义的同时极容易伤害正义，甚至如果被心术不正的人滥用将成为其作恶的工具。因此，任何法官都必须慎用。然故严格法治主义者主张“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将法官变成一台自动售货机，输入事实，将法律对号入座然后输出判决。”但这种完全排除自由裁量权的 理论 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司法实践中根本无法实行。事实上，几乎所有案件的判决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时，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社会弱者的关怀、对自然法理念及公平、正义精神的追求，服从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做出合乎法律、合乎人性、公平、经得起 历史 考验的判决。

（三）、律师的职业道德伦理

律师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也是纯洁律师队伍、维护律师职业声誉、推动律师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重要保证。从世界各国的有关规定来看，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以下特征:

1、其表现形式是将抽象、概括的职业道德标准以具体、明确的义务性或禁止性条款规定在律师组织的有关章程和规则中，甚至规定在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有关法律之中，从而形成律师职业行为的具体规则；

2、其调整的内容涉及律师在其职业活动中与法院、与委托人、与同行、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等诸方面；

3、其保证实施的方式主要依国家强制力或律师组织纪律的强制力对违反规则者给予惩戒。从以上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的特征上看，律师作为法律人的法律职业伦理与道德行为，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标准：标准一：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律师必须保持良好的形象和声誉。由于律师的使命在于维护人权，实现正义，所以各国的立法均对律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德国《律师法》第43条规定：“律师须认真执行职务，在执行职务时或执行职务以外均应表现得值得尊重和信赖。”日本《律师道德》第2条规定：“律师在注重名誉、维护信用的同时，应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精深的修养。”我国《律师道德规范》第7条规定：“律师应当道德高尚，廉洁自律，珍惜职业声誉，保证自己的行为无损于律师职业形象。”第11条规定：“律师应当敬业勤业，努力钻研和掌握执业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注重陶冶品德和职业修养。”上述规定说明，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对律师职业道德提出了较高的标准和要求。标准二：法律职业行为的独立。为了保持律师的威信、公正和中立，西方国家普遍要求律师在从事职业活动中，既要独立于司法机关和委托人，也要保护律师职业的垄断性。在美国，律师职业上的独立是指除法律有专门规定外，律师不得与非律师人员分享律师费用，也不得与非律师人员建立旨在从事法律事务的合伙关系。在下述情况中，律师不得同营利性的法律机构进行合作：

1、非律师在这种法律机构中拥有股份；

2、非律师是该法律机构的经理或官员；

3、在这种法律机构中，非律师有权左右律师的职业判断。在法国，法律要求律师不得接受他人雇佣，不得兼营其他与自由、独立不相容的职业，不得兼营任何商业活动，不得兼任合股公司的成员、股份公司的经理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公务员。在日本，法律严禁律师同非律师合作、从对方当事人处接受或向其要求利益、兼职及经营营利性业务。禁止同非律师合作是国际上对律师职业道德的普遍性要求。在律师与非律师的合作中，最可怕的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合作。按照律师的说法，“律师热衷于与法官拉关系，有的是被法官逼出来的。该立案的不给你立案，该给你看的证据不给你看，该送达的文书不去送达，能拖便拖，能赖便赖，拿一份判决书就让你跑上十趟八趟，一个简单的案子可以给你拖上一年半载，你告他不但难以奏效，说不定会上该法院的‘黑名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碰了几次壁之后，你还不得学乖点，赶紧去拉拉关系。

第二篇：【必备】律师如何与侦查员、公诉人、法官和当事人沟通？

【必备】律师如何与侦查员、公诉人、法官和当事人沟通？

演讲：赵荔律师

整理：廖玲娟

公号授权，在此致谢！【导读】本文是根据赵荔律师7月5日在中国律师大讲堂（邢辩群）的语音讲座整理而成，内容主要是关于刑事辩护中的沟通技巧。首先，非常感谢群主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多次邀请我到群里边儿来讲座。我是一个小律师，讲不上讲座，就跟大家沟通一下我多年从事刑事辩护当中一些经验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刑事辩护中的沟通技巧。首先呢，就这个沟通的话题，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一些这个请客送礼呀一些勾兑的事情，那我们这个讲座的沟通了不包括任何形式的勾兑，仅仅只是通过正常的方式、通过语言文字或者其他的方式与他人交流，以期在特定的诉讼阶段达到特定的诉讼或者辩护的目的。刑事辩护的沟通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与侦查人员的沟通，第二部分是跟公诉人的沟通，第三部分跟审判员的沟通，第四部分是跟当事人的沟通。第一部分 律师与侦查人员的沟通通过与侦查人员沟通，了解案件情况，因为在侦查阶段我们还看不到卷宗材料，可能会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在侦查阶段有时候可以申请取保候审，为了取保候审去和侦查人员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侦查人员分三类：第一类就是公安局的刑事警察啊，刑警；第二类是国家安全局的警察，第三类检察院的反贪局或者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的检察人员。三类人员，我总结了下大致有普遍的特点：法律功底普遍不是太深，工作在第一线，很辛苦，在交流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抱怨。根据侦查人员的性格特点分为三种：第一种属于自命清高型，第二种是无所谓型，第三种属于笑面虎型。下面我就分别把这三种类型的侦查人员来分析一下。第一种自命清高型。这种类型的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很容易碰到，也比较多，他表现的特点是说话少，非常少，表情特别冷淡。说话少主要是和律师直接说话少，表现的特别冷漠，对律师有一种明显的抵制的这种感觉，表现的自命清高。对于这种人，从他的这个内心来讲，自命清高型侦查人员在清高的外表之下，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在作怪。为了掩饰恐惧，恐惧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害怕律师介入侦查以后会打乱侦查计划或方向，或者害怕律师发现侦查中违法法律、程序的情况；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害怕由于律师的介入，使他的侦查行为不能够顺利的完成，导致完成不成工作，为了掩饰这种恐惧心理都表现出一种自命清高的形态来抵制律师。应对策略：对待这一类的自命清高型侦查人员，律师要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待呢？我总结了下，律师要有自信的心理，法律功底强，律师都通过司法考试，在法律功底上没问题。然后再针对恐惧心理就是害怕承担责任的心理，律师进行有效地攻击。所谓的攻击，就是以强制强，不是以暴制暴，抓住恐惧心理，然后律师可以提出来，在侦查阶段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刑诉法36条明确规定，按照六部委规定案件有关情况主要是已经查明的主要犯罪事实，你需要跟我说清楚，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说在侦查阶段，已经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啊，包括盗窃罪还有抢劫类或者说还有抢夺罪，侦查人员如果不能如实的向律师表达清楚，你只告诉我他有一个盗窃罪啊或者说你是按盗窃罪批捕的，你不告诉我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个案件到了检察院或者到了法院，我发现还有起诉抢劫罪和抢夺罪，那么这两个罪名呢我们必然的就认定他属于你在侦查的时候并没有让律师了解情况，被告人可能存在自首的情节，因为侦查人员怠于向律师表达主要事实造成的，要相应地承担法律责任。其实这类自命清高型侦查人员是纸老虎，很害怕承担责任，如果有法律规定，是很容易攻破的。在这方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多年以前，我在河北定州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是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不允许律师会见，这个还是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不久。这实施不久其实也有一年的时间了，侦查人员特别抵制律师。当时我把法条拿出来，当时也没有那种智能手机，就是拿着那个刑事诉讼法的这个小本，把具体的法条翻出来去告诉他，你们的行为已经违法，结果这个侦查人员看到我拿出来的法律规定，然后立马就给主管局长打电话，不久就安排我们律师会见了。面对这些类型的侦查人员，律师只要掌握好分寸，还是很容易能够沟通到事实情况的。第二种为无所谓型。这类侦查人员我们也会经常碰到，他主要的表现特点对律师既不欢迎也不抵制，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心态。应对策略：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侦查人员，我也进行那个内心的剖析。他对律师的不重视是一种责任感不强的心态在作怪，就是说，实际上对于他自己的工作没有太大太多的责任感，通常是因为他们都是工作在一线，比较累。首先一点我们律师应该适当的示弱，律师不要表现的特别强势，不要激发他们的对抗，相反的，律师能适当示弱，有利于沟通，求一种职业共同体的亲近感，可以拉近距离。举个例子，北京市西城区曾经办理过一起故意伤害的那个案件，当时是想跟预审人员见面沟通一下这个案件情况，因为我们只会见到了被告，具体的这个案件当中其他的情况我们并不了解。但是，和预审的辅助人员沟通了好几次，才联系到预审人员。见了面之后，我看他是非常的疲惫，然后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站了一晚上岗，也没有休息，我这一上班，你们律师就过来了。”我就主动跟这个侦查人员进行一个沟通，第一步，首先恭维，目的是求一个好感。实际上，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这样的想法就是喜欢听好话。虽然他也知道你是拍马屁了可能爱听，就像那个电视剧里面演的皇帝也知道和珅是在拍马屁，他说的也不一定就是事实，但是心里面就是想听。那实际上正常人他也一样。律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完成的辩护使命。当然这种恭维也不是无原则的，掌握一定的分寸，为的是求得侦查人员的好感。第二步是适当地示弱，比如说我跟你们秘书联系了很久才联系到，让对方放松警惕。侦查人员水平一般，在沟通中，律师一定要表现出专业能力来，在交谈中，如果让侦查人员觉得律师专业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就会获得侦查人员的好感，让他放松警惕，拉近距离，对你个人就会比较尊重，如果获得这些，沟通就比较顺了。第三步，增强“法理共同体”甚至“法律共同体”的亲近感，进而达成沟通目的。龙云富：律师应该有足够的自信从而能够自持——不因沟通对方的态度而受到明显的实质性的影响，保持沟通的连续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用来应对“自命清高型”的侦控机关的工作人员。我跟西城分局的预审人员进行沟通以后，这个预审人员就跟我主动出主意了：你们跟受害人家属沟通了这么久也没有达成谅解，你们愿意出钱又不是不愿意出钱，他们不谅解呢，你们跟他们说清楚，现在谅解的话，家属愿意就主动给钱，要是不谅解的话，这个是轻伤害案件，不会判多重，法院也判不了多少钱，现在给你三天的时间，你给我签合同，如果不同意，三天后我就不跟你谈了。当然了，这个预审人员说的情况也很清楚，律师也很清楚，但是给预审人员角度讲，给我们出主意，说明我们的沟通很顺畅，不会存在什么障碍。第三种叫笑面虎型，特点是表面上特别热情，内心里十分冷淡，你看不出来，但在沟通讲话中可以感觉得到，你很难了解到案件情况。其实针对这类侦查人员，我也进行了个内心分析，实际上抵制律师，跟律师的交流也是存在一种恐惧感，也跟第一种差不多，害怕承担责任，害怕律师介入打乱其工作。应对策略：这类型人员又不像第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表面上是热情的，但是谈到实质内容的时候就是筑起一道防线。对于这种人采取的策略是多交流，是言多必得，而不是言多必失。为什么呢？因为律师对这个案件的了解的这个情况，几乎是零，说你只能从你会见到的这个被告人口中得到的一些这个情况，这些情况侦查人员已经完全掌握了。他们掌握的案件事实，律师可以利用表面热情的方式，多交流多说话，交流过程中，肯定会透露出很多信息。因为，律师不怕信息泄露，我们属于无产阶级，没有更多的信息，通过斗争，如果胜利了就得到整个世界。当然了，对于这类侦查人员，律师能够获得的信息量很少，实际上很难攻破，通过适当交流，也能获取有利有价值的东西。

关于取保候审的沟通，简单口头的还不够，应当有一个正式的书面取保候审申请书，最好附一个社会调查报告，要是本身没能力调查，就委托社会机构调查，这个人被释放社会危害性怎么样，这样会更有利；如果能够提供社区矫正机构的意见，这个人取保候审后愿意提供帮助，协助完成矫正，这样取保候审会更加顺利。关于会见的沟通，新刑诉法通过后，一般来说不存在障碍，在北京还什么问题。但是三类案件，安、怖、贿比较难，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阶段律师一般见不到，虽然法律规定，在妨碍侦查的情况不允许会见，但是这个规定太宽泛了，侦查机关随时可以拿这个作为挡箭牌不让律师会见。第三类案件的事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按照最高检规定50万以上就是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律师在侦查阶段，想要提前进入会见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法律有规定就是最高检办理刑事案件规则第四十六条规定：在侦查终结之前，律师申请会见的应，该安排一次会见。也就是说在反贪局，对于案件侦查终结之前律师是可以会见的，但是律师一定要提一个是会见申请，特别注明是在侦查终结前的会见申请。如果律师申请会见，按照规定一定要安排，否则就是违法的。龙云富：“笑面虎型”侦控人员最难对付，最需要当心，慎防“阴沟里翻船”，主要应对策略是耐心一些耐心一些再耐心一些，相信“言多必得”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第二部分 律师跟公诉人的沟通

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已经可以复制查阅案卷材料了，所以与公诉人的沟通不是太多，需要跟公诉人沟通就是想把自己的辩护意见与公诉人交流，然后达到认同律师的目的。那么与公诉人的沟通，我归结为四个字就是唤醒良知。因为他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它的工作性质属于来料加工，每天会有案件处理，面对杀人抢劫强奸爆炸等案件，内心已经麻木了，看到的被告人都是一个模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与公诉人的沟通，一要多打感情牌，多讲理，少讲法，以情动人，因为每一个案件都能从感情角度切入这个点，利用这个点争取唤醒公诉人的同情心，使他对这个案件能得到另眼相看，能尊重律师意见，也能拿出更多的精力来研究案件。二不要抱太多期待，不要指望你得辩护观点都能说服公诉人，让他赞同，这样几乎不太可能，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公诉人多关注案件，有一些观点让他们知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搞证据突然袭击，手头有一些可能涉及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及早跟公诉人沟通、摊牌。龙云富：取保候审经验之谈，第一，务必附有相关性文书，包括社会调查报告和相关社区愿意接受“社区矫正机构”的积极协助意见。我们与公诉人的交流，公诉人比较反感在法庭上搞突然袭击，很可能把个人偏见带到案件当中，实际上对案件审理是不利的。我们国家的审理情况，证据袭击也不会得起到很大的作用，只能震慑下公诉人。但出现对公诉人不利的那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公诉人通常会向法庭申请延期审理，然后重新调查证据，实际上只是给律师找了一些麻烦。同时，并不会说因为这个证据突然袭击，让庭审发生逆转，让法庭去裁判被告人无罪。这种情况在大陆几乎不太可能出现，所以我建议在这个审查起诉阶段有证据及早和公诉人进行沟通。第三部分 律师与审判人员的沟通律师与审判人员的沟通，分三部分即庭前、庭上，庭后。关于庭前沟通，律师要多谈法律，少谈事实；庭上，多谈事实少谈法律；庭后：法律和事实并谈。

一、庭前沟通，多谈法律少谈事实，更多的要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以对案件证据应用，因为没有开庭，对事实部分尽量少谈。那么庭审当中的沟通，就是多谈事实，少谈法律。因为我们的法律能够谈的我们在庭前已经跟法官交流过了，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尽量的就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情况发表意见。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好多法官会有这样的心态，他不希望律师在法庭上过多的去宣讲法律，然后好像他不懂似得，实际上他可能真的不懂，但是他不希望别人去发现他不懂，所以当律师长篇大论的去阐述一个法律道理的时候，法官会打断，会说这个观点就不要再谈了，我们已经听明白了。

二、庭上沟通，律师发表法律意见、辩护词的时候应该多谈事实、少谈法律。那么法庭调查的那个重点应该是放在对被告人或者证人交叉询问程序。我们注意到，在西方的一些案件审理当中，庭审的重点都是在法庭调查，那么对于每一个指控的证据，对每一个证人询问和调查，通过控辩双方对证人的多次反复询问，法官和陪审团实际上已经对证据能不能用、证明力大小作出判断了，对证据进行调查询问后，陪审团已经建立内心确认了，有罪无罪，罪重罪轻。最后的法庭辩论，实际上都是在总结证据情况，我们应该更多地借鉴，把重点放在法庭调查和质证上。我注意到，一些辩护人在案件中把辩护词准备好，在调查阶段，特别不积极，实际上流于形式，在法庭辩论阶段就拿出辩护词进行长篇大论的表述，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在法庭上发表辩论意见或者辩护词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是眼睛盯着主审法官来发表辩护意见。有的这个辩护律师说了，当时给我发表意见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法官不是在听我说话而是在玩手机或者跟他身边的人在开小会。实际上法官为什么去开小差，我认为是辩护律师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我们注意到一些讲评书的演员，掌握观众能力特别强。辩护律师也要掌握这种能力，在法庭上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眼睛盯着法官，好像就是说给法官听，同时，在表达时要注意法官的表情，当一个辩护观点已经表达完了，但是法官脸上没有释然的表情，要对观点加一点补充说明，好让法官明白。当一个辩护观点，当你还没表达完时，看到法官已经有一种释然的表情了，就不要再多说了，你想说完时法官可能就要打断你了，所以要注意到，法庭的发言不是你准备多少，要看这个法官能接受多少，有一些话咽回去都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沟通，而不是把这些东西倒出来。这是法庭中的沟通的情况，就是说律师的发言一定要根据法官的表现和表情来做出一定的判断，这样的话律师的发言就不会被打断、也能够充分的起到作用。

三、庭后沟通，就要法律和事实并谈了。主要是提交一个辩护词，虽然在法庭上了这个书记员已经详细的记录了，律师仍然要准备一个详细的辩护词去提交给法院，主要是把你的观点写清楚，最好还要附上相关的有权威性的案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观点。我手头准备了最高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刑事审判参考合集、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集成，我对每一个案件，我都会去搜索相关的、相类似的这个案例，有一些相似的案例附在辩护词后面。实际上这个对审判人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个刑事审判第几庭谁谁谁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他就很容易接受，但是律师提出同样的观点可能就不会接受。龙云富：庭后沟通相机行事，证据、事实和法律乃至相关性事实、情景综合沟通。我刚才谈到的在我的QQ刑事辩护群个群共享文件里面有，大家可以搜一下、免费下载，希望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开庭之后，在一些经济犯罪的案件当中，还要跟法官积极的沟通缴纳罚金的情况，有好多的案件的庭审之后，律师是跟法官沟通，说家属来表达一种愿望、积极缴纳罚金以示悔罪。法官其实也有这种想法，但是有时候律师不提，法官忙不提，可能也碍于面子，如果说律师能够积极缴纳罚金，一定能在量刑的时候能够得到从轻的判罚。第四部分 律师与当事人的沟通

律师与当事人的沟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和家属沟通，二是跟被告人的沟通。跟家属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案件成败的关键。因为在一个刑事案件中，律师的胜败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风水岭，也不是由判决书决定的。其实律师的胜败，实际上是当事人作出的一个评价。当一个案件拿到一个判决，律师认为律师观点并没有完全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当事人对律师的工作表现出认可、满意，那么律师实际上就是已经胜利了。相反的，如果说一个案件律师认为这个案件法院判决已经支持了律师观点，但当事人对律师工作不太满意，那么律师的工作实际上是不成功的。第一点，要降低期待可能性。在这个方面，翟建律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要充分打压家属对案件的期望值。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好。实际上，律师接受案件以后，对家属不要做一些无谓的承诺，也不要做一些特别乐观的估计，就算你心里面这样想，因为案件的结果律师是没有把握的。这个案件的结果无法预测，当事人家属对律师的工作有什么样的评价，如果过多承诺，当事人拿到判决书后就会影响对律师的评价。第二点，应该做到亲密有间，而不是亲密无间。首先要亲密，律师要一定要及时的跟家属沟通案件的进展以及相关的情况，尚权律师事务所有个规定一定要提前跟当事人家属打电话，不要让家属给律师打电话。实际上这种做法，要求律师更多主动跟家属沟通，即使最近没有新的情况，在一个长的时间后，也要主动告知家属案件进展，告诉他们我们随时关注案件情况，要做一个及时的交流。龙云富：与当事人的沟通，应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与家属参与其中的亲属的沟通，一是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沟通。第二是亲密之外还要有间，也就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亲密无间。当事人可能送一些礼过年送礼呀、请律师吃饭，我认为应该是做到不收礼、能不吃的饭就别吃、坚决不能在这个收费之外另外收家属给的钱。在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个特别严重的教训。上一次朝阳青年律师论坛，律协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北京昌平，有一个女律师和当事人家属一块儿到昌平办案，当时中午当事人说提出来要请女律师吃饭，结果马上就要吃饭的时候，这个家属因为另外有事情就走了，给这个女律师二百块钱，说你自己吃饭吧，然后我们就不陪你了。那个律师就收了钱了，后来那这个案件的结果肯定是不太满意，当事人就投诉到律协。律协就一定要查，那么这个律师说了，当时收了二百块钱是怎么个情况，但是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啊！如果当事人和你一起吃饭，哪怕再贵，就算每个人都一千元以上，就算投诉也不违规，因为没有法律规定不能跟当事人一起吃饭，但是人家没跟你一起吃饭，但是给你钱，这钱就说不清了，所以坚决不能在差旅费之外拿当事人的钱，因为这个不是钱，每一个都是炸弹。龙云富：家属满意度和狭义当事人的满意度，是律师工作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最后就是和被告人的沟通，首先是会见。与被告人的会见一定要跟讲清楚相关的法律规定、所涉及到案件的相关法律知识，一定要让他了解，配合律师的工作。这个案件进展的相关法律程序向他解释清楚，就是刑事案件要经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要做哪些工作，会有哪些程序。然后要给被告人适当的安慰，给被告人一些安慰，给他一个期待。

当然这种期待是善意的，通过这种期待让他不要自暴自弃，配合律师工作。另外，要告诉他一些救济途径，比如在看守所里受到同监舍其他关押人员的侵害，可以找管教，要是管教指使的或者是管教侵害的，那么就要向驻所检察室投诉，驻所检察室找不到或者不作为，应该向监所管理人员提出来，要求会见律师。因为律师代理申诉控告，如果告诉他们救济途径，他们会得到心理安慰。开庭之前的交流，要把法庭审理的要求讲清楚，核实身份——法庭调查——带走其他被告人——讯问被告人——法庭辩论——被告人陈述，这些都要讲清楚。对于讯问被告人的问题，要进行质证的问答训练。让自己想在法庭上的问题，在庭审前的会见进行交流，如果在法庭上，回答律师的问题时说在会见的时候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这显然是律师工作不到位。龙云富：与被告人的沟通务必注意，勉励、支持，给予其精神力量，尽可能让被告人振作起来，积极应对，主动争取好的处理结果。还有一些应对技能要跟被告人讲清楚，就是说在法庭上如果公诉会提出一些律师也不能预料到的提问，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定罪或者是严重影响量刑，被告人不知道如何回答，一定要律师告诉他这些应对的技能。对于实在不清楚的，我就说不清楚，不涉及案件事实我就是不清楚，如果说这样的回答不能够解决问题，法庭仍然要求被告人回答的，要如实回答，心里想什么就答什么，这样律师才有应对策略。如果做一些违心或者虚假供述，那么有可能陷入公诉人的陷阱中，那么律师也会很被动。在法庭上，辩护律师实际上和被告人之间也是要沟通。首先，当被告人走进法庭的时候，律师要给予被告人一个面对面的眼神和表情的沟通，使他得到安慰。当被告人回答每一个问题的时候，转头寻找辩护律师的时候，律师看着他，对他微笑，给他信心。当在法庭上又一些疑惑的时候，律师也要给一个微笑，让他建立起自信，可能有些律师在庭前会有约定，当你回答不了问题，说我挠头，你就肯定的回答，我抹鼻子，你就否定的回答。这种做法，我不赞成。至少在法庭是打法律擦边球，不是被告人在回答问题，变成律师在回答问题，我不建议这样做。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实际上还有一个笑话：会见以前，辩护律师了一定要养足精神，睡好觉，尤其那个眼睛不能随便眨，在会见中要是随便眨眼睛，就会像李庄律师一样被抓起来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现在这个律师刑事辩护的这个环境了特别的恶劣。最近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又使律师的辩护之路变得风险重重。韩嘉毅律师归结为驱逐条款。当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如果说辩护律师能够充分的做好沟通工作，我认为还是可以有效的去降低一些风险的。最后，希望每一位辩护律师都能够顺利的完成沟通工作，顺利的完成每一个辩护工作。谢谢大家。

龙云富点评：

肢体语言的表达与沟通也可以成为一种积极有效的沟通模式。我一直有一个观点认为任何诉讼，其实都是多方主体参与的一个沟通过程。人类世界就是人与人沟通互动的历史进程，从这个角度讲，觉得这个话题是可以无限放大的。今天晚上赵荔律师的讲课地娓娓道来，可以说是非常受用。赵荔律师主要从沟通主体角度进行了划分包括于侦查主体的沟通与公诉人、与法官的沟通、与当事人的沟通，这样的分类是很实用的。实际上，我们的沟通还可以用其他划分方法来分类。我们平时有一个被容易疏忽的问题，就是律师跟任何沟通主体的沟通应该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类型，就是口头语言的沟通和书面语或叫文书沟通。很多时候，说实话只注意面对面的语言的沟通，或者说广义的来讲，包括肢体在内的面对面的沟通，很多律师的很容易疏忽书面文书的沟通。们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书面的沟通很多时候比起语言的沟通来讲更重要。你讲的很多东西，他不一定能够实际存在，而书面文书就是一种历史记录，将永久地存在那里，将来不管案件得到了好的结果还是不好的结果都会有价值。赵老师讲课中，特别注意人际沟通的心理学问题，比如把侦查人员分成三个类型，在讲课中都做了记录，这个分类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跟人沟通的时候，确实应该分别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沟通策略、沟通技能、技巧。要对不同的人，他接受别人的意见和观点的时候，他的心理反应是不一样的，这个叫性格类型学。不同的心理类型会表现为不同的性格，我们必须充分注意采取不同的沟通策略、沟通技巧。否则的话，就容易造成一种事倍功半的尴尬局面，你做很多但实际上收效甚微。如果注意到不同的心理性格类型，可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律师跟沟通主体之间的沟通，真的不需要说太多话，有时候一个眼神就很有效。沟通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话题，今天晚上那已经不是很早，我也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赵荔老师所讲的内容是几十年来的经验之谈，是很宝贵的，对赵荔老师表示感谢！吴雪松点评：刚才，两位律师对沟通的重要性必要性做了非常精彩的分析，我这里想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刑事律师随着发展也会逐渐进入计时收费的模式，刑事律师的计时收费，我们的沟通工作，我们的各项服务工作实际上也是我们收费的重要依据。我们去办的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们的时间付出，我们做具体的工作成果，我们的辩护词，取保候审申请，实际上都是一个沟通的过程。我们这种沟通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付出。刑事案子的收费模式，全国还是推广计件收费，实际上我客观的讲一个负责任的案子和一个不负责任的案子，一个酒驾案子和一个可能判处无期、死刑的案件，律师的付出是不一样，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来衡量律师的工作量，我觉得确实就需要沟通。当然，在沟通过程中我们还讲究一些引导策略。刚才两位律师讲了一个是规范化，规范化就是我们跟公检法的沟通，除了口头沟通，尽可能建立规范的书面沟通，留下准确的电话、邮箱、或者其它联系方式，我们有时候口头沟通局限性很强。我们通过书面沟通、通过电子邮件沟通、通过邮寄送达沟通，确保我们的法律意见能够准确的送达，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跟当事人的沟通，也需要一个规范书面的，实际上当事人很多时候，需要律师的心理安慰、需要律师承担牧师的角色，跟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合同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是规范合理的沟通。基于时间问题，两位律师在沟通的理论和重要性上已经阐释清楚，我就不赘述了。我就沟通的书面化、规范化，不管是跟公检法还是跟当事人，律师都要做到的。也欢迎大家提意见，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谢谢大家。

主讲人简介：赵荔律师，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研究生，资深刑事辩护律师，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死刑复核部主任，中国刑事辩护网首席律师，中国刑辩联盟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百度特邀刑法学知识专家、腾迅问问特邀法律知识专家。点评人：龙元富，广东登润律师事务所 点评人：吴雪松，四川晓明维序律师事务所

第三篇：重庆全面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

重庆全面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

2011-05-09system

日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律师阅卷管理规定》，明确刑辩律师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这是重庆法院全面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的又一举措。

据介绍，重庆法院在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上，坚持标本兼治，疏堵并重，通过既搭“连心桥”又筑“防火墙”的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减少司法不廉，提升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在便利律师阅卷方面，重庆高院还规定，代理民事、行政诉讼和执行、国家赔偿等案件的律师有权查阅所代理案件的有关材料、终结案件的有关材料，并针对法院严格安保措施后部分律师出庭不便的问题，专项明确律师持相关证件即可免安检进入法院审判区域。在采访中，记者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在“涉黑”案件审理中，全面保障全国各地共600多名律师参与“涉黑”案件辩护，法庭给律师的发言时间累计超过控方23.5%，对定罪量刑有实质影响的辩护意见在15件案件中被采纳95次。

“法官平等对待公诉人和辩护人，对律师在代理权限内发表的意见，制作裁判文书时应归纳评述并明确告知是否予纳”作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刚性要求，写入重庆高院与重庆市司法局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维护司法公正的意见》。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法官与律师这对敏感群体之间如何实现良性沟通？重庆高院有这样一些做法：重庆高院与市司法局建立常态工作联系机制，每年召开一次工作座谈会，相互听取意见和建议。每年年底重庆高院会同市司法局收集律师群体对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并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遇到有关法律适用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法院统一规范或明确指导意见的，可通过重庆市律协向重庆高院提出建议，法院应予答复等。

重庆高院出台了《关于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工作的审判岗位领导干部任职限制的规定》，全面调查法官配偶、父母、子女从业情况，对配偶、父母、子女在本地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实行了严格的任职回避。

在清理“显性代理”的同时，重庆高院通过与重庆市司法局共同建立“隐性代理”的信息库。重庆高院每年向重庆市司法局通报离任法官名单,重庆市司法局每年向重庆高院通报一次离任法官、法官近亲属“隐性代理”的情况。

第四篇：律师与委托人或当事人的关系规范

律师与委托人或当事人的关系规范

（一）委托代理关系

按照法律规定，委托代理关系为一种合同关系。当事人与律师在就法律服务委托事项的代理范围、代理内容、代理权限、代理费用、代理期限等进行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并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署委托代理协议或者取得委托人的确认。同时，律师还应当谨慎、诚实、客观地告知委托人拟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在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以后，律师应当遵守以下基本要求：

1．律师应当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范围、内容、权限、费用、期限等进行协商，经协商达成一致后，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署委托协议。

2．律师应当充分运用专业知识，依照法律和委托协议完成委托事项，维护委托人或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按照约定为委托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代理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代理法律事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证其所出具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并符合法律咨询规则和法律文书体例、格式的要求。

3．律师与所任职律师事务所有权根据法律规定、公平正义及律师执业道德标准，选择实现委托人或者当事人目的的方案。

4．律师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间、时效以及与委托人约定的时间办理委托事项。对委托人了解委托事项办理情况的要求，应当及时给予答复。根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律师承办业务，应当及时向委托人通报委托事项办理进展情况；需要变更委托事项、权限的，应当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和授权。

5．律师应当建立律师业务档案，保存完整的工作记录。

6．律师应谨慎保管委托人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原件、原物、音像资料底版以及其他材料。

7．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在委托人委托的权限内开展执业活动，不得超越委托权限。

8．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或以其他方式终止委托。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律师有权告知委托人并要求其整改，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或以其他方式终止委托，并有权就已经履行事务取得律师费。

9．律师在承办受托业务时，对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困难、风险，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并向律师事务所报告。

（二）禁止虚假承诺

《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43条规定，律师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分析，向委托人提出分析性意见。

律师的辩护、代理意见未被采纳，不属于虚假承诺。

（三）禁止非法牟取委托人权益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违法与委托人就争议的权益产生经济上的联系，不得与委托人约定将争议标的物出售给自己；不得委托他人为自己或为自己的近亲属收购、租赁委托人与他人发生争议的标的物。

律师事务所可以依法与当事人或委托人签订以回收款项或标的物为前提按照一定比例收取货币或实物作为律师费用的协议。

（四）利益冲突审查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利益冲突审查制度。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之前，应当进行利益冲突审查并作出是否接受委托决定。

办理委托事务的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或利益冲突的，不得承办该业务并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5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不得与当事人建立或维持委托关系：(1)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2)律师办理诉讼或者非诉讼业务，其近亲属是对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3)曾经亲自处理或者审理过某一事项或者案件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仲裁员，成为律师后又办理该事项或者案件的；(4)同一律师事务所的不同律师同时担任同一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的代理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但在该县区域内只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且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的除外；(5)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仲裁案件中，同一律师事务所的不同律师同时担任争议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者本所或其工作人员为一方当事人，本所其他律师担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6)在非诉讼业务中，除各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外，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时担任彼此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7)在委托关系终止后，同一律师事务所或同一律师在同一案件后续审理或者处理中又接受对方当事人委托的；(8)其他与本条第(1)项至第(7)项情形相似，且依据律师执业经验和行业常识能够判断为应当主动回避且不得办理的利益冲突情形。按照《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5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应当告知委托人并主动提出回避，但委托人同意其代理或者继续承办的除外：(1)接受民事诉讼、仲裁案件一方当事人的委托，而同所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近亲属的；(2)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而同所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被害人的近亲属的；(3)同一律师事务所接受正在代理的诉讼案件或者非诉讼业务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所委托的其他法律业务的；(4)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存在法律服务关系，在某一诉讼或仲裁案件中该委托人未要求该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其代理人，而该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该委托人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5)在委托关系终止后1年内，律师又就同一法律事务接受与原委托人有利害关系的对方当事人的委托的；(6)其他与本条第(1)项至第(5)项情况相似，且依据律师执业经验和行业常识能够判断的其他情形。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发现存在上述情形的，应当告知委托人利益冲突的事实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由委托人决定是否建立或维持委托关系。委托人决定建立或维持委托关系的，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表明当事人已经知悉存在利益冲突的基本事实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当事人明确同意与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建立或维持委托关系。

委托人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以示豁免的，承办律师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应对各自委托人的案件信息予以保密，不得将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披露给相对人的承办律师。

（五）保管委托人财产

律师事务所可以与委托人签订书面保管协议，妥善保管委托人财产，严格履行保管协议。律师事务所受委托保管委托人财产时，应当将委托人财产与律师事务所的财产、律师个人财产严格分离。

（六）转委托

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规定，未经委托人同意，律师事务所不得将委托人委托的法律事务转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办理。但在紧急情况下，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可以转委托，但应当及时告知委托人。

受委托律师遇有突患疾病、工作调动等紧急情况不能履行委托协议时，应当及时报告律师事务所，由律师事务所另行指定其他律师继续承办，并及时告知委托人。非经委托人的同意，不能因转委托而增加委托人的费用支出。

（七）委托关系的解除与终止

律师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但是，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根据律师法第32条第1款的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已委托的律师为其继续辩护或者代理，同时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

《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5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事务所应当终止委托关系：(1)委托人提出终止委托协议的；(2)律师受到吊销执业证书或者停止执业处罚的，经过协商，委托人不同意更换律师的；(3)当发现有《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50条规定的利益冲突情形的；(4)受委托律师因健康状况不适合继续履行委托协议的，经过协商，委托人不同意更换律师的；(5)继续履行委托协议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本规范的。

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59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提示委托人不纠正的，律师事务所可以解除委托协议：(1)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2)委托人要求律师完成无法实现或者不合理的目标的；(3)委托人没有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4)在事先无法预见的前提下，律师向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将会给律师带来不合理的费用负担，或给律师造成难以承受的、不合理的困难的；(5)其他合法的理由的。

委托代理关系的终止涉及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这种关系的终止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要求。具体如下：

1．劝告义务。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发现可以拒绝辩护或代理的情况，应当向委托人说明理由，促使委托人接受律师的劝告，纠正导致律师拒绝辩护或代理的事由。

2．通知义务。终止代理，律师应当尽可能提前向委托人发出通知。律师事务所在征得委托人同意后，可另行指定律师继续承办委托事项，否则应终止委托代理协议。

3．采取合理保护措施的义务。终止代理，律师事务所应当尽量不使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受到影响。在解除委托关系前，律师必须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保护委托人利益，如及时通知委托人，使其有充分时间再委聘其他律师、收回文件的原件以及返还提前支付的费用等。按照《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规定，律师事务所依照上述规定终止代理或者解除委托的，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协商解除协议的，委托人单方终止委托代理协议的，律师事务所有权收取已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

4．不得扣押当事人的诉讼材料的义务。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解除委托关系后，应当退还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原件、物证原物、视听资料底版等证据，并可以保留复印件存档。

浅谈律师工作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2011-01-22 19:56:24)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是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律师工作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五个方面做起。首先，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核心内容。律师工作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把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律师执业的最高准则，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作用，努力维护司法公正，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企业依法经营、公民依法办事。

其次，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宗旨，从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满腔热情的帮助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第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 义法制的价值追求，也是律师职业的神圣职责。律师工作践行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必须坚持对法律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促进司法公正，实现公平正义，勇于仗义执言，绝不贪小利而损大义，绝不向邪恶低头。

第四，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使命，也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律师工作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观念，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开展工作，善于在维护和服务大局中实现工作效益的最大化。

第五，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保障，也是律师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律师工作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党的领导的观念，坚持不懈的抓好律师行业党的建设，确保律师工作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确保当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律师工作中得到认真贯彻执行。

郭俊峰强调，律师队伍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重点把握六个方面。一是要努力把握“全国律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训班”精神，深刻领会实践司法部部长吴爱英“五个始终坚持”的工作要求，即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律师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必须始终坚持律师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必须始终坚持从现阶段我国国情出发；必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二是要在律师队伍中强化宪法教育和执业为民教育。律师应当带头信仰宪法、遵守宪法，在执业中强化宪法教育和宪法意识，坚持执业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拜金主义。

三是要加强和改善对律师工作的监督指导，保证律师业务活动不出政治方向问题。要在立足教育的基础上，加大对违反法律规定和职业道德行为的惩戒力度。四是要不断改善和创新律师管理工作，保证对律师队伍管得住、管得好。五是要加强对律师办理重大、敏感、群体性案件的指导，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坚持“三个绝不允许”，落实对“三类案件”的指导监督制度。六是要采取积极措施，组织引导律师主动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要建立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长效机制，积极组织律师从事公益活动。要培养典型，加强宣传，为律师工作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评论：新时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党对中国法治经验的理论追求和升华。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当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法院与社会的关系、法院与政府的关系、法院与人大的关系、法院与媒体的关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是什么？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理论？新时期法官又该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审判实践经验，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

依法治国是党执政的基本方略。党要巩固执政地位、治理国家，必须依靠法治。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告诉我们，不论是执政还是执法，我们的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历史上很多的惨痛教训多次印证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而司法为民是用司法的手段为民做主，依法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各级法院和广大法官要以高质高效的司法产品取信于民，并不断拓展和延伸司法职能，像陈燕萍、詹红荔那样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树立和维护人民法院和法官亲民、爱民、为民的良好形象。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审判的价值追求就是公正，只有公正才能体现司法的公信力，才能树立司法的权威。因此，我们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新形势下，法官还要学会裁判的方法和艺术，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的公正，并要学会释法析理，以取得当事人的理解和信任。

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任务。法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因此，作为新时期的法官必须要懂得自身的职责所在，要懂得什么是大局，如何服务大局。当前，民生是大局、发展是大局、稳定更是大局。法官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杜绝机械执法、简单办案。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我们的法律体现的是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必然在党的领导之下，法官要忠于党，要服从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党和广大人民群众。

总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党对中国法治经验的理论追求和升华，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理想、信念、观念、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的基本方针。

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当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要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当前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人民法院在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矛盾的激化，因此法官既要讲法律，也要讲政治，既要当法学家，也要当政治家。切忌关门办案、就案办案、盲目执法。要全面而充分地考虑每一个案件处理后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不能顾此失彼，要动脑筋，要用法官的智慧办好每一个案件，只有这样才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要处理好法院与社会的关系。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对法院的工作给予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充满了期待。所以法院办案要考虑案件发生的环境和背景，要考虑公众对案件的评价，要尊重社会的声音。人民法院只有妥善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才能使我们的裁判做到情理、事理、法理的融合。

要处理好法院与政府的关系。人民法院要妥善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尤其是在处理一些行政案件中，既要保持人民法院的中立性，也要依法维护政府的权威和形象，在不损害老百姓利益的前提下，要积极促成官民对话，最大限度地和谐官民关系，促进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处理好法院与人大的关系。人大是立法机关，也是人民法院的监督机关。人民法院在工作中要把这种监督转化为促进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力量，要建立健全与人大代表联系制度，尤其是一些重大敏感的案件或者是代表关注的案件，要积极主动地汇报，求得人大的理解和支持，形成一种合力，使监督成为促进审判工作的一种动力。

要处理好法院与媒体的关系。媒体的报道既是一种宣传，也是一种监督，是双刃剑。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要敢于接受监督，敢于接受批评，包括来自媒体的监督。当然，实践中人民法院必须学会正面引导舆论的导向，要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否则就会直接影响到人民法院的声誉，给法院工作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当前信息技术革命和新媒体环境下，人民法院尤其要注重加强网络舆情的监管和处置。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官活的灵魂，是审判规律的客观反映，是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事实表明，法官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践行者，不但应当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而且要学会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并真正形成内心的确信和指南。

第五篇：医患关系现状分析

医患关系现状分析

来源：《中外健康文摘》2013年第19期

作者：刘虎子

【摘要】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也在逐步升级，本文旨在通过对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进行分析，包括医方因素、患方因素和社会因素，找出矛盾存在的根源，并加以分析，并提出解决办法，以化解医患矛盾，解决医患纠纷，改善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构建和谐社会。【关键词】医患关系

医患纠纷

医患矛盾

近年来，我国医患纠纷频发，双方冲突频繁且部分走向极端化，从正常的医患关系走到言语暴力、肢体冲突甚至发生恶性事件，医患矛盾逐步升级。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患者捅死一人、致伤三人事件后，某网站设置 “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栏结果显示：6161投票人次中有4018人次选择了“高兴”，占到了的65%。据报道，2006年我国内地共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医院财产损失超过两亿元。其他资料也显示我国医患关系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成为了一种社会问题。

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医方因素，二是患方因素，三是社会因素。

一、医方因素 1.医务人员自身问题

1)人是社会的人，人在社会上生存，必须要有经济作为支撑，没钱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各个行业中都有人在“逐利”，医务人员也是人，所以存在个别医务人

员有“逐利”现象，所以存在“乱开药、乱检查、过度医疗”等问题，导致患方认为医务人员是为了经济利益给自己看病，一旦结果不好，势必酿成纠纷。2)医疗信息不对等，医务人员都是受过多年医学教育，见过很多的疾病和患者，而患方可能仅仅是因为有了本次的患病经历，才来就医，才来和医务人员打交道。对双方来讲，都是陌生人，是因为疾病把双方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疾病，双方可能永远不会有交集，所以只有对疾病的认识达成共识，才能建立互信关系。而个别医务人员在与患方沟通中没有做到充分的告知、沟通，导致患方未能从医方获得足够的关于自身疾病的资料，而是通过其他渠道，如熟人（可能是医务人员）、网络等，这样获得的知识往往是片面的，一旦与医务人员的解释有出入，势必增加对医方的不信任，处处提防。

3)患者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病”人，医学模式已经从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了，一个疾病的救治，除了医疗干预外，心理干预也尤为重要。患者从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变成了一名需要仪器检查、药物甚至手术治疗的患者，而患者家属则从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变成了一名陪侍人，脱离了原来工作岗位，每天在医院跑来跑去，取结果、取药、买饭、喂饭，还得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签字义务，心态会有很大的变化，此时，医务人员如果对患方人文关怀不够，不能通过及时有效地沟通、安慰、安抚来化解心理“心理”危机，如果再有言行不慎，无异于火上浇油，引发危机。4)医务人员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医务人员，是人就会犯错误，但是由于医务人员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生命，所以他们的错误被视为“零容忍”，就是说一点错误都不能犯。一点点的错误对患者来讲可能就是致残、致死的通知书，也是医患纠纷的导火索。【精欧医管专业提供最具互动价值的医患沟通培训】

2.医学本身局限性和风险性问题

医学是个不完善的学科，它永远跟在疾病的身后，注定了它的滞后，注定了它的局限和由之而来的风险。医学就是一把双刃剑，在治病的同时又造成新的损伤、副作用乃至于死亡，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个道理。医学研究的是复杂的、存在许多未知信息的人, 而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很大，经常会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

医学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一个医生的成长过程也是不断充实，日趋全面的过程，可是人们却要医生成为完人，不能出错。作为医生，面对了大多数人的生老病死，他们更知道生命的价值。自然规律注定死亡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但是患者把不想死亡的希望或者说是重担压在了医生身上，这就就需要医生做 “逆天而行的事情”，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二、患方因素 1.维权意识增强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的进一步健全，信息化的推进，患者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当他们认为自己权益受到损害时，就会积极维权，保护自身的各项权益，但是由于各种因素所致，他们维权的手段不是法律武器，而是采取极端的或是原始的方法，形成各种各样的不良事件。2.“仇富”心理

中国人几千年都在追求的“等贵贱，均贫富”，当有些人把自己的财富张扬于世时，人们对他们会出现以仇视为主的复杂心态。现在，患方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都是医院有钱、医生富有，更何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价上涨，各种费用，包括住院费、检查费、药费等都在增长，患者，尤其是危重患者，在医院必定会

花费一笔不菲的费用，更加剧了“医院有钱、医生富有”的观念。在患方眼中，医方就是他们眼中的那个“富”，对财富的眼红是一种心态的存在，只是人们往往会自觉地找到平衡这种心态的理由。而在医患关系中，一旦医方出现问题，“贫富差距”、“均贫富”的思想就会冒出来，患方就会出来要钱。曾经有一起纠纷，患者家属就说：“你们医院那么有钱，就是你们没问题，给我们一点能咋地？” 3.求财心理

现在社会上老人倒了，路人怕被讹诈，不敢搀扶，导致延误救治，甚至死亡。这是过去人们举手之劳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答案是：个别人心理扭曲，为求钱财，不择手段。“我知道你们医院没有错误，但是就得给我点钱。“医”生没错，我不找他，就找医院。“要的少了，当时应当多要点。”“就给了这点钱，亏”大了。”多么不合逻辑，多么荒谬，但是这就是事实。

原先多数纠纷患方都是要讨个说法，医方也往往是对患方做出解释，最多给予当事医务人员行政和经济处罚了事，而现在，患方多数不拿到经济赔偿决不罢休。通过辱骂、动手打人、设灵堂、放哀乐、聚众闹事甚至砍杀等手段。有的人陈尸医院，以刚刚死去的亲人为筹码，给医方施加压力，“我知道，一旦拉走就要不下钱了。“我们老家有个人在医院死了，就给了十万。””将悲痛化成了“要钱”的力量，此时，求财压倒了亲情，索赔占了上风。先不说医院有无过错，患方此种做法实在是可悲，我们的孝道在此荡然无存。

三、社会因素

1.媒体宣传偏差，负面报道导向

大量针对某个行业、某个人群报道负面新闻，会使民众对这个行业、人群失去信心，甚至仇视。负面新闻信息的破坏、瓦解、煽情功能非同一般。有的节目

内容，不是你家着火，就是他家撞车，要么兄弟反目，要么夫妻成仇，均是负面新闻，但是收视率很高。

近年来，关于医疗行业的负面新闻屡见报端，主要原因是媒体也需要生存，负面报道更能吸引读者眼球，更能引起轰动效应，媒体在事件中无形中起到了炒作的作用，有的媒体不尊重医疗卫生规律，妄下结论，给公众造成错觉，使得公众认知出现了偏差、失实。另外，有少数媒体为求利益，甚至出现虚假报道。

医疗事件负面报道强劲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已经导致民众对医疗行业的对立，甚至是敌对，不然就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65%。2.处置力度不够，做“坏人”成本较低

现在虽然出台了多项规定来合理处置医患纠纷，但是由于个别部门在具体操作时处理不当，想采取息事宁人的方法，但往往是只站在患方角度出发，而对医方考虑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患方的“气焰”，反而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患方在采取的不理智行为对医院的正常秩序和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但是医院在事后得不到弥补，患方也往往得不到追究。长此以往，患方宁愿做“坏人”，因为他的成本低，一旦闹事成功，就会得到数目不菲的补偿、赔偿，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而即使最后患方“无功而返”，也往往只要不十分“出格”，就不用担心被追究。

3.“医闹”队伍形成，专业人员指点

随着医患纠纷的增加，“医闹”作为一种奇怪、扭曲的行业也出现在我们面前。“医闹”并不是患者本人或家属，而是借炒作医患纠纷进行商业运作获利的第三方，他们受雇于患方，采取各种方法，以严重妨碍医疗秩序、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的形式给医院施加压力，从中牟利。他们往往是医患矛盾的导火索，许多医院的院门口，尤其是太平间门口，活动着一些人，他们一见到有人哭诉，便会上前打听，挑起患者家属怨气，从中渔利。他们是社会的阴暗面，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据说，“医闹”分为承包制和提成制，承包制就是患方的期望值以上的部分归“医闹”所有，提成制就是在所获得的金额中提成。“医闹”也在不断地专业化，有如此为生的群落存在，医患纠纷何尝不越演越烈呢？ 4.补偿机制不足

好多纠纷患者家庭都比较贫困，借钱来医院看病，不管病情如何，期望值很高。一旦出现不好的结果，往往不为患方所接受，其实由于医学的局限性，这种结局是在所难免的。

从处理纠纷中可以发现，部分患者家属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患者的出路，他们并不是接受不了患者死亡的结局，而是接受不了人财两空的后果，“投入”未获得“产出”，钱花了，人没了，对于许多家庭来讲，即使医保、新农合等给了相关补偿，结果还是已经倾家荡产，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有出路，只好抓住医院，能得一点是一点。

“我没有钱了，你们说咋办？”振振有词，医院能咋办？治呗。治好了还好说，治不好麻烦就更多了。有一起纠纷，患者车祸入院，肇事方逃逸，患者家属把患者扔到医院，扬长而去，结果医院垫资将患者救治成功，这时候家属来了，说效果不好，向医院索赔，此种行径，于理何容。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面对，医患矛盾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2009年全国医疗机构（不包括村卫生所）接诊36亿人次，近年来更是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全国平均每人要到医疗机构3-4次，如此庞大的人群中如果有65%的人对

医疗机构不满意，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既然是社会问题，那就不是一方所能解决，而是医患双方以及全社会应当齐心协力，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甚至是杜绝医患纠纷。在许多国家，也会出现医患纠纷，但是在纠纷发生后，患方不会找医院，而是直接去找第三方合情、合理、合法地来解决。【精欧医管专业提供最具互动价值的医患沟通培训】

要想解决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现状，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医务人员要自律，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提高解决问题的水平，做好向患方告知、与患方沟通的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及时化解纠纷。

其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荣辱观教育，缓解医患双方的对立情绪，树立医学事业的神圣感和崇高感，提高医务人员的社会地位，不要再将医患矛盾这一正常社会现象歪曲和夸大。

最后，要加大对此类事件的处置力度，多部门（医疗、公安、民政、保险、媒体等）协作，最好是能成立一个相关机构进行联动，做到及时合理地处理，从而有效地将纠纷化解在萌芽之中，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