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官素质之现状分析与提升[精选多篇]

第一篇：基层法官素质之现状分析与提升

基层法官素质的现实基础

对基层法官素质提升、司法能力推进的阻抗，主要有以下七个层面：

１观念层面。首先，我国传统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一体化观念视司法为大一统的“官治”的一部分，司法行政合一模式使司法成为行政首脑贯彻政治意愿和道德原则的堂皇手段，司法的存在始终没有实现从工具到价值的转变，其政治附属地位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司法权成为国家行政权力的延伸时，任何纠纷事实上都会由强大的行政力量加以解决同时又披以司法的外在形式如在行政干预下形成的法院判决，司法人员素质的决定意义微乎其微，因而也就不可能造就卓越的司法队伍。其次，近代以来对大陆国家法律体系的移植使我国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了演绎适法的思维方式。大陆法系国家严密周至的成文法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使其身份获得独立的同时其思维的自治却受到相当的限制。法官成了法律规范体系下纯粹的实证主义者，无法能动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引领法律的价值走向，其职业素质也因个性和创造思维的受限而无法产生质的飞跃。大陆法系国家推行成文法的目的，在于防止因法官滥权擅断而危害其民主基础。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也排斥法官的独立，以免造成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对峙而导致既有政治系统的失衡，这一点与大陆国家对法官活动方式和限度的预设有某种形式上的一致性。因此大陆法的规范体系移植到中国以后，中国法官虽然获得了身份上的标志，其实质地位并未有根本改变，这也是制约法官队伍素质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

２社会层面。基层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中具有丰富个性的、尚未格式化的、并因此难以规则化方式处理的现实世界。与上一级法官最大的差异是，基层法官每天都会直接面对大量的具体案件。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传统文化烙印很深的乡土社会，是各种民风、民俗、乡规、民约交织之处，也是基层法官所处的特殊社会背景。民间朴素的思维方式常与法治的价值取向不相统一，民众多是关注司法的结果，而对裁判过程、理由并不在意。社会稳定需要司法保障，司法权的行使也需民众理解和支持，置身于现实社会进行司法的基层法官与社会的联系最为直接、密切，若脱离社会远离民众，会使基层法院失去安身立命之本。诸如损害赔偿、离婚、借贷、宅基地等类型案件，这些类型案件标的小、琐碎，且绝大多数发生于熟人、亲戚之间，无法或很难获得真实可信的公文化的证据材料，当事人对诉讼非常陌生，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其法律思维或是残缺的，或是道德化的，或是感性的，和司法的理性思考可能存在一定偏离。他们既不认为收集证据是自己份内的事情，也不太知道应该怎样去收集证据和应该收集哪些证据对自己有利，同时也更不能接受自己有证据因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而成为“失权证据”，而案件的处理结果对当事人非常重要，不仅有物质利益，且有精神利益如第三者介入导致家庭破裂，一方有“无法在村子里活下去”的感觉。因此，许多现实中审判机关认为很公正的裁判，老百姓却接受不了。在这种法律语境下，基层法官不仅要掌握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价值衡量、漏洞补充以及法律论证等法律思维方式，还要考量公共政策、社情民意、民风民俗等各种因素，平衡各种权利冲突和利益碰撞，解纷止争，息事宁人有时可能牺牲程序或实体规则的制约和困扰。主要有以下思路：[!--empirenews.page--] 第一，“三果合一”的思路。基层法官都希望所办案件圆满解决。即双方当事人对判决或调解结果都比较满意或至少是能够接受，不就判决上诉。从主体需求的角度而言，人们对诉讼的期望或者说需要不仅是获得最终的胜诉，更希望获得一个“满意”的判决。“满意”的判决更看重从心理或行动上解决纠纷，即确保纠纷解决过程的形式合理性。因此，当事人及公众从心理层面“服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所以，基层法官考虑受众的时候应更多地限于当事人、特定公众和上级法院，目的则基本限定于如何将案件处理正确，如何使得自己的判决更经得起上诉法院的终审及当事人“满意”足矣。目前，在基层社会存在一种特殊司法效果倒流现象，有时，即使是为了平息上诉人对裁决结果不满，了结案件，上诉审法官有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对如赔偿金额或欠款额度这样的问题做出没有充分法律理由甚至没有任何理由的改判。只要案件被改判或发回，不论原因如何，基层法院年终案件考核就受到限制，原承办人就被取消评先资格或扣发其奖金。更为严重的是，把改判或发回重审作为衡量基层法官原承办人素质能力与司法认知能力的基本评价标准。

第二，“多、快、好、省”的思路。就是指诉讼效率高、省时省力、结案质量高，原因有二：一是制度上的。法院领导通过办案数量、质量来展示衡量一个法官的能力高低及水平大小，至少目前一些法院办案数量一直与法官的“升迁”及“经济效益”挂钩。二是人性化的。日而复始的大量的、琐碎的、类型极为相似的案件，对于基层法院来讲，很容易产生一种单调的、重复的、机械的感觉。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促使他们提高自己的司法知识、逻辑推理等法学方法去研究，所以，基层法官都会用“多、快、好、省”的方法减少投资成本、罢纷止争。而当事人更为关心的甚至仅仅关心的只是案件结果判决主文，而不是案件事实或法律适用无论是程序法或是实体法。所以，基层法官对法律的关注，主要是行为的正当化及判决结果的实现。究其原因，法律的正当化至少起到两个层面的作用。一是这种法律的正当化被用来对双方当事人施加某种象征性的压力，充分考虑老百姓对“法”的传统符号理解主要理解为刑罚或“法”同国家暴力紧密联系即具有国家强制力，以此增强法官调解或裁判的威权，促成裁判文书的实际履行。二是，通过法律正当化来实现自我保护，无论是针对当事人对裁判的不满，还是针对上一级法院更为挑剔的法律审眼光。

３规则层面。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靠法治予以规范调整，构建和谐社会更需要规则之治，不成规矩不成方圆，司法审判更是为法律则所调整、规范。现代法官之所以有权解决纠纷，首先主要来源于他她们在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中的以及附着与这一职位的授权。法官已经主要不是内在于其所在社区的治理机构的一部分，而主要是现代国家的法理型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权利和合法性主要来源是国家垄断了暴力的使用，并以暴力作为最后支撑保证现代法官行使其解决纠纷的职能。如果现代法官不按照或无法按照这个法理型统治国家机器的要求运作，不按照规则行事，那么他她们的这种权利身份、利益就可能丧失或被剥夺。然而，法官并不是通常的、简单的协调员、解纷机器。国家并没有赋予法官以一切他她认为便利和必要的手段来解决纠纷的权力，而是要求他她们作为现代国家机器的一员，以某些被立法认定是现代化、规则化、理性化、系统化的合法方式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依据规则、秩序来解决纠纷。否则，他她的法官职务或法官权力也会被剥夺。正是在这些因素、困惑引导和制约下，基层法官以自己的现实能力和素质运用自己现有的、掌握的一些基本的技术、知识、技巧来处理、解决具有浓厚乡土文化积淀的各种冲突与纠纷。[!--empirenews.page--] ４经验层面。如果仅仅从目前公布出来的裁判文书内容来看，基层法官素质能力确实有待提高，尤其是分析论证能力很弱。但是根据我们在基层法院的工作经历及互相评查一审卷来看，这一判断似乎很难成立。中国法院内保存的案件卷宗内，除了正式的判决书副本外，都有一份结案报告。这份报告对案件处[1][2][3][4]下一页 理都有详细的介绍，有比较详细的关于裁判理由的分析论证。就我经历过的、看过的结案报告来看，即使是文化、业务水平相对说来比较低的基层法院法官实际具有的分析论证能力要比根据已公布的裁判文书推断他们具有的能力要强的多。各级法官基层法官每年一次判决书评比及最高法院每年在各种刊物上公布的裁判书已证实了这一点。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他们也许还比不上英美法官甚至欧陆法官，但他们的能力可能远远超过理论界对其现有实际能力的估计和判断。这也就进一步支持了面前的分析和判断得出的结论，中国法官在公开发表的判决书中表现出来的“分析判断不足”不是一个法官的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制度使然。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一发现仅仅是对法学理论界之判断的一个批评。应当说，这其实也是对法学理论界对法官素质及能力提升之要求的一个支持。假如我们的法官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细致分析判断，那么提高基层法官的基本素质及司法能力就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追求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可能的。

５管理层面。中国司法制度从总体上来看，毕竟还是属欧陆法传统的国家性质，是以制定法为主的国家。中国社会一方面在如何解决分歧求得一致的程序性价值之分享不够。中国法院毕竟是近代的衙门中分离出来的，威权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尽管法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员，其管理仍受“公务员法”的约束，但是，用“我说你听”的方式、行政的方式、命令的方式、决断的方式处理纠纷还是为许多法官接受，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他们不仅是不大会说理，他们更不大习惯说理，因而，其司法能力注定偏低。另一方面，中国的法院和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比欧陆法院和法官在他们社会中的地位更低。不仅司法独立的传统不够，而且司法机构内部的行政色彩相当浓重。法院的外部行政化除了其在设置上影随行政区划外，主要指因其在财政和人事方面受制于地方行政，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地方行政外在的“政策配合”和人员接收站，造成法官来源的多元化和非专业化，阻滞了法官改善的步伐。所以法院和法官往往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各种形式的干预，包括内部的层层审批，包括社会中波动的舆论干扰，包括地方各职能部门的干预。例如：某甲诉某乙一案，经查乙下属公司丙成立时，其注册资金３００万元，由其主管部门乙拨付，但乙只拨付３０万元。丙在经营中欠甲４０万元，后又查明丙将其注册资金变更为５０万元。法院依据事实确认丙给付甲货款４０万元，乙在注册资金不足差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因乙为政府某职能部门，由于其干涉，经多次协调该案至今未果。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坦白地说，至少有一些时候，说理论证在法官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论证的结果是如此，但如果当地政府或是院长要你得出另一种判决哪怕是这些要求并不错误，也并非徇私枉法，仅仅是由于认识不一致——而这是常有的，或者是社会民情或大众传媒普遍要求法官这样做，那么法官有什么可能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论证呢﹖司法能力如何体现呢﹖要对这样的案件作出某种法理上的正当性论证，只能是自欺欺人。[!--empirenews.page--] ６培训方向层面。关于法官的培训，应按对象不同区别对待。对已进入法院的大学生来讲，应增加职业道德，尤其是司法技能的培训；而对已任法官来讲，应在巩固其法律知识基础上，培养其职业道德，尤其是重点应培养其司法技能和司法方法。但是，目前法官培训，出现三个极端。第一个极端。一是法学理论界包括法学院校高等教育中法律专业教育的教育，只停留在理论知识的灌输上，更多的还是一种知识传授，不注重司法技能的培训，对司法方法的培训也是一带而过，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整体素质的培养，大学毕业生按现有规定３０岁之前即可成为最高司法机关的正式法官，相对于法官这一特殊职业而言，其本身的社会阅历和经验与其所担负的重任显然不协调。二是实务界的法院系统内培训，也停留在法学知识浅层次的培训上，对职业道德、司法技能及司法方法等技能、技术，不进行任何培训，这不能不说法官的培训已陷入一个误区。第二个极端，在目前中国法官培训上，一提到培训，就知道是请高等学府的教授或知名法学理论家进行法学知识的传授，或者是聘请最高法院的学者型法官对下级法院的法官进行“司法解释式”的灌输，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培训的老师是从基层法官挑选，为什么不能让基层法官走上演讲台，把其长期积累的带有乡土氛围的文化、知识、司法技能传授给其他法官呢﹖特别是基层法官，通过调处基层社会各种冲突时，独创的技术、知识、技能是书本上没有的，高级法院以上法官也不可能具有的，甚至没有经历过的。第三个极端，目前的最高法院举行法官培训，与当前要求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存在冲突。一是主体的培训。最高法院每一次举行的培训，主要对象均是高级法院以上法官，中级法院以上法官有资格的也寥寥无几，从现实看，目前教育的对象主要限于在地市级法院以上任职的法官，基层法院法官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培训的。其接受教育培训的法定权利却得不到真正落实，这与他们所承担繁重工作应加快知识更新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二是培训内容，基本上都是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对已颁布实施后在实践中产生疑异的或是与当前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不举行培训，不进行统一思想，出现相同类型的案件，产生不同结果，民众对法律是否“公正”产生合理性怀疑。三是培训顺序。一般都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参与人或起草人，讲授给各高级法院有关人员，然后由各高级法院受益人传授给各中级法院听课人员，然后由中级法院受益人传授给各基层法院包括基层法庭人员。这种培训制度弊端为基层法院的法官不可能也绝对不可能有机会聆听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起草人或参与人对法律知识的传授，基层法官得到的知识都是经过二道工序一是起草人或参与人传授给省高院有关人员再传授到中级法院有关人员，再到基层法院有关人员，这样受益人基层法官难免产生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误解，由于传授人员的知识、水平、能力的局限性，可能将立法本意、字面涵义误听、误解、误传、误导，因此，受益人得到传授的知识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内容有可能不相一致，加上已颁布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制定机关又不能及时作出统一的解释，因此，造成法律的适用不统一，致使案件处理结果也可能出现矛盾或相反的后果。四是培训、模式相对滞后。表现在功利性太强，学历教育重考试及格拿文凭，没有突击能力培训。五，培训、教育方式缺乏活力，古板的学院方式课堂教学占主要比例，教材由全国统一编定，没有结合基层实际，不突出岗前、任职、晋级、续职资格培训，不重视传授方法论和相关专业知识，不注重技能培训，“高分低能”成为一种教育通病。因此，法官的培训应是多维的、多视角的，应引起法律院校及法院高层次决策机构的重视。[!--empirenews.page--] ７准入制度层面。关于初任法官的资格，《法官法》第９条、第１２条作出明确规定。从制订的标准中可以看出，法官的学历较低。尤其是允许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进入法官队伍，这显然是混淆了法律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的区别，拥有其他专业的学位并不必然具有法律知识。所谓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规定更多的是流于形式，没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不具有可操作性，是为大量不具备法律素养的人进入法院系统开了方便之门。另外，我国法院院长、副院长应从法官和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选任。显然，“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又为不具上一页[1][2][3][4]下一页 备法律知识与学历的人员进入法官队伍敞开了大门，且是担任法院领导职务，真可谓法院准入制度的误区。

基层法官素质能力之提升

提高基层法官素质及司法能力，在中国现有的司法环境下，从不同层面有不同路径。综合不同的视角，其主要途径有以下几种：

１制度层面之提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司法体制内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不仅在外部即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上依附于行政机关，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区划完全一致，法院的人、财、物供应也统统仰赖于地方行政，司法权运作中的类似行政化趋向，使法院的司法活动丧失了基本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司法权威面临着质疑，产生广泛的司法信任危机。因此，希望通过相关制度的调整和构建，逐渐淡化法院管理体制中的行政化色彩，而建立司法相对独立于行政的现代法院管理体制。

第一，应取消法官管理行政模式。我国尽管有法官法，且已修订，但是，法官法如形同虚设，法官管理仍然行政化，其一，虽然法官各有等级，但是没有任何价值，图有虚名，法官个人能力、水平、利益与法官等级无任何缘源；其二，法官级别仍然套用行政所谓“科员、副科、正科„„”等行政级别，行政级别与法官本人利益息息相关，而法官的行政化级别待遇则造成了人才流动的功利性。优秀法律人才对中高级以上法院趋之若鹜，而设置在审判第一线的基层法院被漠然置之，出现“人才稀缺”现象，影响了法院素质的均衡分布。而今年年初出台公务员法，与法官法应该是同级的，尽管法官不属公务员，但是法官必须受公务员法的约束。这可以说是“一法笑一法”。就会使《法官法》无法以法律的方式运作，而成为无法之法。法官管理行政化，法官实行“干部”制与现代司法理念格格不入，违反司法独立原则，法院内部大量官职的配备，起到了一个误导性符号的作用，法官管理“干部”化造成责任不清，案件质量不高，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法院裁决的终局性。因此，目前对法官“干部”管理模式必须改革，严格按照法官法的规定，对法官进行管理、使用，取消法官行政级别，使用法官等级制。法官级别应当与法官的审判实绩、业务水平、工作年限有关。建立起上一级法官从下一级法官中晋升的机制，但审判业绩突出的可以越级晋升。建立职务晋升与级别晋升相配合的机制。级别晋升一般不改变其原有的职务，实行年资制，在法官服务一定年限后自动晋升，这样可以保证法官地位的迁升不受外界干扰，使其潜心审判业务的提升，对法官是一种保障。[!--empirenews.page--] 第二，严格法官准入，建立法官遴选制。

一是提高初任法官条件。修改后的法官法正式明确初任法官的任职资格与工作年限，规定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同时提高司法考试报名条件，由原来的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提高到本科。由于法官这一特殊职业而言，其本身的社会阅历和经验与其所担负的重任应该协调一致，因此，应考虑适当提高资历年限，在“两考一培训”的基础上，严格资格考试的后续选拔标准和锻炼期限。结合最高院提出“两考一培”设想，通过司法考试之后，应经过３—５年的法律工作实习，期间，每年应向省院考核部门提交实习报告并完成相应司法调研任务，期满合格后，参加由省院考核中心举办的岗位职业考试，重点考核法律实际运用能力及从事法官职业的适职性，通过者被授予候选法官资格，经国家法官学院或省一级法官学院培训，待届满考核合格，视各地法官缺额情况报权力机关正式任命法官。二是权力机关设立正式的法官选任机构、规范选任法官的程序、条件，将人大对法官的任命落实到实处。

考虑到现实国情及体制改革的渐进性，法官提名的权限和程序可以采取逐步过渡的改革方案。当前可考虑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任命和提请任命法官在履行干部管理程序和法律任命程序前，报上一级法院审核，报最高院备案。由此过渡到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法官人选由高级法院提名推荐，再由享有提名权的法院的同级权力机关予以任命。

三是建立法官逐级选拔制。

上级法院的法官缺额逐步做到从下级法院择优选任。从而保证法官在进入上一级法院时能以扎实的法律功底和丰富的司法经验适应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更高层次的法制把握。逐级选任后的基层法院法官缺额由被任命的初任法官填补。

２知识层面之提升。自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实行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包括法官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准入门槛。应该说，这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重要一步，也是培养高素质职业化法官队伍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全国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巨大差异及不平衡，特别是基层社会经济、文化差异更突出，使得统一的法官准入制度在短期内有效提高法官素质面临很大困难。（下转第２０页）（上接第４７页）因此，加强对法院在职人员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是提高法官素质的一个重要举措。

第一，应建立基础培训方法。法官法及《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对此也作了规定，但是培训力度、培训人员层次不够，全国各地培训对象仍为中级法院以上法官，而基层法官由于审判任务繁重，培训名额的限制很少有机会参加上级法院组织的法律业务学习和培训，迫切需要知识学习和更新，因此，应侧重基层法官知识水平、职业道德、审判技能、司法方法的培训，加大基层法官的培训力度。

最高法院每年应举行不少于两次的法官培训。应尽量减少中间环节，由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参与人或起草人直接到某一个省法官培训中心，进行传授讲解，举办培训班，且培训主体应侧重于基层法官。培训方法程序为，不需要经过省高院一级的“二传手”，减少中间环节，这样受益人可以直接获悉第一手的信息，理解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及其字面含义。除此内容之外，最高院还应对已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在审判实践中新出现的问题，或法律法规有漏洞，或出现与现实环境有冲突时，应指订统一的解释标准，贯穿于培训中去，使基层法官在适用法律、法规时有一个统一尺度，使案件处理结果不会因不同法官审理，出现不同结果，因此，法官培训的主体、法官培训的内容、法官培训的方法，是法官素质培训的基础，必须引起足够重视。[!--empirenews.page--] 第二，应建立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

一是上级法院应指导基层法院采取各种形式加强教育培训。基层法院应针对专门的法律问题进行研讨，除此之外还应采取以考促学、以会代训的形式学习，如某法院按照季度对全院法官实行闭卷考试，考试成绩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这样以考促学，以学促用，法官素质可以慢慢提升。

二是推行法官上下交流和挂职锻炼，促进学习交流。每年伊始，中院机关应选派业务知识强的人员到基层法院挂职，期限一年，专管办案，提高了基层法院办案的理念；同时，将基层法院的业务骨干上调中院学习中院的好做法、好经验，促进了上下法院的学习交流。

第三，建立应用法学的培训方法。案例就是每位法官对社会的答卷。它不仅反映各种社会现象、经济发展状况、法制建设水平，而且如实地展示了法官对立法的理解、法律意识、执法精神、分析能力、司法技能等等，换言之，案例是法官素质的真实表现。在法官的培训中，尤其是基层法官的培训教育中，更应当注重案例的教学。案例分析是部门法法理阐释的最好途径，是提高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素质最简捷方法之一。从语境的角度看，案例教学法提供给教师与法官一个沟通的情景，利用这样的情景设定问题的语境，进而形成讨论、争辩的氛围，并且经历一种法律角色转换的体验，缠绵在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之间的关上一页[1][2][3][4]下一页 系中。在培训教育中，必须精心设计法律问题，巧于提问，尽量让法官多思多论，渐入案例语境。这种问题情境的设立，激发了法官的好胜心，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起到了启发智力的作用，锻炼了思维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在问题情境的创设时，还可以从事物的反面提出。这种问题的设立，既训练了法官灵活多变的法律思维能力和知识潜移能力，又培养了创造性思维，激发了法官的好奇心，提升了法官的司法技能及定纷止争的法学的方法。培训实践证明，创设问题情境，能使法官综合自己全部的知识经验、实践经验，在头脑中形成新的暂时神经联系，组成新的认识系统，促进认识的发展。实现了培训教育的课堂语境到培训教育的社会语境的延伸。如此，在对法律语境的重要功能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全国法官培训教育应侧重案例分析、司法的方法论、司法技能和司法社会学等教育语境的构造技术，从而把法官培训教育的重点集中到法律的司法适用上，使法官在内心深处体认到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现代法治社会就是司法社会。这样，法官素质观、能力观就通过教学中介而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基本理念。

第四，应建立提倡交流互动式的培训方法。

一是法院内部的互动式培训。目的是将单个法官的学术连接成学术共同体。可以采取专题研讨、高级论坛、经验交流等方式，形成一定的学术成果。这样不仅法官的知识水平、能力水平得到提高，而且还可以培养和形成法官学术团体，保持法官在法学领域的前沿水平。

二是法官和法学教授的互动研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每届学术论文研讨会都有不少理论界的参与，从获奖情况来看，法官在对法律实务问题的研究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当前来说，法学教授仍然比法官在整体上具有学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法学理论上，更具顶端优势，在交流互动式培训中，可以邀请该相关领域的法学教授参与，互相学习，也可以展示法官的研究水平；也应该鼓励法官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从而掌握最新的学术动态，特别是有关法学前沿方面的知识、信息。[!--empirenews.page--] 三是法官到法律院系承担教学课程。教学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之一，因为教学远远超出了学习的高度。法官到法学院系讲课，个人自尊心必然促使其对审判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细致的研究，这是其他因素所很难达到的效果。由于法官的职业特点，他们的授课也可以为传统的原理式的教学模式注入实践性的成分，也可采取由实践性的案例分析，引申出所含法学原理，这样，必然受到法科学生的欢迎。由于教学活动的扩散效应，法官授课对于扭转社会尤其是法学院系对法官的不确切认识、不准确定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对法学人才进法院，构建一个适度的旋转平台。

３司法方法层面之提升。审判的价值功能在于依法裁判，解决纠纷，依法裁判不仅是指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更重要的是，它展示法官智慧的判断推理过程。审判的实质在于判断：在认定事实时，法官需要判断证据的真伪和证人的可信度；在援引法律时，法官需要判断本案所应当适用的法律依据以及法律规范的解释性含义。正因为如此，法官的审判才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审判的方法才成为一种独特的智慧，法官也才成为法律由抽象正义走向具体正义的化身，法官也就由“神性时代”进入“理性时代”。法官也已经不是“神谕的宣示者”布莱克斯东语了。这种审判的智慧具有何种内在品质﹖综合不同的视角，可以发现，能够被称为审判智慧的司法方法论其实具有多维的特质，逻辑、经验、技艺、哲学与艺术是其核心要素。

总之，作为提高基层法官素质、司法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的司法方法论是包含着多种因素的复合体，不同的因素体现着不同的功能，在审判活动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逻辑使法官成为“理性人”，以数理科学家般的严谨分析法律概念，适用法律规则；经验使法官成为“社会人”，像社会科学家一样面对丰富的社会现实，将社会中的事理、情理融汇于判决结果之中；技艺使法官成为一名“法匠”，以娴熟的技巧化解纠纷，游刃有余；哲学使法官成为“智者”，以超然的视角透析法理，阐述法的真意；艺术使法官成为“大师”，以独特的风格兼容着传统的底蕴，以创造的个性引导社会的发展。这五个因素及法官的培训、知识的更新、司法技能的形式、现代司法理念的构建等因素进行有机的综合与统一，一定能够造就出一批杰出的高素质的基层法官，塑造法官职业的辉煌。

第二篇：当前基层公安民警执法素质现状分析与对策

当前基层公安民警执法素质现状分析与对策

执法工作是每个基层民警必须掌握的基本功，而作为检验执法工作成效的执法质量可以说是执法工作的生命线，执法质量的高低关键在于民警执法素质的高低。目前，基层民警队伍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但是综合执法素质不容乐观，本文试就目前基层民警执法素质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以此来促进基层民警的执法素质的提高。

一、基层民警执法素质现状

执法的好坏关键在于民警执法素质的高低，也就是说民警执法素质的高低是执法质量的核心，也是民警各项综合能力的体现。目前制约基层执法质量提升的原因就是基层民警执法素质层次不齐，根据调查了解，民警的执法素质主要有以下现状：

一是理论知识不扎实。执法工作对理论知识的要求比较高，而目前基层执法队伍主要以老民警为主，新生力量所占比例不大。老民警的知识又很难更新和学习。这些因素导致从事执法民警的理论知识不扎实，可以说执法，特别是网上执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学习课程，是在一边学，一边干的过程中增加理论知识。理论知识不扎实直接导致民警在执法时找不准解决案件的关键点，在案件处理时“说不过”群众，处于被动地位。

二是实战经验的缺乏。近年来基层单位人员的频繁调动，导致出现新老民警断层，这个现象是目前基层单位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执法队伍年轻化、实战经验缺乏，严重影响了执法工作开展。新到基层的民警对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一

知半解，而执法工作不可能是纸上谈兵，案件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处理案件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新老民警的断层是基层民警实战经验缺乏的最主要原因。

三是程序操作不规范。案件的办理是实体和程序相结合的过程，程序不合法，实体也就不合法。民警在办理各类案件时只注重对实体法律的理解，而忽视对程序法律规定的应用。在现实执法中民警对实体法应用的最多，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程序出问题，如果案件引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我们面临败诉的机会就最大。比如案件相关物品只扣押，而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处理结果。

四是执法角色的错位。执法者作为群众人身和财产的保护

神，在执法中不能够感情用事，应该以第三者的身份去了解情况，然后展开调查取证，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依据法律作出裁决。但是根据接处警的经验，以及所内民警的情况，民警在处理案件的第一现场往往很容易感情用事，被双方当事人的感情所左右，从而造成处理案件时感情的倾斜。这种感情的倾斜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因为存在这种感情导致执法角色的错位，从而导致在处理案件时很容易将矛盾纠纷引发到民警身上，产生当事人与执法者的对立。这是由于民警执法心理素质不过硬造成的，所以我们执法时不能够以带着自己的感情执法。

五是案件定性不准确。案件的定性准确、适当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依据，但是由于民警理论知识欠缺，实战经验缺乏，再者案件性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民警在执法中对案件性质的定性不准确。案件定性不准确，直接导致案件调查取证的偏失，从而影响案件事实是否清楚，是否能够有效的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只有对案件的性质把握了，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展开调查工作，避免工作的失误和警力的浪费。

六是法律文书不规范。执法质量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案件材料以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制作，而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是我们目前基层民警在执法质量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文书制作粗糙，材料书写抓不住案件的关键点，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问，民警书写材料粗心导致错别字满篇，书面用语和口头语乱用等。

二、提高基层派出所民警执法素质的对策

目前基层派出所民警执法的现状，要得到有效的改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理论是我们行动的先导，只有掌握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也就是说对各类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适用熟练掌握，才能在执法中面对群众“说的过”。基层派出所应该对专业不对口的执法人员进行必要的集中培训，利用单位内部学、公安专业的民警与其它专业的民警结成帮扶对子，一对一或者一对多，通过互相帮扶提升专业不对口民警的理论知识。或者聘请本局理论和实践经验都相当丰富的警员对民警授课，对执法办案常用的法律法规从理论上让民警熟悉，这样才能逐渐培养非专业民警的学法意识。

二是改变培训模式。上级部门在实施培训时，应该首先深入到基层派出所展开调查论证，根据基层派出所所需和基层民警执

法所需来展开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注重实战，注重程序。通过培训让民警知道在执法工作中应该怎么办，如何开展工作，怎样有效减少工作的失误等效果。教会民警在执法中怎样做到实体法和程序法有效的结合，避免因为程序的违法而导致执法错误。

三是严格执法程序。民警在执法中要遵守程序规定，就必须对民警的执法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考核，科学的、合理的考核机制能够增强民警工作的积极性和战斗力，提升民警执法程序的规范性。应该建立以基层执法民警为主的考核机制，对于执法办案中优秀的民警进行奖励，对于执法办案表现不好、引发工作被动的民警进行惩戒。

四是定期执法研讨。交流是解决民警在执法中遇到问题的最好办法，应该以派出所为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对基层单位办理的案件进行研讨，将研讨的结果以专刊的形式下发，让执法民警进行学习，通过研讨提升民警的执法素质。在分局网页上应该设立典型案件研讨专栏，通过点将的形式对典型案件发表看法、提出问题，增加民警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发现执法中的问题，才能教会民警在遇到同类似的案件该如何处置。

五是执法心理培养。执法心理素质的培养在我们地区来讲目前是一个空白，很有必要在内部网页开设执法心理专栏，通过开设专栏转载心理知识、犯罪心理学理论文章、通过犯罪心理来破获的典型案件等知识，让民警了解到在案件处理时如何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来掌握询问技巧，也可以解答民警执法中遇到和存在的心理问题及误区。以此来提升民警的执法心理素质，避免民警在执法过程中感情用事。

第三篇：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现状之分析（定稿）

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日趋完善，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对各种 影响 或者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 问题 愈发深恶痛绝。但是，由于司法环境和 社会 传统以及职业道德素养等因素的影响，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裁判结果，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少数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一些群众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产生怀疑。近年来出现的个别法官和律师串通，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损害当事人利益，影响司法公正，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是对我国《法官法》和《律师法》严重地亵渎。国家及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此情况纷纷出台“禁令”、“规定”，对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加以“限制”。正确处理三者关系，不仅有利于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有利于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本文根据对法院、律师事务所以及当事人的调查、走访，深入探究形成三者关系现状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和完善措施。

一、我国现阶段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现状“从今天开始，有‘接受当事人及其律师请吃，为当事人介绍律师’等行为的法官将被撤职、开除甚至追究刑事责任。”2004年8月18日上午9时30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相互关系的六条禁止性规定》（以下简称《禁令》），目的在于加强对法官的约束和管理，构筑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间的“隔离带”，划定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相互关系的“底线”。此“禁令”一出台，全国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纷纷效仿，相继颁布“禁令”、“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对法官、律师、当事人关系加以限制。同时，各种“禁令”、“规定”的出台也又一次引起了我们对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的思考。我们通过对天津、北京、河北、四川等地的法院、律师事务所以及当事人的走访，发现这一问题对某些法官和律师极为敏感，甚至闭口不谈。通过对个别律师和法官以及对十几名当事人的走访，以下几种情况在三者关系中反映较为突出：

（一）、法官和当事人

1、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托关系、找门路、花钱买“人情”的现象非常严重，即便是在胜诉把握非常大的案件中，当事人找关系的现象还是非常普遍。走访中，当事人这样说：“我们也不想多花那份钱，但是没办法，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啊！你不找关系，要是对方找了怎么办，对方找了就可能赢啊！”而大多数找关系的当事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想方设法与法官撤上关系，而与法官的关系撤上以后，法官在审判中基本上都是有所倾向的。

2、当事人找到法院所在地区的人大代表、党政领导，通过这种关系，让他们对案件审判的进行能够给予干涉或直接给法官施加压力。这种现象对于法官来说是很无奈的，他们为了不得罪人，保住自己的“大盖帽”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对审判所进行的干涉。

3、法官为了个人的利益，主动对当事人进行暗示，以自己的权换当事人的钱。据调查，该情况在小案件中常有发生，法官借此机会想“捞上一小笔”。而当事人为了能够胜诉，对法官的暗示也是心知肚明——掏腰包，紧接着就是“胜诉”的宣判。

（二）、律师和当事人

1、某些律师为了个人利益，故意曲解 法律 规定，迎合当事人的不合理，甚至非法委托或授意委托人（当事人）规避法律，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此现象在律师行业中发生较为普遍，严重影响和破坏了司法的公正，导致公民对法律认识的严重扭曲。

2、律师与法官恶意串通，由律师给当事人“做工作”，利用当事人对法律的无知，而希望打赢官司的心理，唆使当事人与法官进行权钱交易，以谋取个人利益。此现象在近两年呈现泛滥趋势。

3、律师与当事人共同谋划与法官拉关系，例如：私自会见法官，送礼，请法官吃饭等现象。这是当事人与律师的个人利益在一点上集中出现的现象。据调查显示，此现象的发生频率是最高的。

（三）、法官与律师

1、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私自会见律师，向律师透露案件的相关情况。这是我国的《法官法》明令禁止的行为，当属违法行为，而法官为个人私利、人情关系，知法犯法，他们的行为谁来管？

2、某些法官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违反规定为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作为其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介绍代理、辩护等法律服务业务，或者按时当事人更换承办案件的律师。这些行为都是由于律师给了法官回扣、提成等作为交换条件，法官才这样做的。这是明显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任，是职业道德低下的重要体现。

（四）、法官职务犯罪常用手段我们在调查走访中对法官为谋取私利的职务犯罪现象予以了特别的关注，通过对多位律师和当事人的采访，我们 总结 出，与三者关系密切相关的法官职务犯罪手段：一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如某市中级法院原院长程某在该院审理陈某与丈夫何某离婚上诉案时，先是收受陈某5000元贿赂，向办案人员打招呼要求审理时向陈倾斜；在收受何某1万元贿赂后，又安排该院受理何某申诉，责成法庭暂缓执行。还有的法官“两头吃”以后，不敢依法判决，就想方设法调解，使案子久拖不决。二是造假案。如某市某区法院法官陈某，私自受理官汉某诉刘某某债务纠纷案，并收取诉讼费1万元。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审理程序情况下，制作了一份假民事判决书并交付执行。陈以此为手段，先后制造假案14起，受贿20.9万元。在这位法官家中，搜出了其私藏的已盖公章的各种法律文书30余种100多份。三是抢管辖。为了利用自己的审判权、执行权给请托人或亲友谋利益，违反案件管辖规定受理案件。四是卖证据。为谋取个人私利，法官将法院负责调查取证案件的证据，以高价卖给当事人中的一方，从而使一方当事人在案件的审理中占据“优势”。法官的职务犯罪正在朝着扩大化的趋势 发展。而在民事案件中这样的现象体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在影响力很小的案件中，发生法官职务犯罪的概率是最高的。实际上，这正是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以各自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而达成的一种默认的“协议”。而这个“协议”是违法的。

（五）、相关链接●1997年——2000年，原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法院院长费明受贿17万余元，在庭审中，费明指认了多名律师行贿，经法庭认定的有7人。其中不乏苏州当地的著名律师。●2002年，湖北省荆门市10名律师向5名法官行贿，金额达40余万元。●2004年1月11日，武汉市中院13名法官因涉嫌受贿，先后受到法律追究的事情被披露出来。这起案件中还有20多家律师事务所的44名律师涉案。●2004年11月，北京律师翟某为争揽诉讼代理业务，竟以邮寄书信的方式许诺给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某法官40%的介绍费，法官收信后当即进行了举报，翟某后来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销律师证书。在我们的走访、调查过程中上述现象体现比较普遍。但因涉及众多难言之隐，以至调查无法深入开展，更有甚者闭口不谈此事，给我们以天下太平的假象。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果真如此吗？大概并非如此吧。暴光的 自然 不必说，而隐藏于法治之中的现象又何从查起呢？个别律师给我们讲到隐于其中的司法腐败现象，并确认该现象所遵循的已成为 中国 司法的一条潜规则（由于涉及司法隐私，在此不再具体介绍）。潜规则控制着显规则的方向，当然，方向也自然就偏了。总而言之，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现在正在朝着一个极不正常的方向发展，正一步步影响着司法公正。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形成现阶段三者关系现状的原因

（一）、人情大于王法

1、“人情社会”在我国根深蒂固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一直是个人情气氛很浓的国家，这种靠血缘伦理关系维持的社会，缺乏法理契约型社会的传统，因而轻法治重人情。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缺少深入贯彻的社会气氛，往往在人情面前大打折扣。从人际关系方面看，“重人情，讲面子”是中国人维系关系的一条准则，我们无法置疑它的优点，但往往人们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极易引发歪曲评价，他们评价的不是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办事能力，而是能不能“做人”，会不会“做人”，根本上说就是能不能“不得罪人”。因此，这种评价助长了“不得罪人”，“做老好人”的处事风格，形成了现在“讲人情”的社会风气。而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又必然要受到这种社会风气和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无情地把一个具有果断坚定性格的人放在错误的人情环境中加以考量，这种考量的压力很可能使人变得唯唯诺诺，凡事先考虑人情，这样一旦缺乏监督就无法保证执行的得力与否，甚至可能包庇萌佑，最终会监守自盗，酿成腐败！——这或许也应该算是司法腐败的一大社会根源吧！北京大学在一次针对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 教育 之后的结果也不均等。“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整合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参与这次调查报告撰写的北大教育 经济 研究 所副教授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该调查一共取得来自7个省34所高校的15222份有效样本。多年来，对于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只要家里有“关系”，有“门路”，就要用上，无论是大事、小事。而为了维系这样的“关系”，这样的“门路”，不惜逢年过节大花上一笔，这已经成为了社会的风气，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传统。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这样以来促进了社会消费水平，盘活了许多即将面临倒闭的公司、企业，挽救了一大批即将下岗的工人，还为许多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这样看来“买人情”似乎还是在为社会主义社会做贡献了！实际上这样的表面现象掩盖不了“人情社会”的实质。送礼实质上就是送人情，等于将人的感情赋予礼品中，而金钱在这里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实质上中国的“人情社会”就是金钱社会的一种演变形式。而这样的社会形态，使某些国人形成一种惰性——不思进取。因为他们看来“人情”可以买通一切。这样的惰性一旦滋长，那么势必会影响人才的合理利用，既而影响到国家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所谓“人情社会”，在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是何等冷酷无情的真面目！所以说“人情社会最无情”。

2、人情社会下的法治（1）、“人情大于王法”是人治的体现人治，实质上就是根据某个人的利害选择和感情取向来决策的治理方式。在法治社会里，人情虽然也存在，但它不会大于王法；而在人治社会里，人情不仅大于王法，还是人治的一种支撑。因为，在人治社会里，各种人情资源都集中在统治者的手中，他们掌握着下层人物贫富、荣辱、升迁，乃至于生死的权力。下层人物要想取得生存、发展，趋利避害，甚至是求得公平，都需要仰面求人，通过各种人情渠道换取当权者恩赐的雨露阳光；这样一来，人们也就众星捧月似的凝聚在了当权者的周围。人们在“不谙世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阶段，也许还对这种人情交易看不惯，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并做得津津有味了，总觉得暖洋洋的人情关系要比冷冰冰的法权关系好。时下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打官司就是打‘关系’”——一遇到诉讼，首先就是找门路，托关系，送红包；其目的并非都是要颠倒黑白，有许多只是希望能依法得到公正的判决。前不久，看到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位诉讼者坐在律师事务所里，伸长了脖子，神秘兮兮地面对律师问道：“您法院里有认识人吗？”——这绝不是漫画作者无根据的虚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2）、人情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当事人或律师利用地方党委、政府、人大官员或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行政力量对案件进行各种形式正当或不正当的过问、批条、关注、协调、评查等。这些方式直接作用于管着办案法官的领导们，从而高效地堂而皇之地打破了国家法律所要极力维护的东西，而当事人和律师又是怎样和那些给他们批条子，走“后门”的人建立关系的呢？那就要归功于“人情”了，正是“人情”将他们联系到了一起，而“人情”又是什么？是金钱与权力的交换，是利益与利益的交换。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同样是“人情”在作祟。在“人情”二字面前，法律遭到亵渎，司法公正更是难以实现，在我国建立法制国家的关键阶段，“人情”依然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之上，甚至“站到”了法律之上，不得不说这是法治的悲哀，是司法工作者的悲哀。“法”象征着公正、公平，这是它的基本特征。司法的公正影响着社会秩序，更关系到国家的 政治 稳定和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它的重要性毋庸质疑。然而，现在“人情”却在一步步吞噬着公正，影响着国家的法制建设。

（二）、法官的法律职业伦理

1、法官的职业形象为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的法官队伍，规范和完善法官职业道德标准，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维护法官和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于2001年制定并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在《准则》中有这样几条规定值得我们深思。（见附）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前12条“准则”都是对法官职业形象的规定。法官职业形象最核心的是公正，最关键的是廉洁。公正是审判的灵魂和生命，是审判工作全部价值所在，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说得好:“法官的使命在于，依照法律对产生争议的法律问题作出具有最终效力的判决，并以此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法官应该是传承公平、正义的使者；是个人良知和法律信念的代表者；是各种冲突的承受者。公正和效率是法官的生命线，对每一个法官而言，就像阳光对于每一个人那样，是生命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法官的形象公正正是当事人直接感知的司法公正。它包括两方面的 内容，即法官自身修养及品质，以及法官在法庭审判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公正，如法庭装饰布置、法槌法袍使用、庭审言语举止、裁判文书等外在形象，这才是最为突出的内容。法官的形象公正是建立在程序公正和司法公正基础上，但又超越二者，是更高一层的司法公正，是可触摸和感知的公正。三者关系是：形象公正需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来实现，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也需要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形象公正来实现，三者缺一不可，互为有机统一体。法官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形象，这是由其权利、职业、群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权利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权的权威性、重大性和导向性上。权威性，是因为司法权是调节社会各种矛盾的最终裁判权。不论个人或单位，对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重大性，是因为审判权是生杀予夺大权，一纸判决，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单位的命运；导向性，是因为法官判案，也就是判断是非，审判的结果是要体现社会的正义、导向和价值标准。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的独立性、中立性、公开性和程序性上。独立性，不仅审判活动要独立，而且要求法官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受任何个人或上司的非法干预；中立性，法官是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必须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一方，歧视另一方；公开审判，是基本诉讼原则之一。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以公开促公正；程序性，程序公正是可以实现的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官不能在“法律事实”以外寻求裁判的依据，而只有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所认定的事实才成其为“法律事实”。群体的特殊性，是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和代言人，是社会的精英，应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法官一方面要以娴熟的法律水平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要以崇高的职业道德行使裁判职能。总之，为了法官职业的纯洁和尊严，为了维护法官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为了保障司法职责的正常履行，法官必须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称职的法官应该集公正的意识、和深厚的法学修养于一身。

2、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力过大何谓法官自由裁量权？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问题。英国法学家戴维•m•沃克给自由裁量权下过一个定义：“自由裁量权，指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力或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根据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这种权力。”而美国法学教授约翰•享利•梅里曼认为：审判上的自由裁量权，是普通法系法官传统固有的权力，是指“能够根据案件事实决定其法律后果，为了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可以不拘泥于法律，还能够不断解释法律使之更合于社会的变化。”尽管沃克和梅里曼关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论述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认为法官自由裁量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一种司法权。这就将其从性质上同行政自由裁量权区分了开来，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来源是法律授权；第二，是法官在特定情况下，针对不同案情，依据自己的判断而作出适当决定的权力；第三，作出决定的依据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基于国外学者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认识，我国的法学家也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含义作了各种各样的表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有缺陷时，法官根据法律授予的职权，在有限范围内按照公正原则处理案件的权力。我国是一个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久的国家，法制建设还不甚完善立法工作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的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松，是我国法制不健全的主要体现之一，例如：我国《刑法》第249条规定：“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本法条中，有这样的字眼，“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而实际上“严重”和“特别严重”的界线就是由法官来掌握的，是由法官的主观意识来决定的。而正是这样的一个“空当”，可以被很多人利用，用金钱来填补“空当”，使法官的裁决有所倾向。所以说自由裁量权的不完善，从某种程度上给了法官、律师、当事人很大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无视法律，藐视公正的自由。实质上自由裁量权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在保护正义的同时极容易伤害正义，甚至如果被心术不正的人滥用将成为其作恶的工具。因此，任何法官都必须慎用。然故严格法治主义者主张“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将法官变成一台自动售货机，输入事实，将法律对号入座然后输出判决。”但这种完全排除自由裁量权的 理论 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司法实践中根本无法实行。事实上，几乎所有案件的判决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时，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社会弱者的关怀、对自然法理念及公平、正义精神的追求，服从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做出合乎法律、合乎人性、公平、经得起 历史 考验的判决。

（三）、律师的职业道德伦理

律师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也是纯洁律师队伍、维护律师职业声誉、推动律师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重要保证。从世界各国的有关规定来看，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以下特征:

1、其表现形式是将抽象、概括的职业道德标准以具体、明确的义务性或禁止性条款规定在律师组织的有关章程和规则中，甚至规定在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有关法律之中，从而形成律师职业行为的具体规则；

2、其调整的内容涉及律师在其职业活动中与法院、与委托人、与同行、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等诸方面；

3、其保证实施的方式主要依国家强制力或律师组织纪律的强制力对违反规则者给予惩戒。从以上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的特征上看，律师作为法律人的法律职业伦理与道德行为，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标准：标准一：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律师必须保持良好的形象和声誉。由于律师的使命在于维护人权，实现正义，所以各国的立法均对律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德国《律师法》第43条规定：“律师须认真执行职务，在执行职务时或执行职务以外均应表现得值得尊重和信赖。”日本《律师道德》第2条规定：“律师在注重名誉、维护信用的同时，应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精深的修养。”我国《律师道德规范》第7条规定：“律师应当道德高尚，廉洁自律，珍惜职业声誉，保证自己的行为无损于律师职业形象。”第11条规定：“律师应当敬业勤业，努力钻研和掌握执业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注重陶冶品德和职业修养。”上述规定说明，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对律师职业道德提出了较高的标准和要求。标准二：法律职业行为的独立。为了保持律师的威信、公正和中立，西方国家普遍要求律师在从事职业活动中，既要独立于司法机关和委托人，也要保护律师职业的垄断性。在美国，律师职业上的独立是指除法律有专门规定外，律师不得与非律师人员分享律师费用，也不得与非律师人员建立旨在从事法律事务的合伙关系。在下述情况中，律师不得同营利性的法律机构进行合作：

1、非律师在这种法律机构中拥有股份；

2、非律师是该法律机构的经理或官员；

3、在这种法律机构中，非律师有权左右律师的职业判断。在法国，法律要求律师不得接受他人雇佣，不得兼营其他与自由、独立不相容的职业，不得兼营任何商业活动，不得兼任合股公司的成员、股份公司的经理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公务员。在日本，法律严禁律师同非律师合作、从对方当事人处接受或向其要求利益、兼职及经营营利性业务。禁止同非律师合作是国际上对律师职业道德的普遍性要求。在律师与非律师的合作中，最可怕的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合作。按照律师的说法，“律师热衷于与法官拉关系，有的是被法官逼出来的。该立案的不给你立案，该给你看的证据不给你看，该送达的文书不去送达，能拖便拖，能赖便赖，拿一份判决书就让你跑上十趟八趟，一个简单的案子可以给你拖上一年半载，你告他不但难以奏效，说不定会上该法院的‘黑名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碰了几次壁之后，你还不得学乖点，赶紧去拉拉关系。

第四篇：法官素质与司法公正[范文]

论文摘要

在法制不健全的过去几十年间，司法公正 问题 并不为 社会 所关注。而随着社会的 发展，我国法制的逐步完善，司法公正成了当前社会广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仅就法官素质对司法公正的 影响 作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借以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最终实现公正司法的目标。

一、司法公正的内涵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讲的司法公正是即是指狭义的司法公正，即法官和法院的审判公正。

二、司法公正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司法公正是社会公众对法制的期望，是执法活动内在的价值追求。法律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调整社会各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作用。任何不公正的司法行为或错误裁判，不仅会招致其承受者的强烈不满，而且往往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毫无例外都将严重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和严重损害司法和法律的权威，其危害后果是决不可低估的。

三、法官队伍的现状 分析 自实行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以来，我国的法官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经济 纠纷，为保障改革开放和促进 现代 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功绩不能也不应低估。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用冷静、理性的目光审视法官这一特殊群体时，又不得不承认法官队伍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法官队伍的总体素质与审判工作不相适应的矛盾，可以说显得从来没有过的尖锐和突出。

四、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提高法官队伍素质首先，严格把好法官的进入制度关，切实按《法官法》进行任用选拔。其次，加强道德素养 教育，树立起人民法官的高尚人格。再次，进行其它方面司法制度的配套改革，以尽快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最后，加强司法培训，实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退的用人机制。

关键词：法官素质 司法公正 内涵 法官素质要求 队伍现状 队伍建设

在法制不健全的过去几十年间，司法公正问题并不为社会所关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制的逐步完善，司法公正成了当前社会广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人民群众关注司法公正，是因为它同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司法机关关注司法公正，是因为它不仅是司法行为、过程及结果的评价标准，而且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政治 家们关注司法公正，是因为它在法治国家中，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程度，起着晴雨表和平衡器的作用； 理论 家们关注司法公正，是因为它是现代民主和法治理念的集中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法律文化内涵，对它的 研究 和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仅就法官素质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作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借以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最终实现公正司法的目标。

一、司法公正的内涵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广义的司法包括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等司法人员的司法活动，在这里，司法指狭义的司法，即仅指法官和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的含义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不偏不倚等。［1］本文讲的司法公正是即是指狭义的司法公正，即法官和法院的审判公正。公正是人们追求的一个崇高的价值、理想的目标，也是执法者永恒的主题。共产党员讲正气，执法人员讲正义。罗马法学家在《法学总论》中称：“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现在，社会各界都在关注司法公正这一问题，在人民法院工作中也是言必谈司法公正。因为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灵魂和生命，也是我国司法改革要最终实现的目标。人民法院在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中，能否发挥重要作用，归根到底就是看人民法院能否充分发挥审判职能，能否确保司法公正。所以，确保司法公正，既是党和国家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期望；既是依法治国、实现法律公正的应有之义，也是每一位法官应始终不渝追求的人生目标。人民法院存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地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所谓实体公正是指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确的。对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并对违法犯罪者给予了应有的惩罚和制裁。所谓程序公正又称形式上的公正，指司法程序必须符合公正、公开、民主、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基本保护、切实保障法官的独立公正以及充分体现效率的原则。［2］实现司法公正，不仅要有合理的司法体制和完善的司法制度，而且要依靠司法人员主持正义，严格依法办事。《孟子.离娄篇》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马克思曾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4］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近年来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和调整，大量的法律法规的出台颁布，标志着我国已步入了依法治国的快车道。但如何使法律得到正确实施，除了依法行政外，司法是极其重要的法治手段，而司法裁判又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的执法活动最终保护了人民、惩罚了犯罪，维护了社会正义和秩序。这一环节的执法活动即审判活动如要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就必然要求其实施主体－法官有很高的素质，甚至法官必须是整个社会的最精英人物，否则难以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及整个社会利益平衡。法官必须是一个专门化的特殊的法律职业群体，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对法官的素质要求要比对公务员的要求还要高，未经过长期的法律 学习和实践，就是再高级的公务员也是不能胜任做法官的。正如17世纪英国普通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在抨击教会关于国王可以亲审案件的观点时说过一段惊世名言：“法律是一门 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5］

二、司法公正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一般而言，法官审理案件，有明文规定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可资遵循，只要“按图索骥”，依法审判即可。其实不然，法官本人的素质如何，对是非的评断，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关系极大。法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审判的质量和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社会公众对法制的期望，是执法活动内在的价值追求。法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调整社会各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事人之所以把纠纷诉诸法律，是由于他们相信执法者会给他公正的处理。如果通过法律，结果都不是公正的，那法律在人们心中就会一文不值，老百姓有冤屈也就没有了说理的地方，这无异于没有法律时的弱肉强食。可见，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正像英国著名学者培根所说的，“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法的行为为祸尤烈。因为不法的行为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把水源给破坏了。”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如果执法人员不秉公执法，甚至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群众就会失去对法律的信任，进而失去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然而，我们所必须面对和承认的现实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司法不公的问题，而且一个时期以来，这个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热点。任何不公正的司法行为或错误裁判，不仅会招致其承受者的强烈不满，而且往往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毫无例外都将严重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和严重损害司法和法律的权威，其危害后果是决不可低估的。毫无疑问，司法不公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 时代 背景，是在 历史 与现实、体制与机制、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主观与客观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我们不否定外部环境、体制因素和客观条件对司法工作的影响和制约，有时这种影响和制约甚至是巨大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如果认为这些是导致司法不公的唯一的或根本的原因，这种认识至少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为什么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下，有不少的法官却始终能够以清廉、公正的行为和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分析和寻找司法不公的原因时，必须眼睛向内，着力从自身上，从主观上，从工作上找根源，诸如审判人员素质是否适宜、指导思想是否端正、权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约、工作作风是否严谨等等。人民法院无论是推进司法改革，还是维护司法公正，成败与否，关键在人，在于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因为法官作为审判的组织者，其对法律的理解、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于保障程序公正，实现审判公正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法官的行为决定着法律实施的恰当与否，决定着法律是否能够在社会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最终决定着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度。从一般意义上讲，素质是指事物本来的性质。人的素质是指人的某些先天的特性和后天经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与能力的综合，既包括先天性的生理素质，又包括后天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社会素质。法官的素质，除具有人的一般的素质特征外，还应具有与从事审判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素质。近年来，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包括法官的素质，已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被视为加强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目标的重大措施提出。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大力加强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建设，他特别强调要对法官进行训练，严格考核。他说：“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项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专门提出要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大力提高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过去，我们讲法官素质，一般讲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两个方面，这是十分重要的，但现在看来不够全面。鉴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还应加上司法人格素质的特殊要求。这就是说，一名优秀的法官，不仅应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高超的司法水平，而且还应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准和健全的司法人格。司法人格是职业法官道德操守、法律意识、司法理念以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执法如山、刚正不阿精神和气节的集中体现。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上腐败之风泛滥，无孔不入，法官难免受其影响，面对各种利益的诱惑，意志薄弱者就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要抵御种种利诱，只有不断增强品德修养，才能提高免疫力，处污泥而不染，秉公执法、恪尽职守而不动摇。只有这三个方面同时具备，才能构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司法主体。同时，只有这样的主体，才能真正担当起法律守护神的重任，才能在司法主体素质和主观方面确保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也才能自觉地维护并始终不渝地追求实现公正司法这一最终目标。

三、法官队伍的现状分析自实行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以来，我国的法官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经济纠纷，为保障改革开放和促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功绩不能也不应低估。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用冷静、理性的目光审视法官这一特殊群体时，又不得不承认法官队伍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法官队伍的总体素质与审判工作不相适应的矛盾，可以说显得从来没有过的尖锐和突出。法官队伍的总体素质不高，这是当前社会各界已达成的普遍共识，其突出表现如下。

1、从整体上看，法官的法律专业知识素质偏低。在发生诉讼的场合，法律是通过法院的判决具体表现出来的。由于现代社会的法律越来越多，纠纷也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法官只有在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下，才能正确地裁判纠纷。因此，各国都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规定了很高的标准，都通过严格的程序挑选法官。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职业是一个极受社会尊重的职业，法官选任的条件也非常严格。比如在英国，除了治安法官外，所有的法官都只能从出庭律师中选定。根据规定，地 方法 院法官必须有7年以上的出庭律师经历；高等法院法官必须有10年以上出庭律师的经历，或者2年以上地方法院法官的经历；担任最高上诉法院法官的职务，要具有15年以上出庭律师的经历或者担任高等法院法官2年以上的经历。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所以在英国，即使是地方法院的法官也不会非常年轻，40岁以前被任命为法官是非常少见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英国的法官职业有着其他职业不可比拟的尊严和荣耀。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地位虽低于英美法系国家，其主要原因是在于法官的选拔条件较低。但在这些国家中，新毕业的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实习期结束后，只有通过国家司法 考试，才能成为法官。如在德国入选法官必须经过两次考试，第一次是在考生接受完法学院的三年半教育之后；只有通过了第一次考试，才能再接受为期两年的培训，然后再参加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第二次考试；只有通过了第二次考试之后，才能够被任命为见习法官。因此，像德国法律系的学生要想取得法官职业资格，至少需要7年的法律学习和实践。日本选拔法官的条件和程序更为严格，法律专业的大学生首先要通过淘汰率高达95%－98%的司法考试，通过第一次考试后的少数幸运者，还要接受由法务大臣任命的司法考试审查委员会主持的第二次考试，才能成为司法研修生。司法研修生在成为法官前还须在司法研修所学习和培训两年，然后还须参加第三次考试，通过者才有资格进入法官行列。显然，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正是运用这种激烈的竞争性考试和严格的选拔程序，才保证了法官具有很高的法律素养。与法治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对法官任职资格条件的要求是比较低的。1979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甚至不要求法官具有法律知识。1983年对该法进行修改，增加了具有法律知识的要求，但仍然不太严格。1995年颁布的《法官法》作了学历上的要求，法官必须是高等院校毕业的，包括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而且要取得法官资格，必须一律经过初任法官资格考试，只有考试通过者，才能被任命为法官。我国的《法官法》虽然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然而我国法官学历的实际情况离这不算高的起点尚有相当大的距离。由于我国现在的法官队伍是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之前，因此从这支队伍的来源看，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政法院校的毕业生，二是复转军人，三是通过社会招干途径考入法院的高中毕业生。从人数比例看，后两部分人的数量远远超出第一部分人的数量。

第五篇：辽宁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现状与提升对策

辽宁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现状与提升对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广大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是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农业、资源、环境、人口、教育等多个学科。因此就人的作用而言，必须全方位提升农村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农村人力资源是指农村范围内人口总体所具有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包括现实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和潜在的农村劳动力(就学人口、家务劳动人口和军事人口)两部分。农村人力资源素质，是指农村人力资源所具有的体质、智力、知识、技能水平；一般体现在农村劳动人口的体质水平和文化水平上。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经营管理素质和现代意识等。本文所涉及的素质主要是指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

在生产力发展的诸因素中，人是最基本的因素之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状态，对于充分有效地利用物质资源，实现经济增长。是极为重要的条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我省农村耕地等自然资源相对不足，靠开发耕地等物质资源来拓展农业发展空间的余地越来越少，而只能靠人力资本投资，挖掘潜在的人力资源，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来促进农村

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势必影响城乡统筹发展，影响现代农业建设，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将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为迫切的现实要求。只有提升农村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才能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

一、辽宁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现状

(一)辽宁农特人力资源基本状况

辽宁省现有77个涉农县区、986个乡镇、11868个行政村。随着农村城镇化程度的提高，辽宁农村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1年一2005年，辽宁农村人口数量分别为2229万人、2211．7万人、21972万人、21763万人、2029．7万人，呈下降趋势，而且尤以2(X)5年下降最为明显。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辽宁省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 2477万人，占总人口的58．70％；居住在乡村的人口1743万人，占总人口的41．30％。辽宁已经成为全国城镇化程度最高的省区之一。

在年龄构成方面，辽宁省农村劳动力中青壮年劳动力占较大比重。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辽宁省1227万农村劳动适龄人口中，20一49岁的占79％，除19岁以下和50岁以上年龄组所占比重较小外，其他备年龄段分布相对比较均衡；全省农村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s岁。呈现青壮年态势。

2004年末全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5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5个百分点。2054年底，辽宁全省农村劳动力剩余总量为546万人，与2000年相比。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348％。

(二)农村人力资源文化素质有待提高

2003年辽宁省农村住户人口情况的抽样调查表明。2003年辽宁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占1．75％。小学程度占2455％，初中程度占6193％，高中程度占799％，中专程度占22．4％，大专以上占1．44％。与全国相比，辽宁农村人口文化程度在全国处于偏上水平。2003年辽宁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占264l％，而2001年辽宁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占28．57％，2003年与2001年相比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有一定的提高。城乡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如大连市城市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而农村只有7．8年，差距为28年。按照以往的增长速度，大连市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要达到城市目前的水平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闻。

(三)农村人力资源科技素质偏低

由于中小学教育中涉及农业技术知识的内容少，再加上农民受教育年限低，农业职业教育普及率低，而且多数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弱，能够看懂农业科技书刊的人数不多。因而导致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较低，缺乏职业技术和技能。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农民积极开办工业和第三产业，但传统小农思想的挟隘性依然存在，农民经营管理能力差、心理素质脆弱，对农业科技成果和先进适用的技术敬而远之。存在着“思想保守不愿用，没有知识不会用。怕担风险不敢用。缺乏投入不能用，农业比较利益低不想用”的“五不用”现

象。20D4年辽宁农调队农村住户调查显示，大约有8l％的农民对农业新技术、新产品表现出消极的观望态度。

(四)农村转移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

近年来，辽宁省外出务工农民不断增加。2003年外出务工农民增加到17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12_7％。2054年农民

外出务工^数达到193万人，同比增长15％。辽宁省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为

7．3％，而全国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为12％。辽宁省外出从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者构成了农民打工族的主体，比重高达726％；高中及以上学历者约占14％；小学文化程度务工人员占129％，此外，还有少量务工者是文盲或半文盲。而且绝大部分劳动力未接受过系统的技能培训，在辽宁省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培训的仅占9％。由于缺少一技之长，外出务工者大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而从事技术工种的很少。又由于不具备相关的语言表达能力、职业技能、科技素质和法律常识等必备素质，使得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狭窄。即使进了城市也不能充分就业。

(五)低素质劳动力沉积农村

随着备级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但是相对于农村人口的整体而

吉。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在文化程度、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导致越来越多的低素质的劳动力沉积在农村。这部分沉积劳动力的整体特征是“两高、两低”，即年龄高、妇女比例高，文化程度低、实践技能低。这部分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升难度比较大，也将成为制约辽宁农村人力资源素质整体提高的—个重要阻碍。由以匕分析可见，辽宁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状况的特点是：农村人口多，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从地区看，主要分布在西部；从行业看。主要沉积在一产；从性别看，女性劳动力素质低于男性；从年龄看，青年劳动力素质稍高。而且辽宁农村人力资源素质与城市相比差异较大。辽宁农村人力资源文化素质差、技术水平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这一基本现状，严重地制约了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农村经济的进—步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村教育体系不完善；农村培训机制不健全；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不均等；学校教育和培训与地方人才需求桕脱节；教育投入不足；政府的主导作用有待加强。

二、辽宁农村人力资源素质提升的对策建议

教育，从根本上是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主要手段，劳动生产率、收入水平都与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呈现出高度的正相

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种相关研究报告认为，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4396，初中毕业可提高10896，大学毕业则可提高300％。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人力资源成为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而且人力资源中劳动者的素质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一)完善农村教育体系

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提升。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加强农村教育。农村教育一般包括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和成人教育。一直以来，农村教育相改革的发展提倡“三教统筹”，并为农村的人才培养、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辽宁农村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应当是增强办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满足农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应突破原有的农村教育观。突破“三教统筹”，树立大农村教育观，拓展农村教育的内涵。实行“六教统筹”。即农村学前教育、农村基础教育，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成人教育，农村高中教育，面向农村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农业教育的统筹，建立健全以高等农业教育为龙头，以农村基础教育、农村高中教育为主体。以农村幼儿教育、学前教育为基础．以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成^教育为两翼的农村教育体系。．

实行“六教统筹”，必须依靠政府的主导力量，整合教育资源，按照教育市场化发展的需要，改革教育体制。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基金，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要依据农村教育发展的多样化、多层次，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二)建全农村培训机制

为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辽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农民培训。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辽宁开展的大规模的农民培训

包括：绿色证书培训，培训农民10万人；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培训农民22万人；阳光工程示范专业培训，培训农民68万

人；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累计培训农民600多万人次。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越来越多的农民掌握和应用了农业新技术和新成果，这些成果祀技术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农茸毛对培训的认识也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希望参

加各种类型的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但是，从全省整体情况看。目前农民培训还处于起步阶段，参与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还比较少，不同地区农民参加培训的数量和质量还很不均衡。如2005年初，九三学社对辽宁铁岭地区的调查显示，50％的农民表示近年来从未接受过乡镇或村里组织的真正意义上的培训，有348％的农民接受过农技知识的培训，仅有87％的农民接受过市场知识的培训。因此，辽宁农村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在强调学校教育租学历教育的基础上，当务之急是对现有的农村人力资源的技术和技能的培训。因此。要依据劳动力走向以及社会的需求，建立健全备类就业培训制度和培训工程，并依据不同岗位、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需求。调整培训内容。改革培训方法。长期以来。农民培训工作要以由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和支持杜会备方面力量参与农民培训，并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起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投入的多元化培训体制。

(三)充分挟持并利用各类教育资源

第一，城市教育应增加服务功能，扩大眼务对象，在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基础上，全方位为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一要加强对转移到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的教育，有针对性的开展职业教育、技术革新

第二，要注重城市务工农民子女的教育。以解决后顾之优，实现教育均等。三要面向农村，全方位开展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农民就业的可能性和有序性，提高就业竞争力。四要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农业院校应发挥优势，为农村培训农tC--T4稻、师资，培养农村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第二，倡导智力回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也是劳动力综合素质的竞争。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业单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在不断提高。同时，农村劳动力通过转移过程中的工作和学习，掌握了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开阔了视野，培养了新的意识和观念，如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价值观念、法律观念等。进而可以全面促进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升。

第三，积极引导在农村地区发展的企业或公司，吸收当地劳动力就业，树立就业必先培训的理念。促使企业或公司实行

零学费定向就业培训，提升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就业，减少城市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