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官素质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根本
在公众眼中,法官是司法机关和法律的化身,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法官的形象实际上就是法院形象的具体化,裁判是否公正,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都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关系密切。有的法官综合素质差强人意,案件质量和效率不高,信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都会使司法公信力受到影响。法院的公信力一旦受到质疑,作出的裁判也就很难获得信任。因此,法官素质对
于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官素质,包括业务素质和品行修养两大重要部分。深厚的法学理论水平、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出色的庭审驾驭能力等业务素质是法官的必备才能,是法官运用法律维护公正的前提条件。品行修养就是修身养性,就是要修正、调整自己不好的行为,塑造培育良好的品行。法官除了精通法律,依法办案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道德良知,要有一种内在的法制精神和人格魅力来支撑自己,影响和感化社会。因此,业务素质与品行修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只有并驾齐驱、共同推进,才能使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不偏不倚、公正中立,从而提升司法公信力。
业务素质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内生动力”。第一,潜心“修内功”。法官应不断加强学习,注重丰富自身专业知识,做到正确无误地分析法律、适用法律,对每个案件都能辨法析理,真正让当事人胜败皆服,案结事了。要及时组织法官深入学习新的法律法规、开展“走出去学、请进来教”、业务交流研讨、庭审观摩、精品案件评选等活动,提高法官业务素养和驾驭庭审能力,让每位法官成为“业务型”法律专家。第二,落实“传帮带”。健全完善“青年法官导师制”、“庭长示范制”等工作机制,由资深、优秀的法官对青年法官实行一对一的帮助、传授和带领,充分发挥老法官的指导作用,通过庭前指导、庭审讲评、庭后点评等举措,为青年法官从事审判工作把好关、指好路,使青年法官可以更快地进入法官角色,丰富和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从而更好地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审判工作中。第三,抓好“两评查”。裁判文书和庭审活动的好坏直接反映一名法官的司法水平高低。当前,要以“两评查”活动为契机,通过评查找差距、补短板,把履行岗位职责与提升司法能力有机统一起来。要全员参与、突出重点,在确保全员参与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基层法官、青年法官身上,通过评查帮助他们找准薄弱环节,强化业务训练,尽快提高审判业务能力。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把着力点放在查找司法能力的薄弱环节、找准审判质量存在的问题上,放在强化审判技能训练、推进司法能力建设上。
品行修养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隐形翅膀”。首先,要以健全的制度约束人。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道德制度,把职业道德教育与廉政建设、行风建设、主题活动等结合起来,加强对干警的约束,不仅要加强工作期间的管理,同时也要加强八小时外的管理,保证法官在工作期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在八小时外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其次,要以榜样的力量激励人。先进典型是其他法官的价值指引,也是努力方向,更是引领全体法官爱岗敬业的标杆。要以学习先进典型为契机,以不断提升审判质效为目的,立足自身实际,切实对照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以学习典型努力砥砺思想品质,以学习典型切实激发学习热情,以学习典型不断营造良好氛围,在平凡的审判工作岗位上,以实际行动树立人民法官的形象。再次,要以优秀的文化陶冶人。要从环境熏陶入手,寓深于浅,充分利用院落、楼道建成各类主题鲜明的文化长廊,开放电子阅览室、院史室和荣誉室等设施,让干警在办公楼内举目抬头都能学习,提升文化品位。从凝聚士气着眼,采取理论研讨、例会培训、法官宣誓、典型示范等措施,引导干警规范司法行为,坚持廉洁自律,不断强化对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感情认同和实践认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维护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责任所在,而着重提高法官素质、强化审判质效、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只有让“内生动力”插上“隐形的翅膀”,才能造就出学养深厚、经验丰富、品行高尚的法官群体,只有这样才能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公众的称许与信赖,才能维护并提升公众对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第二篇: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
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
维护基层公平正义
论文提要: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化解基层(尤其是农村)矛盾,宣传法治思想,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体系被打破,旧有的封建习俗与乡村文化亦逐步瓦解,获取信息能力显著增强。而与此同时,司法公信力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在农村得到普遍认可与加强,造成目前农村各种纠纷、上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发现司法公信力在农村缺失的深层原因,完善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为提升人民法庭司法公信力提出合理建议,从而唤得广大同仁对农村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重视与研究。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述,简要介绍我国基层法庭的工作实际;第二部分为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分析,主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第三部分为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农村司法公信力衡量标准的划分;第四部分为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建议。
一、概述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化解基层(尤其是农村)矛盾,宣传法治思想,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体系被打破,旧有的封建习俗与乡村文化亦逐步瓦解,获取信息能力显著增强。而与此同时,司法公信力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在农村得到普遍认可与加强,造成目前农村各种纠纷、上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发现司法公信力在农村缺失的深层原因,完善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为提升人民法庭司法公信力提出合理建议,从而唤得广大同仁对农村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重视与研究。
二、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原因分析
由于农村与城市在人员构成、生活方式、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广大农民在知识体系、认知水平、道德观念与城市居民有很大不同,此点反应到司法领域,造成了司法公信力在城市与农村、居民与农民之间的不同标准。具体而言,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外部原因
1、农村习俗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纵观我国的历史及社会发展历程,结合我国的国情,不难发现,农村在保留旧有习俗,传接传统文化方面与城市比较有着显著优势。大量的旧有习俗与传统观念在农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有时甚至高于法律。例如,农村中出嫁妇女不负责赡养父母,亦不继承遗产;订婚后,若男方悔婚,女方不退还彩礼,若女方悔婚,需退还全部彩礼;建造农村房屋时未经左右邻居同意,建造的房屋不能高于邻居的房屋等等。这些习俗大多与现有法律规定不符,但却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遵守,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法院的裁判与该类习俗不符,当事人及其他村民就会对法律的公平正义、法律权威产生怀疑。经调查发现,人民法庭审理的农村赡养案件,85%以上的当事人以女儿不负责赡养、分家时财产分配不均等事由进行抗辩,法院依法裁判后,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认同率较低,上诉率较高;人民法庭审理的相邻关系案件,近70%的当事人以农村习惯,如散水的宽度一般不超过50厘米、门前道路排水沟应保持通畅等反驳对方的诉求,而原告方往往对该类习俗予以认可,法院在裁判时往往面临法律规定与农村习俗的利益抉择。
2、影视作品等现代传媒的不利引导
由于农村所特有的较为封闭的环境,其娱乐设施及项目较为单一,电视、电影、网络有着极为广阔的市场。我国施行的电视剧、电影的审核制度,并不对其内容的法律观念、相关法律事件进行审核,从而造成我国电视节目法律素养较低,大量的电视剧、电影情节中涉及的违法事件在剧情中得到了认可与赞扬。例如义愤伤害他人不会得到法律制裁、民事纠纷进行刑事处罚、非法上访闹访合情合理等等,该类剧情虽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却在无形中歪曲了我国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对广大观众,尤其是法律观念较为单薄的农民产生了不利影响,久而久之,观众就会以非法为合法、以无理为合理。
3、农村法制宣传不到位
通过调研发现,超过65%的被访农民表示从未接受过任何法律宣传及教育,亦未参加过任何普法活动,近三分之一的被访农民不知道我国的根本大法为《宪法》。而在改进措施一项中,90%的被访农民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司法机关应当在农村多举办一些普法活动,93%的被访农民认为中小学及相关部门应该开设法律知识课程,将自己的下一代培养成为知法、守法、用法的人。由此可见,广大农民具有学习法律的迫切愿望。但在实践中,农村的法律宣传工作做得有很多不足,以至于多数农民表示根本没有接受过法律教育。目前我国所采用的农村普法形式,大多内容呆板、形式单一,普遍做法包括:将部分法律条文在乡镇政府或村委会、路边街道的黑(白)板上一写了之,少数村落会在村广播中简要播放;摘抄法律条文编制小册子或宣传单发放给村委会,然后由村委会负责发放给广大村民。这些做法大多是为了应付区县的审查,黑(白)板的内容常年不换,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村民关注度较低。乡镇编发的普法册子或宣传单发放到村委会后往往就不知下文,大部分村民往往从未见过。另外,法律条文是对生活现象的高度概括,是语言文字的精辟阐述,而相对应的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却并不高,让其通过简单描述而对法律有着深入理解明显脱离实际,而解释法律、讲解法律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员,村委会组成人员显然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从而造成农村不仅法律宣传力度不足,法律的解释运用在农村更是空白。
4、农民法律意识的欠缺
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秩序建立的基础,更是农村司法公信力产生的土壤。农民缺乏法律意识的重要表征就是“在当乡风乡俗与现行法律不一致,甚至相背时,多数农民就会将法律放到次等的地位,这是传统问题,也是意识问题。这也是
我国某些农村在宅基地划分、土地使用权分配等问题上长期 存在纠纷的重要根源。” 具体而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欠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厌法厌诉观念普遍存在。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生活环境较为封闭,村民间较为熟悉,相互往来较多,村民间的矛盾与纠纷很多时候都会采用私下和解、亲属调解等方式寻求解决,直接采用诉讼方式的村民,往往被其他村民所诟病;二是法律认识浅薄。在广大农村,农民一般无法区分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亦不能区分拘留、拘役、有期徒刑等刑罚之间的差别,很多受访农民认为只要不实施伤人、偷盗、抢劫等行为就不算违法。三是受法被动,维权意识淡薄。大部分村民接触法院是因为被他人起诉,而且在诉讼时不能有效维护自身权益,接受法律知识、法律程序非常被动。当村民的合法权益受损时,增凯.论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8月.亦不能有效维权。
内部原因
1、人民法庭法官对农村缺乏了解
“法官职业要求法官必须是被动、理性的法律适用者,但法官也是人,有自己的教育背景、感情和价值选择,这些个体性因素客观存在。”目前我国基层法官主要表现为两大人群,一是年龄较大、常年从事审判工作的原有人员,二是今年来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审判队伍的年轻干警,而后者逐渐成为基层法院的业务骨干。年轻干警有着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与良好的教育背景,在法律条文的把握与运用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但与此同时,年轻干警的不足亦较为明显,由于不同的知识水平、生活方式,年轻干警往往对农村的风俗习惯、处事方式缺乏了解,与农民打交道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从而造成部分当事人对审判的方式不理解、对裁判结果不明白,影响了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2、法官的独立性导致案件事实的查清存在难度
法院与其他政府机构、党群机关不同,法院的职责是依法审判,而依法审判离不开独立审判。法官只有不受来自于法律规定之外的影响,宪法和法律才能切实得到维护。正是因为法官具有独立性,往往造成与其他部门较少业务往来,即便存在业务来往,许多部门为了避免错误,害怕承担责任而对法院的工作不予配合。22 贾春仙,乡土背景下的基层民事司法[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6月 例如,当法官到村委会调查案件事实时,许多村干部以没有时间、不知道案件事实等理由加以推脱,拒不配合法院工作;到公司企业核实当事人信息或提取相关信息时,企业以负责人不在,单位没有权限等事由对法官不理不睬。从而造成很多在案件无法还原案件本来面貌,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最终影响了裁判结果的准确性,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3、个别法官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的司法环境中,绝大部分法官都能够依法裁判,公平公正的处理每一个案件,但不可否认,极少数法官的不当行为给整个司法环境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一批法官纷纷落马,并经媒体宣传之后,对司法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广大农村,“有人好办事”“有关系就能胜诉”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市场,而个别法官的行为恰恰“印证”了农民的这些观点,造成了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具有一定困难。
三、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农村司法公信力衡量标准的划分
“定纷止争,案结事了”是近几年法院工作的总体要求,王胜俊院长到基层法院视察时又对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结案率高,调解率高,息诉率高,执结率高;大局意识强,群众意识强,管理意识强。在广大农村,由于厌诉思想的普遍存在,大部分当事人来到法院进行诉讼是迫不得已,是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人民法庭的法官不应当将目光仅仅局限在案件本身,而应当探寻更为深层次的矛盾,努力从根源上化解纠纷。因此,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应当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层为服判息诉。当事人在接到法院裁判文书后,服从法院的裁判结果,并主动或被动的履行判决内容,使得案件本身终结。
第二层为案结事了。服判息诉并不代表案结事了,有时候裁判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却因为一个裁判引发了其他一个或多个诉讼。可见,服判息诉只是在案件表面解决了纠纷,而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案结事了则是一次性从深层解决纠纷。
第三层为人和事满。在农村,原被告之间大多具有亲属、邻居、朋友等身份,双方之间往往在矛盾发生前具有一定的感情,由于案件的发生,使得双方感情逐渐破裂。通过法院的审判、明理、释法与调解,使得双方不仅握手言和,还要化干戈为玉帛,修复彼此之间的感情。
第四层为法治文化。每一起案件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发生在社会之中,尤其是农村案件,当事人所在村镇的其他村民大多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较为关注,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通过一次完美的审判,对某一地区产生良好的法律示范效应,不仅能使得裁判结果深入人心,更能提升某一地区的司法公信力。
四、基层法院(尤其是人民法庭)在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方面应当尝试的探索
1、加强宣传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面
目前我国的法治宣传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对农村的宣传则较为欠缺,形式也相对简单,大多采取宣传栏、粉刷标语的方式,农民对此往往不屑一顾,关注度较低。应当根据农村实际,创新宣传方式。经调研发现,入村开庭对于基本法律的宣传具有较好的实际效果,往往能够以点带面,使其他村民同样接收相应的法律知识;定期开展农村法律讲堂,讲解农民感兴趣的法律知识,例如婚姻、继承、赡养等,同样能取得不错的社会效果,但应当注意开展的时间与地点;除此之外,建立驻(包)村法官制度、定期放映法制宣传片等方式亦具有一定的宣传意义。
2、全面调解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有力保障
调解是高质量的审判,这一点在农村体现的尤为明显。经调研发现:在农村,机械的适用法律,不仅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还可能造成双方矛盾加深、共同上诉上访。因此,建立全方位调解制度在农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农村案件的特点,笔者认为全方位调解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四点:一是庭前调解(发放起诉书副本时)。农村案件大部分不能就案论案,案件事实只是深层矛盾的表象之一,例如大部分赡养纠纷,都会涉及分家、财产分割、土地承包、孙子女抚养等,庭前调解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表象发现原被告双方的根本矛盾所在,为以后调解打下基础;二是庭后调解(毕庭后、宣判前)。通过庭审了解案件事实后,即便一方当事人表示不同意调解,法官也应当在毕庭后进行必要的调解工作,尤其是对情绪较大、可能败诉的一方,调解必不可少。在调解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不断变换调解方式、创新调解思路、着重从矛盾根源入手,既要解决本案争议,又要化解深层矛盾,避免案件结一增十;三是判前调解。对于经多次调解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案件,在案件宣判前,应当通过电话或者谈话的方式进行判前调解,对于可能败诉的一方应认真释法明理,讲解证据规则,在努力促成调解结案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信访风险;四是判后调解。裁判文书的发放并不意味着法官工作的终结,判后调解往往被大多数审判人员所忽视。很多时候,胜诉方出于对时间成本、执行成本及其他成本的考虑,同意败诉方减免部分费用从而换取案款的及时到位,而败诉出于经济考虑,有时会同意胜诉方的方案,最终使得执行一步到位。即便判后调解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亦可以使当事人看到法官在整个案件中为了促成双方和解所做的大量工作,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与理解,满足其受尊重的心理诉求。
3、法情相容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群众基础
农民对司法的信任不仅来自司法权威,更多的来自于对判决结果与自认公理的相互印证。何谓自认公理?大多体现为民约乡俗,在很多时候,当事人之所以对法庭的判决产生怀疑,就是因为判决内容与农村实际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如何做到法理与乡俗的有机融合呢?一方面,基层法官,尤其是人民法庭的年轻法官,应当勤下乡、多下乡、勤学习、多思考,深入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学习老审判员的审判思维,重视现场调研,强化与基层组织的联络;另一方面,努力将民俗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在具体审判中,应当具体考察民俗的产生基础,并与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对比,尽最大努力将合理民俗纳入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中来,切实保护当事人利益。若民俗与法律向违背时,应当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争取以调解方式结案。
4、联动机制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因为法官的职业特点、法院的管理制度等原因,使得法官在保持中立的同时,往往被孤立,从而造成案件事实的查明存在一定难度。因此,鉴于农村案件的特点,应当尽快建立联动机制,使得人民法庭、司法所、村委会、派出所、乡镇政府相互协调配合。首先,政策问题相互沟通。政策的及时性与法律的稳定性很多时候造成政策与法律的不一致,相关职能部门对于政策的把握往往更为及时准确,这就需要法官在审判时不仅需要大量的法律知识,更需要及时掌握政策动向,否则判决结果往往无法执行。
5、法院内部监督管理的完善与人民法庭法官素质的提高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 针对农村案件的特点,建立相应法院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从内部提升司法审判人员应对农村案件的能力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例如构建诉调对接机制,成立调解组或设立专门调解法官,选取农村生活经验丰富、庭审驾驭能力强的法官担当这一角色,将可能调解结案或调解结案更利于执行的案件,例如离婚、赡养、抚养等,在转到主审法官手中前,先由调解法官进行调解工作,排查矛盾隐患,促进双方和解。
面对农村案件的独特性,人民法庭法官,尤其是年轻法官,应当不断提高逻辑思维能力、驾驭庭审能力、调解和服判息诉能力、准确适用法律能力、判决说理能力,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学习、勇于实践、加强锻炼、廉洁自律。同时需要法院党组织加大投入;需要政工纪检部门敢抓善抓,一抓到底;需要庭室全面配合,大力支持。只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法官的司法能力就会有一个较大提高,应对农村案件的能力也会有质的飞跃。
五、结语
司法公信力对依法治国理念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关系到司法权威及司法作用的发挥,是建构法治社会的前提,是实现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而广大农民对法制的认可更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因此,通过有效措施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刻不容缓。
第三篇:作风就是司法公信力-法官作风之我见(精选)
作风建设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世情、国情、党情,对新形势下的作风建设做出了重大部署。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总体工作部署,印发了《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改进司法作风教育活动的通知》,切实改进司
法作风,提升审判质量,全面推进司法公信力建设。
这既是党中央的统一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人民法院来说,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是力量,作风就是司法公信力。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法院、法官的作风就是国家的法治形象,就是法官政治业务思想素质的直接表现,就是办案公正高效的具体体现,就是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的最直观依据。只有从每一个法院干警做起,从案件审理执行的各个环节做起,从每一个司法案件做起,切实改进作风,人民群众才会信任司法、尊重司法,司法公信力才会得到显著提升。
改进司法作风,要从“我”开始。在群众眼里,每一名干警都是反映司法公信力的一面镜子。法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权威的认同。要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高度,从推动人民司法事业科学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司法作风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起法治中国建设者的主人翁意识,强化司法为民、服务群众的理念,提高依法办案、规范司法的意识,培育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作风,形成严格自律、廉洁司法的操守,以优良、公正、文明和亲民的司法作风,真正成为展示法院形象的窗口,传播公平正义的桥梁。
改进司法作风,要从“心”开始。在卷宗背后,不应仅仅是冰冷的法律条文,更要包含着暖暖的民生民情;在法庭之上,不应仅仅是严肃的法律条文,更要深藏着浓厚的人文关怀。人民法官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抓住群众最关心的社会治安问题、最关切的权益保障问题、最关注的公平正义问题,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让每起案件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人民的考量,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正义,赢得社会对法治的尊重和崇尚。
改进司法作风,要从“实”开始。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司法作风建设不是一阵风,也不是一纸文件、一句承诺,而是踏踏实实的具体行动。必须以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为切入点,以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自治区党委实施意见、最高法院的六项措施、改进司法作风教育活动和自治区高院改进司法作风的十五项措施为切入口和动员令,把执法办案作为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认认真真地审理和执行好每一起案件,开好每一个庭,写好每一份判决书,接待好每一位当事人,在实干中树形象、增公信。
司法作风事关人民法院职能的发挥,事关司法权威的树立,事关法院队伍素质的提升。作为法官,要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审判工作之中,为实现司法作风转变,推动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科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篇:提升司法公信力 迈向回应型司法
提升司法公信力 迈向回应型司法
郝艳兵 吴如巧
2013-04-01 10:25:27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03月28日
近年来,有关中国司法改革往何处去的讨论和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不可谓不多。然而,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感却并未与时俱增,相反,司法领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信任危机。邓玉娇案、夏俊峰案、李昌奎案等一系列造成广泛社会影响案件的发生表明司法权威正面临重重危机。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社会输出正义的产品是司法最核心的任务。然而,基于种种与司法有关或者看似无关的原因,司法所输出的正义与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期待的正义之间常常存在偏差。这种偏差引发了司法权威的每况愈下,甚至成为造成广泛社会影响诉讼的重要推手。因此,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重塑司法权威成为当下亟待破解的法治难题。
要重塑乃至不断提升司法的权威,首先要明确当下司法权威饱受质疑的原因,了解司法权威赖以维系的基础。从根源上说,司法要获得人民的信赖,依赖于司法所输出的正义与社会大众所理解的正义具有一致性。在信息不再被有权者垄断的背景下,各方都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获知范围、深浅不一的信息并基于所获取的信息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一旦司法机关公布的事实和结论跟公众的判断发生偏离,且这种偏离多次发生,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势必受到影响,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最终会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不可否认,司法机关不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造成司法权威衰落的重要制度原因。众所周知,法律具有规范性、普遍性、稳定性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对于法
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至今仍被人们奉为法治的圭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的表述更是成为法治在我国的本土化表达。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法律确定性的价值是毋庸讳言的。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指南,既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它必须通过确定不移地适用才能向国民确证自身的存在和效力,才能促成法律规范所代表的形式正义、一般正义的实现,才能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今天,确保司法能够只遵从法律的指挥棒是确保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和稳定性,强化人们对法律规范的信赖的前提。
然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并不能完全解决司法的公信力问题,同时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当下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在根本上源于司法机关未能妥当地处理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关系,进而导致追求法律效果所达致的形式正义、规则正义和公众所理解的实质正义、朴素正义产生了位移。诚然,司法是一项专业化的工作,但这绝不意味着司法可以闭门造车,两耳不闻窗外事。司法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超越静态的法律条文和单一的法律逻辑思维,正视法律文本的开放性,主动关注法律所调整的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将法律置于整个社会整体运行状况中去考察和理解,从而使公共政策、道德伦理、民间习惯、公众情感等因素进入到司法裁判的考量范围,使得法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事实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适应。换言之,司法活动的目标必须设定为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做到司法场域的开放性,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做到信息开放、知识开放、过程开放,确保公众的正义诉求能够得到有效回应。
于是,一种回应型司法就呼之欲出了。回应型司法强调在保持司法中立等自
治型司法固有特性的前提下,司法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应该把司法与社会的关系,司法的目的、功能与效用等因素纳入到运作体系之内,通过对案件裁判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利益纷争、法律缺陷的归纳与反思,推动立法和司法的进步,甚至推动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完善。积极而审慎地推动司法朝着回应社会需求的回应型司法方向发展,应当成为当下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
(作者郝艳兵为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法学博士,吴如巧为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第五篇:浅谈提升干部能力素质是消防工作持续发展根本
新消防法5月1日已经正式实施。前期,**各区县都对新消防法进行了大力的宣贯,近年来,消防工作处在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时期。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下,传统与非传统消防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公共消防安全的关联性、突发性、敏感性不断增强,消防工作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压力,消防安全现状还存在着许多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发现消防队伍的整体能力素质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说,有的领导干部思想观念滞后,创新意识不强;有的干部业务能力不强,工作质量和效率不高;有的部门沟通协调不够,整体合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能力还有待于提高。
当前,消防工作和队伍建设要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在于人的能力素质是否适应时代要求。我支队在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总结阶段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不断提升干部的能力素质是消防工作和队伍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只有在思想、作风和行为上加强改进力度,切实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全体官兵尤其是领导干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能力,才能推动消防工作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我觉得,当下干部能力素质上的明显缺陷和不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干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遇到了“老知识不管用、新知识不够用”的问题,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知识恐慌”、“本领恐慌”;二是有些干部思想境界不高,精神状态不佳,作风比较漂浮,党性锻炼缺乏,在理想信念、大局观念、奉献意识、清正廉洁等方面需要不断加强修养。
就怎样提升干部的能力素质,我想着重从下面三点进行分析:
一、每名干部必须精通一项业务,这是消防工作和队伍建设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当前干部队伍的发展呈现出“两头尖、中间粗”的橄榄形状,这是由于干部成长周期缩短和部队快速发展的迫切需求所引起的。当前绝大部分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在基层岗位上锻炼时间短,缺少有经验的干部的传帮带,造成工作中思路不清、套路不明,方式方法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时让人啼笑皆非。个别机关干部,由于在基层中队担任主官的过程中,长时间养尊处优,事事有人代劳,造成能力的逐渐弱化,面对指导基层工作,显得捉襟见肘,想安排一个合适的机关工作岗位都很难。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随着队伍训练体制的日渐改革、训练方法的日趋完善、战备执勤要求的日趋严格,今天管用的知识和方法,明天就可能面临修正和更新。这也要求我们干部队伍要精通一项业务来有效化解复杂矛盾,应对风险挑战。
对策:首先是整体的政治环境。改革创新,首先要解放思想。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发展,人的思想也必须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努力从看起来习以为常、用起来得心应手、但已明显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习惯做法和体制机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科学的理念、精神和方法,着力研究解决那些超越于传统经验之外的新情况、新问题,着力研究破解那些制约部队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要通过“争当岗位能手、争当业务标兵”等活动,来达到“争当当家管人的行家里手”。用政治的环境鼓励干部在本职岗位上、在专业技能上脱颖而出。其次是组织结构和机制。相关职能部门要拿出一定的考核促进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量化考核,坚持赏优罚劣,切实为“人才辈出”提供支撑。最后才是教育培训。可以说,教育培训只能起到增加和更新业务的工作能力,提供解决精通业务的思路和方法的作用,而要真正使干部队伍精通业务还要依靠整体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包括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
二、每名干部必须练就一项谋生技能,这是消防工作和队伍建设持续发展的外在保障。客观地来看,当前队伍内部存在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消防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发展,有些因素是制度性的,而有些因素却是人为的。解决好人的问题,许多问题也将会迎刃而解。
目前,有部分同志不能很好地安心于本职业务,缺乏足够的敬业精神,不能很好地坚持职业操守,存在着精力外移等现象,而且这些同志还有绝大部分在最前沿担任着具体的灭火救援等任务。这样的情况直接威胁着队伍的稳定和整体业务素质的提高,这也与我们消防目前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扮演的社会角色极不相符。从人的需求层次来看,类似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简单地归结起来:一是个人的现实需求在目前的工作中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二是个人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差距。
军校生、地方生和提干生是当前干部的三大来源,无论哪种途径都应当说是基于个人的需求和对消防事业的热爱而促成他们投身这个领域。不论是理性向感性的转化,还是是感性向理性的升华,消防作为一份崇高的事业和消防军官的职责和使命,在心理上和物质
上都给予了一种莫大的满足感。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需求的不能满足或者理想的实现,而在于持续性。因为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再选择”。我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也就是现在队伍的主要组成,若干年后都面临着一个再就业、再选择的过程。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以及消防内部专业分工的日趋精细化,使我们无法实现专业技能向谋生手段的有效转化,在再选择的过程中遇到很大的瓶颈和桎梏。这一“断点”的存在极大地动摇了队伍的根本,也分散了许多同志的精力。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很多同志在从事本职业务的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工作的开展。
因此,迅速地强化我们干部的谋生技能手段,突破“断点”,将极大地促进队伍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使他们更好地从事本职工作。并且只有从人文、人本的角度出发,秉持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观点,深刻认识专业技能和谋生手段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合理转化,才能既不影响消防核心工作的开展,又能消除广大官兵的后顾之忧。
对策:以消防本职核心为圆点,画同心圆。一是在完成内部专业化需求的同时,对技能和理论进行社会化延伸,使之既符合部队考核体系的要求,满足队伍建设的需要,又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价值衡量标准,满足社会化大消防安全的需要。二是要着力弥补部队和外部社会之间存在的固有距离,创造机会,把“搭便车”合法化、程序化,使之纳入我们的实际管理当中,帮助我们的干部培养在两者之间平滑转换的能力。三是对干部的基本素质进行补课,强化基础,构建技能不断升级的平台。
三、每名干部必须要培养一个兴趣爱好,这是消防工作和队伍建设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2007年1月初的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既是对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进行集体“会诊”、集体“把脉”、寻找对策、明确方向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的过程。在群众眼中,有些干部能力是有的,但政治上不坚定,品德不好,因而并不被认可;有些干部感觉仕途已经‘到顶’,工作没有动力,整天混日子,对待工作敷衍了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降低了部队工作的落实效率”。
在现实中,一些干部对党的历史、传统讲得少了,对信仰的追求讲得少了,对吃喝、住房、汽车攀比的多了,甚至出现了党性锻炼弱化等问题。从我总队历年来发生的深刻的教训中我认为,要求每位干部培养一个良好的兴趣爱好,以此来提升干部的道德品行和精神境界是非常重要的。
对策:鼓励每位干部根据自己的喜好结合部队的现状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支队搭建平台定期组织汇报交流。其次是支队要根据现实情况对干部素质提出新要求,干部教育培训体制也需要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包括在加大财力投入的同时注重对培训实效的衡量,改封闭式的自我培训为开放式培训,利用驻地优势将地方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高校的培训资源进行有效的横向整合,为我所用。最后,机关要充分显示出“考核体系就是干部的‘指挥棒’的功能。
寻求治本之道,还是要尊重干部的首创精神,重视干部的意见,既把干部作为贯彻落实消防工作和部队建设的末端单元,又要把干部作为完善和改进工作决策、提高领导水平的信息反馈器和行动矫正器。干部的能力素质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