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民法院自我提升司法公信力路径分析（共）
人民法院自我提升司法公信力路径
分析
人民法院自我提升司法公信力路径分析
xxxx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从严法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的工作方针。其中“公信立院”是核心，明确要求努力以公正高效和谐的司法活动，树立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1]提升司法公信力，法院责无旁贷，应从法院内部自身做起，以法院内部的推动作为主要动力。我们对司法公信力现状的改变并非有心无力、无全作为，虽然许多现状是法院自身无法解决的，比如法官待遇较低、法院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地位较低等，但是在提高法官素质、严肃法庭纪律、精心制作裁判文书等方面还有许多潜力可
以挖掘。
一、提升法官整体素质展示公信 法院要想提升司法公信力，必先提升法官自身的素质，进而提升法院的整体形象。美国著名法官万斯认为，保持法官权威的条件包括五个方面的意识：第一、法官自己对于公正判决的独立意识；第二、在判决时来自训练有素的律师界支持的意识；第三、政府其他部门对法官的支持意识，他们向法官提供帮助，同时避免在特定案件中，在某些方式上对法官判决施加压力；第四、来自新闻和其他媒体的支持意识；第五、一般公众及特定的诉讼当事人对法官的支持和尊敬意识。在这五种意识中，最重要的是法官的司法独立意识。[2]万斯法官道出了司法公信实现的五个途径，但最重要的还是自身努力。具体而言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司法独立是公信力的前提，如果司法缺乏应有的独立，则法院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处处听命于他们，司法不可能具有公信力。第二层意思是
司法独立首先是法官自己要有独立意识，如果法官自己都不能做到独立审理案件，更别指望别人会信赖你。司法独立是如此，司法公信也应当是如此，所以要提升司法公信，法院应当率先努力。提升法官司法能力和职业素养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为法官的遴选提供了明确的思路，但与现实情况还是有一定距离。既使提高法官准入的门槛，现有的体制是无法一蹴提升法官的整体素质。法律是一门最为强调实践理性的科学，对身处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人和事，直接为人民群众提供不可成缺的公共服务，司法审判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为民工作的过程。所以，法官不能与现实社会脱节，法官应该是时代的产物，由其所处的时代和所生活的社会所造就。[3]这应就要求法官不仅要关注案件的事实、法律关系，也要关注这些纠纷背后活生生的人，深刻理解当事人的心态，准确把握当事人的期待、当事人所处的阶层、矛盾纠纷的本质。这就需要法官全面提升自己的司法能力和职业素养，精通法律，积累丰富的社会阅历，具有高超的司法智慧，善于针对不同案件采用不同的方法，以实现纠纷处理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4] 我们法院系统过去在谈及法官队伍建设时往往从裁判的专业性与技术性角度看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主要原因在于法院和人民群众都呼唤法院队伍建设的专业化，于是乎，司法考试、法官资格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的三大准入门槛纷至沓来。如此一来，似乎法官的能力建设和公信力建设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其实不然。我们一直主张提高法官的专业准入门槛，加强准入后的法官继续教育，建设一支学习型法官和研究型法官的队伍。但问题在于，职业化建设仅仅是公信力建设中一部分，而法官的职业操守建设更为重要。法官的职业素养建设是法院的无形资产，只有提高整体法官的
职业素养，人民法官也将成为最具有公信力和社会地位的职业！[5] 建立法官退出机制 笔者认为，建立法官退出机制才是提升法官整体素质的突破所在，难度之在是可想而知，但是如不建立这项机制，国家法官的整体素质在今后至少十年内将不可能有明显的提升。一是在现有法官中进行实践评定，把综合水平较差的法官调离审判一线，可从事事务性工作；二是将实践能力较强，但法律理论水平、业务素质不高的法官调整为调查官、调解官，让其从事调查、调解工作；三是挑选部分专业素质较好，但工作实践时间较短的新任法官作为审案法官的助手，从事审判辅助工作。通过上述三道程序，在将审判权集中到少数精英法官的手中。四是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的“五个严禁”，把违法、违纪甚至是违反职业道德的法官，清除出法官队伍。特别是第四步，知易行难，应加大执行力度。
二、规范庭审展示公信
庭审是法院工作的核心环节。庭审是当事人说服法官的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向法官充分展示证据、阐明理由、驳斥对方的机会，也是法院保障诉权、司法为民的必争之地。普通公众旁听庭审的意义更侧重于看一种“表演”，观察司法的形象公开，感受司法的可信任度。故庭审也应当成为审判质量评估体系的主要组成环节。
注重庭审仪式和细节
我们应彻底摒弃以往庭审不注重仪式和细节的现象。严格的法律仪式是公正的象征，它“不仅使法官本人，而且也使所有其他参与审判过程的人，使全社会的人都在灵魂深处体会到，肩负审判重任者必须摒除任何个人偏见、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6]“审判必须在庄严的法庭，按照严肃的仪式进行，才能使人相信审判的公正性，并能使公正的程序得以应用。对法官的尊重不是对法官个人的尊重，而是对国家法律的尊重，对司
法的尊重，对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尊重。”[7]其实其意义不止于此。提高服判率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但服不服判实际上更多的是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这里所谓的威信，指的是法官的威严和民众的信赖与遵从，没有法庭的仪式就没有法官的威严，民众的信赖也就无从谈起，更惶论服判了。除此以外，准用法槌、证人宣誓仪式、发言前后向法官行礼仪式都可以进行尝试。庭审细节精妙，会赢得赞赏和信任；细节精陋，可能受到诟病和猜疑。假如法官不修边幅、言语粗鲁，假如公诉人、代理人、辩护人发言随心所欲、哗众取宠，假如法庭脏乱不堪、音响失灵，假如旁听区声音嘈杂、手机乱响，那能说是一次成功的审判吗？[8]司法公信力可能在这样的法庭中诞生么？殊不知，公众正是从法官的庭审中感受法律的尊严的。稍有不慎，这些看似小节的问题，就会转变为后果严重的大问题，有的甚至严重影响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所以，规范庭审环节是塑造公信力的重要形式。
制裁藐视法庭、扰乱庭审行为 藐视法庭、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是正面挑战司法公信力，应当重点惩治。英国法官丹宁在谈论藐视法庭罪时指出：“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地方，法院是最需要法律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法官有权并且必须有权立即处置那些破坏司法正常的人。”[9]在西方国家大都把藐视法庭罪当成非诉之罪，不需要指控由法官即时认定有罪，法官权力之大可见一般。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只规定扰乱法庭秩序罪，但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法官不敢使用，甚至连诉讼法规定的司法拘留、罚款、训戒等制裁措施也不敢使用。笔者认为，这种未用尽法官权力，却寄希望于制度创新，殊为不智。除了应当惩戒扰乱法庭秩序行为以外，对法官无礼的行为也应当惩戒，由
于我们无法将有类似行为的人理解成遵纪守法的公民，甚至可以由此引申出对行为人不利的判决。实践中，如果当事人曾在法庭上说谎，法官可以合理地怀疑其作出的其他陈述的真实性，从而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这一惯例对树立司法权威和公信也有一定作用。
三、提高裁判文书写作及制作水平展示公信
裁判文书是法院工作成绩的最终载体。“裁判文书记载了办理案件的全过程，对裁判结论形成过程和理由的论证说理，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及公众对裁判结论的信仰和服从。如果裁判文书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焦点，能分清是非，明确责任，在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上讲清楚，做到说明有据，以理服从，必定能够彰显公正，减少上诉和申诉案件，从而提高人民法院的威信。但现实情况是，一些裁判文书仍存在质量不高的问题，甚至‘带错出门’，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要大力推进裁判文
书改革，要求裁判文书必须更加细化、说理，正面回应当事人诉求，推行裁判文书的上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10] 裁判文书应包含符合主流民意价值判断
法官写在裁判文书中的语言及判词所蕴含的法律精神为后世的法官和公众所传诵并奉行，这在古今中外都是普遍存在的。裁判文书价值取向的决定因素深受社会政治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的影响，也受民族心理、传统语言风格的影响而各不相同。首先，裁判文书包容的理念、规则应当符合主流文化，所体现的精神应当符合稳定的社会共识。只有如此，裁判文书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才具备公信最起码的要件。其次，裁判文书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应当用通俗的语言，清晰地表达给当事人及其他民众。否则，晦涩语言会使裁判文书因远离社会公众而失去应发挥的功能。裁判文书应充分说理
说理是将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有关联
系在一起纽带。首先，阐明判决理由为再次审查判决合理与否提供基础，使一个受过法律训练但不熟悉案情的人无须求助于书面判决以外的材料，也能够评估判决在法律上的正确性，这是最低限度的标准。其次，判决说理应当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通过形式逻辑的推演，将案件事实推导出判决结果，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得出判决结果才能经得起考验。再次，应当阐明证据取舍的理由。证据的分歧往往是事当人争议的焦点，不详加阐明，当事人不可能认可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如果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证据未获得法院认可，则该当事人只有在获知为什么证据没有被法院采纳的情况下，才可能服从判决并增强对法院裁判的信任感。最后，应当对当事人的主要观点进行逐一评判，只有把道理摆在文书上，当事人才可能心服口服。因此，只有高度重视裁判文书的说理质量，才能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才能提高人民法院的公信力，维护人民法院的社会形
象。
裁判文书应公开 首先，可以通过文书上网等方式，供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方便查阅，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起到引导公众价值取向的作用，从而提高法院的公信力。其次，可以尝试对合议庭分歧意见进行公开。否则，公众将形成“裁判是永远正确的，没有分歧的”的印象，一时出现社会公众所不能忍受的裁判结果时，法院乃至法官的整体形象将大打折扣。只有这样，才会促进法官认真、负责地制作每一份裁判文书，从而提高裁判文书整体质量。裁判文书应规范化印制
裁判文书除应按最高法院规定的印制排版技术规范的要求外，还可以考虑作法：制作统一的封面、印制国徽、法官签名等，相信都能起潜移默化的作用。难以相信，一份随意排版、参差不齐的判决文书会引发人们的崇敬。
四、规范监督行为展示公信 对法院的监督必须有法可依，必须规范
监督行为。有人说：“公正的司法、权威的司法，应当敢于坦然从容地面对公众的监督和追问。”这句话看似合理、其实不然。真理从来都是在不停争论后产生的，但如果没有一个“上帝”适时止住争论，社会将不可能保持稳定。于是社会只能培养出一个精英充当“上帝”的角色，他就是法官。当法官通过庭审后做出判决，试图中止争论的时候，社会唯一的选择就是服从判决，哪怕最终证明法官的判决是错误的。如果法院判决以后，社会上人人都可以随时随意指责判决，矛盾仍然存在，纠纷仍未解决，判与不判有何区别？法院的公信力更从何谈起？
应坚持法定监督原则 对司法权的监督，要求只能按照法定程序，由有权机关提起监督。错案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由于法官误解了法律。法官作为职业化的法律从业人员，远比社会的任一群体更理解法律，其对法律误解可能性较少，且法律规定了上诉程
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法定的司法程序足以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二是法官受贿渎职。然而在没有证据证明法官受贿渎职的情况下，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应对法院生效判决横加指责，否则最终受害的还是社会的稳定。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杜绝错案发生，但是，公开、公正、公平的司法程序是人类设计的保证错案最少发生可能的制度，法院可以自身通过实践使这种制度更加完美。所以，对司法权的法定监督是司法公信力的保证，无序监督反而降低公信力。慎提新闻监督
新闻媒体在西方被喻为“第四权力”，记者常以“无冕之王”自居。媒体的社会角色是大众传播工具，但它本身并不具备也不应当具备处理社会纠纷、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决功能。司法审判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机制，司法裁判权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由独立的司法机构按照一整套严格的法律程序行使，由此而得到全社会的遵从。[11]
中国的新闻法尚未制定，不可否认，新闻干预司法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媒体监督权源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但这两种权利同样是受约束的权利，不足以挑战独立司法权和自由裁量权。在当今，“媒体先行审判”的事例不乏其有。媒体的功能在于正确引导舆论、培养民意，可以对法律体制、抽象的法理、有真凭实据的法官违法违纪事件提出批评和建议，但不能对未判决的案情进行报道，更不能对法院名誉、法官人格进行攻击。现实的情况是，媒体报道未经判决的事实，对生效判决横加指责，他们在“履行职责”同时，居然没有意识他们正在妨碍司法公正，损害司法公信，甚而至于正在操纵司法，误导民众。
建立法院情况通报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现有条件下，建立一套法院与新闻界的互信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在监督中争取主动，主动依法向党委、人大、社会
大众公开案情和审判过程，主动向监督机关、团体通报工作情况，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公众所关心的事件，同时保留对违法报道行为主动制裁的选择。这将有利于全社会培养对司法的公信。结语。司法公信的主体是司法者，但公信力的确定者不应当是司法者，而是广大民众。“造成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司法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理念、司法能力和司法作风方面的原因；既有人民法院外部的原因，也有人民法院内部的原因。客观上讲，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我国的法治进程同样处于初级阶段，地方保护主义、非法干涉审判、不适应的司法保障制度等制约了法律的正确实施，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从而损害了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12]所以，构建司法公信力，单靠人民法院按前文所述去成就“内强素质，外塑形象”，是远
远不够的。更关键要靠外力来推动司法公信力的促成和造就，即国家的法治意识。[1] 同2，第129页。[2] 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3] [以]阿巴隆·巴拉克：《法官的角色》，孔祥俊译，转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23期，第54页。[4] 胡道才：《人民法院群众工作方法论》，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23期，第54-55页。[5] 刘俊海：《一项塑造法官公信力的诚信工程》，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4月16日。[6]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8页。[7] 同8，第148页。[8] 张吉：《庭审细节，且莫等闲视之》，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2月1日。[9]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10] 陈陟云：《以审判质量彰显司法公正》，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4月11日。
[11] 黄晓：《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研讨会综述》，载《光明日报》2003年11月3日。
[12] 同2，第127页。
第二篇：浅谈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建设
浅谈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建设
[摘要]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国家司法机关职能对社会公众的基本保证，当前我国民众对司法的公信力普遍不足，本文通过解读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分析当前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提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对策。[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建设
一、司法公信力缺失现状
公信力是人们对社会现象和事物的认同感,归根到底它是一种心理现象,它反映的认识主体的心理感受,其感受如何是认识主体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当一定数量的多数人对某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具有认同感时,我们说这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取得了公信力。司法公信力则是指，人们对司法机关的执法过程、司法裁判的效力缺乏应有的信任。司法的宗旨是公正、效率及正义，当前民众普遍认为司法并不代表和实现了正义和公正，对司法缺乏信任。根据调查，民众司法公信力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官职业公信力偏低
调查中老百姓对法官职业道德水品有所质疑，对法官队 伍整体的专业素质并不乐观，对法官职业的社会敬仰程度缺乏信心。
（二）法院审判管理公信力较低
受访的民众对法院的审判管理仅仅是基本认可，对法院所能提供的司法接近性、亲民性、便民性认为不理想。第一，司法的可接近性较低，半数以上的公众认为目前打官司难，原因在于，一是法院办案时间长。二是诉讼费用高。具体在立案环节上近乎一半的当事人对立案手续的简便快捷不甚满意。在诉讼环节上，三成以上的当事人认为诉讼程序繁琐。第二，审判管理的透明度不够，在审限管理公布上，认为法院有时告诉有时不告诉，而在边远山区、农村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第三，诉讼收费管理弊端明显，有相当一部分的受访者反对法院收取诉讼费用，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反映听说过因诉讼费用问题就不愿意到法院打官司的情况。
（三）法院裁判公信力较低
调查显示，大多数公众认为公正的判决应当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圆满解决纠纷，但现实裁判得到的评价却不高。一是裁判效率迟延。首先，各种法定不计入审限或延长审限的案件越来越多，客观上给当事人造成诉讼迟延的印象。二是简易程序充分发挥快速裁决功能，当庭宣判率不高。此外，法院对裁判迟延的正当理由解释不够，也加深了公众对裁判迟延的认识。三是庭审质量不高，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和庭审 语言水品不够理想。
（四）司法程序公信力偏低
一是司法公开存在盲区。表现为：法院内部事项还做不到公开透明，庭前诉讼信息和裁判文书的公开程度低，法官先定后审使庭审公开流于形式，审判公开的内容不够全面等。此外，当前法官的业务素养、思维能力、庭审水平等，距离臵于公众监督和评价之下仍需一段路程。二是判断中立性不足，首先当事人对获得平等对待的信心不足。其次，法官不能排除偏见和预断，一定比例的法官表示与律师有日常接触。三是法院执行公信力偏低，体现在执行兑现率低、执行规范性差。[1]
二、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
（一）法官因素
西方法谚云：“比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更可怕的是法官不可信赖。”司法裁判的过程就是法官运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来对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利益与价值冲突进行平衡与整合，将纸面上僵硬的法律条文生动地再现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故法律是凭借法官降临于世的，在民众的眼里,法官就是司法机关的化身、是法律的化身、甚至是国家的化身,法官的专业素养、技术理性、职业道德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司法的信仰度，直接影响着司法公信力的确立。我国的法官队伍现状与公众的期许、与司法的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长期以 来，我国司法界的专业化程度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法官队伍中专业素质参差不齐，职业操守有待提高，仍存在着未受过法律专业熏陶、未通过法律职业考试的人拥有法官的身份办案，也存在着部分法官未正确树立起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职业操守，办人情案、关系案的现象时有发生，着均着民众对司法人员的总体评价，进而影响对司法的信任度。[2]
（二）司法裁判不公和司法效率低下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曾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冒犯法律———好比污染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客观公正的裁判结果乃是司法获得公信力的根本要求。司法公信力的获得，不是依靠野蛮的司法强制，而是凭藉公正的司法裁判。基于相似的案件事实，适用相同的法律，理应得出相近的结论，但当前我国，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判决却常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主要表现为横向冲突（不同地域法院的裁判差异）和纵向冲突（不同时期同一法院的裁判差异），而“鸳鸯判决书”更是裁判冲突的异化和极端体现。这些裁判的冲突和不公均损害了司法威信，从根本上动摇公众对司法的信任。西方还有法谚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诉讼时效不仅是衡量司法成本的一个标志，也是体现司法公正的一种形式，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当事人一般都期望自己 的案件能快速地得到判决，案件迟迟未决，总会让人猜想其中是否会有猫腻，进而影响到对实体结果的质疑。在我国的审判实际中，法官不太注意程序问题，诉讼时效过长，甚至超审限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些均影响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
（三）司法权地方化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应遵循统一的法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自上而下适用统一的法律规范，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虽然宪法确立了法院的地位，民间将法院、检察院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俗称为“一府两院”，说明法院、检察院与地方政府地位等同，没有上下隶属之分，从而保证法院司法权的独立性，但设在地方的各级人民法院因其人、财、物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仍受当地政府的牵制，导致司法权地方化倾向严重。设在地方的各级人民法院因其人员的进出和办公经费均依赖于当地政府的批准和拨款，这就使得法院在行驶国家司法权力的过程中易受当地政府的影响、干预乃至控制，不能独立、公正地行驶司法权、审判权，以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从而在民众心目中造成司法独立是浪得虚名、法院是政府的法院、法官判案不是法律最大而是人情最大的不良印象。
（四）传媒的不当报道 众所周知，司法向新闻媒体公开，接受传媒监督，是一个国家司法民主、司法公正的标志。但是，应当看到传媒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起到宣传法制、推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的作用，也可能成为破坏司法独立、损害司法公正、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工具。当前传媒与司法这两支上层建筑的社会力量所发生的冲突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由于媒体的炒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迫于媒体、舆论的压力，对案件作出了失实判决的个案，比如2002年的“莫兆军事件”就呈现了由于传媒的介入而弯曲了事实的典型案例。因此传媒的不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司法独立、影响了司法权威和法官整体形象，传媒失实的报道和有失公允的评价加大了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
（五）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法律文化与司法公信力休戚相关。一国司法公信力的状况往往受该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先进的法律文化无疑会极大地促进司法公信力的增强。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既是受到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诸多消极因素的影响。如以皇权专制和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登记社会结构，根深蒂固的人治主义传统，淡薄的权利意识，法既是刑的片面观念，极端化的“无讼、息讼、耻讼、惧讼、厌讼”思想等，这些传统的法律文化造成历来我国就对法律缺乏足够的尊崇，在权利需要救济或纠纷需要解决时，人们 往往选择权力而不是法律，法律低于权力让人们对法律失去了认同感，而通过权力干预使问题得到解决的现实，更加深了人们对司法的不信任。
三、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以司法规范促进司法公信 一是严格规范司法行为，建立依规、有序的行为规范体系。强化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保障。严格贯彻落实最高法有关诉讼材料接收、刑事诉讼中关键证人出庭、民商事诉讼庭审活动中当事人诉讼权利保护、涉未成年人案件以及涉民生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特殊保护等制度规范，切实保障和维护当事人的举证权、陈述权、辩论权、处分权、程序选择权、申请回避权、申请调查取证权、申请鉴定权、诉讼进程知情权等各项诉讼权利。严格规范法官的告知释明行为。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诉讼风险提示等项制度，明确告知的主体、内容、方式和程序，做到依法告知、及时告知、如实告知、全面告知。针对诉讼中当事人诉讼能力不均衡的情况，要通过释明行为和举证指导，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处分权、辩论权以及举证质证权，适当平衡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同时要进一步明确释明主体、释明程序、释明范围以及释明责任。[3] 二是规范执法尺度，探索建立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加强量刑规范化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 题的意见》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全面总结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发挥执法监督联席会在统一法律适用、规范裁量权行使方面的职能作用。对于通过庭长接待、涉诉信访、纪检监察和案件检查中发现的带有共性的裁量权行使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执法监督联席会应定期展开商讨，研究对策，并提出整改建议。针对执法监督联席会提出的整改建议，相关业务庭室应当出具整改报告，并及时反馈。
三是加强审判质量管理，建立系统、科学的审判管理体系。完善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在开展案件质量常规检查、重点检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专项检查的规划性与针对性，实现专项检查的常规化和制度化。要强化检查结果的运用，建立检查结果与法官职业信用、部门和个人业绩考核以及纪检监察之间的有效衔接，并严格落实整改要求，最大限度地优化案件质量检查的效果。推行案件质量通报排名制度。每季度对业务部门审判质量进行定期量化指标排名和定性问题通报，切实综合反映各部门案件的质量状况。各职能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每季度集中通报审判执行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并督促整改。各业务庭要相应开展审判执行人员案件质量排名通报工作，并将排名结果与业绩考评挂钩。落实案件质量定期讲评制度。要在开展案件质量讲评工作的同时，进行案件质量季度书面讲评，并注重提高所选择的差错 和优秀案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增强以案释法的效果。加强司法公开建设，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信。
（二）加强司法公开建设，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信。
一是进一步加大程序公开工作力度。提高立案环节的公开透明度。进一步统一、细化并公开各类型案件的立案标准以及对当事人提高诉讼材料的具体要求。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经审查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依法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当事人不予立案的具体理由、法律。凡不予立案的，立案法官应当向当事人做好法律和政策释明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当事人的理解，赢得当事人的信任。完善案件动态信息查询服务系统。要以“12368”司法信息公益服务系统为公开平台，实行各类办案信息按照流程节点及时动态公开。要加强监督管理，切实纠正案件信息录入工作中存在的不规范做法，确保立案、开庭、延审、结案、上诉、执行等各项信息录入的及时性、准确性。
二是进一步加大实体公开工作力度。借助代理律师强化诉审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效果。要发挥代理律师的专业知识，充分借助代理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开展案件释明、庭前沟通、判后答疑等工作，达到定分至争、平息矛盾的目的。积极引导当事人合理调整诉讼预期。对当事人出于错误理解案件事实、法律及政策产生过高或不合理的诉讼预期的，宣判前应通过积极的沟通商谈，借助证据分析、辩 证析理等手段，使当事人的诉讼预期调整到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防止因过高的诉讼预期受挫后降低当事人对裁判的认可程度。增强裁判文书说理的针对性，针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从程序处臵、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实体处理等方面加强说理和论证。
三是进一步加大审务公开工作力度。扩大公开范围。在不违反保密义务的前提下，公开涉及审判管理、行政管理和队伍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规范，以及案件数量质量、类型变化情况等基本案件信息和相关审务信息、方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法院的审判管理、内部工作模式和审判工作情况。丰富公开内容，进一步公开法官职业背景信息，将公开的信息范围扩展到法官等级、工作经历、荣誉积累和所承办的大要案情况，进一步增进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了解，促进社会公众尤其是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度，为当事人有效行使监督权创造必要条件。落实法院开放日制度。每季度确定一天为开放日，通过组织安排社会公众参观法院、旁听庭审、与法官座谈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拉近司法审判与人民群众的距离。
（三）加强司法作风建设，以良好的司法形象促进司法公信
一是加强司法形象监督管理。落实改进司法做法四项规定。即：接受证据要规范，收取诉讼材料必须开具收取凭证，并在裁判中予以载明，说明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庭审态度要亲和。开庭、谈话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要耐心全面，不得随意打断。表述意见要审慎。未经合议，承办法官不得在庭审、谈话时对案件结果做出倾向性表述。观点立场要居中。切实避免因言行不当引发当事人的合理怀疑。强化审判做法监督管理。针对人民群众反映的审判作风的动态监控、分析、研判、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开展警示教育，促进行为规范。加强感情沟通和心理疏导。在开展审判业务培训的同时，要加大法官沟通能力和心理疏导能力的培训力度，通过提高法官情感沟通与心理疏导能力，及时有效地化解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和对司法的负面情感，夯实当事人认同裁判的心理基础。
二是加强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法律援助平台。针对部分当事人诉讼能力较弱又没有聘请代理人的情况，探索与行政部门、高等学校法律援助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实行法律援助告知制度，使当事人及时知晓利用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利和具体的利用方式，促进当事人诉讼能力平衡。加大巡回就审力度。坚持即立即往、即审即调、即裁即执、即和即了的审判方式，切实采取巡回就审方式审理案件，为有特殊需要的当事人提供便捷的就审服务。要进一步扩大就审范围，丰富就审方式，提高就审效率，提升就审效果，切实发挥巡回就审在便民利民方面的重要作用。探索建立全方位的诉讼服 务新机制。在为当事人提供导诉、查询案件、接收诉讼材料等“一站式”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尝试设立法律服务窗口，为特殊人群提高法律咨询服务；适当延长工作时间，为确有需要的诉讼当事人提供夜间庭审以及周末庭审等服务。
三是健全司法廉洁自律机制。严格落实廉政行为规范。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有关要求，自觉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准则》、《法官行为规范》以及《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切实加强规定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司法不廉的行为的发生。深化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在找准、找全部门和个人廉政风险点并初步制定风险防控措施的基础上，要结合职位说明书的修订，将廉政风险防范内容纳入职位说明范畴，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职位均做到廉政风险明确、基本防控措施明确、有效增强廉政监管的针对性和干警廉政防范风险的自觉性。拓宽外部监督渠道方式。进一步畅通立案接待申诉渠道、庭长信访接待渠道、院长信访接待渠道、法官违纪投诉渠道等，拓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法官司法廉洁以及司法作风问题的投诉反映途径，有效监督法官司法廉洁情况。
注释： {1}马晓琳：《当前我国司法公信力缺失之原因探析》，载《法制与经济》，2011年第282期，第145页。
{2}周丰华：《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及对策》，载《法制与经济》，2011年第284期，第186页。
{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建设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5期，第45页。
第三篇：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
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
维护基层公平正义
论文提要：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化解基层（尤其是农村）矛盾，宣传法治思想，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体系被打破，旧有的封建习俗与乡村文化亦逐步瓦解，获取信息能力显著增强。而与此同时，司法公信力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在农村得到普遍认可与加强，造成目前农村各种纠纷、上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发现司法公信力在农村缺失的深层原因，完善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为提升人民法庭司法公信力提出合理建议，从而唤得广大同仁对农村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重视与研究。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述，简要介绍我国基层法庭的工作实际；第二部分为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分析，主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第三部分为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农村司法公信力衡量标准的划分；第四部分为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建议。
一、概述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化解基层（尤其是农村）矛盾，宣传法治思想，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体系被打破，旧有的封建习俗与乡村文化亦逐步瓦解，获取信息能力显著增强。而与此同时，司法公信力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在农村得到普遍认可与加强，造成目前农村各种纠纷、上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发现司法公信力在农村缺失的深层原因，完善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为提升人民法庭司法公信力提出合理建议，从而唤得广大同仁对农村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重视与研究。
二、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原因分析
由于农村与城市在人员构成、生活方式、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广大农民在知识体系、认知水平、道德观念与城市居民有很大不同，此点反应到司法领域，造成了司法公信力在城市与农村、居民与农民之间的不同标准。具体而言，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外部原因
1、农村习俗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纵观我国的历史及社会发展历程，结合我国的国情，不难发现，农村在保留旧有习俗，传接传统文化方面与城市比较有着显著优势。大量的旧有习俗与传统观念在农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有时甚至高于法律。例如，农村中出嫁妇女不负责赡养父母，亦不继承遗产；订婚后，若男方悔婚，女方不退还彩礼，若女方悔婚，需退还全部彩礼；建造农村房屋时未经左右邻居同意，建造的房屋不能高于邻居的房屋等等。这些习俗大多与现有法律规定不符，但却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遵守，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法院的裁判与该类习俗不符，当事人及其他村民就会对法律的公平正义、法律权威产生怀疑。经调查发现，人民法庭审理的农村赡养案件，85%以上的当事人以女儿不负责赡养、分家时财产分配不均等事由进行抗辩，法院依法裁判后，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认同率较低，上诉率较高；人民法庭审理的相邻关系案件，近70%的当事人以农村习惯，如散水的宽度一般不超过50厘米、门前道路排水沟应保持通畅等反驳对方的诉求，而原告方往往对该类习俗予以认可，法院在裁判时往往面临法律规定与农村习俗的利益抉择。
2、影视作品等现代传媒的不利引导
由于农村所特有的较为封闭的环境，其娱乐设施及项目较为单一，电视、电影、网络有着极为广阔的市场。我国施行的电视剧、电影的审核制度，并不对其内容的法律观念、相关法律事件进行审核，从而造成我国电视节目法律素养较低，大量的电视剧、电影情节中涉及的违法事件在剧情中得到了认可与赞扬。例如义愤伤害他人不会得到法律制裁、民事纠纷进行刑事处罚、非法上访闹访合情合理等等，该类剧情虽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却在无形中歪曲了我国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对广大观众，尤其是法律观念较为单薄的农民产生了不利影响，久而久之，观众就会以非法为合法、以无理为合理。
3、农村法制宣传不到位
通过调研发现，超过65%的被访农民表示从未接受过任何法律宣传及教育，亦未参加过任何普法活动，近三分之一的被访农民不知道我国的根本大法为《宪法》。而在改进措施一项中，90%的被访农民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司法机关应当在农村多举办一些普法活动，93%的被访农民认为中小学及相关部门应该开设法律知识课程，将自己的下一代培养成为知法、守法、用法的人。由此可见，广大农民具有学习法律的迫切愿望。但在实践中，农村的法律宣传工作做得有很多不足，以至于多数农民表示根本没有接受过法律教育。目前我国所采用的农村普法形式，大多内容呆板、形式单一，普遍做法包括：将部分法律条文在乡镇政府或村委会、路边街道的黑（白）板上一写了之，少数村落会在村广播中简要播放；摘抄法律条文编制小册子或宣传单发放给村委会，然后由村委会负责发放给广大村民。这些做法大多是为了应付区县的审查，黑（白）板的内容常年不换，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村民关注度较低。乡镇编发的普法册子或宣传单发放到村委会后往往就不知下文，大部分村民往往从未见过。另外，法律条文是对生活现象的高度概括，是语言文字的精辟阐述，而相对应的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却并不高，让其通过简单描述而对法律有着深入理解明显脱离实际，而解释法律、讲解法律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员，村委会组成人员显然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从而造成农村不仅法律宣传力度不足，法律的解释运用在农村更是空白。
4、农民法律意识的欠缺
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秩序建立的基础，更是农村司法公信力产生的土壤。农民缺乏法律意识的重要表征就是“在当乡风乡俗与现行法律不一致,甚至相背时,多数农民就会将法律放到次等的地位,这是传统问题,也是意识问题。这也是
我国某些农村在宅基地划分、土地使用权分配等问题上长期 存在纠纷的重要根源。” 具体而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欠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厌法厌诉观念普遍存在。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生活环境较为封闭，村民间较为熟悉，相互往来较多，村民间的矛盾与纠纷很多时候都会采用私下和解、亲属调解等方式寻求解决，直接采用诉讼方式的村民，往往被其他村民所诟病；二是法律认识浅薄。在广大农村，农民一般无法区分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亦不能区分拘留、拘役、有期徒刑等刑罚之间的差别，很多受访农民认为只要不实施伤人、偷盗、抢劫等行为就不算违法。三是受法被动，维权意识淡薄。大部分村民接触法院是因为被他人起诉，而且在诉讼时不能有效维护自身权益，接受法律知识、法律程序非常被动。当村民的合法权益受损时，增凯.论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8月.亦不能有效维权。
内部原因
1、人民法庭法官对农村缺乏了解
“法官职业要求法官必须是被动、理性的法律适用者，但法官也是人，有自己的教育背景、感情和价值选择，这些个体性因素客观存在。”目前我国基层法官主要表现为两大人群，一是年龄较大、常年从事审判工作的原有人员，二是今年来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审判队伍的年轻干警，而后者逐渐成为基层法院的业务骨干。年轻干警有着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与良好的教育背景，在法律条文的把握与运用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但与此同时，年轻干警的不足亦较为明显，由于不同的知识水平、生活方式，年轻干警往往对农村的风俗习惯、处事方式缺乏了解，与农民打交道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从而造成部分当事人对审判的方式不理解、对裁判结果不明白，影响了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2、法官的独立性导致案件事实的查清存在难度
法院与其他政府机构、党群机关不同，法院的职责是依法审判，而依法审判离不开独立审判。法官只有不受来自于法律规定之外的影响，宪法和法律才能切实得到维护。正是因为法官具有独立性，往往造成与其他部门较少业务往来，即便存在业务来往，许多部门为了避免错误，害怕承担责任而对法院的工作不予配合。22 贾春仙，乡土背景下的基层民事司法[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6月 例如，当法官到村委会调查案件事实时，许多村干部以没有时间、不知道案件事实等理由加以推脱，拒不配合法院工作；到公司企业核实当事人信息或提取相关信息时，企业以负责人不在，单位没有权限等事由对法官不理不睬。从而造成很多在案件无法还原案件本来面貌，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最终影响了裁判结果的准确性，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3、个别法官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的司法环境中，绝大部分法官都能够依法裁判，公平公正的处理每一个案件，但不可否认，极少数法官的不当行为给整个司法环境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一批法官纷纷落马，并经媒体宣传之后，对司法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广大农村，“有人好办事”“有关系就能胜诉”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市场，而个别法官的行为恰恰“印证”了农民的这些观点，造成了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具有一定困难。
三、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农村司法公信力衡量标准的划分
“定纷止争，案结事了”是近几年法院工作的总体要求，王胜俊院长到基层法院视察时又对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结案率高，调解率高，息诉率高，执结率高；大局意识强，群众意识强，管理意识强。在广大农村，由于厌诉思想的普遍存在，大部分当事人来到法院进行诉讼是迫不得已，是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人民法庭的法官不应当将目光仅仅局限在案件本身，而应当探寻更为深层次的矛盾，努力从根源上化解纠纷。因此，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应当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层为服判息诉。当事人在接到法院裁判文书后，服从法院的裁判结果，并主动或被动的履行判决内容，使得案件本身终结。
第二层为案结事了。服判息诉并不代表案结事了，有时候裁判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却因为一个裁判引发了其他一个或多个诉讼。可见，服判息诉只是在案件表面解决了纠纷，而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案结事了则是一次性从深层解决纠纷。
第三层为人和事满。在农村，原被告之间大多具有亲属、邻居、朋友等身份，双方之间往往在矛盾发生前具有一定的感情，由于案件的发生，使得双方感情逐渐破裂。通过法院的审判、明理、释法与调解，使得双方不仅握手言和，还要化干戈为玉帛，修复彼此之间的感情。
第四层为法治文化。每一起案件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发生在社会之中，尤其是农村案件，当事人所在村镇的其他村民大多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较为关注，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通过一次完美的审判，对某一地区产生良好的法律示范效应，不仅能使得裁判结果深入人心，更能提升某一地区的司法公信力。
四、基层法院（尤其是人民法庭）在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方面应当尝试的探索
1、加强宣传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面
目前我国的法治宣传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对农村的宣传则较为欠缺，形式也相对简单，大多采取宣传栏、粉刷标语的方式，农民对此往往不屑一顾，关注度较低。应当根据农村实际，创新宣传方式。经调研发现，入村开庭对于基本法律的宣传具有较好的实际效果，往往能够以点带面，使其他村民同样接收相应的法律知识；定期开展农村法律讲堂，讲解农民感兴趣的法律知识，例如婚姻、继承、赡养等，同样能取得不错的社会效果，但应当注意开展的时间与地点；除此之外，建立驻（包）村法官制度、定期放映法制宣传片等方式亦具有一定的宣传意义。
2、全面调解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有力保障
调解是高质量的审判，这一点在农村体现的尤为明显。经调研发现：在农村，机械的适用法律，不仅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还可能造成双方矛盾加深、共同上诉上访。因此，建立全方位调解制度在农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农村案件的特点，笔者认为全方位调解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四点：一是庭前调解（发放起诉书副本时）。农村案件大部分不能就案论案，案件事实只是深层矛盾的表象之一，例如大部分赡养纠纷，都会涉及分家、财产分割、土地承包、孙子女抚养等，庭前调解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表象发现原被告双方的根本矛盾所在，为以后调解打下基础；二是庭后调解（毕庭后、宣判前）。通过庭审了解案件事实后，即便一方当事人表示不同意调解，法官也应当在毕庭后进行必要的调解工作，尤其是对情绪较大、可能败诉的一方，调解必不可少。在调解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不断变换调解方式、创新调解思路、着重从矛盾根源入手，既要解决本案争议，又要化解深层矛盾，避免案件结一增十；三是判前调解。对于经多次调解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案件，在案件宣判前，应当通过电话或者谈话的方式进行判前调解，对于可能败诉的一方应认真释法明理，讲解证据规则，在努力促成调解结案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信访风险；四是判后调解。裁判文书的发放并不意味着法官工作的终结，判后调解往往被大多数审判人员所忽视。很多时候，胜诉方出于对时间成本、执行成本及其他成本的考虑，同意败诉方减免部分费用从而换取案款的及时到位，而败诉出于经济考虑，有时会同意胜诉方的方案，最终使得执行一步到位。即便判后调解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亦可以使当事人看到法官在整个案件中为了促成双方和解所做的大量工作，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与理解，满足其受尊重的心理诉求。
3、法情相容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群众基础
农民对司法的信任不仅来自司法权威，更多的来自于对判决结果与自认公理的相互印证。何谓自认公理？大多体现为民约乡俗，在很多时候，当事人之所以对法庭的判决产生怀疑，就是因为判决内容与农村实际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如何做到法理与乡俗的有机融合呢？一方面，基层法官，尤其是人民法庭的年轻法官，应当勤下乡、多下乡、勤学习、多思考，深入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学习老审判员的审判思维，重视现场调研，强化与基层组织的联络；另一方面，努力将民俗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在具体审判中，应当具体考察民俗的产生基础，并与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对比，尽最大努力将合理民俗纳入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中来，切实保护当事人利益。若民俗与法律向违背时，应当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争取以调解方式结案。
4、联动机制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因为法官的职业特点、法院的管理制度等原因，使得法官在保持中立的同时，往往被孤立，从而造成案件事实的查明存在一定难度。因此，鉴于农村案件的特点，应当尽快建立联动机制，使得人民法庭、司法所、村委会、派出所、乡镇政府相互协调配合。首先，政策问题相互沟通。政策的及时性与法律的稳定性很多时候造成政策与法律的不一致，相关职能部门对于政策的把握往往更为及时准确，这就需要法官在审判时不仅需要大量的法律知识，更需要及时掌握政策动向，否则判决结果往往无法执行。
5、法院内部监督管理的完善与人民法庭法官素质的提高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 针对农村案件的特点，建立相应法院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从内部提升司法审判人员应对农村案件的能力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例如构建诉调对接机制，成立调解组或设立专门调解法官，选取农村生活经验丰富、庭审驾驭能力强的法官担当这一角色，将可能调解结案或调解结案更利于执行的案件，例如离婚、赡养、抚养等，在转到主审法官手中前，先由调解法官进行调解工作，排查矛盾隐患，促进双方和解。
面对农村案件的独特性，人民法庭法官，尤其是年轻法官，应当不断提高逻辑思维能力、驾驭庭审能力、调解和服判息诉能力、准确适用法律能力、判决说理能力，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学习、勇于实践、加强锻炼、廉洁自律。同时需要法院党组织加大投入；需要政工纪检部门敢抓善抓，一抓到底；需要庭室全面配合，大力支持。只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法官的司法能力就会有一个较大提高，应对农村案件的能力也会有质的飞跃。
五、结语
司法公信力对依法治国理念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关系到司法权威及司法作用的发挥，是建构法治社会的前提，是实现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而广大农民对法制的认可更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因此，通过有效措施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刻不容缓。
第四篇：加强法院文化建设 提升司法公信力
[法学] 加强法院文化建设 提升司法公信力
发表于 2010-5-25 18:01:20
当前正在开展的司法公信建设年活动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司法公信建设就是人民法院通过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满意度、提升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程度，使法院的裁判得到普遍的认可，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保障。那么，人民法院如何实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呢？笔者认为，应着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以文化软实力引领可持续发展，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法院司法工作的新需求。
一、培育法院精神文化，提高法官的内在素质，提升人民群众对法官群体的心理认同和信任感
法院精神文化是法院群体本质精神的高度浓缩，是法院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决定与支配着法院群体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法院群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培育法院精神文化，就是要通过思想文化的引领，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增强推动法院工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要以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载体，大力培植法院精神文化，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要通过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把公正和效率作为法官的共同价值追求，确立法官崇尚法律、遵从规则、严格程序的行为习惯，塑造法官群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业尊荣。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引，确立法官正确的大局观、群众观、稳定观、政绩观、权力观、作风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公正司法、廉洁奉公。
二是要以创建学习型法院为载体，加强学识文化建设，提升法官整体素质。要加强教育和培训工作，要创新育才机制，组织法官参加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组织召开理论研讨会，增强法官的调研能力。要出台相关制度，强化学历教育培训，鼓励在职干警励通过函授、自考提升学历层次，鼓励在职干警参加全国司法统一考试，鼓励在职干警攻读法律硕士学位，培养专家型法官，培养一支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法官队伍。要搭建平台培育法官技能文化，提高法官素质。要搭建学习的平台。建立图书室、资料室、阅览室、电脑宽带室，在局域网上公布政治学习计划并推荐相关法律书籍，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引导干警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并定期邀请专家学者来讲学授课；要搭建研讨平台。不定期举办法官调解沙龙研讨会，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精心办好《漳平法官》季度印制的调研刊物，大力营造良好的研讨氛围，促进干警调研能力和裁判文书制作水平的提高；要搭建交流平台。在局域网上设立“法院文化”专栏，专栏里内含“院长论坛”、“法官沙龙”、“法官手记”、“法官风采”、“法官文苑”等小栏目，刊登干警创作的文学作品、读书心得、办案体会和人生感悟，使干警沟通有平台、交流有场所，用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陶冶干警的情操，提高干警的综合素质；要搭建岗位技能竞赛平台。通过举办庭审示范观摩、优秀裁判文书评比和审判、调解、执行等岗位技能竞赛活动，营造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提高法官的司法技能。
三要是以建设闽西红土地特色文化为载体，培育坚定信念、敬业奉献、爱护群众等苏区精神，提升法官队伍凝聚力。通过经常组织干警瞻仰革命遗址、缅怀革命先烈、学习革命决议和研讨苏维埃审判文化，把现代司法理念、先进法院文化与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和“古田会议”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身上所具有的团结和谐、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勤政廉洁、与时俱进的精神，增进闽西法官忠贞不渝、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发扬苏区干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优良传统，强化闽西法官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发扬革命老区客家人民纯朴勤劳、好客礼貌的优良民风，培养闽西法官吃苦耐劳、遵纪守法、遵守礼仪的作风。
二、加强管理文化建设，规范司法行为，确保司法公正、高效，使人民群众普遍认可并自觉维护法院裁判，提高司法权威
管理出公正，管理出效率，管理出廉洁。要以健全和完善精细化管理为切入点，全面加强以管理文化为中心的法院
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管理文化对法院发展的整合、导向、鼓励、规范等作用，凭借文化对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形成的潜移默化之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司法公正的法官队伍，提升法院公信力。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管理机构和制度体系，加强制度文化建设。首先，要按照量化管理、动态管理的要求，建立五个工作机制加强审判管理。要建立以立案庭为主的案件流程管理监督机制。制订《案件审判流程管理办法》，设立审执限预警、审执限跟踪、月结案情况通报等制度，利用微机网络反映和监督案件在程序流转中的全面情况，在局域网签发案件催办函，通报每月各业务庭审、执结案件的结案率、调解率、审限天数等情况；要建立以审判监督庭为主的案件质量评查监督机制。制订《案件质量评查办法》，坚持案件评查和定期通报制度，每月对上个月审执结的案件进行质量评查，并对卷宗逐件进行评查，每月根据评查情况写出案件质量评查分析报告，对评查情况进行通报；要建立以纪检、监察部门为主的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监督机制。根据“两办法”细化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界定错案和执法过错，细化评判和处罚的标准，对违法审判的责任人和所在庭，区别情况进行追究责任；要建立以政治处为主体的岗位目标考核监督机制。制订出台《岗位目标考核管理办法》，从审判工作、队伍建设、其他工作三个方面提出了详尽的目标要求，并对各项目
标进行了量化、细化，以百分制进行考核和奖惩，考核由政治处牵头，采取自评，有关庭室核实，逐月登记，季度汇总并兑现奖惩；要建立以办公室为主的督查监督机制。由办公室督查各庭室、各个干警执行院有关制度和督查各庭室开展院统一组织的各项活动的落实情况，确实保证政令畅通，保证各项工作的落实。通过建立五项机制，形成全方位的管理考核机制，变纵向管理向横向管理转变，使法院的管理向司法化和规范化迈进；其次，要进一步健全制度落实机制，培植强有力的制度执行文化，出台《关于对全院各项工作实行全方位效能监察的实施意见》，通过效能监察结果的定期通报，督促各部门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通过一系列措施，注重培育人本管理、以德治院的制度文化，着力实现理性管理、柔性管理和长效管理，逐步减少直至避免感性管理、刚性管理和突击管理。
二是加强法院行为文化建设，重塑司法魅力，提升司法公信力。法官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文化品位，因此，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必须切实规范法官的司法行为，努力培育符合法官职业道德要求的行为模式，确立共同的行为准则。一是以开展“红土清风”廉政文化建设为载体，注重挖掘和树立身边的勤政廉政的先进典型，设立荣誉室，宣传身边的先进事迹，发挥好先进典型的辐射、带头作用，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良好氛围，形成尚廉倡廉 的良好风尚；组织干警参观福建法院警示教育基地、漳平市警示教育基地，组织观看反腐倡廉电教片，组织学习发生在法院系统的活生生的反面典型，实行案例警廉，教育、提醒广大干警廉洁执法，司法为民；组织干警参加廉政知识竞赛、上党课、观看廉政影视作品，征集廉政书画摄影作品和廉政格言，举办文艺晚会，组织法官参加各种廉政征文比赛，促进廉政文化建设。通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严格落实最高法院“五个严禁”规定，教育干警自觉约束业外活动，加强自身修养，树立忠于职守、刚正不阿的理念，培养惩治邪恶、弘扬正义的良知，塑造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努力做到公道正派、举止文明、态度公允、行为规范。通过法官廉政文化建设促进法官建立起有效的自律机制，不断提升法官形象，树立司法权威。二是以创建省级文明单位为载体，加强司法礼仪建设，提升人民群众对法官的认同感。要不断强化法官对公正裁判的角色感知，要求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接待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来访群众时应态度温和、文明礼貌，按规定放置和使用法槌，严格庭审纪律，规范庭审言行举止，彰显庭审魅力，时刻提醒法官规范自己的行为，谨慎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三、加强法院物质文化建设，培育人本和科技文化，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满意度
物质文化建设是法院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是法院文化 的外化表现，它不仅作用于法官自身，而且对于社会公众有着重要的感知、影响和接纳作用。法院物质文化建设，重点是要培育人本和科技文化，培育人本文化，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加强软、硬件建设，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措施，充分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一是通过具有法院特色的基础设施建设、物质装备建设和公正、权威、文明的审判活动，使当事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感受到司法的神圣和威严，而且充分感受到司法的和谐、厚重和公正。搞好审判法庭、办公场所建设，在审判大楼悬挂国徽、升国旗，将审判区、办公区分开，保持审判的严肃性、权威性，创建刑事审判体现威严、民事审判体现平等、行政审判体现和谐、执行体现文明、立案体现为民、调解体现轻松的司法活动场所。同时，要在物质装备建设中进一步提升文化内涵，注重文化品味，建立法院图书室、阅览室和健身室，为法官养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创造环境和条件。
二是以建立立案“文明窗口”为契机，公开审判流程，增加透明度。在立案大厅设置电子显示屏，公告有关审判及管理事项，在立案大厅公布了立案流程、信访流程，在法院网上发布法律法规、案件受理范围、立案条件、收费标准以及诉讼权利义务、诉讼风险提示、举证须知等，彰显司法为民理念。
三是在审判工作中注重融入科技成果，培育科技文化，充分发掘科技力量，努力提高科技含量，把现代先进科技成果运用到法院文化建设过程中，达到以科技“提效率、促公开、助廉洁”的目的，实现人手配备一台电脑，满足了自动化和无纸化办公要求，安装互联网、全省法院系统三级联网和全省法院案件管理系统等网络系统，实现案件输入管理电子化、立案流程管理规范化，提高办公效率；四是以完善巡回审判工作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通过实行随时巡回审判工作机制，设立巡回审判联络点，聘请联络员，发放便民联系卡等形式，进一步方便群众诉讼，减轻人民群众负担，通过推行司法救助制度，落实诉讼费缓、减、免交制度等，为弱势群体开通绿色通道。（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成南）
来源：中国法院网
第五篇：提升司法公信力 迈向回应型司法
提升司法公信力 迈向回应型司法
郝艳兵 吴如巧
2013-04-01 10:25:27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03月28日
近年来，有关中国司法改革往何处去的讨论和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不可谓不多。然而，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感却并未与时俱增，相反，司法领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信任危机。邓玉娇案、夏俊峰案、李昌奎案等一系列造成广泛社会影响案件的发生表明司法权威正面临重重危机。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社会输出正义的产品是司法最核心的任务。然而，基于种种与司法有关或者看似无关的原因，司法所输出的正义与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期待的正义之间常常存在偏差。这种偏差引发了司法权威的每况愈下，甚至成为造成广泛社会影响诉讼的重要推手。因此，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重塑司法权威成为当下亟待破解的法治难题。
要重塑乃至不断提升司法的权威，首先要明确当下司法权威饱受质疑的原因，了解司法权威赖以维系的基础。从根源上说，司法要获得人民的信赖，依赖于司法所输出的正义与社会大众所理解的正义具有一致性。在信息不再被有权者垄断的背景下，各方都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获知范围、深浅不一的信息并基于所获取的信息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一旦司法机关公布的事实和结论跟公众的判断发生偏离，且这种偏离多次发生，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势必受到影响，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最终会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不可否认，司法机关不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造成司法权威衰落的重要制度原因。众所周知，法律具有规范性、普遍性、稳定性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对于法
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至今仍被人们奉为法治的圭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的表述更是成为法治在我国的本土化表达。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法律确定性的价值是毋庸讳言的。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指南，既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它必须通过确定不移地适用才能向国民确证自身的存在和效力，才能促成法律规范所代表的形式正义、一般正义的实现，才能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今天，确保司法能够只遵从法律的指挥棒是确保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和稳定性，强化人们对法律规范的信赖的前提。
然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并不能完全解决司法的公信力问题，同时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当下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在根本上源于司法机关未能妥当地处理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关系，进而导致追求法律效果所达致的形式正义、规则正义和公众所理解的实质正义、朴素正义产生了位移。诚然，司法是一项专业化的工作，但这绝不意味着司法可以闭门造车，两耳不闻窗外事。司法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超越静态的法律条文和单一的法律逻辑思维，正视法律文本的开放性，主动关注法律所调整的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将法律置于整个社会整体运行状况中去考察和理解，从而使公共政策、道德伦理、民间习惯、公众情感等因素进入到司法裁判的考量范围，使得法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事实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适应。换言之，司法活动的目标必须设定为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做到司法场域的开放性，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做到信息开放、知识开放、过程开放，确保公众的正义诉求能够得到有效回应。
于是，一种回应型司法就呼之欲出了。回应型司法强调在保持司法中立等自
治型司法固有特性的前提下，司法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应该把司法与社会的关系，司法的目的、功能与效用等因素纳入到运作体系之内，通过对案件裁判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利益纷争、法律缺陷的归纳与反思，推动立法和司法的进步，甚至推动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完善。积极而审慎地推动司法朝着回应社会需求的回应型司法方向发展，应当成为当下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
（作者郝艳兵为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法学博士，吴如巧为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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