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存款保险机构设立论文
摘 要:分析了我国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在运行框架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探讨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行对银行业可能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存款保险;银行业;金融监管
我国要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亟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1.1 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立 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立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出资;二是政府与银行共同出资;三是银行业自组存款保险机构。三种方式各有利弊。由政府出资创办并管理的存款保险机构,其优点是便于政府领导,有很大的权威性,但会加重国家财政的压力,也不利于调动各银行的积极性。如由银行业自组存款保险机构,则在保险机构的权威性方面有所欠缺,也不利于政府的介入及利用其进行宏观调控,但有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第二种方式则兼具另两种方式的优点,可以提高存款保险机构的信誉和实力,也有利于完善央行的金融监管工具,健全其宏观调控手段,是一种可能选择的设立方式。
1.2 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是单一职能或是复合职能
存款保险机构的单一职能是指该机构主要履行出险时的保险赔付职能,不履行其它职能。复合职能是指该机构除承担出险时的保险赔付职能外,还承担日常检查等监管职能以及对有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接管等更为全面的职能履行。采取单一职能或是复合职能决定了存款保险机构的功能定位以及它与央行、银监会之间的关系。
1.3 存款保险的范围
从目前的情况看,基本上,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应纳入存款保险的主要范围。但政府存款(财政性存款)、同业存款、金融机构股东存款和高管存款是否纳入保险范围仍有待商榷。另一方面从参保机构的范围看,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包括邮储银行都应该纳入保险范围,但外资银行在华的分支机构是否也应纳入保险范围也未有定论。
1.4 存款保险的赔付上限
一种标准是按照人均gdp(2005年我国人均gdp约1700美元)的3倍金额进行赔付,第二种标准是使90%的存款人得到全额赔偿的标准赔付。按这两种标准,大约每位存款人的获赔上限为4-5万元,这样的赔付金额显然较低。而根据央行近几年来对关闭的证券公司收购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一系列措施来看,还有一种赔付可能是将赔付标准定为10万元人民币,即10万元以下全额赔付,10万元以上9折收购。事实上,赔付上限要根据存款的具体结构来进行详细测算,比如存款在50万、20万、10万、5万以上分别占比多少,金融机构要缴纳多少保费,才能确保破产时能够支付存款人的损失,这些都需要相当多的数据支持和统计分析。
1.5 存款保险的方式
是选择强制加入或是金融机构志愿加入,又或是强制与志愿加入相结合的方式。如以强制加入的方式则需制订法律法规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如以志愿加入的方式则可能有些风险隐患较大的中小金融机构为降低经营成本会选择不参加存款保险,那么存款保险体系存在的基础就过于薄弱,达不到预期目的,也不利于存款保险体系的顺利运转。
1.6 保险费率的确定
即实行固定费率制或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制。保险费率的确定涉及到存款保险基金的目标水平、被保险银行的承受力等问题。实行固定费率制简便易行,尤其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之初,固定费率制易于推广操作和接受。但固定费率制下保险金额取决于存款总额,与银行自身的经营与资产风险无关,在风险控制方面存在天然缺陷。实行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制可以促进银行加强自身业务和风险控制,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资产流动性,但是需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银行信用风险评估制度以及监管部门的配合。否则,没有完整准确的银行风险评级,没有配套监管措施,实行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制就没有操作的基础。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业的影响
2.1 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对宏观金融环境的影响
首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实现市场化的风险分担机制,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构建更加合理的存款金融机构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一种隐形的存款保险制度,即由国家政府向国有银行提供国家信用,国家在事实上承担存款保险责任,对市场退出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实行优先偿付和全额收购政策。这对保护居民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种制度下,中央银行承担的无条件全额偿付责任最终实际上转移给了纳税人和公众,并以基础货币的形式进入金融体系,这将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育成熟以及金融体系的长远发展。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目前银行股权结构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国家股权形式,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仍由国家来承担银行经营的损失和风险,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形成一种市场化的风险分担机制和风险补偿体系,由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银行的经营风险,从而增强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发挥市场约束作用,形成正向激励机制。另外,在确保金融体系安全的情况下,引入存款保险制度还将改变存款人对国家信用的依赖,进一步促进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同时增强公众对中小银行的认识和信心,解决国有银行与其他中小商业银行事实上不平等竞争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中小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形成更加合理的存款金融体系。
其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促进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退出多采取行政接管或关闭的方式。由于没有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范化的退出机制,导致处置过程漫长,每一案例均为个案处理,赔付方案也无一定之规,应退出的机构还往往退而不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将使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于市场之中,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用存款保险基金提供赔付,促使问题金融机构的顺利退出,并将其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在差别费率制下,不论保费最终是否转嫁到存款人身上,都将有利于以市场化方式对金融市场的“优等生”“差等生”实行鉴别、分类和选择。风险程度高的金融机构由于必须缴纳较高的保费,将可能陷入经营不善——高比例缴纳保费——成本上升(存款来源减少)——经营业绩恶化的恶性循环之中。而风险程度低、市场声誉好、经营稳健的金融机构则可能进入经营良好——低比例缴纳保费——经营业绩表现更出色的良性循环之中。这样,就拉大了不同风险程度银行经营业绩的差距,由市场来选择“好”银行与“坏”银行,实现自然优选,促进银行业努力降低风险,减少成本,提高利润,增加效益,有利于银行业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2.2 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人的影响 从存款人的角度看,以存款类金融机构缴纳的保费限额补偿市场退出机构的所有存款人,在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减轻国家负担,增强市场主体尤其是大额存款人的风险意识,使其慎重选择存款机构和产品,从而发挥市场的约束作用,稳定银行业发展的预期。金融活动往往有着信息不对称的特性,数量众多的普通金融活动参与者可能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有必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予以特别安排。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通过制定合理的存款保险赔付上限,可以保证中小存款者在金融机构关闭时能够得到及时的全额补偿,显著增强存款人信心,有效避免因个别金融机构倒闭或突发事件而引发的存款挤提和存款流动,稳定金融业发展的预期,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2.3 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对微观金融主体的影响
首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必须对各家存款类金融机构征收保费,无论是实行固定费率制或差别费率制,都将在事实上增加银行的经营成本,从而影响银行经营业绩及股东回报,影响的程度取决于保费比例和其它相关规定。这里,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情况来分析,一种情况是银行将这部分保费转嫁给存款人,从表面上看不会增加银行的现金成本,但在实行固定费率的存款保险制度下,将不利于中小银行存款业务的发展,因为在缴纳保费金额同等的条件,显然存款人将更为乐意选择机构网点多的大银行。而在实行差别费率的存款保险制度下,则相对不利于风险程度高的银行业务发展,如前文所述,风险程度高的银行由于必须缴纳相对高比例的保费,转嫁给存款人将使存款人的收益大受影响,而其经营不善的状况也暴露于市场选择之下,影响其业务的开展。另一种情况是银行不将这部分保费转移给存款人,自身消化这部分增加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仍要保持原有的收益水平,无疑对银行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当然银行也有种种规避保费缴纳的方法,比如一家银行的资金来源包括对公存款、居民个人存款、同业存款以及各种主动负债等,倘若缴纳的保费基数范围仅限于公司与个人存款,那么适当增加同业存款和各项主动负债,就可以有效规避同样金额下公司与个人存款类资金来源应缴纳的保费,从而减少支出,降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保费支出对银行整体绩效的影响。此外,存款保险制度还可能造成存款转移、集中或分流,影响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进而影响风险控制。目前,由于具体相关规定尚未明确出台,这些间接影响的程度和范围还难以分析和判断。
其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监管将更加严格。一方面,实行差别费率制,保险费率的确定与缴纳和投保银行的风险状况密切相关,客观上要求监管机构进一步强化对各商业银行的监管,变静态监管为动态监管,必然增强各种现场与非现场稽核的约束,监管手段将更为丰富与多元,包括定期报送各项业务报表与不定期检查等,都将成为监管常态,以利于更加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和了解各家银行的情况。另一方面,建立存款保险体系,成立存款保险机构,有可能在人行、银监会之外又增加一个监管机关。存款保险机构有可能被赋予一定的监管职能和权利,对投保银行实行强有力的监管,在监管手段上也比原有的监管机构更为丰富,如可能采取警告、提高保险费率、停止为其新增存款提供保险等各项措施以引起被监管者的注意,配合人行、银监会实施更为有效的监管,有力地防范道德风险。但是,考虑到这项制度对各方面的影响较大,预计相关法规制订部门会综合各方面情况,尽量在保险制度实施的同时平缓对银行经营层面的冲击。
第二篇:存款保险机构设立论文
摘 要:分析了我国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在运行框架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探讨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行对银行业可能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存款保险;银行业;金融监管 我国要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亟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1.1 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立
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立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出资;二是政府与银行共同出资;三是银行业自组存款保险机构。三种方式各有利弊。由政府出资创办并管理的存款保险机构,其优点是便于政府领导,有很大的权威性,但会加重国家财政的压力,也不利于调动各银行的积极性。如由银行业自组存款保险机构,则在保险机构的权威性方面有所欠缺,也不利于政府的介入及利用其进行宏观调控,但有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第二种方式则兼具另两种方式的优点,可以提高存款保险机构的信誉和实力,也有利于完善央行的金融监管工具,健全其宏观调控手段,是一种可能选择的设立方式。
1.2 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是单一职能或是复合职能
存款保险机构的单一职能是指该机构主要履行出险时的保险赔付职能,不履行其它职能。复合职能是指该机构除承担出险时的保险赔付职能外,还承担日常检查等监管职能以及对有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接管等更为全面的职能履行。采取单一职能或是复合职能决定了存款保险机构的功能定位以及它与央行、银监会之间的关系。
1.3 存款保险的范围
从目前的情况看,基本上,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应纳入存款保险的主要范围。但政府存款(财政性存款)、同业存款、金融机构股东存款和高管存款是否纳入保险范围仍有待商榷。另一方面从参保机构的范围看,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包括邮储银行都应该纳入保险范围,但外资银行在华的分支机构是否也应纳入保险范围也未有定论。
1.4 存款保险的赔付上限
一种标准是按照人均GDp(2005年我国人均GDp约1700美元)的3倍金额进行赔付,第二种标准是使90%的存款人得到全额赔偿的标准赔付。按这两种标准,大约每位存款人的获赔上限为4-5万元,这样的赔付金额显然较低。而根据央行近几年来对关闭的证券公司收购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一系列措施来看,还有一种赔付可能是将赔付标准定为10万元人民币,即10万元以下全额赔付,10万元以上9折收购。事实上,赔付上限要根据存款的具体结构来进行详细测算,比如存款在50万、20万、10万、5万以上分别占比多少,金融机构要缴纳多少保费,才能确保破产时能够支付存款人的损失,这些都需要相当多的数据支持和统计分析。
1.5 存款保险的方式
是选择强制加入或是金融机构志愿加入,又或是强制与志愿加入相结合的方式。如以强制加入的方式则需制订法律法规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如以志愿加入的方式则可能有些风险隐患较大的中小金融机构为降低经营成本会选择不参加存款保险,那么存款保险体系存在的基础就过于薄弱,达不到预期目的,也不利于存款保险体系的顺利运转。
1.6 保险费率的确定
即实行固定费率制或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制。保险费率的确定涉及到存款保险基金的目标水平、被保险银行的承受力等问题。实行固定费率制简便易行,尤其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之初,固定费率制易于推广操作和接受。但固定费率制下保险金额取决于存款总额,与银行自身的经营与资产风险无关,在风险控制方面存在天然缺陷。实行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制可以促进银行加强自身业务和风险控制,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资产流动性,但是需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银行信用风险评估制度以及监管部门的配合。否则,没有完整准确的银行风险评级,没有配套监管措施,实行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制就没有操作的基础。 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业的影响
2.1 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对宏观金融环境的影响
首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实现市场化的风险分担机制,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构建更加合理的存款金融机构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一种隐形的存款保险制度,即由国家政府向国有银行提供国家信用,国家在事实上承担存款保险责任,对市场退出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实行优先偿付和全额收购政策。这对保护居民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种制度下,中央银行承担的无条件全额偿付责任最终实际上转移给了纳税人和公众,并以基础货币的形式进入金融体系,这将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育成熟以及金融体系的长远发展。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目前银行股权结构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国家股权形式,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仍由国家来承担银行经营的损失和风险,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形成一种市场化的风险分担机制和风险补偿体系,由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银行的经营风险,从而增强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发挥市场约束作用,形成正向激励机制。另外,在确保金融体系安全的情况下,引入存款保险制度还将改变存款人对国家信用的依赖,进一步促进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同时增强公众对中小银行的认识和信心,解决国有银行与其他中小商业银行事实上不平等竞争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中小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形成更加合理的存款金融体系。
其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促进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退出多采取行政接管或关闭的方式。由于没有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范化的退出机制,导致处置过程漫长,每一案例均为个案处理,赔付方案也无一定之规,应退出的机构还往往退而不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将使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于市场之中,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用存款保险基金提供赔付,促使问题金融机构的顺利退出,并将其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在差别费率制下,不论保费最终是否转嫁到存款人身上,都将有利于以市场化方式对金融市场的“优等生”“差等生”实行鉴别、分类和选择。风险程度高的金融机构由于必须缴纳较高的保费,将可能陷入经营不善——高比例缴纳保费——成本上升(存款来源减少)——经营业绩恶化的恶性循环之中。而风险程度低、市场声誉好、经营稳健的金融机构则可能进入经营良好——低比例缴纳保费——经营业绩表现更出色的良性循环之中。这样,就拉大了不同风险程度银行经营业绩的差距,由市场来选择“好”银行与“坏”银行,实现自然优选,促进银行业努力降低风险,减少成本,提高利润,增加效益,有利于银行业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2.2 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人的影响
从存款人的角度看,以存款类金融机构缴纳的保费限额补偿市场退出机构的所有存款人,在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减轻国家负担,增强市场主体尤其是大额存款人的风险意识,使其慎重选择存款机构和产品,从而发挥市场的约束作用,稳定银行业发展的预期。金融活动往往有着信息不对称的特性,数量众多的普通金融活动参与者可能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有必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予以特别安排。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通过制定合理的存款保险赔付上限,可以保证中小存款者在金融机构关闭时能够得到及时的全额补偿,显著增强存款人信心,有效避免因个别金融机构倒闭或突发事件而引发的存款挤提和存款流动,稳定金融业发展的预期,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2.3 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对微观金融主体的影响
首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必须对各家存款类金融机构征收保费,无论是实行固定费率制或差别费率制,都将在事实上增加银行的经营成本,从而影响银行经营业绩及股东回报,影响的程度取决于保费比例和其它相关规定。这里,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情况来分析,一种情况是银行将这部分保费转嫁给存款人,从表面上看不会增加银行的现金成本,但在实行固定费率的存款保险制度下,将不利于中小银行存款业务的发展,因为在缴纳保费金额同等的条件,显然存款人将更为乐意选择机构网点多的大银行。而在实行差别费率的存款保险制度下,则相对不利于风险程度高的银行业务发展,如前文所述,风险程度高的银行由于必须缴纳相对高比例的保费,转嫁给存款人将使存款人的收益大受影响,而其经营不善的状况也暴露于市场选择之下,影响其业务的开展。另一种情况是银行不将这部分保费转移给存款人,自身消化这部分增加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仍要保持原有的收益水平,无疑对银行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当然银行也有种种规避保费缴纳的方法,比如一家银行的资金来源包括对公存款、居民个人存款、同业存款以及各种主动负债等,倘若缴纳的保费基数范围仅限于公司与个人存款,那么适当增加同业存款和各项主动负债,就可以有效规避同样金额下公司与个人存款类资金来源应缴纳的保费,从而减少支出,降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保费支出对银行整体绩效的影响。此外,存款保险制度还可能造成存款转移、集中或分流,影响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进而影响风险控制。目前,由于具体相关规定尚未明确出台,这些间接影响的程度和范围还难以分析和判断。
其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监管将更加严格。一方面,实行差别费率制,保险费率的确定与缴纳和投保银行的风险状况密切相关,客观上要求监管机构进一步强化对各商业银行的监管,变静态监管为动态监管,必然增强各种现场与非现场稽核的约束,监管手段将更为丰富与多元,包括定期报送各项业务报表与不定期检查等,都将成为监管常态,以利于更加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和了解各家银行的情况。另一方面,建立存款保险体系,成立存款保险机构,有可能在人行、银监会之外又增加一个监管机关。存款保险机构有可能被赋予一定的监管职能和权利,对投保银行实行强有力的监管,在监管手段上也比原有的监管机构更为丰富,如可能采取警告、提高保险费率、停止为其新增存款提供保险等各项措施以引起被监管者的注意,配合人行、银监会实施更为有效的监管,有力地防范道德风险。但是,考虑到这项制度对各方面的影响较大,预计相关法规制订部门会综合各方面情况,尽量在保险制度实施的同时平缓对银行经营层面的冲击。
参考文献
[1]黄德钊.浅议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应具备的基本条件[J].广西金融研究,2005,(02).
[2]陈飞.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J].财会月刊, 2006,(23).
[3]龚秀国.我国银行业风险与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第三篇:港澳台保险机构设立代表机构申请表
港、澳、台保险机构设立代表机构
申请表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填写说明
一、本表为港、澳、台保险机构设立代表机构正式申请表。
二、表内所列内容(签字除外)需用中英文填写,中文在前,英文在后。
三、本表需双面打印。
四、本表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一、申请单位的情况
1、名
称:
2、地
区:
3、地
址:
4、资产总额:
(美元)
5、实收资本:
(美元)
6、注册时间和地点:
7、董事长或总经理姓名:
第1页
二、代表机构的情况
1、代表机构全称:
2、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3、拟任首席代表(总代表)姓名:
4、代表机构其他成员:
第2页
三、提供下列资料
1、由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拟任首席代表(总代表)授权书;
2、拟任首席代表(总代表)简历;
3、拟任首席代表(总代表)的身份证明;
4、拟任首席代表(总代表)的学历证明;
5、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拟任首席代表(总代表)(签字)
填写日期:
第3页
第四篇:行政法院设立论文[模版]
如果行政案件需要行政法学的专业素质,一般法官不能胜任的话,那么民刑事案件中的很多案件,都会涉及到医学、科技等方面的专业知识。难道因为是特殊性质的案件,就要一类类的去设立专门法院吗?
设立专门法院,势必要为这些行政法官们的工资福利、行政法院的设施、法院管理的运转拨付大量的经费,必然会造成国家财政上的巨大负担,而是否能有相对应的成效回报给纳税的人民,却无法预测。而在作者看来,设立行政法院会带来诸多的弊端,而且在现有体制的前提下,其功能也未必能改观多少。
首先,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农村和边远地区所设立许多基层法院,其条件和环境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如果还要另外设立一套行政法院系统,其结果必然是只在一些中心城市设立。其结果,必然会使行政案件中民告官的一方,不能在像现在这样直接在一般的法院起诉,而必须得长途跋涉去少数的行政法院,这必然会增加民告官的诉讼成本,忽视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贫者弱者的权益保障,不但违背了司法便民的原则,而且会在人权保障上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违背平等保障的社会主义理想。
并且,现在已经是21世纪,由于科技的发达、政府职能的强化、新类型权利的出现,在一个案件中,所涉及的规定究竟是公权规定还是私权规定,当事人是公权受侵害还是私权受侵害,案件是行政案件还是民刑事案件,经常会很难区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导入行政法院这一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被公权力侵害的老百姓往往会不易辨别案件性质,难免出现找错衙门的情况。而这时,行政法院和一般法院的管辖,就有可能会出现互争或者互推,使告官的当事人被推来推去。即使没有出现推诿的情况下,移送案件的程序,也必然会给当事人造成诉讼时间和费用上的损失。
司法权,不能审查监督行政,这是对于司法权的极大限制。司法监督行政,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的希望就会落空。国外历史上,行政裁判所属于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维护行政机关利益的。官官相护,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再看似完善的制度,也是通过人来运作的,忽视对于人背后的控制因素做出的良好预期,将会证明是片面的。更何况,设立行政法院的主张,与我国的地理、经济、人文、政治基础并不适合。
我们不能把民告官的难题,归罪于现行制度本身,认为只要改革了制度,就能解决了问题。其实,毋庸讳言的是,没有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法官独立的实现。从这一点可以说,没有改革的深化,即使多搞一个行政法院系统,也不可能摆脱掉一般法院法官所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法官的独立在法院行政化体制下难以充分确保,才为行政干预司法提供了管道。但是,为了解决行政干预司法,就提出模仿大陆法系的某些国家,单设行政法院(英国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法院)。如果这样,就能够使行政法院摆脱行政化的法院体制的话,何不让所有的法院都改革这种体制,使所有类型的案件审理都实现独立公正呢?而如果行政法院也不得不接受这种行政化法院体制的话,又如何能够期待,行政法院中的法官会比一般法院的法官更独立、更能发挥人权保障功能呢?
例如,日本在战前曾经有过行政裁判所,其在君主立宪体制下,所担当的维护天皇专制的功能取向,自不待言。战后,随着民主宪法的实施,行政法院终于被废止掉,基于权利平等原则,行政诉讼归类于民事诉讼。在最近的司法改革审议会中,个别的行政法学者提出恢复行政法院,但并没有被采纳。理由很简单,右翼政党主宰下的日本式政治结构,才是造成司法判决整体趋向保守的根源。即使是行政法院,也同样逃避不了制约司法发挥保障人权功能的政、经、文、社方面的大环境。
综上所述,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以是否有利于为人民方便而又及时地提供救济,是否有利于保障裁判的独立和公正,是否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司法权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控制、为人权提供保障的功能为出发点。而如果像个别行政法学者所主张的,单独设立一套行政法院系统的话,会在诉讼救济的管道上,增加人民的诉讼障碍和负担,而另一方面,又未必能回避和解决法官独立的根本问题,而其结果,只会使WTO对于中国要求的法院对行政机关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变形变质为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使司法机关的护宪功能萎缩。这样的结果,值得所有关注中国司法的学者反思。
第五篇:存款分流与货币结构变动论文
该项研究得到中国体改基金会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的资助,许多观点是在与樊纲、余永定、米建国等教授的中形成的,在研究过程中还得到孙涛、罗振宇、李绍光、袁平等几位博士的大力帮助。
提要:近一时期以来,中央银行连续降息,导致居民储蓄存款分流速度加快,但分流出来的资金未能如期望的那样进入实际产品市场,进而拉动消费和投资需求,而是大量流入股市,且主要汇集于一级市场,由此产生巨额资金沉淀,并直接形成广义货币收缩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不仅造成总需求进一步萎缩,而且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金融效率。为此,国家应及时采取措施,通过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增发国债和利率市场化等方式,引导储蓄存款资金进入实际生产领域,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
一、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变动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持续增长阶段:1978-1988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平均每年增长30%以上,1988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3798亿元人民币,为1978年210亿元的18倍。(2)高速增长阶段:在基数已经较大的情况下,1989-1996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继续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这一时期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率达到31.6%,至1996年储蓄余额上升为38520亿元。(3)减速增长阶段:1996-1999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虽然继续增长,1998年底达到5.3万亿元,但这一时期,储蓄存款余额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增长率由1994年的41.5%,一路下降到1998年的15.4%。同时,新增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开始出现负值,其中1997年增长率为-12.4%,1998年为-8.2%。
进入1999年,居民储蓄存款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到12月末为59621亿元,同比增长率仅为11.6%,增幅比去年末下降3.8个百分点,其中6至9月新增储蓄存款仅为396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1485亿元。特别是,6月、10月和11月,当月新增储蓄存款出现负值,储蓄存款减少数额分别高达25亿元、94亿元和84亿元。上述情况表明,居民储蓄存款分流进一步加快,投资、消费、金融结构等方面都由此产生一系列变化,分析储蓄资金流向、货币资产结构及其经济效应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储蓄存款分流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下降从1994年就开始了。当时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当年新增储蓄存款以及人均储蓄存款等三项指标的增长率在1994年达到最高峰,之后便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见表1)。影响居民储蓄存款变动的因素很多,如实际收入、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预期稳定性、资本市场发展状况等,一个时期以来,这些因素的同时作用使得储蓄存款余额持续增加,而与此同时,人们往往忽视了对储蓄存款增长速度及其加速度的观察和分析,居民储蓄存款分流的趋势较少受到关注。这种趋势持续到1999年下半年,储蓄存款余额开始出现负增长,对其背后的原因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
(一)利率连续下调
从1997年起,为刺激经济复苏,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从单因素弹性看,居民储蓄存款对利率下降应该是相当敏感的,存款利率大幅度降低,意味着储蓄存款这一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显著下降。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居民在资产收益最大化的驱动下,会逐步减少存款持有量,而相应增加其他资产的持有数量,然而由于通货紧缩和预期不稳定等影响因素的存在,这种变化起初可能是不明显的。另外,即使在资产市场比较发达的经济体系中,居民资产结构的变动也通常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进行调整,因此利率变动的短期效应通常只反映在储蓄存款加速度的变化上。但是,连续和大幅度的利率下调会使其他因素的作用不断减弱,储蓄存款减少的实际效果就会逐步体现出来。
(二)开征利息税
全国人大于1999年8月通过了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为恢复征收利息税铺平了道路。开征利息税对于存款者来说,相当于第八次降息。如现在一年期存款的利率为2.25%,征20%的利息税后,利率实际降为1.8%。从某种意义上讲,征收利息税比降息可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果。降息给人们的感觉是从银行得到的“好处”减少了,而征税的感觉则是居民“应得的好处”被拿走了,因而后者比前者更能促使人们调整资产结构,寻求新的资金去向。1999年8至10月,沪深两市平均市盈率约为40倍,这与第七次降息后一年期存款利率2.5%的投资回报基本等同。但开征利息税后,按一年1.8%的存款利率测算,沪深两市的平均市盈率可以提高到55倍左右,这就为股市打开了上升的空间。股票投资回报高于存款利息收入,再加上股票转让所得仍暂免征税,很自然会出现资金搬家的现象。
(三)存款实名制的预期
我国储蓄存款一直采用虚名制,特别是活期储蓄,只要取款人提供存折,银行即按折付款。实行了几十年的存款虚名制造成了“地下金融”的泛滥。任何人只要凭一个虚构的姓名,就能把非法收入划到自己名下,在现行金融体系下,根本无从追查。为此,人民银行正在酝酿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原计划在1999年四、五月间就正式推出,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推迟。在此期间,一些存款者为避免巨额资金曝光,把一部分储蓄存款由银行转出,从而加速了居民储蓄存款的分流。
(四)公款私存的资金被大量挤出
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一个时期以来,在居民储蓄存款不断增加的同时,企事业公款被存入私人名下的现象也愈演愈烈。据央行专家分析,公款私存在近6万亿元储蓄存款中,保守测算也占1万亿元,这使得银行每年要多支付利息五、六十亿元。
公款私存的主要动机是获得较高的利息收入,然而随着储蓄存款利率节节下降,加上国家开征利息税,这种获利动机逐步消失,许多先前以居民存款形式存入商业银行的资金被提出,转而流入股市或变为手持现金,甚至呈现私款公存的现象。公款私存的这部分资金,其去留主要以收益率高低为转移,而不受居民预期收入和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它对利率下调的敏感程度比真实的居民储蓄存款更高,利率连续调低后,这笔资金被大量挤出,从而加速了居民储蓄存款的分流。
三、储蓄存款分流后的资金流向分析
分析表明,居民储蓄存款分流后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实际投资领域,也没能拉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而是大量流入股市,并主要驻留于股票一级市场。
(一)储蓄存款分流后,消费市场依然回升乏力。
到1999年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7.8%,增幅比10月份降低0.4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率仅为10.9%(见表2)。从去年消费市场的总体走势看,7月以后社会零售消费品增长率出现一定的回升势头,由5.4%开始逐月上升,到10月份达到同比8.2%的增长率。但这种微弱的回升并没有持续下去,到11月消费总额再次回落到7.8%,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在上升了几个月之后再次下跌。消费价格指数连续走低,表明消费市场回升依然乏力,同时也说明居民储蓄存款分流后,大部分资金并未进入消费品市场,因而没有到达降息以刺激居民消费的最终目的。
(二)投资增长率继续呈下降趋势。
在消费需求不旺的同时,国内投资需求继续呈下降态势。据统计,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6.8%,增幅与前10个月相比下降0.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仅为6.9%。另一方面,从1999年年初以来,企业存款的增长率几乎一直在下降,1月份为19.1%,6月份降至16.7%,到11月份同比增长率仅为13.6%,比去年少增存款近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存款总额的下降说明居民储蓄存款在分流后,不仅没有转化成消费需求,也未能有效地转化为实际投资。
目前,银行统计科目均已实行本外币合计,居民外币存款的增减并不影响居民储蓄存款项目的金额变动,但外币存款对居民资产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结构变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居民对利率连续下调所做的心理预期和行为调整。
(五)居民手持现金大量增加
手持现金是近一时期储蓄存款分流后资金的一个重要去向。1999年底现金余额M0为13456亿元,同比增长20%,累计增加投放970亿元。由于名义利率下降,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降低,居民出于流动性偏好,愿意持有更多的现金资产,这是符合逻辑的。问题是目前我国居民的流动性偏好主要还不是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而是更多体现为投机动机。在存在有效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这种投机行为最终会增加经济体系中的直接投资,从而有利于经济实现均衡和持续增长。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目前还很不完善,居民大量持有现金参与投机活动,不仅无助于总需求的增加,反而会加速经济的失衡。
(六)股票一级市场吸纳大量资金。
1999年7月到11月,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量不断萎缩,股指呈下滑趋势(见表2),与此同时,一级市场却格外红火。目前,越来越多的居民联合起来开设股票帐户,专门用于股票的一级申购。做股票申购的收益既高,同时也很安全。而二级市场风险则比较大,普通居民因缺乏操作经验而不愿贸然涉足。新股申购就是碰运气,运气好就赚钱,运气不好也不赔,不过资金量越大,收益就越稳定。按照1999年上半年的新股发行速度,以10万元资金进行连续申购,年收益率约在5%,收益率高出储蓄存款及国债许多,而进行一级申购的风险却很小,在没有新股发行的时候又可以得到活期储蓄利息。如果急于用钱,方便的银证电话转帐系统也非常便捷。正因如此,股票一级市场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其中不乏有一些居民联合亲戚朋友共同集资申购,以扩大资金规模,提高新股的中签率。这就直接导致股票一级市场吸引的资金越来越多。
据统计,截1999年至11月底,沪深股市资金总量在4800亿元左右,年初这一数字为3500亿元,即一年来,沪深股市资金的净流入量达1300亿元。1999年1-11月份,从沪深两地股市中流出资金共计1189亿元。其中,因配股和新股发行等扩容因素而流出的资金量为708亿元;以印花税、佣金形式流出的资金为481亿元(债券、B股交易及佣金返还除外)。同期,沪深股市共计流入资金2489亿元,进出相抵,全年流入股市的资金数额约为1300亿元。
在证券市场资金总量变化的同时,一、二级市场资金结构也出现规律性的变化特征。近一年来,滞留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资金呈现出此消彼涨的状态。统计数据显示,99年1至11月,稳定参与一级市场的申购资金在1500亿元至2800亿元之间,而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资金量大约在1400亿至2400亿元范围之内。相比之下,驻留在一级市场上的资金平均水平高于二级市场(如图1)。
1999年1至5月,由于股指低靡,一级市场申购收益较低,单只新股平均收益仅为0.19%,一级市场资金量一直停留在1500-1800亿元左右。而进入7月份以后,沪深股市股价较高,获利机会减少,而同时一级市场申购收益增加,单只新股平均申购收益上升至0.83%,一级市场资金大幅度上升,并于9月后一直保持在2600亿元以上,其中9月8日至9月13日,一级市场申购资金达到3861亿元,而9月20日到9月23日,一级市场共冻结申购资金4560亿元,达到了历史最高值。这和平时约2500亿元的申购资金量相差接近2000亿元。进入11月,一级市场申购资金进一步增加,一度上升到4600亿元,月度平均资金量约为3300亿元。
7、袁平:《试论股市运行影响社会资金运转的方式》,中国建设银行报,199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