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辩护词

第一篇：滥用职权辩护词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受贿和滥用职权两个罪名，辩护人将针对被告人涉嫌受贿罪进行有罪辩护，对被告人涉嫌滥用职权罪进行无罪辩护。

一、受贿。

认可公诉机关指控，对范8000元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提出异议（劳务和技术付出）。

二、滥用职权。

起诉书认定因为被告人在任某镇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期间，违反《某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定办法》等规定，同意某村将公房冒充村民私房进行拆迁补偿安置，造成的损失300余万元，同时因虚假拆迁补偿安置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辩护人针对起诉书指控，将分别从职责、行为、损失和社会影响、因果关系四个方面进行辩护。

（一）职责：

1、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具有任何明确的职责。2005年，我们某市制订了《某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某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评估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滨江新城该次拆迁的依据也是这两个文件，关于这一点，被告人和证人的笔录中多次反映。根据办法的规定，某市建设局是房屋拆迁工作的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办法规定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某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房屋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规划区内的人 民政府，应当按照法定职责，协同做好房屋拆迁工作。为了协同做好房屋拆迁工作，某镇于05年3月发文（20号）成立了某镇建设指挥部，被告人任常务副总指挥，同时于05年5月8日发文（24号）就协同做好滨江新城建设拆迁工作提出要求。主要体现在第一大点的第1、2小点上。其中一（1）、指挥部下设若干个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拆迁过程的相关工作。指挥部将定期召开例会，分析研究问题，督促工作进度，及时沟通情况，协调推动工作。一（2）、指挥部负责将拆迁任务分解到各条线，机关各部门。各条线的拆迁工作由分管领导负总责，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这次拆迁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被告人指导某村。其实这条要求明确了建设拆迁指挥部和被告人的职责，即指挥部的职责是定期召开例会，分析研究问题，督促工作进度，及时沟通情况，协调推动工作。而被告人的职责是对条线拆迁工作负总责，同时指导某村拆迁。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负总责还是指导某村拆迁，被告人的职责必须限定在“按照法定职责，协同做好房屋拆迁工作”这条政府40文的范围内，而对于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是文件明确由某市建设局负责。

2、其次，根据2005年5月10日，某市某镇人民政府和某市滨江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委托协议书。

首先这份协议书是一份民事合同，不是行政授权。规定被告人属于从镇机关抽调到拆迁指挥部脱产从事拆迁工作。而作为乙方的某镇政府的责任是：

1、负责做好被拆迁户全过程的思想工 作，确保平稳拆迁、按时结束。

2、负责做好安置区建设及乙方其他工程建设工程中的群众工作，及时调处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所涉及到的有关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3、负责做好货币补偿费的发放，双方共商安置方案的制定，安置房的订购及分配工作。

3、根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首先，这份协议书是一份民事合同，不是行政授权。这份协议书由三方签字，该份协议主要规定了甲乙双方，即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责任，而丙方滨江新城建设指挥部的职责只有一条，负责本协议的监督、执行，确保履约到位。需要注意的是，监督和执行的是本协议，而不是整个拆迁过程，至于被告人及拆迁指挥部为何会被牵扯其中，辩护人刚才提问时，被告人已经做了回答。

综合以上三点，结合辩护人对被告人的提问，辩护人认为所谓滨江新城建设指挥部的职责主要就是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搭建一个平台，协调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矛盾，推进拆迁工作的开展，而不是监督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达成协议，鉴别协议的真假。而指挥部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副总指挥和其他工作人员之间具体如何分工，并没有任何规定，检察机关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因此，我们认为被告人不具备成立滥用职权罪应当有的任何职责。

（二）行为

1、被告人为何会同意弄两三户？ 在辩护人刚才的发问中，被告人已经做了回答，即被告人认为其并没有权利私下向姚、施表这个态，鉴于村里两个主要领导一大早就到我家请示，而且我的驾驶员又已经到我家接我去开会，所以我就随口说了弄两到三户，虽然是随口说的，但是我心里是有底的，因为一个不违反政策，另外我事先也向总指挥请示过这个事情，另外，仅凭他们两个也无法完成公房定私房2-3户这个事情。

2、关于被告人表态同意了几户，又实际知道几户。被告人多份笔录及证人笔录反映到某村村长姚和支书施曾两次为某村公房顶私房的事情向其请示过，第一次是在2005年5月，当时被告人没有同意，但是事后即向领导汇报。第二次是在2005年6月中旬，当姚和施在被告人家里向其请示时，被告人表态同意弄两三户，补贴补贴。被告人在整个过程中，仅有这一行为。至于某村村干之间如何计议，如何实施，如何在现有公房之外虚构其他公房，如何将现有公房的面积增大，如何冒充拆迁户签字，如何卖房等一系列活动，某村村干既没有向被告人请示，也没有向被告人汇报。而且直到事发后，2006年8月镇纪委介入调查时，某村村干也只肯承认弄了6户，订了11套安置房。他们之所以没有请示和汇报，其根本原因是他们明知其行为一旦被被告人知道，一定会被制止。

3、关于被告人有无在假协议上签字盖章。

证人姚、陈在证言中反映，被告人曾亲手在8份假协议上盖 章并签字。关于这一情节，首先被告人从未在笔录中承认过，其次，刚才在庭审中，经过被告人辨认，所有印章后的代字都不是他的笔迹，而且不需要鉴定就可以看出，手写的那个代字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这几份假协议可以直接推翻姚、陈二人的证言，并印证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并且从姚和陈两人笔录关于这一情节惊人的相似度，可以看出，事发后，某村村干进行过串供，而串供的目的就是将莫须有的责任推到被告人身上，借以隐瞒、推卸自己的责任。因此，辩护人严重质疑此二人证言的可信度，也请求法庭采信证据时，予以考虑。第三，辩护人找到滨江办事处会计陆询问了当时拆迁协议的盖章情况，也印证了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

4、公房拆迁的补偿标准到底是什么？

根据政府40号文件，第二十一条，拆除公益事业用房以及交通岗亭、交通标志等公共设施的，拆迁人应当依照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给予货币补偿。第二十五条，房屋拆迁实行货币补偿安置方式的，货币补偿款由房屋重置价、房屋区位补偿款等组成。根据某市建设局30号文件规定，非住宅非营业性用房，如公益事业性用房等的评估原则上参照住宅用房的计算方式确定。也就是说，村里的公房应当按照住宅房的标准计算拆迁补偿价格，即应当由房屋重置价、区位补偿款、拆迁奖等组成。至于为何会出现公房不能拿区位价和拆迁奖这种论调，刚才辩护人在提问时，被告人已做了回答。综上，辩护人认为，某村村干在2005年4、5月份就已经计议以公房顶私房，并以村里开支大为由，向被告人请示以公房顶私房。被告人在考虑到严格按照40号文的情况下，公房是可以拿区位价和拆迁奖的情况下，就同意某村搞2-3户，补贴补贴村里的拆迁开支。而事实上，某村干并没有按照被告人的要求搞2-3户，而是按照购房户的数量来虚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一次就弄了5户，后来又弄了8户，并且在镇纪检介入调查时，也妄图欺骗镇纪检，只承认弄了6套。公房顶私房得到的钱也没有用来补贴村里拆迁开支，而是用于了农民健身中心和绿化等村里公益设施建设，可以说是完全违背了被告人的要求。从事前预谋，到事中的操作，再到事后的串供，某村村干就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以向领导请示为名，弄虚作假为村里谋取利益，被告人也是在政府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很谨慎地同意了2-3户，并无任何滥用职权行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在同意之前向领导请示过，也就是说这是这一行为是一个经过领导层讨论一致的合法的组织行为，而非个人的行为。

（三）损失的计算和社会影响

1、损失的计算。起诉书中并没有明确损失的具体数额，而是分两个部分表述了事实。辩护人认为没有任何损失。

首先，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我国先后有两个规定，一个是1999年9月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简称1999年立案标准），一个是2005年1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简称2005年立案标准），05年立案标准附则第六条最后一款规定，对于本规定施行前发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和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简称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办理。根据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第三条，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在本案中，根据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犯罪时间在2005年5月左右，对照上述规定，辩护人认为应当适用1999年立案标准对被告人更加有利。而1999年立案标准中仅规定了直接损失，而没有规定间接损失。

其次，两个规定中对直接经济损失都有一致的定义。即 “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本案中，被告人仅仅是同意以两到三户公房顶私房，没有造成造成财产毁损和实际价值的减少。

第三，某村公房顶私房所得到的补偿款，没有被任何私人贪污或挪用，而是投入到了某村的基础建设或者存放于某村的账上。

第四，退一步讲，即使要计算损失，被告人也只需要对其同意的两到三户公房顶私房造成的直接损失负责，而对于某村村干 虚增公房面积、虚设公房骗取补偿款及违规使用补偿款造成的损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对于两到三户公房顶私房造成了多少直接损失，检察机关提供的材料里没有任何反应，辩护人认为没有损失。

第五，该案于2009年8月立案，而被告人在2006年6月，就将26万元拆迁补偿款从某村划到了滨江建设指挥部，并扣留了部分安置房的钥匙，防止了损失的扩大。如果说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损失，那么应当扣减这26万元。

第六，分析本案中另外几个相关的主体有无损失，首先是购房户，安置房是不能买卖的，购房户本身有过错。另外，购房户虽然支付了购房款，但是2008年底，某村已经将这部分购房款连本带息还给了购房户。其次是滨江公司和滨江办事处有无损失。首先，滨江公司拿出的23安置房的钥匙，早在2006年，镇纪委接入后，被告人就及时扣留，并陆续发换给了滨江公司。其次，根据案卷材料中某居委会2008年11月分别向王市长和滨江办事处提出的关于在滨江新城一期拆迁中协调相关补偿的请求，及某镇2008年12月18日关于对原某村23户购房户集访一事进行调查处理的情况报告，滨江新区办事处和滨江有限公司应当分别支付给某村105万元和183万元，这是一个正常的结算程序。至于某镇划给某村的124.7601万元，辩护人认为，某村隶属于某镇，某镇划款给某村可能有各种原因，但是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里并没有证明这笔钱与某村的损失有关。同时，辩护人认为，即某村弄虚作假所得的资金本来只涉及到购房户和滨江投资开发公司这两个主体，如果要有损失也只涉及到某村、滨江投资开发公司和购房户，虹新城就拆迁补偿这个问题上与滨江新城办事处（滨江办事处仅仅是代替滨江公司和某村结算，所有资金均由公司拨到办事处）和某镇并无实质意义上资金上的往来。即使是因为有群众上访，而需要解决矛盾，也应当由某村来偿还，某村虽然没有足够的现金，但是其拥有多间沿街旺铺，从2006年事发到2009年三年间，某村仅用租金及转让房子产权的形式即可偿还所有购房款及其他款项，并且在陈在笔录中反映，直到2007年3月，某村账上还有1101082.5元，但是某村的新任村干一直没有任何行动，反而在明知账上款项系违法所得的情况下挪作他用，之后向上级政府打报告要钱。而政府为了缓解矛盾，协调资金解决了矛盾，却把这部分资金作为损失算在当事人头上。不管在情礼上都说不通。辩护人认为因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某村新任村干负责。

2、恶劣社会影响。

首先有没有恶劣社会影响。关于恶劣社会影响，卷宗有三份证据，一份是某村现任支书朱某的证言，一份是某市人民检察院交办信访事项处理情况报告，一份是王市长主持协调会议时的会议纪要。根据朱某反映，2008年8、9、10月上访者闹得比较凶，上访者有时有数十人，为此我们村里多次报警，当时越江派出所也多次出警解决的。我们在卷宗中只看到某市公安局越江派出所 10月21日15时35分和10月22日10时00分出具的两份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并且处警经过及结果栏内也并没有上访户人数和过激行为的反映，而且在一个村民自治组织门口闹事不要说恶劣社会影响，连社会影响也算不上。每年市政府和公检法都有人上访，严重的堵住大门，妨碍这些部门正常工作，也没有看到有人因此被追究渎职罪。此外辩护人手里有一份证据可以证明朱某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差，其提供的证言可信度不高，请求法庭采信证据时，予以考虑。这份会议纪要非常清楚，整个会议记录中，所有人都同意朱某但任某村支部书记，而仅有被告人持反对意见。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不言自明，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从2006年案发后至今，某村不但未有任何弥补损失的行为，反而用掉了非法所得资金，在为自己捞取政绩的同时放任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购房户既拿不到房又拿不到购房款而上访。

第二，某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交办信访事项处理情况报告。该报告反映一个购房户代表到检察机关控申科反映情况。首先该报告本身也确认这件事不属于检察院接访的范围，但是检察机关处于关注民生的角度出发，表示将与市委分管领导进行专题研究。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科本身就有接待群众来访的职责，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到控申科反映一个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情况就认定为恶劣社会影响，辩护人认为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王市长主持协调会议时的会议纪要，首先该份记录没有盖提取单位公章，因此不证明力。此外，该纪要只能反映由王 市长主持协调会议讨论某村非法销售拆迁安置房的情况。不能反映和被告人有何关系。因为被告人从未同意某村可以非法销售拆迁安置房。

四、因果关系。

滥用职权是结果犯，结果犯需要犯罪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我们假设重大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都成立，那么和被告人的行为有何因果关系呢。是不是被告人的行为导致的呢。被告人的行为只有一个，就是向某村村干表态同意以公房顶私房弄两到三户，补偿补偿。首先这个表态没有任何职责依据，不再赘述。即使这个表态有职责依据，这个行为也并不必然导致某村可以弄两三套公房顶私房，因为，根据要求，首先要由评估公司做报告，此外拆迁工作小组组长要签字，然后指挥部派下去的工作联络员即后来的审、核人员要签字，此外还需要多个部门审核并加盖多个公章，这一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反映得很清楚。至于村干超越被告人的表态，虚构公房面积和虚设公房数量，以及后来私买安置房，完全是村干的行为，与被告人没有任何关系。也正是这些介入因素导致了所谓的损失。2006年镇纪检介入后，某村村干在明知账上款项系违法所得的情况下，不但未有任何弥补损失的行为，反而挥霍了部分非法所得资金，甚至在2007年3月，检察院介入调查后，某村账上余额1101082.5元也继续被其挪作他用，从而放纵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购房户既拿不到房又拿不到购房款而上访。有观点认为，如果被告人不同意，村干就不会弄 这么多户，所以被告人就必须对村干所有的13户负责。辩护人认为这种用结论倒推前提观点是错误的，且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村干是如何想的，谁也不知道，如果被告人不同意，他们会不会弄，会不会就弄少一点，没有人知道。但是从其事前计议，到寻找多名购房户等一些列行为可以看出，其根本从一开始就是有预谋的，不管被告人是不是同意，还是仅仅同意一户，他们的行为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次，这个观点否认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件。如果该观点成立，那么是不是说，甲唆使乙去打丙两拳，结果乙将丙打死，甲也构成故意杀人罪？甲叫乙挪用100万公款，结果乙在没有告知甲的情况下，挪用了1000万元，甲也需要对这1000万元负责呢。这明显是违背法律常识的。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能导致所谓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受某村村干的蒙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作出了同意以公房顶私房的表态，其并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更没有造成所谓恶劣社会影响，请求法庭认定被告人滥用职权罪不成立。

第二篇：2010年陈某滥用职权二审辩护词

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上诉人陈某因滥用职权一案，不服某省省宁安市人民法院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2010）宁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于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提起上诉。经当事人委托，我受某某律师事务所的指派，依法出庭担任本案上诉人陈某的二审辩护人，经详细查阅卷宗及调查，我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陈某犯滥用职权罪所依据的事实不清，因果关系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依法应被宣告无罪。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一审判决中关于陈某有超越职权的行为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

结合本案的证据，分析三起案件中涉及陈某的行为中涉及滥用职权的主要如下：

1，拦截、检查、扣押药材的行为：

首先，根据《某省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资保站的职责之一是：依照国家、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行使监督检查权。站长的职责是负责野生药材资保站的全面工作。因此，陈某有对被举报的药材进行相关检查的权力。同时，根据《某省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第23条、25条，对于无证的药材，陈某等人有权禁止运输，暂扣其药材，等候进一步处理。

其次，陈某检查、暂扣药材的行为是正当的职务行为，是执行上司指令的行为。张某是野生药材保护站的主管领导，资保站的大小事情都处于张某的领导支配之下。我国行政决策程序采一长制，从关宏伟的证言中可以看出，平常有关资保站的事情也都是张熙个人决定的。在工作中，陈某对张某的指示（即使是某些不符合法定程序）听从、执行是必须的同时也是无力抗拒的。这点从张志刚的供述中也可以看出来。在这三起事件中，陈某均是按照张某的通知到达现场，在张某的带领下拦截货车，并按照张某的指示暂扣药材，将药材押送至指定的仓库。因此，在这一阶段，陈某作为下属，对上司的指令进行了执行的行为是属于执行指令的职务行为不属于超越职权。

2，将药材送往指定的仓库后，陈某对扣押的药材没有进行清点的行为：的确属于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职权的行为，存在一定程序瑕疵，但属于工作的失误，不属于超越职权。

3，未提交审委会集体讨论的行为：这是一审判决认为陈某构成滥用职权的关键行为。一审判决认定，陈某对于这三起重大复杂案件，未提交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因此属于超越职权，构成滥用职权。辩护人认为，这三起案件未提交审委会讨论即作出处罚决定并被执行，的确属于超越职权。但这并非是陈某超越职权，而是张某超越职权。原因：其一，在处罚决定审核之时，陈某就提出过异议，但张熙以不马上决定会有人找说情往回要药为由做了反驳。其二，这三起没收药材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都是张某个人决定的。陈某、张志刚等人只是按主管领导的意思具体来操作。正如张志刚所供述的，“主管领导让我办，也只能这样办了。”试问，怎能不分清主次，把明明是领导者的应承担的责任归到下属身上呢？

二，一审判决中关于陈某的行为造成重大损失的因果关系认定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滥用职权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属于结果犯。但并非实施了滥用职权行为就构成犯罪，而是只有在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即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

本案中，陈某的行为与重大损失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上面所说，在三起案件中，陈某的主要过错在于，没有严格依照程序清点。即检斤时当事人不在场，让单位之外的人检斤，检斤中途离开。检验物品的数量及品种并在与当事人核对无误的情况下将所扣物品查封。但是，没有清点与“致使允许自由买卖的药材被扣押、变卖，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与“给被害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之间不具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

辩护人认为，给被告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造成三被害人的损失构成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被扣押的允许自由买卖的药材被扣押、变卖。而扣押、变卖行为均是张某进行的。

首先，扣押决定是张某作出的。在苗某一案中，9月29日案发当天，审理宋某的是张某。当时宋某明确告诉张某，药材中有少量的白鲜皮。也就是说，张某明知药材中有不该被扣押的白鲜皮，仍然作出了扣押决定，填写了扣押清单。作出没收并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随后第二天就将药材擅自处理，卖给了宋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对于扣押的物品，应当妥善保管，不得挪用、调换或者损毁，本案中，张某作为主管领导，明知扣押了当事人的合法财产，仍然不决定解除扣押，相反，将其迅速卖给宋某。从而造成了当事人苗某的损失。

其次，王某一案和赵某一案的发生，与张某纵容宋某非法买卖野生药材有直接因果关系。由证据可以看出，宋某并没有收购野生药材的许可证。本应当对其进行没收药材、非法所得及其罚款的处罚，此外还应当对其进行教育，使其不能、不敢再犯。本案中，张某不仅不处罚宋某，相反还默许其欺瞒行为，把药材低价卖给宋某，纵容宋某等人一而再的从非法倒卖药材行为大赚非法利益。并且，在把扣押的苗某的药材卖给宋某时对宋某说，下次你卖药材的时候跟我说一声。这完全是赤裸裸对宋某所作所为的鼓励。因此，我们就毫不意外的看到了10月10日的王某一案的发生和10月19日赵某一案的发生。在非法处理王某和赵某的药材时，张某甚至因白鲜皮的数量、价格和宋某等人进行了多次争论。而从张某提交给公安机关的证据也可以看出，三次所卖药材都属于同一批药材，都包括了白鲜皮。

由此可以看出，张某对于擅自出卖白鲜皮是明知且故意的。是造成三被害人人损失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

第二，从现有证据来看，白鲜皮等药材在仓库中被偷盗隐藏，是导致三被害人损失的又一大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即使是被扣押的合法财产，在依正当程序合法扣押等待处理时，在没有被主管领导决定返还给所有人

时，仍属于国家财产。在此期间。因此，即使没有经过清点，只要被扣押查封，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处理。三案件中，药材被放在宋某仓库里，后来找不到白鲜皮了，其中一项合理推测就是宋某等人对于药材进行了隐藏、偷盗。而且，对此，宋某也承认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导致三被害人找不到白鲜皮，也无法索要回来。造成了三被害人的重大损失。

总而言之，三被害人的损失主要是由于张某、宋某等人的行为造成的，上诉人陈某的行为虽然有一定的程序方面的瑕疵，但与重大损失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诉人陈某没有清点的行为，使宋某等人钻了空子，属于滥用职权，对被害人的损失有一定的过错，对此上诉人也认识到了并且深深悔悟。但这并不是“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刑法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不符合滥用职权罪客观要件。依法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首先，主观方面：上诉人陈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多年，兢兢业业，无前科劣迹，在被调查讯问期间也如实交代全部问题，且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真诚悔悟，表明其主观恶性很小，属于可以教育、改造好的人。谈不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其次，客观方面：上诉人陈某的行为与三被害人的重大损失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属于一般的工作上的错误问题，可由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况且，没有清点也是有原因的：

其一，被害人自己具有一定的过错。在拦截现场，在陈某等人查问车上装的何物时，三被害人均肯定的说车上只有赤芍，没有别的，并说了明确的数目。鉴于当事人均没有收购和运输许可证，赤芍属于省重点保护药材，根据相关法律，所有的药材被拦截、被一起暂时扣押等待处理是正当的合法的。上诉人陈某并不知道扣押药材里面有不该被扣押的白鲜皮、车前子等物。

其二，没有当事人在场，主要是怕当事人闹，阻挠卸货。在押送药材到达仓库后，上诉人主观方面一是出于听从、信任领导安排，二是认为当事人不可能撒谎，因为那样吃亏的是他们自己，客观方面一是药材数量太多且当事人之间说的数目都能对上，二是确实有事，张某通知其去做笔录，三是天晚了，种种原因，造成未对扣押药材进行仔细清点。

因此，结合主客观事实的分析，上诉人陈某的行为，只能是违反一定的工作程序的程序瑕疵问题，而非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因此，根据刑法的谦抑性、最后手段性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明确规定，建议法庭依法宣告陈某无罪。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因果关系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陈某的行为依法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恳请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改判上诉人陈某无罪。

以上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辩护人：

2010年10月12日

第三篇：论行政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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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滥用职权

作者：陈筱筱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2期

【摘要】“滥用职权”作为行政行为撤销标准之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遭遇了适用的“瓶颈”，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滥用职权”的定位不科学。对于“滥用职权”的审查应秉持一种客观的立场，从目的、手段等诸因素出发进行判断。

【关键词】行政滥用职权；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

一、两则公报案例引发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年第4期和1996年第1期分别登载了如下两则典型案例，其一为张晓华诉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1]其二为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诉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2]两个案件的相关事实大致相同，即公安机关借刑事侦查为名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财产自由，然而法院对上述事实却做出了不同的认定。对于案例1，初审的义乌市人民法院认为：“磐安县公安局越权干预经济纠纷，以刑事侦查为名，限制原告张晓华的人身自由，扣押其财产，侵犯了张晓华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4目规定的„超越职权‟的行为，”据此撤销了被告的行政行为；而案例二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1994）鄂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中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5目即“滥用职权”撤销了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相同的案件事实为何法院适用了不同的撤销标准，导致滥用职权撤销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滥用职权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解析

笔者认为滥用职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应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确立的整个司法审查体系存在立法缺陷。

首先，各撤销标准之间缺乏内在逻辑上的连贯性，相互之间存在交叉、重复。法院对某个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往往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及程序问题。那么相对应《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5个撤销标准，证据不足属于事实问题，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属于法律问题，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问题，而剩下的滥用职权、超越职权又属于哪个范畴？且在事实、法律适用和程序三个审查标准可以周延的情况下，滥用职权标准和超越职权标准就可能被前三个撤销标准所涵盖，而不是与之相并列。

其次，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处于虚置状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确立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就是说我国的法院一般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只存在于行政处罚领域。该条的规定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法官只重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对于合理性审查则往往将其忽略。而属于合理性审查范畴的“滥用职权”标准自然也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三、滥用职权标准的判断

理论上对于滥用职权的判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主观标准。正如有学者指出，行政滥用职权的成立，要求行为主体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过错。[3]第二种观点则主张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客观标准，也就是说“滥用职权的判断可以不问主观动机如何，只要在客观上看来武断专横，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应该考虑的因素没有考虑，就可以判定滥用职权”。[4]

笔者认为在整个合法性审查标准体系还未修正前，如果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在实践中会陷入相对困境。首先，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如何认定行政机关的主观故意缺乏明确的操作规则，“滥用”一词本身就带有浓重的主观否定评价色彩，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对此否定不会欣然接受，甚至常常会产生抵触情绪，这对于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会产生一定影响。其次，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角度而言，如果仅在行政机关主观上存在故意过错时才构成滥用职权，那么当行政机关主观上并不存在“滥用”的非法意图，但客观上却产生了侵害相对人的结果，此时行政相对人要想得到有效救济则存在困难。因为按照主观判断标准，由于行政机关主观上并没有故意为之，那么就不构成滥用职权，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也无法以“滥用职权”为由将其予以撤销。在上述情况下，法院可能有两个选择：第一，法官可以放弃“滥用职权”的审查路径转而适用其他撤销标准，且在审判实践过程中法官也倾向于此种做法。而这种选择所产生的问题就是“滥用职权”标准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很少得到适用，往往被束之高阁，即使适用也与其他撤销标准相混淆。第二，如果是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法官就可以以“显失公正”为由做出变更判决。而该选择的缺陷在于它的适用范围有限，只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对“滥用职权”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审判风险。从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理念看，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乃是行政诉讼核心价值。撤销标准作为行政诉讼重要的制度设计自然也应充分体现这种价值精神。主观标准的选择显然无法适应这一点。因此对“滥用职权”的判断采用客观标准才更为妥当。

而具体来说，如何判断“滥用职权”，其判断要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是否违反法定目的；（2）其结果是否显失公正；（3）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4）是否能够平等对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综合考量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涉及“滥用职权”，而其主观上是否故意则可以在所不问。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张晓华不服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4）.[2]最高人民法院.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不服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6，（1）.[3]关保英.论行政滥用职权[J].中国法学，2005，（2）.[4]胡建淼.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13-214.

第四篇：辩护词

非法持有弹药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新疆百丰天圆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张志辉家属委托并征得其同意，指派任汪波律师为被告人辩护、履行辩护人职责。接受委托后，我们认真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案例，参加了本案的庭审活动。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

本案的基本事实：2003年5月9日，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在查处另案时，会同公安机关依法在对申诉人张志辉的办公场所进行搜查过程中，查货违禁的7.62军用51式受枪弹弹140发，7.62军用步枪弹4发，猎枪弹502发，小口径枪弹154发，共计800发。克拉玛依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认定张志辉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在综合全案的基础上，发表以下辩护意见，希望合议庭参考予以评议本案：

一、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志辉涉嫌非法持有弹药罪，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一）枪支、弹药的所有权是经贸总公司依法享有的

在本案中，申诉人所在的单位新疆石油管理局油田经贸总公司是具备合法拥有枪支资格的单位，其所拥有的枪支是为保护羊群的猎枪。根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配枪必要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科研等单位的保卫部门可以配备枪支。因申诉人所在单位在塔城地区的和丰县国营牧场和额敏县后山牧场有两群羊，经常遭到狼的袭击。为保护公司集体财产的安全，单位依法配备了猎枪。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六条 的规定：猎民在猎区、牧民在牧区，可以申请配置猎枪。本案所涉及的弹药是申诉人所在公司的保卫科为保护公司集体财产，组织打狼护羊，向塔城地区林业公安局请求帮忙购买的。为此，经贸总公司保卫科向塔城地区林业局打了报告，恳求林业公安局帮忙购买猎枪弹或批准购买猎枪弹，并保证指定专人负责，不出任何问题。接到报告后，塔城地区森林公安局同意让经贸公司到奎屯金三角游猎公司购买猎枪子弹，并办理了狩猎证，供其保畜之用，并对此事专门进行了情况说明，说明弹药是通过合法的渠道，以单位的名义购买的，属于单位的财产。

同时，在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副局长项杰的调查笔录中，他称述:“经贸总公司本来就配的有一支54式手枪，也配过子弹，这都是经过公安局批准合法配备的，有时他们保卫科、武装部只民兵打靶，从武装部等部门要些子弹，没有打完留下来的情况也是有的”。另，他在笔录中说道：“给经贸总公司配的那只54式手枪和20发子弹，是配给经贸公司保卫科的干事，张志辉没有资格配。”可见，市公安局对经贸公司持有枪支、弹药的事实是知晓并认可的，枪支和弹药也是依法配备给单位的，与张志辉个人无关。

（二）张志辉属依法保管弹药的行为，并非“非法持有”

1、从张志辉的身份来看

张志辉作为新疆石油管理局油田经贸总公司的总经理，并被克拉玛依军分区依法任命为公司武装部第一部长，负责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事务，有权对公司的财产进行管理调配。同时，张志辉本人持有塔城林业局颁发的狩猎证，具备枪支使用和管理的专业技能。理应由其对公司的枪支、弹药等危险物品的管理进行调配。

2、从保管的方式上来看

张志辉保管枪支弹药的场所均是在公司，检察院在查处另案时，发现在公司的保卫科办公室存放有二支半自动枪，在张志辉办公室的公司保险柜中，发现子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配备、配置枪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妥善保管枪支，确保枪支安全。配备、配置枪支的单位，必须明确枪支管理责任，指定专人负责，应当有牢固的专用保管设施，枪支、弹药应当分开存放。检查机关在对申诉人的办公场所进行搜查时发现，经贸公司的保卫科存放有二支半自动枪，在张志辉办公司的公司保险柜中发现子弹，据此认定张志辉非法持有弹药罪过于牵强。因枪弹的保存要实行枪弹分离，对枪弹的保管没有明确的规定，由公司保卫科来保管枪支，张志辉暂时保管子弹的行为合乎常理，因其是公司总经理，日常事务的管理是他的职责，且其具有涉猎证，具备相应的管理常识，能够防止发生意外走火等事故的发生。张志辉用来存放弹药的保险柜也属于公司财产，因此，张志辉的保管行为是履行公务的行为，绝非其私人行为，不存在非法持有的问题。

3、张志辉是根据上级指示对枪支进行保管

在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副局长项杰的调查笔录中，他称述过要对枪支实行弹药分离。同时，在杨忠武的调查笔录中，他称述“当事项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来我们公司检查工作时，在张志辉办公室要求枪弹分开，当时我、保卫科长在场具体情况由第一部长张志辉落实执行。”可见，市公安局专门对枪支弹药的保管工作进行了指导，张志辉作为单位的总经理及公司的武装部长，是按照上级的指示进行的保管，将枪支放在公司的保卫科，将弹药放在本人的保险柜里，保证弹药不被私自挪用，发生危险。倘若将枪支和弹药同时放在公司的保卫科，将导致“枪弹分离”形同虚设，无法保证枪支弹药的安全。

二、根据刑法的规定，张志辉不符合非法持有弹药罪的构成要件，故不能依法认定构成本罪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和国家对弹药的管理制度。国家禁止任何个人非法持有、私藏弹药。但本案中，经贸公司是根据枪支管理规定，合法配备枪支、弹药。申诉人张志辉具有单位办理的涉猎证，依法享有枪支的使用权，同时其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属依职权保管枪支、弹药。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即违反枪支管理规定，未依法取得持枪证件而持有、携带枪支、弹药，或者虽有证件但将枪支、弹药携带出依法规定场所，或者在禁止携带枪支、弹药的区域、场所携带枪支的行为。本案中张志辉不属于上述的违法情形，而是按照合理的方式和用途来使用，其保管行为也是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进行，不存在个人私自非法持有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单位也可成为本罪主体。本案中，张志辉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为单位保管公共财产，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即使是单位具有非法持有弹药的行为也不应归罪到个人。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是禁止私人持有的枪支、弹药，而故意隐藏不交。本案中，张志辉是考虑到弹药的安全性及公司财产的完整性而予以保管，没有据为己有的意图，更没有隐藏不交，私自持有，占用的主观想法，而是主动向检察机关查处时入手说明情况。

辩护人：新疆百丰天圆律师事务所律师汪波

2014年6月10日

第五篇：辩护词

标题：可写“关于×××(人)××××案的辩护词”。

前言：交代辩护人的合法地位。同时简要说明辩护人事前进行了哪些工作，如查阅案卷，了解案情，同在押的被告会见或通信等(多限于律师)。在前言的最后，可概括说明辩护人对此案件的基本观点。如认为公诉人指控被告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或定罪不当，等等。

辩护理由：这是“辩护词”的主体部分，从事实上、从法律上、从被告的认罪态度上提出辩护理由。具体可从分析公诉人所提出的被告的犯罪事实是否能成立等方面提出辩护理由；或者运用法律定罪量刑上提出意见，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罪名发表意见；认罪态度主要是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提出可以从轻的理由。

结尾：归结辩护理由，提出有关判处被告的建议。

写明辩护人姓名，并注明具体日期。

格式

关于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1款的规定，我接受__________(主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为他进行辩护。

在此之前，我研究了_______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查阅了卷宗材料，会见了 犯罪嫌疑人，走访了有关证人，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勘察，获得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我认为起诉书在认定事实上有重大出入(或者事实不清、定性不当等)。理由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综上所述

我认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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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____条第____款之规定，请求检察机关对本案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不予起诉(或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宣告无罪或免除处罚或从轻、减轻处罚)。辩护人：_________

XX年XX月XX日

例文

关于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省××市××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张××之亲属许××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张××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仔细查阅了全部案件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严密的分析，我认为，本案事实不清，存在诸多疑点，难以定案。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关于本案中公诉书认定张××作案的证据

公诉人所列举的能够据以认定张××强奸杀人的证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安局对被害人和被告人所作的血刑试验结论，二是被告人身上的伤良。由于其他证据只能证明案件确实发生，但并不能证明罪犯是谁，因此，我仅就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看法。

关于血型试验结论

根据××公安局所制作的刑事科学鉴定书，死者血型为B型，阴道内精液为A型，犯罪嫌疑人张××血型为A型，唾液为A型，公诉人遂将此认定为张××强奸杀人的一条主要证据。对此，我作为辩护人认为，死者阴道内精液与犯罪嫌疑人张××同属一种血型，并不能证明就是张××作的案。因为现代法医学认为血型鉴定毕竟不同于DNA指纹鉴定，它只能作排除认定，而不能作同一认定。具体到本案来看，死者阴道内精液为A型，可以据此排除血型的B型、O型人作案的可能性，但不能得出必然是张××作案的结论。因为世界上A型血的人有很多。

关于被告人身上的伤痕认定。根据公诉人提供的照片，张××的伤痕均在右侧，即右侧肩部、右耳后、右额和右手。这是与张××的供述相一致的。张××对此的解释是：案发第二天上午正值家里买煤，他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子干体力活是责无旁贷的，由于肩挑、肩背和爬楼梯，造成了身体右部的多处划伤。按常理讲，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解释是有待辩证分析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张××身上的伤痕形成时间来具体分析他的这一供述是否真实。按照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笔××是在××年××月××日××时许作的案，这也就是说，张××身上、耳后及额上的伤应形成于此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案发当天，并没有人发现他有伤。因为案发当天下午，张××去单位值班，单位里的人并未看见他的脸上、额上有伤。张××单位的同事刘××和王××提供的书面证据证明。并且，张××当天值完班回家后，邻居也未曾见过其脸上、额上有伤。

二、关于本案中公诉书认定的张××的作案时间 无论是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还是公诉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公诉意见，都认定被告人张××是在××年××月××日××许作的案。但当天××时左右，张××单位的同事刘××和王××以及门卫黄××都能证明张××在单位值班。这有刘××、王××和黄××提供的书面证词予以证明。而且，张××在单位值班时，所翻阅的报纸和所作的读书笔记也能证明张××在××月××日××时许不在作案现场。以上证据与张××本人的辩解相印证，证明了张××在××时许没有作案时间。

综上所述

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认定被告人张××作案的证据严重不足。因为事关人命，我认为人民法院在采证时不可不慎。我请求人民法院根据××年××月××日修正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条第××款之规定，宣判被告人张××无罪。

辩护人：××律师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