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文1
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文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有776.23万人，总人口位居壮、满、回、苗、维吾尔、土家之后的第七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
彝族人世代在云贵高原和康藏高原的东南部边缘地带的高山河谷间生产劳作，繁衍生息。神奇秀美而广袤丰饶的土地江川养育了一代代彝族人，也孕育出彝族人悠远的历史和朴素而多彩的民族文化。
彝族支系繁多，多数自称“诺苏”、“纳苏”、“ 聂苏”等。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彝族，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6种方言；彝族有自己的历法；彝族音乐富有特色，舞蹈多与歌唱相伴；传统工艺美术有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等，颇富民族特色；彝族人喜欢饮酒，席地而坐，围成一圈，递传酒杯，依次饮用，彝家历来好客，劝酒一片真诚。
火是彝族追求光明的象征。在彝族地区，最隆重的节日是火把节，火把节多在农历六月二 十四或二十五日举行，到夜晚，人们点上火把，火把行列从村头照到田野，人们围着熊熊燃烧的火堆，尽情歌舞，云南巍山的“打歌”，弥勒的“阿细跳月”，楚雄的“打跳”，石林的“大三弦”，红河 的“罗作舞”，凉山的“朵洛荷”等欢快的集体舞在这天都会大展风采。
彝族的节日很多，除火把节、彝族年等重大节日外，各地有不同的节日，比如楚雄州大姚县昙华山一带的“插 花节”别具一格。人们把绚丽的马樱花戴在头上，插在门前，表达对抗暴除恶英雄咪依鲁的赞美。在马樱花盛开的时节，当地彝族人民唱歌踏脚，尽情欢乐，庆祝幸福的新生活。
彝族地区地形、气候复杂多样。经过长期发展，彝族地区现有三种经济文化类型：四川、云南大小凉山地区属杂谷栽培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云南中心坝区及南部彝区属稻作农耕经济文化类型；贵州部分彝区及凉山部分彝区具有丰富的水草资源，他们除从事一定的农作物栽培外，还从事畜牧业生产，属畜混合农业经济文化类型。
随着经济的发展，彝族人的生活条件逐渐得到了改善。经济较发达地区，彝族人正在改革大潮中勤劳致富，奔小康。逐渐告别往日落后的耕作方式，科技化搞生产，开拓其他经济产业。彩电，农用汽车拖拉机已经走入彝家，彝族人的生活富裕了，彝乡变了，但彝族人特有的朴素和热情依然没变。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根龙脉，彝族人朴素的伦理道德和多姿多彩的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
·彝语方言及其分布概况
·彝族传统漆器工艺
·毕摩及彝族原始宗教
·彝族名称来历
·十月太阳历：彝族文化的明珠
·彝族迁徙：从西北到云南
·阿诗玛长篇叙事诗
·彝文——彝族文化的瑰宝
·各地彝族人的食俗
·彝族传统医药史
·彝族人的传统民居
·彝族撒尼村寨的密枝节
·彝族火把节的传说
·学者说彝年——专访陈国光教授 ·楚雄彝族赛装节
·永仁彝族山寨的彝族年
·华宁彝族祭龙节
·华宁彝族火把节
·新平彝族火把节
·云南元阳彝族的年节
·彝族白倮人的龙树、龙衣、荞菜节
·彝族年概说
（一）语言文字
（二）十月太阳历法
（三）音乐舞蹈
（四）文学传说
（五）民间工艺
（六）服饰
（七）婚嫁习俗
（八）饮食习俗
（九）节 庆
（十）信 仰
（十一）丧 葬
彝族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1975年，在云南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境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拉玛古猿。拉玛古猿正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是“正在形成中的人”，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元谋县发现了生活在170万年前“元谋猿人”的化石，它是迄今为止所知亚州大陆最早的原人类。1960年和1975年先后两次在丽江漾弓木家桥同一地点，发现了已属于人类“智人”发展阶段的“丽江人”化石1965年、1970年和1972年先后三次在西畴县城东南半公里处的“仙人洞”中，挖掘、清理出已接近“现代人”而尚处于“晚期智人”发展阶段的“西畴人”化石。1961年、1975年分别在路南附近及板桥街、呈贡东北11公里处龙潭发现了...更多...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历史阶段，彝族祖先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了分支。大约几千年前，有了武、乍、糯、恒、布、慕的六个分支。分别迁徙到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经过长期了历史发展，形成比较多的彝族支系。目前较大的几个支系是：阿细、撒尼、阿哲、罗婺、土苏、诺苏、聂苏、改苏、车苏、阿罗、阿扎、阿武、撒马、腊鲁、腊米、腊罗、里泼、葛泼、纳若等。
彝族因彝语方言和地域差异，加上社会历史的变化和自身不断发展等诸多因素，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土语和服饰。操不同的彝语方言或土语的彝族支系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彝族是一个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不同的支系其自称...更多...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彝族聚居区及彝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地区先后建立了3个彝族自治州，19个自治县，并相继在云南、贵州、四川等3个省的60个市县内成立了260个民族乡。
据1990年统计，彝族人口达五至十万的县、市有云南镇雄、石林、楚雄、南华、大姚、双相、武定、禄劝、峨山、新平、个旧、蒙自、开远、建水、元阳、砚山、丘北、南涧、巍山、宁蒗、风庆、云县等；彝族人口有十万人以上的县有云南石屏、弥勒、景东。绝大部分彝族都是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分布，与其他民族交错而居，仅在彝族人口有十万左右的县中，有几万人以上的彝族聚居区，...更多...
第二篇：美国美标公司具有悠久历史
美国美标公司具有悠久历史，公司前身于1872年在美国新泽西州成立。自此经过百年磨砺，美国美标公
司成为享誉世界的全球公司，卫浴及厨房业务遍布欧洲，美洲和亚洲。
1985年，美标携带着领导国际标准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成为卫浴行业最早进入中国的国际著名品牌。
1985年到1995年，美标公司在中国先后成立了公司总部和4家独资或合资工厂
关于美标公司亚太区
美标亚太区隶属于日本伊奈(INAX)公司，伊奈公司总部位于日本长滑市(Tokoname City)，是JS 集体的成员。伊奈公是领先的建筑材料及橱房卫浴产品制造商，至今已有85年的历史。通过在亚洲，欧洲，北美的独资分公司或合资公司，以及代表处经营业务。
伊奈公司秉承“追求卓越质量”的公司理念，制造具有极高质量的产品，对每项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臻与完美,同时帮助缔造优美的环境。卫浴产品是伊奈公司的核心业务，包括针对普通家用，商用以及其他公共建筑的浴室家具，陶瓷产品,龙头和整体淋浴房，产品同时行销于亚洲，欧洲以及美国。美标同时还在亚洲经营JADO这一高端自有品牌，以及在新加坡，澳洲以及新西兰经营Ideal Standard品牌。美标亚太区4000多名员工共同致力于公司对消费者的承诺，即为消费者提供符合他们生活方式的美好和谐的卫浴空间，使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风格(Express Their Own Style)。美标的卫浴产品融合高端设计和先进科技，为人们提供最大的身心舒适的享受。美标和多位国际知名获奖设计师，如Marc Newson, David Chipperfield, Tomas Fiegl, Achim Pohl, 和Ronen Joseph携手合作，共同打造最前沿的设计。这些套间组合包括脸盆，浴缸，座厕，丰富的配件和家具，相互呼应，呈现风格一体的整体卫浴形象。美标的产品融合创新科技，包括能够抑制细菌滋生的抗菌釉面，低铅龙头，按摩浴缸中独特的平面隐式喷头，以及防漏水龙头和超强节水科技的劲冲技术。
美标，全球领先的卫浴产品开发和生产商，以其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质量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产品形象和
信誉。许多重点工程、城市标志建筑、豪华宾馆、高级楼盘，都留下了美标的足迹。
与欧洲同步的产品设计，创新的卫浴科技，以及整体解决方案的高质量服务，是美标对所有客户的承诺，也就是“设计解决方案”的含义。美标力邀全球著名设计师如Marc Newson、David Chipperfield，Tomas Fiegl
和 Achim Pohl，以及Ronen Joseph, 等等把最前沿时尚的欧洲设计带入中国，感谢这些著名设计师，使我们的产品赢得了不胜枚举的国际奖项：如REDDOT红点奖，IF，Design Plus, 等等。与欧洲和美国同步上
市的产品让中国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欧洲最新的流行时尚。
美标把全球最领先的卫浴科技融合到各种产品设计中，帮助消费者打造无以伦比的舒适，安全和节水的生
活方式。2004年将”美康“技术引进中国市场，呵护您与您家人的健康。2005年引进的全球领先的Champion
超创技术——超级冲水座厕，一次能冲净20多个高尔夫球，使消费者彻底摆脱重复冲水和阻塞的烦恼，2006
年又推出了4.8升的超级省水座厕。2007年美标成为上海网球大师杯唯一卫浴产品合作伙伴。2008年美
标不断创新，推出3/4.5升节水座厕。并且连续第二年成为上海网球大师杯唯一卫浴产品合作伙伴。成功进
驻了包括水立方在内的36个北京奥运场馆和相关项目，更成为“好运北京”16届跳水世界杯冠名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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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城市建立了充满设计灵感的整体卫浴展示厅，满足了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第三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绵延千年，未曾中断。它独特的 生命力使它在当今时代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国人。而在我国的文明体系中儒家文化一 直居于主体与核心的地位，儒家文化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国人的人格方面 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同样，在公务员的行政人格的培育中，儒家文化也起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本身包含着许多优秀的行政伦理思想，它关于 理想人格的论述对于我们现在研究行政伦理仍有借鉴意义。儒家理想人格理念对中国国 民以及封建官吏的人格的形成都具有重要影响。即使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这种影响仍然 继续发挥着作用。研究儒家理想人格理念对于现代公务员优良行政人格的培育具有十分 必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内涵——内圣外王
儒家学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自其创始人孔子始，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演变，形 成了包括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体系。而儒家理想人格 理念是儒家学说中伦理思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儒家思想中理想人格的基 本内涵就是“内圣外王”。“内圣”是针对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而言，“外王”是针对个 人在社会中的事功而言。前者是指个人作为主体加强自身的心性修养，通过性格、道德、品性等方面的省察和修炼，达到高尚的人格精神境界；后者则是指个人道德、品行的推 广和发挥，即发扬个人的个性品质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因此，“内圣外王” 就是指达到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一致与和谐，这也就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
其二：“外王”，即一个人在社会或治国平天下中的作用以及能力的体现。孔子认为，够臻于“外王”境界的人应该是“修己以安百姓”这阐明了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一致与和谐———首先要修己，拥有强健的心志和崇高的德行，然后才能博施济众，立治国安民的功业。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之本在身”，要求“修其身而天下平”
[14]，只有真正做到修身，才能“亲亲而
民，仁民而爱物。”
[15]
可见孟子的“外王”同样也是建立在“内圣”的基础之上的。
是，虽然孔孟的思想主张中都指出“内圣”与“外王”两方面都是理想人格的重要组 部分，但是真正提出“圣王”这一概念的却是荀子。荀子论述道：“圣也者，尽伦 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尽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
[16]
只有集两
尽”于一身的“圣王”，才能做到“臣使诸侯，一天下”
[17]，实现“平正和民之善，万之众而博若一人。”
[18]
能够将亿万人安定下来，团结如一家人，这样集完美道德和
会功德于一身的杰出人物才是“圣王”。
1.儒家理想人格理念为古代行政人格培育提供了主流价值取向
2.2.儒家理想人格理念构筑了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基石
3.（2）儒家理想人格理念是封建教育制度运转的轴心
（二）儒家理想人格理念对古代官员行政人格的积极作用
1.塑造了品德至上的道德性人格
2.培育了积极入世的进取性人格
3.塑造了舍生取义的强健性人格
（一）儒家理想人格理念对现代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形成仍然具有民族
文化传统影响力
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员个体性的体现，是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通过连续和持久 的道德行为选择所表现出来的自我道德完整性。作为个体人格的形成过程，不同个体之 间是存在差异的，因他们的个人修养、品德素质的差异而不同。也可以说，行政人员人 格形成的关键还在于他们自己。但是，行政人员的社会属性又决定了其人格的形成不可 能在封闭的自我环境内完成，必然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影响行政人格形成的外在 因素主要就是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正是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决定了行政人格的形成 与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政府管理体制与模式受 到极大冲击，对行政人员的能力素质和价值观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这种背景 下，诞生于几千年前的儒家学说似乎已经失去了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力和存在价值。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儒家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次政 权的更迭与稳定、经济的繁荣与衰退、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事实上儒家文化的影响已经 深深融入到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的血液中。历史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和顽强生命力的独特民族，而儒家的人文精神，伦理价值，人格思想是传承中华文明的 火炬，要理解中国的历史，要把握中国的现实，就必须客观认识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正确对待儒家文化。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儒家理想人格理念中的一些鼓励积极入世、承担责任、重 视道德修养的内容放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的一些鼓吹恭卑顺从、官 僚专制的内容虽然已被我国现代行政管理所抛弃，但由于文化堕距的存在，仍然在潜层 次上发挥着消极的影响。因而，必须正视儒家文化的双重影响，抛弃、改革其消极保守的因素，继承、发扬其积极优秀的因素，培养符合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行政人格。
结语
现代公务员的行政人格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在我国具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 儒家文化在人格的培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不能不正视其潜在的双重影响。在科 学、辩证地分析儒家理想人格理念的基础上，做到扬长弃短、去芜存菁，使之在现代行 政背景下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现代公务员行政人格的构成除了文中所提这些内容之外，还
包括效率、民主等诸多要素，而这次内容在儒家文化中或从未提及，或言之甚少，因而，我们在借鉴儒家文化构建现代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同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儒家文化不 是一剂万能的良药。我们应在扬弃儒家理想人格的同时，注意吸收借鉴现代西方先进行 政理念，使二者有机结合，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塑造符合中国国情的当代行政人格。
第四篇：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画的历史源远流长，为世界创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艺术成就。从现存的原始社会的岩画和彩陶上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画成熟于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发展成为具有多种门类的综合性绘画，宋元时期达到鼎盛。中国画概括明确追求内在的精神气韵，具有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美，追求以黑白为主的色彩方法，以线造型的笔墨观，以及打破时空局限的透视方法等特征，体现出中国绘画有别于西方绘画的独特风格。中国画的艺术特征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集中体现出东方美学思想。其中，儒、道、释哲学思想是形成和孕育其艺术特征的精神家园。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画中的体现。
在中西绘画中都强调绘画的风格特点和独特个性，它是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我们认为，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和谐的统一。然而当前西方在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艺术作品片面追求形式，强调极端的个性解放，许多荒诞离奇、标新立异的作品充斥于艺术创作中，完全背离了西方传统绘画的传统，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在如何对待传统与创新的问题上，中西绘画有着不同的状况。中国画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仍然日新月异、枝繁叶茂，不断稳步发展，并没有出现“无度”的发展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和规范。自汉代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哲学一直是统治阶层治国安邦的正统哲学思想。在汉代，中国画开始走向成熟，它自然地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是一种注重仁学，主张爱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学思想，是一种能使分裂混乱的社会环境有效地秩序化与和谐化的思想。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实践证明，在中国一切艺术创作都无不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影响，中国画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同样要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功能。首先，中国画强调画家后天的学识修养，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学习、体验来弥补先天的不足，以使在有效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这是一种蕴含着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理想要求。具体表现在，旧文人画家的作品虽然也有消极避世的成分，但内容大都是健康向上催人奋进的。比如，文人常画“四君子”，竹象征虚心劲节，梅象征凌寒傲雪，兰象征虚怀若谷，菊象征岁寒不凋，表现出文人的审美理想，借以自喻和启迪人们的高尚情操。在创作中，由于受到儒家“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的影响从而有效地把内容和形式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完美的整体。在中国画中，画家通过描写对象来达到“缘物寄情”的目的，把对象之形神与画家之性情内在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另外，中国画还特别提出了人品的重要性，认为“人品不高，画品亦不高”，“人品第一，画品第二”，就是说，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画出高雅纯正的作品来，才能受到后人的喜爱，相反，人品低劣的人纵有高超的技艺也为人唾弃，如蔡京、秦桧、张瑞图等人的作品就为仁人志士所不齿，而颜真卿、岳飞、八大山人、梅兰芳、齐白石等因其德艺双馨而被广为传颂。同时，历代画家中也不乏热爱生活、关注民生的大家，如郑板桥在其画竹石轴上题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便表现出一个旧文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注！而八大山人画中冷眼看清天的个性化的“鸟”，也是他仇视统治者的自我写照。由此可见，内蕴着德行、学识、修养的中国画，对于精神意蕴的追求胜过了技法的追求，追求的是“真、善、美”的完美统一，这不正是中国画的本质吗？
二、道家“返朴归真”思想在中国画中的体现。
道家思想也是影响中国画的重要哲学思想。它对宇宙自然、人生社会的宏观把握，对主体感性自由的充分尊重，对个性的张扬与追求，具有解放思想、回归自然的理想品格。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所以，“回归自然”成为左右一切的艺术源泉。道家文化主张把社会的一切规章制度、伦理道德、秩序规律都打碎，回归到混沌无为的人类原始状态，这种道家的宇宙观，同样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在国画创作中，画家与对象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二者可以互相转化，自然地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最终达到物我两忘的自由境界。庄周对此有过精辟地描述：“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这是一种精神的完全解放，是主体精神凝聚于表现对象中的一个质的飞跃，于是画中的物象具有了画家同样的思想情感，天人真正地合二为一了。可以说，老庄思想影响到中国画的每个角落。例如，中国画注重“空白”的处理，喜爱表现“虚境”，就是说描绘景物要与画面的“虚白”完美地统一起来，只有充分表现出趋向无限的“虚景”，画面才能产出无尽的想象空间，这是受到老庄“以白计黑”和“以无计有”思想的影响。中国画追求简练概括，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艺术表现手法，这正合了《道德经》所讲的“少则得，多则惑”的理念。老子云：“大巧若拙”，“返朴归真”，于是中国画就产生了追求“童稚”的绘画风格。老子云：“五音使人耳聋，五色使人目眩”，所以中国画便以水墨为主，极少着色。以上所述，无不体现出老庄思想对中国画的深刻影响。
三、禅宗“真如领悟说”在中国画中的体现。
在儒、道、释文化中，佛教思想对中国画的影响最晚。准确地说，是禅宗思想引发了中国画审美情趣的变化。在中国古代书画家中，大都有参禅问道的喜好，如宋元明清诸大家都喜欢与高人逸士为伍，过“卧青山、望白云”的野逸生活。其中，也不乏本来就是僧侣的书画大家，如草圣怀素、巨然、贯休、八大山人、石涛、虚谷等，可以说佛教与中国画有着不解之缘。禅宗虽然实际产生在唐代，可是它的渊源却很早，它是佛教逐步中国化的产物。它主张“领悟”，通过不断修炼达到超凡脱谷的理想境界，具体表现为排除一切杂念，虚静忘我，进入“真如”的纯真境地，达到心领神会、妙合自然、物我两忘的境界。禅宗的这种文化精神启示人们，艺术创作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物境到情境到意境的演变过程，其中意境的获得是最高境界。王国维认为，意境的获得，第一要性情真，写出真性情便有真境界，即“显本性，吐真情，不矫饰，不作态，不违心，不隐私”。第二，要态度真，只有忠实地、真诚地对待人、景、物、事才能写出真境界。第三，观察感受真，独特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是写出真境界的必要条件。在禅宗文化思想影响下许多中国画家追求自觉体验，超越自我，向往游离于世俗之上的理想的精神王国。比如清代大画家郑板桥在总结画竹体会时认为：“胸中之竹”并非“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又非“胸中之竹”，何故？因为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这是一个精神升华的过程，通过营造个性的思想，使画家不拘于形体、线条、色彩、笔墨等，而以性灵去体验游离于万物之外的艺术规律，所以就形成了中国画特别注重画外画、景外景、意外意的审美意向。诗文书画大家苏轼也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是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在这里，他更准确地指出了创造性想象乃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元代倪云林作画意境高逸、孤寂，他说：“余之画，不过逸笔草草，聊写胸中之逸气耳„„”。这些具有禅宗文化思想的绘画作品，具体表现为纯以水墨为主，很少着色，山水景物极其简约，有不可多一笔不能减一笔之妙，景色静谧、恬淡、闲适，画面往往大量留白，体现出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些特点都成为文人画的重要艺术特征。
如今中国画坛虽然取得诸多成就，但也存在着拜金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不良现象，可以说它们是影响中国画正常发展的大敌。如何正确对待中国画创作与传统文化、现实生活、改革创新、服务社会的关系，是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如果我们像徐悲鸿先生所讲的那样，“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入”，能够从中国古代儒、道、释文化思想中汲取营养，必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新时代的中国画来。
第五篇：重庆悠久的历史
重庆悠久的历史
重庆市是一座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有着悠久历史的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经历200多万年的自然环境演化，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疆域的变更，现已成为我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第四个直辖市。现将重庆发展历史简述于后。
第一节 先 巴 文 明
一、巫山——东方人类的发祥地
根据考古发现的古遗址遗物推测，重庆的远古文化可追溯到200多万年前。1986年11月29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等单位在重庆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公布在今重庆巫山县大庙龙骨坡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巫山人”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地磁测定，又经过国外科学家用最先进的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确定其年代为距今200へ204万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
远古时代，今天的长江三峡地区是一片浅丘和谷地，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日照充足，非常适宜动物生存。巫山县大庙位于巫山县西南、长江南岸，南与湖北建始接壤，西北与奉节相连，全区面积290平方千米，现行政建置为庙宇镇。龙骨坡巫山猿人遗址在庙宇镇龙坪村的西南坡上，即东经109°4′50″；北纬30°21ˊ25″，海拔高约830米。这里石灰岩溶洞很多，动物的遗骸被水冲进洞中，能较好地保存下来，变为化石。1985年中国科学考察队开始对巫山县龙骨坡进行正式发掘。10月13日，发现了一根骨刺（原始人的一种工具），属石器文化之前的古老人类文化。1986年，又发现一颗古人类上门齿化石，此外还发掘了大量古人类使用的旧石器。有力地证明了：200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活动。
经研究论证，巫山人属于直立人亚种，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过去，国际学术界多数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包括亚洲在内的直立人是从非洲扩散来的，“巫山人”的发现，不仅将我国人类起源的时间提早到200万年前，而且为人类起源于亚洲这一学说提供了新的依据，证实了巫山人是东方人类的祖先的发祥地。
二、旧石器时代的代表——铜梁文化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长江沿岸发掘数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早中期的代表是丰都县高家镇遗址、丰都县烟墩堡遗址和桂花村、三合镇井水湾、冉家路口遗址。丰都县高家镇遗址是华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罕见的旷野类遗址，发掘出了丰富的石制品，以大中型砍砸器为主，有少量刮削器。以上遗址属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地质时代大致在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初。
丰都县三合镇井水湾发掘出距今约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露天遗址，并发现了较罕见的动物化石和最具典型的尖状石器。被专家誉为“中国三峡库区最具科学研究意义的一处旧石器遗址”。
铜梁文化是重庆地区广为分布的一种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铜梁遗址1976年发现，1981年命名。遗址出土了大量动、植物化石和300多件石制品标本。石器类型简单，以刮削器为主，打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C14测定为距今25000年左右，是旧石器文化在四川盆地地层中新的区域性的代表，代表了涪江、沱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被中国科学院命名为“铜梁文化”。此外，在重庆九龙坡区的桃花溪、大渡口区的马王场、巴县广阳乡新屋村、合川市铜溪桥村、合川小河乡小河村、江津市城区江巴滩、奉节县鱼腹浦等地也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三、新石器时代的代表——哨棚嘴文化
随着生产工具不断进步，人类开始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重庆地区、长江、嘉陵江两岸的沿江阶地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30多处，均分布在长江两岸及其支流的阶地上。主要有：合川沙梁子、江津王爷庙和燕坝、渝北朝阳河嘴、南岸干溪沟、忠县洽甘井沟、瓦渣地和哨棚嘴、奉节老关庙、巫山大溪、江东嘴等地。这些遗址大致分属两种不同新石器时代文化，瞿塘峡以东，属“大溪文化”。大溪遗址于1958年发现、命名，属大溪文化最晚期遗存，主要遗址有巫山大溪、欧家老屋遗址。巫峡以西到江津王爷庙，向北到合川沙梁子，广泛分布着“哨棚嘴文化”。
“哨棚嘴文化”因哨棚嘴遗址出土的实物最典型而被专家命名。哨棚嘴遗址是忠县 井沟遗址群中的一处，1997年，北大考古队对 井沟口的哨棚嘴、瓦渣地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红褐陶次之，主要的器类有敞口深腹罐、高领罐、折沿盆、高圈足器等。石器以打制和磨制为主，石器种类较多，主要有耜、锄、镰、砍伐器等。经试掘或正式发掘的哨棚嘴文化较为重要的地点还有：巫山魏家梁子遗址、锁龙遗址，奉节老关庙遗址，江津王爷庙遗址和合川沙梁子遗址。哨棚嘴文化是一支有自身源流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可以代表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主体。其时代范围大致在距今4000至5000年之间。
距今三、四千年前，重庆地区的土著居民居住在江河洪水线以上，主要靠渔猎为生，但已有原始的锄耕农业和以制陶业为主的手工业。这些先民已经开始进入氏族社会，过着聚居生活，形成了原始村落。正是这些先民的辛勤劳作，创造了原始而有特色的先巴文化。商周时期，巴族开始在先巴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形成了具有浓厚特色的巴文化。
第二节 古 代 巴 渝
一、古巴王国
（一）巴国的建立及灭亡
距今约3700年前，在四川东北部和长江、嘉陵江、汉水流域，散居着一个骁勇善战、勤劳朴实、以捕鱼狩猎和耕作为生的古老部族——“巴”。巴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白皋 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认为巴的祖先的是太白皋（伏羲氏），活动在汉水流域中游一带。夏商时代，史籍称巴为“西土之人”，活动在沔水（今汉水）中游。商朝中叶高宗武丁时代，商不断对外用兵，扩大版图，征服四方部族、方国。当武丁其妻妇好率大军进入沔水一带的时候，同巴人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巴最后战败，被迫向商王朝纳贡服役。巴在商王朝凌厉的攻势之下，被迫放弃汉水中游一带，向南迁徙于长江夔、巫一带。其后渡江而南，进入清江流域。后又溯清江而上，进入川东地区，开辟新的疆土。巴入川后，向西、向北发展。商朝末年，巴人因屡遭商的侵袭，参加了以周为首的反商战争。在牧野之战中，巴人为前锋，“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对战胜商王朝，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封宗姬于巴（因周王姓姬，封其姬姓宗族统治巴国），其首领称巴子，以江州（今重庆）为首府。西周初年，巴立国于南土，与楚、邓、濮为邻，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今陕西东南部的汉水流域到今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地区。
战国时期，其疆域“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今陕西南部），南极黔涪（今彭水、黔江一带至贵州东北和湘西北等地）”控制了以嘉陵江、长江、汉水、乌江流域为腹心，包括今重庆、川东、陕南、鄂西、湘西北和黔北等地的广大地区，巴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奴隶制国家。巴王是国内最大的领主，拥有最高军政权力，直接统治其中心地区。巴王任用各级贵族为卿大夫，分封于王国各地，把土地、人民封赐给他们作为采邑，命令他们镇守疆土、按职纳贡和从军出征，成为巴王统治各地的支柱。
春秋时期，楚国在南方兴起，巴楚开始相互攻伐。战国中期始，楚国便向巴国大举进攻。楚国不断向西进逼，巴国步步败退，接连丧失了今陕南、湘西、川东、黔北的大片领土，长江一线也被迫退守鱼复。楚威王时，很快占领了巴国的军政中心枳（今涪陵）和江州。巴国都城不断迁移于枳、平都（今丰都）、江州、垫江（今合川）之间。最后迁治于阆中，这时，巴国仅剩今川东北一隅之地。
公元前316年，巴蜀间发生矛盾，正在进行兼并天下战争的秦国决定趁隙伐蜀，是年秋天，秦惠文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统率大军经古牛道南下伐蜀。灭蜀后，十月，张仪、司马错引军东进，俘巴王，灭巴国。秦灭巴蜀，增强了秦的实力，为统一战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同时也推动了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二）巴人的社会生活
巴族原以善于猎射著称，以渔猎畜牧业为主。大约在春秋时期，巴人开始致力于农业生产。春秋战国之际，农业开始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在平坝河谷低地一带，他们已开辟水田，种植稻谷, 巫溪大溪遗址发现了稻梗和谷壳遗留在陶器上。部分丘陵地区种植黍、稷等作物。巴人善酿酒，在历史上颇负盛名。“江水经鱼腹左岸，有巴乡村人,村人善酿酒,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其“巴乡清酒”,是向周王朝纳的贡品之一。唐代大诗人杜甫还盛称巴酒醇厚，赞赏不已。
巴人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冶矿业和手工业。其青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已达中原先进地区的水平。巴人擅长栽桑养蚕，种麻织布，当时荣、隆二昌所产的麻布，又称为“黄润”细布，以麻织成，轻细柔软，被列为“贡品”，后来行销于大夏（今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巴县冬笋坝巴人墓葬，曾发现麻布和绢的痕迹。巴人的漆器制造也达一定的水平。在巴县冬笋坝、涪陵小田溪等地的巴人墓葬中，均出土有漆器，其色多为红黑两色。
巴人还擅长歌舞，战国时代巴人歌曲传自楚国都下郢中，成为最流行的歌曲。“客有歌于郢者，歌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千人。”对巴歌有研究的司马相如曾描述巴歌：“千人唱、万人和、山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歌是后来川江号子、民间花灯、秧歌等词曲的先声。巴人还喜舞，周武王伐纣时，“巴师勇锐，歌舞以陵殷人”。在汉代，渝舞一度成为帝王推崇乃至令乐人习学的宫廷舞。
二、秦汉巴郡和重庆建城
（一）秦汉巴郡
秦国灭巴国后，于公元前314年，秦正式取消了原巴国的最高统治机构，改设巴郡，郡下设县，派官吏为郡县守令，代表国家进行统治。巴郡初期的范围比较小，南不过江州，中心区域在今川东北，治所初期在阆中县，后移治于江州。秦置巴郡后，巴郡的东界日益东扩，先后夺取了枳城、朐忍（今云阳）、鱼复。巴国的故地——巫巴山地，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秦攻占楚郢都后将其分别划归为巴、南、黔中三郡，西面的鱼复县属巴郡，东面的巫县属南郡，南面的清江地区则仍保留在黔中郡内。秦国时期，巴郡共下辖九县，包括今天的阆中、渠县、合江、沪州、涪陵、云阳、奉节等地区。秦始皇26年（前221年），分天下为36郡，巴郡为其一，郡治江州。
汉承秦制，西汉时期，川东仍置巴郡，含11县，郡治江州。11县城均位于长江、嘉陵江、乌江沿岸，大致与巴国治区一致。汉武帝时期，在全国置13刺史部，巴郡属益州刺史部，郡治江州，置江关都尉驻鱼复县。王莽曾一度改变巴郡所属县的名称，东汉光武帝又恢复西汉旧名。到汉末兴平元年（194年），因巴郡辽阔，管理困难，益州牧刘璋将巴郡一分为三，垫江以北为巴郡（建安六年改为巴西郡，治安汉，即今南充，后又治阆中）、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建安六年改为巴郡，治江州）、朐忍至鱼复为固陵郡（建安六年改为巴东郡，治鱼复，即今奉节），始称三巴。
秦汉巴郡时期，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农业方面：新型的铁制农具开始使用、推广，牛耕已较普遍。水稻在平坝地区已广泛种植，所产米质甚佳，江州“县北有稻田，出御米”，所产稻米还列为贡品。巴郡一带盛产柑橘，西汉时在朐忍、鱼复，东汉又在江州设有专门管理柑橘生产、销售的官署。荔枝在巴郡种植较为普遍，江州、枳、垫江（今合川）均产。矿产业得到发展，盐、铁、银、铜矿得到大量开发，川东的宕渠出铁，涪陵出丹，秦时巴寡妇清，是以丹砂致富，并以财产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为她筑“怀清台”。汉代的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西汉时人口达70余万，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人口达187万余人。
（二）重庆建城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后，秦军统帅张仪开始建筑江州城。当时的江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古人以水中居住的地方叫“州”,重庆位于两江汇合处,形如半岛，所以称它为“江州”。张仪所筑江州城，其大致位置位于今嘉陵江北岸江北嘴一带，这便是重庆作为川江封建政治经济中心的开始。此城建成后，为历代治所之地，至清代都很少改变过。自张仪筑城于江州，作为秦王朝统治巴地的军事、政治中心后，重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日显重要。秦汉江州，逐渐成为一座繁荣的城市，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推测，除嘉陵江北岸的江州城外，在今江北区刘家台、相国寺、市中区两江半岛、南岸区涂山脚下一带街市、村庄密布。江州居民较多，人口稠密，城市已有相当规模，水上居民就有500余家，水上运输发达，商业兴盛。到蜀汉时期，江州城得到蜀都护李严的扩建，更城为大城，周围十六里。李严所筑的的大城约在今观音岩至上清寺一带，称为大城，或称为北城。而张仪所筑的城，称为小城，或称为南城。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庆
三国两晋时期，巴郡仍置，但渐渐残破和萧条。据彭伯通《古城重庆•三千年的历史》载述：三国时代，蜀先主刘备，于公元211年（东汉献帝建安16年），应益州牧刘璋之迎，率众溯江而上到达江州，又由巴水北上；公元214年，刘备令张飞攻克江州，获其守将严颜，随即尽据益州，以费观为巴郡太守，领江州都督。后以赵云督守江州，李严筑江州大城。公元263年蜀亡后，魏分益州为益、梁两州，巴郡属梁州管辖。
西晋末年，巴郡战乱，最后为李雄所据，在成都称帝，改国号为成。随即派兵东下，攻占巴郡和巴东郡，设立荆州，下辖巴郡、巴东郡和建平郡三个郡，以巴郡江州城为州所。这是历史上重庆由郡升为州的开始。西晋时，因战乱的影响，原来居住在贵州和四川边境高山地区的大量僚人，迁居到巴渝地区。僚人与汉人杂居，为共同开发江州地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公元347年，巴郡归属东晋，东晋取消了荆州建制，改属梁州，仍留巴郡，此时的巴郡，下辖今重庆（江州）、合川（垫江）、涪陵（枳）、忠县（临江）四个县。在南北朝时，巴郡的隶属关系变化较频繁。刘宋时期巴郡改隶益州，合并涪陵郡（今彭水）入枳县（今涪陵）。齐朝时又置巴州，管辖巴郡。梁朝时，武陵王萧纪曾以“江州以东，其人半楚”之理由，置楚州，下辖巴郡、东阳郡（今北碚）、涪陵郡（今涪陵、武隆）、临江郡（今忠县）、东兴郡（今武胜）和东宕渠郡（今合川）。北朝西魏时将楚州又改为巴州。北周时又改巴州为楚州，仍领巴郡。北朝周明帝时期（公元561年），将江州县和垫江县合并，改称巴县，治所在今重庆渝中区下半城，同年，又将涪陵县并入巴县。巴县由此出名，沿用至今。
四、隋唐两宋时期的重庆
（一）“渝州”的由来
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实行州、县两级制，废了巴郡、七门郡和涪陵郡。因嘉陵江古时称渝水，重庆又位于嘉陵江、长江交汇处，遂改楚州为渝州，州治为巴县治。渝州所辖范围为巴县（原巴郡）、江阳（今大渡口区冬笋坝）和涪陵三县，地域大大缩小。这是今日仍流行的重庆称谓“渝州”的时期出现。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复改渝州为巴郡。唐高祖时，复改巴郡为渝州，含巴县、江津、南坪、璧山等县，终唐之世始终未再变渝州之名，只就渝州归属和辖区作了几次局部调整、增改。渝州之称沿用至北宋晚期，时近六百年之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之又富地方特色，所以，千百年来人们通常把重庆简称为“渝”或“渝州”。称该地区的文化为“巴渝文化”。
北宋时期，改州、县二级制为路、州、县三级制，今重庆市辖区内设有渝州、合州、昌州和南平军,另有遂州（今遂宁市）、涪州部分地区。渝州先隶属西川路，后隶夔州路。宗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当时渝州籍人，宋国子博士赵谂（shen）在回渝省亲时，被人告发。说他在渝州与同党李造、贾士成等扬言要诛杀皇帝身边的奸臣，其语狂悖，有谋反之意。因赵谂家庭原系渝州南部少数民族，投降宋朝后被赐以国姓，并封为国子博士。当他被告发后，北宋朝庭立即对赵谂进行处罚，并因此而厌渝州的“渝”字，认为“渝”字有改变、违背和谋反之意。为了“恭行天罚”以治之，叫人民永远恭顺，故改渝州为“恭州”。
（二）重庆得名
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于公元1189年（宋孝宗淳熙16年）正月，封其第三子惇（dun）于恭州，称为恭王。同年，二月，孝宗禅位于恭王，是为宋光宗。宋光宗即位后，按照宋王朝潜藩升府的惯例，于当年八月升其藩封之地恭州为重庆府，因惇先封于恭州，后即帝位，是为“双重喜庆”，恭州故曰“重庆”。这是重庆得名之始。此后，重庆地区的辖境范围虽有伸缩，然地名再无更易，至今已有八百余年。南宋建立重庆府后，管辖巴县、江津、璧山三县，同时代管溱州，辖今万盛青羊（荣懿）、綦江（扶欢）二县。
（三）抗元战争中的重庆城
南宋末年，为了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于1239-1240年，任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的彭大雅组织大量人力物力重筑重庆城墙，这是历史上重庆石构城墙的开端。彭大雅筑重庆城，成为挽救四川战局的起点，从此，重庆由普通府城向宋军在四川的政治军事中心转变。后南宋置司重庆，另派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镇守重庆。余玠也是重庆历史上著名英杰之才，他一到重庆就广纳人才，整顿军政、恢复经济，建立以重庆为统帅部，以合州（今合川）钓鱼城为重点的山城防御体系，在后来的抗蒙古军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元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率军4万入川，连破数城，至钓鱼城受阻。钓鱼城军民在宋将王坚、张珏的率领下，英勇抵抗，使蒙军损兵折将，最后连蒙哥本人也被宋军炮石击中受重伤，后死于温汤峡（今北碚北温泉处），蒙军主力被迫撤退。钓鱼城之战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当时横扫欧亚无敌手的蒙古贵族铁骑的战绩，是战争史上罕见奇迹。因此钓鱼城有“上帝折鞭处”和“东方麦加城”之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对四川增兵派将，以精锐部队再攻重庆，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事张珏率部顽强抵抗，后因其部将开门降元，重庆城始破。
（四）隋唐两宋时期的经济、文化
隋唐两宋时期，巴渝地区一直较为稳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深入长江、嘉陵江的内地被大量开垦出来，梯田在唐代已经出现，宋代得到普遍发展。经济作物中，巴渝的水果和茶叶尤负盛名，麻、桑种植遍及各州。柑桔、荔枝主要产于合州、渝州及今长寿。今潼南西部出产的崇龛梨，传说是宋初著名道教思想家陈抟所种，特别有名。合州的水南茶已成为与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顶齐名的名茶。
手工业在纺织、井盐、瓷器和冶金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的渝州、南州、溱州、昌州均产布和贡布，昌州的筒布和各州的斑布已成为著名的纺织物，销往巴蜀以外各地。唐代后期，渝州、昌州、合州已成为井盐产地之一；北宋晚期以后，昌州盐井已发展到130余所，年盐额已达130余万斤。宋代的渝州是瓷器的重要产地，主要生产供民间日用为主的黑釉瓷。
至宋代，巴渝的商品交换兴旺，城镇大量兴起，尤以今天的大足、荣昌、永川、江津、合川、铜梁等县境内居多。当时的渝州地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二江之商贩，舟楫旁午”，已发展成为四川东部的交通要道和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合州居三江汇合之处，已发展成为嘉陵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成为商业性城市。
隋唐两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巴渝地区的文化得到繁荣，今日大足县境内规模宏大的摩崖石刻造像群是其真实写照。大足石刻是在我国北方石窟艺术渐趋衰落之时在南方兴起的石窟艺术明珠，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开凿于初唐，完成于南宋，石刻规模宏大，艺术精湛，内容丰富，分布在北山、宝顶、南山、石篆山等地，总计有石刻造像五万余躯，主要精华集中在北山和宝顶两处。其中北山石刻开凿于唐景福元年（892年），经五代至南宋绍兴末年，历时250余年，石刻造像近万躯，以佛湾为中心，遍布山之四周；宝顶摩崖造像由南宋高僧赵智凤主建，石刻以大小佛湾为中心，共13处，1万余躯，以大佛湾石刻造像规模最大。
五、元明清时期的重庆
（一）元明清时期的重庆建置和大夏国皇都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元朝实行省、路、府、县四级制，于公元1286年建置四川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重庆为四川省所辖九路之一，后又置重庆路总管府，治巴县，含1司（录事司，相当于今天的市政府）；3县（巴县、江津、南川）；4州（泸州、忠州、涪州和合州）。同时重庆又作为四川南道宣慰司的驻地，宣慰司管辖重庆路、夔州路（今治奉节）、绍庆府（辖今彭水、黔江等县）和怀德府（辖今酉阳、秀山等地）。鉴于重庆地理位置特殊，将重庆上升为“上路”。元代的重庆已成为四川的重要区域军政中心和第二大城市。
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于1362年攻克重庆，1363年在重庆建都称帝，国号大夏。大夏国皇宫旧址在今25中学内。1366年明玉珍卒，其子明升继位。夏国疆域东至湖北宜昌，西至四川成都和乐山，南至贵州遵义和桐梓，北至陕西汉中和甘肃武都，并一度占领云南昆明。1373年，大夏国被明朝灭亡，重庆遂归明朝统治。在历史长河中，明玉珍的大夏国虽然似流星一闪，但却在山城的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大夏政权建立后，废除元代的苛捐和徭役，“除暴救民”、“以安黎庶”、“尚节俭”、“兴文教”，使重庆地区得到安定，对社会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明玉珍率数万湖广农民入川，是重庆地区家喻户晓的“湖广填四川”、“插站为业”的一个重要时期，对四川的人口迁徙和分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朝时期，在今重庆市辖区内先后置重庆府、夔州府、重庆卫、瞿塘卫，隶属于四川行省（四川承宣布政使司），辖3州、17县，重庆府治巴县。明末清初，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控制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曾多次在重庆与清军作战。清顺治末年，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康熙二年（1663年），清总督李国英在重庆补筑通远门城墙，加强城防，才巩固了在重庆的统治。清代在今重庆市辖区内先后置重庆府、夔州府、忠州直隶州、黔彭直隶州和石柱直隶厅。重庆府辖 1厅（江北厅）、2 州（合州、涪州）、11县，1670年成为川湖总督的驻地。
（二）元明清时期重庆经济的发展
元朝时期，重庆开始成为四川仅次于成都的重要城市。明清时期，重庆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朝时期，重庆府的耕地和人口分别占四川省的1/3左右；随着玉米、红苕等作物的传入，重庆成了四川粮食的最主要的产区，重庆一府即占全省粮额的1/3。
清代重庆的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纺纱织布已成为重庆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合州一带的丝织业发达，成为以顺庆府（今南充）为中心的嘉陵江流域丝织地带的一部分。陶瓷业因大量技术工匠进入重庆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巴县的磁器口窑成为川东民瓷的重要供应窑场；清初入川的广东杨、朱、蔡三姓在大足县创办陶瓷厂，被称为“三合碗厂”。綦江一带的铁、煤已经大量开采，产品销往附近州县；大足县龙水镇利用附近的煤铁资源，开始发展成为“五金之乡”。
清代的重庆交通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陆路的成渝大道、重庆至绥定府（达县）的川东大道、重庆至贵州的綦桐干道上客商不断。水上运输尤为繁忙，重庆“九门舟集如蚁”，往来于重庆的各类船只不下50种，嘉陵江上北至广元、阆中，东至绥定、巴州，西至三台、遂宁；长江上至泸州、叙府、嘉定以及沱江上的资州、内江、富顺一带，下及沙市、宜昌、夔州、开县以及涪州、武隆、彭水一带的船只均往返于重庆与各地之间，运输、集散着各类物资。
明清时期，重庆已成为四川和邻近省区的商品交换中心，曾为明代全国30个大商业城市之一。雍正年间，重庆城已是“兵民聚处，户口实繁”。乾隆年间，重庆的商业行帮已有25个，广东、福建、浙江、湖广、江西、山西、陕西等省商贾常常云集于重庆。到开埠前，重庆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长期形成的吸引和辐射能力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已逐步形成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集中的物质集散地。正如晚清诗人赵熙在诗中形容的那样：“自古全川财富地，津亭红烛醉东风”。
第三节近代 重 庆
一、重庆被迫开埠
（一）重庆开埠
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这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从我国沿海逐渐侵入长江中游地区的汉口。1869年后，英国政府不断派人到重庆搜集情况，进行研究。1876年6月，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允许英国在云南大理等地和四川重庆派驻领事。同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把宜昌开为商埠，并规定英国可派员驻渝查看商务，使侵略者步步向重庆逼近。
1890年3月31日，中英两国在北京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辟重庆为通商口岸，英国终于实现了夺取重庆以实现其扩大商务的战略目标，将其侵略势力延伸至长江上游最末端的一个通商口岸。1891年3月1日，由英国人掌握的重庆海关的建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从此重庆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当英国取得重庆开埠的特权时，日本的眼睛也盯上了重庆。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强迫重庆对日本开放，并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沿长江上溯至重庆，这就实现了几十年来英国人梦想通航川江、上驶重庆的宿愿。多艘帝国主义的军舰长驱直入开到重庆，外国人把持着重庆的海关。
重庆开埠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势力迅速入侵中国西南地区，也揭开了重庆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篇章。1890年，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正式建立，1896年，法国、日本、美国纷纷来渝设立领事馆。各国领事馆的相继建立，使西方国家在重庆成为一股特大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仅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而且与地方政府相互勾结，侵夺中国主权，共同镇压重庆人民的革命斗争。不但联合镇压了义和团运动时期的重庆地区反洋教斗争，而且相互“合作”扼杀辛亥革命。
1901年9月，日本通过《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终于取得了在重庆的设立租界的特权：中国准许日本在重庆府城朝天门外南岸王家沱设立专管租界，面积为长400丈，宽约105丈，约合420亩。这是重庆近代历史上又一个平不等条约，是掠夺重庆人民权益的严重事件。
清朝虽在重庆设立海关，但海关中的税务司、帮办等要职均为洋人包揽，华员只能担任一般职务，实际的海关权为洋人控制。自重庆开埠后，川江航行权开始丧失。从此，米字旗、三色旗、星条旗、太阳旗开始在川江上摇晃。洋船航行川江，一方面打击了清政府的官办运输业；另一方面，造成民运萎缩，商务权力落入洋人手中。
1891年，外国第一家洋行——英国立德乐洋行在陕西街开办，相继有51家外商洋行、公司进入重庆，经营出口贸易、航运、采矿、加工。一时外国商品大量倾销重庆、使重庆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在全国居第四位的洋货销售中心。此外，帝国主义还肆意掠夺重庆土特产品，对重庆周围的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如煤、铁等，还投资开办猪鬃厂、火柴厂之类。到1911年，重庆共有6家火柴厂。帝国主义利用廉价劳动力赚取高额利润的行为使重庆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严重逆差，至1900年，逆差总额高达952万两白银，使重庆地区乃至整个四川及西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重庆开埠后，西方教会势力又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紧密结合，宗教侵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教会势力全面扩张，1901年，在重庆的外国教会由开埠前的7个增加到9个，在川外籍教士由175个增加到315个，医院学校等由13个增加到673个。再则，宗教侵略势力已由重庆等沿江城市向穷乡僻壤扩展，遍及四川各地，几乎县有教堂。这些洋教大量强占土地，修建教堂，接收地痞、流氓、恶霸入教，成为其侵略活动的工具。
（二）重庆民族工商业的产生
重庆的开埠，客观上刺激了重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重庆开始出现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由于外商把商品运到开埠口岸后，需要批发零售商来运往各地销售，做这种转手贸易的批发商人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自己开商号、办企业，成为民族工商业资本家。重庆开埠不久，就出现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首先是1891年商人卢干臣在重庆南岸王家沱创办森昌火柴厂，这是重庆最早出现的近代工业企业。接着，又出现了丝纺厂、棉纺厂、冶炼厂、玻璃厂、电厂、矿业开发等一批工矿企业，此外，航运、商业、金融也随之发展起来。到辛亥革命时，民族工业已发展到20余家，工人2000余人。这些近代产业的出现，为重庆近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适应这些近代产业发展的需要，重庆的新式学堂，如川东洋务学堂、巴县师范讲习所及丰盛、正蒙、公熟、求精、广益等中小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重庆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
随着重庆民族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也逐渐成长。1904年4月，重庆总商会成立。它由富商大贾组成，实际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主张以“抵制洋货”、“振兴实业”为主要手段，以商战来排除帝国主义势力，建立民族市场，挽回利权。1909年，重庆绅商为收回江北厅矿山的开采权与英商斗争；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与洋商的斗争等都是民族资产阶级与洋人资本家斗争的集中表现。
二、重庆建市前后
（一）蜀军政府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后，重庆革命党人奋起响应，于同年11月22日发动起义，宣布重庆独立，成立了“中华民国蜀军政府”,宣布了同盟会的政纲，废除宣统年号,并通电全国。张培爵为蜀军政府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清王朝在渝之川东道、重庆府皆废止，独存巴县。重庆蜀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清朝政府在重庆专制统治的覆灭，重庆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接着万县、奉节、夔州、泸州、内江、大足、合川、璧山、江北、永川、荣昌、铜梁、达县、邻水等纷纷宣布独立，他们向重庆蜀军政府报告独立经过，呈缴伪印。至1911年12月，川东南57州县先后独立，统一在重庆蜀军政府下，重庆遂成为川东南行政、政治中心。
1912年1月成、渝军政府合并成为四川军政府，驻成都，4月1日，重庆军政府撤销，于重庆置重庆镇抚府，辖川东、川东北、川南等54个州县厅。但重庆镇抚府仅存4 个月便被撤销。到了袁世凯恢复帝制时期，沿用清朝的“道”，川东地区为东川道，道治巴县（今渝中区），下辖巴县、江津等36县。1920年后即为地方军阀刘湘等割据。1921年11月，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湘驻重庆，委任川军二军军长杨森为督办，设“重庆商埠督办”。刘湘与四川其它军阀一起形成防区制而割据一方，时常混战。1923年2月，川军第三师师长邓锡侯改重庆商埠办事处为重庆市政公所。1926年6月，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和川康边督办身份坐镇重庆，一直独占重庆到1935年7月。
（二）重庆建市
1927年11月，潘文华呈请第二十一军军部改重庆商埠为重庆市，改督办公署为市政厅。1929年2月，经二十一军军部批准，正式成立重庆市政府，第一任市长为潘文华，这是重庆正式建市的开始。建市后的市区形成了旧城、南岸、江北这种地跨两江、三足鼎立的格局，初步奠定了现代重庆城区的规模。重庆建市，促进了重庆现代化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使之成为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中心。
刘湘一直盘据重庆。1932年，刘湘扩大了重庆市区；1934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重庆为“乙种市”；刘湘以重庆为基地，战败刘文辉，其地盘由重庆扩大到川东、川南、川西约80余县，1934年底，国民政府明令改组省政府，刘湘任省主席。这样刘湘集四川军、政大权于一身，终于实现了“四川霸主”的愿望。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统一川政，与刘湘达成协议，允许刘湘兼理川省军、民两政，同时又派以贺国光为首的参谋团入川，一方面进行反共围剿,另一方面插足川政，使蒋介石中央势力伸入四川。1935年2月，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并帮助蒋介石打破了长达18年之久的防区制。7月，省府由重庆迁成都，11月，蒋介石在重庆设立行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管辖川、康、滇、黔、藏。蒋介石以重庆为基点，完全控制了四川和西南。川政的统一，防区制的废除，使重庆与华中、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加强，促进了重庆工商业的发展。川政的统一，使重庆不仅成为西南的经济中心，而且成为政治中心，为重庆成为抗战时期的陪都创造了条件。
三、陪都时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不久天津、上海、苏州失守，日军进逼南京，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1937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主席林森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表明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留在武汉的机构也迁到重庆。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教育的中心。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后，对重庆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所有政府机关、友邦使节、工矿企业及其他文、教、工商等事业团体的内迁，重庆从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跃而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从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的中心城市，从一个中等城市升为国际名城。
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仍为省辖市，但照直辖组建。1939年5月3、4日，日本空军连续轰炸重庆，造成市民伤亡2000余人。5月5日，国民政府为加强领导，明令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出，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任命贺国光为重庆市市长。1940年9月6日正式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并对重庆的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由于重庆地位的提高，重庆不仅是四川和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而且成了抗战时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重庆是抗战时期中国的国府所在地，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同时，它也就成为当时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和同盟军亚洲、太平洋战区的司令部以及中、美、英三国军事同盟与缅甸抗日军的指挥大本营。当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苏联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大使馆，韩国临时政府也于1939年移驻重庆。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各方面都得到飞速发展，重庆已成为中国的工业基地（以兵器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尤为突出）、交通运输中心，商业贸易繁荣，金融业高度发达垄断。从沿海和长江中游内迁的工厂，约有1/3集中在重庆，内迁重庆的工厂有400多家，职工近7万人，为重庆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新办了一批中小工矿企业，到1945年，全市工业企业已增加到1680家。交通运输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修筑了川湘、汉渝、川黔公路；全市有轮船公司27家，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拥有江海轮船148艘；重庆当时作为国内航空中心和中国战线的国际航线，修建了珊瑚坝、九龙坡、白市驿 3个机场。重庆作为当时的教育科学文化中心，内迁了一批著名大学、科研单位和文化团体。当时，重庆市有公私立大专院校22所，中专、中学78所。一大批中国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也云集山城，对重庆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重庆成为陪都后，促进了重庆城市的大发展，使重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抗战前夕，重庆城区面积由民国初年的5平方公里发展到12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约30万人。1938年，城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人。至1945年，城区面积已达4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已达125万人。
重庆陪都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政治舞台也在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文艺界、学术界等各界民主人士，为维护国共合作局面，坚持抗战到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举行国共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派出了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出席会议并进行了坚决斗争。
1946年5月，国民党还都南京。旋即，蒋介石便挑起了内战。
1949年10月，蒋介石在全国的统治临近崩溃时，又曾以重庆作为政权所在地顽抗。
1949年11月，被囚禁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杨虎城、宋绮云、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等三百多位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用鲜红的热血浸透了这片土地„„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居住在红岩村，几十年间无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这座英雄城市的山岩，此后，“红岩”就成为重庆革命传统的象征。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结束了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史。
第四节 新重庆的曙光
一、西南大区直辖市（中央直辖市）时期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大片地区后，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直指大西南。当年8月24日，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妄图“建都重庆，割据西南”，亲自布置防线。在蒋介石把主要兵力部署在川北一线时，刘、邓大军已秘密结集在湘、鄂西部一带。11月1日，刘、邓40万大军攻破蒋介石所谓“大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川东防线，打得敌人猝不及防，解放军很快渡过乌江，直逼重庆。1949年11月30日，重庆市解放。重庆的解放，标志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和地方军阀、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结束，历史终于掀开了这片土地最为辉煌的一页！从此，重庆人民迎来了新生的曙光，古老的山城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
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城。第二天，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所辖区域为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重庆直辖市及西藏。12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12月11日，重庆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仍为中央直辖市。12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陈锡联为重庆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曹荻秋为副市长。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撤销四川省建制，在原四川省辖区置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行署区，仍隶属西南军政委员会。1月8日，川东人民行政公署在重庆成立，辖璧山、涪陵、大竹、万县、酉阳等五个专区及万县市。重庆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4月将全市原来的18个区合并为工业、商业、文化、郊区等7个区，建立区政府，废除保甲制，在北碚建立行政管理处（后改为第八区）。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定重庆市为西南行政区直辖市，作为省级计划单位，1951年1月，重庆市第八区划归川东行署，作为川东行署驻地。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行署区，恢复四川省建置。9月，川东行署撤销，其所辖5个专区及万县市划归四川省，北碚划归重庆市。1953年3月，重庆大行政区直辖市改称中央直辖市，仍由西南行政委员会代管。
重庆作为中央直辖市和西南局所在地期间，在迅速恢复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生活及城市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没收48个官僚资本企业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企业。许多重点工程破土动工，修建成渝铁路是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工程。1950年6月成渝铁路工程开工，至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这是新中国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大田湾体育场、西南人民大礼堂（现重庆人民大礼堂），这些都是当时修建的全国闻名的重点工程。二、四川省辖市时期
1954年6月，重庆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并于7月1日正式并入四川省。11月1日，西南行政委员会正式撤销。1955年1月，国务院批准设置重庆市南桐矿区。1959年，巴县、綦江县、长寿县划归重庆市。1965年，重庆市正式设置大渡口区。1965年始，国家把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庆，新建了一大批大中型企业，修筑了川黔铁路、襄渝铁路、扩建了白市驿机场。1976年，江北县划入重庆市管辖。1978年国务院公布万县市为对外开放城市。1980年，重庆被定为长江沿岸对外贸易运输港口。同年7月1日，重庆长江大桥竣工通车，为长江上游第一座公路大桥。198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给予重庆市“以相当于省的经济管理权力”，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赋予重庆市相当于省一级计划经济管理权限，并批准在重庆进行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同年，撤销永川地区，将其所属8县并入重庆市，使重庆市辖9区12县，即市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大渡口区、北碚区、南桐矿区（1993年改称万盛区）、双桥区和巴县、綦江县、江北县、长寿县、永川县（后改为永川县级市）、江津县（后改为江津县级市）、合川县（后改为合川县级市）、铜梁县、璧山县、大足县、荣昌县、潼南县，全市面积达23000平方公里，人口1390万人。成为全国人口最多、市带县面积最大的城市。
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将原涪陵地区黔江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等5个县设置为黔江地区。
1989年12月，重庆江北机场建成。1992年2月，华能珞璜电厂一期工程建成发电，是西南最大的火电项目。1992年，国务院批准重庆为沿江开放城市，同年，全国人大确定修建长江三峡水电枢纽工程。
1992年12月，国务院批准撤销万县地区设立地级市，同时撤销县级万县市、万县，设立龙宝、天城、五桥3个县级区。万县市辖龙宝、天城、五桥3个区和开县、忠县、梁平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城口县。
1993年，国务院批准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开发区。1994年8月，国务院又批准建立长江三峡经济开发区。该区包括重庆市所辖的长寿、江北、巴县、江津等县和丰都县、武隆县、石柱县、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开县、忠县等。同年，重庆市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巴县、江北县，调整其行政区域，设置巴南区、渝北区，市中区更名为渝中区。1995年9月，成渝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1995年11月，国务院批准撤销涪陵地区设立地级涪陵市，同时撤销县级涪陵市，设立枳城、李渡两个县级区。涪陵市辖枳城区、李渡区、垫江县、武隆县、丰都县和南川市（县级市）。
三、中央直辖市时期
为进一步发挥重庆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使重庆承担起三峡库区移民的统一规划、安排、管理的重任，以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将重庆建设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中央确定将重庆设为直辖市。1996年9月，经中央批准，重庆市受四川省的委托代管三峡库区内的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中国第四个直辖市诞生了。重庆直辖市管辖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总面积8.24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达3022万。同年6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向新重庆市授牌，重庆正式成为中央直辖市。从此掀开了重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1997年12月20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直辖市所辖43个区、市县调整为40个区、市县，即14个区（万县市1998年5月改为万州区、涪陵区、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大渡口区、渝北区、巴南区、北碚区、万盛区、双桥区）、4个市（合川市、永川市、江津市、南川市、黔江土家族自治县后改为黔江区）和22个县（綦江县、长寿县、铜梁县、璧山县、大足县、荣昌县、潼南县、开县、忠县、梁平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城口县、垫江县、武隆县、丰都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重庆，作为我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自新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得到的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重庆已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重要的交通、通讯枢纽和外贸口岸，科技、文化、教育也有较强的实力。走向21世纪的新重庆，地处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的结合部，肩负着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龙尾”作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直辖后的新重庆也正以它日新月异的变化，秀美迷人的风姿，悠久灿烂的文化吸引着中外游客和投资商。挚爱家乡的新重庆人民，将以全部的聪明才智、大胆的开拓进取精神，用勤劳的双手，抓住历史性机遇，再造明天的辉煌，把重庆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风尚良好、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使重庆这一颗长江的明珠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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