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宏伟：法治、法官与律师

第一篇：金宏伟：法治、法官与律师

金宏伟：法治、法官与律师

各位同学、朋友

可能因为我放弃了警察工作，去做记者，与法官多有接触，现在又从事律师工作，所以早就有人问是做法官好还是做律师好，一直没有仔细想过，恰逢最近发生了靖江案，律师分50%收入给法官等话题，一并考虑，有点个人想法，算是回答。当然，这只是个人感想，供参考而已，人贵在独立思考，最终的判断还是你自己体验为好。从各位最关心的收入开始。

一、法官与律师的收入

田忌赛马的故事听说吧，现在说法官收入低的就是这个套路，用律师中收入高的和法官中收入低的比，分析方法就是错的。要比，就仔细分析身份近似的人。

先是入门。

进入律师行业，如果是大所非诉，起薪7、8千，但入门条件是海归（你可以想想留学要投入多少成本？），实在不是海归，就需要名校毕业，英文口笔能力强（做到这一点又要投入多少成本？）。可以这样说，进入大所非诉，基本上头几年的收入实质上是为了以前的投入来还债。

如果进入诉讼领域，门槛没那么高，通过司考即可。然后名义上律所会跟你签一个最低工资标准的合同，但实际上律所压根不给钱，一切收入靠自己。没有业务就饿肚皮。而且，律所不但不给钱，还会让你交管理费、律协会费，社保等，也就是说，你自己还没有收入，每年要先往外掏几万。

当然，诉讼业务里也有种工薪律师，每月2000到5000的收入。但需要强调的是，一般工薪律师不能自己接业务，只有这点工资。遇到个别好的所，偶尔会给点奖金，基本上也就是年底双薪的水平。

进入法院则完全不一样，基本上大城市硕士毕业，小地方普通本科毕业，通过公考、司考即可，收入2-4千左右。虽然数额不高，但别忘了法官吃饭，基本有食堂。电话，基本公费。生病、公积金和养老等，公务员待遇。也不需要向律师一样交管理费，租办公场地。有些法院甚至连理发师都有，没有的也很多发消费卡。律师全部没宿舍，但有些法院提供宿舍。这些隐形收入，又是几千。

综合考虑这些，我建议，如果刚入行，不妨先考个公务员去做法官，至少没有生存危机。（当然，有人爱较劲，说什么律师不学无术，门槛低，过个司考就成。我承认，确实律师中有很多不学无术的。但理性的讨论，是均值的讨论，而不是极值的比较。如果比较极值，律师也可以讽刺法官，至少律师全是过了司考的，可法官有一大堆是连司考都过不了，过了司考的还搞不清楚到底是大司考还是小司考，真要是较劲往下比，律师还真可以有点自信。）

然后说工作了几年的。

大所非诉的，工资1-2万，但基本到头了。如果不能独立接项目，这辈子就这样了。

诉讼，很大一批律师还是没业务，实在无法满足温饱，改行了。法官里面很少有因为温饱不能满足而改行的吧。

剩下一批成长起来的，有收入，年20-40万左右收入。但是这个收入是要靠每月几百的电话费，几千上万的交通费，N多的交际费，几万的场地、工具成本费来支撑的，还要自己看病买房吧。但是此时的法官还是没有这些支出，相反，法官该分房了。这几年，光北京一地，法官分房就有几波了。即便不分房，政策房有优先吧。（这里还有句题外话，以法院名义建小产权房，团购小产权房的事情这几年不是个案吧，所以，你当心小产权干嘛，买吧，法官都在大量买）你可以折算一下，这个房子的隐形收入，法官的年收入是多少？（还是上面那句话，别较劲，说什么不是所有法官都有便宜房，往下比，律师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你怎么不看呢？）

个别律师工作几年就收入百万，要么是有关系，要么是人精，会发现案源，维护客户，办案。律师这个行业，大门永远敞开。如果法官有关系，那做律师法官无所谓，天地广阔，随便你。如果法官自认人精，其实继续做法官也挺好，上去的快，如果更喜欢赚钱，那就出来做律师。对于人精而言，做律师确实比做法官要收入多得多。

最后说出头的。

所谓出头，就是当法官成领导的，做律师成老板的。到了这个级别，各种隐形福利是不具有可比性的，但很明确的一点，各有自在各有烦。到底哪个好，全看个人性格了。有风光无限的，也有突然退隐的，个中冷暖，如饮自知。

二、法官与律师的其他选择问题

虽然收入很重要，但人毕竟不是只为钱活着，还要考虑其他问题。下面谈点其他要考虑的问题。

虽然德肖微茨说：“认真负责，积极热心的辩护律师是自由的最后堡垒——是抵抗气势汹汹的政府欺负它的子民的最后一道防线。辩护律师的任务正是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挑战，要这些权势在握的尊者对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做出格行动前三思而后行，想想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去呼吁，去保护那些孤立无援无权无势的民众的正当权利。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辩护之人的态度。在大部分专制国家里，独立自主的辩护律师队伍是不存在的。专制压迫肆无忌惮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政府开始迫害辩护律师。”似乎律师的社会作用很大，但我个人的建议，单就职业而言，我一直认为，如何既可以做法官，又可以做律师，还是首选法官。

虽然我国当下体制不佳，普通案子都要领导同意才能发判决，敏感案件中的法官更是只能配合安排。但是，法官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裁判权。一个好人，在法官的位置上，总能为这个世界做点好事。我当年做了两年的专职农民工法律援助，每月只有一千或两千的生活补助，连还房贷都不够，如果不是遇到很多认真负责的法官，为这个社会守护住了良心，我真的没法坚持两年。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信仰法律的人，那么去做法官，律师只能为法律鼓与呼，而法官则能直接适用法律。

如果你是功利的人，但没有市场营销的能力，那么去做法官，法官不需要找案源，还有公务员待遇。做几年法官，有了人脉和对营销的自信可以出来，没有人脉，没有案源就继续安心工作，进退皆可。

如果你信仰法律，但受不了体制，就做律师吧。虽然做律师可能会饿肚皮，但至少能够在一段的时间内为这个世界贡献一点自己的努力。就像我，虽然我现在常说，当年真不应该放弃警察工作。但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律师。我永远都没有学会隐忍，所以我宁可出来饿肚子，也不受不住在体制内的那种感觉。

三、法治

此段既写给朋友，也写给其他对法治有兴趣的人——无论你选择做什么，请了解一些有关法治的基本历史，想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

因为靖江案，最近有法官说律师抗议是非法治，认为只有走司法程序才是法治。我个人的建议是，别信这些鬼话。

所谓法治，简单说是依法行事。法律赋予了公民信访、言论的自由，那么你就可以行使这些权利。法治允许公民充分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每一项权利，并敢于为之斗争。所谓法治是一种不但为己，也要为他人的积极自由，而把法治限缩解释为只能等法院裁决则是对权利的垄断，实质是反正义的。霍姆斯说，法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的研究。那么历史上，南非的法律曾规定种族隔离，如果曼德拉只走司法程序，结果会如何？美国是很多人的法治圣地，但是美国的法律曾根本不把黑人当人，如果马丁路德金、林肯等人只走法律程序，或许今天的美国还在畜奴。

你必须明白，在法律体系中，存在多个价值位阶，而法治就是在不同的价值取舍中做到衡平。如北京某法院曾发生法警当庭扇被告人耳光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虽然在现行法律中不允许录音录像，但我还是建议各位把他录下来，公布出去。因为在恶行面前，有更高位阶的法律在召唤你，你此时录像，是在行使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权。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暴力、侮辱、欺诈等法外之术，实施任何经法律赋权的行为都是法治。这绝不是理论上的逻辑，而是全世界的通例。还是以法律人最喜欢说得美国为例。美国虽然没有信访这个名词，但实质上确有类似信访这样的活动。美国的当事人同样可以向各机构发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各机构可根据自己判断来对法庭发出意见书，供法庭参考，帮助法庭有效审理案件。

但是，为什么在美国行之有效的方式，到了中国就变了样呢？这固然有体制的问题，但很重要的是集体的沉默。国内诸多法官甚为羡慕的美国最高法院，最初连固定办公地都没有，只能借用国会的一个地下室。是法官通过自己的努力，特别是马歇尔敢于同时对抗总统和国会，才赢来尊严。美国的汉德法官不惜冒着自毁前程的风险而捍卫言论自由，最终彪炳史册。台湾也曾经发生法官联名抗议辞职的事件，为台湾的司法独立作出了贡献。所以，马丁路德金说，比敌人更可怕的，是集体的沉默。

如果有一只猎人的鹰，总说自己是百鸟王，希望得到尊重。大家都说，百鸟王应该翱翔在天空，你快逃生吧。鹰说，不，我只等着主人放我。于是大家心中明了，这鹰已成训化的鹰爪，对自由﹑尊严不过叶公好龙。法治允许他人行使合法权利，也允许法官坚守自己。因为有人信访，政府施压，法院就改变初衷，只能说明法院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这些话，请记在心里。因为无论是你做法官还是做律师，只有你想明白自己想要的，才可能在这份职业中获得快乐。如果你根本就误读了法治的概念，那么无论做什么工作，你都会痛苦。

四、法官与律师的关系

近几年来，全国人大会议在审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时，投票中的反对票、弃权票数量不小，且年年增多。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更是历史性垫底。

为什么大家会对司法工作如此不满？答案就是法院年年错案，降低了国民的安全感。对于错案何以发生？见仁见智，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告人未能得到有效的辩护。任何一个法律人都知道，刑事法律关系是个体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对抗，个体一旦被追诉便会陷于精神上的窘迫、时间与金钱上的消耗以及人格上的严重折磨，使其处于持续的忧虑与危险之中，导致个体难以完成自救。而辩护律师的价值，就是要平衡个体与国家机关之间的悬殊差距，就要在个体与国家机关之间建立起平等、有效的检视程序。

可是，中国的部分法官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辩护律师说话。如此作为，怎么可能不发生错案？事实已经证明，每一件错案的背后都隐藏着侵害律师辩护权的恶行。而与之相反，凡是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案件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广西北海案，如果没有一大批律师的死磕，特别是如果没有杨在新律师的宁折不曲，无辜少年早成冤鬼。江苏常熟案，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据理力争，合法抗暴的勇敢者早陷牢狱，国人也必然落入遇事缩头、唾面自干的道德黑洞。贵阳小河案，正是辩护律师的全力阻击，才最大程度地遏制了法官的恣意妄为，并最终以“小河条款”的形式完善了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可以说，辩护律师是法官的天然共同体。律师兴，则法官兴。只有辩护律师能够有效存在，法官才不会沦为公、检机关的玩偶和替死鬼。重庆“打黑”，整个司法系统皆为其背书，公器异化为家奴。赵作海、聂树彬、杜培武等案，侦办人员擒良冒功，平步青云，一朝事败，却是法院受骂名。如果，仅仅是如果，法官能够在每个案件中为律师提供平等的辩护机会，中国的错案何至如此之多，法官的声名何至如此之低。

英国诗人多恩说：“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敲，是为你。”辩护律师其实是法官的“伙伴”。据全国律协的数据，从事刑辩业务的律师逐年减少，长此以往，侦检机关没有了“对手”，那么法院也就只是一块橡皮图章。因为，所谓“打击犯罪”，只需军、警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选择做法官，请善待律师，律师可以问你提供职业保护。如果你选择做律师，也请善待有良心的法官，因为只有法官和律师一同为权利而战，案件才能取得好的结果。每个群体都有败类，但有些法官只看到坏律师，有些律师只看坏法官。司法的整体评价本是体制造成的，同为法律人，大家没有戮力同心，共同抵制、改变这个体制，反而是相互指责，勇于私斗，不识公义，这才是法律人的悲哀，法治的悲哀。

五、结语

说了这么多，可能你已经发现，到底是做法官好还是做律师好，真的没有明确标准，全看你自己。我只有一句话相赠，君子和而不同，但仁心想通。只要你是真心为了这个世界可以变得会更好，那么请记住汉德法官说，自由的精神是对其是否正确不很有把握的精神，自由的精神是尽力理解别人的见解的精神。无论将来你我从事了何种工作，为了法治，为了正义，你我理性宽容，各自珍重。万不要落入敌人支持就反对的旧窠。

第二篇：刘宏伟律师法庭辩护词

法庭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本案的被告人乔志强只是因为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准确的说是一起故意伤害案件却被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组织淫秽表演罪、逃税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罪名移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和交付审判。在这一案件的侦查和起诉阶段存在诸多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下就不负责任的、草率的提起公诉，这不是社会主义立法的瑕疵而是提起公诉权被扭曲和滥用的悲剧;第二，今天乔志强面对的不仅有保定市人民检察院的国家公诉人，更有庄严国徽下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有公正、公平、公开执法如山的人民法官。作为辩护人，我相信虽然我和公诉人、人民法官角色和工作职责分工不同，但在各位的法律世界里法律母仪天下、法比天高，真理大于权利；我更相信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一定会做出对得起法律、对得起人民、经得起历史和现实考验的公正判决！

审判长、审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接受被告人乔志强的委托，由河北太平洋世纪律师事务所指派和河北国存律师事务所陈锋律师共同担任乔志强故意伤害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和一审终结期间的辩护人。开庭前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辩护思路和方案，八次会见了乔志强并详细阅读了全部案卷卷宗：主要证据复印件、照片、证人名单、证人目录、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控辩材料、法律诉讼文书以及与涉案无关财产的扣押清单、照片；并提交了辩方证人名单和证据，又通过这几天开庭期间的法庭调查，针对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中指控的六项犯罪和一项寻衅滋事违法行为，辩护人认为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能成立；指控乔志强故意伤害罪在定性方面本辩护人没有意见，但乔志强有投案自首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且乔志强犯罪以后主动对被害人宁致生进行了6万元的人身损害赔偿，并愿意充分足额的对吴金星进行人身损害赔偿。因此乔志强在本案的法律适用中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起诉书》指控乔志强寻衅滋事行为不符合提起公诉条件，该项行为是已经超过治安处罚时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组织卖淫罪不能成立；《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组织淫秽表演罪不能成立；《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逃税罪不符合法定程序，应中止审理或由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交由保定市地方税务局进行立案，通过听证、复议程序解决；《起诉书》指控乔志强容留他人吸毒罪不能成立。

下面本辩护人针对《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项下罪名，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的发问、举证和质证，从事实辨、证据辨、法律辨、综合辨角度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郑重参考：

一、《起诉书》指控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能成立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指控：1998年以来，被告人乔志良多次组织社会闲散人员进行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至2004年，逐渐形成了以乔志良为组织、领导者，以乔志强、乔扬、林可心、孙莹莹、李志平、刘永生、满智辉为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指控不能成立。首先，乔志强不是社会闲散人员，而是保定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其次乔志强没有实施或参加过一起《起诉书》指控的1998年以来至2009年案发前由乔志良组织的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7条追诉时效的违法犯罪案件。这可以从《起诉书》和《补充起诉书》共29页9个罪种68项指控第一被告乔志良的案件中清楚的看出，在这些指控中，乔志强和乔志良没有在同一故意、同一策划、事先通谋、事中组织、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共同实施或分工、分配实施过一起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乔志强2009年9月5日发生的伤害案件是一起独立于《起诉书》指控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普通刑事案件，该案件的发生与对乔志强和本罪的指控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和连带关系。

由于《起诉书》指控乔志强的前提条件是“社会闲散人员”，该前置条件的不存在，延伸的讲乔志强既然不是社会闲散人员，也没有第一被告人组织乔志强进行任何违法犯罪，怎么能把乔志强列为乔扬等6人的“参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者”的“头儿”，而参加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呢？上述6位被告与乔志强不发生任何纵向的隶属关系和横向的团伙关系，乔志强也没有接受过乔志良的引诱、劝说、威胁、恐吓而参加一个什么“组织”，更谈不上什么“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起诉书》开篇的定论就是通过不明确或者模糊的非法律用语和文字用语将乔志强无端地牵扯进去，这六个字是“社会闲散人员”，其表述是极不严谨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被指控的“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有的是部队复员转业人员、有的是烟厂职工、有的是铁路工人、有的是个体从业者、有的在工商局工作，根本不是“社会闲散人员”，其中的李志平是乔志强所拥有的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总体承包者，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使用这个定语的诉讼目的是企图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与者”把乔志强硬牵扯甚至绑在一起，从而枉法追究乔志强的刑事责任。

《起诉书》指控：该组织以乔志良建立的侨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侨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侨达旅行社有限公司为依托，采用公司化管理模式，由乔志良负责全面管理，通过设置各职位对乔志强、乔扬等6人组织成员逐层进行管理，通过规定各职位的职责和分工使成员之间形成较为明确的层级制约关系，其组织结构严密，组织成员比较固定，乔志良为了笼络该团伙成员，多次出面解决因维护组织利益而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并通过制定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对成员进行严格管理„„，该指控没有事实依据也是子虚乌有，《起诉书》指控的4个公司都是合法的民营企业，保定市侨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乔志良；保定市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乔志强；而保定市侨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乔志静并没有列为本案的被告是合法的公民；而《起诉书》竟然把保定侨达旅行社有限公司列为乔志强、乔志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场所依托更是极不严肃、极为荒唐和完全错误的。因为保定侨达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春玲，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个人独资的法人单位，且王春玲与乔志强于1997年经保定市北市区人民法院（1997）北民初字第113号离婚调解书已经调解离婚，怎么能把该旅行社也牵扯进去呢？《起诉书》为了能使乔志强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参加者受到刑事追究，竟然偷换概念的使用“组织机构严密、组织成员比较固定”的错误用语。一方面，保定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确实有严格地规章制度和议事规则，也设置了决策层、管理层、操作层、执行层等层级关系，但这些都是为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起诉书》指控的组织成员并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而是乔志强、乔志良所拥有的公司所形成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另一方面，有的被指控的被告人，也不是所谓的“组织成员”，而是发包方和承包方的关系，比如：乔志强和李志平、孙莹莹的关系就是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承包方李志平、孙莹莹的发包方、承包方的关系，怎么能错误的称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呢？

《起诉书》指控乔志强运用公司化管理模式，对被告人进行控制更是错误的，乔志强确实是运用公司法人治理机构和公司化的模式对公司和内部层级员工进行公司化的管理，但这是现代公司化管理的先进模式，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期间所制定的成文和不成文规定也紧紧围绕着公司的发展和壮大，而绝不是《起诉书》中所说的为维护组织利益而进行违法犯罪行为。事实也表明乔志强没有组织、参与和实施一起《起诉书》指控的1998年以来任何违法犯罪活动。

《起诉书》指控该组织通过暴力手段有组织的进行多次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导致多人重伤、轻伤或财产损失，并以威逼和赔偿的手段，使多名受害人不敢报案或隐瞒案情，致使部分案件成为隐案。形成了以保定市裕华路为中心，辐射市区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严重妨害了当地的社会管理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没有事实依据。乔志强是保定市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在1988年他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大好时机，利用4000元的原始资本艰难起家，可以说创业过程艰难而曲折，但乔志强把艰难和痛苦当作压力和挑战，因为他坚信：困难和挑战是奋进的机遇，拼搏的擂台、争先的使命、腾飞的高空，从而终于成就了保定市较大的民营企业，他们安置就业、吸纳职工，并回报国家和人民：组织保定市象棋大赛、赞助慈善机构、扶助老弱病残、关注模特比赛、组织老年人登山活动，在乔志强兄弟的创业史中留下了他们为保定和河北省民营企业光辉的一笔和华彩的篇章。而《起诉书》竟然“莫须有”的指控乔志强称霸一方，为非作恶等字样的文字表述完全是子虚乌有。公诉人和尊敬的法庭可以详细阅读29页《起诉书》和《补充起诉书》，乔志强没有指控的除2009年9月5日故意伤害一案以外的任何一起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犯罪案件，更谈不上什么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有的只是乔志良在2009年接到世界华商大会的邀请函，乔志强的产品项目在亚洲国际获奖，这是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吗？

《起诉书》指控被告的四个公司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依托，也就是犯罪场所条件是完全错误的，乔志强的公司是保定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合法登记、资质齐全、手续完备的公司，绝不是《起诉书》中指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场所依托，我们看一下公安刑事侦查卷第二十九册：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申请、登记、开业、公司章程、资质齐全：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29册-7页），公司股东名录（29册-8页）、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情况（29册-9页）、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29册-10页）、公司登记委托书（29册-11页）、公司章程（29册-12至19页）、股东会决议（29册-第20页）、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29册-21页）以及土地、房屋所有权、公司变更登记、委托代理人、公司章程、修正案材料，且办理了所有资质手续：冀保w09号《文化经营审核合格证》、《卫生许可证》、保公消验字（2006）第0022号保定市公安局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验资报告》等。

因此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了经济利益，积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从而错误的求证《起诉书》指控的“以黑养商”和“以商护黑”是完全错误和站不住脚的。

乔志强的发展史不是违法犯罪史、也不是欺行霸市史、更不是黑社会犯罪的“洗钱”史；而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史、血泪史、拼搏史、奉献史和英雄史。乔志强民营企业的做大做强是二十年来一靠党的富民政策；二靠法律法规；三靠勤劳致富所得，如果说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和实力，也是改革开放和个人以及家族血汗拼搏所得，绝对不是《起诉书》中指控的，在进行了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以后而形成的势力，乔志强所经营的民营企业不是抢劫、盗窃、诈骗、抢夺所得；也不是聚众哄抢、侵占、职务侵占、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垄断经营所得；更不是非法经营、欺压百姓、“打、砸、抢”所得，而是合法经营所得；更非“涉黑”所得。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指控以乔志强、乔扬、林可心、孙莹莹、李志平、刘永生、满智辉为成员的“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上述7人并没有参加乔志良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乔志良也没有什么“黑社会性质组织”，并没有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的犯罪集团的法律概念；其次乔志强与乔扬、林可心、孙莹莹、李志平、刘永生、满智辉等人也没有共同犯罪目的、犯罪纲领（包括口头或书面的）、犯罪组织、犯罪动机、手段和分工，更没有犯罪前的事先通谋、事中通谋甚至也没有犯罪临时起意，更何谈“参加黑社会组织罪”的组织结构特征、经济特征、行为手段特征和社会危害特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中指控的林可心、刘永生、乔扬等7人积极参加乔志强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纯属欲加之罪，是莫须有的“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扩大化和封建社会的随意株连”，也是强加在乔志强等人身上的错误指控，为了求证乔志强等7人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辩护人详细地介绍一下《起诉书》指控的几位被告人不是“社会闲散人员”、也不是“集团犯罪成员”、更不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1、乔扬，1998年在保定武警四支队服役，2000年退伍以后，就回了徐水老家，到了2002年以后，就到了他二叔乔志良的侨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当司机（刑事侦查卷第2册-43页），在乔扬与妻子开歌厅期间，乔扬故意重伤了张利，还是乔志强掏了16.5万元给予中间调解，乔志强与扬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和合伙合作关系，怎么能说是和“乔志强参加黑社会组织”呢？

2、林可心，1990年至1993年个体经营服装店，1993年至1999年与乔志强的弟弟乔志良合作经营大理石工艺品厂，1999年至案发前无业且和乔志强没有合伙合作与其他纵向和横向关系，怎么能和乔志强“涉黑”扯在一起（见公安刑事侦查卷第11卷第45页）？

3、孙莹莹2005年7月8日到红馆一直到2007年春节离开，2007年7、8月又回到红馆，当楼层经理（公安侦查卷23卷-4页），孙莹莹即使参加涉嫌组织卖淫也与乔志强没有“涉黑”因果关系。因为红馆至尊会所的组织结构有决策层、管理层、操作层和执行层的分工，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营主要是室内娱乐活动、休闲健身、娱乐活动、演艺、茶吧、电视制作与发行，国内户外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副食品及其它商品销售，乔志强也没有以此“红馆”作为固定场所和黑社会的组织据点。

4、李志平，初中毕业后到保定市工商局工作，2005年7月到保定红馆至尊会所兼职，任公司经理，2007年2月至9月个人承包了红馆至尊会所经营，2007年9月底离开红馆至尊会所。到2007年2月至9月底，李志平承包了红馆并和乔志强协定了《承包协议》：李志平和王军夫妻在乔志强办公室谈的，李志平总体承包红馆，每月25万元现金，每天从现款账上划走一万元，先划25天，剩下的是李志平的，这25万元包括水电费、红馆房屋的使用及相关设施的使用、工人工资、房屋的维护、维修及相关设备的维护、维修，如果每个月的营业额到不了25万元，李志平、王军、韩雪三人就花钱补上，由李志平垫付（公安侦查卷第20卷第104页）。

从以上李志平材料中，完全可以看出，李志平和乔志强先是乔志强的雇主，李志平是雇员，后来乔志强是红馆的发包方，李志平是承包方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怎么能把李志平参加“乔志强黑社会组织”牵在一起呢？

5、刘永生，在1988年乔志强停薪留职做生意时的合伙人是刘永生（刑事侦查卷第三卷第三页乔志强笔录）。而刘永生1982年部队复员后，在保定市汽车四队上班后辞职，干个体，开过出租车、开过饭店，刘永生通过乔志强认识了乔志良，后来经常去南大街乔志强哥俩住处，关系逐渐近了，又过了几年，碰见乔志良，乔问刘永生：干吗呢？刘答：没事，呆着呢。乔志良就安排刘永生到侨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当“副经理“，开始干零活，当侨升公司拆迁裕华路“金街”时，刘永生为了侨升文化公司拆迁，在内部成立了一个拆迁小组，由刘永生负责，成员有张春阳、张涛、周文龙、苑新建等（见刑事侦查卷第11卷第6页刘永生笔录）。在刘永生侨升房地产工作期间发生了刘运青被伤害案，这与刘永生参与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6、满智辉，满智辉和乔志强并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何谈与乔志强一起“参加黑社会组织罪”？且乔志强和满智辉也根本没有工作关系和一般朋友关系。在公安刑事侦查卷第2卷第91页、92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表述：乔志良外号乔老二，他母亲多年前在保定市卷烟厂上班，我也在卷烟厂上班，慢慢地就知道乔老二„„直到2007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乔老二正在和别人下棋，我自认象棋水平不低，后来和他下了几盘，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我就开始经常去他住处（侨升大厦608室）跟他下象棋„„。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指控多名受害者不敢报案或隐瞒案情，致使部分案件成为隐案。严重妨害了当地的社会管理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乔志强没有《起诉书》指控的所谓隐案，也没有《起诉书》指控的1998年以来的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案件，乔志强发生的2009年的故意伤害案只是一起个案，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当然也谈不上败坏社会风气、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二、《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明确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立法原文：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本案的引发是乔志强的一起普通的故意伤害案件，却被冠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错误的侦查、起诉和交付审判，这一切源于民间一句话“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乔志强是鸡蛋碰了强权的石头。但是只要进入诉讼程序就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法律体制；要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要按照我国刑事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完成对乔志强的诉讼和审判。本辩护人对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人“扫黑除恶”的勇气和胆识表示钦佩，但是提起公诉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必须按照刑事政策、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严格界定的主、客观标准并按照诉讼程序进行，因为“打黑”不是“黑打”！

首先，乔志强没有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改革开放以后，乔志强树立起豪情壮志：男儿不展凌云志，空负平生七尺躯，他坚信顺势而为，抢先一步，谁先升起，谁就是太阳的战略理念，用从信用社贷款的4000元小本资金起家，经营小家电产品，一年一个新变化，年年都上新台阶，不断扩大经营增加积累，并以多元化、高品质、高效益的经营方针扩展实力，因实际原因，兄弟两人于1986年开始分开经营，各自发展。但他们相信自己、相信伙伴、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从而各自创业，同舟共济海让路，风卷红旗过大关，乔志强的弟弟于2002年12月经河北省建设厅批准，开办成立了保定市侨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已逐步发展成为保定市房地产业后起之秀。《起诉书》指控乔志强兄弟用“招揽”的方式非法获得土地是完全错误的，2006年1月公司经过政府审批购买了土地，位于恒祥北大街78亩开发建设了侨升金苑小区项目，该项目建筑面积8000㎡，18层结构3幢、多层等6栋，于2009年初基本完工。

乔志强的民营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他们的民营企业终于华丽转身，一飞冲天：公司多次出资赞助公益事业。侨升公司2006年出资赞助保定市南市区残联，北市区残联的残疾人登长城活动，充分体现了社会对伤残人士的关爱和帮扶。南北市区残联代表残疾人向侨升公司赠送了锦旗，侨升公司为活跃保定市文化事业，出资赞助保定市象棋大赛，河北省模特大赛等公益事业，繁荣了保定市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乔志强兄弟的创业之路彰显了他们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言败，永不退缩的大无畏的创业和拼搏精神。

其次，《起诉书》指控乔志强“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做了立法规定，在审判实践中，该“黑社会组织罪”一般具有四个特征：（1）从组织特征看：该罪组织结构较为严密，成员基本固定；（2）从经济特征看，经济特征明显，一般是靠犯罪手段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且又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3）从行为特征看，一般是经常性、多发性、系列性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打砸抢”手段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形成黑社会势力；（4）从社会危害特征看，应该是性质严重，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影响特别重大。

从以上四个法律特征看，乔志强一条也不具备，乔志强的侨升文化发展公司所有的证照、资质、手续齐全，他和他旗下的员工为丰富保定市的文化事业开展象棋比赛，二人转表演、模特大赛、卡拉ok等做出了突出贡献；乔志强的民营企业也是点滴积累、艰苦创业、守法经营而来，绝不是违法犯罪的“黑金”，乔志强这次案发，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且案发后投案自首。他从来没有进行过系列性、经常性、多发性的犯罪。乔志强这次被以“罗列”的多项罪名指控完全错误的。

针对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中的指控，辩护人认为指控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有法律依据。该罪的罪体是，从行为上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行为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这里的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倡导、发起、策划、安排、建立黑社会性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对该组织的活动进行策划、决策、指挥、协调；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成为其成员，并参加其活动。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必须首先要确定有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这是认定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成立的前提条件，乔志良的民营企业是合法的，资质齐全的企业怎么能是黑社会场所呢，乔志良的员工确有故意伤害和赌博行为存在，但怎么能说是黑社会成员呢，乔志强从没有组织领导过三人以上的黑社会集团、黑社会组织何以存在呢？既然没有黑社会组织，“皮之不存，毛将焉否”，乔志强又怎么能“参加黑社会组织”呢？

指控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具备法律客观条件。根据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

（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多严格地组织纪律；

（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及至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特征，作出了立法解释，对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某种程序的修正。根据立法解释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2）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从以上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以下六个特征。

（1）地理环境特征；（2）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

（3）按照企业或帮会等方式组织的犯罪组织，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成员（一般指3人以上），即为“人口条件”；

（4）内部的生产关系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相对立：其财产所有权是通过非法渠道取得，其成员通常是以所取得的非法收入作为生活主要来源，成员间系共犯关系，即为“经济基础”；

（5）政治上层建筑特征；

（6）其成员通常有明显的反社会心理，甚至干预政治事务，构成对国家当局的正面攻击，引起社会情况恶化，威胁国家的稳定。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形成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亚文化”。即“思想上层建筑”。

从以上立法、司法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检察机关《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无论是从主观故意、主体条件、客体、客观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法律上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有严格地构成要件的，首先是一个“组织”，其次才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从语法结构也可看出，“黑社会性质”是“组织”的定语，是限定“组织”的。

由于认定的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因此行为人组织、领导、参加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如果行为人领导、组织、参加的恐怖组织，则其行为就构成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如果行为人参加的是间谍组织，则其行为构成间谍罪，如果行为人组织的是邪教组织，则其行为构成组织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只要行为人具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就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不论其在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后是否从事了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综上事实理由和法律法规依据，证明了乔志强没有“参加黑社会组织罪”，该项指控不能成立。

三、《起诉书》指控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没有“确定、充分”的证据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该立法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事实为依据就是以客观的诉讼事实为依据，而诉讼事实是以诉讼证据来支持的。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确实”是对证据质量的要求，对同一事实，必须有排它的、唯一的诉讼证据；“充分”是对证据“数量”的要求，直接证据要求直接或者链条式达到证明要求和证明目的，间接证据要求环环相扣、形成证据链，从而达到证明要求和证明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还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0条、254条-260条之规定查明：

1、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

2、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3、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

4、有无附带民事诉讼；

5、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从本案提起公诉的诉讼证据上看，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没有全面、客观、深入、细致的收集和审查证据，对保定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指控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关联性没有认真分析、甄别，对保定市公安局存在的侦查活动违法行为没有认真监督；甚至对指控的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场所条件：保定市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司资质和涉及的工商档案中所显示的公司设立、公司登记、公司开业、公司章程、出资、验资以及年检情况都没有认真审查，就草率的把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四个公司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场所依托，这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消极、缺失和枉法。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没有诉讼证据支持，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乔志强参加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社会危害特征和主客观事件的诉讼证据，在众多的“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 中指控“乔志强参加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证据中都是“听说过乔老大点高了，黑白两道等等”这样的话语，如：刑事侦查卷第2卷第112页孙莹莹笔录：“我只是听员工说，乔家兄弟俩有钱，有势力，但我只是听员工们说，至于怎么个有势力法，我也闹不清”？再比如：刑事侦查卷第2卷第162页，王建宝笔录问：你认识乔老二吗？答：认识，他叫乔志良，有个哥哥叫乔志强，平时都叫他们哥俩“乔老大”、“乔老二”，但人家有钱，我和人家不能比，搞房地产有了钱，有了钱就比较张狂，有了名气。更比如：刑事侦查卷第4卷第35页何国华笔录，问：你认识乔老大和乔老二吗？答：不认识，只是听说。问：你知道侨升公司开展什么业务吗？答：他们搞房地产开发，他们拆迁并开发了裕华金街，并且购买倒手了燕赵大酒店，还开发了侨升金苑小区，他们开着红馆，红馆消费很高。听说里面黄、赌、毒都有，比较乱，听说他们在河北电影院三楼把一个业主打了，打了挺狠„„，在公安侦查卷中有大量的“不认识乔氏兄弟”，“听说过”、“没见过”“点高了”“黑白通吃”甚至把“居民造谣”“下岗工人拍手歌”这些传来证据、间接证据甚至民间传说，道听途说都拿来凑数，作为“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证据，是极不负责，极不严肃、极为荒唐和可笑的。

综上事实和理由，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法律支持，更没有“确定充分”的证据支持，该指控不能成立。保定市公安局、检察院之所以“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性和提起公诉，原因是乔志强等人故意伤害了公安局某领导的亲属而滥用职权，企图用“乔志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非法没收乔志强家族的合法财产。保定市公安局动用几百名警力给乔志强“罗列”与故意伤害案无关的罪名，并对侨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侨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侨达旅行社有限公司暨乔志强家族和已经离婚十三年的王春玲的不动产、现金、银行卡、车辆、存折、公司章程、公司证照、公章、电脑、个人银行卡、工程款、会计账目、档案、簿册、个人通讯录进行非法查封、扣押、没收、毁损造成乔志强家族所拥有的公司和个人财产巨大损失，其滥用职权行为比“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和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退还原主或者原邮电机关。

保定市公安局侦查活动重大违法，检察机关对这一滥用职权行为应予检查监督，对于“乔志强参与黑社会组织”罪应裁定不予受理，保定市公安局的滥用职权行为使乔志强家族痛不欲生，心音如鼓，思绪如潮，扼腕长叹，仰天长啸，乔志强的母亲王守英自杀未遂，继父精神崩溃，妹妹离家出走，200多名职工生活无着，下岗失业，乔志强的民营企业无法正常经营，严重影响了保定市的和谐与稳定的局面，直接关系到重大的保定民生问题，这一重大滥用职权行为在保定市乃至河北省和周边省份引起震动，乔志强家族和200多名职工随时有大规模进京访和越级访的大火燎原之势。请求受案人民法院追究保定市公安局刑侦指挥人员和涉案民警滥用职权的法律责任，解封返还乔志强所拥有的公司和已经离婚十三年的王春玲的侨达旅行社和王春玲个人的住宅、存折、银行卡、会计账目、公司证照、现金、公章、电脑主机、汽车、通讯录、装修押金，并赔偿所有损失。

四、《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故意伤害一案，乔志强故意伤害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且积极赔偿宁致生、吴金星人身损害赔偿，建议人民法院对乔志强故意伤害一案免予刑事处分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故意伤害宁致生、王振海、黄金松、周立波、吴金星。一方面王振海、黄金松、宁致生的伤情为轻微伤，周立波外伤未达到轻微伤的标准，构不成故意伤害罪，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而吴金星的重伤是王迪所为，乔志强有组织之责。乔志强愿意垫付承担王迪的民事赔偿责任。

五、《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组织卖淫罪不能成立 《起诉书》在第12页-14页指控了11起组织卖淫案件，首先，该案构不成组织卖淫罪。本案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之规定的“卖淫、嫖娼”行为，应处以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起诉书》指控的嫖娼行为和卖淫行为均发生在红馆以外的场所，没有确证证明是乔志强组织的，且11项指控证据均不确实和充分；即使《起诉书》以乔志强组织卖淫罪起诉，乔志强也不具备组织卖淫罪的主观特征，也就是说红馆是否有组织卖淫的行为、如何组织、在什么地方卖淫、嫖娼，乔志强主观上不具备故意。乔志强在红馆发包期内也就是《起诉书》指控的时间内他根本不知情。

《起诉书》中指控：2005年被告人乔志良投资注册成立“保定市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红馆至尊会所”，被告人乔志强、乔志良先后任法人代表，由被告人乔志强任总经理，被告人李志平任副总经理，协助乔志强管理，并曾承包红馆至尊会所。

本辩护人在2010年3月11日在保定市公安局定兴看守所会见乔志强时，乔志强对这一指控予以否认：“我经营的红馆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民警提示，只是为顾客提供喝酒、唱歌等服务，公安机关指控我在查账时有100元出台费，因为红馆我全部发包了李志平，由承包方李志平自由经营，自负盈亏，承包方每月给我250000元，李志平于2007年2月至11月总体承包红馆至尊会所，以后又有王军、孙莹莹于2007年11月至2008年2月承包，马静于2008年2月至2008年12月承包以后又有 “宝宝”和张志峰承包，在经营项目上我不再参与了。”

为求证公安机关指控乔志强组织卖淫罪不能成立。2010年4月12日，乔志强的另一名辩护人河北国存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锋在会见乔志强时，乔志强又重新提出“红馆”是承包给其他人经营管理的，而且在每次会议上，乔志强都提出要依法经营、拒绝“黄、赌、毒”。根据乔志强提供的线索，陈锋律师依法向其公司负责人葛海军搜集了一部分会议纪要、会议记录和承包合同等证据。同时，葛海军还提出了：还有大部分会议纪要、记录等资料已被公安机关调取，而且该公司电脑中也有保存（电脑已被公安机关扣押）。

葛海军提交给陈锋律师的证据有2009年8月31日、2009年9月1日、2009年9月4日的会议记录。

2009年5月28日、2008年6月2日、2008年6月22日、2008年7月10日、2008年8月4日的通知。

2008年5月11日的《包房最低消费打折种类》、2008年6月1日的《通知》、2008年7月14日的洋酒、红酒配送方案三份红馆内部文件。2007年2月1日鉴定的红馆《承包协议》《关于红馆历届经理、承包人的说明》

本辩护人认为：根据以上证据可以证实“红馆”曾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卖淫”行为，并非乔志强指使行为，根据罪责自负原则，不应由乔志强承担责任；且在《起诉书》指控的2007年4、5月份至2009年7月份的11起违法行为，乔志强已将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暨红馆先后包给李志平、王军、孙莹莹、“宝宝”、张志峰承包。

六、《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组织淫秽表演罪不能成立 首先，该指控的行为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9条第2款的行为，该款规定“组织或者进行淫秽表演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起诉书》在第14页指控乔志强在2009年5月和2009年6、7月间两起淫秽表演即使存在也是情节轻微的违法治安管理行为，不是犯罪行为；且在《起诉书》指控的时间内乔志强已将红馆整体发包给第三人，乔志强对红馆内是否淫秽表演并不知情，不具备主观故意，因此构不成此罪。

2010年3月11日，辩护人就这一指控会见了乔志强，乔志强对公安机关组织淫秽表演的指控予以否认：“红馆至尊会所有一个100平米的演艺厅，只是辅助一些散客和司机等人员观看二人转、蹦迪、模特等表演，其中也有艳舞，还有一种表演即女演员舞蹈的名称叫”钢管舞“，这种舞蹈在其他场所也有。且红馆我发包给了李志平，具体表演内容我并不知情”。

七、《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逃税罪在立案程序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应裁定中止审理，将此案交由保定市地方税务局进行听证、复议和民商事诉讼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在《补充起诉书》中指控保定市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2005年至2008年4月期间，在被告人乔志强授意下，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逃税总计3414031.84元。

该项逃税罪的指控不符合追诉逃税罪的程序条件，也就是说逃税罪是否有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应该有一个前置程序，既除暴力抗税外，应该由税务机关先行进行纳税申报和稽查的调查和听证，如果纳税人拒不申报或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才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6条“有犯罪事实发生可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立案条件将此案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也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报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款也规定了逃税罪进行刑事追诉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只有纳税人即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由保定市地方税务局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该款规定的罚款而不履行纳税人义务才能移交公安司法机关立案；《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也规定

（一）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三分之十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

（二）纳税人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该《规定》也是逃税罪在程序上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在纳税人乔志强的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纳税义务时才有刑事立案和被追诉的风险。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中指控保定市侨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2004年至2007年4月期间，在被告人乔志良的授意下，被告人乔志强伙同其他被告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逃税总计13565572.16元与事实不符。

乔志强不是侨升房地产的法定代表人，侨升地产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是乔志良，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9月，因乔志良身体不好，乔志强代管了一段侨升房地产，在乔志强代管期间乔志强加强了会计管理制度，积极纳税，补交税款。从2003年至2006年欠税80-90%，到2007年的10%，截止至2008年税务局，反而欠侨升地产400多万。税务局同志也对乔志强说：欠税不是问题，只要列出欠税数额，能补交就不是犯罪。

因此乔志强在主观上不具备偷税的主观故意。

2010年4月23日，保定市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接到保定市地税局关于逃税听证通知，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2010年4月25日做出“情况说明”（1）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2009年9月5日后已经停业、员工全部下岗；（2）公司的章程、财务账本、电脑主机、财务票据已经全部被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扣押、至今未归还，无法核对账目；（3）因财务人员已全部下岗，无法对税收问题进行核实，税务局查侨升文化账目是在公安局操纵下进行的，侨升文化公司无法确认。保定市地方税务局（2010）00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乔志强少缴的各项税款，一方面是税务部分单方面计算，没有经过双方确认且有公安机关违反立案程序掌控。2010年4月21日，本辩护人在会见乔志强时，乔志强认为税务部门单方认定的欠缴税款数额不对，侨升文化项目很多，主要收入来源是红馆夜总会其他项目基本没收入，红馆正式开业是2005年11月18日，从9月18日是试营业，到2006年是由公司经营。到2007年1月，红馆总体发包给李志平，双方协定有承包协议，也就是由李志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纳税也是李志平，合同条款很清楚。乔志强当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时都是按时缴税，该缴的缴，该补的补。税务部门规定按每月流动资金20%缴。乔志强的侨升文化，2005年资金流动不到300万，2007年李志平交了250万（税后），2008年不到200万，税务部门决定与实际不符，且李志平承包红馆期间应缴税款虽然没有做纳税人变更，但不应全部计算在乔志强身上。

根据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的修正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生活中，偷逃税的情况很复杂，同样的偷税数额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因此，新《刑法修正案》删去了偷税罪的具体数额标准，仅规定逃税纳税款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结合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作为定罪标准。同时，规定了初犯原则上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7条之规定：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因此，请求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对保定侨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乔志强逃税罪的指控，由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交由保定市地方税务局受理。且逃税罪即使构成犯罪，也一般是以单位犯罪且科以附加刑的罚金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条对单位犯罪规定的很明细不再详述。

八、《起诉书》中指控乔志强容留他人吸毒罪不能成立 首先，《起诉书》指控2006年以来的五起吸毒案件是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必应定性为容留他人吸毒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第3款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该案首先没有确证证明乔志强容留他人吸毒，在《起诉书》指控的时间、空间内，乔志强已经将“红馆”整体发包给李志平，“红馆”内是否存在吸毒，乔志强主观上并不知情，且即使“红馆”内存在吸毒行为，因乔志强不具备主观上的故意而不能认定乔志强该罪，乔志强更没有给吸毒人员提供吸毒工具，在“红馆”私密的包间内，如果存在吸毒所用的工具是饮料上的吸管和果盘上包装水果的锡纸，从《起诉书》指控的五起吸毒案件中，乔志强既不具备主观故意，也没有故意容留吸毒的行为。

尊敬的法庭：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法律体制，要贯彻落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完成对乔志强的定性和量刑，但是“打黑不是黑打”，辩护人有理由相信：保定市人民中级法院一定会准确适用法律，做出对得起法律，对得起人民，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公正判决。

辩护人：刘宏伟 2010年7月29日

第三篇：法官决策与律师策略解析

法官决策与律师策略

06-10-24 13:10 发表于：《苏商律师事务所》 分类：未分类 [2005年12月14日晚，“中国名律师讲坛”第四讲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讲。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卫清大律师应邀作题为《法官决策与律师策略》的专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张志铭点评，《中国律师》杂志主编刘桂明、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革、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吕良彪、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兵、北京东泽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军参加讲坛并致辞。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何兵律师主持讲坛。以下是吕良彪律师即席演讲。]

前面各位律师、教授们的演讲的确很热闹：桂明主编近乎溺爱的赞美让我深切感受到一位全国十二万律师打工仔的苦心与爱心；吴革（全国律协宪法人权委员会主任）律师今天说的还是关于公益律师的那一套，希望下回能来点新鲜的玩意（笑声）；年纪轻轻的运生律师（岳成律师长公子、北京岳成所主任岳运生律师）的谦和让我看到了未来大律师的风范；过一会我们极善“炒作”的秦兵律师的发言还很值得期待。而“律师型学者”何兵教授今天又再一次不厌其烦地给这个社会下着一贴叫做“司法民主化”的、听着特别诱人但天知道管不管用、会不会有太大副作用的药方。这给我的基本感觉就是：屁股决定大脑。（笑）屁股后面是什么呢？屁股后面是不同的位置，是不同的价值观与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声音共同构成了今夜旋律的美妙吧，正如法院的判决也总是由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声音进行博弈、进行战斗最终达成妥协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规律，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无奈的现实----八年的法官生涯特别是担任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经历，使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目前法官决策（抑或法院决策）机制中存在着太多非理性的因素，这给律师执业带来太多的困惑与无奈，以至于广大律师甚而至于钱大律师也不愿意甚至害怕打官司而热衷于非诉讼业务。但诉讼恰恰正是律师的最为基本的职能所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志铭教授在点评中振聋发聩道出了一个真理：力的平衡、理的出现。毫无疑问，只有诉讼各方当事人力量相当时，法律才可能发挥其应有作用。这种“角力”，在具体个案的微观层面上，表现为钱律师刚刚所提到的“你找关系，我找比你更硬的关系”，找来找去怎么办呢？何兵教授告诉我们说：最后大家就找“女秘书”吧，因为她管着领导。（笑）这种博弈在社会的宏观层面上，则表现为法治与人治的斗争、表现为法律与权力的斗争。只有我们每一个法律人、非法律人共同推动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使我们的法官真正能依法科学独立地决策，我们的律师也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我们的公民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钱律师的演讲让我深受启发，我想用九个字来总结和概括我关于律师策略乃至律师职业的收获与感受，诉讼中律师要解决好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怎么说”？“你是谁”？律师“说”的目的在于说服法官，帮助法官形成有利于本方当事人的内心确信；律师说的目的在于说服法院，使法院判决最大可能地吸收律师意见。不同的律师的说服能力显然大不相同，这主要取决于三点：

第一．律师“说什么”至关重要。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利、言之有责。钱律师在给我们分析的四川“天一大厦”案件中，一、二审律师对于争议的法律关系究竟是物权还是债权、双方的权利义务究竟是借贷还是合作建房等关键问题的不同把握，导致了一、二审诉讼结果的截然不同，也成就了钱卫清律师反败为胜的傲人业绩。

律师要“说”好，必须对案件有一个合理的预期。这就要求律师不应该是一个“单向度”的人，而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人。律师要把自己的理由说清楚说透彻，同时要能有换位思考的意识和能力，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对对方的理由与“武器”要有一个理解与掌握；律师更要努力设身处地地替法官考虑。中国的法院追求的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说白了就是案子判了后要努力上使领导满意，下使当事人能接受，而且又符合法律的要求，做了最“安全”、最低成本地解决社会纠纷，同时避免各方因对判决的不满迁怒己身。律师说什么要努力与法官达到和谐。毕竟，律师最首要的价值选择是说服法官，打赢官司；如果无法说服法官，就退而求其次，努力说服你的当事人，使当事人觉得请了你物有所值，甚至产生一种共同奋斗的悲壮与认同；如果连当事人也说服不了，那就试图说服旁听的媒体与群众，也许会给律师带来其他的收获。

第二，律师“怎么说”大有学问：

钱卫清律师在演示天一案件法律关系时画了一张图，清晰地表明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钱律师正是用这种直观明了的方式，将复杂的法律关系生动形象、一目了然地展示在最高院法官面前，从而很快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我们的法官，也赢得了诉讼。这对律师表达方式的多元化、科学化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很值得同学们借鉴。

我本人在做法律文件时，总是习惯于也总是习惯于要求我的助理给法官的基本诉状、答辩状等法律文书不要超过三张纸------我做过八年法官，深知法官和领导一样，耐心都是有限度的------要尽可能在排版很清晰的两三张纸里，把案件的基本脉络阐释清楚，帮助法官对案件有一个基本的把握。然后再用一个补充的答辩或代理意见，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证据和法律分析。这样让法官既能很清楚、很轻松地掌握案件总体情况，又能在需要时可以从你提供的法律文书中寻找所需要的素材。所以，良好的甚至力求杰出的书面表达能力是每一个律师必须努力具备的素质。

钱律师在演讲是举例说明了过于情感化的语言在法律文书是多么不适宜，所举的事例中那个律师在纸面上说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显然是不合适甚至是愚蠢的。但这并不可一概而论：在有很多旁听群众的审判庭上，律师华美的语言是可以起到很好效果的，比如今天在座的何兵律师在刘燕文诉北大案中的代理词堪称难得一见的美文；如果同样是这篇代理词，在只有一个法官两个律师的情况下去念，就显得可笑了。所以，律师的语言应用因时、因势而异，需要律师善于把握与调整。

钱卫清律师虽然很善于表达，但却一向习惯于惜言如金。人们总以为律师应该是能言善辩的，其实不然。我以为律师的能言善辩有以下几个层次：

一要“能说得出来”：是说律师要敢于把心中所想说出来，要敢于面对权势，把维护当事人权益的意见表达出来，不能因为私心，因为畏惧权势不敢说出自己应该说的话，不敢善尽自己应尽的职责。否则也就不配做一名律师了。

二要“能说得清楚”；能说清楚的前提是对案件的法律关系、证据、法理及法律依据有一个准确、清晰、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用准确、简洁的语言（最好是法言法语）明明白白的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让别人能够听的清、听的懂、听的明白。这是对律师职业素质的基本要求。

三要“能说得精彩”：律师要善于驾御和运用语言，要能做到语出惊人，妙语连珠，让人欣赏，令人折服，使人印象深刻。精彩的语言往往最能展示律师的职业能力与风采，迅速给法官、当事人、媒体留下深刻印象。“说得精彩”是一名律师举止、修养、能力等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也是律师开始成为“武林高手”的削金断玉的“宝刀”，具有极高的“杀伤力”与“战斗力”。然而刀剑锋利是一柄双刃剑，操作不当伤己亦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能说”往往是一个中性偏贬义的字眼；而律师无论对于权力掌握者还是当事人，往往都处于一种“低位”。常识告诉我们，处于“高位”者本能地不喜欢听到“低位”者过多的言论，即使是精彩的言论，有时也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四要“能说得得体”：律师的智慧要求律师懂得如何说服他人，懂得对于不同对象表达的方式与分寸，懂得在不同场合表达的尺度与态度，使人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接受自己的观点。同时，律师应该谙熟权力的运行的显规则与潜规则，法官同意你的意见时你要努力为他扫平障碍，法官不同意你的合理主张时你要知道如何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能说不如会说，说得“精彩”不如说得“得体”。这种“得体”体现着律师“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智慧，如杨过之“重剑无锋”却所向披靡。

律师“能说会道”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不说”：优秀的律师同时也总是具备相当社会影响力的律师，这种有社会声望与影响力的律师的出现本身，即让信息受众心中产生一种重视甚至期待，很容易注意倾听这样的律师的意见。此时，律师通过证据的展示，通过法条的规定，通过法理的阐释，无须多语，即可使受众在其引导下自然而然地形成律师所希望他们形成这“内心确信”。而且因为这种确信不是律师“说服”的，而是自己内心一步步主动形成的，所以更具说服力。“无言”的境界，正如内功深厚的高手，寓大道于无行，中正纯和而不戾，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拈花飞叶，莫非利器，以其修养气势令人折服，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

第三，“你是谁”说的是律师要认清自己的价值与社会角色，调整自己良好的心态；说的是律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人物”。

钱卫清律师的演讲首先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律师的价值。“天一保卫战”中，我们看到了律师谋略的价值，感受到律师运筹帷幄的尊严。我自己从律师到法官，又从法官辞职回到律师队伍，就是希望更自由、更独立、更有价值与尊严地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

在中国当今权力主导型的社会，律师处于一种“政治上边缘化、经济上软弱化、道德上庸俗化”的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要善于自我调适，正确认识，尤其是对于律师的忍耐，无论是面对法官、面对政府官员还是当事人，律师的忍耐是一种力度与智慧而不是一种屈辱，法庭中法官对律师的呼来唤去除却法官或律师个人修养的因素外，更多的是一种职业分工的特色。

“你是谁”更重要的是说律师的“份量”与“能量”。律师不享有任何权力，律师的执业权利只是一种请求权，钱律师还形象地以“求情权”来表示律师执业的无奈。律师的“你是谁”来自律师的品牌，源自律师的社会影响力。律师打造自身品牌提升社会影响力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其一，法律的方式：即律师通过为公众所关注或对法治进程有特殊意义“影响性诉讼”的代理，或是通过其他有影响的非诉讼法律业务，影响社会并为公众所知，如刘涌案与田文昌等等；

其二，政治的方式：即律师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或是参与国家的立法及宏观决策，从而影响社会并为公众所知，如秦兵律师的试图成为人大代表；

其三，文化的方式：律师同时理应是这个社会公共的、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理应通过电视、电台、报刊及网络等各种媒体，发出自己作为一个法律人应有的声音，倡导一种法治的理念，对社会事务进行一种理性的评判。如钱卫清律师的多本专著奠定了他的专业地位与影响力，再比如在座的何兵教授，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崇拜得不得了的，因为那时他就已经是网络领袖，坐拥大批粉丝呢。

志铭教授倡导我们都要努力养成一种“非功利性爱好”，一如钱卫清律师的书法。我想说的是功利与非功利总是相对的，也是可以相互转让化的。在座的几位律师都有着非功利的甚至公益性的追求，但这种追求无一例外地都最终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如钱律师的书法与写作、吴革律师的公益性律师事业、岳运生律师长期在央视的“为您服务”以及秦兵律师大名鼎鼎的二百零四条等等。

我们今天更多地是探讨制度、规则层面的东西。其实制度与规则的基础，在于现实社会的文化与传统，而文化与传统的后面则是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与一种敬畏之心。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一本犹太教的经书中的一句话：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我们所能够改变的东西，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忍受我们所不能够改变的事物，同时要有足够的智慧区分前二者。中国律师，是一个需要足够勇气与激情的行业，是一个需要足够耐心与智慧的事业。律师职业是一个充满自由、独立、尊严与价值的事业，也是一项充满挑战、风险甚至血泪的艰难事业。我们只有清醒而客观甚至是冷酷地看清一个行来，才可能更好地在这个行业内真正有所作为。

第四篇：重庆全面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

重庆全面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

2011-05-09system

日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律师阅卷管理规定》，明确刑辩律师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这是重庆法院全面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的又一举措。

据介绍，重庆法院在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上，坚持标本兼治，疏堵并重，通过既搭“连心桥”又筑“防火墙”的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减少司法不廉，提升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在便利律师阅卷方面，重庆高院还规定，代理民事、行政诉讼和执行、国家赔偿等案件的律师有权查阅所代理案件的有关材料、终结案件的有关材料，并针对法院严格安保措施后部分律师出庭不便的问题，专项明确律师持相关证件即可免安检进入法院审判区域。在采访中，记者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在“涉黑”案件审理中，全面保障全国各地共600多名律师参与“涉黑”案件辩护，法庭给律师的发言时间累计超过控方23.5%，对定罪量刑有实质影响的辩护意见在15件案件中被采纳95次。

“法官平等对待公诉人和辩护人，对律师在代理权限内发表的意见，制作裁判文书时应归纳评述并明确告知是否予纳”作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刚性要求，写入重庆高院与重庆市司法局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维护司法公正的意见》。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法官与律师这对敏感群体之间如何实现良性沟通？重庆高院有这样一些做法：重庆高院与市司法局建立常态工作联系机制，每年召开一次工作座谈会，相互听取意见和建议。每年年底重庆高院会同市司法局收集律师群体对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并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遇到有关法律适用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法院统一规范或明确指导意见的，可通过重庆市律协向重庆高院提出建议，法院应予答复等。

重庆高院出台了《关于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工作的审判岗位领导干部任职限制的规定》，全面调查法官配偶、父母、子女从业情况，对配偶、父母、子女在本地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实行了严格的任职回避。

在清理“显性代理”的同时，重庆高院通过与重庆市司法局共同建立“隐性代理”的信息库。重庆高院每年向重庆市司法局通报离任法官名单,重庆市司法局每年向重庆高院通报一次离任法官、法官近亲属“隐性代理”的情况。

第五篇：关于法官爱岗敬业演讲稿与关于法治的演讲稿

关于法官爱岗敬业演讲稿范文

曾经多少次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做一名法官?每当此时，我都骄傲地回答：为了公平，为了正义!。

法官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法官的职责是“行使国家审判权”。国家和人民赋予了我们审判的权力，把神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交给了我们，我们坐在庄严的审判台上，身着法袍，手握法槌，是何等地威严。我们胸前的徽章是国徽上镶着一架天平，国徽，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天平，代表着法律的公正与无私。要想胜任法官这一神圣而又特殊的职业，做一名合格的法官，就必须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势如冲天的浩然正气。

加强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让法官的浩然正气永保青春，这是我们法官队伍自身的要求，更是人民的期盼，社会的需要。要肩负起这一神圣地使命，我们法官怎能不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情，要为民所系;利，要为民所谋;权，当然要为民所用!虽然我们法官手上有人命关天，笔下有财产万千，但我们必须要做到肩上有法律尊严，心中有百姓冷暖。“坚持党的事业至上、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坚持宪法法律至上”，这是xx同志在中政委开展的政法干警“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对政法队伍提出的三项要求，它更是新时期我们人民法院工作的政治方向、司法宗旨、法治原则。

我们法官办案只有在坚持党的事业、人民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在忠实于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才能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会超然物外，坦然面对;才能把案子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做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高度统一。法官的权利来自于人民，我们应当把这种神圣的权力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决不能将其视为个人的财富或一种待遇。目标已经明确，道路就在脚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为名利所驱，不为金钱所惑，这是我们法官应有的价值取向。有道是“金钱是映照人们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这话不无道理，对金钱的迷恋和贪婪完全靠人的理智来支配，对待金钱的态度，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

我们法官接触金钱的机会很多很多，如果我们因贪图蝇头小利而忘记党纪国法，为小恩小惠而失大节，那将是法治的悲哀!我们应当牢记陈毅同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警言，淡泊名利，不畏权贵，甘于清贫，乐于俭朴，做“冰清玉洁”的护法人。优良品格的锤炼，来源于道德情操的培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勇于奉献，不为享乐所恋，这是我们法官必备的

高贵品质。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五光十色的社会里，一些腐败的思想乘虚而入，有多少领导干部经不起“灯红酒绿”的引诱，或栽跌跟头，或身陷囚笼，这不就是放松对世界观的改造，忽视对高尚道德情操培养的恶果吗?这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警示吗?

作为评判是非曲直、决断生杀予夺的人民法官，决不能随波逐流，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纯洁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加强党性锻炼，自尊自爱，防微杜渐，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为党和人们的事业公正执法、高效服务之上，做一个令人爱戴的“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对法官工作和生活最真实的写照。我们法官坐在庄严的审判台上，没有临场的喝彩，没有热烈的掌声，没有演唱会上摇滚乐的疯狂，更没有歌舞厅的喧闹与“潇洒”;我们出差办案挤的是公共汽车，坐的是火车硬座，住的是廉价旅店，吃的是简单方便面，有时还会被当事人辱骂围攻。

但是，清苦是我们法官的宿命，清白是我们法官的骄傲。虽然我们没有轿车、别墅，但却拥有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崇敬;虽然我们没有美元、护照，但却拥有做人的尊严和自豪;虽然我们囊中羞涩，但却胸有正气，身有傲骨;虽然我们家无万贯，但却心地坦荡，豪气冲天。

朋友们，为我们法官骄傲吧!为我们的法官欢呼吧!

谢谢大家!

关于法治的演讲稿

在恢弘的历史长河中，有一道最灿烂的风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无私奉献的群体.她，就是我们诠释着真、善、美的教育人。在“以法治教”的今天，我们又将为教育的春天注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的东风早已吹进我们的教育行业:《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相继诞生;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如期启动;农村学校远程教育工程顺利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已经落实;“一费制”改革稳步推进……教育人看到了未来，展望着美景。我们看到，体罚学生、滥定资料的现象没有了;我们看到，因家庭贫困而辍学的孩子又回到了校园。我们看到，今天的教坛涌现出来了数不清的李力、冯志远、郭立华、倪香云、殷雪梅、李文昌、孟二冬……

此时此刻，我心潮澎湃，面对着我热爱的教育事业，面对着“以法治教”的大战略，作为一名教育人，我想说：“以法治教”叫我们实行教育行为规范化、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以法治教”叫我们摒弃教育的陈规陋习，改变旧的工作方式;“以法治教”需要我们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媒体报道中我们还经常会看到：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教育问题、道德问题依然严重，学生安全事故频频发生;教师贫富分化严重，代课教师沦为教育的民工;农村教育举步维艰，择校之风愈演愈烈;教育鸿沟、教育的不公平已成为明显的事实。

面对这一切，我们是否该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这些问题的存在给孩子给我们给社会到底带来了什么?当我们在享受普法教育带给我们的美好生活的同时，是否也该为推进法治化教育做点我们该做的事?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呢?“以法治教”。对，“以法治教”，让教育成为桃李满园的沃土。

“以法治教”就是一面镜子，通过它的反射，来矫正我们每一项工作的偏差，升华我们的思想觉悟。

普法教育以来，我市政府投资3600万元修好了6所县城中、小学!此举不仅缓解了新近城区儿童就学的压力，更为进城务工农民子弟解决了读书难的问题。从此，这些孩子们不再感受到城乡的差别，不再体味到贫富的不公，享受到了起跑线上的公平。

今天的教育在“以法治教”的进程中，已焕发出她应有的生机和魅力。朋友们，船已离港，帆已扬起，让我们依法从教、行再法中，用我们的双手去装扮教育美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