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基督信仰

第一篇：蒋介石与基督信仰

蒋介石与基督信仰

蒋介石（中正）是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生前身后可谓毁誉参半，有人誉之为千古伟人，也有人毁之为独裁屠夫。作为基督的信徒，蒋介石则有他鲜为人知的一面。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名为志清，后为中正（孙中山赐名），字瑞元，号介石。他早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在孙中山信任与重用下，逐步跻身国民党的领导核心，后成为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成为基督徒，不得不提宋美龄。1922年，蒋在孙中山的寓所邂逅宋美龄，并一见倾心。此后两人交往五年之久。在交往中，宋美龄也将基督教信仰介绍给他。由此，蒋中正开始接触并了解基督信仰。1927年，蒋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宋美龄出身于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化家庭，其父宋嘉树为卫理会的牧师，母亲倪桂珍则是明代中国教会柱石徐光启之后。宋美龄向母亲提出她与蒋介石的婚事，倪桂珍提出，希望蒋能成为基督徒。蒋以诚相告，他不愿意为了结婚而作虚伪的表白，但愿做一个诚实的基督信仰的寻求者。倪欣赏蒋的坦诚，同意了他们的婚事。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宋氏府第，以教会仪式举行了婚礼，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牧师为他们证婚。蒋介石履行诺言，认真研读《圣经》。在岳母和妻子的指导下，他对基督信仰有更深的理解。1930年，倪桂珍临终前，蒋介石还没有受洗，但他在日记中称，因为岳母对他非常好，为了使老人在离世前得到一点安慰，所以他就在倪夫人去世前，说愿意受洗。另据为蒋介石施洗的卫理会牧师江长川回忆：“某日，战事进行中（注：中原大战），蒋先生被敌军诱困于开封附近，四面几全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降大雪，为此季节所罕见，因是敌军无法进迫。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蒋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反败为胜。”由此可见，蒋介石受洗归主，既有自身研读《圣经》明白真理，也有岳母倪桂珍的行为感召，再加上经历一些神迹奇事等因素才愿意信主的。1930年10月23日，在上海慕尔堂（今沐恩堂），江长川牧师为蒋介石施洗，蒋正式归入主的名下。受洗后，蒋介石开始过灵修生活，他每天必早上读经，晚上进行祷告。1936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蒋深陷险境，随时都有遇害的可能，因而心绪极度不安。据说他一直想着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及其在法庭所受到的凌辱，内心感到平安，才借此而挺过来的。12月22日，宋美龄亲赴西安，与张、杨谈判，解救蒋介石。蒋在《西安半月记》回忆到：“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注：耶利米书31章22节）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极深者，不可能也。”西安事变的经历，使蒋介石的信仰日益坚固。抗战期间，面临日寇穷凶极恶的进攻，蒋介石常为中华民族的命运祷告。他在日记中常道“惟愿上帝佑我中华，抗倭时期内不发生叛变而已。深信上帝必不负余夫妻之苦心也”“ 布置已毕，兵力已尽，时间亦已到，凡能人为之事已尽，我此后自当宁静淡泊以完成上帝之使命。”“江山依然，风景如古，战况国情凄怆万千，深信上帝必佑我中华，转危为安也。”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劝勉中国基督徒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他在《民国三十三年耶稣圣诞节告全国教会书》称：“我以为今日基督教徒不仅要信奉基督教的博爱教义，而且更要发扬基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们整个的国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标准与基督的牺牲精神。”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后，深刻反省在大陆的政策上的错误，调整了政策，促进台湾的发展。他这段时期的信仰更为虔诚，《纽约时报》曾报道：“他刻苦简朴的时日完全消磨在工作上，每日只有两次小小的间断，那就是祈祷和默想。......蒋总统黎明即起，清晨约七时，他已盥洗毕，或穿当日所穿蓝色之长袍，或穿一普通军服，然后进入书室，与蒋夫人同作早晨的祈祷。”蒋介石的牧师周联华也回忆说：“蒋介石和宋美龄每天早晨起床一定都会读圣经。”晚年时，蒋介石每逢主日，必偕夫人一起到台北市士林凯歌堂做礼拜；他最爱吟唱的赞美诗是《慈光歌》。在遗嘱中，蒋介石称：“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的信徒自居。”《文章来源于网络及弟兄姊妹推荐和投稿，版权归基督耶稣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 微信：rujianan1984 及时删除》

第二篇：读马克思传记论证马克思与基督信仰关系

从马克思的宗教信仰看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解读

读完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马克思在我心中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古板呆滞的老学究，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性情不羁、平凡真实的学者、斗士。马克思主义主张无神论，而马克思在青年时代似乎是个有着深厚根基的基督徒。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发生转变的？这点在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中并未详细提及，抱着好奇，我继续阅读了其他的文献。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是个有着深厚根基的基督徒，但又不缺乏理性与唯物。在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中提到马克思在学校时“宗教课程令人满意”，宗教论文和德文作文中“洋溢着要通过一种方式把人的个性完全发展出来的热情”、“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为人类整体谋福利”。这些正是基督的精神。马克思从高校毕业时，他的文凭里注明了他的宗教知识：“他的基督教理知识，是明晰、且相当有根基的。而且，他对基督教会的历史非常了解。”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虽然信仰上帝，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持自然神论观念。所谓自然神论，即“那些只承认一位上帝，不接受任何启示宗教的人们的观念”。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也都是具有一定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神论者。可见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虽然信仰上帝，但是却规避宗派主义，脑中已有了理性、唯物的观念。

马克思基督观念的转变。马克思高校毕业之后，Moses Gess 在将马克思引导向社会主义信念之前，马克思已经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有文章研究分析称马克思为“撒旦教”——马克思在其学生时代写的剧本《Oulanem》中证实了那类文章的观点。《Oulanem》中描写了撒旦教的“黑色聚会”，人们的纵欲狂欢，以及马克思担任的角色Oulanem对全人类的诅咒。马克思写作《Oulanem》时，这位年轻的才子仅 18 岁。此时，他没有幻想要为人类、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服务。他想毁灭这个世界，以世界的震荡、剧痛、**为基础，建起他的王座。马克思曾有基督的观念和信仰，可是却没有付诸实践。马克思在大学时代纵酒作乐、斗殴闹事，“他花钱一直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这显然不是一名基督徒的作风。由于马克思花了大量的钱用于娱乐，所以他与其父母存在很多矛盾冲突。

马克思有种族歧视。马克思不仅憎恨犹太人，也憎恨德国人。他声言：“只有棍棒才能唤起德国人。”他惯于谈论“哑的德国”，并称“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像街头小贩。”最后，他又说：“德国全国性的狭隘思维真令人厌恶。”（A.Kunzli《马克思心志》）他认为俄国人是最低等的民族--“一个野蛮种族”，又将斯拉夫人称作“种族垃圾”。这又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公义”和“爱”不符。

马克思似乎从来没有否认过上帝的存在。马克思更多的是为所欲为的生活，不受基督教教义的束缚，但这并不能表示马克思否认上帝的存在。马克思是反抗神，他的诗词中曾写到：“我渴望向上帝复仇”（一说马克思已入撒旦教），而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即前提是神存在。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仆人曾描述过马克思晚年的情况：“他是一位对神有着敬畏的人。在他病重时，他惯于在房间里，在一些燃烧的蜡烛前独自祈祷；围绕他头部的伤痕就像带子一样。”与此矛盾的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他梦想消灭所有宗教，不仅包括基督教，同样也包括了撒旦教。

信着神的存在，却又公然反对神，为此只能用狂傲不羁来形容马克思了。或者说，马克

思的“理论”和马克思本人的行为或“个人想法”不尽相同。同样，马克思提出了伟大的经济法则，可他却浑浑噩噩，似乎永远生活在贫困中，其中一点是“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60年代又收到的一笔笔大数目的钱财”。

我觉得马克思是以为伟大的思想家。因为马克思提出了或者总结了过去所没有的理论，并且在现实中取得了成功。但马克思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跟许多普通人一样，他的行为与思想中总有充满矛盾的地方，就比如他的神的认识。

无可非议马克思是伟大的，但同时也是悲哀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成家后长时间贫困潦倒的生活，而是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过多地被错误地解读或者被人为的断章取义。马克思本人曾说，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德国、法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内一些自称“搞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言行让马克思、恩格斯感到不满、厌恶、愤怒，那句话是为了同他们划清界限才这样说的。

而可悲的是对马克思主意的误解在近百年来仍是存在。例如苏联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在朝鲜，马克思主义成了实实在在的为个人崇拜和家族统治服务的思想工具。就在当今的中国，大多数人对马克思的认识是：马克思创造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正在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代替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中国将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并且到时候生活将是多么多么美好等。而实际上呢？我认为马克思对经济的理论和看法是正确的（在一些国家的失败尝试只是因为没有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提出的对于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共产主义社会，我想这只是个假说，或者美好的想象——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大价值——我觉得，它否认了人的本性。马克思骨子里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这在上文他对信仰、对神的态度上即可看出来，他的理论不断号召工人阶级去为自己的权益斗争。马克思主义在被中国的共产党人解读后，对于“斗争”的认识更加变本加厉了。就说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他有句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是呀，新中国确实是在暴力革命和不断的斗争中产生的，我不否认这种斗争精神。但是这种与天地人“斗争”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对自然和人文缺乏敬畏。大跃进中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中毁坏文物、打击文人、对一些组织和游行采取极端的方式镇压等，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与利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缺乏人道主义精神，这点在中国一些“不为人知”的现状中显而易见。中国官员的腐败不是个别现象，我觉得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敬畏、“天不怕地不怕”。我不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相反，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误解，反而会害了中国。

第三篇：《蒋介石与美国》读后感

《蒋介石与美国》读后感

本书选择的切入点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由此展开这桩政治色彩鲜明的婚姻以及传奇女性宋美龄对蒋介石今后一生政治生涯的影响。

蒋介石由早期的亲日、联苏走向亲美，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宋美龄的影响。他曾经借由美国之手走向世界舞台，也曾在被其抛弃时饱受羞辱。中美关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从记录中，我们或许得以一窥历史的启示。

书中一开始引用了蒋介石写给宋美龄的求爱信：“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这封求爱信写于蒋介石被逼下野之后，措辞恳切热烈，同时在言语之间也适度收敛了贪婪的野心。当然，打动宋美龄芳心的不只是这一封求爱信，自然还有蒋介石的远大前程。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这一婚姻被当时的媒体精要地概括为“中美联姻”。

蒋介石出生于中国传统家庭，而宋美龄则自幼在美国接受全面的西方文化教育。书中提到：“她的英文说、写流利，是地道的美国南方风格，她从思维习惯到生活方式都已‘全盘西化’”。这也奠定了宋美龄崇美、亲美的思想接触，更重要的是，这桩婚姻直接影响了蒋介石之后的政治生涯，甚至是间接影响了之后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

蒋宋联姻带给蒋介石的不仅是美貌与财富，书中引用海伦·福斯特·斯诺在《近代中国妇女》一书中的一段话说：“显然，这门婚姻是在蒋中正、洋化华人和洋人之间沟通联络的一条渠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宋美龄是中国旧传统的一个人质，是家族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维持信义的一项保证。但蒋中正是一个神气十足、仪表堂堂的军官，他个性强悍，雄心勃勃，他们两人没有理由不能成为一对恩爱的夫妻。”同时议论说，蒋宋联姻是蒋介石针对当时的政治困境实行“以退为进”战略中积极地一步。而事实证明，这桩婚姻也确实将蒋中正带离了他政治生涯的一个低谷，帮他摆脱了被迫下野的尴尬境地，将他重新推向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而这仅仅还是第一步，蒋宋联姻更深远的影响是促使蒋介石把自己的政治赌本从押在日本转为押在美国一方。中国近代的各派军阀势力背后无不是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才得以生存，而蒋介石借由宋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赢取了美国作为其今后在政治斗争中的后盾。同时，美国在国际间的崛起也为蒋介石提供了更加强大的政治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联共抗战，而宋美龄则参与了抗战初期的中国空军建设和对美国的宣传工作。由于宋美龄的不懈努力和无与伦比的外交能力，当时的中国空军迅速具有了一定规模，并且赢取了援华美国空军陈纳德上校的全力支持与帮助。在这里书中详细描写了陈纳德对雍容得体，优雅大方的蒋夫人强烈的第一印象，以及之后陈纳德完全为宋美龄的工作态度和个人风度所倾倒，成为了宋在空军建设中的得力助手和崇拜者。宋美龄的外交手段以及对美国人的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

从抗战初期对于美国远东政策的不满，到宋氏三姐妹联手对美宣传，在美国掀起空前绝后的“外交旋风”，加之随之而来的美援和道义支持，宋美龄在中美关系上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她精通英语，通晓西方文化，充当蒋介石与美国联系纽带的同时也充分博取了美国民众的好感以及对中国抗日工作的同情。

开罗会议是蒋介石跻身强国领袖的一个标志，罗斯福为了利用中国战场牵制日本而把蒋介石捧上国际舞台。表面上看，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一夜之间飞升，从累受屈辱的殖民地国家一跃而成为能与美英苏相提并论的“强国”。而实际上弱国无外交，此时蒋介石作为中国领导人仍然只是大国的棋子，任人摆布。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与列强“讨价还价”，尽可能地赢取了一系列对中国有利的条件，极力减少中国在战争中的损失。书中特别提到了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的秘密会谈，这次会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后起草的《开罗宣言》基本就是以这次秘密会谈为依据。蒋介石在会谈中提出要求收回东北4省、台湾和澎湖、辽东半岛的中国领土，并要求一并归还大连、旅顺二港。

而书中也提到蒋介石在说到琉球群岛问题时提出了国际共管的原则，希望战后由美国和中国共同管理琉球群岛。这一举动对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极为不利，而此后在这一问题上，蒋介石受到了中国学者的严厉指责。会谈中罗斯福和蒋介石在战后东南亚各国的处置等一系列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约定战后中美将订立某种共同防御的协定。

然而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友好会谈背后，罗斯福仍然对蒋介石深怀不满，本书引用了会谈后罗斯福对儿子说的话：“事实上，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个要点：我们必须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队。”可以看出美国拉拢蒋介石的唯一目的仍然是出于对本国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对于战争的态度一向是尽可能地使战场远离本土，而利用中国的力量牵制日本军队则不啻为当时战局下的最佳选择。

在开罗会议中，宋美龄以蒋介石夫人与翻译员的身份出席了所有会议和宴会，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书中特别举例提到，宋美龄曾经指出了身为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宠惠在翻译《开罗宣言》时的一处细节错误，由此可以窥见宋在蒋介石与欧美列强交往时起到的重要作用。

开罗会议取得的成果令中国国内为之一振，中国各界人士和欧美各大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宣扬开罗宣言对于战局和未来世界格局的重大意义。开罗会议可以说是蒋介石与美国交往史中的一个里程碑，美国藉此向战乱中的中国展现了一个无比美好的前景，而这个虚幻的未来却在德黑兰会议之后化为泡影。

书中提到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国达成协议，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将开罗会议上决定的中、英联合反缅甸的计划一笔勾销，决定将兵员、物资转移于欧洲战场；斯大林答应美国于击败德国后出兵中国东北，但条件却是中国东北铁路和港口的特权，对此罗斯福均表示同意。

就这样，蒋介石被美国出卖，却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错误，而随后到来的太平洋战争则揭开了历史上美蒋争权的一页。

美国需要让中国继续作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以中国战场消耗日本的实力，从而减少美军的伤亡。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1942年1月3日，由罗斯福提议，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联军部队总指挥的任务。蒋介石对此喜出望外受宠若惊，却从没想到这个头衔只是一个虚名，书中引用《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中的话说：“为了让蒋介石具有正式地位，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请他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打算派盟军到中国作战，这等于是告诉蒋介石他指挥的范围仅限于他本国的军队。”即便是蒋介石的中国军队，美国也想插一手加以控制。

这时史迪威被美国方面任命为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书中提到史迪威坚决执行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而这一举动直接危害了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利益。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勾心斗角从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与美国在战争主控权上的斗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史迪威在访华的过程中甚至在汉口见到了共产党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书中提到他与周叶二人共同进餐，并对他们产生好感。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致地坦率，有礼貌，友好而直截了当，和穿着皮领子，靴子上有马刺的国民党新式拿破仑形成对照——这些人只是装模作样和傲慢”。

而相反，他对蒋介石的印象非常不好，他在日记中对于蒋介石的评价是：“他没有做些事情的意图，或者他对与一等强国作战应如何做准备的意义全无理解。”

史迪威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与战局的混乱有着充分的理解，而他的字里行间又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蔑视，具有极为强烈的主观色彩。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特殊身份决定了美国与中国很难协调好两国利益。

随着英国与日本对战的惨败，中国军队在美国的引导下入缅作战，以惨烈的代价击溃了日军，战果卓著。但是战场上随之而来的失败又进一步激化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书中说道中国军队在混乱的指挥和不良的协作下，付出了十分昂贵的代价，10万远征军付出了6.1万人伤亡的惨重损失，生还者仅4万人。

由此见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依然只是利用中国军队的血肉顶住日军的枪口，史迪威利用美国的军队拖延战事，造成极为惨烈的伤亡，直接导致了后来愈演愈烈的史蒋冲突。由此开始的一系列事件，直至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再到最后蒋介石向美国方面要求调回史迪威，这一时期蒋与美国的关系如同行走在刀锋上，微妙而艰难。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使得美国舆论起了微妙的变化，美国国内渐渐有了反蒋的声音，一时间美国兴起了对于共产党的同情。

而赫尔利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来华访问后却站在蒋介石一边，随后美国政府便确立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从表面上看，美国为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一举动确实符合蒋介石政府的利益。而实际上美国却只是为了扶植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而利用蒋介石的反共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的对华政策间接助长了中国内战的危险性。帝国主义不会使中国富强，列强只是借由国民党政府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随着日本的全面投降，中国打响了国共战争。美国对于蒋介石的慷慨援助激起了其军事剿共的想法，由此，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

而此时虽然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内战很不满意，却依然继续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政权。美国把赌注押在国民政府，自然不愿意看到蒋介石在国共战争中失败而丢掉中国。

对共战场的形势日益恶化，在战争中蒋介石低估了毛泽东的军事实力，从而造成了轻敌和盲目乐观。国民党政府一迁再迁：由南京而广州，而重庆，而成都，为了赢取美国的帮助，蒋介石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出卖中国主权利益的商约和协定，可甚至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刻，美国政府仍然在是否大力援华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宋美龄在美国请求援助时遭受的冷遇更是反应出此时美国政府对于一个正在瓦解的政权的冷淡。

书中写到，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进一步表示了美国对于蒋介石政权的失望，表示美国不再支持蒋介石政权，从而宣告了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彻底失败。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逃亡台湾。蒋介石从权倾一国的权利高峰跌入政治生涯的低谷，而这时美国却在还台湾问题上雪上加霜。

书中引用了江南在《蒋经国传》中的描述：“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1950年的台湾6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30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

被美国抛弃的蒋介石在这一黑色时期中痛苦反省，他承认了过去对于美援的依赖心理，同时更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需要自力更生才能不仰人鼻息。他的感想十分深刻而有意义，其在之后与美国的接触中也明显多了许多勾心斗角和暗中争权。

本篇读后感引用了《蒋介石与美国》中第一到七章的部分内容，论述了美国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起到的部分影响。从开罗会议到退守台湾，美国把蒋介石推上过权力的高峰，也在其危难时落井下石，成也于此，败也于此。

究其根本，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其行动的根据必然是本国的利益。把美国作为强大的政治背景固然可靠，然而用主权换取经济援助的行为则极不可取。

纵观这一段历史，美国在反共问题上对于蒋介石的背叛固然将其推向人生的低谷，然而也不失为对蒋更至于对全民族的启示。一个饱受欺凌的民族，如果想要屹立于世界，那么必然要靠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必然要以自己的双手去劳作，否则仰人鼻息，为人奴役，则永无出头之日。

最后选用本书结尾引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的一段话作为总结：切勿存有依赖心理和失败主义，不顾身之力量而专看外人之颜色，以便重蹈大陆沦陷之覆辙；昔在大陆以依赖外援而沦陷，今日在台以不需经援而图强，于是经济反得自立自足。今日基地已有自保自强之道，而乐观奋斗之心理，亦由是建立。

第四篇：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

杨奎松：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

2011年11月08日08:21人民网杨奎松

[导读]由于二人的出身、学历相对都比较低，这导致他们明显地存在着某种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来两人都成了党的领袖，我们看他们的日记或谈话，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文章整理自杨奎松先生在北大博士生联谊会上的讲座——“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

他们的出身都属中间阶层

蒋介石出身于普通盐商，祖籍浙江奉化镇，地位不太高，财富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毛泽东的的家也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亲辛劳了一世，才把家业弄到了富农的程度，在当时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较全国状况而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出身状况颇为相似，都属于当时中国的中间阶层。这样的出身，后来却都成为了最高领导人，这之间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他们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

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景也很相似。简单地说，他们两个人即使在当时条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国内也陆续办起了一些大学，这些留学生和大学生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菁英的一个群体。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仅仅受过中等教育。毛泽东是小学毕业后入了师专，毕业以后又去当小学教员。那个时候的师专，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即初高中水平。蒋介石名义上读过军校，其实也只是培训式的速成学校。蒋后来的师爷们把蒋说成是日本士官生，结果台湾的李敖一考证，日本士官学校根本就没有蒋的名字。蒋当年从保定速成学堂转去日本后，上的只是一个补习班性质的军事补习学校，叫振武学校。毕业后，他再没有入过军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个炮兵部队做了一段“弼马温”，就是养马的兵。蒋介石受的教育显然也是一种初高中水平

这两人的教育状况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们之所以没有再谋求深造，实际上也是他们两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曾经是有机会像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那样去国外勤工俭学的。但是，所有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却坚持留了下来。在这方面，蒋介石与毛泽东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他们小时候都颇具反抗心理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气质之相似，可以从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来。比如，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说他们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们的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并不是

响，应当没错。

为何他们没能成为“同路人”？

由于二人的出身、学历相对都比较低，这导致他们明显地存在着某种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来两人都成了党的领袖，我们看他们的日记或谈话，也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地位时，自然会形成很强的自尊心。既然毛、蒋二人都受到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赞同过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主张，他们为什么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大概要注意到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跟随孙中山，加入了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后来这个党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这是个有相当长的革命经历的政治团体。而它明显地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同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而且因为这两个党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的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显然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它在许多年里，其实始终是依靠海外那些爱国的华侨的赞助和参预生存发展下来的。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一直到1919年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它的势力虽然在国内逐渐扩大，吸收的却大都是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属于有“恒产”，即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的那一阶层。因此，他们的许多理念都与孙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希望用些社会主义的措施来抑制资本主义的弊病滋生。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它从一开始成立，就将自己的基础公开地放在中国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当中，公开地反对有钱人，主张用暴力的手段，通过剥夺富裕者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达到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目的。

由于两党依靠的阶层不同，他们的利益和政策目标也就不同。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建国的目标，到处找外援，最后不得不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党内很多老党员的反对，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两个党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策目标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加入到这两个党当中去，其成长时所受到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的。蒋介石再激进，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苏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他所依赖的那个党所给予他的影响毕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蒋介石的思想再激进，最终也还是会服从于国民党的政策需要。何况，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些深具抱负的人，组织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实现其鸿图大志的看家本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某种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弃对组织的依赖。蒋介石最后会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并不是他没有或不曾有过激进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其抱负心和利益使然。

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种政党组织。他因此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观念。这套观念从俄国传进来，争取和依靠的对象是工农大众。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表示过自己不同于国民党，并且优越于国民党的这种态度。以后的国共合作，两党之间之所以会发生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根本上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心态在起作用。我们从1923年至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毛泽东对国民党工作的重视和深得国民党领导人赏识的种种情况。这甚至使他在共产党内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同样是抱负心很大，并有志于依靠党的组织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他当然不会因为国民党人的重视和给他较高的职位，就转到国民党一边去。从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人的成长过程来看，由于他们加入的组织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响不同，也就使他们最终所选择的道路大不相同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这里只能是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他们有着相同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们二人成长中那些颇为相近的方面。由于二人的出身、学历相对都比较低，这导致他们明显地存在着某种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来两人都成了党的领袖，我们看他们的日记或谈话，也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况下，强烈的自卑感往往会与很强的自尊心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地位时，自然

只可惜，当年帮助过毛，或者看重毛的这种大知识分子太少了。因此，毛泽东只记住了一个章士钊，而对其他的教授、专家、社会名流印象很不好。毛泽东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总是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和“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的道理，并且总是自诩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动“小人物”来打倒大人物。当然，我们也不应当回避，这种情况也与当年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有关。建国以后，我们经常会谈论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之所以会谈论，就是因为不好摆。我们过去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从阶级论的角度，知识分子算不得是什么阶级。于是就有了“毛”和“皮”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这堆“毛”，究竟是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呢，还是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呢？多数知识分子当然想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问题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列宁早就讲过：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你要想改变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为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3）自卑感导致强烈的自尊心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强，与二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也有些关系。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受尽外国列强的侵略、欺压和凌辱，经常都会受到亡国亡种危险的刺激。因此那个时代的许多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和悲情意识。毛泽东是如此，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当政时，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不够强硬，妥协退让，甚至有丧权辱国的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不爱国，不是民族主义者。从1928年“济南惨案”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抗日战争等，我们注意一下蒋的日记，就能够知道，蒋介石内心里对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是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处理和共产国际，特别是和俄国人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很强势地坚持过独立自主。比较一下蒋介石，他在处理与美国顾问的关系时，又何尝没有相同的表现？美国总统派史迪威将军到中国战区来做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非常看不上蒋介石，对蒋不尊重，再加上两人在如何使用中国军队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常闹矛盾。最后史迪威极力想取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于是把状告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罗斯福也一度想要压服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意见。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压力，蒋介石硬是冒着破裂与美国关系的危险将这个四星将军赶走了。

有一位北大的老师在课堂上曾经讲过这样一则传闻。说的是新中国在保卫南沙群岛的斗争中，曾经不得不从黄海和东海调舰队前往南海。从黄海和东海穿过台湾海峡速度会快得多，否则绕公海就要耽搁很多时间。当时，中共中央在讨论要不要冒险走台湾海峡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他说：没关系，我相信蒋先生是爱国的。其实，不管我们在过去怎样讲蒋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内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未必十分真实，但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事实上，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讲到过，蒋家父子是爱国的，并且试图团结蒋介石，搞联蒋抗美。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对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执政党与革命党由于所处位臵不同，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不一样，因此，当面对重大危机之际，它们所选择的作法很可能不会一样。革命党可以把口号喊得很高很响，因为它不需要承担执政党的失败责任。然而执政党却有它的难处。我们今天批评蒋介石30年代不该搞“安内攘外”的所谓“国策”，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国家都要亡了，你还要镇压异己势力，岂不是不讲民族国家利益？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蒋介石和执政党当时的立场来看问题，不完成国家的统一，听任地方势力武装割据，甚至你在前面抗战，他在后面乘虚而入掏你的老窝，你又如何集中精力来抵御外侮？这种问题，对于当年许多国家的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件很难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实，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这种政策最后是否达到了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距

毛泽东是诗人，但同时也是农民。这在军事上就构成了毛泽东的重要特点。那就是，他一方面相当注重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又注重战略，往往会有超人的想像力和魄力，不墨守陈规，敢于冒险，不怕打烂坛坛罐罐。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也会极大地影响到两个人的成长和成功。比

不过，毛泽东军事指挥上更突出的地方却还是他作为诗人的浪漫主义的那一面。因为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他从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官的具体指挥行动。我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围棋，大概不会，但是他之善于布局，确有信手拈来的架式。1944年欧洲战场刚刚取得胜利，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战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问题了。为了造成牵制国民党的有利战略布局，毛泽东硬是冒险将延安的两个旅从国民党和日本人占领地之间塞到湘粤边界一带去。此举虽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终没有实现，但毛泽东注重战略布局的特点反映得非常清楚。1946年国民党坚持在东北大打，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用的也是同样的战法。尽管冒险，但却相当有威胁。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战役，更是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战略家的特质。他灵活地在战役指挥中使用运动战的战法，大胆地调动部队迂回穿插，忽儿内线，忽儿外线，这些战法不仅在蒋介石那里无法看到，而且习惯于墨守成规的蒋介石也难以适应。毛蒋对抗，蒋介石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当然，蒋介石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成规，也有它的好处。蒋去台湾后始终坚持稳定高于一切，对台湾的经济建设就有相当的帮助。然而，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政权很快巩固之后，不再有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之后，其特性中浪漫主义的一面就很自然地更加显露出来。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种运动，结果是使得人们始终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几乎没有可能集中精力来搞经济建设。大陆在经济上之所以越来越落后于台湾，与此不无关系。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的成功另外还应当提到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因过去的经历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对社会的认知和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态度也颇不相同。毛泽东向来是比较倾向于下层劳苦民众的，喜欢到农民和贫民当中去，并且能够乐其所乐，忧其所忧，甚至听到老百姓受苦就会难过，掉眼泪。但他对富裕人家或社会中上层的喜怒哀乐就远没有那么关心了。这一点与蒋介石恰好相反。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蒋介石到工人、农民当中去？什么时候见到蒋介石关心穷苦百姓的生活和命运？从来也没有。他嘴里也讲过工农士兵，也讲过人民，但他真正重视和关心的只是社会的中上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统治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在台湾却把经济搞上去了，与蒋介石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态度是有关系的。蒋介石是沿海的盐商出身，他对经商自然从小就不存恶感。沿海生长的经历，更使他相信与外界交往是好事。他出过国，去过日本，知道日本军事了得；去过苏联，知道苏联军队能打仗。因此，他非常看重外国的专家。为蒋介石工作过的外国军事专家从苏联，到德国，到美国，到日本，应有尽有。退到台湾后，他自然更是主动邀请外国专家到台湾来帮国民党设计经济发展的方案。蒋介石在上海做过股票生意，以后在统一国家的战争中，不能不倚重各种专门的人材来帮助他筹集经费，因此他很知道专门家的作用。国民党人执政后，大量接纳经济、文化、法律各种知识分子和专家入阁当部长，并非偶然。当然，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大知识分子、专门家通常也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他们也愿意为国民党这种执政党服务，国民党从巩固政权和加速建设的角度出发，也乐于倾听这些人的意见。因为国民党相信这些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才是国民党最为稳固的社会基础。

不过，过于重视社会中上层的利益，使得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如土地改革。因为它依靠的阶层是有衡产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有相当部分生活在城市，却在农村有土地。要搞土改，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人的利益。国民党虽然几度想要搞减租，但真正推行起来，还是阻力很大。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在中间阶层这一点不无关系。共产党则没有这样的负担，因此它也很容易得到中国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农民的欢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得不到农民的拥护，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这种情况到台湾以后却改变了。因为国民党到台湾，与当地的地主及富裕阶层并无多少关系，牺牲他们的利益很容易。何况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用的还是孙中山的赎买的办法，台湾那些靠土地吃饭的地主，多数也乐得拿政府买土地的钱或股票去投资工商业。结果是农民土地问题解决了，工商业也发展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一个社会阶层也没有因为土改而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反而在其他方面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五篇：与信仰对话

与信仰对话

信仰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正如雨果所说，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在与信仰对话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信仰。很多人会说我很迷茫，找不到自己的信仰，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学生，都被称作是“迷惘的一代”。如果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认为是比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还要可怕的事情，因为至少我们知道只要关上魔盒就行，但对于无信仰的自己却无从下手，束手无策。我们正青春，是朝气蓬勃的太阳，身上隐藏着无限的潜能与爆发力，所以迷茫的少年们，静下心来，去追寻内心深处的那份埋藏已久的信仰吧，它会指引你走向光明，去感受让人心醉的信仰之源，带你追上幸福的脚步。有了信仰，我们开始与信仰对话，可是该如何与信仰对话呢？答案只有自己知道，因为每个人选择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是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泰戈尔曾写道，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可见，与信仰对话，是需要行动的。其实，我现在站在这里，也是一种与信仰对话的方式，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与潜力，我相信信仰的力量。这只是对我而言，信仰的力量是怎样的，还是需要大家亲身体会的。我的演讲内容不多，因为我相信信仰是需要我们去追寻的，而不是只在嘴上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