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武大校长刘道玉致清华

第一篇：原武大校长刘道玉致清华

 原武大校长刘道玉致清华：什么是一流大学？

清华大学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party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 1 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汕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怎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 2 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ZF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 3 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不能像某重点大学party委书记所说，他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学。这完全是误导，相似性仅仅只是按照形式比较，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作。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和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的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3年前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办学理念，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达到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塔，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则是众多的普通大学或者技术学院能够而必须承担的任务，而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

第二篇：原武大校长刘道玉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

清华，您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

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汕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怎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

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ZF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不能像某重点大学党委书记所说，他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学。这完全是误导，相似性仅仅只是按照形式比较，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作。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和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的超越自我。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3年前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办学理念，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达到大

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塔，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则是众多的普通大学或者技术学院能够而必须承担的任务，而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

第三篇：武大原校长刘道玉

武大原校长刘道玉：中国之大竟容不下一点风骨和教育的理

想

为什么他要辞掉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的职务回武大当校长？为什么他被中组部内定为团中央书记却无意留连？为什么他被推荐为武汉市市长时要极力推却？1988年李铁映让他去国务院负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为什么他要婉拒？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邀请他去当校长，为什么他也不去？

为什么教育的官员，武汉大学的官僚都要联手封杀刘道玉？为什么老校长办学不成，连在武大的演讲也要被封杀？我们国家对教育家就是这样的吗？我们只需要奴才吗？ 官僚教育何时才能走向末日？

一个“理想主义教育家”

不懂刘道玉的人，也许是因为没他这份经历。

洒墨刘道玉

作者：石 破 来源：南风窗

“我现在是个残疾人。”77岁的刘道玉在自家客厅里对记者说。“我中风13年多了，右耳聋了，右手也不能写字了。”他让记者坐到他左侧沙发上，好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你们对我的采访是关门采访，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了。”

很多人对刘道玉很好奇，对他的经历执迷，对他的思想也不省其意：为什么他要辞掉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的职务回武大当校长？为什么他被中组部内定为团中央书记却无意留连？为什么他被推荐为武汉市市长时要极力推却？1988年李铁映让他去国务院负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为什么他要婉拒？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邀请他去当校长，为什么他也不去？

一个“理想主义教育家”

不懂刘道玉的人，也许是因为没他这份经历。刘道玉的一生，在升腾和跌落间跳来跳去，兔起鹘落。

1961年，国家高教部准备向苏联派出120多名留学生。当时我国内有三年困难、外临中苏交恶，120多名留学生最后只派出了一名，就是刘道玉。然而，在苏联留学一年半后，刘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与中苏论战，被苏联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回国。眼看到手的“副博士”学位飞了，但他却变身光荣的“反修战士”，受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隆重接见，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欢迎大会，陈毅副总理请他吃川菜，周总理建议他去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却又被刘道玉婉拒，而执意要回武大“报效母校”。

他被内定为革命事业接班人，32岁就在武大当了副教务长，“文革”中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搞笑的是他被武大造反派疑为“苏修派遣来的特务”。刘道玉辩解说我是被苏联政府赶回来的呀！对方回答：焉知你们搞的不是苦肉计？看来想象力真的比知识更重要，也许整个10年“文革”就是一场全民想象力的大爆发？

就这样，“文革”前期，刘道玉差点被整死。1973年他时来运转，被任命为武大党委副书记，当上了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代表、湖北省委委员，1977年又当上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但他不愿当京官，以“水土不服”为由辞职南归了。

48岁时，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而后国内再也不曾出过如他般年轻的校长了。当时的武大，解放前全国五大名校之一，跌落至教育部直属23所大学中的第22名。刘道玉发出了“我们武大要10年生聚，10年雪耻！”的誓言。

然后他改革，他创造，他在武大搞了七大新制度：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学生可以放暑假，但算“第三学期”，学生因为学科冲突不能学的课程，暑假期间开设，既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又为学生解决了问题）、贷学金制。刘道玉说：“到现在，全国各高校推行的学分制、双学位制、学生自由转系制都是学我们的；国家21世纪才搞贷学金制，我在1986年就搞了，超前10年！”

那时节的武大，突然一峰插南斗，人称“高教战线上的深圳”，同行皆碑。但它为什么没有像深圳那样带动全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为什么星星之火没有燎原？

刘道玉解释：“这是由教育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教育部门毕竟是敏感领域，国家控制很严。另外，中国推广一个东西，必须自上而下号召、布置，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一号召就可以了。当时主管教育的万里副总理对武大改革很重视。他说过一句话：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四进士‟：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武汉大学的刘道玉、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虽然万里对我们的改革是肯定的，但毕竟没有最高领导人号召……”在对记者谈话和自己写的文章中，刘道玉多次嗟叹：中国的国情，只要最高领导人一发话，解决问题很容易。现在没有领导人来下决心，怎么办？

1988年春，他又成了全国唯一被免职的大学校长。“我被免去武大校长职务是因为改革步伐太超前了。我这一生什么都超前：32岁当副校务长，44岁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当武大校长，54岁就被免除了校长职务。任职超前，免职也超前。”刘道玉呵呵轻笑。

有人批评刘道玉任武大校长时，“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却忽视遵守„规则‟；缺乏对官场上„潜规则‟和上司的尊重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准确判断”。但刘道玉要能把这些事情全都做到，他也就跟别的大学校长没什么两样了。不走！就是不走！

一年半后，上面又派下来工作组，查了刘道玉3年，缠头裹脑，雪意涔涔。“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刘道玉在自传里写道。

出生于湖北枣阳市蔡阳铺北大刘坡的刘道玉，从小有着农村孩子的犟劲。他被免去武大校长后，众人以为他会很快离开这个伤心地。但刘道玉下定决心，不走！就是不走！1988年2月10日被免至今，刘道玉仍是武大教授队伍中的一员。他不走，别人可能比他更难受。“那些整我的人对我的做法是：打得倒就打，打不倒就赶走，赶不走就整垮。现在看来，他们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唯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因此，我不能走，我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一切！至于挨整，我是很坦然的。”刘道玉说。

关于“不当官”，刘道玉在自传里如此这般注释：“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那么大学校长是不是官呢？刘道玉认为他是教育家，“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他最推崇的5位大学校长，一是创办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英国人纽曼。二是当了40年哈佛大学校长的艾略特。三是曾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校长的魏兹曼。四是明治维新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福泽谕吉。五是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大学创办人洪堡。刘道玉说：“如果人类历史上没有这5个风骨凛然的校长，现在的社会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了。”

他认为当校长是为了实践和推广自己的创造教育理想，顶多算个“学者官”。但是，校长职务被免后，刘道玉连“学者官”也不愿再当了：“此生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任何官，哪怕是一个小组长也不做！”当国内几所大学向他发出聘任校长的邀请时，刘道玉毫不犹豫地辞谢了。他说：“那里都是教育部的„飞地‟，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试验呢？与其将来再一次遭暗算，不如现在保持自己的尊严。”

“不当官”的刘道玉，避免了再次遭受整肃的羞辱，但从没打算退出教育改革舞台的他，却安能摆脱“理想主义者就是失败者”之宿命？他一心想办私立大学，却是“归无路，进又难前”：他想办亚洲高等管理学院而未成，想办中国实验大学而泡汤（他写了文章，还把文章呈送了教育部领导，结果可想而知，呵呵）。他的胸襟越来越大，想在海南办中国教育试验城，海南省支持，但教育部不批。温州一位企业家规划在老城外建新城，邀请刘道玉去办乡镇企业家学院。“结果他的新城没搞成，我的学校也没搞成”。这位“理想主义教育家”大宽转兜回来，想在武汉办“东方人文大学”，他与江夏区政府签了合同，在汤逊湖边征了1000多亩地，最后还是……塌了台。“武汉空军政委坚决支持我，说他全部负责资金，3亿元没问题！但湖北省教委就是不批，时任省教委主任余某某说：„别人办学可以，刘道玉办学不批。‟”

“我一生都在呼吁改革办学，自己办学却办不成。为什么呢？”刘道玉一声长叹：“因为我从不找靠山，不对任何人行贿，不假借任何人的名誉，只想凭着我的先进教育理念获得认可而获得支持，在现实社会情况下，这纯粹是幻想……”

1995年，刘道玉参与创办了民办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从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校训都是他一手制订。他亲自给中学生上了3年课，对他们进行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周围的人又迷了眼：你原是大学校长呀，何以身价跌至如此？但刘道玉不难为情，他说：“前苏联的很多著名教育家都是从事幼儿和基础教育的，柏拉图为实践他的教育理想创办过柏拉图学园，黑格尔办过黑格尔中学，罗素办过比肯山学校，杜威也办过实验中学，我国的陶行知先生办过晓庄小学和晓庄中学。我想步他们的后尘，搞教育实验创新。”

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办了6年。该校学生参加各种比赛，即使在武汉市教育强区的江岸区也是名列前茅。可惜的是，这家“新世纪学校”在离新世纪到来还有21天时关门了。投资人空手套白狼，跑了，教师发不出工资，债权人把门封了。刘道玉说：“我这一生，„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88年被免职和后来受清查，我都没流泪，新世纪学校关门时我痛哭流涕。它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孩子夭折了你能不悲痛？全校教职员工与我一起嚎啕大哭……”

刘道玉哭了，他哭得意味深长，哭得滋味杂陈。命运的荒诞和个人的奋斗是如此的难以融洽。此时他是否想到了那些整他的、等着看他笑话的人？“不走！坚决不走”的刘道玉，是否咂摸到了“无处可走”的悲凉？

刘道玉说：“没有，我依然在乐不思蜀地思索着教育改革问题。”

回答“钱学森之问”

创办学校失败，刘道玉把精力转到了写书、研究创造教育问题上。他写了5本书，从创造教育的理论、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到创造教育的实践，形成完整体系，刘道玉称之为“创造教育书系”。

“如果不谦虚的话，我在10年前已经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刘道玉说。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陆军总医院探视钱学森，本来是征求他对制订“十一五”规划的意见，结果钱学森说要讲教育问题。

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邀请了6名“教育专家”座谈。温总理先说了钱学森的意见，而后感言：“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刘道玉以为钱学森的意见连那6个“教育家”也没读懂。“钱学森建议的核心不是„大师‟，他这段话里没有出现一次„大师‟二字，你怎么提出了个„大师‟问题？„钱学森之问‟的意思是：中国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新性的模式去办学，所以才出不了杰出人才。模式是因，杰出人才是果。培养什么样人才，是教育方针规定的，国内外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把教育方针定格为培养大师级人才。更何况我国许多大师都没有上过大学呢！”

刘道玉接着说：“因为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10年前我就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他指的是2000年发表在上海《教育发展研究》第12期的一篇文章《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构建》。在这篇文章里，刘道玉提出了大学实施创造教育的“SSR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

“钱学森说没有„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我设计的模式，恰好与钱学森5年后提出的问题相呼应。按照我提出的创造教育模式，学生要大量自学，然后在老师指导下，在自学基础上提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按照创造性思维方法进行课堂讨论，再集中若干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研究。我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好多杂志转载，还获得了优秀论文一等奖。我不认为我的模式是完美的或是唯一的，但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有谁提出了比我更高明的教学模式。我找了几个大学，想做他们的顾问，无偿进行试验，但他们都不敢。因为现在全国的大学都要统一评估，这个指挥棒不取消，谁都不敢离开教学大纲来试验，所以问题的根源还是现行教育体制。我人微言轻吧，但钱学森是中国科学第一大师，泰斗级人物，他登高一呼，也没人理睬，悲不悲哀？”

炮声隆隆，其奈聋子何？

被免职后不久，刘道玉即对国务委员李铁映直言：“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

此后他撰文抨击教育部搞假义务教育，搞假教学评估；他攻击教育部部长不懂教育，认为教育部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教育改革，教改必须从教育部改起；他吁请中央组织部把遴选和任免大学校长的权力交给大学的教授们；他疾呼“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他有一腔的火焰，很想一吐为快。2009年初，他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全国100多家网站转载，评论5000多条，反响扑面，骇浪暴洒，让刘道玉始料不及，但他没听到由教育部传出的任何反馈信息。

“教育部也认为自己在改革，我说你虽然合并了那么多大学，那是发展，不是改革。很多人把发展当成改革了。我文章里的原话是：„1992年以后，中国教育没有改革，只有发展，教育部是以发展代替改革，不是带动改革。‟这句话得到网民高度评价，网民说这是„金句‟。呵呵。”

到今年2月10日，刘道玉被免武大校长一职整22年了。1980年代在中国当过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人，绝大部分偃旗息鼓了，刘道玉还在关注、研究、呼吁教育改革。“这是什么情结？”刘道玉问，“中国历年出的校长著作不少，但能写到我12本教育专著的，可能并不多见。我不谦虚地说，社会科学院专门研究教育的学者都写不出来这些书。他们有学问，但没有我的实践体会，也不像我敢言他人之未言。”

刘道玉并不是一个谦谦君子。“我是个绝对另类的人！跟卢梭一样，上帝造好了我，就把模子毁掉了。”在他的叙述中，时现“不谦虚地说”之类句式，后面跟的总是他又“创造了某项第一”。

一般人看到了刘道玉人生之悲剧性，却未看到刘道玉之喜，反而是“理想主义教育家”自己看到了。“我这一生，喜剧不是绝对的，悲剧也不是绝对的，我是悲喜交加的人生。”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站、腾讯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青年网评选改革开放30年30名“中国教育风云人物”，刘道玉名列其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联合评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刘也赫然入选。“它们都是民间评的……足了，这是对我30年的肯定。”刘道玉爱惜自己赢得的民间声望，将其视为礼物，而官方的评价机制则早已将他删除。

自被免职后，刘道玉的一切校长待遇被取消了，博士生导师至今不批，六次申请政府特殊津贴被拒，理由是“政治不合格”。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行不久就成了禁书，“刘道玉”3个字亦是本校和本省官方最为忌讳的，“去刘化”运动兴兴艾艾，前掩后映。2008年湖北省评选“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武汉大学当选了4人，刘道玉却进不了。

2009年7月10日，刘道玉开始用左手记笔记，而今他笔记本上的字迹端正、清秀，丰丰韵韵。天气好的话，刘道玉每天散步两次，每次半小时；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两小时，学习、思考、写作。他给自己写下的箴言是：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写，写有新意。晚上他一般不工作，只看些感兴趣的电视剧、《新闻联播》，或者做他自己编排的保健操。他的思维敏捷，记忆牢靠，言语流利，逻辑分明，不像一个迟暮老人。他的口气还是那么强劲、火辣。虽疾病缠身但他仍然乐观，认为在自家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作用下，身上的疑难病症都会不治而愈。他对身后事看得很开，甚至，从现在就开始筹划，准备最后再抖一个包袱。

“我并不怕死，但还是希望多做一些事情，希望看到中国教育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所期盼的。”刘道玉说，“我看到很多临危病人，家人想让他说几句话，却说不出来。我就趁现在还清醒的时候，写了一篇《提前说的话》。这又是与众不同的„遗嘱‟！绝对另类！披露了肯定会引起轰动，呵呵。但我暂时不披露，不想扰乱自己平静的学习和思考。”

不过，刘道玉还是给记者透露了他自撰的一副对联。上联：生不愿封万户侯；下联：死后不争寸冢地。横批：一无所求。

这是2010年新年的前一天。采访完毕，记者提议拍照。刘道玉答应了。他在自家阳台上站定，冬日的阳光照在脸上，眼镜后面射出凛冽的光。

第四篇：清华、北大、复旦、武大校长毕业典礼致辞

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

2012年07月03日 来源：凤凰网讲座 作者：卢新宁

《大学问》毕业季特刊

主题：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致辞

时间：2012年7月1日 地点：北京大学

卢新宁，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级本科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

精彩摘要：

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

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

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

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演讲全文：

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

一进家门，光阴倒转，刚才那些美好的视频，同学的发言，老师的讲话，都让我觉得所有年轻的故事都不曾走远。可是，站在你们面前，亲爱的同学们，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老了。1988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你们的朗朗部长还是众女生仰慕的帅师兄，你们的渭毅老师正与我的同屋女孩爱得地老天荒。而现在他们的孩子都该考大学了。

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分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

但我先生力劝我来，我的朋友也劝我来，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长。今天，他们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有的已经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 的爹，也有的离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网上交流时，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让我一定要来，代表他们，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点什么。

是的，跟你们一样，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青涩的背影都曾被燕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今天或许你们笑称其为空想；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是民主、自由，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拼爹”、“躲猫猫”、“打酱油”；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在三角地游荡，而今天的你们习惯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

我们那时的中国依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苦苦寻找迷失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

20多年时光，中国到底走了多远？存放我们青春记忆的“三角地”早已荡然无存，见证你们少年心绪的“一塔湖图”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

我们想说的是，站在这样高的起点，由北大中文系出发，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庇荫，更不少历史文化的熏染。《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词章，构成了你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我不需要提醒你们，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世故，消解你们的万丈雄心；更不 需要提醒你们，走入社会，要如何变得务实与现实，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浸淫其中。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也许有同学会笑话，大师姐写报社论写多了吧，这么高的调子。可如果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学，那些不管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遭遇过怎样的人生的同学共同的想法，你们是否会稍微有些重视？是否会多想一下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他们依然如此？

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

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 所说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

我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同事，从大学开始，就自称是“北大的跟屁虫”。对北大人甚是敬重。谈到“大清王朝北大荒”江湖传言，他特认真地对我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

这让我想起中文系百年时，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他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的感动：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这应当就是国人眼里北大人的形象。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处何处，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都能常常自问，作为北大人，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浩然之气？那种精神的魅力，充实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出发，20多年社会生活给的我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才能拥有最饱满的人生。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各位的 手上。

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谢谢大家！

在2012届复旦大学 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杨玉良

（2012年6月29日）

各位亲爱的同学，老师们，家长们：

不久前，2002届的同学组织了毕业十周年返校活动，在这个活动上，毕业于复旦哲学系的聂晓晶校友谈到了学校的一个细节。他说道：“从复旦大门进来，校门右侧的公告栏里，知名的教授和不知名的员工，两张讣告紧挨在一起，没有因为生前在复旦的地位高低、贡献大小而有差别，虽然有些伤感，但令我很感动，复旦是我们的家，在人生的任何阶段，直到生命的终点，无论杰出或是平凡，复旦都以他的博大和包容，平等地看待每一个复旦人，这就是复旦的精神。”

五天前，谷超豪先生不幸离开了我们；近一年来还有章培恒、丁淦林、郑祖康、林克、朱维铮和金重远等诸位先生相继离开了我们；还有是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教职员工离世；尤其是还有学生，在复旦学习期间，因某种原因不幸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这一切令人十分悲痛！在今天这个典礼上，我谨代表学校和我们大家，向这些“杰出的”和“平凡的”复旦人表示怀念！因此，我建议大家起立，脱帽，为这些逝者默哀一分钟。默哀毕，请坐下。请原谅我用如此伤感的这段“引言”来开始我的讲话。复旦，拥有每个时代的大师，老一代大师的离去，意味着新一代大师的成长。我们对他们表示怀念。这些为复旦做过奉献的逝者，使我再一次思考关于“杰出”、“成功”和“平凡”的话题。

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2009年的毕业典礼上，来自西班牙的中文系女性留学生高宝乐代表本科毕业生的发言。她中文水平非常棒，讲得更好。她说：“从今以后我们将踏入社会，不知你们是否也和我一样有一点害怕。如今的社会总显得有那么一些功利，社会逼迫着你赚钱、升职，做一个成功的人。然而，所谓的‘成功’背后有多少人真正快乐？有多少人对失落、悲伤的人怀有怜悯？有多少人懂得去爱别人？有多少人到年老时能对这一生所做过的种种选择问心无愧？”这一连串的问题具有世界性，很沉重，而今天我们的毕业生仍然需要面对。

说实话，我们都渴望成功，渴望杰出，但在当今社会上，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成功者”：他们在递给你的名片上印有一摞子的官场、商场和民间组织的头衔，这些都代表着他们复杂的社会角色，令你眼花缭乱。他们往往极具“创造性”地去适应新的环境，他们长袖善舞，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呼风唤雨，所向无敌。用最近《人民日报》评论员张铁的话来描述，他们“工于心计、圆滑世故，一举一动都笼罩着利益的影子；他们把利益当做唯一驱动，原则、信念都可以为了利益让路；他们吃透规则甚至潜规则，善于钻空子、找漏洞达到自身目的”。他们可以称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典型。《人民日报》评论员总结说，这种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不过是为绝对的利己主义，穿上了一件合情合理的外衣。”因此，他们在道德上往往引起争议，但他们也往往得到最丰厚的回报！

然而，对这样的“成功者”，复旦的毕业生，你是羡慕，还是怨恨？

确实，“成功者”都很聪明，甚至聪明得让人眩晕、让人着迷，也让人羡慕。虽然聪明是成为精英的必要素质，但他们往往忽略了：智慧、判断、同情心、尤其是道德感召力等更重要的品质，没有这些品质的极端聪明往往是“精英们”走向腐败的根源，并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甚至，即便是对这种聪明的羡慕和崇拜也是危险的。Christopher Haves在《精英们为何失败？》（《Why Elites Fail？》）一文中警告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你在这种羡慕中追求“出类拔萃”的时候，对这种“聪明”的羡慕和崇拜，将破坏你宝贵的独立思考。因此，这种“羡慕”有害无益，毫无价值。

与这些“成功者”作比较，不少人也会产生怨恨。许纪霖先生认为，怨恨者的心态也是卑微的。他认为，怨恨源自无限的欲望，“这种怨恨反过来也会成为其往上爬的最大动力，同时，怨恨者又通过从比他低层次的人们那里去发泄傲慢，从而获得更多的心理补偿，以抵消在高层次那里所遭遇的屈辱感。怨恨者……既蔑视底层的民众、同时又仇视上流社会，可怕的自尊与可怜的自卑奇特地纠结在一起，形成非常扭曲的人格。”事实上，怨恨已经使得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并一有机会就发泄自己对更低层的傲慢。显然，这样人格扭曲更不值得我们复旦人去追求。因此，怨恨也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当然要追求成功，要追求卓越，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成功与卓越！

18年前，中文系的陈思和老师、哲学学院的张汝伦老师等四位人文学者的一组“人文精神寻思录”的文章引发了全国人文学术界对这一话题持续两年多的大讨论。18年后，四位学者再次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问题依旧存在，所不同的是更多人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人文精神的失落，已经导致整个社会的趣味和心态日益粗鄙。陈思和老师认为，“大学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改造人的心灵，让人的良知不断扩大，让社会发展越来越趋向人性化。”同样，我认为，大学就是应当培养具有社会良知的人，使他们成为社会道德下滑的制约因素，为社会的良性循环而努力。这正是我们开展“通识教育”的最终目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已经受益于此，我将感到非常欣慰。

高宝乐同学在当时的发言中谈到，她来复旦听的第一堂课就能让她感受到了复旦教师对文学的热情和对人文的关怀，看到了复旦的精神和理想。复旦有许多这样具有感染力的学者，就像一位同学评论的，“复旦有许多老师都是这么纯粹，在谈到自己专业时眼睛里有掩饰不住的神采，他们坚守的真与善，是复旦气质的本源。”因此，高宝乐同学的建议是，“不要放弃复旦赋予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往后需要我们大家把这种人文关怀和希望带到社会中并传承下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 我们将要面对的世界是复杂的，这个社会既有黑暗、也有光明。“神舟”的飞天和“蛟龙”的深潜可以激发我们极大的爱国热情，但官员贪腐、百姓权利被侵、食品安全和就业压力等等，又让我们义愤填膺，深感失望，恨不能把所有的丑恶都一并“掷出窗外”！但是，恰如许纪霖先生所言，“不要说自己无可奈何，没有选择，不要以环境不好、现实黑暗而原谅自己的怯弱，更不要一边诅咒黑暗，一边加入黑暗。”“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这根脆弱的蜡烛，即使不能照亮别人、照亮周围，也能照亮你的内心，让自己看得起自己。”

许多复旦人确实就是在这样实践着。

“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解题岂一法，寻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身为动容。”

谷超豪先生这首诗，讲述了一名典型的复旦人从最初的学术志趣到坚定的学术追求，从有幸登上三尺讲台到终生视教育为责任和奉献的完整过程。谷先生的人生如此，朱维铮先生、金重远先生等等，都是如此，他们被学生所珍爱、怀念，不仅在于学问的高深，更在于他们崇高的师德。朱维铮先生忍受着肿瘤晚期的剧痛上完最后一堂基础课，金重远先生把他在复旦最后一课的日子看作自己的生日，……。同学们眼中复旦的博大和包容，就是这一位位可敬、可亲的老师，用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生演绎出来的！复旦精神，就是由这样的一代代复旦人所铸就，他们有血有肉，有理想有追求！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俗的“成功”一点也不屑，既不羡慕，也不怨恨！昨天下午，在学校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1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优秀党员、援藏数年的钟扬教授在他的“生命的高度”的演讲中谈到了他在西藏所发现的一种草本植物，它只有数十公分的高度，远没有高达150米的所谓的美国红杉那样伟岸，但它扎根于海拔6000多米的高原，它能够经受早晚45度的温差，它虽然似乎没有其它的媒介来为它传授花粉，但它却顽强地开花、结果、繁衍后代，它是比美国红杉更为成功的生存竞争者。钟扬教授称其为“生存的先锋者”，它是“成功的奠基者”，它代表了一种“生命的高度”，而且是一种生命的精神的高度。我想，这也是包括钟扬教授在内的所有复旦人应具有的“精神高度”，它足以抵抗任何（无论是“精致的”还是“原始的”）“极端利己主义”的诱惑！

许多校友都曾讲述这样的感受：当你离开复旦，才知道复旦的意义；当你离开复旦，才知道复旦的信仰。今天，你们身穿学士袍坐在这里，期待着拨穗的时刻，也许你们还很难沉下心来想想复旦的意义。但我想你们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会深刻地体验到复旦给你们的东西，复旦的真正意义所在。对自由的校园生活的留恋、对师生之情、同学友谊的怀念、对人生未来的焦虑和憧憬，一遍一遍地提醒着你们：不管是继续深造，还是进入职场，你们都将经历与过去十多年单纯的学习生涯不同的生活阶段，你们即将走进社会。我希望就像有校友所说，复旦的学生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很容易互相认出来，因为复旦人身上拥有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它不仅能够激励自己，相互吸引，也能感染周围的人。复旦 人总是能够保持一份淡定和清醒，尽管有时候有人认为这份淡定和清醒常常显得如此的不合时宜，但这大概就是复旦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地方！复旦培养的学子，不仅仅不应是“匠人”，更绝对不应是人们所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此举行毕业典礼，为今年的毕业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这之前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已经各显才智，广泛参与，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驱散离别前的愁绪。请大家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对生活的热情，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家庭也爱社会，爱复旦更爱国家，努力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带着饱满的精神充满信心地迎接新的未来。

大概一个月前的今天，我在中午饭后回办公室的路上，遇到几位正在校园拍照留念的毕业生同学，他们亲切地叫我和他们一起合影，我非常高兴地和他们合了影，拍照后我与他们挥手告别之际，其中一位同学突然大声对我说道：“杨校长，我们一定会为复旦争光添彩的！”作为校长，我能格外地感受到，那声响彻心扉的呼喊是发自他们内心的，是他们毕业前对他们深爱的精神家园的庄严承诺，使我整个下午都在回味，沉浸在一种愉悦的、难以言表的心情中。在此，我借此同学之言与各位共勉！我们一定会为复旦争光添彩！

谢谢大家！

李晓红：用积极的心态点亮未来

——在武汉大学2012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六月江城，皇皇武大，万方学子，齐聚珞珈。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举行2012届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典礼。这是学校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同学们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此，我谨代表学校，向所有2012届毕业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所有为同学们成才辛勤付出的亲人、师长和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东湖之滨，珞珈山上，这是我们亲爱的学堂。”刚才播放的视频记载了你们在武大的心路历程。四季美景如画，青春如花绽放。你们到讲座现场抢座位，在网上“秒杀”选修课；你们在金秋艺术节各显身手，在运动会上挥洒激情；你们体验了新图书馆的博大与雅致，感受到无线校园的时尚与便捷；你们承受了樱花时节的拥挤，目睹了暴雨过后的“海景”；你们为学校评上五位院士而欢呼，为校友踊跃捐赠而振奋；你们用亲情感动中国，用青春诠释人生。你们是武大进步的亲历者，是推动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校长，我能感受到你们的智慧与勤奋，体会到你们的苦与乐，你们是学校最宝贵的财富，我为你们感到自豪和骄傲！

同学们，你们即将走出校门，踏入社会，此时此刻，你们的心中一定牵挂着未来，你们一定在思考未来的路应该如 何走。作为校长和老师，我也在思考，思考应该送你们什么样的寄语。我思考再三，想用一个小故事来道出我对你们的离别赠言。

1989年我在美国学习时，我的房东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丰富的经历。每天早晨碰到我，他都会笑容满面地和我打招呼：Today is a good day！他说：不论天气好坏、境遇好坏，我们都要告诉自己——Today is a good day，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这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带来好心情、好状态、好运气！20多年里，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它使我对每一天都充满美好的向往，用积极的心态去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我深深地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把握我们心灵的，只有自己；健康、快乐、成功、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积极的心态。因此，我把这位美国老人送给我的话，作为离别赠言转送给你们，那就是，Today is a good day，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从今天开始，用积极的心态点亮自己的未来！

面对未来，你们要用积极的心态去担当社会责任。今天的世界，有诸多难题需要你们去求解；祖国的发展，迫切期待着你们去担当。在人们眼里，作为“80后”、“90后”的你们，是“小康一代”、“网络一代”、“玻璃一代”，你们身上被贴了很多标签。但我知道，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你们其实有着很强的责任意识，无论是对社会、对国家，还是对自己、对亲友，你们用切实的行动诠释着责任、关爱与奉献。到山区支教的赵小亭如果还活着，她现在应该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庆祝自 己的毕业，在她身后，成百上千的“小亭”从珞珈山出发，奔赴志愿服务第一线；中国大学生十大人物黄碧海用爱唤醒了“植物人”母亲，充分体现出对亲人的责任和对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大学生“学雷锋小组”接力棒，已在同学们手中传递了24年，传递的是可贵的担当和奉献……因此，我毫不怀疑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意识，毫不怀疑你们创造美好未来的能力。谁说你们是靠不住的一代？你们将是未来中国的脊梁！我相信：就像给人类带来福祉的普罗米修斯那样，你们的积极作为和勇于担当，就是未来的希望与阳光所在！

面对未来，你们要用积极的心态去追逐梦想。拥有积极的心态，能让我们在梦想的追逐中永葆激情。过去的日子里，也许你没有参加学校的辩论队、合唱团或者“Forward”团队，也许没有机会代表武大摘得国际大赛的最高荣誉；也许你没有像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就坐在你们中间的博士毕业生刘超一样，潜心于化学研究，2篇论文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也许你没有像动机学院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就坐在你们中间的本科毕业生梁龙双那样，热衷发明创造，获得了27项国家专利；也许你没有像国际软件学院硕士毕业生，就坐在你们中间的曹祺一样，成为创业明星，研发的手机办公软件全球推广，创办的公司资产估值高达数千万元……但我知道，你们都曾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奔走在实验室、在图书馆、在社会实践或者公益服务的路上。当你们离开宁静、自由和宽松的大学校园，不断刷新的流行元素会让人目不暇接，多元的价值观念会让人无所适从，你们要以积极而平和 的心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保持淡定，辨认和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要不因成功而浮躁，不因诱惑而动摇，不因误解而苦闷，不因失败而放弃。我相信：对梦想的憧憬与坚守，会让我们充满前行的动力；对梦想的孜孜追求，会让我们收获富有意义的人生。有梦想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未来！

面对未来，你们要用积极的心态去改变世界。积极的心态能够给我们强大的力量。乔布斯以自己的人生践行了“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的宣言。在我们武大校友之中，也有很多“乔布斯”。去年毕业典礼上，我讲述了一个乔布斯式的人物，他就是杰出校友、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今天已来到毕业典礼现场，他的故事等会儿由他自己来讲述；今天，我想讲另外一个乔布斯的崇拜者和效仿者，人称“雷布斯”的金山软件董事长、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他是计算机学院87级的学生、杰出校友。大学时代的他，爱学习、爱梦想、爱打拼，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修完了所有的学分。他曾经有过以失败告终的大学创业经历。大一那年，他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乔布斯传记，点燃了自己的人生梦想。毕业后的20年里，他参与创办了金山软件、卓越网，投资了乐讯、乐淘、拉卡拉等十多家初创公司，催生了互联网行业的一批知名企业。在人们看来，功成名就的雷军可以就此止步了。但就在两年前，他毅然选择了第二次创业，创办小米科技，于是就有了这两年风靡网络的“米聊”和小米手机。雷军崇拜效仿乔布斯的“极致追求”，因此建立了自己的梦想王国。有了这种勇于改变世界的精神，有了这种敢想敢做的气魄，谁敢说：昨天的乔布 斯、今天的雷军，不会是明天追梦的你们？我相信，今天的你们，就是明天的“乔布斯”和“雷军”！今天的你们，就是改变世界、创造奇迹的精英！

积极的心态，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的思维模式，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充满智慧的理性选择。积极的心态，集中于个人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品格；汇聚于一个集体，体现的是一种风尚；传递于一个民族，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我们不妨学学那位70多岁的美国老人，每天早晨告诉自己“Today is a good day”，让积极的心态点亮我们的未来！

同学们，人生新的征程就要开始，你们一路的行装是否清点完毕？你们的“珞珈慢递”——“写给自己未来的信”，是否已经寄出？从大学校园进入现实社会，你们将面临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压力，就像曾经热传于网络的那组“人生压力图”，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你们要改变对待压力的态度，变压力为动力；我衷心地希望你们，调整好心态，装点起智慧与激情，携带着母校的期盼与祝福，豪迈地出发吧！去勇敢地担当责任，去执着地追求梦想，去积极地改变世界，去开创属于你们的幸福人生！

带走武大之精神，传播五洲之大地，树我珞珈之灵魂，扬我武大之威名。祝你们一切如心意，望你们常回家看看。

谢谢！

学术、忠诚、价值

——周其凤校长在北京大学 2012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即将被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经过多年的耕耘和磨砺，你们终于迎来了人生中这灿烂辉煌的时刻，我由衷地为你们感到骄傲。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向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全体同学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你们的导师，向你们的父母家人以及所有关心、帮助、支持你们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问候！

不经意间，你们是我在这个宏伟殿堂送走的第四届毕业生。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能感觉到，重彩华章、鼓乐喧腾的背后，是潜藏在大家心底的淡淡忧伤和深深眷恋，身后流逝的岁月在这一刻相聚之时，一幕幕会在大家心中涌动。昨日的相守相伴仿佛触手可及，明天却只能在记忆中重温和搜寻“那些年”的点点滴滴。

过去的几年，大家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交给了北大。在这片美丽的园子里，你们沐浴未名博雅的秋月春风，领略名师学者的睿智博学，欣赏百年讲堂的雅乐俗剧，体验“五四”、“一体”的竞技夺标，这也许就是大家的“北大记忆”，是大家珍藏的也会在不经意间，总会对他人提起的“我们那时的北大”！作为你们的校长和老师，我最欣慰的是能够伴随你们走过青春的迷茫和感悟，收获“从知道到达懂得”的成长；我最自豪的是能够见证你们以青春的责任和担当，在取得个人进步的同时也为学校赢得良好的赞誉。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学校不可能完全满足你们的全部诉求，但你们对学校永远给予理解支持和爱护。这里，我也代表学校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讲过，“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研究生教育是养成学者的基础过程，是创造知识的重要阶段。为了探究真理，为了攀登科学的高峰，当然要付出许多艰辛。但我相信，这样一段集中精力、心无旁骛的读书时光对大家而言,是短暂而弥足珍贵的。

即将迈出校门，同学们也许会反思这些年母校到底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什么。我也常常在想，北大的研究生教育究竟应当追求怎样的目标？你们在这里除了知识的增长，还将收获什么能够对未来的社会生活更有意义？

蔡元培先生说，教育是成就人格的事业。那么，研究生教育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学术人格。对学术事业的神圣感和敬畏感是成就学术人格的前提。今年正值老校长马寅初先生130诞辰周年，马老曾用“牺牲主义”来诠释“北大主义”。当年《新人口论》遭到错误批判的时候，马老表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这种“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赤子情怀，“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考”的学术追求，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我还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研究中，学会融会贯通，勇于创新，注意积累，耐住寂寞，敢于坚持。不管在什么时候和条件，都要自觉维护学术尊严、恪守学术道德。要尊重他人，尊重读者，拿出让读者尊重的学术作品。在座的同学们都会记得，在我们每个人的学位论文最后，我们都要在“原创性声明”页上，郑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这不只是学术行为的要求，更是对自己一段或许精彩、或许艰辛的人生答卷。

学术人格的锻造，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精神之旅，是涵养用敬、修辞立诚、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人生阅历，更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事业献身、为人类谋福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当然，北大给大家的滋养还不仅如此。尽管在座的同学毕业后有着不同的选择，或扎根基层，或负笈海外，或留守燕园，或纵横职场，但不管你们将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我都希望，你们在北大所造就的学术人格能够成为未来学习、工作、生活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同学们,坚守学术人格离不开对学术的忠诚。作为新时期的优秀青年人才，我们在注重“才”的同时，更应把这份“忠诚”化为我们的高贵品格和人生操守，不懈追求，这忠诚首先是对理想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今年5月4日，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为广大青年提出5点希望。首要的一点，就 是希望广大青年坚持远大理想，勉励广大青年把个人奋斗同人民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奋斗紧密结合起来，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矢志不渝朝着崇高理想奋进，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奋斗中创造人生辉煌。

北京大学从创立之初起就和我们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北大学子也一直把自己对理想、对事业的追求同祖国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监督张亨嘉在就职仪式上只对学生说了一句：“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是北大历史上最简短的校长演说词。那句“为国求学”，朴实无华而又庄严无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事业献身、为国家昌盛和人类谋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一开始就烙印在每个北大人的内心深处，融入进每个北大人的精神气质当中。

我希望同学们不仅要对国家忠诚，还要对你们所从事的事业忠诚，对你们的家庭、朋友、同事忠诚。忠诚是一种品质，是一种操守，也是一种责任，一种荣誉！在这个世界上，并不缺乏有能力的人，但众多有能力的人能够汇聚一起成就事业，一定是能够忠于共同目标，团结一致的结果。

同学们，毕业后你们将要实现人生角色一个重要转变，你们不再单单是在象牙塔中的学生，你们作为社会个体，将要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你们和别人是相同的，但又是不同的。你们是经过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和培养走到社会的，更重要的，你们是北大的毕业生。最近，《人民日报》连发四篇署名文章，探讨“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价值”。我希望 大家也能认真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做好学术，是学者的本分；我们坚守忠诚，是做人的要求；但我们除了这些，还应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为这个时代的和谐发展，为这个历史的进化提升，发出我们的声音，做出我们的行动！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交织。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是非判断、行为选择并不是就没有遵从，我们的自由也不是没有节制。社会有公德、国家有法律，做人有底线。我们不能无视那些普遍规则和原理。我们不能以丑为美，以恶为从，我们不能随意消费我们的荣誉和尊严，也不应该对世事淡然人情冷漠。我们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同样我们也能够理智清晰地处理事情。我希望我们每位同学，走出校门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也同时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

“曾经燕园学松柳，何处落脚不成材”这是我今年为《北大博雅》系列丛书《村土寸心》一书的题词，这本书记载了25位北大校友在祖国各地基层工作的感人事迹。今天我把这句话也送给大家。希望同学们走出校园，不管扎根何处，都能以强烈的使命自觉和责任担当，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民的有用之才，以无愧于“北大人”这一光荣的称呼！

同学们，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你们每一步都走得稳当、走得踏实。请用心去经营你的生活，用心去从事你的事业。母校期待着你们的成功！期待着你们平安、进步、幸福！

同学们，请记住北大！

北大将永远矗立在你们的身后！让我们共同努力，相聚在下一个辉煌的时刻！北大永远欢迎你们！祝福你们！

社会上既有彩虹也有风雨，既要适应社会也要坚守原则，既要思考问题也要解决问题，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

周校长给同学们提出了几点建议：永远保持读书学习探索新知的习惯，永远保持不畏困难、坚毅卓绝的品性，永远保持胸怀天下、为国为民的抱负。他还用今年为《北大博雅》系列丛书《村土寸心》一书的题词——“曾经燕园学松柳，何处落脚不成材”作为结语，希望同学们走出校园，不管扎根何处，都能以强烈的使命自觉和责任担当，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民的有用之才，以无愧于“北大人”这一光荣的称呼。

曾经燕园学松柳，何处落脚不成材

——周其凤校长在2012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嘉宾，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又一届毕业生将从这里启航，迈向人生新的征程。年年相似，送走的是青春跃动的身影，留下的是我们值守校园的难忘记忆。在这走与留之间，便有了我们今天这份留恋和期盼。

首先，我要代表全校教职员工，向圆满完成学业的同学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辛勤抚育你们成长的爸爸妈妈，向悉心教导你们的老师，向关心帮助过你们的每一位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大学时光，似长又短。对于从这里走过的你们，相信与湖光塔影相伴的几年，将是人生中最美好、最骄傲、最难忘的一段岁月。你们的行囊中，一定还会珍藏着当年北大录取的通知书；你们的背包中，一定会有“从知道到懂得”，记录你们成长岁月的那“15张日记合影”；面对你们手中的车票，也许有人会轻叹一声“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但你们的内心深处，“北大”一定早已揉进最柔软的地方，你会在未来不经意间为曾在这里走过，感到温暖、充满微笑，催发自豪和奋进！

这也许就是北大的印记！同学们：今天，就要毕业了。看着你们头戴学士帽、身着学位服，我感受到了荣誉和骄傲！你们是学校付出后的回报，你们承载着学校未来的形象和声誉！我希望你们永远尊敬这份荣誉！

青春可以有多种方式去记忆，但属于我们的青春，这一刻我们共同见证！

我记得，你们入学时正是2008年。那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灾难的疼痛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地震摧毁了家园，但摧毁不了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不管是来自灾区的你们，还是同样经历过灾难和困苦的你们，顶住压力，克服困难，终于完成学业，迎来了今天的毕业，你们是优秀的，你们以自己的努力和成绩给家人、给社会、给国家，当然也给你们自己的青春做了最好的告慰！

我还记得，在2009年的那个夏天，你们为了准备国庆游行，放弃了暑假，在烈日下坚持训练。或许你们也曾抱怨训练太苦太累。但十月一日那天，你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昂首走过天安门城楼，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我相信你们所有的苦和累、汗与泪，都化作了心中满满的骄傲与自豪！北大方阵——“我的中国心”，那是北大学子献给祖国的礼物，那是属于北大2008级的“成人礼”！

同学们，2008年的秋天，你们来北大求学；两个月后，我回到北大，担任校长。四年来，我和大家一同学习、一同生活。北大教给大家很多，而大家也教给我这个校长很多。我们曾经一起在新年狂欢夜上唱歌，我努力学习你们所使用 的话语，用心来体会你们这代人的快乐和郁闷。只要有时间，我会到未名BBS上看一看，认真阅读校长信箱里面的每一封来信。大家对学校工作包括对我本人提出的批评，我诚心接受。我感受到每位同学和我一样，深爱着北大。这里我向大家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你们对学校工作的理解、支持，当然也有批评和建议！正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了北大的发展和进步，也希望在未来，同学们一如继往地支持北大、帮助北大！

同学们，未来是全新的，充满了未知与挑战。北大给了你很多，但给不了你们所需要的全部。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们会品尝到成功的喜悦，也会感受到逆境的苦涩，体悟到面对十字路口时的彷徨与困惑。人生难免会有低谷，但在那时要把它作为放慢脚步、思考人生、积蓄力量的阶段。要相信人生有起有落、有喜有忧。无论选择了怎样的人生路径，无论遭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你们都要永远牢记北大人的精神和品格，脚踏实地、心无旁骛，朝着设定的人生目标，志存高远，再出发！

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读书学习、探索新知的习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学习能够重塑人生。读书学习，是让你们长久葆有敏锐思维、开阔视野、创新能力和进取精神的最好方法。过去四年，你们接受了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广泛汲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领域的学术菁华。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是走上工作岗位，还是选择继续深造，我都希望你们能保持永远学习、探索新知的人生状态。作为一代国学大师，曾经任教于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钱穆先生，与同代其他思想家、学问家不同，他没有念过大学，更没有留过学，他从乡土中完全靠自身努力，通过勤奋始一而终的学习最终成为史学巨擘。法学泰斗芮沐先生是我国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奠基人，如同做学问一样，先生喜欢追求新意，对新鲜事物有着特别的兴致，即使年事已高也经常到中关村电脑城、图书城去，遇到新型电子产品便会走上去亲自体验。他们不仅传授给我们知识,更给我们树立了坚持学习的榜样!学习不仅是一个目的，应该成为我们的生存方式。学习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但这永远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前段时间，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们学校一位保安甘相伟，他在北大西门站岗，很苦，很累。但他坚持读书，到处“蹭课”。他写了一本书叫《站着上北大》，我在他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不只一次地对北大同学们说过，最聪明的学生应该是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北大资源武装、提高自己的学生。相伟在这方面的智慧简直发挥到了极致。同学们到社会中，希望你们善于利用各种学习资源。不断学习思考，不断追求新知，只有这样你们才会不断丰富自己，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永远处于优势。相信社会是个大课堂，你们会在那里同样书写一份合格的答卷！

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不畏困难、坚毅卓绝的品性。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为学为人亦都如此。今年是老校长马寅初先生诞辰130周年。当年《新人口论》遭到错误批判的时候，马老表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这种“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赤子情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的学术追求，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人生有起有落，如同比赛有输有赢。欧洲杯昨天凌晨结束了，相信在座的同学有很多看了全部比赛。16支球队，也许再次印证了“足球是圆的”。但落后时不放弃，被动时不慌乱，平淡时不焦躁，占优时不骄傲，这样的球队就能战胜自已，超越自己，走得更远！

北大人历来不缺少雄心壮志，也不缺乏挑战巅峰的勇气，一走出校门，你们将被社会高度关注，但“系出名门”不等于成功，能够被认可才是关键。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打完小组赛，还有淘汰赛，问鼎冠军更是艰难！所以，始终坚守对未来的希望，始终保持坚毅卓绝的奋斗精神，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才会迈上人生的巅峰。

去年十一月，我来到我们考古实习基地，我看到了同学们在周公庙遗址考古现场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深深地触动了我。远离燕园，这些同学们的生活不可谓不苦。同学的脸被晒黑了，说话的声音响亮了，吃饭的饭量也大了。但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精神状态是那么的饱满，他们对专业的投入是如此的执着。在给我的汇报中，一位女同学有这么一段话：一把手铲，一副手套，一片天地；一个队伍，一个院子，一个集体；选择一个事业，像做灰坑一样做到底；整理好自己的生活，像整理资料一样整整齐齐；安排好自己的人生，像统筹一个探方一样仔仔细细；考古，是 一种态度，一种方式，一种神圣；在这里，我们在播种，也在收获；我们挖掘的是历史，也是属于民族、属于自己的意义。周公庙的旅程，正在进行，也将伴随我们的成长进行下去，一天，一辈子。

同学们，我为他们而感动，我相信他们也代表了你们！我还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胸怀天下、为国为民的抱负。一百多年来，家国天下的情怀、心系苍生的风骨、报效祖国的追求，已经融入一代代北大人的血脉，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烙印。作为一个拥有共同使命的优秀群体，我们最大的追求，不仅仅是个人事业的成功，更是国家的昌盛富强和民族的崛起复兴。

前几天，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的时候，很多同学在农园食堂观看现场直播，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而欢呼。几十年来，在中国航天事业乃至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北大人也积极参与其中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未来，北大的贡献率应该更高，这样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大家的身上。我希望你们始终牢记：对于北大人而言，“服务国家战略”任何时候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传统、一份责任和一世担当。

北大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所大学像北京大学这样对一个国家和民族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光荣属于过去，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在未来延续这份光荣传统，都能够成为推进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贡献者！亲爱的同学们，不要忘记今天因为激动、因为离别、因为自豪而流下的泪水，永远不要忘记师生之情、同窗之谊，永远不要忘记心中的誓言和时代的召唤！

“曾经燕园学松柳，何处落脚不成材”这是我今年为《北大博雅》系列丛书《村土寸心》一书的题词，这本书记载了25位北大校友在祖国各地基层工作的感人事迹。今天我把这句话也送给大家。希望同学们走出校园，不管扎根何处，都能以强烈的使命自觉和责任担当，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有用之才，无愧于“北大人”这一光荣的称呼！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奋斗，一起拼搏，用扎扎实实的行动，在未来不同的岗位中，延续北京大学的光荣与梦想，谱写辉煌壮丽的人生篇章！

谢谢同学们！祝福同学们！

看别样的风景

──在2012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

校长、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陈吉宁

（2012年7月4日）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的典礼标志着你们圆满完成了本科学业，即将开始新的人生航程。很荣幸，你们是我作为校长送走的第一届毕业生。几年来，我和老师们看着你们跟随奥运的脚印来到清华，看着你们在军训基地列队踢正步、站着吃馒头，以及最近传到网上各种“卖萌”的毕业照；听过你们24号方阵通过天安门时响亮的口号，听过你们百年校庆志愿者热情的讲解，以及“马杯”赛场上奋力的呐喊；记得你们在“微积分”课堂上紧蹙的眉头，记得你们赶去听文化素质讲座一路飞奔的身影，以及北门外翅香园关闭时的留念——转眼间，就到了你们毕业的时节。大学是最值得铭记的青春时光，你们在这里洒下了汗水和泪水，留下了友情和爱情，种下了梦想和希望。今天，你们毕业了！我代表全校教职员工对你们、对你们的家人，表示最衷心、最热烈的祝贺！

同学们，毕业是一个充满怀念，满载祝福、嘱托和期望的时刻，但今天我只想在这里和你们分享两个我最近读到的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杨振宁先生的故事。1946年，杨先生在芝加哥大学读研，那时研究生都很穷，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填写纵横字谜的广告，最高可以拿到5万美元奖金。当时参加比赛的多是家庭主妇，他想自己总比家庭主妇强，于是就和几个同学报了名。果然，两个月后主办单位来信，祝贺他们得到了最高分，但还有一组人跟他们的分数一样，所以要再填一个难度更大的字谜一决胜负。于是他们开始分工合作，杨先生的任务是把韦伯大字典里所有五个字母的单词都列出来。为此，他到图书馆通宵查字典，到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实在累得不行，想回去睡一觉。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份《纽约时报》，大标题写着《汤川秀树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一下子猛然惊醒，责问自己“杨振宁，你在做什么？”此后，杨先生一直专注于物理学的研究，并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我讲的第二个故事来自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当今美国乃至全球IT界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皮特•泰尔。年轻时，泰尔为能进入斯坦福大学而展开竞争，接着为取得在斯坦福法学院学习的机会而竞争。在这些竞争中，泰尔都取得了成功。所以毕业后，他理所当然地想要通过竞争，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书记员。但是这一次，他失败了。这次失败促使他放弃了成为书记员的最初设想，走出法律圈，成立了贝宝（PayPal）公司，后来又成为包括脸谱网（Facebook）在内的多家知名高科技公司的最早投资人之一。之后曾有人问他：“没有进入最高法院，你是否暗自庆幸？”这个问题让泰

尔陷入沉思。他发现，人们总是认为竞争中的优胜者能够脱颖而出，但是，在使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的过程中，人们有时会错把最难达成的目标看成是最有价值的目标，把激烈的竞争看成是价值的代名词。他认为，我们并不应该只是满足于成为一个成功的竞争者，而应当努力成为一个出色的垄断者。因为在某个已有很多人从事、并且范式成熟的领域努力工作，你可能比别人做得稍好，但相比之下，开拓一片新的天地并完全掌控它，会更有价值。在这个全新的领域，你能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学们，在追求理想的抉择中，这两个故事给我们的启迪似乎相互矛盾，在利益或挫折面前，是坚守还是另寻它径？我想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理想。坚持人生的理想通常并不仅仅是学会如何放弃眼前的利益。一个人的理想也往往不是一个可以清晰描述的宏大的目标，它更应该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对有真正意义的高尚生活的追求。我相信，你们作为一名清华学生，有战胜懈怠的毅力，有走出彷徨的智慧，也有耐得住寂寞的情怀，但你们更需要的是不唯众、不跟风，不在意在普通的道路上是否比别人走得更快，而是具有从容地行走在无人知晓的荒原上的勇气。因为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同学们，你们这一届在清华有一个特定的称号，叫做八字班。在清华的历史上，八字班向来是人才辈出，比如1918级的经济学家陈岱孙，28级的语言学家吴宗济，38级的空间技术专家王希季，48级的数学家丁石孙，58级的核材料

与核燃料专家陈念念，78级的微波专家刘国治，以及88级的玉柴集团总经理李汉阳，等等。我前面提到的杨振宁先生，他是1938年入学的，正好也是八字班，今年是他90华诞，与你们一样也是“90后”。

同学们，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像你们的学长一样，成为清华为之骄傲的八字班，随着时间的流逝，清华的底蕴终究会在你们身上慢慢发酵，不甘于平凡的基因终究会让你们理解什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相信，理想高处的风景会时刻引领着你们，让你们不畏眼前的浮云、不乱脚下的步伐；而你们对理想的选择和坚守，不仅会决定你们人生的高度，也终究会让你们在苍茫的现实中看到更为辽阔的风景。我相信，在你们看到别样风景的时刻，回味的不止是“舌尖上的清华”，回想的不止是教室的安静和操场的热闹，回忆的也不止是幽美的荷塘和白发的先生。那一刻，太阳初出时，首先照耀的将是山顶的你们；那一刻，你们也是很多人眼中别样的风景。清华憧憬着你的憧憬！

愿你们在理想的追求中收获一生的快乐和幸福！

谢谢大家！

第五篇：80年代武大校友对于刘道玉和他那个年代的武大的评价

1、方方（著名作家，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中文系）:很庆幸自己求学是在刘道玉时代的武大中文系，而不是现在这个充满市侩气、俗不可耐的文学院（全文见方方博客，方方在转载《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一次选择》后面的说得一段话）

2、邹恒甫（经济学家，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本人1987年从哈佛大学回武汉大学讲西方经济学，给刘道玉校长带来许多麻烦，更不用说杨小凯被刘道玉校长送到普林斯顿念书一事。1995年杨小凯在中国讲学还遭到封杀，岂不哀哉！我们这一辈人也只知道一个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刘道玉！（全文见邹恒甫诗作《樱花又一苦劫》1997年3月于华盛顿）

3、自强：你在武汉大学呆的这些时间里，哪一段是最振奋人心的“风云时期”？

李工真（教授，1978年10月考入武汉大学历史学系；1985年7月留校任教）:肯定是刘道玉时期，就是我们那个时期。（见自强新闻《四名师论风云学子,析武大精神》）

4、自强：您认为武汉大学特有的精神是什么？

王三山（刘老校长免职前三年由外校进入武大任教）：我其实真的觉得武大没有什么特有的精神，我倒是很怀念刘道玉校长那时侯的自由的氛围的。（见自强新闻《四名师论风云学子,析武大精神》）

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制等等制度的恢复或建立均出自他（刘道玉）的手笔。武大锐意改革，使当时众多高校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才有了“武大是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的说法。对此，王三山直言那是武大最有活力的一段时期。尽管是由国家分配到武大任教，王三山承认当时武大整个学术影响力很强，学术氛围浓厚，从老师到学生都专心做学问，是个作好学问的地方。（见自强新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武大精神？》）

5、谈到母校，易中天最感谢的是刘道玉：“他是一个非常爱惜人才的校长。”（见楚天都市报《易中天感恩母校武大反感被称“超男” 风格麻辣》

“那时的武汉大学是一个没有学者看官员，只有官员拜学者的氛围，”（见自强新闻《易中天：追忆珞珈山下，重温峥嵘岁月--武汉大学访谈》

“当时胡先生打电话给刘校长说要去向他汇报这件事，刘校长说‘还是我来看你吧。自古没有学者看官员的道理，只有官员拜访学者的道理’”。（见自强新闻易中天：我在珞珈山下的那些日子）

6李为（88年武大研究生毕业）：

在做学生会干部期间，我时常有机会见到校长。记得相见时总不外乎以下几个场合：一是与校方开会，讨论研究生管理的问题。我们提出的要求很多，辩论得很激烈，如发展社团，改善生活设施，丰富文化生活等问题。校方主管部门起初总是反对或托故解释，几个回合下来，轮到校长发言，他总是十分平和地把双方的意见做一个归纳，最后总是站在学生会一边。二是学生宿舍停电。每当停电时，很快就会看到校长在其他干部的簇拥下亲临我们的寒舍。用不了多久，我们的宿舍又成了一个读书的不夜城。三是我们举办社团会议和文艺汇演时，他

会出席并讲话。四是毕业生典礼，他会语重心长的、激情满怀的向毕业生们提出期望。

由于校长总是能倾听学生的意见，我们的学习环境和气氛是十分民主和宽松的。我本科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因为当时的武大允许跨专业听课，所以到了武汉大学后常爱去外语学院听课，我还可以去外校听课，我当时每周两个下午都要去中国地质大学听课，考试成绩算入武汉大学研究生的毕业成绩。研究生毕业时我是标准的文理兼学的学生。（见《一蓑烟雨任平生──我所了解的武大前校长刘道玉》）

7、野夫（武大作家班学生）：

犹记*****，先生既只身劝阻学生出校，复联名上书高层开对话之径。孰料后来时事酿成惨祸，先生竟以上书事见罪于有司。于此高压之际，所谓悔过互举以脱罪者多矣，唯先生风骨凛然，不畏威势。一日部署派员令先生去校办谈话，先生谓来人曰：自古只有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如此节气，试问天下几人曾有？以至后来党员重新登记，先生竟不得过，种种不堪，先生亦至今无悔。

余求学时，久仰先生，于座谈会上远望而未敢亲謦咳。后入囹圄，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见野夫《大德无言》陈加宽（现复旦大学教授，82年武大硕士毕业，曾任教于武大）：国内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编者注：此处指89年时间，刘校长已经被免职）。我目睹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又一次遭遇到的麻烦――刘校长的直言给他带来了灾难。当时刘校长在教育界和广大学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校当局对他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批判，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和重大教育改革措施本来是正确的，可是却成了他的“罪状”。尤其滑稽的是，有两种人批判他让我无法理解：一种人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为了与刘校长划清界线，表现出了特别左的面孔，这些人随着他们以后的升迁而被师生们所鄙视；另一种人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作出姿态，但他们也未能受到宽恕和信任（见《我与刘道玉校长》）

9、网友：我是武大数学系七七级的学生，每当我想到在母校的日夜，就激动不已，刘道---当时我们就这样称呼我们敬爱的刘道玉校长，是我们这一代人崇敬的伟人！

今天上网，发现sohu有一篇很火的帖子《武汉大学，你凭什么让我爱你？》，作者应

该是我的学弟，初看起来，似乎很是那么回事，说得冠冕堂皇。但是在我看来，这篇文章 的作者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评价和批判武大，而不是以武大的主人 的身份来评价武大。

在武汉大学生活了四年，我热爱我的母校！

大学本科是一个人呆得最久，也是对一个人日后的成长和思想走向影响最大的一个时 期。我在武大受到的本科教育已经深深的融入了我的骨髓，虽然我研究生毕业以后拿着的 不是武大的文凭，但是我一定会很骄傲地告诉任何人我的本科是在武大受的教育，并且很 自豪自己是在一个如此有文化底蕴的学校里面度过人生最鲜丽的年华。

我学的是工科专业，是武大合校之后第一批统一招生进入武大的。入校之后才知道自 己是在原来的武水校区学习。在这里，我们住在几乎是全校（除了樱园之外）最破的八舍。听以前的一些老校友说，我们住的一楼以前只是放工具的不住人的。而且学校里面似乎 也还有四校合并的各种思潮在翻涌。这给了我和我们同学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颇有一段 时间非常郁闷，但是越到后来我就越感觉到了武大的沉稳、古朴、厚重和一种让人无法言 喻的深深的依恋。

虽然我们合并之后是分校区上课，但是整个武大的学术资源是共享的，我们的培养计 划是整个武大统一制定的。在武大，我们能够选修的人文课程是非常多的，公选课表是厚 厚的一本。我现在还记得大一时候选修《唐诗欣赏》的情景。《唐诗欣赏》是由新闻学院 的李敬一教授开设的。每次上课，我和同学都会提前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去教室占位子，虽然是一个500人的大教室，但是每次上课的时候这个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教室前牌，拿着 小板凳和直接坐到地上的学生差不多会有三百人左右。李教授讲课的风格特别激昂，引经 据典，信手拈来，仿佛让人回到了那个遥远而让人向往的年代。而且特别注重比较学习，记得《春江花月夜》几乎可以算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了，而我，在他的课堂上，不仅学了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也读到了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而赵林教授开设的《中西 比较哲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门公选课。对于文学和哲学的热爱，如果不是在武大，在 于我，是不会如此强烈的。

大学不仅仅教人知识，也是我们走上社会之前的重要的转折点。我在武大一起学习的 同学和从珞珈山水上面认识的校友，将会成为伴我走过我一生的朋友。而我们学院的书记 张长文，他如沐春风的处事态度，对自己的学生的爱护更是让我感动。记得在最后推研的 时间里面，有一次我们和张书记开会时，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我突然就跟他吵了起来（依照后来男生寝室的版本是我把张书记给骂了，我自己认为没有这么严重#_#），后来确实 还后怕了一阵。但是有一次走在路上，张书记却骑一个摩托在身边停住跟我谈推研的后续 事情。那天的事情，他似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至于说武大虽然有钱也不改善学生各种条件的人，我可以确认一点，就是，他们从来 没有逛过武大。武测的来樱园、桂圆、梅园、枫园走过，可是来过武水吗？武大本部的，翻过老图来武水的羽毛球场打过球吗？武水的，去过本部的防空洞吗？去过武测的一号楼 吗？去过枫园吗？我们虽然大一的时候住得很差，但是在我们本科四年里面，我们校区相 继盖了1、2、3、15、16、17。差不多六七栋学生公寓，而我们在大四的时候也搬到了公 寓，而且学校现在还在继续兴建学生公寓。在枫园，学校相继盖了法学院、外语学院、文 学院等多栋教学大楼（现在应该已经启用了）。从总体上来说，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 不错的。

至于武大说自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大学之一，我想没有几个可以否认的。每年到了三 四月间，我们的宿舍楼下都会开满樱花，主教的后面那一条窄窄的小路两旁，那么烂漫的 樱花，在我们上课时候看着都是享受。更不用说我们去樱花大道和樱顶照相的兴奋了。有 人说樱花是日本侵华的象征，我认为大自然的美景是没有感情色彩的，欣赏美不是我们的 本能么？而且学校的樱花也是中日建交后日本送过来的。至于老图，珞珈山，东湖，这些 地方，都已经浸入我的灵魂，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了。

现在，我已经不在武大念书了。可是，我还是怀念我和同学一起在东湖边吹风的，怀 念我们忽然有一天上完课要跑到水生所的小店去搓一顿的兴奋，怀念在主教五楼读英语的 怡然，怀念我在武大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