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篇：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是打造网络空间军事力量的始作俑者。从2009年率先建立网络空间司令部，到2013年公开承认建有专司“进攻”任务的网络战部队，从2011、2015年国防部接连发布两份网络空间战略文件，到网络安全国防预算持续攀升，美国的网军建设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然而，这从来都不是美国国防部一家的单打独斗，军民融合始终是美网络空间力量建设与运用的基本思路。可以说，美国网络空间力量发展的关键词是“融合”而非“建设”。借鉴美国在网络空间军民融合方面的做法与经验，吸取其教训与不足，走出有本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网络空间发展之路，将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实现网络实力的飞速跃升。

持续发布战略文件实施顶层设计，“政府主导、体系统筹”是核心目标近年来，美国接连发布网络空间战略文件，强调将政府民事机构、军事力量、私营企业、学术精英以及普通民众等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实现多要素的体系融合，不仅指明了战略方向，而且列出了具体的规划与方案，成为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顶层设计。2001年，小布什政府发布第13231号行政令《信息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宣布建立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商务部长等组成的部委间机构，代表政府全面负责国家的信息安全工作，为军事与民事机构合作奠定了机制保证。2008年，小布什政府又在“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综合计划”提出12项举措，其中之一是基于国家安全局开发的技术、国土安全部与国防部配合实施“爱因斯坦3”项目，以有效防护联邦政府网络。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可信网络空间：联邦网络安全研发战略规划》，要求统筹运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等军事与民事部门下属研究力量，依据各自优势承担不同的研发项目，实现网络技术的新突破。2015年7月，奥巴马颁布关于高性能计算机的总统令，要求国防部、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作为领导机构，联合推进百万兆级超级计算机的研发进度。美国国防部对于网络空间军民融合更是高度重视。2011年，美国国防部颁布首份《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列举了美国防部在网络空间的五大战略举措，其中之一是要与其他政府部门、机构及私营企业合作，打造全政府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内容包括与国土安全部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基于创新、开放和信任激励私营部门参与国防部网络空间安全行动。2012年7月，国防部发布《云计算战略》，明确提出打破军用与民用之间的界限，运用成熟的商业技术推动云计算在军队中的广泛运用。2015年4月，国防部发布新版《网络空间战略》，同样提出要加强与美国政府民事机构的协调，以实现最大限度的信息共享、协调网络行动、分享经验教训；鉴于“国防部在构建网络、提供网络空间安全服务和研发先进能力等方面都依赖于私营部门”，未来需进一步加强与私营企业的密切合作。而且，与旧版文件在国防大学公布不同，新战略的发布地点选在网络企业汇聚的硅谷。国防部长卡特在演讲一开始便呼吁，商业界、民间和政府应建立“公开的伙伴关系”，包括重建五角大楼和奎地之间的“桥梁”，对借私企之力发展网络空间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应当看到，以发布战略文件的方式强调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重要性，不仅意在展示姿态，更是要确保政府在整合各类网络力量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大力推行网络安全政策，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看到了互联网蓬勃兴起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希望将网络主导权由民间收归政府，期间触发了一系列政治敏感问题。在紧急情况下归私人公司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能否由政府接管、总统能否下令限制或者关闭被攻破的政府机构或网络的互联网通讯等问题上，政府与民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而斯诺登不断曝料的监控丑闻，也使各网络企业亟欲与美国政府、军方“拉开距离”。以出台战略文件的方式引导和筹划军民融合，有助于军事与民事机构形成合力，逐渐削减民间特别是私营企业“自行其事”的空间。

不断推动军地合作确保机构协同，“资源共享、能者多责”是主要标准随着网络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延伸，各个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也相应地延伸到网络当中，导致相关部门越来越多，战略重心不明、工作职能重叠、缺乏协调配合等问题日趋严重。特别是，以国家安全局和网络空间司令部为代表的军事机构，和以国土安全部为代表的民事机构，就谁应主导网络空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2009年，隶属白宫的网络空间办公室和隶属战略司令部的网络空间司令部相继成立后，美国基本确定了军民两分的基本模式，即在网络空间办公室协调下，国土安全部保护联邦机构网络即“.gov”的安全，网络空间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保护军事网络即“.mil”的安全。同时，相关部门首脑均摆出合作姿态，宣称将努力确保资源共享。时任美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林恩、网络空间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愿意运用军事力量为民事机构提供支援，届时军事资源“将处于民事领导人控制之下，根据民事法律运用。”2010年10月，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领导人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正式的伙伴关系，互派支援小组进驻对方机构，以整合军政网络空间安全手段，互通有无、协调合作。但是，这种看似简单的切割与合作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军地机构并未真正形成合力，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事情仍时有发生。例如，2009年10月和11月，国家安全局、国土安全部分别建立了旨在整合网络安全力量的新机构，彼此之间的职能严重重叠。“完美公民”项目旨在检测电力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及政府机构网络是否受到攻击，理应属国土安全部职责，实施上却由国家安全局负责。更有甚者，国防部组织的网络力量，曾出于安全考虑，奉命摧毁由中央情报局建立的旨在吸引“圣战者”的“密罐”网站，充分表明美政府上层缺乏协调，政策导向不清晰。军队与民事机构职责的重新理顺，是由2015年4月国防部新版《网络空间战略》确定的。文件称，国防部不仅要负责国防部网络的安全，还要保卫国土和国家利益免受后果严重的网络攻击。这就意味着，军事机构将在保护民用网络空间资源和基础设施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民事机构的权力则相应缩减。而其背后的原因，无非是技术资源的不对称。在美国，最先进技术通常首先在国防科技领域应用，网络空间与通信、电子侦察的密切关系，又使得以国家安全局为代表的军队情报机构，在网络空间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上具备了先天优势。兼任网络空间司令部司令的时任该局局长亚历山大曾在国会上表示，该局掌管本领域最强大的技术专业力量，包括密码、网络接入和语言学人才，拥有网络空间行动所需的所有要素。与之相比，国土安全部虽一度被赋予更大职权，但该部督察长理查德·斯奇诺却不得不承认，他们“既缺少迫使其他联邦机构按其建议行事的权利，也缺少能够恰当执行任务的人员”。受此影响，虽然美国在传统上高度警惕军事力量在国内事务中的过度膨胀，但还是不得不依据“能者多责”标准，明确军地机构的主导地位，理顺协调关系。

高度关注公私合作善用民间力量，“需求牵引、利益驱动”是内在机理在美国，90％的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归私营部门所有和控制，核心网络技术与设备主要由以“八大金刚”为代表的网络私企掌控，大学和科研机构更是网络人才汇聚的巨大宝库。为充分利用这些民间的资源，美军采取了多方面措施。美军将多数网络装备的研发生产工作交由私营企业承担。华盛顿邮报“美国最高机密”调查显示，参与承担美国网络空间防务的私人承包商多达1930家，其中仅国防部总部就拥有291家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及雷声等老牌军工企业都有大规模的网络相关产品与服务线，并直接参与到与网络空间战相关工作当中。国防高级研究规划署的“X计划”和“国家网络靶场”项目等，都由多个私营企业分包。2015年，网络空间司令部发布信息征询书，在全源情报、网络作战、网络规划、网络演训等10余个领域公开招募承包商，以尽早完成构建133支网络任务部队。国防部长卡特也在2015年4月宣布“国防创新Ｘ部队”计划，表示将在硅谷设立办事机构，开发尖端突破性技术，实现国防部与私营企业的更高层级融合。美国军方还与私营企业合作，共同提升网络安全水平。2011年，国防部发起“国防工业基地网络导航”试点项目，为20个参与国防部网络运营的公司提供平台，使其能够及时获得网络安全情报信息，各公司则借助这些情报与专业力量，保护他们为国防部运转的网络。在90天试运行期内，该项目便成功阻止了数百起网络入侵行动。2012年5月，该项目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国防工业基地公司开放。2015年10月，国防部首席信息官下达有关该项目的新指令，对如何实现信息共享做出了更详尽的规定。据估计，目前已有近千家公司参与该项目。为加强协同，在组织开展“网络暴风”、“网络卫士”等网络演练时，大量民事机构、网络企业、学术界代表均与军队共同参与，以便通过实践共同发现网络威胁和网络漏洞，提高应急响应能力。网络空间作为人造环境，对人才的需求极其旺盛。美军不仅在军事院校开设网络课程，还积极到地方延揽人才。例如，国家安全局在多个大学开设网络课程，空军研究实验室网络空间行动部每年为大学生提供为期10周的培训，以培养更多的网络战人才。自1994年起，国防部就依据“企业职员项目”计划，每年派出15-20名军官到顶级商业公司工作约11个月时间，借用企业环境培养人才。2015年，国防部宣布将派驻时间增至2年，以确保这些军官能够在私营企业最大限度地汲取营养。在每年8月举行的“黑帽”大会上，国家安全局局长及高级官员经常亲临现场，甚至公开发表演讲，以招募民间高手入伍。新版《网络空间战略》还提出，国防部必须有能力从国内最好的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技术公司当中借用技术专家，让他们在国防部内发挥独特的工程设计与分析作用。其实，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军队与私营部门之间形成了关系密切的军工复合体，在网络空间同样如此。对于企业而言，与军事机构建立密切关系，使他们能够及时捕捉和准确把握军事需求，在庞大的网络产业订单中分得一杯羹。对于军队而言，私营企业运营方式灵活，可以绕开军事官僚机构固有的繁文缛节，技术装备研发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在新兴技术日新月异的网络空间，这种优势更显重要。有统计表明，五角大楼开发新的计算机系统需要81个月时间，苹果手机开发则仅需24个月。显然，确保双方合作长期有效运行的，不仅是机制、法规方面的保障，更是共同需求与利益的驱动。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存在诸多显著缺陷，负面效应发酵教训值得警惕 当然，美国的网络空间军民融合并非无懈可击，仍有诸多明显的缺陷和难以克服的不足，负面效应一旦显现极有可能持续发酵。从机构整合角度看，美国在前期设定的军地机构职责划分频出问题，除资源上的不对称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顶层领导机构缺乏足够的权威。“网络沙皇”职位创建6年来，多位就任者的资质、能力都相当过硬，但却政绩平平，根源在于职权过低。按照授权，这一职务的领导人只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充当协调与顾问的角色，无法直接向总统汇报，也不能代表白宫直接掌管网络空间安全事务的实质权利。顶层机构权力有限，直接导致军、地机构争斗不断。虽然当前基本确定了军事部门为主导的网络防御模式，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担负防御任务的网络空间司令部同时兼负有网络进攻职能，更有可能在遭受网络攻击后实施报复性反击，或是在预期可能遭受网络攻击时就采取“预期自卫”行动，因判断错误或意外事件引发网络军事冲突的风险明显增大。而私营企业、军事机构等组成的军工复合体，虽然有助于以低成本提升美军网络战斗力，代价也是巨大的。企业在制定决策时，最主要的参考指标是经济利益而非国家需求。例如，他们不愿为提升网络安全开列大笔预算，也不愿为了降低安全风险而改变全球组装的生产供应模式，结果使美国不得不始终面对无法防范的“供应链风险”，即“某些软硬件有可能在国外生产时被所在国政府借机添加恶意代码”。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也指出，“国防部的许多关键功能和行动依赖于商用设施，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全球供应链，但国防部无权直接对其采取可有效降低风险的措施。”将网络装备技术研发分包给私营承包商，对美国而言还有另一重风险，就是大量政府与军队之外的人员将有机会接触到涉及网络核心机密的信息，但他们的“忠诚度”显然低于军人和长期供职于军事机构的文职人员，构成了所谓的“内部威胁者”。兰德公司知名网络专家马丁·利比奇在2009为美国空军撰写的研究报告《网络空间威慑与网络空间战》中指出，这些人技术娴熟、深受信任、了解内情，一旦发生问题将构成严重威胁。联想到2013年以来持续发酵的“棱镜门事件”，曾供职于国防项目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斯诺登，正是这种所谓的“内在威胁者”。客观而言，斯诺登揭露的大量材料显然有力地抑制了美国肆无忌惮的全球网络监控行径，但从美国自身角度看，其谋求网络空间霸权的行动因此遭受了严重的负面冲击，所造成的影响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2016年第8期）相关阅读：

网络安全军民融合提升到战略高度，加强顶层统筹规划美国十分重视网络安全领域军民融合问题，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通过发布网络安全战略、强化网络空间顶层领导和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等，积极推进顶层谋划。1.发布网络安全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近年来，美国政府和国防部十分重视网络空间军民一体化发展，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将网络空间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进行统筹考虑。早在小布什时期，美国颁布了《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明确要求由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22个军地部门共同负责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构建由国防部、司法部、商务部等预警系统组成的国家网络安全反应系统；加强执法、国安、国防等部门之间的协调，共同应对网络攻击威胁。2011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在五大战略倡议中，第三大战略倡议就是要求国防部与其他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共同合作，打造“政府一盘棋”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2012年3月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确立了基于大数据的信息网络安全战略，其国家创新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以及国家信息网络安全战略都以大数据为重要依托，要求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6个政府部门和机构承担相应任务，共同推动美国大数据技术发展。2015年4月，美国国防部新版《网络空间战略》再次强调，“国防部历来从私人部门创新中获益良多，它将继续与私人部门展开紧密合作，借助商业化助力国防部网络安全新理念”。新版战略跨越了传统的“军民两分”界限，军事力量大量涌入民用关键基础设施，把私营机构运营的网络基础设施纳入到国防部保护的范畴，同时也提出加强与政府各部门间以及公私机构间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等措施。2.强化网络空间顶层领导，构建军地网络国防统一体制“9·11”事件后，美国已建立由总统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办公室统筹协调，以国土安全部为中心，以国防部、商务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等机构为补充的网络信息安全组织体系，初步实现了军地密切合作。奥巴马上台伊始就发布了《网络空间评估政策》报告，要求加强网络空间领域的顶层领导。2010年5月美国网络司令部正式启动，负责协调美军不同军种内部的网络指挥部门。同时规定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由一人领导，这种“双帽”机制延续至今，既保障网络司令部的网络安全，又向其提供情报支持，还与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开展了密切协作。与此同时，美国对军事和民事之间的领导体制问题进行统筹协调，积极构建网络国防的统一领导体制。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下设主管网络安全的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为网络事务协调官，负责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下，协助总统协调统筹网络安全事务。同时，将网络国防划分为三大领域：国土安全部负责国内网络安全的防御与应急反应、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等；国防部负责国外的军事网络作战、防御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进攻性网络作战；国家安全局支援国内与国外两方面网络作战的网络空间情报作战业务。这三大块业务由总统统一领导，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体制对涉及网络空间的重大战略与政策问题进行决策和部署。3.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融合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美国出台的一系列网络安全战略，为网络军民融合发展提供了指导原则和遵循路径。例如，2011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国防部发布的《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从宏观视角对加强军地协调、公私合作提出了总体规划和战略保障。在具体的法律法规方面，为实现军地风险信息共享，众议院一再推动《网络情报共享与保护法案》的出台；1993年美国颁布《国防授权法》，明确提出了军事和民用工业基础一体化建设的发展思路，推动了军民两用信息技术的研发；为健全完善信息技术军民通用标准，美国积极推动技术和标准研发的《网络安全研发法》的制定；在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和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方面，美国不断完善《国家网络安全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法案》和《网络安全劳动力框架》等相关法律规则。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适应信息技术带来的新变革，美国对网络安全和军民融合的相关战略和政策文件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例如，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和《美国国防部云计算战略》等，对于大数据条件下的网络空间军民融合起到了指导作用。

深化网络空间多领域公私合作，实现军民共建共享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私人部门在网络安全中的作用，并把强劲的公私合作关系当作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一项根本支柱。其网络安全产业实行的是公私合作、军民共建共享，这降低了公共成本、提高了运行效率，有助于美军建立和维持制网权。1.积极拓展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大力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美国私营企业掌控大部分网络基础设施，美军事行动对这些企业有很大依赖性，再加上网络空间的非对称性特点，美国军方无法依靠自身实力对网络实现绝对控制。因此，私营企业在美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美积极拓展与私营企业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军民共建信息基础设施。美国依托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采用租用地方网络和自建军用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国防信息基础设施，军民共同打造坚固的网络空间，支撑国家和军队发展需求。从1978年到1994年美国建成了由24颗卫星构成的GPS导航信息系统。该系统在优先为军队的舰艇、飞机等武器平台提供导航定位信息服务，协助武器系统实现信息化条件下的精确打击的同时，也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提供民用信息导航服务。2001 年９月，美国开始建设军民兼容的第二代国防信息基础设施——全球信息栅格。该信息基础设施体系由军队自建和租借地方的各类通信与计算机系统组成，可为联合部队、盟国和非国防部用户同时提供系统接口。全球信息栅格80%采用的是民用技术和产品，商业公司承担了95%以上的传输业务。另一方面，多数网络安全防务和网络装备技术研发由私人企业承担。这些私人企业既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等传统军工企业，还包括赛克铁门和迈克菲等专业的网络公司，以及IBM、惠普、微软等信息产业巨头。IBM公司为美空军构建“云端计算机网络系统”，利用云计算技术对美空军9个指挥中心和100座军事基地网络基础设施进行整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其他分包商，为美国陆军提供地面网络通信和传输系统；惠普联合企业网络合作伙伴（包括AT&T、IBM、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等公司）为美国海军主干网络安全和运行提供保障；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将包括“X计划”在内的多个网络领域研发合同授予雷神公司推动和负责。2.构建网络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军民信息和资源共享网络安全军民融合的关键是信息资源的共享。网络安全发展态势常常瞬息万变，信息监测、威胁预警、态势感知都需要实时有效的共享和交换机制，而军事和民用信息资源的互通共用能够更有效地推进网络安全的全维度、全天候防御。由此，美国军方十分重视互联网企业拥有巨大的技术优势，这种优势与美国军事情报机构的需求相互结合，成为美军建立和维持制网权的主要依托。2015年奥巴马签署一份总统令，计划新建信息共享与分析组织，以实施私营企业和国家部门间的分类式信息共享。之后，美国成立了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实现国家情报总监、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和司法部之间的信息分享。当前，美国军方授权一些重要的信息产业公司可以接触军方机密信息，这些公司也被纳入军事情报系统。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军方通过法律手段、秘密监控和行政措施，使得美国的一些互联网和电信企业成为情报合作的伙伴。国家安全局通过在这些企业的服务器中增设过滤器、在软件中预留后门，以及拥有破解加密信息的密钥来掌控网络空间流动的信息。例如，微软、谷歌、麦克菲等大型互联网技术公司根据承包合同要求，在公开其新发现的系统漏洞之前事先通知美国国家安全局，从而使后者可以利用这种优先知情权实施网络入侵。美国军方还通过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来促进自身网络行动能力的提高。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合作建设分析科学实验室(LAS)。该实验室主要通过汇集来自政府、学界和企业界的先进理念来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安全局的研究主任将担任领导来组织实验室的项目。美国国防部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外国信号情报和信息安全方面的挑战，从而使美国在情报处理领域更有优势。3.军民共建“网络靶场”，利用军演提升整体网络安全能力“国家网络靶场”由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应国会要求组建，为美国防部模拟真实的网络攻防作战提供虚拟环境。该项目主要由私营企业负责建造和提供技术保障，军方投资并应用。第一阶段的概念初步设计由BAE系统、通用动力、诺斯罗普·格鲁曼、科学应用国际等7家公司承建，第二阶段建立并交付靶场原型机，分别由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仿真训练与支持分部负责。国家网络靶场是一种测试军民涉密与非涉密网络项目的国家资源，具有三个军民共用的特点：在行业领域，国家网络靶场涵盖政府、国防、金融、电信、工业等领域，以满足其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安全体系建设与科研试验需求；在任务领域，国家网络靶场通过顶层设计与体系建设，完成了军队和民用网络空间安全体系规划、测试评估、人才教育培养等任务；在应用领域，国家网络靶场可为军民各类用户提供一系列网络化联合应用，包括支撑国家基础设施安全防护体系建设、自主可控软硬件安全性测试等。另外，美国十分重视网络演习中军民联合协作、多种力量运用等。例如，“网络风暴”演习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每两年组织一次的跨部门演习，每次演习，国防部、国家安全局等都作为核心部门参加，思科、微软等数十家企业也积极参与。此外，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以及一些私营公司还组织开展了“网络卫士”、“网络拂晓”等演习。通过这些军演，美国国防部检验了网络军民配合的实战效果，提高了军地在信息共享、态势感知程度和决策过程等方面的磨合。

依托社会资源共育人才，加强网络空间力量建设与传统陆海空天作战领域不同，网路作战力量主体在民间，网络技术人才也主要来自民间。因此，美国通过地方招募、军地培养等方式，加强网络空间的力量建设及网络作战资源的军事集成。1.公开招募地方网络专业人才，入列美国网军队伍美国为了鼓励和吸引民间安全人才参与国家网络安全建设，专门拨出经费进行招募，将世界顶级电脑专家和“黑客”充实到军队，提升网络攻防能力。2002年，美国招募顶级电脑专家和黑客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黑客部队”——“网络战联合功能司令部”。美军网络司令部组建后，各军种也成立相应的机构并招募了大量民间人员，如美国空军网络司令部第24航空队由3339名军人、2975名文职人员、1364名承包商雇员等组成。美国海军网络司令部中20%为非军人。2012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斯·亚历山大参加了世界黑客大会DEFCON并做了主题演讲，号召民间黑客和安全公司与政府合作，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借助RSA、BlackHat和DEFCON等国际性安全会议大肆招募安全人才。美国防部还推出网络快速追踪计划，以签订商业合同的方式，让网络攻防技能出色的小企业和个人参与短期项目，从而将民间网络力量，特别是学生电脑奇才纳入网络人才队伍。2015年4月，美国防部表示，正在寻找新的途径，吸引技术人才到军队和国防部工作。这些途径包括在加利福尼亚硅谷等地进行招聘，以加强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网络力量等。另外，美国军事安全机构与网络安全公司等私人部门存在着公开、频繁和畅通的人员流动，这种“旋转门”机制把公共部门的网络安全需求与私人部门的人力资源优势巧妙结合起来，成为美军网络人才重要来源。2.实施精英人才培养战略，军地共同培养网络人才美国在制定相应网络安全战略的同时，也制定并实施了全面的网络安全人才尤其是精英人才的培养战略，从2004年开始，美国国土安全部就与美国国安局（NSA）的“信息保障司”（IAD）合作实施了“国家学术精英中心”计划。2011年9月，美国土安全部和人力资源办公室牵头提出《网络安全人才队伍框架（草案）》，明确了网络安全专业领域的定义、任务及人员应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对开展网络安全专业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和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014 年美国启动“国防部长公司研究员计划”，将15到20名国防部负责网络战的军官安排到科技公司工作一年，然后回到国防部工作，以提升军队网络能力。2015年4月，美国国防部将该计划培训时间的延长一年，变为两年制，一年在地方网络公司培训，一年在军队实习，通过军民合作，共同培养全面的网络战人才。美国还积极加强军民院校交流合作。美国国防部与国内近2000 所高等院校签订有军事科研合同，地方院校不仅承担了美军 60% 的基础研究项目和部分信息技术开发项目，还为美军培养储备了大批网络安全和信息技术人才。另外，从 2012 年起，美国防部采取奖学金资助的方式，将全美 145 所高校纳入到“网络战士”培养体系。可以看出，美国网络安全领域军民融合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典型案例，其统一的战略部署、完整的体制机制、成熟的公私合作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有助于我国加速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2016年第8期）

第二篇：军民融合发言稿

军民融合发言稿

篇一：在区委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专题常委会上的讲话3 在区委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专题常委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专题常委会，主要目的就是要立足于在更高的起点上持续深入的推进我区“军民融合”创新发展。刚才照奎同志传达了全市军民融合式发展试点现场会精神，大家对市委赋予我区的“军民融合”重点项目------军警民“三位一体”应急联动机制进行了研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达到了预期目的。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和黄山军分区的领导下，全区各级、军地双方认真贯彻胡锦涛同志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市委王书记在市委议军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军民融合”发展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在力量上融合。在执行各类急难险重任务时，部队、民兵一起冲锋在抗洪抢险一线，警察、民兵共同完成重大活动安保；二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融合。军地双方合力推动人武部新营院建设，在人力、财力、政策上给予倾斜；三是在科技上融合。在国动委各办公室预留网络接口，在屯溪政府网站上开设国防教育板块，实现民兵政治教育网络化。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市军民融合式发展试点现场会上，市委王书记强调：“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加大领导力度，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关于‘不断完善机制、丰富融合形势、拓展融合范围、提高融合层次 ’的要求，在发挥中心城区优势、抓好‘军民融合’亮点工程上下功夫。”下面，我就贯彻落实王书记讲话精神，进一步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再简单强调三点意见：

一、切实提升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军民融合”是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与时俱进的时代产物，自2005年，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 “军民融合”以来，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已日趋成熟和完善，已经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之一。在今年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我们要深刻领会理解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按照市委王书记的要求，坚持把国防动员军民融合式发展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列入政府工作职能，统筹全局、实施科学规划调控，统筹好各级、各部门的计划和方案，跟踪检查督导，实施考核评估，牢牢扭住目标任务，强化节点约束，确保各项建设顺利推进。同时，各级各部门必须坚持融合，谋求综合效益，实现双赢发展。

二、进一步明确推进我区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重点 要紧密结合我区实际，按照军需与民用一体、平时与战时衔接、经济与战备兼备的要求，在各方面建设上统筹考虑国防需求，切实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动我区军民融合式发展。一要完善运行机制。按照常态化运行的要求，完善健全组织领导体制、协调机制、会商机制、检查督导机制、定期通报奖惩等制度，规范工作，提高效率。坚持以破解发展难题为重点，认真研究军民融合式发展新机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完善国防动员设施，在推进信息化进程中构建国防动员指挥平台，在促进社会和谐进程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二要全面落实《规划》。去年我区出台了《屯溪区军民融合式发展“八个融合”总体规划》，作为我区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并把任务分解部署到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上级的新要求对《规划》进行修改细化，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明确具体负责人，明确完成时限，用实际行动把《规划》落到实处。三要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要逐步建立各类平台，提升信息化指挥控制能力，缩短应急反应时间。人武部要与驻军、驻警加强联系沟通，切实掌握驻军、驻警的应急联动机制。应急办、防汛办、防火办要根据各自职责，掌握区内可能发生的急难险情，与人武部一起研究拟制“联动”机制预案，切实做到遇有情况能快速反应、快速行动。

三、切实强化对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政府尤其是各单位主要领导，要切实肩负起责任，努力为推动军民融合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一要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区军民融合式发展领导小组要确实负起领导责任，从大局上统筹谋划我区“军民融合”工作，建立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的目标指标体系，与正在进行的“四大会战”等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解决同步发展、均衡发展、持续发展的问题。二要加强协调，相互配合。军民融合，事关军地双方，各单位要在区军民融合式发展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真正形成齐抓共管促融合的生动局面三要开拓创新，攻坚克难。要发扬“敢、实、高、细、快、严”的工作作风，同心同德、克难而进、奋力拼搏、主动作为，敢为天下先，努力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建设新亮点，以重点项目牵引，提高军民融合完成任务的能力，推动我区“军民融合”向更高层次发展。同志们，巩固和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我们将继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增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目标，以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为抓手，不断拓展融合领域，建立协调顺畅的运行机制，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大好局面，为促进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篇二：实施军民融合的重要意义 文档 实施军民融合的重要意义习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鲜明提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系统阐述新形势下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一系列带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为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努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充分认清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是强军之策。和平时期，军民融合步伐越快，越能赢得发展先机；未来战争，军民融合程度越深，越能赢得战争胜利。习主席明确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充分体现了对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深谋远虑，体现了对富国强军的整体设计布局。我们要充分认清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使命感责任感。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艰苦探索，不断深化对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邓主席提出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道路。江主席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胡主席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科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出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动两者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深刻总结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科学把握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是党治国理政思想的新发展，把我们对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富国和强军，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一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军民融合，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增强国家战争潜力和国防实力。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随着经济总量、综合实力不断上升，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也在不断增多，体量越大，承受的外部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内部矛盾就会越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兼顾发展和安全，找到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黄金分割点，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又遵循国防经济规律和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建设规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战斗力生成模式同步跨越，实现经济实力与国防实力同步发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习主席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的战略布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大局，是各项工作的统领和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既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力量保证。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实现富国强军的战略抉择，也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题中应有之义。把军民融合发展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谋划和推动，有利于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进一步提升国家现代化建设整体水平。同时，国防和军队建设又通过自身发展，在为其他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的基础上，推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健康发展。只有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建立一个有机统一、良性互动的纽带，使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才能更好把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科学把握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涵要求习主席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往哪里深、怎样深的重大问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鲜明的时代特色。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全面准确把握。丰富融合形式。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刚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需要不断丰富各系统、各领域的融合形式，实现军地科技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交流融合。要加速高新技术军民双向转化，推动高新技术在国防领域、民用领域的双向流动和高效利用，提高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要抓住国家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契机，采取依托式、互动式、嵌入式和预留接口等多种方式，贯彻国防需求，打破行业壁垒，促进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一体融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要发挥民营实体运作机制灵活、创新能力强等优势，通过科技联合攻关、信息共享等手段，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为部队服务的作用。把行政手段与按市场规则办事结合起来，在保持适度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的同时，积极探索与价值规律、市场化运作相适应的利益驱动机制，确保军民融合良性发展。拓展融合范围。军民融合是不断促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紧密结合的过程，融合的广度是衡量军民融合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要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拓展，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继续推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后勤保障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深度融合发展的同时，向海洋、太空、信息网络、电磁空间等新兴领域全方位延伸。要从国有企业向多种所有制企业拓展，由主要依靠大型国有军工骨干企业，向依托国有、集体和非公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延伸，充分发挥不同类型企业各自优势，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生机活力。要从军事领域向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拓展，将原来部门、单位“珍珠散落”式的松散格局向有机结合、有序流动、一体运行的紧密格局转变，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都处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经济社会资源的军民共建共管、共享共用。提升融合层次。军民融合事关经济与国防两大体系的重大关系调整，事关国家整体建设结构及重要政策制度的调整，必须在融合层次上向高层拓展。要从领导体制上提升融合层次，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搞好顶层设计，加强宏观管控，建立权威高效、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从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军队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远，以及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关系。要从协调机制上提升融合层次，着力建立健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军地协调机制，构建职责明晰、分工明确、组织精干、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运行有效的工作机制，加强军队和政府之间、军队各部门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络机制，完善军地双方定期重大情况通报制度等，形成规范的沟通渠道和工作程序，稳步推动军民融合发展进程。要从制度体系上提升融合层次，制定完善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相关制度，解决制度规范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制度化轨道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从主要依靠行政向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并用转变。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工程，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近年来，我们在军民融合发展上积极探索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还存在思想观念跟不上、顶层统筹统管体制缺乏、政篇三：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 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 如果回忆新中国60年来的工业发展历程，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是不得不被提及的重要一环。从上世纪“两弹一星”的横空出世，到新世纪(16.85,-0.33,-1.92%)载人航天和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共和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已经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要求，军民结合的新道路也使得军工企业重现活力。就在2009年，中国的军工企业更是以首次跃升福布斯世界五百强企业为标志，正式迈入全球经济的最前沿。60年后的今天，如何继续走好军民结合、军民融合的道路，CBN就此专访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军民结合推进司司长屠森林。CBN：能否给我们回忆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领域的军民结合事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屠森林：工业领域军民结合事业的发展，与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进程是不可分割的。军民结合之路，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步深化、内涵不断丰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国防工业“军民两用”的战略思想。“两弹一星”工程，就是军民大协作的壮举，带动了大批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发展，使我国在部分尖端科技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对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探索，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战略方针。此后，国防工业战线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转民”，为国防工业民用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着眼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提出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重要思想。这个阶段，国防工业领域朝着“提高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的方向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几十年探索的实践经验和宝贵成果，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军民融合战略思想的提出，对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顾60年的光辉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军民结合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矢志不移地推进军民结合，是中央一贯的指导方针，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中，都致力于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军民结合发展道路，这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CBN：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走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这一字之差有什么内涵上的不同？ 屠森林：作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军民结合是“物理”上的结合，军民融合更像是“化学”上的结合。军民融合是军民结合的更高阶段。就工业领域而言，军民结合强调国防科技工业、国家科技和工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体系结合；军民融合则更进一步，强调两者之间有机互动，融为一体，是系统融合。今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就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问题，进行了第十五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重大意义、战略任务和总体要求。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就是要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立足中国国情，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一个相互兼容的经济技术基础和平台，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发展道路。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军民结合思想的深化和升华，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也是一次实践上的突破。CBN：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何关系？ 屠森林：我国的发展实践和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原因，一是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强，技术含量高。一般来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满足军事需求，再逐步扩散应用到民用领域。激光、雷达、网络、卫星导航等大量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进程，无不遵循这一规律。二是可以实现“一份投入、两份产出”，经济效益好。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领域，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例如，上世纪垄断国际航空市场的波音707飞机，90％的技术由军用飞机技术转移而来。反之，民用产品和技术应用到军事领域，可以有效降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成本，提高装备采购和使用效益。三是可以带动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牵引作用突出。推进军民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国防科技和军民两用技术的特点，不断扩大我国在核能开发、航空、航天等高技术领域的产业规模；可以发挥渗透和扩散效应，有效带动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可以利用先进技术，实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CBN：你能否描述一下当前军民结合发展状况，是否还面临着一些困难？ 屠森林：在军民结合推进司成立之初，我们就深切地认识到，全面调查掌握军民结合发展状况，找出目前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从2008年10月开始，我们组织有关方面力量，集中3个月时间，对全国近1500家承担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任务的单位进行了军民结合发展现状调查，深入走访调研了全国11个省区市的有关部门和单位。调查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防科技工业经过调整、改革和发展，完成了由主要依赖军品发展向军民结合复合发展的战略性转变，民用科技工业单位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军工行业已初步形成军品为本、民品兴业的发展态势。目前，国防科技工业民用产业的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已达70％左右。二是“民参军”的范围不断扩大，层次有所提升。如载人航天工程中，承担协作配套任务的民用科技工业单位达到了数千家。三是军工技术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军民结合产业不断壮大。除核电、民用航天、民用飞机、民用船舶等优势领域外，军工技术快速转移转化到新材料、光机电、新能源等领域，一批高技术企业快速成长。四是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发展加速推进。各地积极将军工民用产业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轨道，促进了军民结合产业的集聚化、规模化发展。与此同时，工业领域的军民结合发展仍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军工体制相对封闭，军民资源共享程度较低，军民结合产业规模不大，政策法规和公共服务体系急需完善等。这需要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认真研究，下大力气解决。CBN：当前，全国上下已进入对“十二五”规划的前期调研之中，请问在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军民结合工作的重点任务是什么？ 屠森林：为解决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对于新形势下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及推进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反复论证，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工业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思路》，得到了李毅中部长和陈求发副部长的批准。这个思路，明确了新时期军民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其主要任务包括： 一是建设开放型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格局。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充分利用国家工业基础，进一步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二是打造军民共用的科技资源基础。深化国防科研体制改革，发挥国防科技力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国防科研机构与国家其他科研机构的开放与合作。三是完善军民结合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技术转移服务，开展重大军民两用技术推广及成果转化；拓宽军民信息交流渠道，建立军民资源共享平台。四是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鼓励、引导军民优势资源向军民融合产业领域聚集；发挥军工技术优势，积极培育新兴支柱产业，牵引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五是推动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发展。在具备基础条件的地区，培育和壮大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充分发挥军工技术优势和区域经济资源优势，促进军民互动，实现有区域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新格局。六是健全军民融合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宏观筹划和顶层设计，强化对军民结合发展的指导；调整完善投资、财税、金融等政策，营造有利于军民结合发展的制度环境。为做好“十一五”后期到“十二五”过渡阶段的宏观指导，我们研究提出了《关于工业领域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现已征求了多方意见，在进一步修改完善后，预计年内印发。已有_COUNT_条评论 我要评论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第三篇：军民融合政策

军民融合政策放大招：

实施“两证合一”、设立军民融合产业基金、加快推进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培育一批军民融合重点企业……

问题1：关于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

答疑专家：国家发改委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司徐建平副司长

社会各界都特别关注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这项工作在中央军民融合办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军委战略规划办正共同研究推进。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推进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再一次明确提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有关要求。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军委战略规划办积极配合中央军民融合办，认真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明确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试什么、解决什么问题。虽然过去我们也有各种产业园区，但是，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应该突出军民融合的特点和本质特征要求。为做好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工作，我们正在按照中央军民融合办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做好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硬杠杠、硬标准”的细化、实化工作，做到“进门有条件、建设有标准”，确保能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办法。目前，全国申请建设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热情非常高，已有20多个省（区、市）正式提出创建申请。按照中央军民融合办的工作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军委战略规划办正在共同深化研究论证，争取尽快提出一个具体实施意见建议。谢谢大家！

问题2：关于武器装备市场准入“四证”管理 答疑专家：军委装备发展部合同监管局严晓辉处长

经批准，自10月1日起，全面试行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和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两证合一”改革。下面，主要介绍三方面情况。

一、关于改革考虑

长期以来，武器装备市场准入实行“四证”管理制度（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认定、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许可审查），对提升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提高装备建设质量效益、确保国家秘密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和武器装备快速发展，“四证”管理与装备建设发展不相适应问题逐渐显现。2014年5月，在首届军民融合展览暨论坛活动上，原总装备部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吸纳优势民营企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的措施意见》，通过实施分类审查、大幅压减许可项目、建立跨部门联审机制、设置资格审查申请受理点等措施，加大了引导企业“参军”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按照深入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要求相比，“四证”管理仍然存准入多头、内容重复、取证周期长、企业负担重、监管机制不健全等根本性问题，2016年1月，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后，军委装备发展部调整组建合同监管局，归口全军装备采购市场的准入、退出等管理工作，归口管理资格审查和体系认证工作，从管理体制上为军队主导的资格审查和质量体系认证“两证合一”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改革内容

为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坚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加快调整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重要指示，我们以装备建设需求为牵引，以降低采购风险、培育竞争市场、提升装备建设质量效益为目标，围绕申请受理、计划管理、审查实施、推荐注册等环节，从形式和内容上对“两证合一”改革进行系统研究论证，修订了承制装备分类、细化了审查专业领域范围、开展了审查员和审核员培训、开发了审查工具软件等工作，在组织试点验证基础上，制定实施方案，明确改革内容。

一是调整承制单位分类。将装备承制单位类别由三类简化为A、B两类：A类为军队专用装备承制单位，B类为军选民用装备承制单位。

二是统一申请受理。依托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申请受理点，统一受理“两证合一”后的资格审查申请。对首次申请A类装备承制资格的单位，增加预审查环节，三是合并审查内容。审查内容以资格审查要求为基础，全要素、全条款融入GJB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内容，统一规范评判标准，全面评定承制单位综合能力。

四是规范审查组织。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员、武器装备质量体系审核员实行融合管理。审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和工作评价制，审查组专业配置覆盖申请承制的装备类别。

五是换发资格证书。统一发放新版《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有效期5年。A类装备承制单位的新版证书增加“通过GJB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识，兼具原“两证”功能。六是强化资格监管。加大装备承制单位资格监管力度，健全日常监督、监督审查、重大事项专项审查等管理制度。

三、关于预期成效

“两证合一”改革后，从企业来看，降低了进入门槛、减少了重复审查、减轻了企业负担、缩短了取证周期，预计取证周期将由原来9-12个月减至3-6个月，这一改革将极大地助力企业“参军”活动，引导和鼓励更多优势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领域；从准入管理看，改革后既保持了资格审查的权威性，又强化了质量体系认证的专业支撑作用,实现了“两证”优势互补，同时强化了对承制单位资格的监管，有助于提升装备建设质量效益。

问题3：关于军转民和民参军目录编制发布情况 答疑专家：工信部军民结合推进司曾开祥处长

大家好，我把目录的编制过程和如何获取目录信息，给大家做个介绍。编制过程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确定军转民目录、民参军目录的领域，领域确定是根据需求，民参军目录主要是根据军队和军工集团的需求，比如前年是跟海军，去年是空军和火箭军，今年也将针对新的需求确定民参军的领域；军转民的领域确定，主要是根据军工单位的优势技术领域和民用市场的需求来确定。第二个阶段，以工信部和科工局的名义向军工集团、地方国防工办下发项目征集通知，并由这些单位上报征集的项目，所以，在各个单位上报的过程当中，也进行了项目初步筛选。第三个阶段，项目收集上来以后，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民参军目录的评审专家主要由军队需求部门的专家、军工单位的专家组成，评估这些技术是否符合军队、军工单位需求；军转民目录的评审专家有少量的军工单位专家，主要是民用市场的专家和投资专家，评估军转民技术在民用市场是否具有发展潜力，评审完以后，以工信部和科工局文件正式对外发布。关于发布渠道，也就是大家能够获得军转民目录的渠道，会在工信部的官方网站，以及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开对外发布，少部分的纸质文件会向相关部门发布，对于编入目录的单位会每个单位寄一份过去。对于民参军目录，因为存在涉密问题，所以在民参军目录的推送上，主要是向军队单位、各个军兵种、原来总部的装备主管部门、还有军工集团，还有各个省的工办，进行纸质文件的推送。下一步，会把民参军目录在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的内网，就是涉密网上进行发布，所有军工集团和各省的军民结合主管部门可在内网上查询。谢谢！

第四篇：媒介融合下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变革的经验与启示

媒介融合下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变革的经验与启示

郑素侠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本文以美国四所高校——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和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为研究案例，考察了它们面对媒介融合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如培养“一专多能”记者、记者职能从采集新闻向知识生产和知识管理转变等，以及它们应对媒介融合的具体做法，如渐进式变革、将技术融进课程中、“边做边学”等。美国这四所高校在媒介融合人才培养上的理念与做法，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应对媒介融合现实提供了经验与借鉴。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密苏里模式；“边做边学”

近几年来，世界各国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纷纷探讨应对媒介融合的举措，如为了应对媒介融合的挑战，美国开设有新闻传播院类专业的高校中，有50%左右的高校都采取了某些应对措施[1]。本文选取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School of Journalism，University of Missouri）、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Columbia University)、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 Journalism，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Medi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等著名新闻传播类高校为研究案例，对这些高校面对媒介融合所秉持的教育理念与具体做法等进行考察，以管窥媒介融合浪潮下美国高校的应对之道，并从中总结可资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一、媒介融合时代人才培养的理念

1.培养“一专多能”的记者

媒介融合的现实，要求新闻传播类人才除了掌握新闻传播类专业知识外，还应掌握科学、经济、环境、管理、艺术等领域的知识，以及熟练的多媒体操作技能。这似乎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媒介融合背景下，专门教育应让位于通识教育。事实上，关于应该将学生培养成“通才”以适应各种新媒介形态的要求，还是将学生培养成某一领域的“专才”，争论的声音从未停止过。作为美国最早开设媒介融合专业的高校、并在跨媒体人才培养方面形成自己特色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其媒介融合专业的培养目标并不主要是“全能”记者，而是能够熟练掌握一两门报道技术、同时熟悉其他报道手段、具有较强的合作精神和媒介融合意识的新闻人才[2]。正如《融合新闻导论》（Convergent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一书作者所认为的那样：单个的背包记者（backpack，即掌握了多种媒介技能的“全能“记者）对于报道较小规模的新闻事件或处于较小市场的地方新闻媒体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是大型的媒介集团，或者是报道规模较大的、内容比较复杂的新闻事件，就需要以多人组成的跨媒体的“超级团队”来承担融合新闻的任务[3]。正是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美国的这4所著名高校，其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的设置，基本都是遵循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技能训练与理论课程并重的原则。如在美国西北大学的梅迪尔新闻学院，为学生提供的45门选修课程目录中，新闻传播专业课程

只有12到14门，这些课程主要讲授多媒体新闻记者所应掌握的写作、报道、编辑、生产、视觉、网络新闻技术；其余四分之三的课程都是非新闻专业的课程，如本科生需要在文理学院选修6门课程，在社会科学领域修3门课程，在艺术、宗教、历史、数学、文学、或政治学选修一门课程[4]，以此来确保学生能够为新闻专业的学习打下宽厚的基础。

2.记者职能从采集新闻向知识生产和知识管理转变

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来源和信息传播渠道更为多元化。在多媒体融合的编辑部，记者和编辑的主要工作不仅仅是采集新闻，更多的是对浩如烟海的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和整合，并努力挖掘出这些的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意义。也就是说，媒介融合要求新闻从业者实现从采集新闻向知识生产与知识管理转变[5]。

作为美国唯一一所拥有新闻学院的常春藤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在其网站首页宣称其办学宗旨并不是通过学习让学生获得一份用以谋生的工作，而是让学生成为优秀的、专业的新闻工作者——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出事实的真相所在，并能够以一种清晰的、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其传播给受众。在面向全球新闻从业者开设的继续教育项目中，哥伦比亚新闻研究生院既设有侧重于技能操作层面的“数字媒体训练”项目，亦设有侧重于跨领域知识传播与管理的“Punch Sulzberger新闻媒体行政领导项目”。每年1月份开始的“Punch Sulzberger新闻媒体行政领导项目”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战略运用、创新思维、市场营销、人口统计、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等[6]，以拓展新闻从业者的视野，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环境对新闻从业者职能转变的要求。在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为培养学生适应媒介融合时代的技能要求，2010年学院成立了安南伯格创新实验室，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与学界专家、企业法人的合作与交流的机会。在安南伯格创新实验室，学生可以参与技术创新的研发工作，以及一系列议题的分析与探讨，如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商业模式，组织性或社会性的激励机制，制度设计，社会性网络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等。通过这些跨学科的训练，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新闻与信息采集技能，更是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技能。

二、媒介融合的实践

（一）渐进式变革

媒介融合对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冲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促使教育界就传统新闻传播课程作出调整。2003年一项对美国46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调查表明，85%的新闻传播院系开始开设与媒介融合有关的课程[7]。尽管美国各高校对媒介融合现实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但在接下来的步骤中，各高校多采取渐进式变革，即大体遵循“开设媒介融合课程——创办融合专业——设立媒介融合研究机构”这样一个渐进式进程。在美国各高校中，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是较早开设媒介融合课程的院系。早在1994年，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就尝试开设供本科生和研究生选修的数字媒体课程，课程内容涉及网上冲浪的技巧、网站设计，接着又开设网络技术和网络新闻报道方面的选修课。2003年~2006年，经过4年的实践，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现在，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开设有两个与媒介融合有关的专业，分别是广播电视与数字新闻专业(Broadcast and Digital Journalism)和纸质与数字新闻专业(print and Digital

journalism)专业。为更好地适应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引发的新变化，自2007年以来，安南伯格传播学院相继成立了安南伯格创新实验室（Annenberg Innovation Lab，AIL）、安南伯格网络中心（Annenberg Networks Network，ANN）、数字化未来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Digital Future，CDF）、卡耐特数字媒体研究中心（Knight Digital Media Center，KDMC）共四个新媒体研究机构，致力于研究应用于大众传播的新技术，以及新技术的社会影响，并致力于促进学界与业界的合作 [8]。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于2005年秋季开始开设媒介融合课程，接着创办媒介融合专业，并将媒介融合专业划分为五个具体的专业方向：融合图片新闻(convergence photojournalism)，融合广播报道和制作(convergence radio reporting and producing)，融合电视报道(convergence television reporting)，新兴媒体(emerging media)和新闻产业化(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2006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成立了全球数字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Digital Globe，CDiG），致力于研究关涉全球化、电子商务和数字化的议题，并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教学、服务工作。另外，全球数字化研究中心还开设了硕士学位课程和专业学位课程项目，参加项目的学生在学习中可以结识到本专业之外的教授和同龄人，与他们分享学术兴趣、共同完成课题。作为一家服务于密苏里州的教育与学术机构，全球数字化研究中心的所有公开演讲、座谈会、学术会议、专家报告向全体社会公众开放。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是一所研究生学院，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在理学硕士项目(M.S.Program)、文学硕士项目(M.A.Program)等中开设媒介融合课程，如网络新闻的写作、视频剪辑、flash短片的制作等。2010年创办的数字新闻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则是顺应媒介融合潮流而设置的集教学与研究为一体的机构。数字新闻中心为学生讲授引领未来数字媒体发展的知识与技能，同时作为一个新闻学研究与发展中心而存在。数字新闻中心由原英国《卫报》新闻与媒体数字内容部主任Emily Bell 担任主管，致力于探讨数字化新闻报道的技能与方法，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服务。

对媒介融合的挑战作出渐进式反应，从开设相关课程开始，逐步过渡到设置媒介融合专业和研究中心，这种渐进式的变革或许更适合当今的媒介现实：可在不断摸索和“试错”中总结经验与教训，探索更为可行的应对策略。

（二）将技术融进具体课程中

是将技术性内容融入到一般性课程之中讲授，还是将技术性内容单列出来，作为独立的课程开设?关于这个问题，中美新闻传播教育做法似乎有所不同。在我国，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类院系都将网络传播、新媒体传播类课程单列出来，以独立于有关纸质媒体新闻报道或广电媒体新闻报道的课程。在美国各高校，更倾向于将技术性内容融进具体的课程中，即主张教会学生使用多媒体报道同一新闻的不同方面，而不是用不同的媒体重复报道同一新闻。

如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的媒介融合课程中，将“利用多媒体讲述故事”的内容有机地整合仅所有的新闻报道课程中。这一点，在南加州大学新闻学院的媒介融合课程设置中亦得到了体现。南加州大学新闻学院在进行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强调不能将纸质媒体、广电媒体和网络媒体“平等放置”，避免将新闻课程改革为零和游戏，而应将新媒体课程在不减损其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融合进已有课程中去[9]。

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写作课程曾被限制为报纸写作，现在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也被要求制作三个电视短片；在学期末，学生还要制作一个网页，才算完成这门课程的学习[10]。在这样的课程设置中，应用于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技术以一种过渡的方式自然地穿插进新闻写作课程之中。

（三）“边做边学”

在人才培养上，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 其特有的“密苏里模式”（The Missouri Method）而著称。“密苏里模式”的核心是“learning by doing”（“边做边学”），通过实践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多媒体操作是其特色。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新闻课堂和网站、报社编辑部、电视台、教授办公室整合在一起，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环节与专业实践环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现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拥有的自办媒体包括：VOX杂志、MOJO广告公司（全美最有影响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广告机构）、KOMU-TV8（美国高校中唯一一家商业电视台，同时作为NBC和CNN的附属电视台而存在）、KBIA 91.3 FM电台（全美最成功的公共广播之一）、Columbia Missourian报社（社区报纸《哥伦比亚-密苏里报》）、AdZou媒体策划公司、Global Journalist杂志社、Missouri Digital News中心共8家媒体。这8家自办媒体的主要记者、编辑人员均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媒体的服务对象既有密苏里大学的学生、当地社区，也有少部分商业机构。

在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学生以自办媒体的方式获得了充分的实践训练。该学院学生自办媒体主要有：Annenberg Radio News（安南伯格新闻广播）、Annenberg TV News(ATVN)（安南伯格新闻电视台）、Daily Trojan（特洛伊日报）、Impact（一份电视新闻杂志）、Intersections：The South LA Report（服务于北洛杉矶社区的新闻网站）、KXSC电台、Neon Tommy新闻中心。以上学生自办媒体均创办了媒体网站，并在美国较有影响的社交网站Twitter或 Facebook上进行了推广。

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自办的较有影响力的两大媒体为Medill News Chicago（梅迪尔-芝加哥新闻中心)和 Medill News D.C.（梅迪尔-华盛顿新闻中心)。Medill News Chicago的新闻制作人员为梅迪尔新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学生们完成从调查、采访到写稿、传送的全部流程，为芝加哥及周边地区的多家网站和纸质媒体提供新闻报道。多数新闻报道既配有图片，亦配有音频、视频、幻灯片等多媒体形式。MEDILL NEWS D.C.的主要成员亦为梅迪尔新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致力于华盛顿地区公共事务、公共政策议题的报道，如公共政策的社会反响、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等。学生们以专业的、负责任的调查报道，赢得了来自业界的一致认可，曾获得美国专业记者协会以及美国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基金会颁发的奖章。

三、对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启示

（一）人才培养的理念：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

从目前来看，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主要是体现在新闻业务技能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加强学生新闻传播专业技能训练就可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冲击。新闻报道中，新闻价值的判断、跨领域知识的把握、新闻记者职业操守与社会责任等，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篇新闻报道的质量和社会影响。从前面对美国4所高校教育理念的考察可以看出，尽管面对媒介融合，他们对多媒体技能有较多的强调，但同样没有忽视对学生跨学科知识的传授和跨领域能力的培养。在多媒体融合的信息时代，精通新闻传播专业的核心知识，并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各学科知识的人才将成为急需人才。

（二）培养模式的变革：加强实践教学

对于我国的新闻传播类院校来说，独特的“密苏里模式”似乎难以完全复制，但“密苏里”模式所倡导的注重实践的教育理念对我们思考媒介融合时代如何培养新闻传播人才具有启发意义。为培养和强化学生的多媒体实践能力，首先，完善课程设置。一是充实和丰富传统的新闻传播课程，如新闻采访课程与写作课程应充实有关网络采访、网络写作等内容；新闻摄影课程应充实数字摄影的内容，新闻编辑课程应充实多媒体非线性编辑的内容等，将多媒体技术渐进地、有机地融合进传统业务课程之中。二是开设有关媒介融合的技能与实践的新课程，特别是各类新媒介技术操作与运用的实践课程，如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新媒介实践课程内容主要有如何使用网页软件，如何创建、管理网站，如何使用音频及视频编辑软件等。其次，新闻传播院校可尝试与周边大中型媒体开展共建合作，将这些媒体建成学生的实践基地。最后，可尝试创办校园媒体，如面向大学生的社区网站、校园电视台、手机报、电台等。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校园媒体的采、编、播可全部由学生完成。

（三）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师资队伍的实践能力

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担任融合新闻传播教育的教师有9人，且全部都是来自媒体一线，有的是自由摄影记者，有的是电视台的编导，还有的是网站的数字新闻总监。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44名教职人员几乎都曾有过媒体从业经验，并获得过各种媒体奖项。他们中有的曾是杂志社编辑，有的是畅销书作者，有的则是富有经验的新闻记者，甚至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殊荣。西北大学梅蒂新闻学院的52名教职人员中，其中至少有28名具有媒体从业经验。他们中有曾经的摄影记者、深度报道记者、杂志编辑，电视编导等。此外，依托地理位置的优势，梅蒂新闻学院有多名教职人员在《芝加哥论坛报》集团的各子媒体担任兼职[11]。

近些年来，受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我国各新闻传播院校对教师队伍的学历要求愈来愈高，这无疑对提高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准和研究能力大有裨益。但重视师资学历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教师的媒体实践经验和能力。媒介融合背景下，要求师资队伍除了要精通新闻传播的专业知识和具有跨学科的背景知识外，更要掌握多媒体信息组合传播的技术与操作能力。但从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师资现状来看，普遍存在新闻实践经验缺乏、特别是多媒体实践经验缺乏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建议在引进师资、特别是媒介融合类师资时，以应聘者是否具有媒体从业经历作为考察指标之一；其次，教育部的新闻传播教育师资培训项目中应适当加大媒介融合方面的内容；最后，各高校亦可与当地大中型媒体联合，延请业界人士为教师进行技能培训和讲座。

基金项目：2011年郑州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项目名称：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参考文献： [1] Huang, E., Rademakers, L., Fayemiwo, M.A., & Dunlap, L.Converged Journalism and Qua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Tampa Tribune News Stories.Convergence, 2004(4),.[2] 付晓燕.媒介融合下的美国新闻业和新闻教育变革——访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媒介融合项目创始人迈克·麦金教授.新闻与写作，2009(8).[3] 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中国记者，2007(1).[4] 参见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网页：http://www.xiexiebang.com/ojr/ stories/050224pryor

[10] Brain S Brooks著，周婵译，媒介转型时期新闻教育再思考.国际新闻界，2006(12).[11] 陈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中美高等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比较.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本文发表于《编辑之友》2012年第9期。

第五篇：国外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的典型做法与启示

国外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的典型做法与启示

一、国外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和以色列等为代表的典型国家或地区，由于国家战略、国防工业基础、民用工业基础和科技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由注重武器装备的“高性能、高质量”转变为注重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建设与体系建设，各国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也分别走上了各具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军民融合成为各国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最优发展路径”。美国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军转民”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军民一体化阶段，通过军民融合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美国国防与国家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俄罗斯为了改变前苏联的军事畸形发展状态，出台了《国防工业“军转民”法》，推动了军民结合战略的发展，提升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欧洲国家则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重新审视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策略，欧空局的成立标志着其“先民后军，以民促军”战略的确立，欧盟各国军工企业的能力不同，国防工业的发展经历与进度不同，但均选择了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军力发展受到限制，因此，采取了大力发展民间军事工业、成立军民一体化公司、军民一体化公司内优先发展民用技术、以民用带动军用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实现了国防工业的稳定发展。

二、国外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措施

虽然在发展路径选择上，美国和欧盟的“军民一体化”、俄罗斯的“先军后民”、以色列的“以军带民”和日本的“以军掩民”各具特点，但这些国家均选择了统筹协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这些国家推进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一）建立顶层管理机构和法律保障体系

军民深度融合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建设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应由国家最高层自上而下推动。典型国家推动军民融合的实际切合点多为总统助理（美国）或政府总理（俄罗斯、以色列），通过最高管理层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作为国家行为来推进。另外，各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军民融合的法律法规，如美国的《军民一体化政策条款》、《武装部队采购法》、《联邦采办条例》，俄罗斯的《国防订货法》，法国的《公共采购法》，以及英国的《国防科技创新战略》等。通过顶层管理和法律保障，典型国家能够统筹利用整个国家的科技资源和社会资源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服务。

（二）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带动军民融合式发展

典型国家在推动军民融合式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一直注重将军民两用科技计划作为主要着力点。在军民两用科技计划中，军方发挥主导作用，保障各项计划的顺利实施和成果的最大化利用。美国国防部的《技术再投资计划》、《两用技术应用计划》，俄罗斯的《两用技术计划》，以及法国的《航空计划》、《航天计划》都得到了军方的大力支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计算机的诞生和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对互联网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以军民融合型企业作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创新主体

典型国家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方式，由“民技军用”逐渐扩大到民用标准规范、制造工艺、现代管理制度和手段等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融合，并将军民融合型企业作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创新主体。例如，美国波音公司既承担了防务业务也承担着商用飞机研发生产业务。这样，一方面，波音公司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保持和提高其航空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开发出新型防务机型，提高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

三、国外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成效与启示

以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和以色列等为代表的典型国家或地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取得的成效包括：一是节省了国防采办费用，缩短了武器装备研制交付周期。通过军用和民用标准规范、制作工艺的一体化建设，大幅提升了承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企业的规模经济，降低了装备研制、使用和维护费用；同时，通过采购货架产品和成熟的技术服务，大大提高了国防采办的效率，缩短了国防采办周期。二是提升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创新能力。通过军用和民用领域高新技术、产品和工艺的双向转移和流动，实现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相互促进发展，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民用高新技术水平已经超过了军事技术，通过推进民用领域高新技术和产品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的转移，大大提升了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三是增强了国家综合竞争力。通过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避免了国家资源的重复配置，实现了军民双方的规模效益。一方面，通过提高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带动了军事威慑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军用先进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应用，提高了技术和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为产品走出去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