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之三 从西昌到班佑

第一篇：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之三 从西昌到班佑

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我们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历时9天，播下了革命火种。朱德第一次提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红军在大凉山创造了团结彝族同胞开创中国革命胜利的奇迹，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借道”彝民区，渡过大渡河，北上川西北，最后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走进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

到达西昌，我们直奔位于市中心广场的彝海结盟纪念碑和塑像，这是西昌城的标志性雕塑。碑体用凉山特有的红砂岩，塑像中的刘伯承和小叶丹戎装肃立，面带微笑，正面碑座上有“彝海结盟纪念碑”七个大字。巍然矗立的彝海结盟纪念碑，向后人默默诉说着那一段光辉的历史„„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但是，要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必须迅速渡过大渡河。西昌是国民党军在大渡河南岸的最后一个据点，当红军进至距西昌30华里的地方时，守城之敌为了防止红军利用民房掩护接近城墙，竟将距城墙较近的西街和鱼市街全部烧掉，以扫清射界。此举使红军不得不放弃进攻西昌城，继续兼程北进，取道冕宁通过彝民区。西昌彝海结盟纪念碑

位于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间的大小凉山地区是彝民聚居区，红军要从这里经过，首先必须争取彝族广大同胞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为此，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担任先遣队政委，率领先遣队首先进入彝民区。先遣队临行前，毛泽东嘱咐刘伯承、聂荣臻：红军来到大凉山是借路北上，不是去与彝族群众打仗，一定要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办事。先遣队的任务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争取说服他们，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

为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进到冕宁县城后，张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布告》第一次提出了“万里长征”一词。从此，“万里长征”一词从冕宁传遍凉山，传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在冕宁，红军还释放了被国民党县政府关押在监狱里的彝族人质，并请他们喝酒、谈心，宣传《布告》精神，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宣传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军队。为了不打扰彝族群众，毛泽东同军委纵队的人员进入彝民区后，露宿在树林之中。所有这一切，使彝族群众深深感到红军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是来帮助彝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

5月22日，刘伯承和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盟誓，结为兄弟”，这就是光照千秋的“彝海结盟”。彝海，位于冕宁县城以北40公里的羊坪山上，原名“鱼海子”，彝语叫“乌勒苏泊”，意即海子，四周青山环抱，林木葱笼。在结盟仪式结束后，刘伯承将自己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小叶丹。小叶丹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西昌火炬广场

次日，红军先遣队在小叶丹的陪同下向彝区进发，沿途没有受到阻拦，直达安顺场，红军的后续部队也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通过了彝民区，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走出彝民区，毛泽东在大渡河畔见到刘伯承时高兴地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回答：“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红军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不仅顺利通过了彝民区，而且还将许多彝民子弟聚集到了红旗之下。在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仪式后，刘伯承将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授予小叶丹。后来，小叶丹组建了红军彝民支队，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坚持斗争5年多。1941年，小叶丹被反动政府以“通共”罪名杀害。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小叶丹的家人把刘伯承赠送的红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始终保存着。1950年5月，小叶丹的妻子郑重地把这面红旗亲手献给了政府，至今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见证。

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终于到达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离开西昌前，我们专门去了火炬广场，这里有一组气势恢宏的火炬阵，又名民族柱，共有56根高9米、直径2米的火炬柱，用凉山特有的红砂岩石砌成，每到节日，56根火炬同时点燃。漫步火炬阵，我深深感到，彝汉两族人民建立起的深厚友谊和民族团结精神犹如这熊熊燃烧的火炬一样在凉山这块土地上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在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碑园

从西昌出发，一路北上，经雅安、成都到达川西北高原古城松潘，这里是扼控川甘边的战略要地，有“川西北门户”之称。红军长征期间，曾三过松潘草地，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过5次重要会议，其中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都是在松潘境内召开的。1935年6月底，红军发起松潘战役，至7月底，整个战役呈拉锯状态，中革军委遂决定停止松潘战役。长征纪念碑园雕塑 在松潘川主寺镇，我们参观了红军长征纪念碑园。

川主寺镇是因镇上的一座寺庙――川主寺而得名，这里是通往著名旅游景区九寨沟和黄龙的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的旅游大巴不断从小镇穿过，小镇还因红军长征纪念碑园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地。长征期间，三路红军在四川滞留的时间长达20个月，足迹遍及73个县、市的30余万平方公里。红军的三个方面军都路过松潘，而川主寺是长征路上的一个要冲。当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过草地时就是从川主寺后山的尕里台过去的。在川主寺以西几十公里处曾举行过著名的毛儿盖会议。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纪念红军长征决定在这里修建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进入碑园，我的目光首先被耸立于元宝山顶的“红军长征团结胜利纪念碑”所吸引，一位身披羊皮背心的红军战士迎风挺立，他的双手高举成“v”字形，一手持步枪，一手持花束，以冲霄凌云之势矗立于海拔3100米的元宝山顶。纪念碑由红军战士铜像、亚金铜三棱柱碑体、汉白玉基座组成。三角柱碑体的每方都镶嵌一颗巨大的闪闪红星，象征着三大主力红军紧密团结，坚不可摧。主碑背靠雪山，面向草地，用亚金铜贴面，在阳光照射下，金光熠熠，璀璨夺目，被称为“中华第一金碑”。环绕碑体的汉白玉基座造型如雪山，碑基铺垫墨绿色水磨石，寓意着“雪山草地树金碑”。这座金碑在每个晴天的下午6点前后，受阳光斜射，碑体金光四射，通体闪耀，极为壮观。

走到广场中央，一座名为“黎明火种” 的雕塑吸引了我的注意。这座雕塑由三块黑色巨石和一个铜球组成，三块黑色巨石象征着旧中国深压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而巨石下面的亚金铜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势力，就像一粒火种，在沉沉黑暗的旧中国即将点燃。

“黎明火种”雕塑不远处的“告别苏区”浮雕是由一块单面浮雕和一块双面浮雕组成的，在两块灰白色的花岗石上，雕塑家用写实的手法，塑造了50个形象逼真的人物，生动地再现了红军长征出发时，同苏区人民依依惜别的情景。双面浮雕中间有个断面，表现出红军和苏区人民从此一别，咫尺天涯;浮雕之间的“三军铜像”好似刚从断壁浮雕中走出来的红军代表，背向而立，表情刚毅，正挥手向苏区人民作别„„

来到碑园中心台地，这里是反映红军走上万里征途的“艰苦历程”大型群雕，由“开路先锋、勇往直前、团结北上、山间小憩、草地情深、征途葬礼、前仆后继、回顾思考、英灵汇聚”9组雕塑构成。远看群雕既像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又像一匹昂首奔腾的骏马。我从这组群雕之间缓缓而过，这栩栩如生的雕塑将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的悲壮历史画面一一展现在我的面前„„ 松潘草地

告别红军长征纪念碑园，前面就是松潘草地，我们沿松潘到若尔盖的213国道继续向北，前往红军走出草地后到达的第一个村庄――班佑。

走进红色草原第一村――班佑

若尔盖县班佑乡的班佑村是红军走出草地后见到的第一个村寨。当年的班佑，只有几十户人家，几根木棍支起的棚子，外面扎上柳枝篱笆，再糊上牛屎，就是村民的住所，被称为 “牛屎房子”。

从松潘出发后，一路下着绵绵细雨，沿路可见的红军烈士墓不时走进我的视线，提醒着我80年前这块草地上曾发生过的悲壮故事。上万名红军官兵没能走出这茫茫草地，长眠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车过班佑公路收费口，远远地看到一座红色花岗岩雕塑矗立在公路边的草原上。停车走到碑前，诵读碑文，原来这是一座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是为纪念长征途中牺牲在班佑河附近的数百名红军烈士而建。开国上将、时任红三军十一团政委的王平将军在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被刻成碑文：“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七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了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唉呀！他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拉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了气。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诵读碑文，字字句句震撼我的心灵。纪念碑下的雕像再现了王平将军回忆的场面，中间是一面卷起的红旗，红旗周围的红军战士或相拥、或背靠、或搀扶，他们在长征途中一步一挪地走出了草地，却没能走过班佑河，在即将看到胜利曙光的前夕，倒在了这荒原之上„„右边是返回草地寻找战友的红军将士，胸前挂着望远镜的王平将军一脸的悲痛，身背小红军的侦查员目视前方„„

站在纪念碑前，放眼望去，那空旷的草原在秋风细雨中显得无比的悲凉，80年前，那一队队红军将士就这样一步一挪地走进了我的视线„„

1935年8月，松潘战役失利后，红军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不得不踏上这茫茫草地„„ 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的松潘草地，海拔在3500米以上，葛曲河和墨曲河由南向北纵贯其间，迂回蜿蜒，水流滞缓，形成大片的沼泽。水草盘根错节，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人行其上，极易陷溺而亡。因此，穿越纵横600里的茫茫草地，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

红军进入草地后正值雨季，几乎无日不雨。恶劣的天气状况和遍布的沼泽地给红军造成了很大困难。雨水不仅淋湿了官兵的衣衫，也淹没了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连向导也难以辨清道路。有时艰难地行进了几个小时，才发觉又回到了原地。许多官兵因此偏离路线，陷于沼泽中身亡。

行路之难阻滞着部队的行动，缺食之苦则直接威胁着官兵的生命。饥肠辘辘的红军官兵，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皮带充饥，甚至从人马留下的粪便中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麦粒。“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

草地气候恶劣，雨雪风暴变化无常，夜间气温降到零度以下。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饥寒交迫，艰难行走或露宿在空旷的草地上，无处避雨，无衣御寒。“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这些红军当年留下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草地的艰苦，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支撑着红军将士能够一步一步走出草地的力量来自于一种革命信念和坚强意志。松潘草地上《金色鱼钩》纪念碑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茫茫草地行军中，《国际歌》成为最好的政治动员令，一曲《国际歌》常常能够让官兵们热血沸腾，士气大振。艰苦卓绝，理想胜天。广大指战员正是凭着对革命信仰的无比忠贞，才能战胜常人难以战胜的困难，一步一挪地走出这茫茫大草原。

经过7天的艰苦跋涉，右路军先遣部队走出草地后，在班佑附近贡巴龙山一带与国民党军游击指挥部第二支队一部及若尔盖藏民部落1000余名藏兵遭遇，经2小时激战，将敌击溃，红军乘胜占领班佑。

当年因伤病而掉队的红军战士，在这里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忱收留和悉心照料，他们后来留下与藏族姑娘结婚生子。“想起长征，就想起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流落的叔叔，在那高寒的沼泽地里，拖着淤血的伤口，扎着发臭的绑腿，艰难地爬行。想起长征，就想起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昏迷的叔叔，当最后一节草根嚼碎，当最后一根皮带煮完，当最后一棵秸干拄断，当最后一丝力气用尽，我的叔叔倒下了，倒在了人迹罕至的高原，倒在了憨厚热情的帐房，一堆堆马粪，燃起了生命之火，一碗碗热腾腾的酥油茶，一块块香喷喷的糠粑，两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被一双双紧握的手，攥在了一起„„”

青青草原，雄雕矗立。仰望班佑烈士纪念碑，我仿佛看见那七八百红军烈士鲜活的面孔，他们虽衣衫褴褛、形销骨立，却气宇轩昂、目光坚毅，他们相互搀扶，一步一摇地向我走来，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他们的英灵与日月同辉，他们的精神与山河同在！

我向当地藏民买了一束花，慢慢地走到碑前，轻轻地放下，向这些牺牲在草地上的烈士深深地鞠躬„„

在《七根火柴》故事的发生地

离开班佑村，继续前行，忽然一只红色大手雕塑映入我的眼帘，下车细看那手中握着的党证上红星闪闪发光，下方基石上有“七根火柴”4个大字。这不是王愿坚小说中讲述的红军过草地的故事吗？

《七根火柴》的故事早在上学时我就读过。小说描写了长征途中，一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把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火柴交给一位掉队的战友，请他转交给党组织。言毕，安然地闭上了眼睛。那位战友追上队伍，为战士们点燃了篝火，然后将余下的六根火柴和党证交给了指导员。这个故事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中，但我不知道故事的发生地竟在班佑乡姜冬村附近。松潘草地上的烈士纪念碑

“姜冬”在藏语里就是“柳树林”的意思，当地人看到这个地方柳树繁茂，才起了这样一个名字。1935年8月，红军艰难跋涉走出草地后，意外发现姜冬村这一片柳树林，战士们就在这里宿营。这片小树林后来就成了很多红军将士回忆中的“小森林”。杨成武将军在《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中回忆小红军郑金煜，虽然只有17岁，人却很聪明。他一路上贴身藏了几根柴禾始终没有淋湿。战士们就用这几根柴禾当引火柴，点火取暖和烧水。郑金煜在受伤后对战友们说：“我在政治上像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的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后来，郑金煜就在这风雪交加的草地上牺牲了。王愿坚以小红军郑金煜的故事为蓝本，创作出《七根火柴》。

望着眼前的雕塑，《七根火柴》的故事情节瞬间从我的记忆深处被唤醒„„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进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

站在雕塑前，我仿佛看见那名红军小战士，看到他留下的火种，不仅给幸存的战友带来了温暖和光明，也再次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种。他高擎的手臂不仅为战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长途跋涉、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千里迢迢，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追寻的不仅仅是足迹，更是一种精神，那就是我们这代人需要传承和发扬的长征精神„„

站在巴西会议遗址前

离开班佑乡北行，就到了巴西乡。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这里的班佑寺连续几次召开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

1935年8月底，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后，等待与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会合一起北上，但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拒不北上，顽固坚持南下主张。9月2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巴西班佑寺连续几次召开非正式会议，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毛泽东等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由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向甘南前进。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彰显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英明果断、沉着应对的政治智慧。巴西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所指出：“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

9月9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密电，要求他立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危急时刻，叶剑英向毛泽东立即汇报了这一情况。当天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紧急磋商，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10日凌晨2点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驻地，踏上北上征途。在通过红四方面军驻地时被发现，陈昌浩请示徐向前“怎嘛办？追不追？打不打？”徐向前沉着冷静，坚定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正是这句话，让长征途中的红军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七根火柴雕塑

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后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同党争权的历史教训，再次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巴西会议旧址现只剩几面残墙，正面立有“巴西会议遗址”石碑。

第二篇：从红军长征精神到航天精神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一代代官兵与广大科技工作者一起，谱写了中国尖端科研事业的不朽史诗，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一次次辉煌：成功发射40颗卫星、6艘飞船，和一枚枚火箭……同时，也付出了52个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

捧读这个先进的群体、这批特殊官兵的事迹，我们不禁想起了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种精神，那就是红军长征精神。

整整70年前，当三支长征大军在西北的黄土高原紧紧拥抱的时候，他们的身后，同样是一部世所罕见的伟大史诗：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平均走365华里才休息一次，日均行军74华里……

从长征路到飞天路，贯穿两部伟大史诗之中的，是同样一种精神。这便是自主创新、敢闯新路的精神，这便是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精神，这便是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首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使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转危为安；长征途中，党领导红军突破了几倍乃至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长征途中，英勇的红军战士跨越了雪山草地，仅是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就超过了400人。

作为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生生不息，航天精神的源头无疑就是长征精神。

中国航天事业的飞跃，同样靠的是自主创新，是自强不息，是航天官兵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勇于牺牲和奉献。面对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一系列封锁，他们靠自力更生起步，在自主创新中发展；面对恶劣的环境条件，他们战天斗地风餐露宿；面对一次次危险的试验任务，他们不惜献出年轻的生命，即使死后也要选择大漠作为最后归宿，守望着茫茫荒原万古不灭的篝火，守望中国航天和尖端科研领域一次次辉煌的腾飞。

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传人；他们，无愧于长征的接力者。

长征途中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孙继先将军，在48年前成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前身——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第一任司令员；而参与指挥那场战斗的聂荣臻元帅，则成了我国国防科技尖端事业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元帅和将军，都把自己的归宿选择在大漠戈壁的发射架下，而中国的运载火箭也定名为“长征”，这不仅仅是巧合。

当一枚枚火箭直刺云霄的时候，全人类几乎都看到了箭体上那两团鲜明的标志：长征。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在人类探索太空的新征程上，长征的后来人无疑会谱写出更加绚丽的新的史诗。

第三篇：追寻红色足迹 弘扬长征精神

追寻红色足迹 弘扬长征精神

曾几何时，这里留下红军深深的脚印；曾几何时，这里流传可歌可泣的故事；曾几何时，这里流传永恒的长征精神！这里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这里是插入云霄的娄山关；这里是冰雪覆盖的央金山；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次改变中国人命运的征程，已在人们的评说中过了大半个世纪。按我们熟悉的某种说法“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再说下去，就成了枭鸣似的烦扰。然而长征却不同，人们总在不断言说、探究、拷问。

我想或许是源于长征所代表的一种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正因为这心中永存的信念，红军才有了“万水千山只等闲，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英雄气概！正因为这心中永存的信念，才有了“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温情！

漫漫长征路上，一个战士倒下了，千万人民站起来，只因心中信念永存！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有多长，红军洒下的汗水就有多长！巍峨的雪山掩盖了革命战士的躯体，却掩盖不住他们的信念；如雨的子弹夺去了先烈的生命，却夺不走他们的精神！他们是英雄，他们是路标，他们是丰碑！可歌可泣的事迹，可赞可叹的信念，可敬可畏的军魂！又有谁能不为之感动为之震撼呢？他们是永恒的，因为信念永存，长征的精神永存！

长征是一个人类超越自身极限的过程。这其中的艰险自是我们这些在和平年代出生的人难以想象的。前途漫漫，环境险恶，粮食短缺。而我们的前辈却穿着草鞋在雪地中、沼泽中一步步艰难的走过来，走向了光明，走向了胜利。坚持不懈的精神在长征路上播撒。作为英雄的后代，我们也试着学会坚强。

此时，我感觉到一种力量，一种越发令人臣服的力量，我感谢那些长征中的先辈们，感谢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长征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最壮丽的一页：永恒的英雄，永远的信念，永远的丰碑！喇叭声仍咽，战鼓声犹响，马蹄声还鸣。若要问在长征精神中学到了什么？我会回答，学到红军永存的信念！时间不会磨平记忆的棱角，我们不会忘记这段历史，只要心中依然永存信念，希望之火就不会灭；只要心中依然永存信念，胜利就在前方!

第四篇：追忆红军足迹传承长征精神

追忆红军足迹传承长征精神

提起红军长征，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特有的魅力使它就像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第五篇：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 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 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本文摘自《世纪桥》2010年第18期 作者：刘仕雄

1937年9月的一天，一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女子流落在重庆街头，不远处一个男人紧紧跟在她身后，在一个拐角处那个男人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问：“你到那儿去？”女子回答：“回家。”“家在那儿？”，女子答：“江西。”“怎么回去？”女子答：“讨饭回去！”“你身子这么弱，就是讨饭也走不到。我倒有一个住处，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女子被这位男人带进了新华日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不久，她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这个流浪的女子就是红军女战士李桂红。

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红和阚思颖在中途留了下来，其她28人都安全到达了延安。在延安，她们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姐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找到两人。罗世文告诉李桂红：“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随后，董必武将李桂红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26岁的李桂红像无家可归的小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尽情地倾诉着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军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1938年元旦，在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室，周恩来设宴招待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同志。宴会间，神色凝重的“周恩来把一位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李桂红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周恩来说的“艰难”，就是指李桂红在红军纵队的艰苦经历，特别是她在长宁梅硐山区留下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隐藏梅硐

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移后，红军川南纵队就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蒋介石抽调尾追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嫡系部队和云贵川的军阀武装及地方团队10多万人，亲自部署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进行“三省会剿”。一时间，战争乌云密布，“川南各县布满了重兵”，国民党重兵向宜宾一带集结，妄图将红军纵队一举消灭。恰在这时，已有数月身孕的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红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人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伴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李桂红1911年出生在江西寻乌一个贫苦家庭，不满4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把她卖给一个吹喇叭的家庭当童养媳。红军打下寻乌县城时，她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21岁时就成为会昌县麻州区委书记、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在会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川南艰苦的斗争中，李桂红与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结为夫妻。“一簇红艳艳的杜鹃花，就是余泽鸿同志送给她的结婚礼品”；阚思颖是南溪县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姐，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员，转移到中央苏区后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她的哥哥就是著名的红色特工刘鼎（阚思竣）。

纵队司令变节

“刘湘曾经向部下表示过他对红军入川的原则：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蒋介石对刘湘的“剿匪”态度非常恼怒，“发来急电斥责刘湘，声言若再后退拿总指挥官是问。”现在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刘湘则表现得非常“努力”，但始终以不伤其自身实力为前提，因此，密令宜宾（第六区）专员冷薰南、泸州（第七区）专员裴刚负责招降红军干部，“剿、抚”并举，以“抚”为重。遵照裴刚指令，叙永县县长将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妻子秘捕并送泸州关押，并写密信给王逸涛，以逼其“投诚”。

不久，正在重庆焦躁不安的蒋介石就收到了来自泸州保安司令部的一封密电，内容是红军纵队司令受降了。蒋介石大喜，1935年9月13日电示各部：“现川滇黔边区赤区，由前伪政治部主任之余匪泽鸿指挥，战斗能力已失，加之王之努力反共，川南剿匪军事自必急转直下，肃清当在指顾间矣„„”同时，蒋介石命令“将王逸涛通缉案撤销，各军政机关、各部队，以后文告电令及报载关于川南残匪，应一律改称余泽鸿匪部，勿再称为王部。”国民党《新蜀报》对王逸涛的叛逃进行了大肆渲染：“目前第七区专员秉承蒋（介石）、贺（国光）意旨，设法招抚，两次派员深入王之滇边老山„„推诚招抚，王逸涛因不赞成共匪策略，遂下决心投诚反共„„来泸隐居专署密室，由专署代呈委座，准予反共自新„„”蒋介石亲自任命王逸涛为川南招抚特派员，专门组织“特别行动队”（简称别动队）。1935年11月7日，刘湘电令宜宾、泸州专员：“顷奉委座号蓉行参战电开，拟康处长泽全节放王逸涛，请予以川南招抚特派员名义，发派赴第七区潘司令官处，专报招抚事宜等除准照办，经费由行营发给并给委外，并暂由陈师长万仞指挥。”王逸涛率领的“特别行动队”在川军第五师陈万仞师长的指挥下，四处搜集情报，捕杀隐藏的红军伤病员，招降意志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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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王逸涛是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担任朱德警卫员是老红军。因此，在长征中组建红军纵队时，他担任了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叛变，使中共梅硐区委雪上加霜。

宜宾专暑密电

中共梅硐区委是1935年3月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由中共川南特委组建的地方党委和政权组织。此前，王逸涛曾带领红军到过梅硐，他熟悉红军纵队的活动规律，秘密掌握了中共梅硐区委及两名女红军隐藏下来的情况。此时的梅硐山区已是血雨醒风、乌云密布。一天，“别动队”侦悉长宁梅硐藏有6名红军伤员和女红军的情况，四川省第六区（宜宾）专署迅速下达秘密通令：“本区辖境已无股匪，惟查长宁所属乡镇，尚有赤匪潜伏工作，派员前往该县暗中查拿究办”。

红军纵队在司令员叛变、政委徐策在战斗中牺牲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政治部主任余泽鸿挺身而出，担任川南特委书记、红军纵队政委，率领红军纵队与强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在川滇黔边区对国民党基层政权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各县县长纷纷向上司告急：声称红军纵队“声势浩大”，“形势严重，有进窥县城企图”，地方“团力不足”，要求派劲旅“分布清剿”。使大量国民党军无法脱身“追剿”中央红军。叛徒王逸涛千方百计招抚余泽鸿，以使川南战事平息，好向上邀功，但遭到余泽鸿的痛斥。

余泽鸿是长宁县梅硐乡人，在1929年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余泽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煅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多次面临生死考验而英勇不屈。1935年8月6日，宜宾专员冷薰南在致长宁县长李鸣和的电报中称：“查余匪系该县红硐场人，虽不谙军事，然志向坚决，曾一再宣言：‘有三支枪也要革命’，确系共党中坚分子„„”12月27日，王逸涛在接受《江安通讯》记者采访时也称：“在泸州川南师范时，（泽鸿）即与我私交极好，我脱离匪部后，曾多方派人赴泽鸿处劝其来归，同做反共工作，不料泽鸿执迷不误”、“在泽鸿本人，本事极好，若得反共，不啻为国家民族增一坚强分子”。不甘心失败的王逸涛加紧搜捕女红军李桂红，因为他知道李桂红是余泽鸿的妻子，只有抓住了李桂红才能招降余泽鸿。因此，王逸涛组织大批敌特人员和铲共义勇队、清共委员会、“模范”保安中队等地方反共武装开往梅硐，捕开大网“缉拿”两名女红军。“别动队”与梅硐区委的较量悄悄地展开了。

黄二嫂“撒粪”退敌

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打扮成当地农妇，由梅硐区委安排在名叫“李树湾”的山上隐藏，后又住到梅硐山区“坳田坡”靠编竹筐为生、外号叫“黄萝筐”的贫苦农民家里。“坳田坡”地处大山之中，森林茂密，终年云雾缭绕，“黄萝筐”家又在山顶上，视野开阔，是两个女红军隐藏的好地方。“黄萝筐”妻子黄二嫂为人正直、善良，热情照顾女红军。李桂红是江西口音，有外人时就装成哑巴不说话。“她家只有两间房子，一张床让给我（李桂红）和阚思颖睡，她家四人睡到牛棚里”。

一天早晨，两个农民打扮的人在“坳田坡”下东张西望，曾在中央苏区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在中央特科工作时被李克农称为“阚大姐”的阚思颖意识到情况危急：一定是敌人侦察到了她们的落脚点。她马上回屋与李桂红商量转移，两人刚一走出门，发现10几个敌人已出现在山下，向黄二嫂家扑来。已来不及转移，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黄二嫂急中生智，将女红军藏在床前的地窖里。黄二嫂在窖板上撒些柴灰，遮住窖板的缝隙，把准备浇菜的一担粪和一些农具放在窖板上，在屋内泼了几瓢粪水。这时，敌人已到屋门口，一名敌兵想争头功，抢先一步进屋就踩了粪水，大骂一声就退了出去。李桂红后来回忆到：“我和阚思颖各有支小手枪，在窖里下了决心，只要敌人打开窖板，我们就开枪，打死一个算一个，自己也准备死在窖洞里。”草屋又矮又黑又臭，敌排长逼着几个敌兵捂着鼻子进屋仔细搜查。事也凑巧，正当敌排长一只脚踩在窖板上，即将发现地窖时，突然发生地震，草房摇动，敌排长全身浅得是粪水，慌忙带着敌军冲出屋外，胡乱打了几枪逃命去了。

当晚，得到女红军遇险报告的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到黄二嫂家，将两名女红军转移到背后松林山上的岩腔里，白天躲在山上岩洞里，山高林密，敌人不易发现，由当地妇女们装着砍柴和割草给女红军送饭，晚上再接到老乡家里住。

不甘心扑空的敌人第二天又来到黄二嫂家搜查，目的是专门搜查窖坑。“我（余世敏）和余新煜、复妹弄在窖坑里，敌人把窖坑打开来看，是我们三个人住在里面，因为窖坑是女红军住过的„„这时两个女红军已换掉在松林里去了。”

鼻下藏身

黄二嫂家被查，使区委十分震惊。两名女红军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来到坳田坡的，为什么敌人很快就来搜查？区委书记邓楷的眉头紧锁了起来。自从王逸涛叛变后，邓楷就一直在思索区委内部是否有王逸涛留下的情报人员，邓楷敏锐的眼睛密切注视着身边的人员，特别是知道梅硐桂花坪王树三家秘密联络站的几个人员。

在岩洞里，女红军不断回忆着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身边工作时的情景，想念着正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友。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泽东指着“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问身边的一个女红军是什么？女红军告诉毛泽东：“照肺用的仪器，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问：“你们就一直抬着它？”女红军点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它，轻装前进。”这个剧情中女红军的真实原型就是时任苏区政府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的李桂红。伟人的谆谆教诲和信任的目光，在女红军的脑海里萦绕，战友、亲人的脸庞在眼前浮现，让两名女红军忘记了山上的寒冷、寂寞和危险。晚上回到群众家里时，她们不忘摘上几朵红妍妍的杜鹃花带去，这是女红军唯一能送给群众，表达谢意的“礼物”。以后，“红杜鹃”就成了乡亲们谈论女红军的暗语。

过了一段时间，李桂红既将分娩，不能在山上住了，怎么办？正在焦虑之时，交通员传来余泽鸿要女红军转移到他家隐藏的意见。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和阚思颖研究后也认为这是一个冒险、大胆但又可行的计划：虽然“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大量的敌军，但在敌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大窝沱”的保长是一名地下党员，便于保护女红军；余家被敌人搜查过3次，敌人的搜查已松懈；余家人可靠，并且余家座落在梅硐“大窝沱”的一座大山腰上，周围竹林茂密，山路崎岖，便于隐藏，正面是一个很大的山谷，视野开阔。为此，区委专门安排游击队员余承远到余泽鸿家负责女红军的安全。为了保护好女红军，当地群众只称李桂红为“高脚四娘”，妇女们都仿照女红军的短头发，将长发剪掉。

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余泽鸿就已通过亲属关系安插了一些可靠的人员进入乡镇府和乡保安队。余泽鸿以川南特委的名义写信给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要求他认清形势，不要与红军为敌，袁虹桥深受感动，暗中支持红军。游击队员被捕时，他都尽力出面具保；上峰命令他“搜剿”红军时，他以“红军枪械精良可畏”为借口后撤；红军需要安插人员进乡、保政权时，他极力推荐。因此，敌军活动情况，梅硐区委也掌握不少。“坳田坡”遇险后，梅硐区委通过内线得知敌别动队为了抓住女红军和红军伤病员，召开了各保、甲长会议，传达省府指令：“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并在各村的村民中安插眼线，跟踪梅硐妇女会干部和梅硐游击队队员。区委得此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由地下党员王树三以保长身份在山上设哨棚，名为加强对红军的“防守”，实为掩护区委和女红军的活动。王树三在“在青杠顶、灯草坳等高处设立哨棚，每个哨棚配有竹梆和小锣，找可靠人看守，发现敌情就敲竹梆，平安无事就打小锣。”竹梆声一山传一山，这样女红军就有时间转移。

惊动省府 在川滇黔边区一带，两个女红军的名声很大。“有队伍进村进街，群众躲在门里偷偷地看，见到有两个女红军，就知道是红军游击队。我和李桂红成了群众区别游击队和敌人的主要标志。”有人写诗赞颂：“遥想当年花木兰，不爱闺帏爱剑戟，更有今日女红军，粗衣草履为民急。”广大群众对女红军颇有好感。

虽然在“坳田坡”黄二嫂家扑了空，但叛徒知道李桂红有身孕，阚思颖是裹过小脚的，不会逃出梅硐，便加紧搜查。一天，梅硐赶场，一个老头在酒店里喝醉后说漏了嘴：“看见余老七（余承远）把两个女红军接走了。”消息被暗探获悉，迅速传到了梅硐乡镇府。梅硐乡长周极辉曾被梅硐游击队警告：不准与红军为敌，否则将被处以极刑。他得到乡丁报告后，大吃一惊，害怕脱不了干系，立即派人把老头抓到乡公所，要他交出人来，然后扇了老头两耳光，叫他以后不要造谣乱说。此事暂时过去了，但还是被别动队布置的暗探获得，并向省府密告长宁保安队无能。

长宁县长李鸣和受到上峰严责后，为了找一个替罪羊，随后将梅硐乡大队长余吉之捕到长宁县城，严责其侦查女红军的下落不力之过，并以“私通赤党罪”将其逮捕，解宜宾关押。余吉之是红军到梅硐后安插到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后来被叛徒告密，入狱一年，受尽酷刑。

此前，蒋介石对川南清剿“散匪”不力就大为光火，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训令》（治字第405号）就严责：“本委员长频年督剿，深知制有形之匪易，制无形之匪难„„倘有匿匪不报，或通匪作恶者，定照匪盗论罪。本委员长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待）”。四川省府主席兼“剿”总司令刘湘对两名女红军的情况也早有所闻，珙县县长陈国华在1935年6月呈刘湘的密电中就专门提及：“有女匪二名，一为阚思颖，20余岁，任该党代表，一为李桂红，亦20余岁，任宣传工作„„”现在，刘湘得悉在梅硐还有女红军活动的密报后大怒，省府急电：“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长宁、兴文，奉令转据探报阚姓女匪肆扰各情，令饬该县从速剿办，勿任滋蔓。”两县不敢殆慢，秘密制定了捉拿女红军的计划。

山谷幽灵

梅硐山区地处长宁、珙县、兴文三县交界地，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梅硐区委不仅建立了120余人的游击队，还建立了近100人的农会、50多人的妇女会，群众基础很好，敌人“用花生、柑桔等哄小孩说出女红军的下落，也未得逞”。只有几十人的别动队想单独行动捉拿两名女红军绝非易事。四川保安第9团团长王登谷上呈“剿匪”方案致刘湘时也称：“查南六为匪化区域，而尤以珙、长、兴各边区为最，其诱惑民众约六七百户，发给甲乙两种门牌，以为秘密组织之证据。甲种则供匪藏匿，与匪通信或供奔走；乙种则代探军情，担任采买。故其飘忽，经过毫无障碍。”因此“部队搜剿，甫经出动，而匪已了然，故每次清剿，均不易觅得匪踪，疲于奔命„„”疯狂了一阵的敌人在几次搜捕女红军扑空后，也开始冷静下来思索：为什么每次得到情报后带兵去抓捕女红军都是兴奋而去，空手而归？王逸涛认真总结后认为，要抓住女红军，必先捣毁梅硐区委，尤其是抓捕邓楷。他一方面电请重庆行营支援，请求驻军“协剿”；另一方面策划了密捕邓楷的计划。不久，宜宾专署和驻军亦严令所辖各级“切实侦察，务期捕获南六（县）邓楷。”

邓楷是江西人，外号邓麻子，具体籍贯不祥。长征中由红三军团派到红军纵队，到长宁组建了中共梅硐区委并担任书记，还兼任红军梅硐游击队政委，革命意志坚定。长宁县府在向上峰报告时称：邓楷是“朱、毛窜经南六时，特命留下之中坚分子，为南六赤匪首要之一”。在困难时邓楷鼓励同志们要坚持斗争；敌人追捕他时，他坚定地说：“党派我到梅硐工作，革命成功了我才会高兴。否则，就是敌人把我杀了，我也不会离开梅硐。”

梅硐和兴文县周家沟一带驻扎了大量“围剿”红军的国民党正规军，他们根据蒋介石“协军剿办”的电令，都争相“捕捉”女红军，以向上邀功，因此，也在梅硐布置了暗探。对此，11月29日重庆《新蜀报》也作了报道：“阙营长在红桥待命，一面派兵在大田坝（梅硐）搜索，一面调彭营及周化成部围剿，并饬江、长、兴、（古）宋团队严防要隘，以防漏网。”

令邓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在敌人大兵压境之时，中共梅硐区委委员、红军干部周思和（因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根手指头，外号周四指）也被王逸涛秘密招降。周思和没有急于离开，而是留在了梅硐区委，向别动队提供区委和女红军的情报，相机暗杀邓楷。

周思和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城时参加红军的学生，由于表现积极，在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时被选为委员。在2月底与邓楷作为红军纵队侦察员先期到达长宁梅硐，他们装扮成叫化子，从扎西出发，将余泽鸿写给父亲的信藏在打狗棍里，沿途讨口要饭来到梅硐，与余家人取得联系后就住在了梅硐，参与了梅硐区委、梅硐游击队和妇女会的组建工作，对梅硐党组织、联络站和游击队的情况十分熟悉。周思和在被王逸涛秘密招降后，向别动队出卖了梅硐区委设在王树三家的联络站和两个女红军藏身之处的重要情报，女红军不管转移到那里，敌人都会很快就追来。敌人灵敏的嗅觉使区委书记邓楷感觉到内部有“问题”。

敌人并没有急于破坏联络站，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抓住女红军，以消灭红军的意志，特别是招降红军纵队主要领导人余泽鸿。因此，敌人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这给区委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联络站还未暴露。敌人多次有目标的搜索，女红军不断遇险，使邓楷察觉了周思和的诡秘行动。“因为几天前邓楷发现周思和几次独自到梅硐场街附近转游，行动异常，对周有所警惕。”一天，邓楷与周思和夜宿联络站王树三家，周思和想趁机暗杀邓楷后离开梅硐公开叛逃，以得到敌人的更高奖赏。天快亮时，邓楷发觉周思和悄悄掏枪上弹，行动不轨，早有警惕的邓楷翻身起来，周思和对准邓楷开枪，由于心虚和慌乱，周思和手枪上的子弹未上膛，枪声未响。邓楷趁势提起被子反盖着周思和，两人展开搏斗。周思和年轻力大，挣脱邓楷破壁而逃（因是联络站用的内屋，后面竹壁未钉牢，以便情况紧急时从后面撤离）。涉河进入唐村坝斑竹林内躲藏。邓楷追至，见雾大林密，便折身回去，叫了游击队员王树三和刘春海一起追到兴文县周家沟，捉住了周思和。由于周思和是红军纵队派来的干部，区委将他押送到兴文周家沟“烂窖子”交给红军纵队司令部处理。周思和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纵队领导人考虑到他年轻，参加红军不久，可以教育改正，因此，给予他留队察看处分。但他贼心不死，一个月后乘夜逃脱，公开投敌，当上了川南招抚特派处参谋长。不久，邓楷遇袭，大腿受伤；红军梅硐游击队长余仲康被俘。

铁骨柔情

由于叛徒出卖，余承远被敌人暗地跟踪，余家附近不时有暗探出现。宜宾专员冷薰南在得到叛徒告密后专门致电长宁县长李鸣和：“（余泽鸿）确系共党中坚分子，现任该党川南特委，其族人众多，多与暗通声气，乃弟某又随时传递消息。又据投诚匪张书记称：余泽鸿之弟，虽不记其号名，但晤面仍可认识等语。据此，合行电仰该县长即便查明，分派暗探，将该余泽鸿族人及其弟某严令侦刺，务获究办，以遏乱源，是为重要。”女红军的行踪被敌人完全掌握。一天中午，驻扎在周家沟的川军郭勋祺部罗营长带了40余人扑向大窝沱，正在站岗放哨的梅硐妇女会副主任陈淑均发现后，立即叫人将即将生产的李桂红抬到夹墙里（又叫“地窨子”）。敌人刚到余泽鸿家的厂坝子，就被余家人拦住，因罗营长是当地人，又是余泽鸿么叔的学生，余家人赶紧做了4桌饭“招待”，敌人吃完后，罗营长收了4块银元就走了。

两天后的凌晨，天刚蒙蒙亮，又一支敌川军陈万仞5师根据“别动队”提供的情报和协查的要求，由曾排长带领敌军和长宁保安队向“大窝沱”包抄而来。山顶上的竹梆声急风骤雨般传来，两名女红军便迅速藏进夹墙里。县长李鸣和、侦缉员黄质文在向上的呈文中描述搜查余泽鸿家的情形时称：“会同全队拂晓时到达余叔皋（余泽鸿父亲）家附近，即令一分队由高处抄围后方，甘中队长从余宅前方包围，与后方取得联络，以备不虞。至余宅时，当嘱余叔皋将家中男女雇工一律遣出，集中厂坝，即令不许擅自行动，由叔皋执亮引导各室挨次检查„„”余承远见敌人来了，急中生智，将一张女人的围腰帕拴在身上去厨房帮厨，对敌人说是帮厨的“王伙二”。敌人在余家翻箱倒柜，损坏财物，同时，对余泽鸿父母及“王伙二”等余家10余人进行捆绑吊打，“拷问老幼，威骇备至，家庭受惊不小”，“敌人把机枪架在屋檐下叫嚣，如不说出女红军的下落就用机枪扫射”。因只有“王伙二”是青壮年，敌人将刺刀架在他的颈上，并划了一刀，鲜血顿时往下直流。曾排长逼问他：杀了多少鸡给女红军吃„„已有9个月身孕的陈淑均被捆在屋檐柱上，余叔皋和“王伙二”脸上被打得鲜血直流，但他们坚贞不屈。

由于敌军是外地人，不知道当地一些农家在屋内修建有“地窨子”。“地窨子”是人们为防止山林土匪的偷袭而专门修的一个夹墙，外面有一道暗门，从暗门进去后有几平方米的平地可供躲藏，同时，又可从梯子上去，进入一个类似遂道的暗道通向其它屋内，暗道把整个屋子串联起来，四通八达。一遇紧急情况，住户的主要人员和重要财物就藏进“地窨子”。李桂红、阚思颖在夹墙里听到敌人的打骂声、小孩的哭声，心如刀绞，决心冲出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救出乡亲们。刚一走出夹墙，被余泽鸿的祖母和弟媳李耀岐死死抓住门闩，苦苦劝阻，李耀岐说：如果你们被抓，余泽鸿三哥回来我们无法向他交待；余泽鸿祖母说：你们不能出去送死呀，一定要保住余家的后代！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李桂红的心。李桂红深知余泽鸿一生的曲折、艰辛：1931年6月，由于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余泽鸿与爱人立即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他们将只有3岁的女儿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寄养在亲戚家，乱世之年，现在已4年没有音讯，不知儿女漂泊何方；前妻吴静焘也在中央苏区被敌人杀害，余泽鸿常常流露出对儿女的思念。李桂红想，此时余泽鸿正率领红军战士与敌人浴血奋战，生死未卜，不能再让他失去这个孩子。因此，强忍心中的怒火，退进了夹墙。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用“坚强无比”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李桂红。

敌人整整一天都问不出女红军的下落，便将“王伙二”捆绑着押到保长胡治国家里继续拷问。敌人走后，两个女红军抱着余母痛哭一场。群众安慰女红军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54年4月13日，中央办公厅在给余泽鸿父亲的信中写到：“你和你全家人，为了保全党的一些优秀干部曾不惜付出巨大牺牲，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王二娘“口水”救人

梅硐乡14保的保长胡治国是中共党员，以保长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胡治国担心敌人把“王伙二”带到梅硐街上或敌营部会暴露身份，便用好酒好菜招待敌兵。胡治国说，“王伙二”是穷人，在余家帮厨混口饭吃，并提出以保长身份为“王伙二”担保，保证随叫随到。敌排长说：确切情报说这里有两个女红军，不抓一个人回去我交不了差，敌排长犹豫不决。

正在这时，家住梅硐“坪上”的妇女会干部王二娘得知“王伙二”被抓，同样担心他会暴露身份，不加思索就往胡治国家里跑去。快到胡治国家时，突然停住了，王二娘冷静地一想，怎么去救人？情急之中，她装着家里老人死了，用口水把眼圈打湿，把头发抓乱，痛哭流涕地跑到胡治国家里，要“弟弟”王伙二回去安葬。王二娘说，如果不把他“弟弟”放回去，就要把老人的尸体抬到胡家来。胡治国心领神会，明白了王二娘的用意，趁机扭住敌排长说：长官，你们不能把我家闹翻了哟。敌人不认识王二娘，见她又哭又闹，又找不出什么证据，只得同意由胡治国担保，放了“王伙二”。不甘心扑空的敌人在胡治国家里又传讯了几名群众，“追究女红军下落，真所谓无微不至也。”“恼差成怒的敌人在以后不断抓了一些像女红军的妇女叫胡治国去辨认”，对保护过女红军的群众则进行迫害，“我们（胡龙云）家就吃亏了，整有一年生产都未搞，陈五师来抄了我们的家，家有半年简直无人，衣物罩被都被敌人抢到坝子里烧了的„„”

以后“敌人不断到处搜查女红军，经常是半夜突然来搜查，有时一晚上来搜几次，扰得群众无法入睡，我（李培酉）家干脆晚上开着门睡觉，免得起床开门”。

黔驴技穷

不久，一封密电又报给了刘湘，大意是在梅硐黄金山上一农民家的墙壁上又发现了女红军写的两幅标语：“全民行动起来，实行抗租抗粮，抗税抗债，组织抗捐军”；“刘湘是屠杀四川工农劳苦民众的魔鬼！！”

愤怒的刘湘严责王逸涛“匪迹”未干（意为：未尽全力搜剿红军），并要求王逸涛设立秘密电台与重庆行营和四川保安司令部直接联系，“以防泄密”。

此时的王逸涛已失去了往日的骄横傲气，原因是“搜剿”红军伤病员和女红军累累失利，不断受到上峰羞辱和冷落。正在这时，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与红军纵队的通信失密，被刘湘以“通共”罪逮捕。王逸涛得到此消息，认为天赐良机，把搜捕女红军累累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袁虹桥通共，想找一个替罪羊。因此，王逸涛密呈宜宾保安司令萧烈：“敝未转变政见时，曾偕泽鸿到达长宁，晤伊叔春凯（余泽鸿么叔），据称袁虹桥已彼此有密约„„由泽鸿指派该地党组织，藉袁（虹桥）、余（春凯）二人掩护暗中活动„„函请处以极刑，以消隐患„„”同时，又电告第七区（泸州）专员公署：“凡有剿匪消息，而虹桥必先告之，以资其预备之策。故经大军迭次剿灭，殊匪焰愈张，而军团终难获胜„„”得意忘形的叛徒正在做着嫁祸于人的美梦。

而让王逸涛没有料到的是，袁虹桥是刘湘“川康团练干部学校”的得意门生，“刘湘对袁虹桥破格授予少校军衔、长宁县保安大队副”，刘湘难以相信袁虹桥通共，捕袁虹桥是迫于各方压力的权宜之计。袁虹桥在川南地区有很大的声望，若有罪，县长将连坐。因此，长宁县长李鸣和急电省府：“此次被扣（指袁虹桥）纯系被人倾陷”，并串联长宁上层人士和官绅联名上书省府具保，称王氏兄弟为投诚匪共，搞离间倾陷。省府查来查去不得要领，最后省府电令宜宾专署并附刘湘信称：“查王逸涛兄弟原系匪类„„虹桥此次被逮，不过是王逸涛兄弟利用党倾和通共以陷害之计„„足见若辈陷害之不择手段„„令秉公处理。”本想找一个替罪羊的王逸涛没想到惹火烧身，搬起石头扎了自己的脚。

抓不到女红军，气急败坏的叛徒王逸涛、周思和专程到梅硐，查看了标语后，认定这就是女红军的笔迹，说明女红军还在梅硐。王逸涛通知胡治国将“王伙二”带去重新审问，胡治国一时拿不出主意，因为他不知道叛徒是否会认出“王伙二”就是游击队员余承远。长工庞二兴主动请求由他扮成“王伙二”去顶罪，可敬的贫苦农民庞二兴受尽折磨，坚强不屈，“庞二兴坐了半年牢，敌人问不出什么就放了回来”。后有人问庞二兴为什么要代人受过，庞二兴回答说：“红军对穷人好！”

无计可施的叛徒又抓走了保护过女红军的李德明、李学贤到地主庄园“川乾丰”去问罪。敌人对他们进行拷打、用刑，威胁说，如不交出女红军就毁其全家。李德明、李学贤坚强不屈，敌人逼问不出口供，就交给乡镇府关押。机智的李德明对乡长说：红军攻占梅硐时你交出了两箱子弹，如果你不放我，就要供出此事。梅硐乡长十分害怕沾上“通共”罪，被上峰处罚，同时，又怕得罪红军。因此，李德明、李学贤在乡镇府关押十几天后就被放了。

1954年9月，阚思颖在给梅硐乡亲们的信中写到：“1935年，我同李桂红来到贵地时，在反动军警的追捕之下，你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我们，自己受到极大的痛苦，我特向父老乡亲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贺黄二嫂分得了土地。为了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我决心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

离子踏征程

年底，李桂红生产了，在狭窄的夹墙里，群众抬了两个银柜镶在一起，垫上两床被子，就作为一张产床，“是个未婚的姑娘帮我生下了孩子”。李桂红在余泽鸿家的夹墙里生下一个男孩。由于“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周化成的“剿匪”部队，为防泄漏消息，梅硐妇女会商量，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红军的后代，乘夜把仅出生两天的婴儿从房屋后窗送出，由胡治国妻子用围腰帕抱走。由于胡治国夫妇没有生育，对外就说是捡个娃儿来养，胡治国还专门请了一个奶妈杨五娘来给孩子喂奶。叛徒对婴儿的来历始终怀疑，暗中加紧调查，胡治国恐长此下去危险，为保护红军的孩子，便举家迁到兴文县城，以开中药铺为生。

1936年1月初，产后仅4天的李桂红与阚思颖在两名梅硐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离别骨肉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饱含热泪离开长宁梅硐，踏上寻找部队的征程。

50年后，采访过李桂红的宜宾地委党史办张新时说：“当我们去南京走访80岁的老红军李桂红的时候，她深情地回忆当年留在红军游击纵队的艰险岁月，说那是她一生中最苦、最危险、也最难忘记的经历，她„„十分怀念在梅硐细心掩护和照顾过她的余泽鸿家里的亲人和贫苦农民，对川南怀着深厚的感情。李奶奶在叙述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时，我们看到她已经失明的眼中充盈着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