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山西春节民俗(新修改)

第一篇：明清以来山西春节民俗(新修改)

明清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整个社会风俗呈现出蓬勃发展景象。方志编纂的发展，并走向兴盛，是风俗史学向社会深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1散布于各地的方志是我们了解明清春节习俗特征的主要来源。从各种版本的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民间春节从腊月初八开始直至二月初二结束，春节已成为一个有序的时间链稳定下来。山西春节民俗事象基本定型与完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除前代已有的春节节点外，增加了新的时间节点。明清时期出现的腊月二十四祭灶又是这一时期的新变化。《长子县志》有载：“二十四日洒扫舍宇先后设饧果祭灶”2。如添仓节的出现。据《武乡县志》记载：“二十日曰小天仓杂黍蒸作团祭仓厢囷簏之神二十五日大天仓礼如小天仓”。3添仓节要祭祀仓谷之神以佑来年五谷丰登，粮食满仓。这些新增加的春节时间节点表明了传统春节民俗在明清时达到发展的高峰，山西春节民俗逐渐定型下来。

其次，已有节日习俗更丰富，更具有娱乐化。元旦喜庆特色增加，山西各地有热烈的庆贺仪式和娱乐活动。《临汾县志》描述道：“元旦夙兴，燔柏叶或焚束薪，名曰兴旺火”4；“元旦夙兴燔柏叶或焚束薪，名曰兴旺火。陈牲醴果羞祀天地祀神祀先家众以次跪拜称寿毕出拜尊长及戚里焉饮食相招十数日乃已”。5立春现在已经单独分出或者消失，不过从当时地方志记载看，这些节日和春节节期相邻，往往也被作为春节活动记录下来，是春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立春日，既是一个农历节气，又是继元旦之后另一个重大日子，有十分盛大的迎春活动且娱乐性较强。如《浮山县志》载：“先期一月，用乐户假之冠带日春官，春吏又装春婆，一人叩谒于官长及合邑荐绅之门，颂吉语四句以报春。至期，先一日集优人妓女及幼童扮故事谓之演春，次日率僚属朝衣朝冠侈仪从迎春于东郊，归则鼓吹道前，土牛芒神居后，之公堂而宴之至五更，礼毕。鞭牛使碎名曰打春。是日人家取春牛土书吉利字于门，并食萝葡数片，名曰咬春，取荐辛也。”6上元灯节本在唐宋时期就已十分盛大，进入明清达到极盛。山西各地方志对此均有记载，如“元宵张灯挂彩燃火墖放花炮，火树银花，炫照街市，自十四日起十六日止。”7再如“元宵，城市陈立灯架彼此衔接通街彻巷蝉聊不断上列小油盏晚间遍燃之金光灿烂望之如万点明星扮社火唱秧歌耍龙灯跑旱船者不二而足穿街度巷锣鼓喧天夜半方罢乡村以小九盏点油灯遍列门室而已。”8二月二在唐代被称为“中和节”，到了明清时期，民间传说这一日是龙抬头，因此则叫“龙抬头”，这一节日 12.徐杰舜主编.周耀明著.汉族风俗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18..清光緒八年（1882）.豫谦.杨笃.长子县志.卷二·风俗[M].17.3.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高鉷.武乡县志[M].卷二·风俗.16.4.清雍正八年(1730).徐三俊.临汾县志[M].卷四·风俗.52.5.清雍正八年(1730).徐三俊，陈献可.临汾县志[M].53.6.清光绪六年（1880）.鹿学典.浮山县志[M].卷二十六·风俗.6—7.7.民国四年.李钟珩.王之哲.新修岳阳县志[M].卷四·风俗.14.8.民国十二年.李世佑.刘师亮.襄陵县志[M].卷三·节序.134页.更加丰富多姿。不仅要禳瘟避灾，还要吃龙食。《翼城县志》有载：“二月初二日，俗谓龙抬头，是日，人睡起时，俗忌不敢呼起，恐一切毒虫应声而起也。人家有煮蔓菁汤，遍洒屋内壁间，谓之禁百虫。亦有集合村众抬神到各家门首，向院内洒以米羹，门前街以石□名曰禳瘟。谓将瘟疫禳而散之也。”1

最后，明清时山西春节展现出“官民同乐”的特点，不仅广大底层民众参与到春节习俗活动当中，官方也积极加入。如《汾西县志》载：“上元夜富贵家及市肆间悬灯放花火妇女入署谒县君清明。”2民间妇女在春节期间要进县衙拜谒县官，官方与民间形成互动。从以上资料可以得知，明清时期的山西春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注重细节，颇为隆重，伴随着封建社会的繁盛发展为一个十分成熟的民间节日。

此外，明清时期山西春节特色还体现在晋商文化的融入和祭祀神灵的盛行。这一时期，山西商业获得了很大发展，我国社会向来重本轻末，且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品的逐渐丰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消费需求增长，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社会风俗渐趋“重末轻本”，各种社会活动也愈来愈染上商业色彩。3“重利之名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4晋商迅速崛起，山西部分城市开始繁荣起来，因此山西春节民俗不可避免地带有商业的烙印。晋南霍县秧歌的形成，据说与外地客商在霍州过元宵节时，共同排演秧歌曲目有关，这种社火文艺形式流传至今。5商业文化的繁荣为山西春节民俗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是山西春节民俗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另一方面，春节期间，民间百姓对宗教诸神会进行专门的祭祀仪式。有腊月二十三祭灶、正月初一祭祀祖先、正月初二迎喜神、正月初五送穷神、二月初二祀龙王等，春节期间的每一日几乎都要祭祀各路神灵以保来年吉祥平安。

明清时期的山西春节是历代春节节俗的结晶体，又融入了商业元素，春节民俗进入定型与完备期。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晚清政府的统治，中华民国建立。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处处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但是这次革命并未彻底改变传统风俗文化，春节习俗特别是在乡村生活中大多保持传统特色，但在具体的节日习俗中可以发觉鲜明的时代内容。首先是新旧年的共存。中华民国改阳历1月1日为“元旦”，将农历正月初一命名为“春节”，但百姓依然把农历正月初一看作是真正的过新年，“庆贺元旦佳节，人皆休息一日，不相往来，亦不出门办事，官廷虽不以为新年，而民间则以为新年也。”6甚至出现了“一年二岁的特 12.民国十八年（1929）.马继桢.邢翙桐.吉廷彦.马毓琛.翼城县志[M]卷十六·礼俗.9.清光緒八年（1882）.曹宪.周桐轩.汾西縣誌[M].卷七·风俗.3.3.徐杰舜主编.周耀明著.汉族风俗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15.4.万历.沃史[M]·风俗.5.霍县秧歌简介.霍州文史资料[R].第4辑.1988.山西大学民俗文化与俗文学研究所内部资料.105.6.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305.这里的“元旦”指农历正月初一。异风俗”1。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副经典对联“男女平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便可说明这一事实。二是新旧节俗的变换。旧时祭灶、除夕、春节、元宵节等节俗活动依然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保持了传统年味。同时，节日习俗中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山西煤炭资源的被发现，各地出现了年节祭祀窑神仪式。刘大鹏在《太原县明仙峪记》中写道：“东至崖户以黑山羊祭窑神，腊月十八，窑户又以猪肉祭窑神。”2过年大家互赠礼物，如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中所记：“新年在即，来送礼物者有数家。柳子峪双厚家送来豚肩一块。谦泰元送来豚肩一块，点心两盒，挂面十五束，藕粉一包，凡为四色。李君良送来挂面四束。张资深送来大米一斗，藕根一大包凡十斤，豚肩半块。此君每年送之，迄今三十年有奇矣，资深年八十有五。”三是城乡观念的不同。城市里，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再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崇尚科学、破除迷信思潮的兴起，年节时的祭祀意识开始淡化，一些曾带有宗教性质的旧习俗也渐渐衰落。但在广大农村俗神繁多，农民仍然会祭祀各种神灵，各地的庙会也一如既往地举行。山西古交市，每当正月十五元宵之日，各村4都要举行祭瘟神活动。于五道庙或十字街口，供瘟神牌位，陈列油面等供品，摞塔塔火。供品原料由各户按人畜数分摊，着专人制作。活动开始，由年轻人敲锣打鼓，抬一笸箩，逐户收集五谷杂粮及从旧衣上撕的布条或棉花，一并置于瘟神牌位前，祭毕，将瘟神牌位及收集各物抬送至村外，举火焚烧，燃放炮仗。意为送走瘟神，人畜平安，百病不生。供品收回，人畜分食。盐湖区附近居民信奉舜帝，大年初一，到舜帝庙烧头柱香，祈求一年的平安吉利。他们还认为二月初二是舜帝生日，这一天在舜帝陵庙举行盛大的舜帝祭祀仪式，并有三到五天的庙会。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旧社会陈规陋习依然存在。为了巩固国家政权，推进社会建设，得到人民拥护，党和政府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全国范围内能够普遍接受的传统节日——春节为切入点对其进行了政治化调整，制定了相关政策，使这一时期的春节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风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气象。6在春节放假时间上，政府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7规定每年春节的农历除夕、正月初一和正月初二放假三天8；春节期间的关注主体更集中在军属身上，“今年过新年，优待军属最紧要”9，且出现了“团拜”的新风尚；在文化 1

253.钟敬文.中国民俗史（民国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7..刘大鹏.太原县明仙峪记[M].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A].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3.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364.4.大村以“社”为单位 5.古交市地方志办公室.古交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527.6.于海燕.建国初期东北地区春节习俗变迁.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7.该办法把法定节假日分为三类：属于全体人民的节假日、属于部分人民的节假日以及属于少数民族的节 日，春节被归为全体人民的节假日此类中。8.于海燕.建国初期东北地区春节习俗变迁.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9.饮水思源[J].吉林日报.1949.娱乐上，各项活动应与政治任务紧密结合，各地机关应有计划、有组织地搞各种形式的文娱活动，其中秧歌戏是十分流行的演出剧目。受时代政治环境的影响，山西春节民俗的政治化倾向明显，这一特点在省内各地方志中均有反映。如《吉县志》载：“政府多于这天派员到烈、军属家拜年、慰问。”1又如《乡宁县志》中的“1949年后，每年春节文娱活动，均利用元宵节举行秧歌会演，同时举办灯会、灯展和燃放焰火。”2 和《稷山县志》中的“1949年后，县文化部门多次组织乡镇文艺节目或社火进城表演，又是并择优赴专署表演。”3这些史料是山西春节建国初期政治化的表现。

从上世纪60年代前后，“党继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成为全党、全军甚至全国的指导思想。当时，全国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及措施都必须服务于这一指导思想，这一时期的春节习俗也被迅速打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烙印，‘大破旧俗，大立新风，要求过一个革命化、政治化的春节’的呼声越来越高，春节习俗迅速革命化。”4山西春节民俗的革命化5特征表现得很明显。

首先是文化上的革命化。“破旧立新”思想的倡导，使山西春节民俗摒弃了旧有的、封建迷信的习俗，“神”的概念被踢出，诸多祭神仪式被取消，革命化较为彻底。神灵信仰本是山西春节民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民间百姓求吉避灾的传统观念，伴随着整个春节仪式，支撑着每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腊月二十三祭灶，曾是民间一项重大的祭神仪式，但“新中国成立后，此俗逐渐废止”6正月初一，“群众多不接神，祭祖之风尚存”7，不进行叩头拜礼。8添仓节原要祭祀祀仓神，祈祷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也在“60年代后日渐淡薄”9，只有一些饮食习俗如食用“布袋袋”10流传下来。还有二月二“龙抬头”的“祀龙王”消失了，“只留下吃煎饼、剃头理发之习”。11这一时期的春联也不仅仅是表达人民美好愿望的平台，排除了封建迷信等习用词，改为对新社会歌颂和互助合作劳动光荣等内容，成为了宣传党和国家政策的主要阵地。如祁县某地土地祠上的对联曰：“土地改革，喜获翻身果实；迷信破除，消灭封建残余”12。其次是娱乐活动的革命化。娱乐节目数量增多，内容上革命性增强。“元宵节成为春节文艺宣传日，12.石全正主编.吉县志[M].卷二十三·民情风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453..郭居明主编.乡宁县志[M].卷二十五·民情风俗.新华出版社.3.稷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稷山县志[M].卷三十一·宗教民情.1994.4.于海燕.建国初期东北地区春节习俗变迁.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陈世高.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J].文史月刊.2010（11）.6.刘勇主编.永和县志[M].北京：学苑出版社.二十二编·民情风俗.614.7.张建杰主编.翼城县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二十七卷·民情风俗.464.8.长治市城区志编纂委员会.长治市城区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438.9.山西省介休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介休市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674.10.用白面包红糖制成口袋或元宝形状的面饼，俗称“布袋袋”.11.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遥县志[M].第二十五编·民情风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9.878—880.12.祁县志地方编纂委员会.祁县志.第四十九编·风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796——800.配合政治形势甚紧。由县、乡镇政府组织群众悬灯演戏、制彩车，扭秧歌，扮故事。一连3至5日，狂欢如潮。”1

文革时期是山西春节民俗的断裂期，许多春节民俗活动作为封建残余退出了民众的生活，如不贴春联，不放鞭炮，不闹元宵等。也实行休假制度，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2

改革开放后，“年”开始复苏。1979年，《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到1980年，全国开始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山西春节民俗进入了全面复兴时期，这一时期老一辈的崇神观念有所恢复，年轻一带民俗信仰心里淡化。一方面，除正月初一祭祖拜年等习俗的再次泛化，正月十五元宵节成为一个更为隆重盛大的节日，远热闹于从前。“80年代以来，市区于正月十五组织大型的社火游行及花灯比赛。夜晚，‘八一’场燃放礼花，市内及效外群众来观者达10万人左右。城街各单位、店铺普挂节日花灯，争奇斗艳。市群众艺术馆，工人文化宫、淮海等厂矿还举办有奖花灯展、猜灯谜等活动，以活跃节日气氛。”3另一方面，除夕夜收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成了新春节民俗，“使人们具有了空间的认同感：不仅是唤醒了共同的记忆，而且也唤醒了‘相遇的体验及团结之情’。”4

进入二十一世纪，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年味”淡了，但山西响应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中的号召，春节民俗焕发了新的生机。在国家“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政策指引下，山西春节开始走出狭小范围面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在举办大型年节活动。如“晋中社火节”、“平遥中国年”、“五台山佛塑民情年”、“平鲁门神文化节”、“闻喜花馍文化节”、“中华傅山园祈福庙会”、“卧虎山动物园民俗庙会”、“万柏林区‘晋之韵’文化庙会”5民众走出家门，开始了全民狂欢性质的年节文化，山西春节民俗突破了地域、文化的界限，包容性增强。相比于其他地区“年”的衰败之势，山西春节民俗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在传统文化渐被人们淡忘的今天，山西春节民俗的新发展可作为一种示范性节俗推广开来。

12.山西省阳城县志编撰委员会编.阳城县志[M].海潮出版社，1994.390..房一盟.1967：取消过年[J].中国新闻周刊.2009(12).3.长治市城区志编纂委员会.长治市城区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443.4.[英]戴维•莫利著.史安斌译.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5.315.5.樊学秀.谈城市春节庙会对区域旅游经济的提升——以太原市城市春节庙会为例.太原大学学报.2011（4）.

第二篇：山西民风民俗

山西民风民俗

衣食住行是一个地区主要的民俗形式，亦是形成地方生活习惯和人性特征的重要因素。其中衣饰和行旅的变异性较大，而饮食则不同，比如，晋东南人连吃三日白面，就想吃小米饭，而吃惯白馍的晋南人，恐怕连一顿高粱面也吃不惯。晋中人爱吃面食，醋总是离不开的桌上佳品。再比如民居，山西民居的特色就非常明显。现在拣极有典型性衣食住行风俗作一介绍。山西人的衣食往行——莜面擦鱼鱼 民间艺术 >> 民间艺术 >> 民间剪纸、民间面塑、民间炕围画

民间玩具、民间雕刻、民间木版画

太原曲艺、山西戏曲、唱票

山西民间刺绣：绣荷包、绣衣、童帽、耳套、肚兜、马甲、童鞋、绣鞋、鞋垫、围嘴、钱袋面、腰包、窑帘、信插

山西民间年画：福寿图、献寿图、福寿中堂、麻姑献寿、连年有余、吉庆有余、祖国花朵、木版年画、戏曲年画、门神年画、春节门画、春联、窗花

山西民间社火：闹花灯、闹红火、放烟火、高跷、跑旱船、跑竹马、小车舞、挑椅舞、狮子舞、龙舞、龙舟舞、中黄高台、倒悬花鼓、铁棍与背棍、渔翁戏海蚌、沈老爷坐轿、晋南血社火

黄河灯会、太原社火

怀仁旺火、平定塔火、南庄架火

威风锣鼓、绛州鼓乐

正月十五闹红火图片集

清徐背棍、铁棍图片集

山西民间玩具——布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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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禁忌、婚姻禁忌、生活禁忌

农神崇拜、动物崇拜、植物崇拜

神灵信仰、宗教信仰

巫 术、占 卜、风 水 神灵信仰

党参、平定砂货、大同铜火锅

太谷饼、平遥牛肉、清和元头脑

龟龄集、推光漆器、沁州黄小米

汾酒竹叶青酒、醋乡话醋

山西面食、太原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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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民间葬俗：初终、入殓、吊祭、出殡、祭奠、灵棚、祭品、喜丧

山西春节民俗：祭灶节、除夕、春节、立春、春联、窗花、年画、饺子、爆竹、压岁钱、迎喜神、破

五、人节、谷神节、石头节、正月十五元霄节、太原年俗

山西其它传统节日：填仓节、青龙节、寒食节、清明节、四月初

八、端午节、六月六节、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送寒衣节、开斋节、冬至节、腊八节

山西民间庙会：芮城合河古会、晋祠古庙会、乡宁油糕会、广胜寺古庙会、芮城蟠桃古会、大同城隍庙会、旧大同晾脚会、大同其它庙会

山西民间游艺与竞技：翻花、打麻将、猜谜语、九连环、七巧板、猜拳、行酒令、太原酒令、跳绳、踢毽子、打秋千、挠羊赛、滑冰、放风筝、其它游艺竞技

生活民俗 >> 生活民俗 >> 山西民居习俗：村落、民居概况、建房风俗、合龙口、建筑材料、建房程序、民居形式、民居院落、四合院、地窨院、大同穿心院、长治民居、窑洞粮仓、居室陈设、防护设施、民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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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婚俗：挑盖头

村落：乡村、人口构成、村落命名、村落构造、村落功能、民间社团、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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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北人的土豆粉丝；晋北人吃土豆；晋北人吃糕

晋北春节生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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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六月六走麦罢；晋南人吃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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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三月三接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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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礼馍；五寨面鱼

黎城襄垣人互相说笑打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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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县的剪纸艺术；记载远古文化遗存的中阳剪纸 民间艺术

民间剪纸、民间面塑、民间炕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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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民间刺绣：绣荷包、绣衣、童帽、耳套、肚兜、马甲、童鞋、绣鞋、鞋垫、围嘴、钱袋面、腰包、窑帘、信插

山西民间年画：福寿图、献寿图、福寿中堂、麻姑献寿、连年有余、吉庆有余、祖国花朵、木版年画、戏曲年画、门神年画、春节门画、春联、窗花

山西民间社火：闹花灯、闹红火、放烟火、高跷、跑旱船、跑竹马、小车舞、挑椅舞、狮子舞、龙舞、龙舟舞、中黄高台、倒悬花鼓、铁棍与背棍、渔翁戏海蚌、沈老爷坐轿、晋南血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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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及至全国，神灵信仰、各类禁忌与自然崇拜的各种形式做为一种民俗，随着历史的发展，有的已经消失了，有的发生了变化，有的依然被保存了下来，它们都是民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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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节、谷神节、石头节、正月十五元霄节、太原年俗

山西其它传统节日：填仓节、青龙节、寒食节、清明节、四月初

八、端午节、六月六节、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送寒衣节、开斋节、冬至节、腊八节

山西民间庙会：芮城合河古会、晋祠古庙会、乡宁油糕会、广胜寺古庙会、芮城蟠桃古会、大同城隍庙会、旧大同晾脚会、大同其它庙会

山西民间游艺与竞技：翻花、打麻将、猜谜语、九连环、七巧板、猜拳、行酒令、太原酒令、跳绳、踢毽子、打秋千、挠羊赛、滑冰、放风筝、其它游艺竞技 立春风俗 东郊迎春

立春日迎春，是中华先民于立春日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从天子到庶民都要参加的一项活动。在周代，立春时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来之后，要赏赐群臣，布德和令以施惠兆民。这种活动必然影响到庶民，使之成为后来世世代代的全民的迎春活动。古时的迎春活动，开始时在

东郊，因为迎春活动中祭拜的句芒神是东方之神。后来，迎春活动的地点就不止是在东郊了，宫廷内、府衙门前等地都有迎春的活动，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在宋代，“立春日，宰臣以下，入朝称贺”（宋吴自牧《梦粱录》），这种立春的贺节，也是一种迎春活动。在清代，还有所谓“拜春”的习俗：“立春日为春朝，士庶交相庆贺，谓之”拜春“。粉为丸，祀神供先，其仪亚于岁朝，埒于冬至”（清顾禄《清嘉录》“拜春”）。这种“拜春”的活动，与元旦的“拜年”相似，也是迎春活动的一种。迎春仪式，又称行春。春帖子

又称春帖、春端帖、春端帖子。这是一种在“立春”日剪帖在宫中门帐上的书有诗句的帖子。诗体近于宫词，多为绝句，文字工丽，内容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或者寓规谏之意。“立春”日贴春帖、作春帖词，在宋代很盛行。春牛

立春日劝农春耕的象征性的牛。泥捏纸粘而成，也叫“土牛”。立春日天子率群臣东郊迎春，鞭春牛以示劝农耕，士民都出城围观。咬春

立春日吃春饼称为“咬春”。民间在立春这一天要吃一些春天的新鲜蔬菜，既为防病，又有迎接新春的意味。唐《四时宝镜》记载：“立春，食芦、春饼、生菜，号”菜盘“。”可见唐代人已经开始试春盘、吃春饼了。所谓春饼，又叫荷叶饼，其实是一种烫面薄饼--用两小块水面，中间抹油，擀成薄饼，烙熟后可揭成两张。春饼是用来卷菜吃的，菜包括熟菜和炒菜。昔日，吃春饼时讲究到盒子铺去叫“苏盘”(又称盒子菜)。盒子铺就是酱肉铺，店家派人送菜到家。盒子里分格码放熏大肚、松仁小肚、炉肉(一种挂炉烤猪肉)、清酱肉、熏肘子、酱肘子、酱口条、熏鸡、酱鸭等，吃时需改刀切成细丝，另配几种家常炒菜(通

常为肉丝炒韭芽、肉丝炒菠菜、醋烹绿豆芽、素炒粉丝，摊鸡蛋等，若有刚上市的“野鸡脖韭菜”炒瘦肉丝，再配以摊鸡蛋，更是鲜香爽口)，一起卷进春饼里吃。

中国传统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因而中国传统民俗既有人类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个性。分析和揭示中国传统民俗的基本特点是民俗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举，其与各类具体事象的描述应是深入研究中国民俗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遗憾的是，近年来综合性的论述一直比较沉寂。本文意在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综合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原始信仰长期留存

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传承和流行，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必花费笔墨去叙述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巫术、祭祀仪式，只要看看人们日常生活中渗透的信仰习俗，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春祈、秋报、求雨、禳灾、用占卜来预测气候和年成，以及围绕农事而形成一系列的禁忌等，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传统习俗。《左传》记载：“社稷二祀，„„自夏以上祀之。”[1] 《汉书·郊祀志》也记载：“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2]可见，对土地神和谷神的祭祀，早在不可确知的上古时代就很流行了。其后，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信仰习俗，据《礼记·月令》的记载，一年中除十一、十二月

外，十个月都有“祈谷”、“命民社”、“祈来年”等固定的祭祀农业诸神的活动，实际上，许多农事节日就是由此形成的。此类农事信仰习俗在后世堪称长盛不衰，时至今日也远没有绝迹。就猎、牧、渔、林、交通、运输、贸易等行业及各项手工业而言，举行某些巫术性仪式，祭祀有关的神灵，恪守 一定的禁忌等，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衣食住行中，原始信仰习俗也常有反映。如造房建坟便与堪舆术紧紧连在一起，请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宅地，是动工前的第一步。从破土开工到建成进宅，每个重要环节都要选择吉日良辰，整个过程有着一系列的巫术、祭祀、禁忌活动。其中，上梁仪式尤为隆重，梁上要贴“上梁大吉”、“姜太公在此”等红纸条幅；工匠登高时要唱《上梁文》，然后在梁上将馒头、散钱等抛下，以驱煞、镇鬼；有时还要在正檐下挂一面铜镜，用来照射妖邪。凡此种种，不一而述。我们从殷墟甲骨文中的“卜居”记载，《尚书》中《召诰》、《洛诰》两篇所述周成王选都洛邑时的龟卜过程，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建宅文》[3]、《镇宅文》，[4 ]以及后世层出不穷的风水图书中可以看出，营造活动中的原始信仰是源远流长，绵绵不断的。

中国的传统服饰，按礼制的规定，必须与一定的信仰活动相适应，故有所谓的“祭服”。此外，民间还流行许许多多用以避邪的衣服和饰品，如五毒背心、五香布袋、辟邪鞋饰、玉佩、护身符等。饮食生活中，船家食鱼忌翻身，不称“箸”而称“筷”；河南人做饭忌说“少”、“没”、“光”、“烂”、“完了”、“不够”等词语；东北人包饺子忌不捏褶，因为捏光边象“和尚头”，不吉利，而且包成的饺子忌摆成圈，必须摆得横竖成行，才能财路通达，这些禁忌习俗都是我们常闻常见的。事实上，饮食中的原始信仰很早就盛行了，如汉代便有“俗说：雷鸣不得作酱，雷已发声作酱，令人腹内雷鸣。”“俗说：

腊正旦食得菟髌者，名之日幸，赏以寒酒。幸者，善样，令人吉利也。”之类的记载[5]。又据《山海经》的记载：“招摇之山„„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①gǔ，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②＠②（猩猩），食之善走。”“扭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柢山„„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③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④，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6]这种食用、佩戴某种东西

就可以取得某种实际效用的观念正是模拟巫术的观念，而后世盛行的吃什么补什么的说法，如以“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形容别人胆大妄为，显然与之一脉相承。至于喝了中药，将药渣倒在大路上的习俗，很明显与接触巫术有关。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祭祀祖先和村社保护神一直是家族、村落的重大事务，而社交往来时，以某种信仰仪式或赌咒发誓来互相约束、取信，也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方式。在人生仪礼中，原始信仰渗透得尤深。如围绕生育，就有五花八门的生殖崇拜、祈求子息的习俗和产妇、产房禁忌，以及一系列为婴儿祈福的仪式。结婚迎亲时，也有许多巫术活动，撒谷豆攘三煞至少在西汉时就已流行[11]，以弓箭镇邪，悬铜镜驱崇等，早在唐宋文献中已有记载[12]。丧葬因与鬼魂观念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信仰活动更是形式繁复，名目众多。从山顶洞人在尸骨上撒赤铁矿粉到《仪礼·士丧礼》中的有关记载，各种丧葬信仰习俗不断地发展演变，长期延续。

再从中国的传统节日看，也大多源于上古祭祀，尽管不少节日在后世的演变中，或融合成多重内容的综合节日，或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但祭祀的内容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除各种岁时农事节俗外，还要分别祭祀青帝句芒、赤帝祝融、白帝蓐收、黑帝玄冥；中元节、冬至、除夕，都

有祭祀祖先的仪式。

原始信仰习俗在传承中始终表现出浓重的神秘性，人们觉得这些习俗是不可捉摸和无法解释的，在神秘莫测的气氛中产生的恐惧、敬畏心理便导致了盲目信从的民俗行为。这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俗深受宗教影响的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二、宗法观念影响深远

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虽发生过种种变迁，但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这种以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定势，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从传统的社会心理看，人们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明显地反映出宗法观念的影响。研究民俗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的亲属称谓系统十分繁复精细，它不仅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纵向地区分上下辈分，而且在父母系、嫡庶出、年长幼等同辈横向方面，也有极其严格细微的规定。如本人上一辈的男性长辈就有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等，女性长辈就有伯母、婶母、舅母、姑母、姨母等。这种不厌其烦的称谓方式，实际上是由着意强调血缘亲疏和系别的宗法社会派生的。在社会生活中，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互之间的关系、财产的继承和分配等，正是由称谓表示出来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尊卑、男女、长幼的不同地位而排定的。孔子强调“正名”，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立意也就在此。

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看，亲属集团乃至村落社区的多种民俗活动大多是围绕血缘关系这一轴心展开的。这一方面人们已谈得很多了，我们不妨从另一方面来看看。唐宋以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社会文化条件的诸多变化和

社交活动的不断扩大，一些人突破了家族和村落的范围，根据自己的信仰、专长、志趣和特殊需要，相互交往，重新组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活动群体。如宋代文献中对此类家族、村落之外的民间结社、结会就有颇多记载[13]。应该说，这些游离于家族之外的社会交往和民间组织反映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但是人们还是笃信血缘的力量。异姓朋友常常通过“结义”的方式结成“义兄弟”，宋代的洪迈曾谈到这一现象：“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14]元、明时的戏剧、小说多有朋友“结义”的描写，如《单刀会》、《三国演义》就根据刘备、关羽、张飞的史事敷衍出一段“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并在后世成为“异姓兄弟”的楷模。旧时，浙江一带即有男子结拜组成的“十兄弟”，广州地区则有女子结拜组成的“金兰会”。明、清时的民间会党也常常模拟家族形式，以结盟方式入会，师徒间以父子相称，众徒间以兄弟相称。上述现象表明，人们始终认为，通过某种仪式使非血缘 的关系转化为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就能够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和凝聚力。民间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的另一重大表现是，数千年来，“孝亲”情感一直在社会观念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民间时时重复做的一件大事是对去世先祖的隆重祭奠和顶礼膜拜，以此祈求祖先保佑后人人丁兴旺，家族昌盛。人们认为其他神灵都不如祖先神尊贵，因而各地都建有祠堂、家庙，各家都奉祀祖先牌位，而定期举行祭祖仪式则是民间最重要的信仰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如果不祭祖先，那是没有容足之地的。“孝亲”的另一表现是对在世长辈的绝对顺从和孝敬。在人们心目中，“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正如《孝经》中说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5]，因此，“百善孝为先”成为社会公认 的准则，而“无父无子”、“六亲不认”的人，则为众人所不齿。

由尊祖孝亲又导出一个普遍的心理定势，即极端尊重传统，并因此形成了厚古薄今、因循守成的思想倾向。人们对待古已有之的传统惯制总是抱着谨慎恪守，不敢轻易背弃的态度，在评价事物时，总是以是否符合“古法”，是否传承有绪为标准，提出某种看法时，也总要引述古人、前人之语来加强自己说话的分量，民间长期流传的谚语、俗语常是劝戒他人时的有力法宝。民间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信奉的“祖师”，都讲究“家法”、“师承”，并有“祖师”创业授艺的神奇传说。如果木匠不标榜“师传绝技”，郎中不炫耀“祖传秘方”，便难以取信他人。

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影响还通过礼仪制度的形式，在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历史上，等级礼制不仅以“三纲五常”的规范作为道德的内涵，而且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实质性的内容。历代王朝都用礼制规定社会秩序，人们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而不是财产多寡过着相应的生活，以此保障尊卑贵贱不可逾越的道德信条。以生活用品的使用来看，礼制都作了周详完备的规定，诸如衣冠服饰、房舍家具、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物无巨细，其种类、形制、质料、样式、色彩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甚至小至门钉的数目、腰带的装饰，都有一定的规格，贵贱不能混淆。在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社交往来、婚丧喜庆、吉凶祸福等，也都有一系列的礼仪规定。历代统治者还时常有“正礼俗”的举动，运用法制、哲理、教化等手段，将民间风俗纳入礼制的轨道。在礼制的约束下，人们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享用不该享用的物品，做出不合礼仪的举动，于是塑成了循礼蹈规、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拘谨、守成、俭约、古朴的民俗风情。

三、民族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别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统一于整个中华民族之中，各民族丰富多采的民俗风情构成了中国民俗的整体。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在文化上经历了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夏商时代，中原黄河流域是夏族，东部淮河流域是东夷，南方长江流域是三苗，西北黄湟一带是羌族，大漠南北是荤粥，至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商周各族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和同化，形成华夏族。秦代，当时的东夷、南蛮、百越、诸戎、笮、＠⑤、夜郎等族皆统一于秦王朝，其后，匈奴、乌孙、东胡、肃慎、扶余等族又逐渐统一于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与汉族杂处，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融合和同化。唐代，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得到加强和巩固，文化交流也有很大发展。五代十国和宋代，虽出现过多元割据的局面，但元代大一统后，不仅结束了宋与辽金的对峙，而且也统一了大夏、回鹘和大理等政权，而各民族的文化也得到进一步的融合与交流。明清以后，更有所发展，当今我国已是具有五十六个民族的统一国家。当然，肯定各民族的交流、融合、统一，并不等于说各民族的民俗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多样性、丰富性和民族间的差别性正是中国民俗的重要特征。

各民族民俗的差别是因各民族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状况、文化特点等造成的。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看，有平原、深山、密林、水乡、沙漠、海岛，气候条件也东、南、西、北相差极大。东北山林中的民族与南海岛屿上的民族，西北戈壁的民族与江南水乡的民族，必然会在各方面存在重大差别。从历史发展看，各民族也不平衡。汉族的先民早在八千多年以前就发明了农业，夏商周以来，一直以农桑为主要的经济方式，与此同时，许多少数民族则实行不同的经济方式，如北方的匈奴、鲜卑、契丹、柔然、党项、蒙古等族，曾长期从事游牧经济，而东北、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则长期以原始的渔猎、采集为

主要的经济方式。不同的经济方式必然形成不同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习俗。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也不相同，汉族很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而许多少数民族却长期处在原始的氏族社会，到近代，仍有不少民族处于奴隶制、半奴隶制、封建制、封建农奴制，甚至氏族社会阶段，而不同的社会状况便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民俗。上述可见，各民族历史进程的不同，反映在民俗上，便构成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俗并存的特点。

从文化上看，各民族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大多数的民族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南岛语系等不同语系，而汉藏语系中又有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阿尔泰语系中又有蒙古语族、通古斯满语族、突厥语族，语族之下还有不同的语支。宗教信仰也多种多样，如蒙古族、藏族信仰喇嘛教，傣、布朗、德昂等族信仰小乘佛教，回、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等族信仰伊斯兰教，还有一些民族则保留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巫教、萨满教等。此外，在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审美情趣、传统惯制等方面，各民族也有所不同。文化上的差别使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差别明显、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除民族间的差别外，同一民族也常因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传袭等不同而在民俗上产生地区间的明显差别。以汉族为例，由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便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民俗。这一点实际上在日益兴起的区域文化研究中，已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上古时期，中原、荆楚、吴越，就有着不同的民俗。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除记载了各地的山川物产外，还叙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如“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秦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幽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河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楚„„，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16]。显然，班固已认识到民间风俗的区域性特点。宋代以降，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都市与农村、江南与西北、沿海与内地、交通要冲与边地僻壤，在生活习惯、民间风俗上都存在很大反差。因此，后世的地方民俗专著、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以及笔记、游记等，都述及民间风俗的地区差别。实际上，某些人数较多、活动区域较大的少数

民族也有此类差别，如黑龙江地区的蒙古族与内蒙草原上的蒙古族，甘肃、云南的藏族与青藏高原的藏族，都在民俗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

中国民俗的上述特点，与某些民族比较单一，生态环境不那么复杂的国家的民俗，有很大不同。这告诫我们，在研究中国民俗时，切不可一概而论，泛泛而谈，唯有在注意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同时又十分注意民族和地区间的差别，才能认识中国民俗的全貌。

四、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

我们谈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上述状况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

从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看，中国与其他民族一样，也是经过了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后进入农耕时代的，而在农业生产中，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是不断

进步的。与此相应，人们的衣、食、住、行、运输、贸易等，也不断地从蒙昧向文明发展。就社会状况而言，中国也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在此期间，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曾发生过多种变化。

再看宗教信仰，在原始信仰习俗长期延续的同时，还相继产生了道教，传入了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在岁时节日、游艺竞技等方面，也因历史变革和外来文化的传入而发生许多变化。因此，我们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可发现其既保持着固有的传统，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时时变动，表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

如果深入分析，又可发现，中国传统民俗的变迁是不平衡，不同步的。在各类民俗事象中，衣、食、住、行等消费民俗堪称最活跃的部分。以饮食为例，《礼记·内则》中记载的周代佳肴仅“炮豚”、“牛炙”、“濡鱼”、“＠⑥珍”等数种，做法都很简单，而且当时的平民很难享用肉食，故春秋时的曹刿有“肉食者鄙”的说法[17]。到了唐代，情况大不一样了，仅据韦巨源《食谱》和谢讽《食经》所载食品名目统计，就有一百儿十种。与此同时，胡饼、乳酷之类的胡食也在中原地区日益流行。宋代食品花式之丰富，制作之精美，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吴自牧《梦粱录·分茶酒店》记载的各式菜肴将近三百种，《面食店》一篇记载的佐酒菜肴和花式面有一百多种。又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杭州市场上出售的食品，市食小吃类有41种，糖果类有42种，菜蔬类有20种，粥类有9种，凉水类有17种，糕类有19种，蒸作从食类有57种，名酒类有54种。仅据上述记载，已足以使人目不暇接了。明清以来，各地的名菜佳肴和风味小吃更是数不胜数了。

服饰的变化也很大，传统的样式至战国时变为“胡服骑射”是人们熟知的，而到了唐代，采用和融合胡服样式已是普遍的现象。宋代服饰更形成了喜好“变

古”的倾向，述说“风俗僭侈”，指斥“怪服、妖服”[18]的言论在宋代文献中可谓比比皆是。吴自牧在叙述杭州风俗时即称：“自淳＠⑦yòu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19]。至明代中晚期，慕尚新异，追求艳丽己成为一股社会风尚[20]，“士民竞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服”[21]的现象使士大夫发出了“极乱世界”的惊叹。[22] 出行由乘车、骑马变为坐轿，住房、家具由简朴趋于奢华，也都反映出消费民俗的巨大变化。我们从正史《礼志》、《舆服志》及历代王朝对民间衣食住行“越礼逾制”一再下达的禁令和某些不得已的放宽，可以看出统治者的惊恐和无可奈何。

相对而言，民间信仰习俗则较为稳定，变化十分缓慢，历代王朝不断下令禁止民间“淫祠”却难以收效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问题。

还有一些民俗事象，虽形式上长期延续，但实质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在传统的节日习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年节燃爆竹原是一种驱除鬼魅的手段，后世却被用来制造欢乐喜庆的气氛。宋代，人们已能制作双响的爆仗和连响的鞭炮，并创制了各式各样的烟花，除夕之夜，通宵达旦，声震如雷的爆仗、绚丽奇幻的烟花与鼓乐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元宵节源出以灯火祭神、礼佛的举动，后来也充满了观赏花灯的娱乐成分。立春宏道的《迎春歌》对当时热闹非凡的行春盛况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端午节原为“恶日”，但自宋代开始，也被视为“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色金，菖蒲切玉”的佳景时节，除沿袭驱瘟避邪的旧俗外，人们还“递相宴赏”，“对时行乐”。山西民间刺绣：绣荷包、绣衣、童帽、耳套、肚兜、马甲、童鞋、绣鞋、鞋垫、围嘴、钱袋面、腰包、窑帘、信插

山西民间年画：福寿图、献寿图、福寿中堂、麻姑献寿、连年有余、吉庆有余、祖国花朵、木版年画、戏曲年画、门神年画、春节门画、春联、窗花

山西民间社火：闹花灯、闹红火、放烟火、高跷、跑旱船、跑竹马、小车舞、挑椅舞、狮子舞、龙舞、龙舟舞、中黄高台、倒悬花鼓、铁棍与背棍、渔翁戏海蚌、沈老爷坐轿、晋南血社火

黄河灯会、太原社火

怀仁旺火、平定塔火、南庄架火 信仰民俗

在山西及至全国，神灵信仰、各类禁忌与自然崇拜的各种形式做为一种民俗，随着历史的发展，有的已经消失了，有的发生了变化，有的依然被保存了下来，它们都是民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部分。

居住禁忌、婚姻禁忌、生活禁忌

农神崇拜、动物崇拜、植物崇拜

神灵信仰、宗教信仰

巫 术、占 卜、风 水

威风锣鼓、绛州鼓乐 生活民俗

山西民间婚俗：议婚、定婚、出嫁、迎娶、婚礼、拜堂、洞房、回门、太原婚俗、彩礼与嫁妆、远娶与远嫁

山西民间生育民俗：得喜、添喜、报喜、坐月子、满月、抓周、奶妈、起名、开锁、抚养、生辰

山西民间葬俗：初终、入殓、吊祭、出殡、祭奠、灵棚、祭品、喜丧

山西春节民俗：祭灶节、除夕、春节、立春、春联、窗花、年画、饺子、爆

竹、压岁钱、迎喜神、破

五、人节、谷神节、石头节、正月十五元霄节、太原年俗

山西其它传统节日：填仓节、青龙节、寒食节、清明节、四月初

八、端午节、六月六节、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送寒衣节、开斋节、冬至节、腊八节

山西民间庙会：芮城合河古会、晋祠古庙会、乡宁油糕会、广胜寺古庙会、芮城蟠桃古会、大同城隍庙会、旧大同晾脚会、大同其它庙会

山西民间游艺与竞技：翻花、打麻将、猜谜语、九连环、七巧板、猜拳、行酒令、太原酒令、跳绳、踢毽子、打秋千、挠羊赛、滑冰、放风筝、其它游艺竞技

禁忌在山西民间称为忌讳。它是禁止同“神圣”或“不法”的事物接近，以避免招致惩罚，也就是对于某种神秘力量产生恐惧而采取的消极防范措施。与法律和道德规范不同的是，禁忌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是对神灵崇拜和巫术信仰基础上的民间信仰，人们用以规范自己的信仰行为。禁忌一般通过口头传承和行为示范在民间流传，达数千年之久。

禁忌的事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可谓无奇不有。它渗透于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古籍记载的情况看，有的现在已经随着时间流逝了，有的则尚有残留，在今日文化与科学不发达的农村，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它还有着一定的市场。这里，我们只将在山西农村现实生活中流传较广的禁忌习俗论列如下。山西民间忌讳

禁忌在山西民间称为忌讳。它是禁止同“神圣”或“不法”的事物接近，以避免招致惩罚，也就是对于某种神秘力量产生恐惧而采取的消极防范措施。与法律和道德规范不同的是，禁忌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是对神灵

崇拜和巫术信仰基础上的民间信仰，人们用以规范自己的信仰行为。

禁忌一般通过口头传承和行为示范在民间流传，达数千年之久。

禁忌的事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可谓无奇不有。它渗透于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古籍记载的情况看，有的现在已经随着时间流逝了，有的则尚有残留，在今日文化与科学不发达的农村，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它还有着一定的市场。这里，我们只将在山西农村现实生活中流传较广的禁忌习俗论列如下。

居住禁忌

住宅房舍是人们定居的场所，也是人们一生当中近一半时间内的栖息地。特别是在农村，住宅作为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房子的多少、好坏，院落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家庭贫富和家庭成员是否能干的标志。所以，盖房子无论是对于结婚青年，还是家庭老小，都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

与城市建房一样，在自然环境中选屋建房要符合“大自然”的规矩。当然，农村住宅还要符合传统习俗的规矩。作为整个村庄的一部分，任何房舍的建设也要考虑与其他人家住房保持一种造型等方面的和谐。所以，住宅建筑不仅要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还要与习俗与信仰保持一致。和谐是问题的关键，民间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家业兴旺、子孙昌盛，否则，家道衰败，子嗣无继，灾祸横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在长期的历史风尘中就形成了一系列民俗禁忌、规矩和讲究。

山西农村的住房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窑洞式住宅，一是建筑式房舍。按照中国人的建房规矩，选地要顺应自然地势，坐北朝南，这是根据地理气候环境，为了避风、向阳而设计的。靠山面水是一般的建房规则。忌讳房屋建在干燥无水处，或背阴潮湿的地方，同时也避免选择那些草木不生及正当流水的地方。凡是处在山谷冲射处、城门口、监狱门外、百川口的地方，绝不是建房的佳址。

总之，宅基地的选择一方面顺乎了自然要求，即有水有阳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求神话、避鬼崇、躲战乱、图清静、免灾害、多生殖、恐争讼的社会心理。

由于人口密度比较稀疏，也许还有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山西民间喜欢散居，山西也是个多山少平原的地区，因而坐北朝南的规矩在山区也有些变型。

在山西北部山区及吕梁一带主房的方向是依地型而定的，并不一定是坐北朝南。如在灵丘，一般东西南北哪面的山高，那一面就是土房的方向，其余面则是配房，这也许反映了人们的崇高心理。这当然是在四面环山的情况下的选择。

有些地方如临县，盖房子讲究对山不对沟，即背沟面山，以示吉利。但有些地方也不然，很多山区的房屋禁忌房子前面有高山和深沟，认为这是恶魔挡道，对主人不利。

晋南一些地方的房屋建筑忌讳“靠空”，如果房子背后靠山崖、窖、地坑、沟渠等都会犯“空”，甚至连水井都是会犯忌的。但犯忌也有法破解，如果要清除这种现象，修上一条路横在房子与被忌者之间，就可以化“空”为实，清灾避祸。在平陆一带的很多村庄，细心观察可以发现，每个村庄的四个角上的房子往往略有变向，就是这种禁忌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求“实”，求“稳”的心态。

“居不近市”，是山西民间习俗，这是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耻于经商的一种曲折反映。但农民们也非常忌讳自家的院落前面空旷而无遮掩，它往往给人以孤寂、单薄之感。

在晋中一带，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看到许多有趣的现象，一些村落中，那些建在村边及外围的院落，为了避免直对空野，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是把院门转

个方向朝村里开，不朝村外开。如果不得以朝外开，还有一个补救办法，即在大门顶上放一瓶子，叫“风水瓶”，把瓶口朝向空旷的门外，据主人说这样可以把野外吹来的邪气盛在瓶里面，以免影响住宅里人的平安。

今天，感兴趣的人在山西的许多农村都可发现，那些商店、学校等公共建筑往往都建在村庄的外围，背靠荒山野地，人们将这些建筑建在村庄外围，是要把原来处在村边的院落围在里面，禁忌的作用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在山西农村，建筑房舍很讲究格局，一般以一院四屋为定格，主房、偏房、院门、厕所各有定位，不可错乱，否则不吉。其中，特别忌讳把院落建成刀把形，刀把杀人不用刀，兆家败人亡。

在建房之时，门的设置属于“立门户”的大事，在建筑中是甚为重要的。院门被视为人的脸面一样是家庭的脸面，“立门户”甚至成了成家立业的代称，所以禁忌也最多。

一般讲，农村的院门忌冲河流、水井，恐被水射而生灾起祸。院门直对巷口也是不允许的，巷口是一支土箭，射向家中不祥。在晋南俗传“街门不走西北门，西北高而东南低，面向西北走脉气。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如果不能避，就要在院门口上镶嵌一面镜子，即所指的“八卦镜”、“照妖镜”以破解，此种现象在晋南农村极为普遍。

此外，两户家门径直相对也是犯忌的，院门若如邻家相对，忌正冲，也忌门小。俗以为两门相对，双方都不吉利，尤其是门小的更遭其害。所以，在农村两门相接相对的现象极为罕见，即使有相对者也只是斜对，彼此错开。

对于一个院落来说，一般以向东的院门为善，向西的称阴门，除非万不得以一般不开西门，否则必须在门口安一屏障，或在胡同口正对的墙壁上镶块石碑，上面刻“泰山石敢当”之类的字样，以避邪风鬼魅的骚扰。

院门直对家门和窗户也是需要回避的。打对的门额窗额装镜子破解。此外，一般农舍院门之内也必有断壁墙以挡之。在吕梁一带，院门筑起来以后还要挂上桃木弓、柳木箭用以镇邪。

总之，这一类关于建房建院中门的开向、方位的禁忌，一方面是与“开门卜凶吉”的俗信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为家防之用”，都是尽量力求避凶趋吉的。当然，也是建房格局定位之中最受重视的。

房屋修好后，主人们喜欢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点缀一些花草树木。对于山区农家小院来说，最好是种上几颗树，在离石一带讲究最好不种开花树，而在交城一带又忌种桑树，除了当地俗传的桑仙树“伤心”之外，作为一种禁忌，桑与丧谐音，人们认为这都具有某种传染性，不吉利，桑往往被人们谐音为丧失人口，留不住后代，所以不种。晋南有些村庄则忌在院中栽种葡萄树，认为不吉。

在同一处聚居的各家邻里，建房的高度按习俗应大体一致，忌南邻和西邻的房子高过自已的屋子。在晋南俗传“北高不算高，南高压断腰，东高不算高，西高压断腰”。如果一家的房子比另一家低了，那么就要在中间的房屋顶上多筑一砖高，或修筑一个小小的类似庙宇的亭子，以保持平衡。居高不让者，显然有居高临下之势，以势压人，据说会压了别人的运气和吉利，甚至风水。大病小灾都会归因于此。这种情况在农村会导致邻里纠纷，甚至会结下世代怨仇。

厕所的位置也是要慎重考虑的；一般安置在西南角，有“五鬼头上安茅房”之说，排水沟也不能通过别人家的宅院，更不可正对别人的家门。邻家屋檐的水也忌滴在院中，认为是污水、憨水，影响自家运气。此外，房屋顶上如修建吉兽猛兽者，也不能让脊瞰吻兽张开大嘴面对人家，有吃掉别人之嫌。这类禁忌在山西汾河古地的人口稠密村庄中更为多见，不仅具有巫术色彩，更有一些旧时代礼法的阴影。

第三篇：山西居住民俗

山西的村落

山西省境内，农村的最基层单位是村，村庄又分为行政村和自然村。行政村是为了行政上管理方便而划定的。有的行政村就是一个自然村，也有的行政村由若干个小的自然村组成。无论如何，村在农村里是最基层的单位。

山西的村，大部分是历史遗留下来或自然形成的。以部分居民在交通相对便利、有可耕地、有水源、地势比较平坦、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聚居而成为村落。山西的村庄，自然形成的较多，人为地集聚在一起的非常少。大部分是依靠历史上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

山西村庄的名字，大部分叫“村”、“庄”，也有的叫“屯”、“沟”、“堡”、“头”、“寨”、“店”、“社”等。例如“李家屯”、“张家店”、“苏家寨”、“柴家堡”、“圪撩沟”、“东社”、“水头”等等，这些村名并不能代表山西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村庄名字。在一些深山沟里的村庄，往往叫得很离奇，让人听着有趣，但写起字来却很难，有些是一些非常生僻的字。

山西村庄的名字中，有一些是与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些是少数民族居住过的村落，名字一直延续到现在。像山西北部、西北部地区的奇村、胡村，明显地反映出少数民族曾经居住过的痕迹。

一些村庄的名字，是与地理形势密切相关而取名的：例如三县瑙（土字旁），在榆次市东南，登上高瑙可望榆次、太谷、榆社三县，因而取名。

一些村庄的名字，因历史上的名人在那里居住过或牺牲在那里而取名。如和顺县西六十里，有乐毅村，因战国时燕国将军乐毅被谗时避居于这里，因而取名。石勒村，位于和顺县北，这是由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石勒曾在此居住过而取名。寿阳县境内的尹灵芝村，因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尹灵芝英勇牺牲后将其家乡的名字改为尹灵芝村。

一些村名，是因其为历史上的旧城故地而取名，如汾阳县境内的团城村，因是北魏所筑团城，当时为防胡人，今仍称之为团城村。又如山阴县境内的、位于雁门关北二十里的广武营，是明代洪武年间创置，名广武营，今称广武村。类似这一类村名，在山西甚多，仅汾阳县内，就有偏城村、满城村、八门城村、虞城村、东多城村等。

有一些村庄，是以寺庙为村名的，像刘空寺、清凉寺、河神庙、关王庙、三娄寺、神堂坪、迭台寺、柏山寺等。

有一些村庄，在历史上曾经做过馆、驿站、店或铺，因而村名就称为太安驿、张店、翟店、夏店、古店、大牛店、天池店、恒曲站、晋庙铺等。

还有一些村名，是历史上的关口或在关口附近，因而这些村庄的名字至今仍然叫做关，如马岭关、横岭关、黑龙关、下关、薛关等。

山西境内的村庄，有大有小，大到上千或者几千户人家，小到几户人家。这种大小，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形成的。一般说，距大城市近的郊区，村庄大一些的较多；距河流近、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可耕地多的地域形成的村庄，往往聚居人口多，因而村庄规模大。而那些偏远山区，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地区的村庄一般都比较小。

村庄的形成，尤其是在山区，往往是由于家族聚居人口繁衍而逐渐扩大的。往往一个村庄内，有几户大姓是分为几个同宗族的。有一些村庄，纯粹就是由一个姓氏的家族组成。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往往是村庄形成的基础。

山西境内的村庄，村内有街道，街道一般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者居多。这些街道中，往往有个中心地，有的 叫做十字街，有的叫做大十字。这种十字街，往往是村子的中心地带，也是群众集会的集中点和群众文艺活动的集中点。这种集中点上，往往都要设置一处戏台，逢年过节时唱些乡戏。这种戏台，在山西一般的村庄内差不多都有。有些地方戏台，历史悠久，比如山西临汾魏村的牛王庙元代戏台，这是我国现存的历史最久的戏台。在村庄内建有戏台是相当普遍的。

山西的村庄，在房屋建筑上有着自己的特点，其一是村内房屋互相毗连，前边房屋的后墙就是后边房屋的正面墙。左邻右舍，墙房相连，也叫做接山连墙，对户而居，中间相隔一条街道。当然，单门独户墙院不相连的也有，尤其在山区就多一些。

山西村庄的第二个特点是：高低层叠的比较多，酷似楼房。其实是由地形决定而形成的景观。这种层叠的“楼房”在山区较多。在平原地区是没有的。

其三，山西的村庄中，由于地理位置比较适宜，成为交通要冲，因而村庄也相应地扩大而成为集镇。这些集镇，一般商业较为发达，村庄居民户相当多，规模颇大。

山西的乡村中，街道一般都比较简单，名字也起得很随便，什么十字街、大前街、通顺街、烧酒巷、铁匠巷等等。而村中的街道也不规则。往往村中有一处商业摊点，一处公共水井，一处戏台。有时，这几处都在一个集中点上。当然，一般村庄历史上也都曾有过“关帝庙”、“土地庙”之类的建筑物，在一些大的村庄中，有“孔庙”一类的建筑物，人们称之为“文庙”。

山西的村乡，一般盖房都习惯于坐北朝南，一个村庄，往往由许多坐北朝南的院落并排构成，结构简单，排列整齐，这是平原地区农村建房的特点。

院子里，往往要安排一定的地方做鸡舍、猪圈，也有时人家要修个兔窝、狗窝什么的，不尽相同。还要划出一定的地养花种树，现在的山西农村，时兴种果树，干果树，像核桃树、枣树、花椒树；水果树，像苹果、梨、桃、杏、柿子等。

院子里，有些地方喜欢用青砖铺地，有些地方喜欢用河床里的鹅卵石铺地。还有的地方，则用水泥抹出一部分地皮，备晒粮食用。山西部分地区的屋顶有意识地抹成平的，也是做为打场后晒粮食用的，这种习俗，在太原、晋中一带为盛。

山西农村的院落，一般都是封闭式，即一个门，进出都从此门经过，别无它门出进。院内的墙，即围墙，一般分成几种：一是砖墙，二是土坯墙，三是石头墙，四是板筑土墙，还有木栅栏墙、篱笆墙等等。有些墙，搞得很简易，墙身也不高。但有些墙，却十分讲究，磨砖对缝，由石头作基础，这些事都要根据经济条件来决定。

山西乡村的院落，大门是门面，一般都讲究对大门的装饰。一般人家，都要搞一个比较像样的门楼，搞一对比较墩实而耐用的门扇，用油漆漆过。油漆的颜色可以是黑色，也可以是赭色、枣红色等，根据各家的爱好与当地比较普遍使用的颜色来定。

一进大门，住住要建一个照壁，即影壁，作为装饰，在照壁上作画、写字。农村人一般喜欢的画是“松鹤延年”，“喜鹊登梅”，喜欢写的字是大“福”字或者“寿”字、“禄”字等。

有些比较讲究的房屋，进大门后，有一段过道，才能见到影壁。大门的门基，都比较讲究要抬高。设置许多台阶，使客人进门前登台阶再进大门。在门的两侧，人们还喜欢搞个装饰之类的东西，譬如石狮子坐立于大门两旁，甚为壮观。也有的干脆搞两个石墩子，亦可装饰，还可坐人，一举两得。当然，还可以拴马，成为拴马石。

院内的排水沟，有阴有阳，不尽相同。院内的路，有些是在各门前修通一条路，互相连接，一直到出门。

山西民居概况

山西北部、西北部、中部农村居住方式大体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一是窑洞房，在晋西北与晋北地区，包括吕梁地区都比较普遍。窑洞房中，又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在黄土高原的土落千丈岸边挖进去的窑洞。这种窑洞在山区比较多。挖进去的窑洞一般是一明两暗。挖进去的窑洞中，又可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挖进去后在墙壁上抹上一层白灰、盘上炕便居住下来的。当然门窗是要用木框架做成，上面糊纸安玻璃。另一种便是在挖进去的窑洞内砌上一层砖，然后抹灰、盘炕、上门窗居住的。还有一种是把窑洞的前脸用砖砌过，里面保持原来土窑洞的。这几样，都是挖进去的窑洞。

再一种，是用砖石砌成的窑洞，这种窑洞，在山区、平川都有。当地人所以要碹这种窑洞，主要原因是因为窑洞有“冬暖夏凉”的特点。这种窑洞，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全砖碹成的窑洞的特点。二是全部用石头碹成的窑洞，三是全部用土坯碹成的窑洞。第四便是砖石混合，或砖坯混合碹成的窑洞。这几种窑洞，里面大都要盘炕，上木框架门窗，是在平地上盖的窑洞房。

晋北、晋西北一带的平房，大体上也分成几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普通农家的平房，即土墙平房和砖墙平房，这类房屋屋顶是平的，顶上可以晒粮食，存放谷物。还有一种是有瓦脊的瓦房，但不是二层楼，所以也可称之为平房。瓦房中，又分为一出水和两出水两种。忻州一带老百姓的旧瓦房，有许多是一出水的。这种一出水的瓦房，是一面瓦，瓦脊的另一面，是切成平平的墙根。无论一出水，两出水瓦房，过去多是富裕人家修建的居多。现在修建的瓦房，大多是全砖到顶，而不是那种半砖半土坯的了。

这种砖瓦房、平顶房，在上述地区一般都喜欢一明两暗。明为堂屋，两暗为住室，一连三间。

五台县，木结构住房居多。黄土坡以北，多为砖墙瓦顶；东冶镇一带，多为土墙平房。当地人习惯，在解放前，一连三间房居多，一间存放粮食杂物，一间是居室，居室内一炕一地，摆设箱柜。再一间，安置灶台。如果是单间住房，都-砌对门火炕，往往充做新婚洞房。台怀地区，情况有所不同。这里房屋低矮、一堂两屋。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以排房（即正房）院子代替了四合院，这样有个好处，采光好。屋内结构，多设套间或后洞，既讲究了卫生，又方便了生活。五台人的习俗，庭院之中，古人以前槐后榆为好，以栽植杨柳为不祥。今日，人们注重经济价值，新建庭院中，大多数人家院内都栽上了北京杨和加拿大杨树。

建房时，在用土筑墙时有墙头刻字，立架上梁时有张贴对联的习俗。过去对联上写的是“上梁喜逢黄道日，立拄正遇紫微星”等内容。如今上梁时写对联内容有变化。写成“稳如泰山，坚似磐石”等内容，以图吉庆。

忻州一带，雁北地区的老百姓，大都喜欢在自家的居室内画炕围画，以原平县的炕围画最为典型。炕围画，可以起到保护墙壁，讲究卫生、美化房屋的作用。炕围画，也是一宗民间工艺美术的花朵。炕围画的内容，大都取吉祥如意，寄托美好愿望的。比如“喜鹊登海”、“麒麟送子”、“嫦娥奔月”、“太白醉酒”、“苏武牧羊”等。

这一带的民间住房，都普遍要盘炕，主要是为了冬季取暖用。一般在住室内都安置锅灶，既做饭，又取暖，很少有单独的灶房。而且，锅灶通到炕内，冬天可以睡热炕，利于取暖。

繁峙县的老百姓，平川村庄居民，一般住宅多是土木结构的筒板瓦房或白灰平房、四合院。院中，厕所置于西南。

山区居民，住宅则多是窑洞。窑洞多用土坯碹，靠山掏土窑。院内没有明显的门楼和院落。四周，围以土墙和篱笆，没柴扉或栅栏以供出入。

山西中部一带地区，与西部、北部又有所不同。

晋中、太原、阳泉一带，农村人大都住平房，瓦房很少，即便有，也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

太原、晋中、阳泉一带，住房以四合院为多，但居室一般放在北房，而且按趋势看，大有用北房代替四合院的可能。太原、晋中包括汾阳、交城、文水等县，一般人家的四合院都有围墙，有院门，院门装饰也比较讲究。院门有门楼，有些人家进门有照壁，上面用大“福”字醒目地放在那里。院门上，一般都涂有油漆。现在，好多人家的院门已经改变了过去木板门的习俗，改用铁门，这一是为了安全，二是为了美观耐用。

太原、晋中一带的四合院，过去土坯房居多。如今，大多用一砖到顶的房屋代替。而且把纸窗户换成了玻璃窗户，便于采光。室内，仍然是土炕。为了取暖，习惯睡土炕。有许多家庭，室内地面都改用砂灰压抹，干净、整洁，还有的人家是用水泥地面的。

室内装饰，少不了窗花、炕围画，墙上贴年画。

晋中一带的老百姓，也有不少人喜欢居住窑洞房。在平川地带用砖、石碹成窑洞，为着住在里面冬暖夏凉。但也有一些县份，比较偏僻，仍然住土窑洞。

晋中的灵石县，城乡人民都喜欢住窑洞房。灵石产煤炭，烧砖容易，因而修砌砖窑洞房者居多。在靠山地方也有打土窑洞居住的。在城关一带，人们喜欢盖瓦房。

阳泉市的盂县南乡一带的群众，大多数群众居住的是土木结构的房屋，也有部分砖木结构的房屋。当地人，院落一般是方形或是长方形的。有的是四合院，也有的是三合院，还有的是上、下两院。院子一般都宽敞明亮，院内地面一般都是用砖铺砌的。

院内，一般正房，多数是三间，也有五间的。里面为套间。正房对面，是南房，当地人称之为倒座。宅院四周，一般都筑有围墙。那些过去的乡绅大院，往往是深宅，有的一连两、三进院落。

在盂县的北乡，大都是土、木、石结构的单瓦房，住洞子房的较少。也有部分人家住砖瓦结构的房子。这个地方，院墙，房墙大都要用石块垒起来，再用黄泥抹平，很少用砖去垒墙。

盂县东乡，多数人家住青石砌成的窑洞，当地的窑洞房一段进深为一丈六尺，宽一丈一，高度为一丈。住土窑洞的人很少。当地人的窑洞，前脸子用砖石砌成，装有门窗。当地人住的平房，基础为石座子，墙是土坯砌的，用石灰和炉灰渣和起来打顶即成。这种房最简单省工。

晋南一带，包括临汾、运城两个地区，大多数人家是居住土木、砖木结构的大屋顶瓦房，旧时多四合院，住房一连三间，北房多为主房。也有明三暗五的住房。晋南，也有多数地区的人住窑洞房，还有“地窨院”式的土窑洞。当然，也有少数地区有“二层楼”。

当地人有句俗语，称之为“有钱不住东南房”。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住宅，多数为独门独院，住房大都改成一律北房，五间为主的形式，门窗高大，宽敞明亮。

房内，卧室多系土炕，近年来用床者也逐渐增多，而且，住二层楼、修建二层楼的人家也逐渐增多。

晋南一带的老百姓，平川人多住瓦房，山区人多位窑洞房。

晋南人盖房时，大都要贴对联，放鞭炮，还要设便宴待客。这也是当地的习俗之一。

晋东南，包括长治、晋城，住房变化较多，可以说是各种住房都有。有瓦房、砖房、平顶房、窑洞房，更有特点的是当地人的二层楼房。

晋东南的二层楼，二层上一般不住人，只是放些粮食、家具，杂物之类的东西。一层，一般是居室。

旧时，晋东南一带平民百姓住房多是平房、矮房、土窑土楼，宅院窄狭，居室简陋，住宅多为正北，建筑结构多数是三间三檩或是五间三檩。间架结构，一般入深为八尺，间架为七尺左右，而且以土木结构房屋居多。在山区偏远地区，住窑洞房者很多。当地的窑洞，一般是顺山势、地势切成平面，而后向平面纵深处挖掘而成，这种土窑洞一般比较简陋。

自然，旧时的乡绅富豪之家也是不同凡响的。晋东南一带的乡绅人家住房讲究几合几串，院子以四合楼院为主，房屋多达两串三串院子。楼房多数软装、露明柱、施明暗八仙、猫头滴水、屋顶半圆通瓦，五脊六兽，院内设亭、台、楼、阁。“功名”人家，更是富丽堂皇，竖旗杆、挂匾额、装建门面。匾额多数为功名、节、孝、贺、寿之类。

有钱人家室内摆设，颇为讲究。什么抽屉板箱、连三柜、八仙桌、太师椅、案头条几等等。官宦人家，则要摆时辰表、挂自鸣钟、供“金佛牌位”、贴中堂屏对，八景诗书画等。

新中国成立后，晋东南地区的居住情况变比很大，与其它地区一样，新盖房屋多选择干燥、通风、向阳、眼宽的地方。而且，新建房屋结构简单、门窗宽大、室内亮堂，结构、造型、光线、取暖都要考虑到。所建房屋一般坐北朝南，间架一般大约丈余，入深均为两丈多。一般房多为五檩、七檩进深的。这些新建房舍，砖木结构居多。多数都是单门独院，行走自在，出入方便，院子讲究方正，卫生。近年还在许多城乡出现了个人修建的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楼。

如今晋东南城乡，庭院内也讲究起来。院中点缀各色花束，行人过道，室内套间隔舍，设厨房、卧室、客房、书屋等等，现代化家具也进入家庭。这一类型住房，一般是城郊或镇子里居多。

农村里，多数是新盖的平房，瓦房、二层土楼房，山区仍有人住土窑洞，窑洞大多砖碹、土碹。住宿格式未变，但建筑材料，室内陈设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晋东南的平顺县境内，农村住宅，以窑洞房居多。而在陵川县内，却是二层楼房居多。近几年，随着农村住宅条件的不断改善，二层土楼房也逐渐多起来。

娄烦土窑洞

娄烦地处黄土高原，以黄土为主形成的丘陵和山地，占全境面积的90％以上，为群众打窑建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所以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土窑洞成为娄烦群众的主要住宅。

娄烦的土窑洞有以下几个特点。

经济安全。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经济社会，土窑洞无疑是最省钱又实用的建筑，只要一把镢头一张锹一担箩筐，就可以打窑居住。有经济实力者可接泥窝子口、石头口和砖口，不接口也可以住。窑洞可以住人，可以圈畜，可以放物。只要崖头占面允许，百姓可以在下地空余时间或农闲时间抽空打窑，日积月累，有的人家可打几眼甚至十几眼窑洞，有大窑小窑，正窑南窑（用于放食物）、柴窑煤窝、牛圈羊圈，任意安排，十分方便。同时，土窑洞选址，一般选在坐山稳、崖头厚、土脉好的崖头，只要窑洞周围拨好水道，窑内顶上支好楦梁，不怕暴风雨，不怕火灾，抗震力强，真是既经济又安全。

功能齐全。土窑洞从外表看十分简单，打个窑洞安上门窗就可住人。但进入内部，其复杂结构及多功能用途令人叫绝。其室内结构有过道：并排几眼窑 洞，在室内相邻两窑中壁打门式小洞，使两窑或几窑相连，形成套间；炕窑：在睡人的炕的墙壁上打小窑洞，用来放置铺盖、衣服、针线等日用品，小门一闭，室内显得干净简洁；后窑：在窑掌壁上打小窑，一般比较深，用以放粮食、食物及日常用品，因其温度低，空气流通不畅，苍蝇、飞蛾等害虫不进去，粮食一般不虫蛀，食物也可放较长时间不腐烂霉变；窨子：即地下暗道，一般比较深，有出口或通风口；地窑：平常可放物，急时可藏人。

节约土地。窑洞本身不占土地，窑顶土地照样可以耕种。在河川地带，群众为了节省土地，也舍不得占用好耕地打窑，而是在河谷两岸依崖打窑。由于河谷崖头一般较陡，就在崖头切出小院，再从崖底用石头砌出“之”字形道路。

有益健康。土窑洞由于崖头厚，受外界温度变化影响较小，冬暖夏凉，严冬不用暖气，盛夏无需空调。居住崖头窑洞，一旦出门，不是爬梁就是下坡，而且常需担水背柴，搬运生活生产用品，是一种坚持不懈的不自觉登山运动，有利于强身健体。

保护环境。崖头一旦打窑住人，群众就在周围绿化。街里院里近一点的地方栽杏树枣树，远一点的荒山荒坡路旁地畔栽杨树柳树，加上树籽落下自然生长的榆树、槐树和椿树，村庄院落就掩映在绿树丛中。春季桃花红杏花白，夏秋桃杏飘香，一年四季，百鸟争鸣，鸡鸣狗叫，一派美丽迷人的田园风光，人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山西民间炕围画

炕围画作为山西地方文化中一支地域性很强的造型艺术形式，是壁画、建筑彩绘、年画的复合体。晋东南地区、吕梁地区、晋中地区、忻州地区、雁北地区均有分布，其中尤以原平、代县的炕围画最为著名。

一、美化居室的炕围画

晋北属高寒地带，农村中家家户户都有火炕取暖御寒。炕上的墙面极易脱落起皮、经常蹭脏衣物被褥。于是人们先以刷墙所用的白土(亦叫甘子土)，调以胶水，在环炕的墙上涂一高约二尺的“围子”，这样既保护了墙面，又使人们免遭了脏衣污物之累。

实用性有了，但无美感。于是人们又以墨线绘以简单的线条边饰，中间再画几枝兰叶墨花，果然悦目好看。就这样，最初形式的炕围画出现了。

稍后又以颜料做底，色彩画花，桐油涂罩。既鲜艳亮豁，又坚固耐久。日常脏污了，以湿布揩擦，则又光亮如新。因此，炕围画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了。

进而，由于众多兼擅宫庭、庙宇彩绘的画匠投身此业，各种建筑彩绘图案、表现形式得以大量的借鉴和引入。而民间木版年画在城乡的盛行，各种画传图谱的刊印流传，又为炕围画的画空内容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蓝本”。炕围画的表现能力日渐成熟，形式格局逐步完备，此时当是清代应无可疑问了。

此后，又经过多少年无数民间画匠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合力，新型油漆涂料和绘画颜料的应用，各种姊妹艺术的影响和滋补，使得这一乡土之花，枝繁叶茂，越开越艳。及至今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炕围画的华彩丽姿，遍及千家万户。

二、丰富多彩的炕围画

炕围画的形式构成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即以上下两组边道，按照一定的规格布置而形成其主体框架，中间等距离安排以各种画空。既具完整对称的装饰形式美感，又具简繁对比，主从相映的丰富表现内涵。炕上部分是其主体，锅台画、灶头画、看墙画是其外延部分。

炕围画的高度一般为二尺左右，现时由于房屋建筑日渐高大宽敞，炕围画亦有逐步增高之势；其长度则依照炕的大小而定。

炕围画画空、边道以外的空间部分所涂色彩称为底。宁武、五寨一带喜用红棕色，红火浓艳，强烈醒目，原平、代县、繁峙一带则多用深浅绿色，素雅大方，清新悦目。二者各具其妙，各悦所好。

边道图案是炕围画的精华所在，对炕围画的形式和风格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评定一套炕围画的精劣高下亦多以此为标准。

边道的种类极为繁多，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纹样反复连续而成。常用的有：退色边、玉带边、竹节边、边棠边、冰竹梅边、卷书边、万字边、狮子滚绣球边、富贵不断头边、夔在套蝠边（蝙蝠寓福）、暗八仙边（八仙手持的道具）、鹤寿边（白鹤与各种寿字）、福寿边（佛手与桃或蝙蝠与寿字）、金玉满堂边（金鱼加水草水纹）„„或古朴、或新颖、或简洁、或精细、或平面展开、或立体凸现、或强烈明快、或平和迷离，可谓是百色百样、美不胜收了。每套炕围画边道的繁简多寡不尽相同，但都是有机组合，相映成趣。如若再仔细体味其中吉祥涵意的构成匠心，那更是如嚼橄榄，余味无穷。

同边道相配的还有几种适合形图案纹样，画在画空两旁的为“卡头”；设在第二组边道下面角隅处的称作“角云子”，这些图案都是“细炕围”的附加装饰，具有锦上添花之美。

画空也称“池子”，是炕围画的点睛之处。有长方形、圆形、菱形、扇形等多种形制。表现内容丰富，人物、花鸟、山水、风景无所不有；表现手法多样，工笔重彩、水墨写意，木版年画，月份牌年画、装饰粉画“多元并存”。

人物画旧时多取材于历史典故，话本传说。一般有“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太公垂钓”、“苏武牧羊”、“四美图”、“八爱图”、“二十四孝”等。现时则多选用神话传说、戏曲故事，一般为“嫦娥奔日”、“麻姑献寿”、“莺莺听琴”、“貂婵拜月”、“白蛇传”、“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打金枝”、“金水桥”等。有的是各种“选段”的集锦式“会串”，有的则以“连台本戏”表现。

花鸟画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画空内容，常画的有：牡丹富丽、孔雀开屏、荷花娇艳、鸳鸯比翼、松伴白鹤、竹拥熊猫、蝶戏秋菊、鹊闹冬梅、兰花沁香、山茶吐蕊，还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枝红杏出墙来”„„真个是花团锦簇。喧闹的春色，时时化解和抚慰着人们饱受生存之累的心境。勃勃的生机，常常激发着人们热爱生活的兴头。

画空内的山水画多为高山奇峰、飞瀑流泉、碧树烟云。风景画则多是各地名胜：北京的颐和园、北海的白塔、杭州的西湖、苏州的园林、桂林的山水、太湖的渔歌帆影，以及由此变化而来的青山碧水、楼台亭阁、长桥曲栏、绿树白云构成的各种画面。

然而“重头戏”还属锅台画和看墙画。锅台上方的称为锅台画，无锅台处则为看墙画。由于其面积大，位置显，因而使得匠人总是把最拿手的本事，用在此处显露。内容多吉祥喜庆，如娃娃坐莲花为“连生贵子”，锦鸡与花是“锦上添花”，猫与牡丹蝴蝶组合为“耄耋富贵”，鹿鹤相聚则是“六合同春”，松竹梅一处为“岁寒三友”，花瓶中插月季花则是“四季平安”。

由于这些题材内容的含义，寄寓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希冀，故而倍受人们的喜爱，并作为“保留节目”传流不衰。由于这些画面都以饱满的构图，艳丽的色彩，生动精细的刻画而引人注目，故而享受着主人们的“重点保护”，有的是以透明的塑料薄膜遮罩；有的则专门串一“茭箭排排’挡尘御气。只有在亲朋好友上门或左邻右舍相聚时，方才展示夸耀，其珍爱之心可见一斑。

灶头画是与锅台画相连的立式画面。因在风箱上方供灶君的位置故而得名。表现内容有瓜果、花鸟，亦具吉祥内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窥见山西炕围形式之内蕴，集品类众多的艺术形式，容五花八门的表现手法，纳丰富多彩的题材内容。倾其所爱，尽其所想，反复铺陈，叠加组合，构成了其大红大素，大雅大俗的美学品格。

山西民居：盖房风俗

山西民间盖房时，都有一定的程序，这些程序中，包括有民间的风俗特色。

盖房，首先要选好日子，也就是农村中说的“黄道吉日”。这个黄道吉日，要由民间的“风水先生”选定，或者是自己看“皇历”即旧历选定。如果动土时定在“子”时，那怕晚上子时挖一锹土都算动了上。动了土，就算占有了这个地方。

农村的讲究，在盖房立木时要放炮，要挂红布条。有的，要用五包（红、黄、兰、白、黑）缠上去。晋南风俗，要把馍切成块，与糖块一起，在三根檩合拢时-炮。炮在上面吊着，一串炮一般在合拢时炮放完。然后人们把硬币、糖块扔过去，当地人称之为过梁钱，有的还把酒也倒过去，叫过梁酒。

上梁时，要贴对联，对联内容有许多种，一般是“栋梁之材”、“祥光扶瑞气”、“立根逢黄道”、“上梁遇紫微”之类的词藻。中间横头上，写上“吉星高照”、“姜太公在此大吉大利”等。也有的写着“树柱逢吉日”、“上梁遇良辰”等。

新房落成，要贴对联，常常写“地灵人杰”、“物宝天华”等。

乔迁进入新房时，要贴对联、放炮，以示庆贺，常写的对联内容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门庭多福”、“日月重光”、“一门瑞气”、“万里和风”等。

迁居时，往往要请贺喜的人来吃饭，并且要放炮。在每一处房子里由人手中纨鞭炮，边走边放，转个房再转一个房，不停地放，直到转完后走入院中，直到门口。

如果是春天迁入新居，贴对联时常写“燕贺新禧”、“莺歌阳春”；“莺迁乔木”，“燕舞春风”；“福莅及第”、“春满花堂”等。

如果是夏天迁入新居，常写的对联有：“夏屋新迁莺出谷”、“花堂彩焕凤栖屋”。

如果是秋日迁入新居，常用的对联是；““雁鸣秋色”、“凤栖高屋”、“门含紫气”、“室染秋香”等。

如果是冬日迁入新居，常用的对联是“白雪凝瑞”、“朱轩纳祥”；“岁寒三友添新色”、“春风满堂聚德光”等。

打窑洞合龙口

靠近黄河岸边的山西与陕西对望的农村中，在打窑过程中，最先是要选定窑址，劈山削坡，开出一块平地，作为工地和未来的庭院。

随后，依着山壁，刨出长短高矮与未来窑洞一样的土模子。夯实地基后，便可依着土模子砌石窑了。如果是平地上砌窑，就得先搭好木头窑模架子，然后砌石或砖窑洞房。

石窑砌好，即往窑顶上填两米厚的土层，边填，边夯，再用石碾压平，最后搬掉土模子，新窑便落成了。

窑洞合龙，就是在窑顶中间留下一个缺口，只要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块合龙石往里面一放，整座新窑就算砌好了。以前讲迷信，怕有“邪气”冲犯新居，要用小动物的心脏（有鸡、兔子等）放入合龙口事先凿就的小洞内，祭祀神明，以驱邪辟崇，保佑平安。

在合龙时，等于庆祝新房落成。要在合龙石旁悬挂有关信物，比如一个装有五谷（小麦、谷子、高粱、玉米、黍子）的红布袋，及五色布条、五色彩线，这一切，据农村人说，都有讲究。无非是意在祈求福星高照、家庭和睦、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衣食丰足。

合龙口，一般选在正午十二点，时刻一到，专门安排好的老石匠和窑洞主人登上窑顶，庄重地把预先备好的合龙石嵌进龙口，挂上筷子等物，在鞭炮声中，甚至雇上一班鼓乐手，吹打一阵。人们叫着“合龙了”，这时，主人家把米斗里的粮馍、硬币、针包、糖块，五谷杂粮撒向欢笑的人群，让人们争着去拾，人们称之为“撒粮馍”。

新窑门上，这时都要贴上对联，比如：“合龙大吉”、“四季平安”等等。

山西的主要民居形式

一、窑

洞

窑洞是古代穴居遗风的演变。山区丘陵地带的贫苦人家多依向阳山崖挖土窑洞，多为一明两暗形式。虽然采光差点，但冬暖夏凉，收拾得干净利落倒也不失为一个温馨宜人的生活环境。有的土窑前面装修砖石门脸，有的只用黄泥或白灰抹个门面，木构门窗，糊的百麻纸上贴上鲜红的窗花，门口爬一两串南瓜葫芦，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农家风情。

山区石料采集比较方便，大部分以建石窑为主。夯实地基砌起窑壁，在中间填上成窑顶半圆形，叫“堆土牛”。依土午砌成窑顶，扎实后再挖掉土牛装，用灰抹内壁。如用水架旋顶，要比堆土牛省事得多。

二、平

房

平房呈后高前低形状，老百姓称之为“一出水”。前面采用木柱式，满面开窗，采光较好。泥皮土房建筑结构简单、省钱，屋顶用碱地淤土和麦秸和泥而抹成。淤土抹房逢雨不漏，并可利用泥的下渗特点将干裂的缝子自然淤合。隔二、三年再抹一次。加沤制的石灰抹过的房子更加结实。秋季五谷登场，房顶便成为晒粮场。五颜六色的五谷杂粮把房顶编织的色彩斑澜、秋韵盎然。

三、瓦

房

上宇下栋式的两山水瓦房，以人字梁起架，前面多以砖砌柱，留窗格门洞，多为硬山式结构，一溜顺水压板瓦。也有的地方为防止雨水冲刷，采用悬山式结构。屋脊为干扣一层砖再交错扣瓦的皮条脊形式。比较讲究一点的瓦房为双出水悬山式桶板瓦屋顶、排椽插飞、五脊六兽，前全木结构门窗，造型华美、采光好。屋内间架深广，多用水隔断，分出卧、客、厨间。山西尤以代县、繁峙民宅最为讲究。忻州等地的民房特色是高脊一出水瓦房，坡度较大，造型独特。

四、楼

房

在晋南、晋东南农村，多有双出水硬山式二层楼房。楼上只作贮藏物品、粮食之用，较低矮，也不专设上下楼梯，只有移动式木梯供上下。每到秋后，沿二楼屋檐下悬挂满了金黄的玉米，甚为好看。一些有钱人家的楼房则不同。二楼多能住人，前有出厦立柱、楼梯、拦板，门面油漆彩绘俱全。

五、石板房

晋东南一带山区农村利用片石材料，在屋顶成鱼鳞状铺设片石代为瓦顶。虽显简陋，但却朴实耐用，每当雨后屋顶各色石板清洗得五彩斑斓而又协调统一，石缝中顽强地长出数株山花野卉，充满诱人的村情山趣。

六、庵

棚

庵棚是民间常见的临时性住宅。到夏间瓜田菜地边，便立起了三角形的、拱形的窝棚。或用黄泥封顶，或以秫秸避雨遮阳，有的甚至要象猴子一样在树上架一个简陋的草窝，颇具先古巢居风俗。夏夜微风下，瓜农惬意地坐在庵棚口，丝丝地吸着浓辣的旱烟袋，尽管门口挂着的熏蚊艾蒿在微风下一闪一闪的亮着，还不时听到手掌拍在皮肤上的响声，一只卷毛小狗偎在瓜农的身旁，煞有介事地瞪着黑黝黝的田野，机灵的耳朵捕捉着一切可疑的声音„„好一幅令人向往的夏夜守园图。收秋以后，辛勤的牧羊人卷着席子行李铺盖，支起羊棚，开始了夜间羊卧地的生活。有的牧羊人干脆临土崖挖一简单的地窝子，上面铺一点柴草，度过一个个夜晚。

山西民居：民居院落

一、院式结构

院落一般有四合院、三合院。山区院落多依山而筑，没有定格。

四合院，是较富裕的人家的住宅形式。按风水先生测定的位置以高檐出厦的大房为主，带耳房、左右厢房、卜房门洞、街门、院门。大房中装通顶四扇格窗隔扇屏门。厢房左右对称，按左上右卜顺序，归长子、次子居住。排场一点的大房有木雕卷口、雕花斗拱、砖雕门洞、方砖铺地、窗台一垛墙磨砖对缝。院门街门比较讲究，常以各种磨制的砖组合成边饰结构。四合院院落较小，院门以偏居多。

山区有一种天井式土窑院落，称为“地窨院”，格局极似四合院。多选平顶地方，从上而下挖成一个天井小院，然后从一头向崖边挖出出门洞。另三面掏成正窑、左右侧窑，多为一明两暗式结构。屋顶上面就是平坦的场地、秋收打场的好地方。粮食打好，从事先留好的仓洞里，就直接倒进了贮粮的屋子里，然后再堵住洞口。外人来到村里，还以为有个土坑，临近才知是一个红红火火的人家。

二合院只有主房，左右厢房，街门，照壁等主体建筑。

大部分贫民则只有单一排二间或五间正房，院子打起四堵土墙留一个简单街门，院内随便搭盖一些柴草房。

一些声名显赫的权贵富豪人家建有规模较大的套院，有主院、偏院、书房院、绣楼、花园等。门楣高大，雕梁画栋，气势不凡。如有名的乔家大院、阎锡山故居等。

二、街

门

街门是家庭的门面，一般比较讲究。简单的街门有用篱笆编织紫草绑架的，也有的在墙上挖一门洞或是豁口，拦挂些木条木棍。

普通的街门大部分是建在墙面上的独立门体。由门扇、门框、门垛、门楣等主体组成，又有门墩石、门过木、坐街石等附件。门楼造型各异，但以压瓦脊顶式最为普遍。通常在门楣上方留下匾空，砖空“耕读传家”，“竹雨松风”等字样。退缝式大门，其结构采用与房屋一体的穿堂门。门檐与屋檐相齐，门框装在门道中间，上面有挂匾门额。平式容堂大门，则前面不留门道，也不装门框，门扇直接安在墙壁后面，顶建门楼。门下设活动闸板，这类门一般较宽大，养马牛的人家多用此门。很多门洞采用砖旋起的半圆形结构，显得秀美大方。

门扇用比较结实的厚木板制作成，用铁皮包角、蘑菇门针，兽头门环、铁环门搭。多剧成黑色或紫红色。

三、附属设施

农家院落不同于书院花园。农具柴草、鸡狗猪羊、车马套具，吃喝拉撒都要杂陈，都有自己的安排。

茅房有的地方建在街上，称为“街茅子”。大年时还要祭供厕神紫姑。有的在自己家中不显眼处。柴房、碳房、鸡窝、猪圈、牛棚、马厩、羊栏在一般农家都用极简陋的方法搭建。山区人则多在土崖上掏窑洞来利用。好多人家到了盛夏炎热之季，在屋檐下、南墙底搭个简单的凉棚，盘个锅灶做饭，称为“野锅子”。

照壁是受信仰禁忌心理支配的产物。迎门而建，为的是避免人们直视院内景象，谓之防“三煞”。照壁正面中心多设有天地爷神龛，俗称“天地圪窟”。有的门口对面还要设照壁。

四、院室美化与卫生

整洁院室是山西人住宅的一大特点。妇女每日早起洒水扫院、擦抹家俱什物，男人的农具每次用完也用柴草擦净，按习惯的位置摆放好。反对乱丢乱放，否则被视为“没规矩”。畜圈隔三交五的用黄土垫一次，既攒肥又卫生。柴草之类捆扎码垛得整整齐齐。炉渣尘土倾倒于垃圾点。

室内尽管陈设简单、俭朴，但都摆放得有条有理，擦拭得一尘不染。做为装饰用的穿衣镜、梳妆盒、花瓶都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锅台、锅盖、缸碗盆罐锃光瓦亮。特别是在逢年过节，要里里外外大扫尘，否则就被视为“不清洁家”，要受人嘲笑。

乡村院落的乡土气，最有诗意。屋檐下飞出飞进的鸽子，落上落下的春燕，院子里悠然觅食的鸡婆，卷毛小狗摇着尾巴、戏弄着懒洋洋的肥猪，洁白的小羊羔在咩咩叫着，惊得那趾高气焰的大红公鸡咯咯乱飞。穿开裆裤的小儿在精心地饲养新逮的山催，屋门口笼子里的大肚子蝈蝈振翅高歌。盛夏一到，满院生机勃勃，高大的榆树、槐树似鹤立鸡群，浓荫一片。疏枝展叶的枣树被累累枣子压弯了腰。篱笆栅栏里的鲜花蔬菜姹紫嫣红，招引的蝶飞蜂舞。顺藤而爬的豆角、葫芦、牵牛花早给窗前搭起了凉棚。

家庭的养殖种植，既能美化环境，又是平常零用钱的主要来源。

平陆地窖院

平陆县地处山西最南端，过了茅津渡就到了河南境界。这里地形复杂，山垣沟滩皆有；地势“北高南低，从中条山到黄河边是一面坡，海拔相差 500之多，南北距离只有25公里，东西狭长，从东到西达 150公里。整个县境沟壑纵横，仅土沟就有75条，支沟、毛沟更是数不胜数，自古以来人们就用“平陆不平沟三干”的俗语来描绘它。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居住建造习俗，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民居形式——地窨（yin 去声）院，显示了黄土高原居住民俗传承的鲜明特色。

农家的地窨院一般长宽三、四十米，深约十多米，其建造方法是，先选择一块平坦的地方，从上而下挖一个天井似的深坑，形成露天场院，然后在坑壁上掏成正窑和左右侧窑，为一明两暗式结构，再在院角开挖一条长长的上下斜向的门洞，院门就在门洞的最上端。一般向阳的正面窑洞住人，两侧窑洞则堆放杂物或饲养牲畜。地窨院里一般掘有深窖，用石灰泥抹壁，用来积蓄雨水，沉淀后可供人畜饮用。为了排水，在院的一角挖个大土坑，俗称“旱井”或“干井”，使院中雨水流入井中，再慢慢渗入地下。多数农家则在门洞下设有排水道，以免速降暴雨时雨水灌入窑洞。供人居住的窑洞上面多为打谷场，窑洞凿洞直通上面作为烟囱。不少人家院内作粮仓的窑洞，也凿洞直通地面的打谷场，碾打晒干的粮食，可从打谷场的通过小洞直接灌入窑内仓中，既节省力气又节省时间，平时则在洞口加盖石块封住。

由地窨院组成的村落，人在百米之外往往不易发现，只有当你临近院子边缘时，才能看清其真面貌，所以有首民谣描绘它：“上山不见山，入村不见村，平地起炊烟，忽闻鸡犬声。”在山西南部地处中条山南面的平陆、芮城两县，到处是这种地窨院。勤劳的农民在院里坡前栽种树木，地窨院被掩映在树木林荫之中，鸡犬之声相闻 而不相见，人声嘈杂而影踪全无，是一种十分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居住形式，成为山西村落景观中别具风情的一种类型，因而倍受国内外民俗学、人类学专家的重视。

我国的居住民俗传承最早的居住方式就是穴居式。《礼记·礼运》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桧巢。”“营窟”就是一种地穴式房屋。《墨子·辞过》也说：“古之民未知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后来发展为横穴居室，即窑洞。接着又有竖穴居室，即地窨院，以及半地穴居室。最后才创造了地面建筑。当然，人类的文化选择具有非单一性，对民居形式的选用也不例外。在自然环境相同的平陆境内，也还有其它民居形式，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砖瓦房逐渐增多。

与平陆自然环境相似的地区，如晋南的闻喜、万荣、临汾等地，以及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也都有地窨院。但是，平陆地窨院极为普遍，特色明显，以至成为山西民居中独具黄土高原风格的一种类型被延用到今。

柳氏民居

柳氏民居，位于沁水县城西南25公里处历山脚下的土沃乡西文兴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保护对象为典型的明清建筑及唐末至清代以来的古建筑群、木雕石刻、名人碑文、书画工艺、壁画、皇赐金匾、石器雕物等等。

柳氏民居，原为河东解州镇（今运城永济县解州镇）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史称“永州司马”的柳宗元后裔的宅第。当年，柳宗元参与王叔文派政治革新运动，遭迫害被贬。其亲属为逃避“灭绝九族”之害，使分散躲避，此为一大支系。唐宋时，始祖自河东徙沁。柳氏民居初建于唐末，后历代均有扩展，盛兴于明清两代，其声名显赫，长达六百多年，延续了两个多世纪。据柳氏家谱记载，“家田千顷，路有万里，京归吾府，勿宿异姓”，子孙承继至今已二十六世，亲族分布极为广泛，历代历世居官累累，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广大深远。1942年，在沁南抗日县政府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西文兴村的世袭柳府始变为民宅至今，故称为柳氏民居。

柳氏民居，座落在西文兴村东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梁上，依山势高低，座北朝南，依山傍水而建，占地面积30余亩。始祖食邑为中条道中百顷良田，奴仆百余„„。它依托北山之起势“凤凰单展翅”，座落后湾为“二龙戏珠”，左靠东山名“三台左抱”，右倚西岭为“九岗右环”，面壁历山近帝家，近傍洞水绕府行。四周青山绿野，林木森森，杂花吐芳，清新秀丽，为典型的明清庄园古建筑。藏龙卧虎，豪门旺族，一派气吞山河之气势。由于历史、地理、交通、自然等诸多原因限制，历经多代未造成大的破坏，至今仍保存有明代以来的六个完整府第。每院均为四大八小的四合院式建筑。内府区为全封闭式，只留有西南角的府门楼和东北角的砖拱门可进出，且府区中建有球环形路可通大府。外府第为半封闭式，西部敞开出入。

该民居东靠西文兴河，南临山谷，其东部的南北两端，因地势低筑有高大防护墙，墙下是砖窑式建筑，面朝村外。窑门外是走廊，约三米深，两米宽。上部为砖房，面朝西，建有木柱花栏、镂雕过亭、脊兽祥物。中间缓坡处往东走向为出村通道。庄园南临山谷处石墙高筑，西、北部为砖墙高筑。柳氏民居建筑在东南高墙之上、西北高墙之下之间的大平台之上。柳氏民居建筑共分三部分。村东端为外府区，包括柳氏词堂、虞帝庙、文庙、纸帛楼、天子殿、圣庙、柴房和左、右过亭等；村北端为内府区，包括府内环形小街、小戏台、司马第、中宪第、武德第、承德第、因秀楼、地道口、赏景亭、观河亭、后花园、府门楼等；中间区为内外府相接处，主要是文昌阁、校场、府外门楼和两个高大壮观的石牌坊构成的内街。

内府设有铁丝网、警铃、地道、防火墙等，防护设施，至今犹存。外府依据高墙建筑和过亭作防御。内府的八个府匾“行邀天宠”、“承德第”、“武德第”、“司马第”、“中宪第”、“河东世泽”、“青云接武”、“中宪大夫”，古痕斑斑，至今犹存。另外，在距西文兴村北约一公里处的老坟沟，便是规模宏大的柳氏祖墓陵。如今，柳氏族人遍布九乡十八村，更显旺势。

柳氏民居，就其建筑规模、艺术、工艺质量、建造技术来看，建造工艺水平极高，布局结构精巧，砖木结构十分坚固。从门、窗、过亭、檐头、楼道的斗拱、勾檐、浮雕、门匾、楹联、绘画、木刻、石雕、书法的装璜、布局上看，其观赏、研究的价值好于乔家大院，且保存下来的文物之多之好在我省少见。据考证，目前有宋代理学家朱熹的书法碑一通，明代文学家王阳明的书法碑二通，明代曲江书法家方元焕的草书碑刻四通，明户部侍郎、吏部尚书、可乐山人王国光诗作碑刻一通，明代内阁协办大学士田宜奄的诗作碑刻二通，宁海知州柳柳泉的碑刻二通，大书法家文徵明的书法碑一通，郑观洛的书法碑一通。另外，还有未署名的书法碑40余通，以及不少的石、木刻楹联、壁画、皇家赐匾多幅，还有柳氏族谱等文物。特别是朱熹、王守仁、文徵明的书法墨迹碑刻在我国北方实属罕见，研究价值极大。除此之外，还有散落在地头院落的家训、祭祖、记事、皇旨碑石、墓志碑石多通。从这些物件的艺术构筑上，便知晓柳氏民居的研究价值之重要，更是研究我国北方人文历史、古建筑史、文化、艺术、书法、考古方面的珍贵史料发掘地和开发、利用、游览的胜地。

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家堡村正中。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从高空俯视院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整个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 院，313间房屋。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了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确实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着乔家。”

进入乔家院大门是一条长80米笔直的石铺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坡。西尽头处是乔家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阁六座。各院房顶上有走道相通，用于巡更护院。纵观全院，从外面看，威严高大，整齐端庄；进院里看，富丽堂皇，井然有序，显示了我国北方封建大家庭的居住格调。整个大院，布局严谨，建筑考究，规范而有变化，不但有整体美感，而且在局部建筑上各有特色，即使是房顶上的 140余个烟囱也都各有特异。全院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堆金立粉，完全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以后有两次扩建，一次增修。第一次扩建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乔致庸主持，第二次扩建为光绪中、晚期，由乔景仪、乔最俨经手；最后一次增修是在民国十年后，由乔映霞、乔映奎分别完成。从始建到最后建成现在的格局，中间经过近两个世纪。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后来的扩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构思进行，使整个大院风格一致，浑然一体。

乔家大院依照传统的叫法，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南北六个大院的称谓，表现了乔家大院中各个院落的建筑顺序。

清乾隆年间，现乔家大院坐落的地方，一部分正好是乔家堡村的大街与小巷交叉的十字口。乔全美和他的两个兄长分家后，买下了十字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主楼为硬山顶砖瓦房，砖木结构，有窗棂而无门户，在室内筑楼梯上楼。特点是墙壁厚，窗户小，坚实牢固，为里五外三院。主楼的东面是原先的宅院，也进行了翻修，作为偏院。还把偏院中的二进门改建为书塾，这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就是老院。传说偏院外原来有个五道祠，祠前有两株槐树，长的奇离古怪，人们称为“神树”。乔家取得这块地皮的使用权后，原打算移庙不移树。后来乔全美在夜间做了一梦，梦见金甲神告他说：“树移活，祠移富，若要两相宜，祠树一齐移。往东四五步，便是树活处。如果移祠不移树，树死人不富„„。”没有多久，此树便奄奄一息。乔全美恐怕得罪了神灵，便照梦中指示的地方，把树移了过去，树真的复活了，而且枝叶繁茂如初。这好象是“真神显灵”，真有其神，于是又在侧院前修了个五道祠，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同时主院与侧院间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石山及口衔灵芝的鹿等。土地祠额有四个砖雕狮子和一柄如意，隐喻“四时如意”。祠壁上还有梧桐和松树，六对鹿双双合在一起，喻意“六合通顺”。

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也是里五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上有阳台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百子图，往东是奎龙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雀戏菊花，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奎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可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式。

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

光绪中晚期，地方治安不稳，乔家的景仪、景俨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危，费了不少周折，花了很多银两，买下了当时街巷的占用权。乔家取得占用权后，把巷口堵了，小巷建成西北院和西南院的侧院；东面堵了街口，修建了大门；西面建了祠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成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芜廊大门。跨院间有栅栏通过，并以拱形大门顶为过桥，把南北院互相连接起来，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

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住房显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后，乔映霞、乔映奎又在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院相似。但窗户全部刻上大格玻璃，西洋式装饰，朱光效果也很好，显然在式样上有了改观。就是院内迎门掩壁雕刻也十分细致。与此同时，西北院也由乔映霞设计改建，把和老院相通的外院之敞廊堵塞，连同原来的灶房，改建为客厅。还在客厅旁建了浴室，修了“洋茅厕”，增添了异国风情。

靠西北院，原来有一小院，为乔家的家塾，故把此院叫做书房院。分家后，乔健打算建内花园，从太谷县一个破落大户家买回了全套假山。正待兴建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工程停止。日军侵占时期，全家外逃，剩下空院一处，只留部分家人看护。延续至今，乔家大院成了北方民居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乔家大院大门座西向东，为拱形门洞，上有高大的顶楼，顶楼正中悬挂着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面喻而赠送的匾额，上书“福种琅环”四个大字。黑漆大门扇上装有一对椒图兽街大铜环，并镶嵌着铜底板对联一付：“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透露着乔在中堂主人的希望和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在中堂经过连续几代人的努力，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

大门顶端正中嵌青石—块，上书“古风”。雄健的笔力同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承接古代质朴生活作风的本意，相得益彰，耐人寻味。大门对面的掩壁上，刻有砖雕“百寿图”，一字一个样，字字有风采。掩壁两旁是清朝大臣左宗棠题赠的一付意味深长的篆体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楹额是“履和”。这同作为巨商大贾的乔家所秉承的和为贵的中庸之道是很相宜的。进入大门，走完那长长的甬道，西尽头处是雕龙画栋的乔氏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祠堂装点得十分讲究，三级台阶，庙宇结构，以狮子头柱，汉白玉石雕，寿字扶栏，通天棂门木雕夹扇。出檐以四条柱子承顶，两明两暗。柱头有玉树交荣、兰馨桂馥、藤罗绕松的镂空木雕，装饰精彩，富丽堂皇。额头有匾，上书“仁周义溥”四字，李鸿章所题。祠堂里原陈列着木刻精雕的三层祖先牌位。

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北面三个大院均为开间暗棂柱走廊出檐大门，便于车、轿出入。大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一、二院为三进五联环套院，是祁县一带典型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里外有穿心过厅相连。里院北面为主房，二层楼，和外院门道楼相对应，宏伟壮观。从进正院门到上面正房，需连登三次台阶，它不但寓示着“连升三级”和“平步青云”的吉祥之意，也是建筑层次结构的科学安排。

南面三院为二进双通四合斗院，硬山顶阶进式门楼，西跨为正，东跨为偏。中间和其它两院略有不同，正面为主院，主厅风道处有一旁门和侧院相通。整个一排南院，正院为族人所住，偏院为花庭和佣人宿舍。南院每个主院的房顶上盖有更楼，并配置修建有相应的更道，把整个大院连了起来。

乔家大院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它有作为建筑群的宏伟壮观的房屋，更主要的是因它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上都体现了精湛的建筑技艺。南北六个大院院内，砖雕、木刻、彩绘，到处可见。从门的结构看，有硬山单檐砖砌门楼，半出檐门，石雕侧跨门，一斗三升十一踩双翘仪门等。窗子的格式有仿明酸枝棂丹窗，通天夹扇菱花窗，栅条窗、雕花窗、双启型和悬启型及大格窗等，各式各样，变化无穷。再从房顶上看，有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卷棚顶、平房顶等，这样形成平的、低的、高的、凸的，无脊的、有脊的、上翘的，垂弧的„„，每地每处都是别有洞天，细细看来，切实让人赏心悦目，品味无穷。

木雕：大院还有更迷人处，那就是随处可见的精致的板绘工艺和巧夺天工的木雕艺术，雕刻品个个都有其民俗寓意。每个院的正门上都雕有各种不同的人物。如一院正门为滚檩门楼，有垂柱麻叶，垂柱上月梁斗子，卡风云子，十三个头的旱斗子，当中有柱斗子，角斗子，混斗子，还有九只乌鸦，可称一等的好工艺。二进门和一门一样，为菊花卡口，窗上有旱纹，中间为草龙旋板。三门的木雕卡口为葡萄百子图。

二院正门木雕有八骏马及福禄寿三星图，又叫三星高照图。二院二进门木雕有：花博古和财神喜神。这花博古是杂画的一种，北宋大观宋徽宗命人编绘宣和殿所藏古物，成定为“博古图”。后人将图画在器物上，形成装饰的工艺品，泛称“博古”。如“博古图”加上花卉、果品作为点缀而完成画幅的叫“花博古”。正房门楼为南极仙骑鹿和百子图。其它木雕还有天官赐福、日升月垣、麒麟送子、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及和合二仙等。和合二仙亦称“和合二圣”，是一种民间神话故事画题。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宋随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穿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之外亦能回家，故曰万回。”后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二仙亦蓬头笑面，一持荷花，一捧圆合，取“和谐合好”之意。旧时一般在婚礼时悬挂厅堂，以示吉利。

此外，柱头上的木雕也是多种多样。如八骏、松竹、葡萄，表示蔓长多子、挺拨、健壮；芙蓉、桂花、万年青，表示万年富贵；过厅的木夹扇上刻有大型浮雕“四季花卉”、“八仙献寿”，即传统装饰纹之一。“八仙献寿”，是传说中的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李铁拐、吕洞宾、曹国舅、蓝彩和、何仙姑八仙赴会瑶池，为西王母祝寿，以此组成的画面纹样，造形优美，栩栩如生。全院现存有木雕艺术品三百余件，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砖雕：砖雕工艺更是到处可见，题材非常广泛。有壁雕、脊雕、屏雕、扶栏雕。如一院大门上雕有四个狮子，即四狮（时）吐云。马头上雕有“和合二仙”，抬着金银财宝。卡圆上雕有兰花。掩壁上为“龟背翰锦”，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为六边形骨架组成的连续几何图形。因它像龟的背纹而得名。古时以龟甲作为占卜的工具，视能兆吉凶。古书《述异记》云：“龟千年生毛，寿五千年谓之神龟，万年为灵龟。”以龟为长寿的一种灵物，用作图案，以示吉祥延年。进了一院大门对面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松树、桐树和蹬于太湖石山上的九鹿，喻示九路通顺。立柱上有四个狮子滚绣球；一院偏院南房墙上有五个扶栏雕，中间为葡萄百子图，表示蔓长多子和富贵不断头，其余四个格子为“博古图”。一院正院马头上雕有四季花卉。二进院马头上为四果及“暗八仙”。“暗八仙”也是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是以古代传说中八位神仙所执的器物而组成图案。相传汉钟离轻摇小扇乐陶然，常执小扇；吕洞宾剑显灵光魑魅惊，常背一剑；张果老鱼鼓敲起有梵音，常执鱼鼓；曹国舅玉板和声万籁清，常执玉板；铁拐李葫中岂只存五福，常带葫芦；韩湘子紫箫吹度干满静，常执一箫；蓝彩和花篮内蓄无凡品，常携花篮；何仙姑手执荷花不染尘，常执荷花。因只采用他们所执器物，不画仙人，故称“暗八仙”，含有吉祥之意，明、清时采用较多。

二院大门的马头正面为犀牛贺喜，侧面四季花卉。二院正房前面走廊的扶栏雕，从东往西数，一是喜鹊登梅，二是奎龙腾空，三是葡萄百子，四是鹭丝戏莲，五是麻雀戏菊。东偏院过门雕有四季花卉、四果，加琴棋书画，亦取吉祥之意。

三院大长廊，马头正面麒麟送子，侧面松竹梅兰，又梅兰竹菊。中国画正是以梅兰竹菊四种花卉为题材的总称，花鸟画为其分支。宋、元时期许多画家都喜欢画梅兰加松树，称“松竹梅”，又叫“岁寒三友”。元代吴镇在“三友”外加兰花，名“四友图”。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黄凤他辑《梅兰竹菊四谱》中，又叫“四君子”。后人又加上松树或水仙、奇石，合称“五清”或“五友”。清代王概编《芥子图画传》第三辑，即为《梅兰竹菊四谱》。这类题材，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正直、坚强、坚韧、乐观以及不畏强暴的精神。

四院门楼中为香炉，侧为琴棋书画。院内“梯云筛月”亨有四狮（时）如意、梅根龙头、四季花卉、花开富贵。并有掩壁，赵铁山书写题字。右边为暗八仙，狮子滚绣球，表示平安如意。还有凤凰戏牡、鹿鹤同春。左边为双鱼、戟罄，属吉祥如意图，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之一，指以古代兵器中的戟，乐器中的罄和鱼纹组成的画面，取戟与吉、罄与庆、鱼和余的同音，表示吉庆有余。西跨院正房门楼有葡萄与菊花百子，上面扶栏为琴棋书画及博古图。四个马头正面为四个狮子，侧面为四季花卉。特别是《省分箴》雕和前面提到过的《百寿图》雕一样，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五院门楼马头为麒麟送子，院内四个马头为鹿鹤桐松。南正房门楼为菊花百子，中为文武七星，回文乞巧，又叫“七夕乞巧图”。七夕乞巧图是民间神话故事画题。七夕即农历七月初七夜，相传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这一夜，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牛郎、织女都是星名，演化为神话人物，织女为天帝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后，织造中断。天帝大怒，责令与牛郎分离，只准每年七月初七夜相会一次。《风俗通》中记载：织女会牛郎时，喜鹊于天河上为之搭桥，名鹊桥。七夕乞巧图，初始于北宋画家侯翼所作，后逐渐广传。

六院东院进门两侧为喜鹊登梅，背面为青竹和“福禄寿”三字。四个马头为暗八仙。正房扶栏中为葡萄，东为莲花，西为牡丹。前院内有“福德祠”，八宝图上有两个活灵活现的狮子和喻为吉庆有余的图案。

石雕：乔家大院中的石雕工艺虽比较少见，却是十分精细。现有几对石狮，石狮形态各异，憨态可掬。有的石狮为踱步前行状，刀纹如新，锋芒犹在，表现得机警、威武、活跃。其顾盼自豪的头部，提起全身的神气，表现狮子的雄壮、英武而不失真，给人以健康、活跃，富有生命力的感觉。

还有阴纹线刻，如五院门蹲石狮底座为“金狮白象”，中为“马上封猴（侯）”、“燕山教子”、“辈辈封侯”。南房柱石底垫为“渔樵耕读”、“麻姑献寿”等。六院门蹲石狮石础上有“出将入相”、“神荼郁垒”（相传古代以神荼、郁垒为门神，可以御凶邪避鬼魅）、“得胜返朝”等线刻，图像清晰，故事引人，线条流畅，形象逼真。

彩绘：整个大院所有房间的屋檐下部都有真金彩绘，内容以人物故事为主，除“燕山教子”、“麻姑献寿”、“满床笏”、“渔樵耕读”外，还有花草虫鸟，以及铁道、火车、车站、钟表等多种多样图案。这些图案，堆金立粉和三兰五彩的绘画各有别致。所用金箔，纯度很高，虽经长期风吹日晒，至今仍是光彩熠熠。立粉工艺十分细致，须一层干后再上一层，这样层层堆制，直到把一件饰物逼真的浮雕制成为止，最后涂金。涂金是用人头上的油污贴上去的，因其太薄，必须挑选晴朗无雨无风的天气，才能进行操作，可见完成一件图案作品是相当费劲、费时的了。其它还有线条勾金、敷底上色，都是天然石色，因此，可保持经久不褪，色泽鲜艳。

牌匾：乔家大院各个门庭所悬的牌匾很多，内有四块最有价值。其中有三块牌匾是乔家的，也是值得乔家自豪和感到荣幸的。那就是光绪四年由李鸿章亲自书写的“仁周义溥”和山西巡抚丁宝铨受慈禧太后面谕送的“福种琅环”及民国十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前两块表明乔家在某个时期对官府的捐助，又经朝廷大员题词推崇，因此倍加荣耀光彩。后一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乔家的一些善举和对人处事的方法。另外一块价值更高，那就是傅山亲笔题写的“丹枫阁”匾（现存展于乔家第四院的东房内）。“丹枫阁”建成后，傅山为其亲笔题了匾，同时，戴廷式写了“丹枫阁记”，傅山又在后面加了跋。一匾二记三跋，语句令人费解。细分析，戴廷式《丹枫阁记》的大意是：公元1660年 9月，他做了一梦，梦见和几个穿古代服饰的人在城外同行。忽然发生了一场大的变动，回头看时，已无平坦之路可行，前面是悬崖峭壁，崖上长满枫树和青松，中间还有一小阁，匾上写得“丹枫”二字„„。他醒后就按梦中的式样建筑了“丹枫阁”。其实戴廷式梦见穿古装的人出行，是对故国的怀念。发生了一场大变动，是指政局变化。《丹枫阁记》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灭亡，国难当头，放建“丹枫阁”，以寄托亡明之痛。傅山在《丹枫阁记》后写的《跋》中所言：“丹”是指读书的中心，“枫”是戴廷式的字，“阁”是戴廷式读书的地方。故把“阁”命为“枫”，把“丹”字写在前面以示醒目。“丹” 表示红色，又表示忠心；“枫”既表示气节，又表示红色，都充盈着对明朝朱家的怀念思想。

此外，还有各院的门匾，例如“彤云绕”、“慎俭德”、“书田历世”、“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惟怀永图”、“为善最乐”、“居之安”、“治福多”、“建乃家”、“静观轩”、“梯云筛月”等都有其一定的具体寓意。

总之，乔家大院既是建筑艺术的宝库，也是民俗学的殿堂。步入其间，既会得到美的享受，又会使人增长许多知识。因此，来祁县民俗博物馆一游，从艺术、科学、文化、趣味每个方面，都会使您感到获益非浅，不虚此行。

曹家大院

太原曹家大院——三多堂博物馆，位于太谷县城西南五公里处北恍村东北角，北临南同蒲铁路和 108国道线。它原是晋商巨富北恍曹家的一处“寿”字形宅院，外观雄伟高大，形似城堡，独立村北，与四周低矮的民房形成鲜明的对照。宅院总占地面积 10638平方米，建筑面积6348平方米，保存着明、清、民国三代的建筑群，陈列着无数珍品，是新开发的一处晋商文化旅游景点。1995年10月开放，已成为晋中旅游的热点。为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曹家始祖曹邦彦是太原晋祠花塔村人，以卖砂锅为生，明洪武年间举家迁移到太谷北恍村，兼以耕作。到第14代“三”字辈中有个叫曹三喜的独闯关东做买卖，获利甚丰，当时所谓“关外七厅“均有曹家的商号。清兵入关，又把生意做到关内，先在太谷设号，向全国辐射。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大江南北都有曹家的铺面，达 640余座，资产高达 1200万白银，雇员有 37000人，所以乡民有“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的说法。后又跨出国门，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西到巴黎、伦敦，把国内的茶叶、布匹输往国外，引进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曹家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可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惜于光绪甲午、庚子年以后由于战争、商业竞争、子孙的骄奢淫逸导致了失败，终于

走完了自己的辉煌历程。

曹家在极盛之时，在北恍村相继建起了一批布局庞大富丽堂皇的宅院，如：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等，尤以“福”、“禄”、“寿”、“禧”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代表性。幸存下来的“寿”宅院，是曹氏家族中的一个分支堂名，习惯上称为多福、多寿、多男为内容的“三多堂”。这座宅院以高耸大雅，厚重古朴的特色冠于群院之首。宅院座北朝南，分南北二部分，东西并排三个穿堂大院，连接三座三层17米高的楼房，内套15个小院，现存房舍 277间。整个建筑雕梁画栋，龙楼凤阁鳞次林比，信步廊庑迂回，举目檐牙高喙，好一座庞大气派的豪门宅院！楼顶还建有三个亭式重楼，飞阁凌空，是曹家护院家丁巡逻之地，也是主人举杯邀月之所。建筑造形酷似古代祭祀用的牛、羊、猪头像。当清晨雾气霭霭之时，或黄昏暮色茫茫之际，站在远处观赏，三座顶楼和整个建筑一起，酷似三头庞大的“牛”、“羊”、“猪”形。这种追新逐奇的建造意识，给宅院平添了几分辉

煌和神秘。

三多堂建筑堪称中国民宅奇葩，然而三多堂展出的珍宝则是花蕊朵朵了。它陈列有四大项目12个内容，数千件文物工艺，数千张照片，再配以绘画、书法、模型及现代化的灯光、音响效果，较好地反映了曹家全盛时

期的概貌。

“曹家经商史”主要反映曹家历代从艰辛的创业到创造辉煌和走向衰落的过程。有创业阶段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辉煌时期的“辽奉蒙俄六百座”，“福禄寿喜四合围”；有衰败时期的“白烟一股瞬息间，千年

瓦金落纷纷”的情景。

“明清家具展”陈列有 400多件明清家具，有世所罕见的用92块天然花纹大理石镶成的“百寿大屏风”，后部有上下各50个“寿”字型和三代帝王师祁 藻摘录古代十七位学者启导告诫后人的真迹文章。一百个寿字和文章均用阴刻手法刻于其上，又以金粉涂之。有“螺钿镶嵌贝壳镜”，用天然贝壳雕琢上民间吉祥图案和“福禄 寿”三星，当你选择不同角度时，会呈现出不同色泽。据传如果看到红色则会官运亨通，看到粉色则要走桃花运，而黄色则预示着要发财致富了。又有“寸斤寸金”的“红木半圆桌”，立体造化的”大理石座镜”以及数百件明、清家具，有“皇家看故宫，民间看曹家”之说。

“瓷器馆”陈列有近2000件瓷器，从掸瓶、罐，到碟、碗、盘，大大小小，琳琅满目，其中不乏许多

明、清珍品。

令人称奇的是在“珍宝馆”展出的清宫国宝金火车头钟，此系法国给清廷的贡品，用黄、白、乌三种金制成，重 84.50市斤，上镶时钟、晴雨表，上好发条可沿轨道而行进。这件国宝是慈禧太后逃往西安路经北恍向曹家借款的抵押物。另一件珍宝是明代大画家仇瑛临摹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长7.74米，宽0.45米，上有1643个人物，208头牲畜，生动逼真，价值连城。同时展出的还有羽毛镜、商朝白燕古陶、哥窑碎瓷等珍

品。

此外，三多堂还展出有清代大书法家赵铁山的40余幅书法真迹，形意拳发展史，根雕艺术展，太谷宫灯展以及太谷县史等展览。现在正着手复原西侧的曹家花园，开辟一处休闲场所。

四神瓦当

新莽时期的“四神瓦当”。四神纹瓦当在汉代极为流行，它包括四种动

物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由这几种动物组合成的一组图案，又称“四灵纹”。四神纹在汉代应用极为广泛，铜镜、漆器、石刻、砖瓦等各种工艺品的装饰上都时有出现。汉代将四神视作与避邪求福有关，它又表示季节和方位。青龙的方位是东，代表春季；白虎的方位是西，代表秋季；朱雀的方位是南，代表夏季；玄武的方位是北，代表冬季。曹操之子曹植的《神龟赋》记曰：“嘉四灵之建德，各潜位于一方，苍龙虬于东岳，白虎啸于西岗，玄武集于寒门，朱雀栖于南方”。就是对四神的描写。这四种动物中，玄武比较奇异，它是龟和蛇的合体。“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有人解释，这与古代图腾信仰有关，是氏族外婚制的反映。在瓦当形制方面，汉代瓦当的特点是中央有大圆柱，旁轮宽而齐整。早期制作分三道工序：先造瓦心，后造旁轮，最后上瓦当。西汉中期以后，瓦心与瓦轮不再分两次制作，而是一次做成，制作过程得到了简化。这些模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的瓦当，大气磅礴，仪态生动，是新莽时期的代表作品

第四篇：山西民俗人生礼仪

山西民俗人生礼仪

出殡这一天，亲友、邻里汇集丧家，祭送奠仪，以示哀悼。奠仪一般包括祭席、馒首、挽幛、纸扎。至亲送祭席，俗称“祭”，以肴馔为主，每一付都要插大小不等的纸花，其次则为馒首，即一种用碗扣出上笼蒸熟的面食。亲朋好友大多送挽幛、挽联，以后衍化为一块布料。普通街坊则送四色纸礼，含蜡烛、香、锡箔、纸四样，或仅纸一道。五十年代以后，纸礼多为花圈代替。

吊祭者公奠之后，死者的长子跪拜致礼。然后身背棺木大头，在众人的协助下把棺木移出灵棚，俗称“出灵”。山西各地都有在出灵时于棺木后头打碎死者生前用过的一个饭碗的习俗，五寨一带称之为“斩殃”，取的是斩殃杀祟，祛灾除祸之意。有些地方还要磕碎死者生前用过的药罐，表示今后家中不再有人生病，再也用不着熬药了。起灵前，晋中祁县一带，死者的儿子们还要进行一种摁“食压钵”的仪式。他们在一个瓷罐中挟入各种菜肴、食品，然后轮番摁捺，一直到满为止。最上面放一个馒头盖住，用一双筷子竖立穿孔，上面再盘一些染红的粉丝。此罐食品连同“下气馒首”、“长明灯”等，在出殡时都将随棺下葬。

棺木抬出灵堂后，便放到预先绑好的架子上，有豆腐架、二龙杠、独龙杠等数种形式。五寨一带，还要在棺木前摆上供桌、供品，家人扛着引魂幡，在鼓乐声中绕棺木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以表示对死者的依恋难舍。每转一圈，就要浇奠一次。绕棺完毕，升棺起灵，当地称为“绕灵大起丧”。

山西各地出殡盛行用棺罩，其状如长形轿体，上有锡顶葫芦头金顶，四角男性死者用龙头龙尾，女性用凤头凤尾，周围饰以红、蓝、黄布帷幔，上绘各种吉祥如意的图案。这种器物均有店铺专门出赁。

厚重的棺木，加上庞大的棺罩，人手少了就比较吃力。于是，抬者由8 人增至16人、24人，甚至32人，俗称16杠、24杠、32杠。太谷地区排场的丧礼要使用二龙杠。山西有些地方讲究棺木出门后，要一路不歇气（路祭除外），送到坟地。抬棺人手众多，既便于做到这一点，前呼后拥，又显得气派，主家人缘好，人气旺。

棺木抬起之前，死者的长子双膝跪倒。手捧烧纸钱的瓦盆，痛哭失声，然后把玩盆在地上摔破。忻州、定襄一带称之为“摔丧子盆”。民间认为，摔破丧盆，死者就可以把所有烧化的纸钱带到阴间去用了。

摔过“丧子盆”，出殡便正式开始了。晋南一些地方讲究棺木出院门时，要大头在前；出了门后，都要掉个头，一直抬到坟地。意思是死者躺在棺木中也象人站着一样，出门头向前，等于回首瞻顾家园，表示了对人世家人的依恋；出门以后头朝后，等于再不往后看，一往无前，直奔西天乐土。

出殡队伍最前面有开路的，沿途插放“路旗”——用五色纸或白纸糊成的小三角旗，指引死者亡魂；抛撒引路纸钱，以示买通沿路鬼魂。次为仪仗、各种纸扎（兴县一带称为“纸文”）、粗、细乐班、由外甥或孙子扛着的引魂幡，然后是持丧棒的孝子，孝子之后是棺木，棺木后跟着的是坐着车轿的女眷和步行的亲友。

送殡队伍到人多处或大路口，还要停灵路祭，鼓乐也要停下来演奏。古代一般由亲友、邻里设祭，后来大多为丧家自己设祭，显示丧事办得排场、隆重。

来到村外后，送葬的亲朋止步，由死者的儿子“谢孝”。然后除去棺罩、停下仪仗，只有家人与至亲携纸扎及祭品随棺前往坟地。时辰一到，即刻下葬。棺木入墓后，晋中祁县一带，阴阳先生要摆下罗盘仪定方位，左挪右移，直到他认为可以为止。大体上方位为东南——西北向（乾——巽位），当地有“头顶紫金山，足蹬雁门关”的说法。晋东南沁县等地则还要由阴阳先生安置镇物，如桃弓、柳箭、桑枝、棉花、五谷等。死者的儿子入墓检视，然后家人往墓内扔“富贵钱”、“富贵馍”。浮山一带，墓内要放由阴阳先生画符的新砖、新瓦，民间认为这是阴间的锁和钥匙。五寨等地在掩埋棺木时，要求“ 人停锹不停”。家人则要呼喊死者“ 躲土”。坟丘堆成后，死者儿孙所持的“ 哭杖”和“ 引魂幡”要插在坟头（引魂幡也有放置于棺顶的），接着烧化所有纸扎，大家再祭奠一番，痛哭尽哀，然后退出，让死者永远安息于此。

（八）祭奠

出殡次日清早，晋南闻喜等地讲究家人送饭至墓前祭奠，表示请死者同家人再次共同吃饭。翼城一带，家人次日赴坟地致祭时，要用锹往坟上添新土，使坟丘前后周正，不偏不斜，俗称“扶山”。而太原一带自安葬后，一直要等到三年之后清明祭扫时，才允许往坟丘上添土。

到新坟添土、奠纸，山西大部分地方是在死者安葬后第三天，称为“复三”，又叫“圆坟”、“暖墓”。一般是死者的长子带领全家去，有的地方是凡有“服”之亲都去，如忻州河曲，亲友带上火锅、柏柴去坟地汇聚，祭奠后食毕而归。

从人死后算起，每七天必祭奠一次，称为“做七”或“过七”。其中一七称“头七”、三七又称“散七”、五七、七七又称“满七”、“断七”或“尽七”，较为重要。“一七”，丧家设灵座，供牌位，举行隆重仪式，受唁开吊。

“三七”，死者的子女要拿着香火，到三叉路口呼唤死者，或上坟焚香接引亡灵回家。“五七”，民间认为这一天死者亡灵回家“ 省亲”，丧家除举行祭奠，还要延请僧道诵经，亲友均来吊唁。晋中祁县一带，面蒸供品中，男亡多蒸一份“莲花”，女亡多蒸一份“如意”，并按亡者岁数扎制纸花、剪纸旗，另外再糊一口“升”，纸旗以谷草杆穿扎，沿路一直从家门口插到坟地。“七七”，丧家举行隆重祭奠，亲友都来烧纸，或到坟前祭拜。

人死后或安葬 100天后，即“百日”，也是一个隆重的祭供日，又称“百日祭”。到这天，穿重孝服的要改穿常孝服，一般人多除去孝服。祁县等地，纸扎要糊“斗”，俗话称为“五七升，百日斗……”

死者亡故次年的“清明”节当日或前一日，晋中一带还有一种“烧心”的习俗。这一天，家人、亲友，特别是出嫁的女儿须亲至坟地供奠。祭品除衣帽鞋袜各式纸扎外，还要蒸空心的面供。供毕埋于墓前。“烧心”又称“安心”，其意在于告慰亡灵，从今以后勿须惦念阳世亲人，尽可以安心阴间了。

古礼人死后，其子女要服孝三年，俗称“ 服三”，满一周年烧纸祭奠，叫“周年”或“ 烧周年”，古代称为“ 小祥”。第二个周年叫“大祥”，也要去坟地致祭。满三周年烧纸祭奠，死者的亲友毕至，各带供品、纸扎。三周年过后，死者的子女即可脱去孝服，改换平常衣着。所以三周年又叫“脱服”或“除孝”，古代称为“衤覃”（tan 坦）服。按照传统的说法，丧葬礼仪至此才算正式结束。

“服三”之后，对死者的祭奠转入普通的上坟，不再有特殊的忌日。上坟一年大致三次：即清明，举新火；七月十五，尝新谷；十月初一，送寒衣。也有一年五祭的，即除了以上三个节令外，再加上元旦和冬至。籍此，家人在悠长的岁月中继续保持着同死者的“联系”，并寄托自己绵长无尽的哀思。

二、山西丧葬仪礼的文化内涵

山西各地丧葬礼仪尽管每一地区都有许多独特的习俗，但在迥异形式的外壳下，却蕴含着共同的文化内涵。

（一）重视丧葬之礼远远超过其他民族。《论语·学而》中有这样一句话：“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其中“慎终”，即指对父母的丧事要办得谨慎合理。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在“ 送死重于奉生” 观念的支配下，丧礼在古代的诸多礼仪当中占有极为突出的位置，什么样的人行什么等级的礼，历代朝廷都有非常严格、细密、甚至繁杂的规定，违礼悖俗，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民间，都会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所以，为死人举行的丧礼实际上是为了活人。人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而生活在群体之中的。因此，一个人的死亡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它对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会产生影响，对于活着的人同样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奉行一定的丧葬仪式便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生与死同样璀璨绚烂而又庄重严肃。在一定程度上，葬礼的主角与其说是死者，还不如说是后面的那些生者。共食共餐，奏乐唱戏的特征，体现了家属、亲戚朋友恢复正常状态的意义，也代表了生者的面子、体面与孝心。丧礼为孝子贤孙提供了表示孝敬之心的机会；活人可以表达对死者的尊敬，排场的仪式可以使家人脸上增光。

（二）灵魂不灭的观念。民间普遍认为人死而灵魂不灭，死亡不过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人死后，灵魂不仅仍然和人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还可以投胎转世。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人生旅程的一种转换，即从“阳世”转换到了“阴世”。因此，人从死去的这一刻起，也就意味着踏上了新的旅途，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葬礼被看作是将死者的灵魂送往死者世界必经的手续。基于这种认识，丧葬礼仪在一系列人生礼仪中，既显得庄严、隆重，又带有相当程度的神秘色彩。

（三）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坦然的。死亡是一种应时必至的现象，死只是人生旅途的转换，死事如生事。它对于死者来说，未必不是一种颇为有益的解脱。所以当老人到了五六十岁身体尚好的时候，子女们和老人自己就开始坦然地为老人准备死后所需要的东西了。儿子要请匠人做棺材，有些地方称之为“做活”，有的则叫“全木头”，女儿与媳妇则要为老人做死后所需要的衣服，俗称“纳老衣”、“寿衣”。衣服做好后一般由老人自己保管。为生者准备死后用的棺材和衣服，不是催促老人快死，而是希图老人延年益寿，这不仅是一种达观，也是一种幽默。所以，人们把棺材不叫“终材”而称“寿材”，衣服则称“寿衣”。在死亡前便做好一切安葬的准备，这个人是被视为非常幸福的。

（四）丧事当成喜事办。民间一贯把婚事和丧礼并称为“红白喜事”。山西民间一般以为，人生七十古来稀“人活六十已够本”，这个年龄已儿孙满堂，不算枉活一世。凡是60岁以后老死或病终的，一般来说都算是寿终正寝了，丧礼都视为喜丧，第四代孙既戴白又挂红。所以尽管生者对死者的去世深感悲痛，但在举办丧事的指导思想上，确是越热闹越好。丧事喜办的突出表现就是热闹的出殡仪式，出殡如同演戏，丧家把灵枢用绮绣装饰起来，吹鼓手乐声阵阵，有的还请戏班子在列队前面边走边演戏，后面则是孝子队伍，嚎陶大哭，围观看热闹的人熙熙攘攘，对于这种习俗清人曾作诗咏道：“妙选笙歌耀旗帜，忍借亲丧作儿戏。灵辆峨峨游市廛，伺晨发引哺未至。”

（五）通过丧葬礼仪的举行，寄托对死者的哀悼和怀念，表达希望死者的灵魂得以安息和超度的虔诚心意。

（六）丧葬仪礼中的许多禁忌，体现了对生者的维护。与怀念混杂着的既恐惧又有所求的复杂情感。

山西的丧葬礼仪，近几十年来，在政府部门的积极倡导下，出现了一些新的风尚，不仅涤除了丧礼中许多迷信荒诞的成份，而且程式上有了很大的简化，内容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如吊丧改为追悼会，披麻戴孝改为戴黑纱，各种纸扎改为花圈，火葬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当然这大部分限于城市中的公职人员。

第五篇：山西民风民俗

山西民风民俗

晋南花鼓：晋南花鼓起源于万荣县,后来流行于整个晋南地区。据说晋南花鼓是在明朝时期由安徽凤阳逃荒的人们将它带到了万荣县。万荣花鼓表演有三种形式：高鼓（鼓置于胸前）,低鼓（鼓置于腰间）和多鼓（身体携带多面鼓）。表演者边敲边舞,通常还伴有大锣和铙钹。

皮影：像木偶戏一样,皮影戏也常常演出一段民间故事。戏中人物和道具由皮革制成,它们的轮廓被投影到屏幕上。表演者在幕后为戏中的人物配音和演唱。

刺绣:山西农村的这种手工作品十分普及。各地的刺绣都有它们独特的形式：有的华丽精美,有的庄严清晰,有的简单精制。刺绣作品有三种,衣服、日常用品和典礼装饰。在传统衣服上,刺绣通常用来装饰领子、袖子和童鞋、围兜和童帽。日常用品中,一种典型的刺绣作品是枕头,有的设计成两只虎头、一只人脸虎头、一只鱼尾虎头或一只青蛙。现在,刺绣更广泛地作在垫子、鞋垫、钱包和旅游纪念品。用于典礼的刺绣作品主要有挂在庙宇上的垂帘和殉葬衣服。

霍州面塑:当地人称之为羊羔儿馍,古时的“羊”同“祥”,取吉祥的寓意。春节来临前,农家妇女会捏制小猫、小狗、小虎、玉兔、鸡、鸭、鱼蛙、葡萄、石榴、茄子、佛手、等形象的面塑制品,以象征吉祥如意、福寿荣华。在寒食节时,上坟祭祖用的面塑造型是“蛇盘盘”。据说,吃掉“蛇头”便能“减毒头,免灾祸”。

农历七月十五,霍县境内面塑种类最多,有猪头、羊头、麦秸集、针线箩筐、顶针、剪子、针线、坐饽饽、狮、虎、狐狸等等造型。农历七月七日“乞巧节”,传说在这一天妇女吃了“针线”、“顶针”之类的面塑就心灵手巧。新媳妇过门第一年,娘家要给女儿送“羊羔儿馒头”。婴儿满月,姥姥家制作直径达尺余的“囫囵”,即在面圈上塑出十二属相的面塑。宾客来祝贺,便把“囫囵”切一块送给来人享用。绛州面塑 降州即今日新绛县。逢年过节,这里的家家户户都要用面粉捏制出千姿百态的面塑欢度节日。由于这里的面塑注重彩色点染,花色绚丽,所以当地人称之为“花馍”。花馍造型比较夸张,尤其以“走兽花馍”最为出色。五寨面鱼 晋西北五寨县的老百姓,有一种捏面鱼的习俗。捏面鱼就是用面粉捏成鱼的形状。捏制的面鱼经过着色加彩,然后用文火烘干,便可当工艺品收藏了。面鱼可用来赠送亲友或外出时作干粮。除了捏面鱼外,还捏制瓜果类,花草类、动物类、禽兽类、人物类等多种类型的制品,也习惯称之为面鱼儿。

民风民俗作文

我的家乡在山西，我喜欢我的家乡，爷爷和奶奶经常给我讲山西的一些民间风俗和传说，所以我了解一些山西的民间风俗，比如：二月二龙抬头、添仓节、桃花节、寒食节、走麦节、乞巧节、敲锣儿节、中元节、过唱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二月二龙抬头。

传说中，农历二月初二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二月二龙抬头是山西民间普遍流传的节日。在山西，老百姓都习惯在这一天理发，农村则是剃头，图个吉利的意思，所以一到这个节日奶奶总会让我去理发。

但我不喜欢理发，小时候总担心剃头刀子伤到我，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就嚎淘大哭，几个人都按不住，妈妈和奶奶为了让我顺利理完发，会答应我一些平时不能满足的要求。在二月二时，家乡的人总要改善一下伙食，吃饺子，吃麻花，吃煎饼。我特别喜欢吃饺子，奶奶包的饺子好吃极了！每到这个时候，我还会和奶奶和妈妈一起包饺子，我喜欢帮妈妈擀饺子皮，还会包象包子一样大的饺子。所以每到这一天，我很开心，我喜欢这个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