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16版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介绍：首席大法官沃伦于1965年任命一个顾问委员会为联邦法院起草证据规则。该委员会起草的初稿于1969年发表以征求意见。修订稿于1971年公布。1972年，联邦高等法院将其命名为《联邦证据规则》，于1973年7月1日生效。道格拉斯大法官持不同意见。根据有关授权法案，首席大法官伯格将该证据规则提交国会审议，国会将其搁置以作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广泛详尽的研究，国会将该规则作有关修改后颁布为法律。1975年1月2日批准，1975年2月1日生效。这样，联邦证据规则是联邦高等法院制订规则的程序与国会的立法程序相结合的产物。至少，广泛收集普通法的案例与有关的制订法是同等重要，两者共同构成证据规则演进的背景。在理解证据规则时，这些立法渊源都必须加以考虑。
-----爱德华特Ｗ．克利瑞
第一章 总则
规则101 范围和定义（a）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联邦法院程序，具体法院、程序及其例外，从规则1101之规定。（b）定义
在本证据规则中:（1）“民事案件”是指民事诉讼或者程序；（2）“刑事案件”包括刑事程序；（3）“公共机构”包括公共机关；
（4）“记录”包括备忘录、报告或者数据汇编；
（5）“高等法院指定的规则”是指高等法院根据国会立法授权制定的规则；（6）以电子数据格式存储的书面材料和其他。
规则102 目的
本规则将用以保证公正的施行，消除不合理耗费和延误，促进证据法的发展壮大，以实现查明事实真相，公正处理诉讼。
规则103 关于证据的裁定（a）错误裁定的后果
只有在重大权利遭受影响，且符合以下条件时，当事人方可主张采纳或者排除证据的裁定存在错误：（1）如系采纳证据的裁定，依审判之记录，当事人：
（A）已及时提出异议或者申请删除证据；并且
（B）已说明具体理由，除非该理由能从上下文中体现出来；或者
（2）如系排除证据的裁定，当事人已通过提出证明的方式告知法院具体理由，除非该理由能从上下文中体现出来。
（b）不需要重新提出异议或者提出证明
无论在审判时还是在审判前，一旦法院已作出明确裁定并记录在案，当事人不需要为上诉该裁定而重新提出异议或者提出证明。
（c）法院关于裁定的陈述，对提供证明进行指示
法院可以就证据的性质、形式、提出的异议和裁定进行任何陈述。法院可以指示以提问和回答的方式来提出证明。（d）防止陪审团听见不可采的证据
在可行的范围内，法院在进行陪审团审判时，必须防止以任何方式将不可采的证据暗示给陪审团。（e）对显见错误进行司法认知
本规则不妨碍对涉及实体权利的显见错误提请注意，即使这些显见错误未引起法庭注意。
规则104 预备性问题（a）通则
法院必须就一个人是否具有作为证人的资格，拒绝作证的豁免权是否存在，以及证据是否可采的预备性问题作出决定。
在作出该决定时，法院不受证据规则的约束，但有关豁免权的规则除外。（b）取决于某事实的相关性
当证据的相关性取决于某事实是否存在时，必须提出足以支持认定该事实确实存在的证明。法院可用随后提出该证明为条件，采纳该准备提出的证据。（c）陪审团不得听见的听审
在下列情况下，法院对预备性问题的任何听审，不得使陪审团听见：（1）听审涉及自白的可采性；
（2）刑事案件被告是证人，并提出了上述要求；（3）为公正利益所必须。（d）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交叉询问
刑事案件被告人就预备性问题作证时，勿需对本案的其他问题接受交叉询问。（e）与证明力和可信性有关的证据
本规则不限制当事人在陪审团面前介绍与重要性或可信性有关的证据的权利。
规则105 有限的可采性
如果证据对于一方当事人或出于一种目的可以采纳，而对于他方当事人或出于另一种目的不能采纳，当这种证据被采纳时，法庭应根据请求，将该证据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并相应对陪审团作出指示。
规则 106 一份书面证词或录音证词，当其中一部分由一方当事人出示时，他方当事人可以请求同时出示该书面证词或录音证词的剩余部分，或者出于公正立场应予考虑，任何其他应同时出示的书面证词或录音证词。
第二章 认定
规则201 对裁判性事实的认定（a）适用范围
本条规则仅调整裁判性事实的认定，不调整立法性事实的认定。（b）可以进行认定的事实的种类
因下列情况而不存在合理争议的事实，法院可以认定：（1）审判法院辖区内泛知的事实；
（2）通过诉诸于某种其准确性不受合理质疑的来源而能够准确和迅速确定的事实。（c）尽心司法认知
法院：
（1）可以进行认定；
（2）在当事人提出认定请求并向法院提供必要信息的情况下，法院应该进行认定。（d）时机
法院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阶段进行认定。（e）听审机会
对进行认定的适当性，和被认定事实的性质，当事人经事先请求，有权获得听审的机会。如果法院在通知当事人之前即作出了认定，经请求，当事人仍有权获得听审。（f）指示陪审团
在民事案件中，法院必须指示陪审团，将认定的任何事实，接受为结论性事实。
在刑事案件中，法院必须指示陪审团，可以将认定的事实，接受为结论性事实，也可以不接受。
第三章 民事案件中的推定
规则301 民事案件中推定的一般规定
在民事案件中，除国会立法或者本证据规则另有规定外，反对推定的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反驳该推定。但是，本条规则并未转移举证责任，仍由原先承担它的当事人承担。
规则302 就民事案件中的推定适用州法
在民事案件中，如果州法就起诉或者辩护规定了适用的裁决规则，则关于起诉或者辩护的推定的效力由州法调整。
第四章 关联性及其限制 规则401 关联性的标准
下列情况下的证据具有关联性：
（a）该证据存在与否，使得某事实更有可能存在或者更不可能存在；并且（b）该事实对于确定诉讼具有重要意义。
规则402 关联证据的一般可采性
所有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均可采用，但美国宪法、国会立法、本证据规则，以及联邦高等法院根据立法授权确立的其他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没有关联性的证据不能采用。
规则403 因偏见、混淆、浪费时间或者其他原因而排除相关证据
如果关联证据的证明价值被以下危险严重超过时，法院可以排除该证据：
不公平偏见、混淆争议焦点，或者误导陪审团、不当拖延、浪费时间，或者不必要地出示重复证据。
规则404 品性证据；犯罪或者其他行为（a）品性证据
（1）禁止使用
关于某人的品性或者品性特点的证据，不得用来证明该人在具体场合下的行为与之具有一致性。（2）刑事案件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例外。以下例外适用于刑事案件：
（A）被告人可以提供其相关品性特点的证据，如果该证据被采用，公诉人可以提供证据来对之加以反驳；
（B）在遵守规则412规定的限制条件的情况下，被告人可以提供所称犯罪被害人相关品性特点的证据，如果该证据被采用，公诉人可以：
（i）提供证据对之加以反驳；
（ii）提供被告人具有相同品性特点的证据；
（iii）在杀人案中，公诉人可以提供所称被害人具有平和品格特性的证据，以反驳所称被害人是首先挑起事端者的证据。（3）证人的例外
关于证人的品性的证据，可以根据证据规则607、608和609进行采纳。（b）犯罪、不法行为或者其他行为
（1）禁止使用 关于犯罪、不法行为或者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可用来证明某人的品性，以表明该人在特定场合的行为与该品性具有一致性。
（2）允许适用和刑事案件中的通知
这一证据可以为其他目的而采用，例如证明动机、机会、意图、准备、计划、知识、身份、无错误或者无意外事件。
根据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请求，公诉人必须：
（A）就公诉人意图在审判中提出的任何此类证据的一般性质，提供合理通知；并且
（B）在审判之前进行该通知，或者审判期间因合理原因对未能进行通知，需得到法院给予谅解。
规则405 证明品性的方法（a）名声或评价
在所有允许采用有关某人品格证据的案件中，由提供关于名声的证言或者以评价方式作出的证言来进行证明。在交叉询问中，允许对相关的特定行为实例进行质询。（b）特定行为实例
当关于某人的品格或一贯品行成为一项指控、主张或辩护中至关重要部分时，可以举出该人的特定行为实例加以证明。
规则406习惯和例行做法
关于某人的习惯或者某组织日常工作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该人或者该组织在具体场合下的行为，与该习惯或者日常工作一致。
不论该证据是否得到了补强，或者有无目击证人，法院可以采用该证据。
规则407 事后补救措施
当一起事件发生后，采取了那些如果事先采取就很可能避免该事件发生的措施时，关于这些事后补救措施的证据，不能用来证明：
•过失； •罪错行为；
•产品缺陷或者其设计缺陷； •缺乏警示或者说明。
但是法院可以为其他目的采用该证据，例如质疑，或者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证明所有权、控制权或预防措施的可行性。
规则408 和解提议与谈判（a）禁止使用
关于下列事项的证据，不得为任何当事人用来证明是否存在争议，或者证明索赔的有效性或者数额，或者因其陈述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来进行反驳：
（1）为就索赔进行和解或者试图和解时，给予、承诺或者提议——或者接受、承诺接受或者提议接受——有价值的对价；
（2）在索赔和解谈判中的行为或者陈述，被在刑事案件中提出，但该谈判与某公共机构运用其规制、调查或者执法权限而提出的索赔有关时除外。（b）例外
法院可以为其他目的采用这一证据，例如证明证人的偏见或者成见，否定或认定有关不当拖延的观点，或者证明妨碍刑事调查、起诉的行为。
规则409 提议支付医疗费用与类似费用 关于给予、承诺支付或者提议支付因伤害而引起的医疗、住院或者类似费用的证据，不得用来证明对该伤害负有责任。
规则410答辩、答辩讨论与相关陈述（a）禁止使用
在民事或者刑事案件中，下列事项的证据不可用来反对作出过答辩，或者参与了答辩讨论的被告人：（1）曾作有罪答辩后来又撤回（翻供）；
（2）作不愿辩解又不承认有罪的答辩（不抗争之答辩）；
（3）在按照《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或者类似的州规则进行的程序中，所作出的关于上述任一答辩的陈述；
（4）被告人在答辩讨论中，对控方律师所作的陈述，被告人并未作有罪答辩，或者作有罪答辩后又撤回。（b）例外
在下列情况下，法院可以采纳规则410（a）（3）或者（4）所规定的陈述：
（1）在任何程序中，在同一答辩或在答辩讨论中，作出的另一个陈述已经被提出，两个陈述应当同时考虑方显公平；
（2）在关于伪证或者虚假陈述的刑事程序中，如果该陈述是被告人在宣誓后作出的，且记录在案，并且律师在场。
规则411 责任保险
关于某人是否拥有责任保险的证据，不得采纳来证明该人的行为存在过失或者其他错误。
但是法院可以为其他目的采纳该证据，例如证明证人的偏见或者成见，或者证明代理关系、所有权或者控制权。
规则412 性犯罪案件：被害人的性行为或性怪癖（a）禁止使用
在涉及所称不端性行为的民事或者刑事程序中，下列证据不可采信：（1）提供用以证明被害人从事过其他性行为的证据；（2）提供用以证明被害人的性怪癖的证据。（b）例外。
（1）刑事案件
在刑事案件中，法院可以采纳下列证据：
（A）为证明被告人之外的他人是精液、伤害或者其他物证的来源，而提供的关于被害人性行为之具体事例的证据；
（B）公诉人提供的，或者被告人为举证而同意提供的，关于被指控有不端性行为的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性行为之具体事例的证据；
（C）如被排除则将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的证据。（2）民事案件
在民事案件中，对于提供用以证明加害人的性行为或者性怪癖的证据，如果其证明力严重超过了对任何被害人造成伤害，和对任何当事人造成不公正损害的危险，则法院可以采信该证据。
有关被害人声望的证据，只有在该被害人将其置于争议之中时，法院才可采用。
（c）确定可采性的程序
（1）动议。如果当事人意图根据规则412（b）提供的证据，则该当事人必须：
（A）具体描述该证据，阐述提供该证据的目的，并提出相应动议；
（B）除非法院出于正当理由而设定了动议提出的期限，否则当事人必须在审判期日14日前递交；（C）向所有当事人送达该动议；
（D）通知被害人，或者在适当的情况下，通知被害人的监护人或者代表。（2）听证
在根据本条规则采用证据之前，法院必须举行秘密听证，使被害人和各当事方行使出席听证和申述的权利。
动议、相关材料及听证记录，必须加以密封并密封保存，法院另有命令者除外。
（d）“被害人”的定义。
在本条规则中，“被害人”包括所称的被害人。
规则413 性侵犯案件中的类似犯罪（a）允许使用
在被告人被指控性侵犯的刑事案件中，法院可以采纳关于被告人实施了任何其他性侵犯的证据，且该等证据可以在任何与之相关的事项上加以考量。（b）对被告人进行事先告知
如果公诉人意图提供该等证据，则公诉人必须向被告人事先告知该等证据，包括证人陈述或者预期证言之概要。
公诉人至少应于审判15天前，或者在法院出于正当理由而允许的较迟时间内，向被告人事先告知该等证据。（c）对其他规则的影响
本条规则并不限制根据任何其他规则对证据使用或者考量。（d）“性侵犯”的定义
在本条规则和规则415中，“性侵犯”是指联邦法律或者州法律（“州”的定义见《美国法典》第18编513条）规定的涉及下列情况的犯罪：
（1）《美国法典》第18编109A章所禁止的任何行为；
（2）未经同意，被告人以身体的任何部分或者物体接触另一个人的生殖器或者肛门；（3）未经同意，被告人以生殖器或者肛门接触另一个人身体的任何部分；（4）从致使另一个人死亡、身体伤害或者身体痛苦中获得性快感或者性满足；（5）从事（1）—（4）项所描述的行为的企图或者合谋。
规则414 儿童性侵扰案件中的类似犯罪（a）允许适用
在被告人被指控儿童性侵扰的刑事案件中，法院可以采纳关于被告人实施了任何其他儿童性侵扰的证据，该证据可以在任何与之相关的事项上加以考量。（b）对被告人进行事先告知
如果公诉人意图提供这一证据，则公诉人必须向被告人事先告知该证据，包括证人陈述或者预期证言之概要。
公诉人至少应于审判15天前，或者法院出于正当理由而允许的较迟时间内，进行该事先告知。（c）对其他规则的影响
本条规则并不限制根据任何其他规则对证据的采纳或者考量。（d）“儿童”和“儿童性侵扰”的定义。
本条规则和规则415中：
（1）“儿童”是指不满14岁的人；
（2）“儿童性侵扰”是指联邦法律或者州法律（“州”的定义见《美国法典》第18编513款）规定的涉及下列情况的犯罪：
（A）《美国法典》第18编109A章所禁止的对儿童实施的任何行为；（B）《美国法典》第18编110章所禁止的任何行为；
（C）被告人以身体的任何部分或者物体接触儿童的生殖器或者肛门；（D）被告人以生殖器或者肛门接触儿童身体的任何部分；
（E）从致使儿童死亡、身体伤害或者身体痛苦中获得性快感或者性满足；（F）从事（A）—（E）项所描述的行为的企图或者合谋。
规则415 涉及性侵犯或者儿童性侵扰的民事案件中的类似行为（a）允许使用
在声称一方当事人实施了性侵犯或者儿童性侵扰而提出救济主张的民事案件中，法院可以采纳关于该当事人实施了其他性侵犯或者儿童性侵扰的证据。该证据可根据规则413和414的规定加以考量。（b）对被告进行事先告知
如果一方当事人意图提供这一证据，则该当事人必须向不利于该证据的当事人事先告知该证据，包括证人陈述或者预期证言之概要。
该当事人至少应于审判期日15天前，或者法院出于正当理由而允许的较迟时间内进行该事先告知。（c）对其他规则的影响。
本条规则并不限制根据任何其他规则对证据的采纳或者考量。
第五章 豁免权
规则501 豁免权的一般规则
联邦法院按照根据理性和经验加以解释的普通法调整豁免权主张，下列法律或者规则另有规定除外： •《合众国宪法》； •国会立法：
•高等法院制定的规则。
但是在民事案件中，如果州法就起诉或者辩护规定了适用的裁决规则，则豁免权由州法调整。
规则502 律师----委托人豁免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与工作成果保护以及对放弃豁免权的限制
以下规定适用于所列情况下，对律师----委托人的豁免权，或者工作成果保护所涵盖的交流或信息的事先告知。
（a）在联邦程序中向联邦机构或者机关进行的事先告知；放弃豁免权的范围。
如果事先告知是在联邦程序中向联邦机构或者机关进行的，并且放弃了律师----委托人豁免权或者工作成果保护，只有在下列情况下该弃权才延展至未揭露的内容：
（1）该放弃豁免权是有意的；
（2）放弃和未放弃豁免权的交流或者信息关涉同样的事项；（3）从公平角度出发应当对它们一并加以考虑。（b）疏忽事先告知
在下列情况下，如果事先告知是在联邦程序中向联邦机构或者机关进行的，该事先告知并不用作联邦或者州程序中的放弃豁免权：
（1）该事先告知是疏忽进行的；
（2）豁免权或者保护的持有者采取了合理的措施来防止事先告知；
（3）持有者迅速采取了合理措施纠正错误，包括在可适用的情况下遵循《联邦民事诉讼规则》26（b）（5）（B）。
（c）在州程序中进行的事先告知。
如果事先告知是在州程序中进行的，并且不是关于放弃豁免权的州法院命令的主题，在下列情况下，该事先告知并不用作联邦程序中的放弃豁免权：
（1）在该事先告知是在联邦程序中进行的情况下，根据本条规则，该事先告知不是放弃豁免权；（2）根据发生该事先告知的州的法律，该事先告知不是放弃豁免权。（d）法院命令的控制效力
联邦法院可以命令豁免权或者保护不因与在该法院系属的诉讼相关联的事先告知而放弃豁免权。在这种情况下，该事先告知也不是任何其他联邦或者州程序中的放弃豁免权。（e）当事人协议的控制效力。关于联邦程序中事先告知效力的协议，仅仅对该协议的当事人有约束力，除非它被合并进了法院命令。（f）本条规则的控制效果。
在本条规则所列情况下，尽管有规则101和1101之规定，本条规则适用于州程序和联邦法院附属的与联邦法院委任的仲裁程序。尽管有规则501之规定，即使州法律规定了裁决规则，本条规则也适用。（g）定义。
在本条规则中：
（1）“律师----委托人豁免权”是指有关法律为律师----委托人秘密交流所提供的保护；
（2）“工作成果保护”是指有关法律为因预期诉讼所准备的，或者为审判所准备的实物材料（或者其非实物的同等无）提供的保护。
第六章 证人
规则601 作证能力的一般规定
每个人都有作为证人的能力，本证据规则另有规定者除外。
但在民事案件中，如果州法就起诉或者辩护规定了适用的裁决规则，则证人的能力由州法调整。
规则602 缺乏亲身知识
除非有证据足以确定证人对待证事项具有亲身体验，否则其不能作证。证明亲身知识的证据可以包括证人自己的证言。
本条规则并不适用于专家证人根据规则703所作出的证言。
规则603 宣誓或者郑重声明将如实作证
在作证前，证人必须宣誓或者郑重声明将如实作证。
该宣誓或者郑重声明必须以某种旨在以该职责触动证人良知的方式进行。
规则604 译员
译员必须具有资格，并宣誓或者郑重声明将如实翻译。
规则605 法官充任证人的能力
主持审判的法官不得在该审判中作为证人作证。当事人无需提出异议来留存此问题。
规则606 陪审员充任证人的能力（a）审判时
在审判时，陪审员不得在其他陪审员面前作为证人作证。
如果陪审员被传唤作证，法院必须给予当事人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提出异议的机会。（b）调查陪审团裁决或者起诉书有效期间
（1）禁止的证言或者其他证据
在调查陪审团裁决或者起诉书的有效性期间，陪审员不得就陪审团评议期间作出的任何陈述或者发生的任何事件作证，或者就影响该陪审员或者其他陪审员的投票的任何事情作证，或者就该陪审员与裁决或者起诉书有关的思想过程作证。就这些事项，法院不得接受陪审员的宣誓书或者关于陪审员的陈述的证据。（2）例外
陪审员可以就下列事项作证。
（A）是否有无关的有害信息不当地引起了陪审团的注意；（B）是否有外部影响不当地影响了任何陪审员；（C）在将裁决制成裁决书时，是否存在错误。
规则607 谁可以质疑证人
任何当事人，包括传唤证人的当事人，都可以质疑证人的可信性。
规则608 证人诚实与否的品性（a）声望或者意见证据
可以用关于证人诚实与否和品性的声望证言，或者关于该品性的意见形式的证言，来质疑和支持证人的可信性。但是，只有在证人诚实品性受到质疑后，关于诚实品性的证据才具可采性。（b）行为具体实例
除规则609规定的犯罪定罪判决外，外部证据不可用来证明证人行为的具体实例，以质疑或者支持证人的诚实品性。但是，在交叉询问中，如果行为的具体实例，对于下列人员诚实与否的品性具有证明作用，法院可以允许对它们进行调查：
（1）证人；
（2）曾对正在接受交叉询问证人的品性作证的另一证人。
当就其他事项作证时，如果证言仅与证人诚实性品性有关，证人仍具有免于自证其罪的豁免权。
规则609 使用刑事定罪判决证据进行质疑（a）总则
以下规则适用于使用刑事定罪判决证据质疑证人的诚实品性：
（1）对于在作出判决的司法辖区，应判处死刑或者1年以上监禁的犯罪而言；
（A）民事案件或者证人不是被告人的刑事案件中，在遵守规则403的前提下，必须采纳该证据；（B）证人是被告人的刑事案件中，在该证据的证明价值超过其对被告人的损害效果的情况下，必须采纳该证据；
（2）对于任何犯罪，无论其刑罚如何，如果法院可以轻易确定，证明该犯罪要件需要证明或者证人承认不诚实行为或者虚假陈述，则必须采纳该证据。（b）10年后使用证据的限制
如果自证人被定罪之日，或者证人从该定罪判决判定的监禁中被释放之日起算，无论哪个日期，以迟者为准，已逾10年，则适用（b）款。只有在下列情况下，定罪判决证据才可采：
（1）由具体事实和情况支持的定罪判决，其证明价值远远超过了其损害效果；
（2）证据提出者就使用该证据的意图，向对方当事人进行了合理的书面通知，为对方当事人提供了就该证据的使用进行反驳的公平机会。
（c）赦免、撤销或者改过自新证明书的效力
在下列情况下，定罪证据不可采：
（1）该定罪已被赦免、撤消或证明恢复名誉，或基于对被定罪人恢复名誉而采取了其他相应程序，以及该人未被认定犯有可判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死刑的罪行；
（2）该定罪已被赦免、撤消或因发现无罪而采取其他相应程序。（d）未成年人判决
根据本条证据规则，只有在下列情况下，关于未成年人判决的证据才具有可采性：（1）该证据是在刑事案件中提出的；（2）该判决是对被告人之外的证人的判决；
（3）关于该定罪判决证据可用以质疑一名成年人的可信性；（4）采纳该证据为公平确定有罪或者无罪所必需。（e）上诉未决
上诉未决并不导致有关定罪的证据不能采纳，关于未决上诉的证据可以采纳。
规则610 宗教信仰或者意见
关于证人的宗教信仰或意见的证据，不可用来质疑或者支持证人的可信性。
规则611 询问证人和出示证据的方式和顺序（a）法院控制和目的。
法院应当对询问证人和出示证据的方式和顺序予以合理控制，以做到：
（1）使这些程序能有效地确定真相；（2）避免浪费时间；
（3）保护证人免受骚扰或者不当困窘。
（b）交叉询问的范围
交叉询问应限于直接询问时的主题和与证人诚信有关的问题。法庭经斟酌决定，可以允许象直接询问时那样对附加问题进行询问。（c）诱导性问题
在直接询问中不应当使用诱导性问题，除非为展开证人证言所必需。在下列情况下，法院通常应当允许提出诱导性问题：
（1）交叉询问时；
（2）一方传唤敌意证人、对方当事人或者属于对方当事人一方的证人时。
规则612 使用书面材料来唤醒记忆
（a）范围
在下列情况下证人使用书面材料来刷新记忆时，本条规则为对方当事人提供了某些选项：
（1）作证过程中；
（2）在作证前，如法庭裁量决定从公正角度考虑是必需的，（b）对方当事人的选项和删除不相关的事项
除非《美国法典》第18编第3500条就刑事案件另有规定，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在听证时出示该书面材料，有权对该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有权就该书面材料对该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并且有权出示与该证人证言相关的证据。如果出示该书面材料的当事人宣称该书面材料包含无关事项，则法院必须对该书面材料进行秘密审查，删除任何无关部分，并命令把剩余部分交给对方当事人。因提出异议而被扣留的部分将予留存在卷。
（c）未能出示或移交书面材料
如果书面材料未按照本规则的命令制作或移交，法庭将依据公正的要求作出适当的命令。但是如果在刑事案件中检控方不遵守上述命令，则法院必须取消该证言，或者为正义利益所要求的情况下，宣布审判无效。
规则613 证人的先前陈述
（a）在询问过程中出示或事先告知陈述
在就证人先前所作的陈述而对证人进行询问之时，当事人无需向证人出示该陈述或者向其事先告知该陈述的内容。但是根据请求，该当事人必须向对方当事人的律师出示该陈述或事先告知该陈述的内容。
（b）先前不一致陈述的外部证据
有关证人先前陈述不一致的外部证据，除非向该证人提供机会进行解释或否认，向对方当事人提供机会对该证人进行质询，或者出于其他司法利益的要求，否则不能采纳。本规定不适用于按照本证据规则第801条（d）（2）所规定的对方当事人的陈述。
规则614 法院传唤或者询问证人（a）传唤
法院可以自行或者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传唤证人。所有的当事人都有权对该证人进行交叉询问。（b）询问
无论是谁传唤的证人，法院都可以询问。（c）异议 对于法院传唤或询问证人，当事人可以在当时或随后在陪审团不在场的适当时机提出异议。
规则615 证人退庭
根据当事人的要求，法院必须命令证人退庭，以使他们不能听到其他证人的证言。法院可以依职权作出该命令。本规则并不要求下列人员退庭：（a）是自然人的当事人；
（b）非自然人的当事人的官员或雇员，被其律师称为代表人的；
（c）经一方当事人表明其在庭对于提出该当事人的起诉或者辩护而言很重要的人；（d）制定法授权在场的人。
第七章 意见与专家证言 规则701 外行证人的意见证言
如果证人不属于专家，则他以意见或推理形式作出证词仅限于以下情况：（a）合理建立在证人的感觉之上；
（b）有助于对证人证言的清晰理解或者确定争议事实；
（c）不是基于规则702范围内的科学、技术或者其他专门知识。
规则702 专家证人证言
在下列情况下，因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者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人，可以以意见或者其他的形式就此作证：
（a）专家的科学、技术或者其他专门知识，将会帮助事实审判者理解证据或者确定争议事实；（b）证言基于足够的事实或者数据；（c）证言是可靠的原理和方法的产物；
（d）专家将这些原理和方法可靠地适用于案件的事实。
规则703 专家意见证言的基础
专家意见所依据的事实或者数据，可以是该专家意识到或者亲身观察到的案件中的事实或者数据。如果特定领域的专家就某事项形成意见时，将合理依赖那类事实或者数据，则该事实或者数据不需要具有可采性来使该意见被采纳。
但是如果事实或者数据本来不可采，则只有在法院确定其在帮助陪审团评价意见方面的证明价值严重超过了其损害效果的情况下，提出意见的专家才可以将其事先告知给陪审团。
规则704 关于最终争议的意见（a）总则----不自动收到异议
意见并不仅仅因其包含有最终争议而受到异议。（b）例外
在刑事案件中，关于被告人精神状态或境况的专家证人证词，不能对该被告是否具有属于被指控的犯罪构成要素或相关辩护要素的精神状态或境况表态，此类最终争议应由事实裁判者独立决定。
规则705 专家意见所依据的事实或者数据的事先告知
专家可以陈述意见，并说明作出该意见的理由，除非法院另有指令，专家不需要首先就所依据的事实或者数据作证。
但是在交叉询问中，可以要求专家事先告知这些事实或者数据。
规则706 法院指定的专家证人（a）指定程序
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动议或者自行决定，说明为什么不应当指定专家证人的理由，并可以要求各方当事人提出提名。
法院可以指定经各方当事人的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以指定自行选择的专家证人。但是法院只能指定同意充任专家证人的人。（b）专家的角色
法院必须告知专家其作证的责任，法院可以以书面形式进行该告知，并将该通知复制件交法院书记官存档，或者在所有当事人都在场的会议上口头告知。该专家：
（1）必须就专家做出的任何研究结果告知当事人；（2）可以为任何当事人所进行证言存录；（3）可以为法院或者任何当事人传唤作证；
（4）可以为任何当事人交叉询问，包括传唤该专家的当事人。（c）报偿
专家证人有权取得法院确定的合理报偿，该报偿的支付如下：
（1）在刑事案件和涉及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合理补偿的民事案件中，由法律规定的资金支付；（2）在其他民事案件中，由当事人依法院规定的比例和时间支付，其支付方式与其他费用的支付方式相同。（d）就指定对陪审团进行事先告知
法院可以就法院指定专家向陪审团进行事先告知。（e）当事人选择自己的专家
本条规则并不限制当事人传唤其自己的专家。
第八章 传闻
规则801 适用于本章的定义；传闻排除（a）陈述
“陈述”是指一个人口头主张、书面主张或者意图主张的非言语行为。（b）陈述人
“陈述人”是指作出陈述的人。（c）传闻
“传闻”是指这样的陈述：
（1）该陈述并非陈述人在当前审判或者听证作证时作出的；
（2）当事人将其作为证据提出，用以证明该陈述所主张事项之真实性。（d）不是传闻的陈述
符合以下条件的陈述不是传闻：（1）证人的先前陈述
陈述人在作证，并就该先前陈述受到的交叉询问，且该陈述：
（A）和陈述者的证词不一致，在审判、听证或其他程序、或者在作证中，经宣誓如作伪证愿受惩罚后提供；
（B）和陈述者的证词一致，用以反驳明示或暗示指控陈述者最近捏造、或受不当影响、或有新动机的说法；
（C）是在察觉某人后所作的一种辨认。（2）对方当事人的陈述
该陈述被提供用以反对对方当事人，并且是：
（A）该当事人以个人或者代表身份作出的陈述；（B）当事人已经表明采认或者相信其真实性的陈述；
（C）得到当事人授权就某主题作出陈述的人就该主题所作的陈述；
（D）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者雇员在代理或者雇佣关系存续期间，就该关系范围内的事项所作的陈述；（E）当事人的合谋犯罪人在合谋过程中为促进合谋所作的陈述。对于陈述必须加以考虑，但仅此不足以证明：（C）项规定的陈述人授权；（D）规定的关系之存在及其范围；（E）款规定的合谋或者参与关系的存在。
规则802 反对传闻规则
传闻不可采，除非下列法律或者规则另有规定： •国会立法； •本证据规则；
•高等法院制定的其他规则。
规则803反对传闻规则的例外——无论陈述人是否能够作为证人到庭
下列证据不受反对传闻规则的排除，无论陈述人是否能够作为证人到庭：（1）即时感觉印象
陈述人感知有关事件、情况的同时或者之后立即作出的，对该事件或者情况进行描述或者解释性陈述。（2）激奋话语
陈述人处于某令人震惊的事件，或者情况引起的压力或者激奋状态时，所作的与该事件或者情况有关的陈述。
（3）当时存在的精神、情感或者身体状况
陈述人对当时存在的心态（例如动机、意图或者计划）、情感、感觉或者身体状况（例如精神感受、疼痛以及身体健康）的陈述，但不包括为证明其记得或者相信的事实而做出的有关记忆或者信念的陈述，除非该陈述与陈述人遗嘱的有效性或者遗嘱条款有关。
（4）为医学诊断或者治疗目的而做出的陈述 符合下列条件的陈述：
（A）该陈述系为医学诊断或者治疗目的而作出，因而与此目的合理相关；
（B）该陈述描述了医疗史、过去或者现在的症状或者感觉，或者病因，或者它们的一般病源。（5）记录的回忆 符合下列条件的记录：
（A）该记录关涉的是证人曾经知晓，但现在因不能充分回忆而使证人就此全面、准确作证的事项；（B）该记录是证人对该事项记忆清新时制作或者采用的；（C）该记录准确反映了证人的所知所晓。
如果被采纳，该记录可以被读为证据，但是不得被作为展示件而接受，除非其为对方当事人所提出。（6）日常活动的记录
符合下列条件的关于行为、事件、状况、意见或者诊断的记录：
（A）该记录是由就有关行为、事件、状况、意见或者诊断有知识的人，在当时或者其后不久制作的，或者其内容来自该人所传递的信息；
（B）该记录是商业、组织、职业或者行业（无论是否以营销为目的）在日常活动中保存的；（C）制作该记录是该活动的日常惯例；
（D）所有这些条件都为保管人或者其他适格证人的证言所证实，或者为了遵守了规则902（11）或者（12）的证明书或者为制定法许可的证明书所证实。
（E）信息来源、制作方法或者环境方面没有表明其缺乏可靠性。（7）缺乏日常活动记录
在下列条件下，关于某事项没有包括在第（6）项所规定的记录中的证据：
（A）该规则被采纳，是为了证明该事项未发生或者不存在；（B）对该类事项按照常规应当保存有记录；（C）可能的信息来源或者其他情况并没有表明其缺乏可靠性。（8）公共记录
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共机构的记录或者陈述：
（A）它列明了:（i）该机构的活动；
（ii）观察到并依法就此有报告职责的事项，但是不包括刑事案件中执法人员观察到的事项；（iii）在民事案件或者反对检控方的刑事案件中，根据法律授权进行的调查活动所获得的事实认定；
（B）信息来源或者其他方面情况并没有表明缺乏可靠性。（9）人口统计公共记录
根据法律职责而向公共机构报告的关于出生、死亡或者婚姻的记录。（10）缺乏公共记录
采纳来证明下列事项的证明，竭尽搜索仍未发现公共记录或者陈述的证言或者规则902规定的证明书：
（A）该记录或者陈述并不存在；
（B）某事项并未发生或者存在，如果公共机构对该类事项日常保留记录或者陈述的话。（11）宗教组织关于个人或者家族史的记录
宗教组织的日常保存的记录中所包含的关于出生、合法性、祖先、结婚、离婚、死亡、血亲或者姻亲关系，或者有关个人或者家族史的类似事实的陈述。
（12）结婚、洗礼或者类似仪式的证明书 包含在符合下列条件的证明书中的事实陈述：
（A）该证明书是宗教组织或者法律授权主持被证明行为的人制作的；（B）该证明书见证说该人主持了婚礼或者类似仪式或者支持了圣礼；（C）该证明书声称是在该行为发生时或者其后的合理时间内签发的；（13）家庭记录
诸如圣经、宗谱、图册、戒指铭文、家庭肖像题字、骨灰盒、安葬标识等家庭记录中包含的关于个人或者家庭史的事实的陈述。
（14）影响财产利益的文件记录
符合下列条件的宣称确立或者影响财产利益的文件的记录：
（A）该记录被采纳来证明被记录的原始文件的内容，以及宣称签发该文件的每个人签发和交付该文件的情况；
（B）该记录保存在公共机构；
（C）制定法授权该机构对这种文件加以记录。（15）影响财产利益的文件中的陈述
包含在宣称确立或者影响财产利益的文件中的，其所陈述的事项与该文件的目的有关的陈述，除非在该文件制作后，关于这些财产的实际处置已经与该陈述的记载或者该文件的主旨不一致。
（16）陈年文件中的陈述
已存在至少20年的并且其真实性得到确认的文件中的陈述。（17）市场报告及类似商业出版物
为公众或者特定行业的人所通常依据的市场行情、表册、目录或其他汇编。（18）学术论文、期刊或者手册中的陈述
包含在论文、期刊或者手册中的符合下列条件的陈述：
（A）该陈述系在交叉询问中为引起专家证人的注意而提出，或者在直接询问中为专家所根据；并且（B）根据专家的自认或者证言、其他专家证言或者司法认知，该出版物已经被证实为一个可靠地典据。如果被采纳，该陈述可以被读为证据，但是不得被作为展示件而接受。（19）关于个人或者家族史的声望 在某人因血缘、收养或者婚姻而形成的家庭中的，或者是在该人的同事或者社群中的，在该人的出生、收养、合法性、祖先、结婚、离婚、死亡、血缘关系、收养关系、姻亲关系、祖先以及其他关于个人或者家族史的类似事实方面的声望。
（20）关于边界或者一般历史的声望
在发生争议之前，就社群中的土地边界或者关于土地习俗方面在社群内的声望，以及对于所在的社群、州或者国家很重要的一般历史事件的声望。
（21）关于品性的声望
某人在同事或者社群中品性方面的声望。（22）先前定罪判决
符合下列条件的终局定罪判决证据：
（A）该判决是在审判后或者有罪答辩（不包括不抗争之答辩）后作出的；（B）该判决判处的可判处死刑或者1年以上监禁刑的罪行；（C）该证据采纳用以证明对于该判决至关重要的事实；
（D）当公诉人在刑事案件中为质疑之外的目的而提出时，该判决是反对被告的。可以说明上诉未决，但是这并不影响可采性。（23）涉及个人、家族或者一般历史、边界的判决
采纳来证明个人、家族、一般历史或者边界事项的判决，该事项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A）对于该判决至关重要；（B）可以为声望证据所证明。（24）[其他例外。][已经调移至规则807]
规则804 反对传闻规则的例外——陈述人不能作为证人到庭（a）不能到庭的标准
在下列情况下，陈述人被视为不能作为证人到庭：
（1）因法院判定适用豁免权规则，陈述人被豁免就其陈述的内容作证；（2）尽管法院命令陈述人就其陈述的内容作证，但其拒绝就此作证；（3）陈述人作证说不再记得陈述的内容；
（4）陈述人因死亡或者当时存在羸弱、身体疾病或者精神疾病，不能在审判或者听证过程中出庭或者作证；（5）陈述人缺席审判或者听证，且陈述人不能通过传票或者其他合理手段使其出庭：
（A）在804（b）（1）或者（6）规定的传闻例外情况，使陈述人出庭；
（B）在规则804（b）（2）、（3）或者（4）规定的传闻例外情况下，使陈述人出庭或者取得其证言。但是，如果陈述的提出者促成，或者错误地致使陈述人不能作为证人到庭，以防止陈述人出庭或者作证，则（a）款规定并不适用。（b）例外
如果陈述人不能作为证人到庭，则下列陈述不受反对传闻证据规则的排除：（1）先前证言
（A）在审判、听证或者依法进行的证言存录中作为证人作出的，无论是在当前的程序中作出的，还是在不同的程序中作出的；
（B）现在提供该证言所要反对的当事人，或者在民事案件中该当事人的前任利害关系人，已有机会或者类似动机通过直接询问、交叉询问或者再直接询问来展开该证言。（2）濒死心态下的陈述
在死刑公诉或者在民事案件中，陈述人在相信其死亡迫近时，就死亡之原因或者情况所作的陈述。（3）对己不利的陈述。关于下列事项的陈述：（A）常人处于陈述人的位置上时，只有该人相信该陈述是真实的情况下才会做出的陈述，因为该陈述在作出时，与陈述人的财产或者金钱利益相悖，或者具有导致陈述人针对他人要求无效的巨大倾向，或者具有使陈述人承担民事或者刑事责任的巨大倾向；
（B）如果在刑事案件中提出该陈述会使陈述人承担刑事责任，则该陈述得到了补强情况的支持，清晰地说明了其可靠性。
（4）关于个人或者家族史的陈述 关于下列事项的陈述：
（A）陈述人自己的出生、收养、嫡亲性、祖先、结婚、离婚、收养或者姻亲关系、或者其他类似的关于个人或者家族史的事实陈述，即使陈述人没办法对该事实获得亲身知识；
（B）在陈述人与他人有血缘、收养或者姻亲关系，或者与该他人的家庭有亲密关系，使得该陈述人有可能获得准确信息的情况下，作出的关于该他人的上述事实以及死亡的陈述。（5）[其他例外。][已调移至规则807。]（6）提出用以反对其不法行为致使陈述人不能到庭之当事人的陈述。
用来反对因不法行为致使或者默许不法行为致使陈述人不能作为证人到庭，并在从事该行为时有阻止该陈述人到庭之意图的当事人的陈述。
规则805 传闻中传闻
对于包含在传闻中的传闻，如果该组合陈述的每个部分都符合本证据规则规定的传闻规则例外，则不根据传闻规则来加以排除。
规则806 质疑和支持陈述人的可信性
当一项传闻陈述，或者一项符合规则第８０１条（d）款（C），（D）或（E）项规定的陈述，已经被作为证据采纳，该陈述者的可信性可以被质疑。如果陈述者已经作为证人作证，如果质疑可以得到任何证据的支持，此质疑可以被出于此目的而采纳。
关于陈述者在任何时候所作的陈述或行为方面的证据，和陈述者的传闻陈述不一致，不需要向陈述者提供机会以便其作否认或解释。如果一项传闻陈述已经被采纳，该陈述对其不利的当事人传唤陈述者出庭作证，该当事人有权象交叉询问那样对陈述者就其陈述进行询问。
规则807 其他例外（a）总则
在下列情况下，传闻陈述不受反对传闻规则的排除，即使该陈述没有为规则803或者804所规定的传闻例外所明确涵盖：
（1）该陈述在可靠性上具有同等的情况保证；（2）该陈述被提供作为重要事实的证据；
（3）与证据提出者通过合理努力所能获得的任何其他证据相比，该陈述在其所要证明问题上更具有证明力；（4）把该陈述采纳为证据，符合本证据规则的目的和公平正义。
（b）通知
只有在审判或者听审之前，证据提出者就提供该陈述的意图，该陈述的细节，包括陈述人的姓名和住址，向对方当事人进行了合理通知，以使该当事人有公平的机会对此进行了回应的情况下，该陈述才具有可采性。
第九章 鉴定与辨认 规则901 证据鉴定与辨认（a）总则
申请鉴定或辨认作为采纳的先决条件，需要举出足以认定争议对象是申请人所主张的内容的证据。
（b）示例
以下仅是能够满足该要求的证据的示例，这些示例并非全部清单：（1）知情人的证言
关于某一证据系主张之证据的证言。（2）笔记鉴定的非专家意见
关于笔迹真实性的非专家意见，是基于对该笔迹的熟悉程度作出，而不是出于诉讼目的而作。（3）专家证人或者事实审判者所进行的比较
由专家证人或事实审判者所作的与业经鉴定证实的样本的比较。（4）与众不同的特征及类似特点
证据与环境相联系的外观、实质、内部结构等相比，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5）关于声音的辨认
通过亲耳聆听，或通过机械或电子设备传送或录音，基于曾在与讲话人有关的环境中听过其声音而来对该声音进行辨认。
（6）关于电话交谈
对于电话交谈而言，证明电话是打给当时分配给下列人员或者单位的号码的证据：
（A）在对人的情况下，情况（包括自我辨认）表明接电话的人正是所寻呼的人；（B）在对单位的情况下，电话打到单位所在地，有关业务的谈话在电话中合理地进行。（7）关于公共记录或报告 下列情况的证明证据：
（A）某文件是公共机构依法记录或者存档的；
（B）所称的公共记录或者陈述来自于保管该类文件的公共机关。（8）陈年文件或者数据汇编
有关具有下列情况的各种形式的文件或数据汇编方面的证据：
（A）在可靠性不容置疑的条件下保存；（B）存放在可靠的地点；
（C）至出示时已存放二十年以上。（9）关于过程或者系统的证据。
描述某过程或者系统，并标明该过程或者系统产生了准确结果的证据。（10）法律或规则规定的方法
由国会立法或联邦高等法院根据立法授权确认的规则所规定的任何鉴定或辨认的方法。
规则902 自我鉴定的证据
下列证据能自我鉴定，不必为了被采纳而提供关于鉴定的外部证据：
（1）带有印章盒签名的国内公文 带有下列印章盒签名的文件：
（A）声称是合众国、任何州、地区、自由邦、领地，或者其所属岛屿；前巴拿巴运河区；太平洋群岛托管领地；上述任何实体之政治分区；或者上述所指名的任何实体的部门、机关或者官员的印章；
（B）声称作为签署或者见证的签名。
（2）带有签名并经核证但是未加该印章的国内公文。下列情况下没有加盖印章的文件：
（A）带有规则902（1）（A）所指名的实体的官员或者雇员的签名；
（B）在同一实体内拥有印章并拥有官方职责的另一官员，加盖印章或者其他同等物，证实该签名者具有官方身份且其签名是真实的。（3）外国公文
声称由外国法律授权的人以官方身份签发或证明的文件，并且伴有对该签发人或证明人的签字和官方身份真实性的最终认证，或伴有对任何外国官员（其签字和官方身份的确认与该文件的履行和证实相关或者其处在证明与履行或证实相关的签字和官方身份真实性的环节中）的签字和官方身份真实性的最终认证。这种最终认证可以由大使馆或公使馆的秘书、总领事、领事、副领事，或美国领事机构，或外国委派或任命驻美国的外交或领事官员作出。如果向所有当事人提供合理的机会调查这些官方文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法庭出于已表明的适当缘由，可以：
（A）命令推定这些文件真实而不需最终认证；
（B）在缺乏最终认证的情况下经过简易的证实程序而允许将这些文件作为证据。（4）经核证的公共记录复制件
经下列人员或者证明文件核证为正确的官方记录的复制件，或者公共机构依法记录或者存档的文件的复制件：
（A）保管人或者经授权进行核证的其他人员；
（B）符合规则902（1）、（2）或者（3）项、国会立法或者高等法院制定的规则的证明文件。（5）官方出版物
声称由公共当局发行的书籍、手册或者其他出版物。（6）报纸和期刊
声称为报纸或者期刊的印刷材料。
（7）商品注册或类似标记。声称在营业过程中附加上以说明所有权、控制、产地的注册、符号、标签或标记等。
（8）经公证的文件
附有由公证人或者法律授权进行公证的其他官员依法签发的公证书的文件。（9）商业票据与相关文件
附有签名的商业票据，以及一般商法允许的与之相关的文件。（10）根据国会立法推定
经国会立法宣布的签名、文件或其他物品被推定真实或表面真实。（11）关于常规活动的经核证的国内纪录。
符合规则803（6）（A）—（C）要求的国内纪录的原件或者复制件，这已经通过保管人的证明文件，或者根据国会立法，或者高等法院制定的规则所确定的有资格的其他人的证明文件得以证明。
在审判或者听证之前，出示证据方必须就出示该记录的意图，向对方当事人进行合理的书面通知，必须将该记录和证明文件准备就绪以供查阅，使对方当事人有对它们提出异议的公平机会。
（12）关于常规活动的经核证的外国记录
在民事案件中，符合规则902（11）要求的外国记录的原件或者复制件，但是受到以下限制：证明文件如果不符合国会立法或者高等法院规则，则必须附以“如有不实之处，据该证明文件之签署国法律，制作者将受到刑事处罚”的签署。
证据出示者还必须遵守规则902（11）的通知要求。
规则903 署名见证人的证言
对鉴定书面资料不必要有补强证人的证词，除非对该书面资料的效力所适用准据法指向的司法辖区，该辖区的法律有这样的要求。
第十章 文书、录制品和影像的内容 规则1001 适用于本章的定义在本章中：
（a）“文书”包括以任何形式记下的字母、文字、数字或者其同等物。（b）“录制品”包括以任何方式录制的字母、文字、数字或者其同等物。（c）“影像”是指以任何形式存储的摄影图像或者其他同等物。
（d）文书或者录制品的“原件”是指该文书或者录制品本身，或者其签发者或者发行者旨在使其具有同等效力的任何对等物。对于电子形式存储的信息而言，“原件”是指准确反映该信息的任何打印输出，或者其他可以目读的输出。影像的“原件”包括负片或者由此冲洗出来的胶片。（e）“副本”是指通过准确复制原件的机械、影像、化学、电子的手段和技术，或者其他相应手段和技术技术制作的对等物。
规则1002 要求原件
为证明文书、录制品或者影像的内容，应当提供其原件，本证据规则或者国会立法中另有规定者除外。
规则1003 副本的可采性
副本与原件具有同等程度的可采性，除非（1）对复制品是否忠实于原件产生疑问；（2）以复制品替代原件采纳将导致不公正。
规则1004 关于内容的其他证据的可采性
在下列情况下，关于文书、录制品或者影像内容的其他证据具有可采性，而并不要求原件：（a）原件遗失或毁坏
所有原件均已遗失或毁坏，但提供者出于不良动机遗失或毁坏的除外；（b）原件无法获得
不能通过适当的司法程序或行为获得原件；（c）原件在对方掌握中
原件处于出示该材料对其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控制中，已通过送达原告起诉状，或其他方式告知该当事人，在听证时该材料的内容属于证明对象，但该当事人在听证时不提供有关原件；
（d）附属事项
有关文字、录音或照相与主要争议无紧密联系。
规则1005 用于证明内容的公共记录的复制件
在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况下，证据提出者可以使用复制件证明官方记录的内容，或者公共机构依法记录或者存档的文件的内容：该记录或者文件本来具有可采性，且根据规则902（4）核证该复制件为正确，或者由将复制件与原件进行了比对的证人证明其正确。
如果经过合理努力，不能得到上述复制件，则证据提出者可以使用其他证据来证明该内容。
规则1006 用于证明内容的概要
证据提出者可以使用概要、图表或者计算，证明不便于在法院加以审查的卷帙浩繁的文书、录制品或者影像的内容。
证据提出者必须将原件或者副本准备就绪，以供其他当事人在合理时间和地点加以审查或者复制。法院可以命令证据提出者将它们在法院上出示。
规则1007 用于证明内容的当事人证言或者自认
证据提出者可以使用所提出证据所要求反对的当事人的证言、证言存录笔录或者书面自认来证明文书、录制品或者影响的内容。
证据提出者无需考虑不能提出原件的问题。
规则1008 法院与陪审团的功能通常情况下，法院根据规则1004或者1005，决定证据提出者是否已经满足了采纳关于文书、录制品或者影像内容的其他证据的事实条件。
但是在陪审团审判中，陪审团根据规则104（b）决定所有下列问题：（a）所宣称的文书、录制品或者影像是否曾经存在；
（b）在审判时提出的另一个文书、录制品或者影像是否为原件；（c）其他证明该材料内容的证据是否正确反映了有关内容。
第十一章 其他规则
规则1101 本证据规则的适用（a）适用的法院和法官
本证据规则适用于下列法院和法官主持的程序：
•联邦地区法院；
•联邦破产法院和治安法官； •联邦上诉法院； •联邦索赔法院；
•关岛、维尔京群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地区法院。（b）适用的案件和程序 本证据规则适用于：
•民事诉讼和程序，包括破产、海事和海商案件； •刑事案件和程序；
•藐视法庭程序，法院可以简易处理者除外。（c）豁免权规则
关于豁免权规则，适用于案件或者程序的所有阶段。（d）例外
除关于豁免权的规则外，本证据规则并不适用于：
（1）法院根据规则104（a）争议时，对与确定证据可采性首先相关的事实的询问；（2）大陪审团程序；（3）其他程序，例如：
•引渡或者州级引渡；
•签发逮捕令状、刑事传票和搜查令状； •刑事案件的预审； •量刑；
•批准、撤销缓刑或者监督释放；
•考虑是否根据保释或者其他原因予以释放。（e）其他制定法和规则
国会立法或者联邦高等法院制定的规则，可以独立于本证据规则而就证据的采纳或者排除作出规定。
规则1102 修正
对本证据规则的修正，可以根据《美国法典》第28编第2072条的规定的进行。
规则1103名称
本证据规则命名为《联邦证据规则》。
第二篇：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简介
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简介
要打官司，必须先了解美国的法院系统，美国是联邦制的国家，五十个州各有各的法院系统，在这五十个法院系统之外，又有联邦法院系统。简单地说，联邦法院系统分为三级，从上到下是：
最高法院(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上诉法院（巡回法院）(United States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区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最高法院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与白宫、国会一起都在首都，最高法院的法官叫
Justice，就是中文通俗翻译的大法官，其直接的意思就是正义，法官本身就用正义称呼之，法官就是正义，可见社会、法律给其地位是多么崇高，何其重要，事实上也是如此，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美国的法律，最新的一个简单例证就是，最高法院宣判酒醉驾车的外国人不能因此而被移民局递解出境，这个判决一宣判后，写在书本上的移民法与此判决不符的规定都被此判决而取代之，变得无效，移民局也只得按此判决办事，甚至连法律都得随之修改。
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由总统任命，国会中的参议院(Senate)同意后方可担任的，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政治性的决定，甚至可影响到总统选举谁胜谁败的问题。总统一般任命与自己同党派的人（几乎都是知名的法官、律师、检察官或法学院的教授）到最高法院的席位上。最高法院共九名法官，由其中一位任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任职终身制，所以有空缺的时候，通常是其中一位死亡或自愿退下来的时候。请注意，他们不是到了一个年纪一定要退休的，只要他还能判案，只要他还想当，没有人可赶他下去。为什么要终身制？因为这是为了保证他们完全按正义办案，依法判案，不受任何人，任何势力，甚至不受国会，不受任命他的总统的影响，也不怕担心得罪了谁，也不用担心这辈子的衣食生活，是个名副其实的“铁饭碗”。虽然总统用心良苦任命自己同党派、同政治理念的人，但不保证那些法官上任之后的判决，都符合任命他的总统的政治理念，历史上也有总统后悔其任命的法官，艾森豪总统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例。
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美国法律，所以其判决对社会有重大影响，最出名的就是让堕胎合法化和宣布种族隔离政策非法化的两个判决。通常也只有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的案件才会转到最高法院，因它有权可不受理许多上诉。
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美国法律，而这些法官又不是由选民选出，而是由总统任命，所以每次总统选举，若伴随着法官将有空缺，都会激发选民的热情，美国公民清楚，最好选一个与自己政治、经济、宗教各方面理念相同的总统，而由这位总统任命一位与自己有相同政治、经济、宗教理念的最高法院法官，因为一个法官上任后都是一二十年，等到下一次不知何年何月。如果总统选举，伴随着法官将有空缺，再加上选举时民意有重大分岐的话，那次总统选举一定会很热闹。最近的总统选举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选举前不久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任奎斯(William Renquist)宣布有前列腺癌，这意味着他不久就会下任，而今年美国民众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又有巨大分岐，这一下子激发了对同性恋婚姻有不同观点的两方选民的高度热情（基本是宗教保守派与自由派两方），因为有宗教信仰的选民不可能坐视将来会有一位赞同同性恋婚姻的法官，而最好的行动就是选一位不赞同同性恋婚姻的总统，所以平时可能不会投票的人士，这次无论如何也得赶去投票站。
最高法院下面是联邦上诉法院或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共十一个巡回区，加上哥伦比亚特区。为什么叫巡回法院呢？因为美国立国时人口少，地方大，案件也不多，这些法官都是坐着马车巡回到不同地方审理案件的。后来人口多了，案件多了，就分不同的巡回区，基本上一个巡回区管几个州的联邦区法院上诉的案件。乔治亚州属第十一巡回区上诉法院
th(11 Circuit)，第十一巡回区上诉法院设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只有一所，接受从乔州、佛罗理达州和阿拉巴马州境内的所有联邦区法院的上诉案件，其法官也是由总统任命，也是终身职。巡回区上诉法院的判决，只要与宪法和最高法院的判决不相冲突，就是本巡回区内的法律，下级联邦区法院在以后判案时都必须遵守，不得相违。如果十一个巡回上诉法院对同一法律问题判决不同怎么办呢（并不少见）？通常这种情形发生了，最高法院都会把案件接过来做一个判决，以免同一个联邦内有不同的联邦法律（请注意各州的州法律不同是常见的，但同一个州内法律须统一，同样，同一个联邦国家内的联邦法律也必须一致）。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下面是联邦区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每一个州至少有一个区法院，像德拉瓦州这样的小州就只有一个，乔治亚州有三个，由地区划分为北区（包括亚特兰大市区内）、中区（在Macon）和南区（在Brunswick)，法官也是由总统任命，也是终身职。这些区法院各管各区域内的案件，都属同一级，只有区域不同。同样在乔治亚州，什么样的案件去乔州州法院，什么样的案件去乔州境内的联邦法院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的说，联邦法院管有关联邦法律的案件，州法院管有关州法律的案件，另外，州与州之间的官司，美国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官司都由联邦法院管。
联邦法院系统除上述三级外，还有一些专门法院，如破产法院、移民法院、军事法院，海事法院等。
第三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0报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0报告
2010 year-end report on the federal judiciary
1935年，大萧条中期，许多美国人选择去当地的电影院放松，暂时缓解国家经济危机的焦虑。许多现在看为经典的影片，诸如《叛舰喋血记》、《礼帽》、《歌剧院之夜》等，当时都是首次登场亮相。那个时代的电影观众在自己的座位上欣赏了未来明星的前期表演。随着影院的灯光变暗，屏幕上播放着新片预告、欢乐小旋律（Merrie Melodies）系列动画、有声的时事新闻短片等等。也是那一年，许多美国人通过新闻短片第一次看到了新开放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楼。
七十五年后，最高法院雄伟的建筑成为了众人心目中彰显法治的丰碑。建筑师采用古典元素加耐用的建筑石料，恰当地抓住了法院在我们政府体制中的不朽角色。应当感谢那些制定宪法的天才，还有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捍卫宪法规范和宪法精神的伟大人物，是他们缔造了今天的最高法院和国家司法系统，成为世界司法的楷模。但我们绝无理由自满。虽然通过公正的裁判，中立地适用法律，法院维持了它的地位，然随着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法院也必须与时俱进。与其它公共或私营部门一样，法院也必须进行战略规划，预测并克服当下以及不远的将来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司法会议作为联邦法院的决策机构，正在深思并协商如何应对未来。司法会议包括所有联邦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以及各巡回法院经验丰富的法官。由他们为法院规划长期发展蓝图，维护法院在我们政府体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是再合适不过了。司法会议的成员都是这个美好体制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做过庄严的司法宣誓，有义务捍卫司法尊严。他们有远见，有经验，有智慧评估改变司法体制的品质和公正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今年九月，司法会议通过了《联邦法院战略规划》。该规划承认法院的根本任务是公平、中立地解决法律纠纷，并指出司法的基本价值是独立、公正、精益求精，且忠实于法治。同时，该规划还明确了七个对于联邦法院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当然，司法的核心目标是在每一个案件中做到依法裁判。然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则需要时刻关注附属的一些问题，包括管理法院的公共资源；维持一个熟练的法官队伍和工作人员队伍；部署新的科技手段，使法院能够减少投入，增加产出；制定一系列能使当事人合理且经济地接近司法的规则和程序。此外，还需要关注法院外的问题，诸如促进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提高公众对法院角色的理解。
司法会议的规划设定了要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策略。这些目标和策略规定得都比较笼统，表明预测未来时必然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些内容还要定期检讨和修改，以回应现实的变化。尽管这些目标和策略不精确，且还会改变，但它在确定国家优先发展事项方面是重要的。然而，仅有目标和策略还远远不够。法院必须采取坚实的措施，将抱负化为行动。这份责任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司法会议的各委员会和司法会议的法官。战略规划的最终成功需要这些法
官们的贡献，他们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从繁重的审判业务中抽出时间制定具体的措施并将其付诸实施。
我很感谢那些制定《联邦法院战略规划》的联邦法官和行政工作人员，以及将要实施这项规划的委员会及其同仁。我相信，他们的工作将会产生长远的影响。有些我们期待已久的成果，譬如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减少积压案件量等都是容易量化的。其它诸如维持公众信任，则是很难测量的。但即使说最终的结果并不总是能够得到精确的衡量，我们也要让公众看到我们在尽最大的努力。
遗憾的是，目前在实现我们的目标方面就面临一些直接的障碍。两个比较引人注目事都是出现在今年年初，一个是经济衰退导致整个政府预算的压缩，另一个是在严重超负荷工作的地区不断出现法官空缺。
预算压缩对法院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事。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在2004年的报告中提出他所谓的“司法经费危机”。指出拨款法案的一再延迟，以及固定开支的不断上涨远远超过了增加投入的资金，严重打乱了法院的日常运营。为此，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要求司法会议为2005及以后的财政制定了综合性的成本控制方案。从那时起，在执行自我设定的财政纪律上，法院与议会密切合作，议会也相应地愿意满足法院迫切重要的需求。今年，议会在解决联邦赤字方面面临着非同寻常的挑战。法院将会继续推进从我的前任便开始实施的节流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通过有效利用办公空间、信息技术和后勤人员，减少司法支出。在空间问题上，法院已经与总务管理局合作，通过签订固定期协议来减少租金。法院还实施了新的经费控制计划，在目前的空间利用上，比2005年规划的需要明显减少了36.5万平方英尺。在信息技术方面，法院通过合并和规范整个联邦法院的数据系统来节约开支。在人事方面，法院严格控制了额外增加后勤人员的标准。现在是通过新的标准来审核人员需求，这套标准是我们法院系统所能达到的最经济的做法。依此方法能使2012财政新增法院工作人员的需求减少60%。
最高法院本身也在尽自己的努力。我已经要求法院人事部门监督法院的运营，并通过提高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等方法来寻找机会降低开销。尽管由于通货膨胀，运营经费仍然在增加，但由于这些努力，法院主动要求2012财政的拨款少于2011年的拨款。这一点，没有其他联邦政府部门敢这样说。
正如我在我的第一份报告中所解释的，我们联邦法院的法官理解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也理解我们的政府需要对许多相互冲突的利益作出平衡。相比于整个政府机构的开支来说，法院的需求是格外简朴的。联邦为三个宪法部门各分配1%的财政预算，而法院拿到的还不到五分之一。但法院与总统、议会密切合作，一道扛起削减联邦赤字的重担。我们将继
续尽可能地减少开支，但同样我们也要求其它政府部门能够继续为法院提供执行其重要的使命所必需的财政资源。
法院不仅依靠资金，也依靠法官来执行它的使命。作为一项制衡，宪法将遴选新法官的权力授予政治部门。法院依靠总统提名和参议院的确认来填补司法空缺，我们不会对某个候选人进行评论。这是理所应当的。法院必须尊重宪法赋予总统和议会的特权，同样，法院也期待自己的宪法角色获得尊重。
然而，多年来，在填补司法空缺的程序方面不断出现问题。每个政党都知道，根据自己变动不居的政治资本或是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很容易左右法官任命。一些地区的法官已经承载了超负荷的案件量，这种现象给他们造成了很严重的困难。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参议院近来填补了一些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的空缺，包括加利福尼亚东部地区的一个法院，这也是负担最重的地区法院之一。但仍然迫切需要政治部门能够为这种不断出现的问题寻找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
我们应当感谢全国的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特别是负担较重地区的法官及其工作人员，为他们无私地致力于公共服务表示感谢。没有什么人的工作能堪比那些退休的年长法官的工作。虽然他们没有义务这样做，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承担了大量的案件。他们这样做并没有额外的报酬。但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整个国家都应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激之情。
尽管联邦法院面临着许多挑战，但还是继续稳固地运转。全国的联邦法官继续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履行着他们的职责。我仍然深感荣幸有权在这里向所有的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使这个国家更伟大的理想主义献身精神。
谨祝各位新年快乐！
约翰·罗伯茨李松锋 译
第四篇：美国联邦保密制度的简介
一、引言
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反响巨大,无论学界和舆论界都认为这是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现代法治政府的建设都有深远意义。但是,《条例》第十四条也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由此可见,处理好保护国家秘密与公开政府信息之间的关系,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有效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决定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成败。但毋庸讳言,公众对我国现行保密制度诟病之处颇多。所以,为有效实施信息公开制度,对我们现行保密制度在借鉴和检讨的基础上进行配套性改革势在必行。
国家秘密是国家垄断占有的信息。信息在现代社会中的资源价值作用日益凸显,因此,掌握了重要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能够做出其他人在缺乏这些信息时无法做出的有利决策。国家秘密可以认为是继国家垄断暴力之后又一“合法”垄断之物。适度的保密行为可以更好地保护国家安全,但过度保密则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对信息的分享和利用,阻碍社会进步。此外,政府尤其是行政机关的过度保密行为,会使公民和代议机关无法掌握充分的决策信息,这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如何合理利用并控制保密制度的运作在现代社会中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美国是世所公认的信息自由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了解和比较它的保密制度,对于改进我国保密制度自然多有助益。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国联邦的保密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行保密制度的基本情况,以及在9·11以后,美国保密制度的一些变化。然后,本文介绍了《信息自由法》,这一作为美国保密制度基础性国会立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它的诉讼受理和审判方式;在审理行政机关的保密行为时,判例法形成的“国家秘密特权”理论,以及法院利用它来限制当事人利用政府信息的权利的情况,当国会和行政机关对利用保密资料发生争议时,法院往往采取的消极、自我节制的态度。最后本文简要评论了美国保密制度以及对中国保密制度的反思。
二、美国联邦保密制度历史简述
与中国不同,在美国联邦立法史上从未有过专门针对保密制度立法。相反,联邦保密制度,尤其是联邦行政机关的保密制度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法规,并且主要是总统命令来建立并调整的。
不过,直到1946年前,在整个联邦行政机关中几乎都没有统一的保密制度,各个行政机关往往是根据自己的裁量加密信息和文件,且无需说明理由。[1]1946年,杜鲁门总统发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规范行政机关间信息保密和传递制度的总统命令:《关于对政府档案更有效的利用、传递以及处理的规定》, [2]命令每个行政机关“为其档案的有效管理和处置建立并维护一个积极而连续的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是美国乃至世界行政法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因为该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行政程序法》。[3]国会制定《行政程序法》的主要目的是在新政以后,行政机关对市场活动、公民生活介入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建立一个统一而公正的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程权的行使。但在立法过程中,几乎没有对公众知情权进行讨论。《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公开其内部行政组织与程序、作出决定时遵守的规则以及其它行政法上资料,但是这种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事后的司法审查,而不是保护公民知情权。[4]与此同时, 《行政程序法》还规定,适当和直接涉及的当事人可以能获得行政记录的文件,但是可以基于正当原因而保密的信息除外;任何美国政府的职能要求为了公共利益而保密,或者任何完全只涉及一个机关内部管理事项规定的信息并不一定必须公开, [5]这些宽松的规定在实践中实际上成为了行政机关拒绝公开信息的借口。[6] 1951年,杜鲁门总统发布了第二个涉及保密制度的总统命令。[7]如果说他的第一个命令是在行政机关间正式建立统一保密制度的话,那么这个命令则是民选总统试图在行政机关内部,对公众知情权与国家保密需要进行不断平衡的开始。它对申请公开信息的程序、自动降低密级或自动解密以及在行政机关内部对保密制度不断进行审核作出了许多更具操作性的规定,进一步约束了行政机关的保密行为,使行政机关对公众的知情之门畅得更开。
《行政程序法》对公众知情权的忽视引起了广泛不满,因此,十年之后的1966年,国会一致通过了对《行政程序法》涉及公共信息的部分的修正案, [8]也就是后来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简称 foia)。该修正案赋予公民广泛的接触政府信息和文件的权利,而不是只有涉及到的当事人才可以申请公开信息;它规定了九项要狭义解释的免于公开的豁免,其中第一项是:“为了国防或外交政策,由总统命令特别规定保密的。” [9]这一条款是以后行政机关从事保密活动的主要权力依据。但是,直到《信息自由法》出台后六年后,总统才对行政机关的保密制度作出调整,以符合《信息自由法》的规定,这就是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发布的总统命令。[10] 在这以后,除了老布什总统,其它的几位总统都发布过关于保密制度的总统命令,总的趋势是行政机关不断放松政府对信息的管制,扩大的公民的知情权。虽然其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事件,但是这一趋势基本上还是得到了维持,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动。
三、美国联邦现行保密制度简介
美国联邦现行保密制度建立在克林顿总统1995年发布的12958号总统命令:《保密的国家安全信息》基础上的。[11]2003年5月,布什总统的13292号总统命令对它进行了一些修改。(一)定密
在该总统命令中,最先规定的,也是篇幅最长的是关于定密的内容。1.定密的理由
保密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可以基于何种理由来加密信息。克林顿的总统命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对该信息进行没有授权的公开,将可以合理地预期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而且进行原始定密的机关能够确定或描述这一损害。[12]这一标准提出要对一定的信息进行加密,必须是针对那些会对“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带来损害的信息。
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一些信息,无限制公开这些信息会损害特定的国家利益,因而需要对它们的公开进行限制。在美国保密制度历史上,在对这种国家利益的表述有一个不断细化的过程。1951年以前,行政机关在进行保密活动时,可以像进行任何行政行为一样以“公共利益”作为行动的理由。1951年,杜鲁门的总统命令明确指出,只有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才可以进行保密处置。[13]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总统命令都没有明确解释什么是“国家安全”。如前所述,1966年的《情报自由法》规定了九种免于公开的情况,其中第一项豁免指出,只有为了国家防御和外交政策的利益,才能够根据总统命令来对相关的信息进行保密。[14]在这之后,总统命令的口径逐渐统一到以“国家防御”和“外交政策”来解读“国家安全”上来。克林顿的总统命令就将国家安全明确地定义为“美国的国家防御和外交关系”。[15] 2.可以保密的信息
但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可以自由地将任何信息都解释为同国家安全有关。克林顿的总统命令提出了8类信息,在此范围外的信息不能进行保密,这八 类信息包括军事计划、外国政府信息、情报活动、外交活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科技事项、美国政府保护核设施的计划、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基础设施易受攻击的信息以及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信息等。[16]但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对所有这八类信息都可以进行保密处理。行政机关只能对行政机关所拥有、产生以及控制的信息才可以进行保密。[17]这就意味着,对于不处于政府控制范围内的信息,即使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政府也不能简单地利用它的保密权力来禁止这些信息在公民间的传播。3.密级
美国的保密制度将信息的密级划分为三级:“秘密”、“机密”和“最高机密”(confidential, secret, top secret),根据对它的公开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危害的大小来进行划分。[18]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密级的划定不仅会决定保密措施的严格程度,同样还会决定定密机关的权力。
4.可以行使定密权的人员
在具有定密权的人员方面,该总统命令规定只有美国总统、副总统以及受到美国总统指定的机关首长和官员,以及受到他们委托的政府官员才可以拥有定密的权力。其中进行“最高机密”定密的权力只能由总统、履行行政职务的副总统以及由总统指定的机关首长和官员才能来委托其它官员行使。所有定密权的委托必须以书面形式做出,而且不能再委托。[19] 5.申请定密
有时,享有定密权的官员以外的人士会觉得某些未加密的机关资料应当保密。针对这种情况,该总统命令规定,当政府雇员、政府合同的相对人、政府许可的持有人以及受行政机关授权的相对人等,相信他们产生的信息应当保密时,他们应当先根据该命令及相关指导性文件对这些信息进行事实上的保密,然后立即提交给有保密权的机关保密。如果当事人不知道什么机关有权对相关信息保密,他们应当把信息提交给信息安全监督办公室(information security oversight office,简称isoo,isoo在美国的保密制度的运作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在下文还要对其进行介绍),由它来决定怎么处理。[20] 6.保密期限
如果对信息设密时,设置无限期的保密期限,实际上就对该信息的利用判了死刑。在美国保密制度的历史上却的确发生过这种情况。1982年里根总统的总统命令 [21]就规定,只要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有需要,就应当对相关信息进行尽可能长的保密。不过如果可以决定的话,原始定密机关应当在原始定密时决定解密的时间和事件。但是,该总统命令产生于冷战愈演愈烈时期,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里根总统的规定现在已经被克林顿的总统命令中的规定所取代。它规定,相关机关在进行原始定密时应当规定解密的时间和事件,而且它不能超过本命令所规定的最长的保密期。当这一事件发生或这一时间到来的时候,相关信息将自动解密。如果相关机关不能决定这一保密期的话,可以注明在10年后自动解密。如果定密机关认定该信息属于敏感信息的话,可以注明25年的保密期。[22] 7.选择性保密
一份保密文件有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需要加密的,因此该总统命令规定,在加密文件上应当注明那些信息需要保密、哪些信息不需要保密。不过经过isoo同意,可以免除这种标注的要求。[23]> 8.禁止保密的情况
显然,在保密制度的运作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庞大的官僚机构有时会让总统也觉得无力控制。因而,该总统命令规定,保密的权力不能用来掩盖违法情况、行政活动的低效性以及它们的错误,不能用来阻止会使某一个人、组织和机关感到窘迫的情况,不能用来限制竞争,不能用来阻止或限制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无关的信息的公布。[24] 9.重新保密
信息公开以后,如果在国家安全方面有新的需要,通过机关首长或副首长以书面形式决定,而且该信息可以合理地重新获得,并且立即向isoo报告的话,可以进行重新保密处理。[25]而且此前没有公开的信息,如果掌握该信息的机关收到公民的基于信息自由法以及其它法律的公开请求时,可以当时进行加密。[26](二)解密
一般来说,一项规定保密制度的文件,在规定了与定密有关事项后,就会规定如何对保密信息进行保护。但是该总统命令的第二部分却规定了对保密信息进行解密的内容。这反映出行政机关,尤其是面临强大政治压力的总统在尊重信息自由上的一个高姿态。首先,根据该总统命令所规定的最长25年的保密期,任何保密期已经超过25年的信息和具有永久历史价值的资料 [27]都将在2006年12月31号自动解密。其它保密信息则要在对它进行原始定密后的第25年的12月31日自动解密。[28]不过前面也提到了,行政机关在原始定密时可以规定一定的时间和事件,当该时间到来或该事件发生时,相关信息应当自动解密。当这种方式规定的期限比25年短时,自然要适用这种较短的期限。当然,25年的期限规定有可能还是不能满足于一些特殊信息的保护要求,所以该总统命令规定,在9种情况下, [29]行政机关可以通过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向总统请求对有关信息进行更长时间的保护。[30]同时,该行政机关还要将此决定通知isoo。[31] 为了加强保密机关的自我约束,该总统命令规定每个保密机关都要建立制度化的解密审查制度,在收到解密审查的请求时,它们要按照这一制度的规定审查是否应当解密,对已经不符合保密要求的信息和资料进行解密。[32](三)保密信息的保护和利用
保密信息并不是只能在文件柜里被越来越厚的灰尘覆盖而绝对不能公开,对保密信息的适当利用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保密制度对信息自由的损害。在利用保密信息上,该总统命令规定,如果某行政机关首长或他指定的官员同意,本人也签署了保密协议,并且实际掌握相关保密信息和资料的人员认为该申请人有使用该资料的需要的话,就可以允许该申请人使用资料。[33]但是,除非得到了原始定密机关的同意,一个机关不可以公开由其它机关定密的资料。[34]这样,要使用一份保密资料,通常情况下需要两位官员的同意,有的时候还需要三位官员的同意。而以前想接触保密资料只要由定密机关同意就可以了。这是克林顿总统的一个新规定。[35]在使用保密资料的过程中,没有正当的授权,相关资料不能带出政府的建筑。[36]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和中央情报局以及得到总统批准的行政机关,对于一些特别敏感的信息还可以建立特殊的利用程序 [37]以进一步限制信息的公开和利用。
对外国政府提供的信息,由于这些信息在外国政府管理下受到的保护程度有可能比美国政府提供最低保护程度还要低,在这种情况下,在符合对等性要求时,可以提供比最低密级“秘密”更低程度的保护。[38] 即使在政府机关内部,一个机关的保密信息在没有得到该机关同意的情况下,也不能由其它机关随意接触和使用。作为联邦最庞大行政机关的国防部,是作为一个机关来处理的。[39](四)保密制度的执行和监督 1.信息安全监督办公室
前文已经提到了信息安全监督办公室(isoo)这一重要机构。在联邦总档案官的指导下,并与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进行协商,它可以发布执行该总统命令的各种指示。它对整个行政机关的保密制度进行监督,对各机关重要的保密决定进行审查,协调行政机关间有关保密制度的事项,对各个行政机关进行现场检查,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申诉,并向总统报告本总统命令的执行情况等等。[40]行政机关的一些重要的保密行为要得到它的批准。实践中,它还会对各个行政机关的保密制度和保密行为进行成本核算,搜集整个行政机关在保密制度的执行和运作中的各种信息。[41]isoo在美国保密制度的运作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机关。2.行政机关内部的异议处理机制
为了处理针对保密制度的申诉和不满,在每个机关内部,该总统命令为相对人设置了两种提出异议的方式。一种是得到授权的保密信息占有人,如果他认为相关信息不应当保密的话,可以向定密机关提出要求解密该信息的异议。每个机关都要对此建立相应制度,以鼓励异议的提出。[42]另一种机制是,每个机关都要建立系统的解密审查制度。只要能清楚地说明相关文件的存在从而使行政机关能方便查找到相关文件,而且该信息在过去两年中没有进行解密审查的话,一般来说应申请人的要求就要进行强制性的解密审查,不符合或不再符合保密要求的文件就要解密。[43] 尽管规定了这两种异议程序,但是由保密机关自己来审查自己的决定自然还是难以摆脱成见的影响,当事人对审查机关的独立性可能也会有所怀疑。因而,该总统命令还规定了“机关间安全保密上诉委员会”(interagency security classification appeals panel),由它来处理来本总统命令规定的各种异议。[44]在当事人穷尽了机关内部的救济途径的之后,就可以向该委员会提出上诉。该委员会由来自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中央情报局、国家档案馆以及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高级代表组成,它的主席由总统指定,isoo的主任担任执行秘书。[45]不过向该委员会申诉的事项,应当在过去两年内没有被联邦法院以及该委员会审查过。[46] 3.公共利益解密委员会
另外,在该总统命令以外,国会在2000年通过《公共利益解密法》(public interest declassification act of 2000),建立了“公共利益解密委员会”(public interest declassification board, 简称pidb)。该委员会是一个咨询委员会,负责在不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对相关的信息进行收集、评价并向国会、行政机关的政策制定者在向公众公布相关信息方面提供建议。该法案和委员会的目标显然是最大程度的信息公开。它由在美国历史、情报、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档案学方面的9名专家组成,isoo要对它的工作提供帮助。[47] 911之后,国会虽然通过了一些加强国家安全保护的法律,但是它没有对现行保密制度做出大修改。布什总统也没有对联邦保密制度做出大的变动,只是增加了四个可以定密的行政机关,其它的变化也都是在克林顿总统的总统命令的界限之内进行小的调整。不过制度的稳定并不代表实践中保密范围的稳定,法律条文的原封不动也不代表执法过程的一如既往,正如在下文要看到的,9·11之后,政府的保密信息的范围有不断扩张的趋势。[48]
四、保密行为的司法审查
在前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为了保证保密制度的合理运作,联邦行政机关在其内部就设置了各种监督和异议处理机制。但是只靠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依然有可能无法完全实现立法机关的意志并保障对相对人的有效救济,也始终不能排除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自己做自己的法官时其中立性的疑虑。所以一个外部的审查机制对于保证保密制度的合理利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些让人失望的是,虽然美国联邦法院的判例法很早就考虑了这个问题,而且后来国会也以成文法的形式肯定了法院的审查权,但是各级联邦法院却表现出一种相当消极和保守的态度。
(一)信息自由法 1.前信息自由法时期
相对于姗姗来迟的普通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来说,在普通法国家,国家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借助国家秘密的名义免于公开一定信息的特权,在美国历史的早期就得到了判例法的承认。早在1807年的united states v.burr [49]案中,法院就承认行政机关认为不适合公开的特定信息,在审判中可以不予采用。
早期的成文法对政府保密权力的考虑也要多于对公民知情权的重视。美国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就考虑了政府保密的权力。美国宪法第1条第5节第3款规定:“每院应有本院会议记录,并不时予以公布,但它认为需要保密的部分除外。”(each house shall keep a journal of its proceedings, and from time to time publish the same, excepting such parts as may in their judgment require secrecy)而且,如前所述,即使在1946年通过的,旨在统一联邦行政机关办事程序的《行政程序法》,也没有将公众利用政府掌握的信息的权利以及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等问题考虑在内。不过《行政程序法》规定每个行政机关都要在《联邦登记》上公布它的组织、办事程序以及它们采用的实体规则;除非有着好的理由来对其保密,对受到行政机关处置的人员都要公布与其有关的官方记录。这一节实际上是后来的《信息自由法》的基础。[50] 2.信息自由法有关保密的内容
1966年,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并建立一种普遍存在的公众知情权,国会对1946年《行政程序法》第三节做出修正,该修正案就是《情报自由法》的原型 [51]1946年的行政程序法规定只有行政机关的处理行为涉及到的人员才可以接触相关信息,foia则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对政府掌握的信息提出查阅请求。对于政府掌握的信息,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不过foia也明确列举了9项精确定义的免于公开的豁免,它们取代了apa中含糊的说法。修正前的apa规定:“在涉及到(1)为了公共利益,任何美国的职能要求保密的,或者(2)只与一个机关的内部管理有关的任何事项的范围内” [52]的信息可以不进行公开。注意这里并没有提到“国家安全”而以“公共利益”作为保密的实体理由。
foia规定的9种免于公开的豁免分别是:(1)为了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利益根据总统命令规定免于公开;(2)仅与一个机关的内部事务有关;(3)其它法律特别规定要予以保密的;(4)交易秘密和商业和金融信息;(5)机关内和机关间的备忘录和信件;(6)人事、医疗以及类似的会的损害个人隐私的文件;(7)执法记录和信息;(8)对金融机构进行管理的信息和(9)地质和地理信息。[53]其中第一项是“为了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利益需要,由总统总统命令特别规定的需要保密的”。[54]我们可以发现,在这9种豁免中,只有第一项豁免才能上升到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国家秘密的高度。该豁免就成为了以后美国联邦保密制度的主要立法基础。foia规定,对这些豁免要作出狭义的解释,且这些豁免在国会需要相关资料进行决策的时候并不适用。
虽然以后美国国会还通过了《隐私权法》、《阳光下的政府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等等法令,公民也可以通过这些法律来获取政府信息,但是foia目前依然是公民主要的获取政府信息的法律途径。
3.产生于foia的诉讼
在当事人向行政机关提出调阅相关资料的要求时,如果行政机关根据foia的第一项豁免授予其的保密权力而拒绝公开相关信息的话,当事人在充分利用前面提到的行政机关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之后,可能还会存在不满,这时他可以来到法院寻求进一步的救济。foia规定联邦地区法院对产生于foia的诉讼有管辖权。[55]不过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判例已经形成了一条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即只有当事人穷尽了行政机关内部的救济机制后才能够将争议提交到法院来解决。[56]所以当事人在这些案件中要先充分利用前面提到的行政机关的内部救济机制之后,才能够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foia的诉讼同美国联邦一般的行政诉讼不同。首先,被告对拒绝提供保密资料的行政机关要负举证责任。[57]法院可以不顾行政机关的判断,适用重新审理标准进行审查。[58]不过大部分的有关foia的案件,因为案情比较简单都是适用简易判决做出的,并不用进行正式的开庭审理方式。[59]实践中,专门针对foia的第一项豁免的案例不多见,而多是在进行别的诉讼时涉及到机关资料的利用时才发生。(二)国家秘密特权 [60] 如前所述,美国的判例法很早就承认政府可以基于国家秘密特权,拒绝公开特定的信息和资料。foia第一项豁免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判例法的成文化。前面所谈到的1807年的united states v.burr案是一桩有关叛国罪的案件,被告人要求调取一位将军写给总统的信件作为重要证据。但是政府指出该信件包含了国家秘密,而它的公开将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安全(national safety)带来危险,于是拒绝提供该信件。法院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对该信件中所包含的信息,法院在附带意见中承认公布该信息“将是鲁莽的,而且行政机关并不希望公开,如果这一信息对这一问题并不是直接和实质上可适用的话,它当然就将被禁止使用。”
早期的国家秘密特权只是用来禁止调用一些敏感信息,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基于该特权禁止受理此类诉讼的趋势。在1875年的totten v.united states [61]一案中,totten是一名战时间谍,他的继承人要求对totten从事间谍工作时受到的伤害从国家获得赔偿。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的特殊关系以及原告工作的特殊性质要求双方对他们的关系始终保持沉默,而且公开他们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对政府的公共职能、对个人或者对从事特务工作的人员带来损害。基于这些理由法院驳回了起诉。
不过,虽然国家秘密特权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对它的适用做出明确界定场合则是在1953年united states v.reynolds [62]案中。在这个案件中,失事的b-29轰炸机飞行员的遗孀们要求调取官方对该事件的报告以及幸存者的陈述,用来作为她们从国家获得赔偿的证据。该飞机在失事时正在执行高度机密的任务,因此政府基于国家安全、飞行安全和军事设备研发等方面的考虑,拒绝公开当事人所要求的信息和资料。法院在分析中明确承认不公布军事秘密的特权在证据法中得到了很好地建立。但是法院也指出,国家秘密特权只属于政府,同时也只能由政府主张,而且这种特权不能轻易被使用,必须通过正式的主张,由主管这一事项的行政机关首长亲自考虑之后才能够使用。法院是该特权的最后的评判人。但是它不能要求强制性的公开被审查的信息,而且如果会对国家安全会带来危险的话,即使单个法官在密室里也不能对相关秘密信息进行审查。基于这种规则,最高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的裁决,同意海军部长可以不提供相应的资料。
在司法审判中,国家秘密特权有可能带来三方面的后果。首先,如果基于国家秘密特权而阻止提供相应的证据,当事人同样可以继续诉讼程序,但是如果该证据很重要的话,就有可能阻止诉讼程序的继续进行。其次,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人因为国家秘密特权豁免而不能使用相关资料的话,就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简易判决。最后,有的时候即使当事人可以通过没有加密的信息来进行诉讼,如果法院认为相关诉讼的进行本身涉及到重要的国家秘密的话,它依然会驳回起诉。
2005年的tenet v.doe [63]一案试图对totten规则和reynolds规则做出区分。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指出,国家秘密特权只是一个证据规则,它只是用来阻止调用相关证据。如果法院想在诉讼阶段就阻止诉讼的进行,它就应当适用totten规则,而不是国家秘密特权规则。不过totten规则只有在争议事项本身构成秘密的时候才可以适用。该案反映了最高法院要求谨慎使用totten案规则的考虑。
(三)普通公民在诉讼中利用国家秘密的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存在着有限的利用政府保密信息的权利。当被告人意识到相关保密信息与其辩护有关时,他要及时向相关机关提出申请。相关机关可以要求法院秘密审查该信息对诉讼进程是否相关或有用。如果法院同意公开保密资料的话,行政机关可以向法院提出动议,请求要么只提供证明文件,承认相应保密资料会证明的事实的存在,要么只提供保密资料的摘要。当法院认为该动议不会严重损害被告人的辩护能力时,可以接受该动议。如果法院拒绝该动议,而检察部长作证如果公开该信息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可确定的损害,法院应当驳回起诉并禁止被告人公开相关信息。法院也可能只撤销与保密信息部分有关的罪状,或对与保密信息有关问题做出对美国不利的判决,或驳回当事人的证据。
同刑事诉讼不同,对美国提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则没有利用政府保密资料的权利。在前面提到的totten v.united states和united states v.reynolds案中,法院都拒绝承认当事人有权利用保密资料作为证据从联邦获得赔偿。totten案和reynolds案建立了一项原则:当事人在向美国主张合同或侵权责任的时候,没有公开军事秘密以及保密信息的宪法权利。在私人当事人的诉讼间,如果某些保密信息与诉讼事项有关的话,国家秘密特权也需要得到尊重。当法院运用这一特权理论时,它有可能会驳回起诉,或者作出不利于被告的判决。(四)国会对保密信息的利用
除了公民利用政府保密信息的问题,国会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涉及利用行政机关拥有的保密信息时,国会和行政机关也有可能就是否向国会公开相关资料发生争议,这时两个权力机关就有可能不得不求助于司法机关以获得解决。虽然信息自由法规定,行政机关基于信息自由法的豁免扣留信息的权力,不能被解释行政机关对国会扣留信息的权力来源, [66]但是司法机关对这些争议的处理显示出这里面涉及到许多政治问题,面对这些政治问题,法院往往表现出相当消极的态度。
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是united states v.att [67]案。在这个案件中,司法部要求法院禁止att公司执行众议院州际和外国贸易委员会下的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传票,该传票要求att公司提供所有行政机关为国家安全目的,利用该公司设备进行的没有经过授权的窃听活动的记录。实际上在这个诉讼发生以前,国会就与司法部进行了协商,希望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公开方案。但是这一方案始终没有产生。国会也作为被告参与了这一诉讼。司法部在这个诉讼里认为公开这些信息将对1969年以来美国所有的外交情报监视活动的泄露产生威胁,并对美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地区法院同意了司法部的要求,颁发了这一禁令。国会提出上诉,而上诉法院则发回重审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上诉法院认识到国会要求总统提供特定外交情报的问题,将涉及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政治问题。法院认为,在平衡国会的调查需要同行政机关保护国家安全的权力时,法院很难建立一个在审判中可行的标准。所以法院鼓励在两个机关间进行协商解决。
但是双方又一次协商不成,这个案件又回到了上诉法院。法院只好主动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这一次,法院否认这里面涉及到法院需要自我节制的政治问题,因为在这里并不存在可以适用的准确标准。只有当国会或行政机关有着明确的宪法权利时才可能适用政治问题原则。法院承认双方的利益需要被平衡,但是面对本案的复杂情况,法院却依然没有做出清楚的决定,而只是提出了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特定的、详细的解决方案。至于国会以后碰到的类似的问题该怎么做的问题,法院只是有些含糊地说这要看国会初步的调查结果怎么样了。[68] 总的看来,在涉及到国家秘密的问题时,无论是专门针对信息公开的诉讼,还是在诉讼中附带要解决利用国家秘密的问题,法院都表现出相当的克制和对行政机关极大的尊重。一方面这里面涉及到法院不能解决的政治决策判断的问题;另一方面,平衡公众的知情权和国家的安全需要其实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克制和对行政机关的尊重,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将皮球踢给了行政机关,让它来承受各方面的压力。
五、美国联邦保密制度评论及对中国保密制度的反思
尽管通过信息自由法、隐私权法、阳光下的政府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等途径,在非国家秘密领域限制行政机关保密权力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近年来,美国政府主张国家秘密特权的案件以及根据这一特权驳回起诉的案件数量都在不断上升,这反映出国家秘密特权的扩张趋势。[69]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的保密制度已经发展成一个精细复杂的制度,但在操作中,在限制行政机关过于宽泛的保密权力以及遏制过度保密的倾向方面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国家秘密特权的存在和发展对民主政治和分权制度以及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都有着很大的不利影响。对公众而言,保密制度的存在和过度保密会使公众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都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进行认知,从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而且,先广泛地对各种信息进行加密,然后有选择地公布有利于实现特定决策目标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行政机关可以操纵公众舆论的走向从而扭曲民意的表达。在分权原则方面,当国会进行决策时却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参考的话,它势必无法很好发挥其职能。但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事项却恰恰更需要谨慎地决策,需要在充分审议和讨论后再做出决定。
保密制度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损害也可能是很严重的。在前面提到的reynolds [70]案中,行政机关成功地利用国家秘密特权拒绝公开了相关文件。很多时候行政机关对一些信息进行加密并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安全的考虑,而是为了掩盖行政机关的难堪、无能、腐败和对法律的违反,可是外人却无从知道行政机关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当50年后reynolds案所涉及到的信息和资料被解密后,当事人发现其实这里面并没有涉及到什么保密信息,这份报告谈到了军方工作的失误,对这份报告进行保密实际上更多地是为了掩盖了军方工作的不足。[71] 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和节制反映出,即使在一个高度重视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的国家,对国家秘密和保密制度的适当运用和控制也是一个无法轻易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平衡公众的知情权和国家安全需要之间,并没有一个能够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统一标准,需要在实践中针对具体情况不断地调整。
美国联邦保密制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无疑能为中国保密制度的发展提供许多经验和教训,但是想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思考自然必须要在对中国保密制度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进行,这超出了本文的能力范围。但是在对两者的比较中我们还是能发现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首先,美国国会从未对保密制度制定任何立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从1988年便问世。但后者在规范政府尤其是行政机关保密活动,保护公众知情权、推动政府活动透明化方面作为甚少。其次,美国的保密制度主要是依靠行政机关的自我立法来建立和不断调整的,这和中国保密制度的实践基本类似。但是,在美国保密制度发展历史上诸多总统命令的出台,往往标志着在政府透明化、扩大公众知情权的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进步,行政机关的自我立法并没有成为阻碍这一进行程的不利因素。相反,我国行政机关的诸多涉及保密制度的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既难以为公民知晓,也远称不上是公民接触政府信息的方便途径。即使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其实施半年来的情况看,也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保护公众知情权的问题,甚至对《条例》是否建立了普遍的公民知情权也是存疑的。第三,美国的行政法制度一度以司法审查为特色和中心,但是在保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司法机关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但这也没有妨碍行政机关不断改变过时的保密制度,不断地更好地平衡公众知情权与政府保护信息的需要。这些反差说明没有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仅靠纸面上的立法并不能实现立法者的目的,甚至在立法越多的情况下,公民的实际自由和权利却会出现越来越少的情况,从依法治国堕落为以法治国。希望通过本文对美国联邦保密制度经验与教训的介绍能够为改变我国保密制度这些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解决这些政府透明化进行中的问题提供一些帮助
第五篇：贯彻学习刑事证据新规
贯彻学习刑事证据新规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12月10日。汪清县公安局在六楼会议室召开县公安机关学习“两个规定”，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大会。
受县公安的邀请，汪清县人民法院指派刑庭审判员史磊，结合我省、我县刑事案件办理是实际，有针对性的讲解辅导了“两个规定”，大会由县公安局指挥长高峰主持，县公安局领导、法制处主管领导、各派出所干警，共150人参加了大会。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质量问题尤为重要，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绝对不容许出任何差错。这就要求执法人员从源头和基础工作上切实把好事实关、证据关。《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依法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明确规定了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规则。第33条对如何依靠间接证据定案作了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部分刑事案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收集到或者无法收集到直接证据，但如果全案间接证据符合本条所列要求，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甚至判处被告人死刑，当然需要格外慎重。第二，强化了对死刑案件量刑证据的严格把握。第36条第1款明确规定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除审查自首、立功等
法定情节外，对案件起因、被害人过错及被告人平时表现等酌定量刑情节也需重点审查。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对象突出了重点：第一是突出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证据，除了非法言词证据，还有非法实物证据。突出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第二，明确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启动这一程序的初步责任应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以避免不负责任地随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的情况。第三，明确了应由控诉方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第四，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既避免了动辄要求讯问人员到场，也保证了讯问人员必要时就其执行职务情况出庭作证，有助于便捷、有效地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
这两个规定对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于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准确执行国家法律，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个规定的颁行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是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切实把两个规定贯彻好、执行好，对于进一步提高执法办案水平，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素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培训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在今后的办案中我们要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法律、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始终把确保办案质量作为司法工作的生命线，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牢固树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念，严格执行两个规定，讲事实、讲证据、讲法律、讲责任，确保办案质量，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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