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神庙里的京师大学堂校舍

第一篇：马神庙里的京师大学堂校舍

马神庙里的京师大学堂校舍

京师大学堂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国第一所由政府创立的最高学府。大学堂引进了当时西方的教育理念，改变了过去以“四书五经”为主的传统教育方式。在学堂建立之初，由于时间紧迫，曾借地安门内的马神庙官房作为暂时校舍。那么，最初的京师大学堂校舍是如何定址？其筹备过程又如何呢？我们可以从当年清政府内务府档案中看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京师大学堂的大门

校舍落户马神庙

早在戊戌变法两年前，就曾经有人提议筹备建立京师大学堂，但当工部尚书孙家鼐把筹备学堂的奏折呈给慈禧后便不了了之了。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变法维新”谕旨后，开办京师大学堂才被正式提到日程上。没过多久，光绪皇帝再次颁发谕旨，催促军机大臣等迅速办理开办京师大学堂之事。随后《大学堂章程》议定，光绪皇帝委任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五月二十九日（7月17日），孙家鼐建议借鉴日本最初开设学堂的办法，在没有正式校舍之前，先暂借一处房屋招收学生，并请求再借空闲的房室一所，暂充学舍。这个建议被光绪皇帝采纳，当日颁下谕旨，将此事交予督办大学堂工程的庆亲王奕劻和礼部尚书许应骙共同办理。

奕劻和许应骙调查后奏报：在地安门马神庙有空闲的府第一所，房间尚属整齐，院落比较宽敞，只要略加修葺，就可作为暂时开办大学堂的处所。随后，光绪皇帝指定这项工程由内务府总管大臣负责。从内务府向光绪皇帝汇报的情况来看，当时马神庙的房舍有430多间，但因年久失修，不堪使用。于是，内务府通知大学堂负责人会同查看，以确定学堂规模及修葺房屋办法。六月二十八日（8月15日），孙家鼐率同总教习丁韪良及司员前往马神庙查看，并拿走了房间图样。七月初二日（8月18日），内务府总管大臣向光绪皇帝汇报办理经过，随即开始监督饬令工匠准备开工。

资金紧张 艰难改建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六日（1898年8月22日），孙家鼐将房间图样送回，并提出修理要求。因学堂校舍属于暂借使用，所以仍需按房屋原先的规制进行相应修葺。具体的做法是：对渗漏的房屋勾抹防漏，补砌倒塌的屋墙，修补残缺的门窗，刨除积土，修理完毕后便可移交大学堂接收。除修理之外，还要根据大学堂需求进行部分改建和建造。

大学堂校舍如果全部修造齐全，需添设房舍130余间。时间紧迫，内务府接文后，一面监督饬令厂商按照图样赶紧开工，一面估算各项工料钱粮。原本预计各项物料共需实银11万两，但在承修司员核减后，减少了三成。由于库款支绌，内务府总管大臣再次核减经费，最终需实银6.93万两。七月十八日（9月3日），内务府总管大臣上奏光绪皇帝，请求将这项钱粮由户部照数拨给。由于校舍急用，需添加人工赶办，而户部所拨钱粮如果分期给银便会耽搁工程，因此内务府总管大臣请求户部将所有银两全数拨给。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孙家鼐率同丁韪良又一次前往马神庙进行查看，丁韪良对原定的房间修理方案进行了修改补充。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内务府总管大臣上报改修续修工程情况，同时监督饬令匠役全部按照式样进行建造，给学生营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就在奏报的当日，“戊戌政变”发生，光绪皇帝被幽禁，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八月十一日（9月26日），慈禧正式颁布上谕，废除变法各项条款，只有京师及各省会大学堂可以继续开办。九月二十七日（11月10日），内务府总管大臣奏报，马神庙官房旧有的正院和西院房间、添建的房间都将告竣，打算先交大学堂接收。东院添建的房间正在赶办，等到工程竣工后再行移交。至于原定购买附近院落的问题，便交由管理大学堂的大臣酌情办理。至此，最早的京师大学堂校舍基本修建完成。孙家鼐接收大学堂房屋后，立即派办事人员移驻学堂，开始了招生事宜。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7月17日 总第2787期 第四版

第二篇：严复与京师大学堂辞退洋教习事件

严复与京师大学堂辞退洋教习事件

郭卫东

 2012-05-04 09:39:11

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

内容提要：1902年2月，京师大学堂出现重大人事改组，以西学总教习丁韪良为首的洋教习被全部解聘。至此，西方传教士对京师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告终。而严复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扮演了不为人所知的重要角色。严复的设计既有防止外人操控中国教育主权的考量，也有本人进退因素的考虑。

关 键 词：严复 京师大学堂 洋教习

作者简介：郭卫东(1955-)，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北京100871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戊戌变法时成立仅两年的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局势平息。9月20日，作为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急切致函主持北京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呼吁“从速规复”大学堂①。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恢复，户部尚书张百熙出任新的管学大臣。孰不知，一个多月后，张百熙却提出对包括丁韪良在内的大学堂洋教习全部辞退。这委实是重大举动，自此，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的西学总教习一职被取消，西方传教士对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至此告终，同时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到东的转变。于此，曾有文论及②。

张百熙提出的解聘理由是办学经费困难，但解聘洋教习的同时，又聘请了新教习，还要支付洋教习的解聘费，实际上所费更多。那么，解聘洋教习的直接起因究竟若何？张百熙原为户部尚书，对大学堂的具体人事了解有限，为何有此雷霆之举？近来阅读严复书信，疑惑有了解答，原来，严复是解聘事件的幕后发起人。1902年2月5日，严复给张元济的信中披露：“复(严复)抵京之次日，即往谒张，首以必去丁韪良为献。”③严复与张百熙此前并无深交，却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匆忙拜会张百熙，可见，此乃严复北京之行的首要任务。而去除丁韪良的献议在严复当事先有所策划。此时，正出现丁韪良等洋教习与张百熙为薪水事闹得不可开交，严复选择此一时机提出罢丁，可谓适逢其时。当然，因丁韪良的地位，此举也将令中外朝野均感震动。丁韪良系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50年到中国，1869年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④。1898年，经光绪谕令出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着赏给二品顶戴，以示殊荣”⑤。鉴于丁韪良等洋教习在朝野中具有的能量与影响，对严复的开缺建议，张百熙“有难色”，最直接的担心便是由此引出列强交涉乃至国际争端。是时，庚子事变刚过，朝野上下对列强噤若寒蝉，张百熙有此顾虑亦在情理。严复却鼓励：“此无虑也；天下无以延师课徒，而启国衅者，尚书复何虑乎？去则留，留则留。”但严复也提醒：“惟切戒此后以延募教习托各国公使，为此者是自寻胶葛，且万万不得良师也。”⑥

严复的告诫并非多余，在戊戌年京师大学堂聘请西洋教习时，就曾出现多国干涉的情况，除“俄、法使已屡言之”外，意大利驻华署理公使萨尔瓦葛(Marquis Giuseppe Salvago-Raggi)还照会中方：“各国言语教习内，并未载义国言语教习。此系遗忘无疑”，强求聘用意籍教习。意使为此与总理衙门“哓渎不休”；称此事已引起意政府关注。德国驻华公使海靖(Herr von Heyking)也“龈龈辩争”，语带威胁地提出“大学堂须聘请德国德文教习者三，专门教习二。于中国大局，实为幸甚”。⑦而在此时，正发生洋教习的索薪**，丁韪良也发出恫吓：“此事如不照办，各国钦差必差人交涉事件，遂致贵部来信，彼时恐多争论，反为不美。”⑧严复在这关键时候却认定，列强不会干预，此一判断是建立在对是时国内外情势准确分析之上的，也给张百熙等下决心提供了信心和助力。

应该说，严复罢免洋教习的建议既有公意的因素，也有私意的成份。从公意一面说，庚子后，中华民族主义思潮勃兴，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国家教育自主权所在和中外观瞻所系，自然不能允许外人过多染指。有鉴于此，即便是受传教士影响很深并曾任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中文秘书的梁启超亦很不客气地评说洋教习：“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国家岁废巨万之孥，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⑨。时论对受教者也多有检点：“同文馆之设所以广方言储译才也。前岁洋兵入京，此辈半为所用，稍知自好者，尚能不忘本来。其不肖者，遂乃依恃洋人鱼肉闾里，甚至凌侮朝官，目无法纪。国家岁糜巨款，培植多方，而所得人才乃至于此，殊堪痛恨”⑩。这也是庚辛后，中方约束外人干预中国教育的一大张本，防止培养洋奴。除民族主义的考量外，传教士被替代还有职业原因。教士的本职是传教，其从事教育，自来便不专业。此即严复提到的所谓“不得良师”的问题。严复的立论反映了国人民族主义的情绪。

从私意一面说，严复此时对就职大学堂有很大兴趣。而此就职，很大程度上须以西人教习特别是丁韪良的去职为前提。此时，在京城流传两种有关严复的说法，一是称拟以严复为吴汝纶的副手：“自复振大学命下，冶秋(张百熙)尚书之意，甚欲得吴挚甫，而以复(严复)辅之。”(11)就是说，以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而以严复为副总教习。吴汝纶为桐城派大家，曾任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权臣的幕僚，并长期主持莲池书院等，门生故吏遍天下，为中外朝野共誉的人物，又对西学早有兴致，“候官严幼陵先生博学能古文，精通外国语言文字，所译西书，自译书以来，盖未有能及者，而必就质于先生(吴汝纶)，先生每为审正”(12)。严复自视甚高，但对吴汝纶仍是高看，两人相交甚久，严译《天演论》便由吴作序，严复为此感激：“凡此皆受先生(吴汝纶)之赐也。”(13)严译《原富》更请吴汝纶作文字修改，“因文字芜秽，每初脱稿时，常寄保阳，乞吴先生挚甫一为扬榷”(14)。吴、严相互推许，早在戊戌年，吴汝纶就推荐：“大学堂总教习，若求中西兼通之才，则无以易严幼陵”(15)。以严、吴之关系，严复是想谋得此差的。严复对大学堂的状况也深感不满：“新政以大学堂为鲁灵光，然观其所为，不亡亦仅耳。”严复想在大学堂有所作为，改变旧貌。但与严复跃跃欲试的姿态相反，吴汝纶却对就职大学堂推三阻四，“顾挚甫乡思甚浓，固辞不就，尚书至踵门长跽以请，吴不为动也”。就连张百熙以尚书之尊，登门跪拜以请，吴汝纶也不为所动。严复抵京后，试图说动吴汝纶，当即拜访，“叩吴所以”，吴汝纶给出几条理由，一是“家事放纷，非归不了”；二是“又经丧乱，精力短耗，若张必强我，恐不得生归乡园，复上丘墓”；三是要为李鸿章整理遗文，以答谢李鸿章在世时的厚待。而以严复私下测隐，认为吴汝纶不愿就职应该还考虑到“京中人众，新少旧多，而决大学成效之不可，不欲以是累其盛名，为晚节诟病耳”。为推吴汝纶出山，严复还致函相交甚深的吴汝纶女婿王子翔，要其劝“以舍己为群之义”，此劝能否奏效，严复没有把握，“不识可撼与否”。严复认为，吴汝纶的强项在于能通新学和旧学，“此老无他长，但能通新旧两家之邮而已，张尚书必言得之，固无讶也。昨又闻冶老拟请三品京朝官待之，吴未必为此动，然亦未必终不就耳”(16)。后来的事态完全按照严复的估计发展。

严复对吴汝纶的劝驾和对丁韪良的罢免建议，与其本人的进退相联。此时还流行另一种说法，“外间诸人皆以洋文总教荐复”。就是以严复来替代丁韪良作西学总教习，严复出生在中西交会的前沿地带福建侯官(今福州)，15岁(1867年)入马尾船政学堂，这是清朝第一所具近代教学内容的军校，赴英留学归国后又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任职，不但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更被公认为是当时对西学了解最多的中国人，“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溶中西为一治者，独执事(严复)一人而已”(17)。严复以华夏译介西学无出其右的资格出任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当不是逾规非分之想。而严复欲出任西学总教习，原总教习丁韪良必须挪位，不如此，严复不能就任。严复建议罢免丁韪良，本身当有这方面的考虑。其实，严复并非对洋人管理完全排斥，此前，严复给张元济的另一封信则对洋办有不一样的评价：“庚子一变，万事皆非，仰观天时，俯察时变，觉维新自强为必无之事。凡一局一地，洋办则日有起色，华办则百弊自丛，竟若天生黄种以俟白人驱策，且若非白人为主，则一切皆无可望也者。所闻所见，惟此最为可哀。支那气象如此，谓将能免于印度、波兰之续，吾不信也。顽固欲为螳螂，吾辈欲为精卫，要皆不自量力者也。”(18)可见，对丁韪良的去除，不完全因其是洋人，更主要的与严复的切身利益有关，与严复彼可取而代之的意图有关。

但严复也认识到个中阻碍重重。首先是张百熙及其周边人的态度，张百熙尽管在广东学政任上因举荐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遭“滥举匪人”的纠弹，受革职留任处分(19)，其具趋新倾向是毋庸赘言的。但其主体思想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在1901年10月24日有奏：“现在朝廷欲图自强而其最要首在培养人才，往年京师设立大学堂因乱而废，臣愚拟请将该学堂改隶国子监，国子监旧设南北两学，仿胡瑗以明经治事分课生徒；大学堂则中西并课，然轻其所重，重其所轻，用意不无一偏之弊。夫国子监向称太学，太学者，大学也，一都之中，岂容有两大学，重规叠矩，意见参差，此无怪学术之多歧，而人才之不出矣。欲救其弊，莫如善定其制，欲定其制，莫如首定其名，若将国子监衙门正名大学，举大学堂及南北两学一并归入，就监署拓而广之，并请简派管学大臣，视从前总理之职，应由政务处王大臣会同管学大臣悉心筹议，并招集京外通博之才，酌采中西有益政治，各种学问严定章程，重在中学，而以西学辅之。实事求是十年之后，必有人才出乎其间，此今日第一要政也。”其“重在中学，而以西学辅之”的理念明显与严复有所区别。同时，张百熙还奏：“将同文馆改隶大学，并请简派专员办理提调事宜，外务部事繁不必兼领，所有肄业各生须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不徒取其通晓译事。”(20)严复等以“通晓译事”见长，张百熙却不以为然。张百熙等也曾就京师大学堂如何办理问计于严复，严复建议：“请设四斋：一正斋，从西文入手，驯至头等学业，以待少年之俊与各省学堂所送之高才生；二附斋，以中语演译西文，专讲西史、理财、立法、交涉诸科，以待年稍长之京朝官；三外斋，募自备资斧游学外洋已得学凭子弟，课以中学，如掌故、词章之类；四改同文馆为外交学堂，以言语、公牍、国际课之，以备外部出使之取材。”将严复的建议与张百熙的奏折比较，不难看出，除了第四条有关同文馆的内容两相符合外，严复的其他建议均太过于偏重西学，坊间曾以严复和林纾这两位同属福州籍的大学者作比：“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21)西学是严复在当时国人中人缺我有的最强项，故其格外强调，但与张百熙等的中体西用理念不尽相符，严复在与张百熙等接触后也感到，“张与沈、胡诸公皆韪吾说；沈小沂、胡梅仙二者，张尚书之良、平也”。严复归罪于沈小沂和胡梅仙，其实，严复与张百熙在办学理念上自有差异。所以，当外间有人以西学总教习推荐严复时，张百熙“尚未面及”。(22)

张百熙的回避，或许还与其对大学堂的职缺安排有关。京师大学堂成立时，在总教习问题上，即存在两种设计，一是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提出的分设中学和西学总教习，聘用国人和西人分任中西总教习的方案(23)。另一是梁启超代拟而由总理衙门入奏的只设一名总教习，并由中国人出任的方案，理由是大学堂“既中西并重，华人容有兼通西学者，西人必无兼通中学者”(24)。后因孙家鼐出任首任管学大臣，故大学堂成立时采用的是前案，即分设总教习，以许景澄出任中学总教习，丁韪良出任西学总教习。庚子年后，张百熙接掌大学堂，却放弃孙家鼐的方案，而回复到总署方案，就是只设总教习一人。

京师大学堂内部人事复杂，局外人出任必多障碍，这一点，严复早有预料。“刻旧之提调、总办诸人则以谓大学复兴，此为彼辈应得权利；不敢公然自言，则数数唆丁韪良日用总教习钤记，促张开学。地方、办法、师徒，一切必仍旧贯，且出要挟之言，张为大窘。”严复感到对其出任，“颇觉谮者必多，未必果尔。”对此，严复以其惯有言词自我解嘲，“使复而不为总教者，其不幸自在大学，于复无所失也；不独无所失，且甚得也”。(25)语虽自傲，内中也有些许道理。而且，可以体察出，严复对出任大学堂职任不抱太大希望，内心忐忑不安。

果如严复所料，2月13日，张百熙推出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最大的人事改组计划。其对总教习的选择尤为慎重，在张百熙的心目中，因为没有专设西学总教习，所以，该总教习必须兼通中学和西学，也因此而来，在推荐直隶知州吴汝纶为总教习时，要特意强调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在保举湖南试用道张鹤龄任副总教习时要强调其“学识宏富，淹贯中西”。先前传言的由严复出任副总教习的说法落空。张百熙同时保举候补五品京堂于式枚为总办，翰林院编修李家驹及工部主事赵从藩为副总办(26)。在上列保举名单中，没有严复的名字。同日，朝廷批准张百熙的荐请。张百熙的措置是对孙家鼐分设中西学总教习设计的修正，而回归到只设一位总教习。此设计中，没有西学总教习的职缺，严复出任“洋文总教”的企望也无从实现。

应该说，因与自身利益相关，严复此时对大学堂的人事变动格外关注，信息也相当灵通，张百熙的保举折是2月13日递上，而其对洋教习的解聘折是2月16日才提出。但早在这之前的2月5日，严复就已获知：“刻闻已拟将七教习辞去，独留丁。补给前此停薪，须银四万余两，此事由小沂办理矣。”(27)2月16日，张百熙在完成对新人事的布局后，谋定而动，断然提出对所有洋教习“一概辞退”，“惟现在大学堂开办需时，各洋教习闲住一月，即需月修金。大学堂经费无多，不能不设法樽节。是以将各西教习不论去留，目前一概辞退”(28)。在张百熙的解聘方案中，并不如传闻那样，解聘其他洋教习、独留丁韪良，而是采纳了严复建议，将丁韪良也一同解聘。

严复虽未能出任大学堂的副总教习或西学总教习，后只是出任大学堂译书局的总纂，但其开缺洋教习的建言却能奏效。此举意义非浅，不仅实现了京师大学堂屏除西人直接干预的局面，而且初步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欧美而日本的转变。自此，西人在京师大学堂中的地位不再，转而由日本教习担纲，日本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和法学博士岩谷孙藏等被聘为教习。这并非京师大学堂独然，而是那个时代日本对华影响渐行渐大的趋势实录，是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由日本转手的时代背景的表现。当然，这又绝非严复所能料及。

吴汝纶后来勉强接受总教习职，却提出要去日本考察，但结局不妙。对此，严复亦有记述：“挚甫先生东渡后，鄙处未蒙一书，言动起居，只从报纸得其梗概，然未敢遂以为实。近者因同行伴侣稍稍先归，于是辇下哗然，谣诼蠡起。其所指为先生罪者，不肯具仪以谒孔像，一也；谓四子六经可以竟废，二也；耸诱留学生以与蔡公使冲突，三也。夫谒像废经二事，籍令有之，皆足诧怪，而言各有当，先生不任咎也；乃至耸诱学生抵其使者，则不待辞毕，吾能决知其必无。贤者处世，与其文章正同，大惭则大好，倘不为流俗之所怪，也不足以为先生矣。”据记，张百熙还曾面告严复，说掌握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荣禄对吴汝纶也“深相督过”。严复听此消息后，不以为忧，反以为喜。因为大学堂总教习的职缺，本来就不是吴汝纶“所乐就者，顾张尚书以其名重而要之，造膝长跽，促促卑谨，虽先生始终未尝一诺，然以牵率之殷，事诚有欲辞而不得者，乃今都下要津，皆谓先生不可为师矣。不可为师而去，正其宜耳，是先生终幸脱此桎梏，此吾所以为先生喜也。嗟乎!臧纥祀爰居以鼓钟，叶公见真龙而惊走，吾早知其势之不得长，蚍蜉撼树，乌足为先生病乎?”见人所未见，真是对吴汝纶的至交深论。从吴汝纶的境遇，严复还联想到自身就任大学堂译书局后的经历，“复之初来也，人人自以为得大将，乃今亦少味矣。然窃以是自庆，盖不为世俗所崇拜者，亦不为群小所抵险也”。(29)显见得，即便在京师大学堂此类“新式”机构中，除旧布新者也仍是步履维艰。

注释：

①《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为请派大臣归复大学堂事致庆亲王申呈》，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②详参拙作：《西方传教士与京师大学堂的人事纠葛》，《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③严复此信落款为“除夕前二”，《严复集》的编者认为此信应作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2年2月5日)。见王栻编：《严复集》第三册，书信，中华书局1986年，第547页。

④(美国)丁韪良：《花甲忆记》，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3-305页。

⑤陈宝琛等纂修：《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第四二二卷，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32页。

⑥(11)(13)(14)(16)(18)(22)(25)(27)(29)《严复集》第三册，书信，第548页，第547页，第520-521页，第537页，第531、547页，第544-548页，第547-548页，第548页，第547-548页，第580-581页。

⑦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2-325页。

⑧⑩(26)《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99-100页，第119页，第111-113页。

⑨梁启超：《学校余论》，《论师范》，沈鹏、张品兴等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2，29页。

(12)汪兆镛辑：《吴先生行状》，《碑传集三编》卷三九，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092-2093页。

(15)徐寿凯，施培毅点校：《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第140页。

(17)《严复集》第五册，著译日记附录，第1561页。

(19)《康有为构乱始末》，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二，南昌退庐民国二年刻本。另见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卷一，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20)王彦威辑：《西巡大事记》卷十，民国铅印《清季外交史料》附刊本。

(2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273，第四八六卷，中华书局1976-1977年点校本。

(23)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第六册(学校上)，上海书局光绪二十四年石印本，第17-20页。

(24)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410-412页。《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3-40页。

(28)《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113-115页。另案：严复所提到的补薪也是当时与洋教习交涉的重要事项，最后是按照合同补发洋教习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起至二十七年十二月止的薪金，辞退之日另给三个月的修金并川资百两。

第三篇：大家都知道京师大学堂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的前身

大家都知道京师大学堂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的前身，在成立之初和现在的北大一样，受到全国关注。它的成立实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我们可以根据他去解读近代中国的历史，明白自强的重要性。这个学堂本身就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肩负着当时中国人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大学。1894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他们蓄谋已久的战争，中国失败啦，败得一败涂地，日本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是一头睡狮。最后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尽是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建设工厂。而李鸿章还自诩这是自己签的没有割地的条约，其实这个条约对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拒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斥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变法等主张，发动了“公车上书”。这次上书,遂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这次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办，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舆论的中心。1897年冬天，严复在天津创办《国文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传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和组织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渐开。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刊物19种。到1898年底，学会、学堂、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抢占胶州湾，英国租借后来被称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全国人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式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总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为变法做了直接准备。在维新人士和帝党的准备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这其中的得到实施并发展的只有创办京师大学堂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京师大学堂遭受破坏。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1904年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

陈天华传遍神州的《猛回头》曾经提到京师大学堂：“他且莫讲，京城修一个大学堂，要费三十万银子，政府说费用大了，至今未修。皇太后复修颐和园数千万银子也办出来了。每年办陵差，动辊数百万，亦是有的。独有这三十万，难道说寻不出呢？”

民国成立后，翻译《天演论》的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但校内山头林立，派系纷繁，严复没干几天，就被人批评抽鸦片，不得不掩面下台。其后，北大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任校长：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大都因人事问题，板凳没坐热就走人。

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官气较重，因为自国子监、科举制度被取消后，很多人都以北大（京师大学堂）为科举的替代品，以此为仕途捷径。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使北大呈现了完全崭新的气息

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一直注重科学研究，是中国科学研究重地，科学氛围浓厚。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从而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乃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主”、“科学”也成为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词汇。这样的历史经过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传统，北大师生也不断的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并付诸实践

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变法自强，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京师大学堂就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诞生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京师大学堂遭受破坏。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1904年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1917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京大学从此日新月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汇聚三校菁华，以刚毅坚卓精神，维系中华教育命脉。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返回故园，于1946年10月正式复学。1917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京大学从此日新月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汇聚三校菁华，以刚毅坚卓精神，维系中华教育命脉。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返回故园，于1946年10月正式复学，创造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奇迹。

尽管大学堂的“酝酿”确实早于“戊戌变法”的伊始，但是决不能说他不是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并且是直接且优秀的产物，成为了变法的唯一幸存者。而且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慈禧为了维护皇权，他必须依靠忠于他的的顽固派与保守派。但在领导权益外的各项事业中必须依靠新人去办。因为原有的老臣虽有衷心，但却无办事能力，于事无补。而新的人才旧办法是培养不出来的，只有改用新法。同文馆与大学堂同属于新式学堂，并且京师大学堂后来居上。因此，他过去肯定并支持同文馆，而今肯定支持京师大学堂。为此，她突破了变法的新框架，是大学堂为其所用。大学堂成为培养人才之地，除京师及歌声兴办外，州府设立小学堂。因此慈禧保留大学堂并未偶然，而是由深层考虑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学堂被保存了下来。

京师大学堂自成立到1946年，经历了风风雨雨，见证着中国有被侵略到胜利，血洗了百年的耻辱。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从1840鸦片战争开始卷入了灾难之中，在水深火热的夹缝中自强起来。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时候，建立了中国的大学。它是关中国人的希望。他培养了无数优秀的人才，让我们的民族焕然一新。这里让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自强起来。

第四篇：伽马神的故事

伽马（约1469～1524）

Gama，Vasco da

葡萄牙航海家，从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航海路线的开拓者。又译达·伽马。生于葡萄牙锡尼什，卒于印度科钦。青年时代参加过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战争，后到葡宫廷任职。1497年7月8日受葡萄牙国王派遣，率船从里斯本出发，寻找通向印度的海上航路，船经加那利群岛，绕好望角，经莫桑比克等地，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南部卡利卡特。同年秋离开印度，于1499年9月9日回到里斯本。伽马在1502～1503年和1524年又两次到印度，后一次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伽马通航印度，促进了欧亚贸易的发展。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前，欧洲对印度洋沿岸各国和中国的贸易，主要通过这条航路。这条航路的通航也是葡萄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在亚洲从事殖民活动的开端。

Gamma，汉语音译为“伽马”。

数码图像中的每个象素都有一定的光亮程度，即从黑色（0）到白色（1）。这些象素值就是输入到电脑显示器里面的信息。但由于技术的限制，纯平（CRT）显示器只能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输出这些值，即：输出＝输入X伽马。

在不加调整的情况下，多数CRT显示器都有一个2.5的伽马值，它的意义是：假如一个象素的光亮度为0.5，在没有颜色管理应用程序的干预下（*），它在显示器上输出的光亮度只有0.18(0.5X2.5)。对于液晶显示屏（LCD），特别是笔记本电脑的LCD来说，其输出的曲线就更加不规则。一些校准软件或硬件可以让显示屏输出图像时按一定的伽马曲线输出，例如Windows常用的伽马值为2.2，这几乎与人类视觉的反应相反。sRGB和AdobeRGB颜色也是以2.2的伽马值为基础设立的。

达·伽马

达·伽马于1497年起航，率领四艘船只，共计170多名船员，其中包括会讲阿拉伯语的翻译。探险队最初向佛得角群岛航进。随后，达·伽马没有沿着狄亚斯航行过的非洲的海岸线而是向大西洋远航，航线几乎是直线向南。他向南行进了很长一段路线后。朝东转去，到达了好望角。这是一条优选的航线，比沿海岸下行要快，但是更需要拚搏精神和高超精湛的航海技术。由于达·伽马选择了这条航线，有九十三天从他的航船上望不见陆地——比哥伦布航线多用了两倍半的时间还不止，令人叹服！

9月22日，达·伽马绕过好望角，随后又沿非洲东海岸上航。在向北航行的路上，他在几个穆斯林控制的城市停留过，其中包括今日肯尼亚的蒙巴萨和马林迪。在马林迪，他找到了一个印度引航员，为

他引航三十天，从阿拉伯航海至印度。1498年5月20日，大约在离开葡萄牙十个月之后，达·伽马到达卡利卡特——印度南方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卡利卡特的印度君主扎莫林一开始对达·伽马表示欢迎，但是他很快就感到失望，因为达·伽马赠送他的礼物全是些便宜货。这连同对先前控制印度洋贸易航线的穆斯林商人的仇恨一起，使得达·伽马未能与扎莫林达成一项贸易协定。但是当达·伽马在八月离开卡利卡特时，他在东道国君主和一些印度人面前炫耀他的一船优质香料。返航比出航更为艰难。穿越阿拉伯海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许多船员都死于坏血病，最终有两艘船安全返航：第一艘于1499年7月10日到达葡萄牙，达·伽马自己的船于两个月后到达。总共只有五十五名船员——还不到起程时船员的五分之一——在这次返航中幸存下来。但是当达·伽马返回里斯本时，他和国王都正确地认识到了他的两年航行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六个月后，葡萄牙国王派遣了一支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为首的追踪探险队。卡布拉尔如期到达印度，途中发现了巴西（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其他葡萄牙探险家可能在此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巴西），载着一大批香料返回葡萄牙。但是喀夫拉尔的船员有些在卡利卡特遭到杀害，因此，1502年瓦斯科·达·伽马奉命率领一支有二十条航船的舰队去那里执行讨伐使命。

达·伽马在这次探险中的行为极其残忍。他一离开印度海岸，就捕获一条过路的阿拉伯航船，把船货卸下来就在海上连人带船一起烧掉，所有船上的人——几百人包括妇女和孩子——都被活活烧死。达·伽马到卡利卡特后，蛮横地要求扎莫林把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都从这个港市驱逐出去。正当扎莫林犹豫不定之时，达·伽马就捕杀和致残

了三十八名印度渔夫，随后就对这个港市实行轰炸。扎莫林虽极其愤怒，但却无可奈何，只得答应了达·伽马的要求。归途之上，达·伽马在东非建立了一些葡萄牙殖民地。

由于这些功绩，葡萄牙国王重赏达·伽马，授予他各种头衔，赠给他许多财产、津贴及其他金融奖。达·伽马直到1524年才返回印度，新上任的葡萄牙国王任命他为总督。他到达印度几个月后一病不起，于1524年12月去逝。后来他被重新安葬在里斯本附近。达·伽马结过婚，有七个孩子。

瓦斯科·达·伽马航海的基本意义是他开辟了一条从欧洲到印度和远东的直接航线，其影响许多国家都能感觉出来。

从短期来看，它对葡萄牙的影响最大。通过控制通往东方新的贸易航线，这个位于文明世界边远地区的国家，不久便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而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葡萄牙人迅即在印度周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他们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非洲及其它地区均设有前哨站，这当然是对他们在巴西租界地和在非洲西部殖民地的巩固。甚至早在达·伽马之前他们就拥有在巴西的租界地，在非洲西部建立了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中有几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还被葡萄牙人所把持。

瓦斯科·达·伽马对一条通往印度新贸易航线的开辟，使从前控制印度洋贸易航线的穆斯林商人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这些商人不久就被葡萄牙人彻底击败并取而代之。而且从印度通往欧洲的陆地上贸易之路变得荒凉冷落了，因为走绕过非洲的葡萄牙海路比较便利。这对于先前控制东方贸易的土耳其人和意大利贸易城市（如威尼斯）均有害无益。但是对欧洲的其余地区来说，这意味着来自远东的货物

` ╭★

╭┛ /

╰┈┛.

第五篇：神眼马玉林简介

神眼马玉林简介

马玉林(公元1906～1981年)男，汉族，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生于赤峰县建昌营长胜沟村，后迁居元茂隆村。幼家贫，12岁给财主家扛小活、放羊。放羊时习练辨踪、码踪本领。他虽未念过书，但很聪明，他以羊的大小、肥瘦、毛色、特性等体征为依据，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比较、琢磨，练出一手看蹄印，就能联想出羊的体态特征的硬功夫。所以他放羊很少查数，只要跟在羊群后面看蹄印，便知是否丢失，或丢了哪只，顺蹄印追踪，不论远近，准能找回。从此，他除常常找回自家的失羊外，也常帮助乡亲们找回丢失的牲畜。

由于他对踪迹有异乎常人的敏感，渐渐地不但能追踪牛、马、羊，对人的脚印也极感兴趣，通过辩认人的足迹，就能判断出人的性别、身高、胖瘦、年龄、体态。

1959年农历腊月廿九日夜里，赤峰市公安局接到水地乡供销社分销店被盗报案，侦察人员在现场发现两种可疑足迹，追踪到门外就杂乱无序了。大家向刑警队长史海滨推荐马玉林，于是把他请到现场，他量量两个足迹，反复端详、琢磨，天刚一亮便开始追踪，一直追到另一村庄的一家门口，结果院内确有两个男人，公安人员经过交代政策，罪犯坦白了作案经过，起出了脏物。因此，50岁出头的马玉林，被吸收到市公安局刑警队当了一名刑侦队员。

长期的码踪实践，他头脑中积累了一套完整的辨踪经验，从脚印的轻重、步态、步幅、虚边、压力、带土等情况，即可分析出人的性别、职业、身材、习惯、年龄、身体特征等，而且在沙土上、硬地上、草地上、水上、砾石地上、雪地上、河水中、雨天如何辨迹追踪，都摸索出了规律，形成较完整的步法追踪技术。因此，马玉林名噪遐迩，辽宁的朝阳、锦州、内蒙的包头以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宁夏、青海、广州、南京、上海、武汉都曾请他和他的助手苗春青去协助破案或送来单个足迹要他们推断罪犯特征。

1964年国家公安部把马玉林和苗春青请去北京，研究步法追踪技术教材，组织一次技术表演，受到公安部领导的赞扬。

马玉林曾多次被评为市、局的先进工作者，内蒙公安厅曾授予“追踪能手”称号。1981年1月因病去世，卒年75岁。根据他的事迹，曾有作者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神眼》、《神眼马玉林》。又以他为原型，拍制了6集电视剧《神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