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8.23 北大挽留贺卫方先生函(一九九八年)

第一篇：09.08.23 北大挽留贺卫方先生函(一九九八年)

北大挽留贺卫方先生函（一九九八年）

贺卫方先生：

闻悉先生因种种不如意，有意绝袂而去，另栖他枝，我等心有戚戚焉。先生作此动议，当有内在苦衷。去留彷徨之际，相信先生亦曾辗转反侧，静夜长叹。先生本为性情中人，若非情不得已，何以作出于北大如此无情的抉择？我们理解先生的难处，并尊重先生选择的自由。然朔风劲吹，良师欲离，我等心情又能如何？此函除表达对先生的谢意、敬意和爱意之外，亦表达我们对先生十二万分挽留的诚意。

北大固然有弊，但同等制度之下，清华又能如何？今清华因窘乏贤才而献媚于先生，然诗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静夜思之，躬自悼矣”。先生今日所感于北大者，或许就是明日所憾于清华者。北大之后，尚有清华，然清华之后，又当何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千年的古训，先生何不一思？

先生自入北大以来，检视古典，传递西学，“军转”妙论一出，天下英雄折腰。苏力的“宏论”与先生之“清谈”已成本系双景，交相辉映。苏力先生称，当其游学归来之初，一度感到学术上的孤寂，是先生们的出现使其有“找到学术家园的感觉”，而今先生又欲离去，难道“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终将是苏力先生的宿命？合则两全，离则两伤，鲁迅先生沉痛之语，先生何不再思？

先生堂上为师，堂下为友，亦庄亦谐，“妙传”多多。先生为大鱼，我等为小鱼，同游正酣，大鱼突欲离去，则小鱼又当如何？此请先生三思。

…………

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

先生，请留下！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

第二篇：13年后贺卫方辞别北大

13年后，贺卫方辞别北大

贺卫方教授因政治压力失去工作

收听节目：http://diantai.itlearner.com/radio/149.html

中国著名法学教授、政治改革的鼓吹者贺卫方，最近因政治压力而失去工作。本台在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自上海报道说，中国著名的法学教授、政治改革的积极鼓吹者贺卫方，因政治压力待业在家。贺卫方几个月前辞去北大教职，拟依约定前往浙江大学主持光华法学院，但浙大校方忽然受到高层政治压力，表示无法接收贺卫方，他现已回到北京家中。

贺卫方告诉记者，理解浙江大学的难处。他说，目前还在和北京大学协调，还没有确定去处。此前的11月22日，他在博客上刊出启事，称自己已经回到北京，知会各界有人把邮件地址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改回到北京大学。

在北大任教13年的贺卫方，在学界，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曾有北大党员给北大党委写公开信，称，“必须对贺卫方的反党言论严肃处理”，“不处理贺卫方就是北大党委叛党。”

今年7月，《南方周末》上曾刊出报导，“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报导以贺卫方辞别北大接受浙大光华法学院新教职开始，当时的说法是，贺卫方将可能出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院长。

新的浙大法学院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捐资1亿元人民币建设，创新之处在于，它由10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除一位浙大副校长外，其他九人都是当海内外华裔法学家。

《南方周末》的报道说，这些学者的目标是“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遗憾的是，在贺已经办完离开北大的手续之后，浙大校方居然通知他，浙江大学不能接受贺。贺卫方对记者证实，浙江大学校方受到了不便透露的压力。有传闻说，浙江大学此举是受到了浙江省委下达的命令，而浙江方面则接到了来自更高层级的压力。

在近日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华东政法大学一教授问贺卫方，“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不是说浙大法学院是教授治校吗？”贺苦笑着答道：“教授治校？这可能吗？”

13年后，贺卫方辞别北大 作者:字行指间 日期:2008-08-01

48岁，本命年的贺卫方，在这一年做出决定：离开北大，告别京城。这些天，他在发愁如何把那么多书从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钱塘江畔的浙大。“老贺要走了？”这一年在北京学者聚会的多个场合，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中间，不断盘旋着这样的传闻。大家开始叫他老贺，是最近几年的事。这里面有岁月的沧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洒脱与敬意。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这个告别还意味着，他决意把一座城市抛在身后，这个他居住了两个13年的北京。13年，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十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一件事。有人说，他的学识、他的形象、他的演讲，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无缺的学术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老贺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风尘仆仆的十年，频频露面的贺卫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话题。质疑中最普遍的意见是说，贺卫方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江郎才尽，离书斋越来越远。一位青年教授说，贺卫方曾经深刻震撼了他们一代，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难以忘怀。“或许是我们成长了，这几年他不再带给我们新意。”然而，贺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这个复杂的争执多少也是贺卫方内心的纠结。“这些年自己比较外在化，显山露水，难以静心。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于是，他做出了离开北京这个似乎要与过去决裂的决定。说这些话的时候，决心回归学术的贺卫方语态中还有一种壮士暮年的苍凉。自孙志刚事件始，贺卫方频频以公开的姿态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感。“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时光流逝，现实顽固，石头滚滚落落，他也已经变成了“老贺”。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贺卫方决定离开北大。北大校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十年过去。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这样的感悟，48岁的贺卫方日渐强烈。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或许在柔软的钱塘江畔，负笈南下的老贺能找到新的希望和力量。贺卫方：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7月3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成府路的万圣书园咖啡厅，贺卫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这个被他形容为“好似我们家客厅”的空间，是贺卫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日畅谈的思想场，现在成了他和朋友们最后话别的地方。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南方周末：离开北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贺卫方：大约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孙笑侠院长第一次给我发短信邀请加盟。当时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我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但是离开北京到外地还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北京这个城市实在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读大学在嘉陵江边，总还是有水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像样的水，也没有像样的山。按照他们的说法，希望一个有份量的、北大色彩的学者到浙大去，能够给这个法学院带来一种不同的色彩和气象。他们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多少年中国学人的一个梦想如果能够在钱塘江边实现，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答应了。南方周末：除了环境上的厌倦，离开北京与你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有没有关系？贺卫方：在北京我很自由，没有任何外界猜测的那种压力。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一些公共事件，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注，有时候也有某种潜在的压力，比如说学校有关人士有时候也会非正式地跟我说：卫方，有些话你说得太激烈了。说这话的时候都是作为好朋友，跟你私下说，而不是作为官方给你施加什么压力。就一个比较公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北大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这次离开，北京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都觉得你离开了一个最能够保护你的地方。南方周末：你拿什么去说服呢？贺卫方：有许多事情你考虑得太多，就像哈姆雷特讲的，“优柔寡断使我们的果敢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惨淡的容颜”，想得太多，我们就没有行动的力量。我觉得浙大和北大之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差距。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太过分合一。但是浙大也不错，也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生，也有非常好的学者群体，浙江的经济发展、文化也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某个学校会是我唯一的情感归宿，这和故乡不一样。当然，13年并不是一个短的年份，北大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永远牵挂的地方。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方向已经说到家了，再说就是重复。南方周末：熟悉你的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这几年当明星当累了，这下要归隐做学术了。

贺卫方：这些年来，我是比较外在化，比较愿意去跟媒体交往，比较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觉得别人采访我，总是认为你可以并且应该对于公共舆论产生影响。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学校在给你带来太多出头机会的同时，也让你变得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做事情。所谓“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感觉。一个学者不是不可以有政治的追求，但是政治追求的基础是学术研究，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者宪政论证奠定更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个社会怎么去发展，怎么转向那样一个目标，有许多学理上的东西要去研究，需要仔细的辨析。这些年来那些对我主张的批评，我需要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根基性的东西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国家的历史，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演变历史，这时候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其实我也很矛盾，要叫我完全安静下来，归隐山林，那也不是我希望的。我觉得杭州也许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不是完全退隐。南方周末：还有人说，这是个悲观的选择，能说的都说尽了，一切照旧，干脆到钱塘江畔寄情山水。贺卫方：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200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后，我多少有点感觉到，我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目标都已经说到家了，再让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重复。另一方面，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毕竟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历程。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是很高的境界南方周末：刚刚说的这些是人到中年后的感悟么？贺卫方：不完全是。胡适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情况很险恶，蒋经国这些人不断地去发动一些人去攻击他，谩骂他，恨不得把他杀掉，胡适一方面不断地抗争，直截了当地跟蒋介石表达他的看法，也在《自由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推进宪政的文章，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做《水经注》研究，很投入，简直是太神奇了。他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辩诬。胡适说过，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你去追求自由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能够完全变成一个天天壮怀激烈的斗士，而需要有一种另外的天地，这个天地远离你战斗的战场，在这儿休养生息，坚持一种韧的战斗。不久前一次讲座，我跟大家讲这个的时候，发现后来网上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贺老师好像在为自己到杭州做某种解释。”南方周末：说到胡适，你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及，最近是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人在怀疑，你在向外界暗示自己跟胡适的某种历史相似。贺卫方：我自己越来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余英时先生说的，胡适在纯学术方面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存在着一些缺陷，唐德刚先生也批评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不太够，但是在整体上，我看今天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胡适。另外一个难以超越的地方，是他在政治或宪政领域所提出的那些目标，至今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实现。我特别要强调，胡适对我们家国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参与以及一种恰当的距离感，是特别值得学习的。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去改变这个国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一个北大教师有一种责任，想方设法要去让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要忘记最代表我们这所学校精神的风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坦率地说，要达到胡适那样的综合水准，我这样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真正是没有可能的。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南方周末：一位老师说，你离开北大是北大的一个灾难，也是自由派阵营的一个损失。贺卫方：那样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这些年来法学界的确存在某种新左的倾向，比方说国家主义的某种复兴，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甚至出现一些反法治的论调。我个人比较西化一点，有人跟我说，也许我走了以后，我们法学院某种平衡会失去。不过，我自己并不大相信，北大的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新生代也在崛起，他们是这个法学院里的骨干力量。南方周末：北大13年，回望一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你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司法改革，2002年，好像是你最兴奋的时候。贺卫方：从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一直到02年前后，那段时间我都是比较乐观的，笔调就能看出来是乐观的那种,觉得可以用知识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最近有一点失望，例如，最近司法界的动向就让我大惑不解。虽然我知道，法治的潮流是很难改变的，但眼看着一些此前的改革遭到否定，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反复的言说还有意义么？其实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南方周末：从77年恢复高考，这30多年来，你认为知识分子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贺卫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需要你去思考，而是有人帮助你思考。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庙堂之上。所以跟政治相关联的，就必须匍匐在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的脚下，去做他的追随者。前不久南京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今天的学者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大学里，大学能不能独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假想，如果现在大学把我一脚踢出去，我到哪里去讨生活？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其实那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你不能够随便说话。至于大学跟政府机关的关系，近年来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加剧。例如，本科教育评估，各种评比，基金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让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再就是学术制度方面，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学者，这些很具体的制度，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满足那些个很怪异的条件，这样就导致了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离开北京后，很难再听到你的声音？贺卫方：那倒不会。也许声音会少一些，但我仍然会选择某些平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观点。这是我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期许。归隐山林，逃避现实，我不会感到快乐。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赵蕾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杨子云

重庆会议遇名教授贺卫方

2008-11-11 | 杨师群搜狐博客

十月底的重庆中法史年会上不期遇见贺卫方，记得七月份我写过一篇博客《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实验会成功吗？》谈到：7月17日《南方周末》上记者一篇报道：“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引起我很大兴趣。其报道的副标题很长，却相当醒目：“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报道以贺卫方辞别北大接受浙大光华法学院新教职，“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的致辞开始，介绍了其法学院于2007年4月成立，“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学院由10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除一位浙大副校长外，其他九人均为当今杰出的海外华裔法律专家，包括哈佛、台湾诸名校名教授。……在当今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一群学者想独立办学……这可能吗？或者说，当局会同意吗？

尽管对此事我还是有不少疑问，但博客最后还是抱有希望地说：“不管怎么讲，现政权能允许这样的试验，其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进步。要知道，如果在毛的时代，这种事情不但是天方夜谭，而且这群知识分子必将面临牢狱之灾，其后果肯定是极为悲惨的。如今能够出现这样一种尝试，尽管问题会很多，但仅其出现就已经颇令人欣慰了。这群学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令人敬佩。我们更有所期待：这所法学院如果能成功，那中国的教育还有所希望。如果失败……其实，中国教育什么时候成功过（除中华民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外），真诚的希望这次能成功！”

所以见到贺卫方，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在浙大法学院的日子感觉如何？不料，听到的消息却是：在贺已经办了离开北大的手续之后，浙大法学院居然通知贺，浙江大学不能接受贺，如今贺正处于无单位生存的尴尬境地。由是与贺谈话第一个问题便只得改为：“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不是说浙大法学院是教授治校吗？”贺苦笑着答道：“教授治校？这可能吗？”贺被捉弄到如此地步，可以想象其心中的苦涩。不过大会发言时，贺依旧谈笑风生，不乏语调之幽默和思想之深邃，让人由衷地敬佩这位教授中的战士。

许多人都在谈论：贺今后会去哪里？一些人估计贺应该依然回北大，也有一些人担心贺还能回北大吗？这些人既然已做出如此恶劣的举动，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据说最后这样做是浙江省委下达的命令，那么又是谁给浙江省委下的令呢？一个自以为是世界上的泱泱大国，且有着世界上“最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人的大国，却会对自己国家的名教授如此下药，令其难堪到这等地步，这恐怕也是世界上难得的风景。不知人们会对此会有何感想？对中国的教育还会抱有什么希望？

王利平：有感于贺卫方教授调动之难

2008年11月28日

作者：王利平（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要问当今中国最具个人魅力的法学家是谁？我想非贺卫方教授莫属。贺教授是中国法学界目前演讲次数最多的一位，近些年来，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极具磁性的声音，充满激情的文字，富于洞察的思维，曾使无数听众为之倾倒。贺卫方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符号，他正在用观念的力量在改变着历史的轨迹，正是由于他的演说，法治常识得以在社会中迅速普及，正是由于他的演说，使他成为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领军人物。在许多公共事件中，我们能听到贺教授的鼓与呼，从孙志刚案到邱兴华案到许霆案到聂树斌案再到周正龙案等等，贺教授以学者的良知维系着正义的底限，贺教授更像是一个满怀理想的“战士”。

今年7月初，贺教授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给学生们作了《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的告别演说，此时贺教授离开北大法学院前往浙大法学院似乎已成定局，7月17日贺教授再次在《南方周末》中以访谈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即将前往且要施行“教授治院”的浙大法学院的向往。令人不解的是，在贺教授已经办了离开北大的手续之后，浙大法学院居然通知贺教授，浙江大学不能接受他。据说不让贺教授来浙大是浙江省委下达的命令。近日，贺教授在其博客中有一则小启，写到：“近来，一些寄给我的邮政邮件寄到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又转到北京，不仅误事，而且增添了收发人员的劳动。今后有寄送邮件者，烦请继续寄到下列地址：100871 北京市 北京大学法学院 贺卫方 2008年11月22日”。看来贺教授调不成已成事实了，目前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贺教授调动为何如此之难？

厦门大学谢泳教授认为：“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他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100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已比较理想的大学内。谢泳教授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写到：“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种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呆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想，当一个教授本来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环境，那么他们的才华只会日益枯萎。大学教授是个性极强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呆下去的，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

正是因为在1949年前大学教授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所以过去之大学教授与今日之教授在精神状态方面相比较而言，前者要比后者强上百倍，可以说是今不如昔，以言论政批评政府是过去之教授的常态，如今之教授在政府面前唯唯诺诺者居多，做注释抬轿子的比比皆是，如贺卫方者却成了教授中的“异类”。已被视为“异类”的贺卫方教授，当局又怎么可能让其自由流动呢？因此，教授们要团结起来，为实现贺卫方教授自由流动的权利而呼吁，为实现所有教授们自由流动的权利而斗争！老贺在北大这13年本报记者张伟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7-02 13年后，贺卫方眼看就要了结和北京大学的一段“姻缘”。此时，当初的青年法律教师，已经变成学生口里的“老贺”，头发花白。几天前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他用诗意的句子透露了这个消息：“劳燕纷飞，天涯何处再相逢？”这意味着，北大将失去这位声名在外、在一部分人眼中或多或少代表着北大传统的法学教授。而贺卫方也终于不再背负北大这个内涵复杂的光环：既不用受其所累，也不再受其荫泽。分手的时候到了，贺卫方没有再批判，而选择感谢。像一个爱絮叨的怀旧者一样，他感谢了这所学校的宽容，感谢了由蔡元培、胡适等人开启的“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尽管他也应该知道，如今，这些精神更多地只存在于记忆之中。老贺在北大的这13年，是追寻这种精神的13年。一种精神，往往被回归于某个人，而他把这种追求，指向了胡适。许多学生已经习惯传播老贺的风采：“温和、儒雅、谦逊”。这些无疑都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胡适来。有人评价称，甚至他们脸上笑容的深浅，都有些相似。贺卫方显然不只如此浅显地追随他仰慕的先贤。事实上，为了找回这些精神，他也一直在努力。正是对这所学校“不自由”气氛的一次公开抗议，让他获得了最广泛的关注。2005年,他以公开信的方式，表示暂停招收研究生，抨击研究生入学考试存在严重缺陷，并认为“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何为大学的自由？胡适早已为他提供见解：自由便是在研究与学习中以学术与知识的本原为指向，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在今天，贺卫方选择站出来。他以知识分子而不是法学家的身份，四处抨击教育制度，建议进行改革。他习惯激起社会的震荡。有人欢呼，有人斥骂。不过，他矛头指向的地方，一片沉默。无论是北大还是教育系统，都以沉默回应了他的抗议。“我终于知道制度不会做任何改变。”他接受采访时说。于是，在北大的这13年，老贺变得越来越像个斗士。他以法学家的身份，频繁发表文章、进行演讲，并参与具体的法律实践。而他的话题中心永远都是那么几个：宪政、司法制度变革、法官职业化。在这个法律相对不普及的社会里，他希望自己扮演的角色，有点像一个启蒙者。他的一些话隐约表达了这样的意图：通过法治，使社会变得越来越有秩序。如下的举动使他的身份更像一个启蒙者而不是大学教授：编辑杂志、翻译法学经典，并通过短小精悍的文章，冲击着古老陈旧的法律体系。甚至，他偶尔会流露出这样的野心来：使自己的文章，可以成为像美国《联邦党人文集》那样的著述。当初，正是这些并非学术化的文章，通过大众传媒把法治的理念传播开。身处学界，心怀政治，这像极了贺卫方对他的精神导师胡适的又一次仿效。那个拒绝担任官职，却毕生都没与政治脱离关系的大学校长，对现代中国政治、宪政乃至法治“富于洞察力和想象力”的论述，想必让他仰慕不已。在北大的13年，也许有助于贺卫方更好地体味胡适的魅力：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对家国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为人处世中体现的伟大人格。而“亦师亦友”的老贺，在许多北大学生中留下颇具传说色彩的故事。可以确定的是，他会通过许多人的记忆，被并入这所学校的传统中，延续下去。这不只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教师，在一所中国大学如鱼得水的经历，也是一种传统精神在时代困境中的尝试。如果一所大学有其精神传统，那么，这种精神将如何延续？在以前，它通过校长的谦逊和包容、通过教师的风骨和坚持来传递和散布。如今，某些珍贵的品行已经在机制的压缩下逐渐萎缩，我们是否要担心这种精神将无处可寻？也许不必如此悲观。在一个机械和胆怯的体系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另一股潮流，通过某些个体的努力和一大群人沉默的坚持，而使传统精神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股潮流中，许多看似已经式微的传统，却保持着萌发的种子，等待一次复兴。也许这就是老贺在北大这13年里，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第三篇：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反腐败的精彩演讲

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反腐败的精彩演讲[转贴]

文章提交者：41国中由自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

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

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

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

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一般人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

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

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外的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

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第四篇：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官员犯罪的精彩演讲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

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

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

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因为你做的坏事不会被人揭露，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革命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 ”，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孔繁森，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一件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一点坏事都做不了，你说做雷锋多容易，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邓小平都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儿子（笑声）。

你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变成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第五篇：北大贺卫方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演讲实录演讲稿

北大贺卫方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演讲实录演讲稿

论文发布时间：2006-9-9 15:23:32

北大贺卫方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演讲实录

记者 徐可 整理

4月23日，北京大学法律教授贺卫方应法拉盛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邀请，进行了一场题为“中国宪政－－走出历史的泥沼”的演讲，**记者徐可整理如下。

我们都知道一支笔，每个官员根据职位的不同，每个人都应该能够批钱，不需要和任何人打招呼。一个领导人到一个地方看到路不好，说我批给你四个亿修路，不需要和任何人打招呼，他一批字就可以了。

财政部长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跟校长说，我没有带什么礼物，给母校带回8千万人民币，一个财政部长批8千万人民币，不需要经过任何程序。不经过任何民主程序花钱，是政府权利不受控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官员的腐败行为也不能得到及时的揭露。

我自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很怪，叫做“善待官员”，我们现在的体制对于官员实际上是很可怕的，因为没有报纸和电视去揭露他们，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和 温家宝，想方设法减少新闻中黄金档新闻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报道的篇幅，然后媒体说，这体现了胡温亲民的举措。听起来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想 法，国家领导人正是新闻应该关注的对象，问题是应该怎么样的去关注，是不是说去会见谁谁，严格按照党内职务的阶梯，政治局第一把手，第一条新闻？

有一次江泽民会见日本茶道代表团放在新闻的第一条，形成非常残酷对比的是，同一天，在某个煤矿，发生了30多人被压死的事故，一定要放在国内新闻的最后一 条。我们说一定要开放新闻，让新闻能够监督国家、政府和领导，对领导人的报道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报道什么的问题，如果整天说的都是，“胡主席的话多么好 啊”“温家宝总理又哭了”，完全是一种宣传，起不到监督的作用，上上下下都一样，省的电视台对于省的领导不监督，最多报道乡镇党委书记腐败的情况，对于官 员是很可怕的情况，有一点小事都被揭露出来，像克林顿总统的情况，在中国不可能发生，因为你的小事都被揭露的话，不可能积少成多，我相信对国家领导人，对 各级领导人都是一件好事，“做孔繁森容易，做王宝森难”，（有了监督）你就不可能做成王宝森。

●许多法律是违反宪法的对政府权力的内部监督就是三权分力，外部权利对政府的监督就是用民主的程序对于政府监督，有细致的规则约束，越雷池一步，法律程序就会启动。

宪政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对政府的监督，第二层个层面，就是对民权的保护，这好比是一枚硬

币的两面，人民的权利最有可能被政府侵犯。宪政层面限制政府的权利，使之不至于像脱缰野马一样侵犯到人民的权利，在美国的环境下，也许大家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比如就911事件，国会成立混合特别调查委员会，对于911事 件前前后后发生的细节，进行彻底的调查，看政府有什么责任。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宣布政府的某些行为违宪，我们在大陆看不到这样一种监督。

最近我感到我越来越有一种无力感，2003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和宪政有关的事件，像孙志刚事件，1982年，国务院颁布了《收容遣送办法》，把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进行收容遣送，这个收容遣送办法，带有内在的相当大的扩展性，开头是流浪乞讨人员，后来到**功人员，相关管理部门通过这些权力获得利益，比如要把被 收容的人领走必须要交钱，变成下级部门巧取豪夺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1982年颁布的，不管是宪法，还是1980年颁布的《刑法》，都规定 不得随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形成一个鲜明的矛盾就是，由于《收容遣送办法》的存在，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对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加以侵犯。孙志刚先生因为没有办 暂住证，就被打死了，（他的死）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参与到这个过程，媒体也相当活跃，尤其是网络的存在。没有网络，我们的呼吸空间不知道要少多少。

大家都在表达自己的愤怒。我和其他朋友有联名上书，要求全国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对这个事件进行深入、真正、公立的调查，对中国人民有一个答复。对于 《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的效果和问题进行调查，然后提出一个报告，还有三位北大法学院的博士毕业生，联名上书全国人大，比我们还要早一点，要求建立违宪审查 机构。

我们有宪法之下的许许多多的法律是违反宪法的，我们是否应当有一个机构对于宪法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国务院颁布的规定是不是违反了宪法，人大颁布的法规是不 是违反了宪法，这都需要一个常设的机构，我们知道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国家，解决的模式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联邦法院系统就是对于宪法的守护神，随时通过对案件 审理的过程，来判断国会制定的法律是不是违反了宪法，政府采取的相关的措施是否违反了宪法，如果违反了宪法，通过Judicial Review权利来宣布相关的规则是无效的。德国专门成立了联邦宪法法院，我考察过德国的宪法法院，如果当事人主张，或者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发现，一项制定 法存在违宪的问题，而是否违宪又可以直接决定案件的审理结果，下级法院的法官会宣布这个案件暂时终止，把相关的材料，移送到联邦宪法法院进行审查，如果联 邦宪法法院认为这个法律违宪，相关规则就无效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机制，保证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规则真正地符合宪法。

我们没有美国的制度，中国的法院判一个案件的时候从来不引用宪法，不允许他们引用宪法，人大也不是一个宪法的守护者，因为他们不进行违宪的审查，最后搞来 搞去，任何一个层次的机构制定许许多多的规则实际上都是违反宪法的。在中国，违反别的法律都有问题，都会受到制裁，但违反宪法没事，违宪的现象还变得比比 皆是，还有的学者美其名曰说，有一些违宪是良性违宪，有些是恶性违宪。

●必须要有违宪审查机制

宪法是民权的圣经，不可以任意违反，所以必须要有违宪审查机制，孙志刚事件后，三位博士联名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我们5位学者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最后都落空 了。非常好的是6月18日，国务院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办法》，各位朋友，你们知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人民表达愤怒，最后政府说，“你的愤怒是对的，我改，就改掉了”。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

废除了规则，当然是值得赞赏的事情，是新领导人的一个亲民标志，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孙志刚事件”如果可以带来制度发展的一个更好的结果，就是建立了违宪 审查机制，启动了宪法第71条所规定的特别调查程序，那样的话，我想如果孙志刚底下有灵，他也会感到特别欣慰，因为他的死没有白死，他的死启动了中国宪政 发展的历程。

但是我们不习惯这种东西，不习惯于国务院作为被告，公民作为原告，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争论。我们不喜欢争论，结果导致了桌子下面的交易，大家的面子都保全 了，通常我们的新闻稿是这样说的，“1982年颁布生效的国务收容遣送办法，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他已经完成 了历史的使命，国务院领导人决定废除这项制度，......”政府一点不承认这是他们的错误。

在推动宪政发展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无力感。如何使宪政被激活，就像电脑处于死机状态，活不起来，我们如何让宪法有活力，从书本上走到生活中，如何推动他，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件，像余杰等作家被关押，湖北的杜导斌事件，封杀网络媒体BBS。

有人说网络是上帝赐给中国人民的特殊的礼物。各个大学都有BBS，北大有一个BBS叫“一塌糊涂”，是北大的一种隐喻，博雅塔、未明湖，再加上图书馆，一 塌糊涂网站非常活跃，尤其是有一个板块叫“三角地”，经常转载批评政府的文章。2004年9月13日，这个网站被彻底关闭了。我们在上面还有“财产”―― 我和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上面有一个小的讨论区，在上面讨论交流，贴文章，提修改建议，一些同学旅游的照片也在上面让大家共赏。一下子关闭了，连备份都来 不及。

我就怒不可遏，回去思考来，思考去，决定应该做点什么事。于是就写了一封致北京大学校长的公开信，我要求许智鸿校长不能坐视对我们权利如此残暴的践踏，而 无所作为，我在信里论证了为什么政府这样的做法违反法律，且不说宪法有言论自由这样的条款，行政法还有一个给公民一个机会可以申辩、起诉，作校长的守土有 则，我们的网站的服务器就在北大，剥夺了我们基本的权利，我说你们必须要和政府交涉，不辜负先校长蔡元培先生和胡适先生的伟大的人格风范。

公开信发出了之后，还连累了好几个网站，有的网站因为转载了我的信被封杀了好长时间，让人感觉到很无奈，后来校长委托副校长给我打电话，说这不是我们能够 决定的，我说你们太窝囊了，做校长的有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就辞职了，我认为北大自1949年以来除了马寅初，没有伟大的校长，多数都是官僚，历史给你们一 个机会，让你们成为一个伟大的校长，他们不辞，我也没有办法。（笑）

中国为什么没有宪政？

我观察东西方社会，思考一个社会究竟怎么样才能走向宪政，怎样才能对政府进行监督，怎样才能自由地表达观点，而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就生活在一种比较恐 惧的状态，我们在家里面教育孩子说，有一些话出去可不能这么说，孩子从小就形成双重人格，在家里一套，在外面一套，我们大人也是这样的，领导人在会议上讲 的话，决不是他回去会和他太太讲的话，大而无当，大话、假话、空话连篇，这种状况是毒害民族心灵的，如何加以改变和推动，把宪政事业真正推动起来，把他激 活。

从西方的历史观察，向宪政的过渡是伟大的历史事业，宗教因素存在很重要，近代历史里强调政教分离，教会是独立的力量，世俗的政府受到限制，不可以管人的思 想，这是宗教的力量可以管的，世俗的政府不能干预大学的自由，大学是独立的，自制的，西方的大学见不到像我们一样，政府领导来了前呼后拥，然后还要学习他 的讲话。现在有的校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政治局常委参加，要是江泽民、胡锦涛能来更好。

第二个因素在我看来是财产制度。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也是对国家权利的某种限制。我们不允许国家践踏私人的权利，其中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