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金发展简史

第一篇：中国黄金发展简史

中国黄金发展简史

（一）中国古代黄金矿业的历史渊源

通过考古发掘成果表明，人类发现和使用黄金迄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我国黄金的开采和使用亦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认识了黄金。

根据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各种金器的出土墓葬或遗址的年代，最早的为商代早期。如河南郑州商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珥形金饰，河南辉县殷代墓葬和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金块、金箔、金叶都证明了我国早在3500年以前就已开始使用黄金，并掌握了加工制作金的工艺技术。

中国黄金生产在世界黄金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痕，构成了世界黄金史的重要篇章。从世界采金史来看，大多数国家都是从采淘砂金开始的。我国采金活动始于奴隶社会早期，淘洗的砂金是从含金的砂砾层中得到的，古称“河金”或“麸金”，后来又根据砂金赋存地质条件的差异,分为“水砂中”淘洗的砂金和“平地掘井”开采的砂金两种。脉金的开采时代远远晚于砂金，大约起于唐代、宋代之间。劳动人民为获得宝贵的黄金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唐代诗人刘禹锡把生产黄金的艰辛和贵族们的奢侈写入诗中：“日照澄州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北京平谷出土的商代金臂钏、耳环，四川广汉出土的周朝金手杖，汉朝来自湖南长沙马王堆的金缕玉衣，唐代的纯金十二环锡禅杖，明代的耀眼的金装饰，件件文物展示了中华民族采金历史的悠久和制金技艺的高超。中国黄金生产始于商、兴于汉、衰于两晋南北朝，复于唐。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对黄金时而禁采，时而开禁，高亢和低迷交替出现，阻碍了我们这个民族快速发展黄金生产的脚步。

（二）我国重点产金区开采史

山东招远素有“金城天府”的美称，又有“金都”之誉名。它不论在黄金生产上，还是在金矿地质与成矿规律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胶东西部掖县、招远、栖霞三县中，金都招远的金矿开发最早。招远在境域之内，北北东向的招平断裂带把招远县一分为二。东半部主要为变质岩分布区，与栖霞相似。西半部为花岗岩类分布区，它南延至平度，北延至蓬莱，构成一长度超过140km，宽度超过40～50km的复式岩带。招远玲珑石英脉型金矿与罗峰-台上蚀变岩带，便位于该带中部的东缘；掖县新城-焦家金矿带与三山岛-仓上蚀变岩金矿带，便位于该带中部的西缘。

由于玲珑金矿属石英脉型，自然金粒度较粗，常见明金＞0.0125～0.1mm的占51.79％，加上脉体边界清晰，容易辨认，脉群又十分密集，便于开采，而且大部分出露地表，引人注目，因此在胶东西部三县中，玲珑金矿开发最早，相传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年1007年），便已派大臣潘美来玲珑督采黄金。较栖霞早260年，较掖县至少早960年。

招远采金虽较栖霞与掖县为早，但胶东采金仍较鲁西为晚，而胶东西部又晚于胶东东部，先秦时（公元前２２１年以前）泰山产金记载初见于《山海经·东山经》（夏湘蓉等，1980），以后又见于《汉书·武帝传》：“泰山见黄金”（章鸿钊，1927）。而胶东采金记载初见于《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所记为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八年（公元607年），牟州刺史辛公义于昌阳（今莱阳）县东一百里黄银坑（在今乳山境内）冶铸黄银（即银金矿）。故胶东采金较鲁西至少晚800～1000年，而胶东西部较东部采金至少晚300年。但胶东所以能超越鲁西，胶东西部所以能超越东部，后来居上，甚至在全国遥遥领先,显然与胶东金矿资源尤其是金都招远金矿资源丰富并获得大力开发有关。

唐代采金机构分布于六州，但以南方砂金为主，胶东并不是重点。北宋时已将胶东划分为登、莱二州，到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全国采金的监（主管）、税（税务）、冶（冶厂）、场（采场）、坑（矿坑）只分布于四州一郡，而且并不包括胶东登莱二州，还不如唐代。到北宋中期，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增为六州十一冶，并将登、莱二州亦包括进来，六州中胶东已占其二，但还不是重点。到了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又增为二十五州，已为唐代的4倍，其中登、莱两州黄金年产量高达9583两，占全国总产量的89.5％，才使胶东产金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代金都招远金矿开采更盛，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又派太监魏忠贤来玲珑督采黄金，地域和规模更加扩大，据《招远县志·艺文》（清张作励等，公元1660年）载毛贽咏《金华山》：“明季金穴千百处，樵夫持斧砍秦松”反映了当时的开采之盛况。金华山在招远县城西北20km，玲珑金矿西南30km处，矗立于招远西北部的平原之上，海拔192.3m。它西有望儿山金矿，东有蚕庄金矿，西南有黄埠岭金矿，东南有灵山金矿，西北有河东、河西金矿，东北有前孙家、洼孙家金矿，它本身因受金华山断裂剪切，山形扭曲，也有金矿化。明代金华山一带金穴已达千百处，可见招远西部原生金矿开采之兴盛了。另根据《招远县志·山川》中记载：此时砂金的开采也属极盛时期。“淘金河在县西北四十里，东北十五里入界河”按淘金河发源于招远西北部灵北（灵山-北截）断裂带北缘，它先后穿过金华山、望儿山等一系列断裂带，向北流入界河。沿途金矿化十分密集，盛产砂金，淘金者众，淘金河也因此而得名。

到清末光绪年间，当胶东东部牟平一带金矿开发处于收缩停顿阶段时，在胶东西部的金都招远，不仅西北部蚀变岩型原生金矿与砂金获得大量开发，玲珑石英脉型金矿由于吸收官商与侨商投资，而且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产量大增。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897～1898年）玲珑金矿矿工多达3000人，年产金7000两、银1300两。当时仅玲珑一个矿的产金量，已相当北宋元丰年间全国年产量的65.36％，胶东全部金产量的73.05％，可见金都招远在清末全国所占的重要位置。

四顾胶东金矿与金都招远开发史，可见胶东黄金生产自北宋以来在全国几度领先，虽历经千年，不但至今不衰，反而蒸蒸日上，实与胶东金矿资源，尤其是招远金矿资源十分丰富有关，也与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不断加深、技术不断进步有关。

（三）我国历代黄金产地的分布

我国古籍丰富，对历代王朝的金矿产地、采金活动的盛况、金矿的描述和金矿床等都有详尽程度不同的记载。就黄金产地而言，先秦时期：云南有丽水、湖南有洞庭、湖北有汉水、河南有汝河。汉至北宋，山东有蓬莱、掖县，陕西有西城（今安康）洛南，四川有眉州、广元，至元明清各朝，金矿产地剧增，河北有迁安、丰润，山西有忻州，江西有饶州、抚州，山东有栖霞、莱州，安徽有池州，湖南有岳州，陕西有蓝田。此外，四川、云南、两广、东北三省皆有金矿产出，且有很多地方延续到现在仍是我国重要的产金基地及重要的产金省。

第二篇：读书笔记 黄金简史

读书笔记：《黄金简史》

在金融风暴的袭击下，纸质货币的价值一贬再贬。如我国，网络上到处都说，现在的人民币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十几年前一张百元大钞能买到很多东西。但现在一张一百块钱的钞票在人们眼中已经不算什么大钞了。金融市场也是如此，股市的一度低迷使股民们心灰意冷，证券、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不孚众望。在种种原因之下，黄金市场逐渐成为人们的新宠。

黄金是近几年来才兴起来的一种投资方式。由于黄金具有可塑性强，密度高，恒定不灭，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且它会永恒的闪耀的物理性质，这些优良的物理性质使得黄金成为世上最好的保值工具。从古埃及、古罗马、古巴比伦到现在的英国、美国、中国的金融市场，黄金永远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古希腊诗人品达曾对黄金有过非常恰如其分的描述：“黄金是宙斯之子，蛀虫与铁锈都无法侵蚀之；但人的灵魂却被这至高无上的财富所侵蚀。”同样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这句话做了很精当的解释：“你仅可轻触黄金，但勿紧握之，以免有伤害之虞。”黄金的诱惑是人类所不能抵抗的，但若是过分执着于追求财富，就会成为祸起的源头。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作者彼得·L·伯恩斯坦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希望“书中选用的这些素材，将有助于读者晓悟（甚至偶尔感到激愤）人类的入魔、痴迷和侵略性是如何被这个奇怪的和独一无二的金属所激发出来的，而这种金属千百年来始终束缚着人类的命运。”很奇怪的是，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虽然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彼此之间也几乎没有交集，可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用了黄金作为装饰品和货币。特别是古埃及，对于黄金的崇拜等同于神。图坦哈蒙的金面具意味着古埃及人将黄金用于仪式典礼中，作为宣扬权利、财富、非凡超群以及和上帝的亲密无间的媒介。犹太人狂热崇拜的小金牛也正是将对神的崇拜以黄金表现出来。在《圣经》中，有超过400处提及黄金，这足以说明古人对于黄金的偏爱。由于各个

大路上都有丰富的黄金资源，黄金在每个大陆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不变的焦点。《黄金简史》主要按年代顺序排列，探讨黄金神奇和富有宗教意味的品性和黄金演变为货币的历史。叙述了自古以来，直到现在的黄金市场投资的全过程。

《货币战争》中，作者认为金钱是引起战争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黄金无疑是先人们争夺的对象。拥有黄金作为财富的人，其灵魂将安度天堂。在神话中，对于黄金的渴求犹如饕餮。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说：“占有黄金！无论是极富人情趣意味的巧取，还是甘冒一切风险的豪夺，总之，必须占有黄金！”由于对黄金的渴望，人们努力地开采黄金，所以奴隶制的盛行不足为奇，战争也为矿区带来了奴隶。

在黄金刚被人发现时，大多是作为装饰品和礼仪用品出现的。正如耶普岛上将石头作为货币一样，黄金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属性，时间的流逝无法磨灭其光泽，人们开始将其制作成铸币。它被作为货币使用距它出现有2000年之久。当黄金被作为铸币出现后，新的度量衡也随之出现了，从早期的克拉、格令到现在使用的盎司。公元前4000年时，古埃及人铸造金条为货币，制定黄金与白银的交换比率。黄金作为装饰品时，是权力的炫耀，拍马的工具，当它作为货币时，人们对其开始冷静、理智、精于算计、精确。由于交易中金属称量比较麻烦，所以人们梦想有一种超国家的货币，原始状态的金条便出现了。小亚细亚东部的土耳其还出现了体系完备的铸币制度。迈达斯点物成金的故事体现了人们对黄金的渴望又加深了。

“就权势而言，黄金即便不是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在古罗马，一个公民的话语权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黄金数量而非其父为何人。罗马的拜金文明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王克拉苏，被人用熔化的黄金灌进喉咙后死亡。本书第三章：《大流士的浴缸与警觉而鸣的鹅群》.大流士是波斯末代的波斯王,他喜欢黄金,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相传他的浴缸是由黄金铸造而成.这一章用了象征的手法，将黄金作为饰物成分比作“大流士的浴缸”，人们对于黄金的更深层次的渴望比成“鹅叫”、“鹅群”。

“在一个国家寻求强权的道路上，没有什么东西的作用能胜过黄金。中欧‘黑暗时代’，人们储藏古罗马的金币和黄金器皿以应对恐怖肃杀的不安全性和孤独感。”中世纪的很多战争，其根本目的仅仅是为了夺得黄金。本书用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中世纪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观念：“一无所有之时，便是帝国的覆亡之日”。中世纪欧洲的人们为了夺取黄金，开辟新航路，把手伸向了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君主们醉心于赚取金币，不断对其它国家进行杀伐。不可否认的是，这也为传播先进文明提供了机会。这其中获益最多的当属英国，它靠掠夺其它国家获得原始资金，获取殖民地，又高瞻远瞩的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就了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辉煌。经过100年的持续不断的进步，金融信贷的非凡技巧在这一时期日臻成熟，并且在此后的许多年间，无人可及。

在欧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的同时，亚洲的统治者对于黄金的痴迷不逊于欧洲的诸多君主。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君主们对于黄金都有着独特的偏爱。他们用黄金装饰宫殿，如：忽必烈.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中国国都的皇宫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黄金与壁画”，日本的皇宫建筑业同样超凡入圣：“我们欧洲房子与教堂的屋顶是用铅覆盖的；而日本皇宫的屋顶，则是用纯金覆盖的。其价值难以估算。”如此奢华的装饰，无一不彰显着亚洲的统治者们对于黄金的痴迷。

本书系统的描绘了黄金从被人类发现并作为装饰品使用，到作为货币，在世上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动，直至最后金本位制被纸本位制取代，逐渐淡出人类的日常使用范畴的一系列的变革。黄金，因为人们无止境的欲望，其价值不断地被抬高，它拥有神奇的魔力，是进入神圣天堂的钥匙，也是使人堕入地狱的敲门砖。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彩有趣的视角—不仅关乎黄金，而且涉及更为宏大的经济史”。

第三篇：中国钟表发展简史

中国钟表发展简史

现代钟表大致经历了大型钟—小型钟—袋表—腕表的发展阶段，14世纪在欧洲的英、法等国的高大建筑物上出现了绳索悬挂的报时钟，15世纪末、16世纪初出现了铁制发条，1583年，意大利人伽利略提出了著名的等时性理论，也就是钟摆的理论基础。1656年，荷兰的科学家惠更斯应用伽利略的理论设计了钟摆，第二年，在他的指导下年轻钟匠S.Coster制造成功了第一个摆钟。1675年，他又用游丝取代了原始的钟摆，这样就形成了以发条为动力、以游丝为调速机构的小型钟，同时也为制造便于携带的袋表提供了条件。18世纪期间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擒纵机构，为袋表的进一步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期间一直到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钟表生产厂家，为袋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袋表已经不能适应作战军人的需要，腕表的生产成为大势所趋。紧接着的二战使腕表的生产量大幅度增加，价格也随之下降，使普通大众也可以拥有它。腕表的年代到来了！

中国的钟表历史由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三部分组成。三千多年前，我国祖先最早发明了用土和石片刻制成的“土圭”与“日规”两种计时器，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计时器的国家之一。到了铜器时代，计时器又有了新的发展，用青铜制的“漏壶”取代了“土圭”与“日规”。东汉元初四年张衡发明了世界第一架“水运浑象”，此后唐高僧一行等人又在此基础上借鉴改进发明了“水运浑天仪”。公元1088年，当时我国宋朝的科学家苏颂和韩工廉等人制造了水运仪象台，它是把浑仪、浑象和机械计时器组合起来的装置。它以水力作为动力来源，具有科学的擒纵机构，高约12米，七米见方，分三层：上层放浑仪，进行天文观测；中层放浑象，可以模拟天体作同步演示；下层是该仪器的心脏，计时、报时、动力源的形成与输出都在这一层中。虽然几十年后毁于战乱，但它在世界钟表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此，我国著名的钟表大师、古钟表收藏家矫大羽先生提出了“中国人开创钟表史”的观点。

至元明之时，计时器摆脱了天文仪器的结构形式，得到了突破性的新发展。元初郭守敬、明初詹希元创制了“大明灯漏”与“五轮沙漏”，采用机机械结构，并增添盘、针来指示时间，其机械的先进性便明显地显示出来，时间性电益见准确。十九世纪末期，我国造钟工艺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1875年由上海“美利华”作坊制造的南京钟，屏风式样，钟面镀金，镌刻花纹，以造型古朴典雅、民族风格鲜明和报时清脆、走时准确而闻名于海内外，曾于1903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特别奖。此后常年战乱，1949年前，我国仅在山东烟台有一些小型钟的制造业，根本就没有手表制造业。

1954年底，天津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现天津手表厂)决定自行研制生产手表。厂里找来了江正银等四位有经验的老师傅，一边研究一边制作，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于1955年3月24日试制出我国第一块手表。这是一只15钻的机械表，全部用手工制作，表盘上镀有“中国制造”三个金字和五颗金星，被定名为“五星”牌，1957年手表易名为“五一”牌。1958年手表生产列入国家计划，由轻工业部统筹规划发展。在这一时期，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南昌、西安、青岛相继兴建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涌现出“上海”牌“钻石”牌“宝石”牌“双菱”牌“蝴蝶”牌“红旗”牌等产品。随后又出现无钻的经济手表“紫金山”牌。1968年,上海手表厂年产手表突破100万只大关,我国手表开始摆脱以进口为主的历史。此时手表的产量直线上升，但是手表的款式单一没有女表。直至进入70年代天津手表厂又推出“海鸥”女表，填补了女表的空白。由于手表丰厚利润及国民的需求，全国各地又陆续出现不少手表厂。如石家庄，重庆、丹东等。到1980年，包括地方独立建设的工厂在内，共有68家手表厂，年产量达2200万块。

上世纪80年代处于商品短缺时期，人们结婚都讲究家里要有“三大件”：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手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当时的手表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买到，找关系求人走后门，真可谓是“千金易得,一表难求”，国家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用统一机芯的生产方式尽快让所有中国人都戴得上手表、修得好手表。好的愿望却带来负面的效果:统一机芯后,全国手表厂生产出来的手表款式基本一样，这样就潜伏着危机。只有天津海鸥表厂由轻工业部特批,没有进行统一机芯的改制。这为海鸥后来的复兴留下了生机。

到80年代后期,日本石英表技术对以生产机械表为主的中国表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石英电子表由于采用了频率稳定的石英晶体为震荡器,有电路简单、走时精度高、不用上弦等优点,再加之造价低、外观时尚,成为当时人们买表的首选。从此,中国制表业进入了比较困难的调整期,经历了十几年的低潮。全国38家表厂,在经过市场的洗牌之后,仅存十几家,众多小厂家被拖垮,有实力的大厂也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其实电子钟表在国际钟表领域很早就研究开发。其过程是摆轮游丝电子手表——音叉式电子手表——指针式石英手表及数字显示石英手表（液晶为主）。其中音叉式电子手表作为美国阿波罗12号登月球的计时器。展示了电子钟表的优势及未来的前途。我国自六十年代从击落美国U-2飞机上发现了其座舱计时器是音叉式电子手表后，正式揭开我国电子手表研制的序幕。由津沪两地专业人员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着手音叉电子手表的研制，首先由天津拿出了样机。但该产品还处在研制阶段。出于历史的原因，六十年代中期停顿，六十年代末转入重新的研制阶段，七十年代初进入批量试生产阶段，终因工艺复杂难度大，其关键零件齿轮寿命短，当时电池质量不好等诸因素，结束了它的暂短生命。全国电子手表研制工作一度停滞，仅在天津第二手表厂的在连续不停地工作，七十年代中期转入研制指针式石英电子手表，开始了我国石英手表生产阶段。电子石英表的大规模投产，对当时瑞士高档机械表也形成冲击，但瑞士高档表有质量、有品牌、有文化、有营销经验,他们的很快复苏,也带动了国际上对机械表的需求。

瑞士钟表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1860年，清朝咸丰皇帝向瑞士江诗丹顿订制了一只蓝色珐琅装饰的怀表，这是瑞士钟表首次传入中国。1895年瑞士欧米茄为中国铁路局制造了第一只官方铁路表。1979年3月15日，瑞士雷达表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中国市场做电视广告的外国品牌。自1995年瑞士劳力士率先进入中国大陆后，积家、伯爵、爱彼，众多瑞士知名品牌如过江之鲫陆续进中国。中国已经成为瑞士钟表最大的出口市场。

2000年前后,由于制作简单的石英表技术日趋成熟且产量大幅增加,市场价格迅速下滑,利润日趋微薄,继续发展的空间十分狭小,因而人们再次将目光转回到功能持久不衰的机械表上来,使得机械表、尤其是具有自动功能的高档机械表重新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幸存的中国表厂在环境回暖的情况下也慢慢复苏。

时光流转，到了2007年的夏天，国产手表以质量尚可、价格低廉取胜的时代终告结束。同样技术指标，同样材质的同类手表，价格直追西洋名贵钟表的时代似乎已提前到来。钟表企业高擎的民族工业大旗，极大的聚拢了尽可能多的人气，国产钟表未来发展还是要靠长时间的品牌沉淀。

中国陀飞轮之父

2003年12月31日，瑞士专利局首次为中国人颁发了有关陀飞轮发明的专利证书，它的获得者就是矫大羽。到目前为止，矫大羽是当代全世界惟一获得瑞士、美国和中国有关陀飞轮发明专利的钟表大师。实际上，早在1990年他已试制成功自己的第一只陀飞轮手表，成为中国和东方第一个陀飞轮手表的创造者，开创了中国和东方制造陀飞轮表的历史。并在1991年7月－1993年正式公开其制造的五只不同设计的陀飞轮手表（第一代），打破了陀飞轮表全由欧洲杰出制表师独占的神话；1993年3月首创一只“正透视飞行陀飞轮” 手表（第二代）；1993年7月－1996年，他发明并创制五只“神奇陀飞轮”手表（第三代）；1997年首创一只“单支秒针型旋转框架”的飞行陀飞轮手表；1998年又发明了一只带有“时间指示装置”的飞行陀飞轮手表；2001年，矫大羽再次制造了一只“神奇陀飞轮”手表，用事实证明中国人的时计创作同样可以超越当代世界最高水平，他不但造出亚洲第一只陀飞轮手表，因此一举成为“国际时计独立创作人学会”中惟一的亚洲人，而且发明了陀飞轮中前所未有的许多新品种———包括“神奇陀飞轮”在内的系列创新。由于是中国人的创造，其作品也被称为“中国陀飞轮”或“矫氏神奇陀飞轮”。

如今，矫大羽制造了三代结构、五种类别共15只陀飞轮手表，这些成就使他成为有史以来原创设计和亲手制造最多不同类别陀飞轮手表的殿堂级人物。其中第十号“神奇陀飞轮”长方形手表于2004年4月在安帝古伦（Antiquorum）日内瓦拍卖会上成功拍卖，成交价格达到70万港币，创下了东方人制造手表的最高价记录。

从1990年开始，矫大羽创造的每一只手表，除了在机械结构和外观设计中具有史无前例的创新和发明以外，还为自己的作品注入了中国艺术的风格元素，尤其是在国际表坛经过15年的磨砺之后，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矫大羽更加丰富了中国文化在手表设计中的内涵，已经开创了一种叫做“中国表”或“文人表”的流派。

世界第一座时钟: 中国宋朝水钟(水运仪象台),1088年。

世界第一只有名字的怀表： 德国纽伦堡的「纽伦堡蛋」,1564年。

世界第一只陀飞轮表:瑞士人亚伯拉罕·路易斯·布勒盖，1795年。

世界第二代陀飞轮表:德国制表大师Alferd Helwig制成的飞行陀飞轮表，1930年。世界第三代陀飞轮表:香港制表大师矫大羽制成的神奇陀飞轮表，1991年。中国第一只国产手表：天津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五星”牌机械表，1955年 中国大陆第一只陀飞轮表:中国制表大师许耀南制成的中华陀飞轮表，1996年。

第四篇：中国高尔夫发展简史

中国高尔夫发展简史: 二十余年从零起

步大事记

年前，我们试图整理出一部反映中国高尔夫在二十几年里从无到有，从零起步的艰辛发展历程，虽然这个“简史”做起来更像是“大事记”，但我们更希望通过这些碑记似的回顾，可以给中国高尔夫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一种启示或者思考。虽然，中国高尔夫的历史更像是那些创始者们的个人史或某些球会的发展史，但却承载了整个中国高尔夫产业的梦想——

希望，在今后更加绵长如流水的岁月里，中国高尔夫可以集聚、融汇更多的梦想和力量，共同实现中国高尔夫的世界之梦。

早在1978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在接见日本客人时就提出，可以考虑建设高尔夫球场，为来中国投资的外商提供休闲、度假的场所。

1982年，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申报立项，9月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开始动工，是新中国第一家申报立项建设的球会。

1984年8月24日，由霍英东、郑裕彤等出资创建的中国内地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内地第一座高尔夫球场，戴耀宗为第一任总经理。荣高棠在开业仪式挥出了新中国第一杆。这标志着现代高尔夫球运动在中国的起步，填补了中国高尔夫的空白。12月，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正式立项。

1985年1月中山温泉高尔夫球队建立，三乡农村学校的9名男生和9名女生组成了中国第一支高尔夫球队，邓树泉任教练。5月24日，经国家体委批准，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在北京成立，荣高棠担任第一任主席。荣老在中高协成立后提出发展一批高尔夫球手，同年7月5日，从河北省体校选拔的10名运动员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三年的系统学习，他们分别是：程军、刘国杰、刘晓军、贾翠华、吴相兵、席润生、孙鹏、孙建中、牛立荣、韩志山，崔志强作为领队。同年，张连伟进入珠海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当球童，开启了另一条高尔夫之路。11月26日，深圳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业。

1986年1月25日至26日，“中山杯”职业/业余国际邀请赛在广东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举行，这是我国大陆首次举办国际性高尔夫球赛。当年，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员第一次参加汉城亚运会，中国派出了中山温泉球会的伍锦江、郑洪涛、郑文根和陈家扬4名球手，最终郑文根取得中国选手中的最好成绩——第41名。10月30日至11月2日，第一届中国业余公开赛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香港、菲律宾、泰国及中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中国队有9名运动员参赛。结果是美国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香港队获得了亚军，中国代表队取得了团体第三名，郑文根取得了个人第六名。

1987年，张连伟自费去日本学球三个月。高尔夫列为第六届全国运动会表演项目。6月，北京国际高尔俱乐部正式对外开放。深圳市高尔夫球协会成立，是中国第一家地方高尔夫球协会，创风气之先。8月28日，天津第一家球场——天津国际温泉高尔夫俱乐部开业。

1988年，第一届中国女子业余公开赛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举行，来自中国、美国、香港等地的选手参加了比赛，中国队由林燕媚、黄丽霞、林少茹和郑丽明四人组成，获得了团体冠军，林燕媚拿到了个人冠军，这是中国高尔夫历史上第一个女子比赛冠军。6月11日，第一届国际名人邀请赛在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举行，56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政经界嘉宾参加比赛。10月，由中高协选拔送往日本学习的10名球员学成归国，作为高尔夫界的首批海归，都选择在深圳高尔夫俱乐部开始了梦想，随后又逐一从深高走向全国。

1989年3月，中山温泉高尔夫球队派员参加香港世界业余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获团体第一名。9月5日至8日，全国高尔夫球锦标赛在北京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中国首次派队参加在新西兰举行的第11届皇后杯业余女子高尔夫球队际邀请锦标赛，以470杆的总成绩获得第6名。中国组队参加“巴基斯坦国际男子业余公开赛”获团体第5名。

1990年，8月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管理的高尔夫俱乐部——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开业，开创了自营高尔夫球场的先河。

中国派队参加在香港举行的第12届皇后杯业余女子高尔夫球队际邀请锦标赛，以478杆的总成绩获得第5名。高尔夫球被列入北京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国派出了由郑文根、肖成汉、张连伟、程军四名男选手以及黄丽霞、林少茹、林燕媚和年少美四名女选手组成高尔夫球代表队，男、女均取得了团体第四名的成绩。这次比赛还培养了我国第一批高尔夫竞赛管理人员，为今后高尔夫球竞赛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11月14日至17日，第五届中国业余公开赛在深圳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程军以294杆夺冠，成为第一个在该赛事上夺冠的中国选手。

1991年，肖成汉获得香港男子公开赛冠军。

1992年，12月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成立。12月18日黄丽霞获菲律宾女子公开赛冠军。

1993年，3月16日中高协出台《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实行职业化制度的具体方案(草案)》，新上任的中高协秘书长崔志强向国家体委打报告申请推行职业化。7月22日，中国高尔夫球实行职业化制度终于被认可。10月12日至15日，第一次职业高尔夫选手资格选拔赛在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进行。京津海公司在深圳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高尔夫开发设计建造管理公司，并成功举办了第一个国际性博览会——中国北京国际高尔夫博览会，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套高尔夫系列丛书。

1994年，2月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深圳市人民政府和国际高尔夫球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关于第41届世界杯高尔夫球决赛在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举行的协议。中高协加入了亚太高尔夫球联合会，进一步巩固了中高协在国际高球界的地位。广岛亚运会上，张连伟夺得男子个人亚军，女子团体获得铜牌，实现了中国高尔夫在亚运会历史上奖牌的零突破。之后，中国第一批职业高尔夫选手产生，张连伟、程军、刘国杰、郑洪涛、吴相兵、肖成汉、郑文根、肖建成、戚增发、王晓斌等获批转为职业选手。吴相兵获得第一届中国职业 2 高尔夫锦标赛冠军。12月由深圳高尔夫俱乐部中方总经理张景纯主编的《高尔夫球场建设与管理》正式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球场建设、管理专业书籍。《中国高尔夫》杂志创刊，为中国第一家专业高尔夫媒体。深圳天应体育用品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代理世界著名高尔夫球具品牌(Callaway)的企业。深圳电视台派出记者前往波多黎各，采访第40届高尔夫世界杯，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报道世界级高尔夫比赛。首届“贺龙杯”名人邀请赛在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举行，后成为常规赛事。

1995年，戴耀宗的富通环球联合中高协和VOLVO赛事管理公司，首次将国际职业高尔夫赛事引入中国，举办了VOLVO中国巡回赛和VOLVO中国公开赛，第一个由国外企业冠名赞助中国高尔夫国际职业大赛。第一届“Volvo中国公开赛”在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至今已经成功举办十五届，1998年纳入亚亚洲巡回赛，今年划入“ONE ASIA”系列赛。

4月11日，张连伟赢得了在深圳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第一站中国巡回赛冠军，揭开了国际高尔夫赛事在中国发展的序幕。由中高协主办的全国青少年锦标赛也在这一年创办，梁文冲为第一届冠军，至今已经举办了14届。

4月17日，第41届喜力世界杯高尔夫球赛组委会成立大会在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举行，当时的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任组委会主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任执行主任。为了迎接世界杯，厉有为书记进行了一个大动作，那就是提前开通梅林二线口岸，提前修建从梅林到观澜镇的30公里高速公路。比赛于11月9日至12日在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举行，共有32个国家的64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由张连伟和程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高尔夫球世界级大赛。

这一年，北京高尔夫运动学校成立，是中国第一所培养高尔夫专业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开设高尔夫管理专业，(该专业于1997年转入深圳大学，成长为现在的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开创了中国高尔夫球专业高等教育的先河。

1996年，张连伟与程军搭档竞逐高尔夫世界杯，并以外围赛第一的成绩闯入决赛。3月19日，在新加坡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举行的亚太高尔夫联合会会议，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代表石天曙、孙柏青、崔志强三人应邀列席了关于亚洲高尔夫球巡回赛的会议，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中国高协加入亚太高联。

第一本中文简体版高尔夫规则出版，又称“红宝书”，全书共计8万字，由崔志强用了2个月的时间翻译而成，受到香港著名影星曾志伟的赞助印刷而成，5000册全部免费赠送。标志着高尔夫活动有“法”可依。

全国首个9洞灯光球场在深圳沙河高尔夫球会点亮。成都双流口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开业，为中国西南第一家。

1997年，程军夺得Volvo中国公开赛冠军，成为第一个在国际赛事上夺冠的中国选手。

深圳大学成立高尔夫学院，在中国率先创办了高尔夫高等专业教育。由中高协与曾志伟高尔夫球基金合办的第一届全国青少年高尔夫冬令营在深圳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

第一届“海峡杯”高尔夫球邀请赛深圳聚豪会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该赛事由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总经理贺平、台湾和信集团执行副总经理辜仲谅、中国台北PGA前理事长谢敏男、中国台北PGA副理事长廖国智等五人创办，每年轮流在海峡两岸举行，赛制为队际对抗赛，每队派出12名选手，分为最佳球位赛、四人二球赛、四人四球赛和个人比杆赛。

1998年，“百慕”(BIAM)牌球杆获“中国高尔夫球协会推荐产品”称号，朱镕基总理将“百慕”牌高尔夫球杆作为国礼赠送给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高尔夫球协会正式加入世界高尔夫球联合会，成为其中一员。

深圳名商高尔夫球会建成18洞灯光球场，成为中国第一家可供夜间打全场的球场。宋杨作为主持人/制片人制作的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电视节目——深圳电视台《高尔夫世界》节目播出。

1999年，BAT中国职业联盟杯巡回赛产生，第一年共举行了六站，刚刚转为职业球员的梁文冲在大连、昆明、北京、深圳四站比赛中所向披靡，将冠军收入囊中。8月观澜湖高尔夫球会进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试运行阶段，成为中国第一家进入ISO14001运行体系的球会，12月21日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中心的环境品质认证。

2000年，厦门国际慈善高尔夫球队成立，成为厦门慈善总会高尔夫慈善分会。球队每月定期组织球赛，专门资助厦门贫困家庭。

2001年，1月，在戴耀宗的倡议下，第一届全国高尔夫球会总经理联谊会在江门五邑蒲葵高尔夫球会举行，至今已举办九届，是高尔夫的行业集市，全国球会高层聚在一起商讨产业出路，共谋发展。4月18日，全国第一家航空港高尔夫球场—深圳航港高尔夫球场正式开业，引领和倡导了高尔夫球场用地的灵活性与多元化。5月9日至12日，由深圳朝向高尔夫管理公司承办中国高尔夫业余巡回赛第一站在广东中山长江高尔夫球会举行，至今已经举办了42站，并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的业余赛事，培养了众多优秀选手。9月30日，在马来西亚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会，张连伟和梁文冲在“大卫杜夫国家杯”暨“世界杯”入围赛上夺冠，这是两人的首度合作。这一年，张连伟还夺得了澳门公开赛冠军，同时，他也创办了第一个以球员名义命名的公益性青少年比赛——“张连伟杯”，至今已经举行8届。第一个高尔夫专业网站“高尔夫时代”年初开通，中国高尔夫进入网络时代。

2002年，TCL精英赛诞生，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企业冠名赞助的职业高尔夫球赛，2005年升级为欧巡赛，2007年为最后一届。张连伟开始征战日巡赛，拿到了两个并列第二，并成功卫冕澳门公开赛。深圳市政府决定，在深圳建立三个公众高尔夫球场，同年11月，全国第一家公众球场——龙岗公众高尔夫球场正式开业，为推动深圳乃至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大众化迈出了第一步。11月9日到11日，世界高尔夫球头号职业球手老虎·伍兹来到深圳观澜高尔夫球会，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在中国刮起了一股高球旋风。

2003年，新加坡名人赛上，张连伟打败南非选手恩尼·艾尔斯成为第一位赢得欧巡赛冠军的中国选手。3月14日至16日，由亚洲高协、日本高协以及观澜湖高尔夫球会联合创 4 办的“朝王杯”举行第一届比赛。在“非典”狂潮中，高尔夫球场成为生命的绿洲，更多的人走进了高尔夫这一个充满阳光和绿色的有氧运动，高尔夫对于促进全民健康、促进社会和谐运转的积极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可、重视。10月，国内第一家批发、零售高尔夫用品的大卖场“高尔夫用品批发大世界”在北京女人街开张营业。上海市高尔夫球会开始主办上海市高尔夫巡回赛。

2004年，欧洲巡回赛首次登陆中国，5月的宝马亚洲公开赛和11月的沃尔沃公开赛都纳入欧巡赛系统。4月，张连伟得到奥古斯塔70年历史中颁出的第5张外卡邀请，参加了第68届美国高尔夫名人赛，这是中国内地高尔夫选手第一次参加大满贯赛。5月26日，吉尼斯世界纪录组织首席特派专员斯蒂尔·纽波特宣布，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以180洞10个球场的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大球会。为庆贺这一荣耀，观澜湖同年创办高尔夫马拉松大赛，至今已经举办五届。10月，首届“大佛杯中国高尔夫精英挑战赛”在北京太伟高尔夫俱乐部举行，旨在打造民族品牌赛事，2007年赛制改为中国职业球员锦标赛。广东省高尔夫球协会开始主办“九龙湖杯”广东青少年公开赛。

2005年，4月尊尼获加精英赛在北京华彬庄园举行，由欧巡、亚巡、澳大利亚PGA共同承认的赛事第一次登陆中国。叶莉英为成第一个进军LPGA的中国内地选手，也是第一个通过美国女子公开赛资格赛并在正赛中实现大满贯晋级的选手。8月，由中高协主办的中国高尔夫球巡回赛正式启动。9月，北京国际高尔夫发展基金会成立，是国内首家高尔夫基金会。11月，首届汇丰冠军赛在上海佘山上演，由于老虎伍兹等巨星阵容而倍受关注，同时也是当年亚洲地区奖金最高的赛事，至2009年升级为世界锦标赛。“君兰杯”中国男子职业高尔夫球精英赛诞生，次年直接由美的集团冠名赞助，2007年升级为亚巡赛，今年加入“ONE ASIA”系列赛。

2006年，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成功获得高尔夫世界杯2007年至2018年连续12年的举办权。张娜在年底通过资格考试拿到日本女子巡回赛完全参赛资格。3月27日，由程军发起的Monday Golf 职业球员训练赛拉开序幕。3月31日，中国高尔夫国家队成立。

2007年，梁文冲被封为2007亚巡赛奖金王和亚巡赛最佳球员，是中国高尔夫历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选手。在把新加坡名人赛的冠军奖金全部捐献出来后，梁文冲又创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以高尔夫球员名义命名的慈善基金——百龄坛梁文冲高尔夫基金。张娜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通过日巡赛资格考试的女选手，新人年即拿下了四站冠军，创造了女子日巡赛的新人最佳纪录，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单赛季奖金超过五百万人民币的选手。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张连伟球场和北戴球场启用，以216洞的规模刷新了自己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欧米茄观澜湖高尔夫世界杯时隔12年后再次来到中国举行，并将连续12年在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举行，欧米茄冠名赞助12亿港币，赛事总奖金为500万美元，每年增加50万，2011年后再逐年递增5%。中国由张连伟和梁文冲搭档，取得了并列11名的成绩创造了新纪录。

2008年，1月18日，中国首次受邀参加在南非举行的女子世界杯，张娜和王纯代表中国出战。梁文冲在英公国开赛获得并列第64名，是大陆选手在大满贯赛上获得的最佳成绩，而他也是第一个实现大满贯晋级的内地选手。冯珊珊通过LPGA资格赛考试，成为第一个获 得LPGA全卡的中国内地选手，而她在新人年拿到的一个亚军四个季军也是中国大陆选手LPGA的最佳成绩。5月8日-5月11日，华彬北京公开赛成为国内第一个获得中高协、亚巡赛和日巡赛共同认可的赛事。9月11日-9月14日，青岛公开赛在青岛华山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这是欧洲挑战巡回赛首次登陆中国。10月24日，大新华航空赛在海南海口西海岸球场举行，这是LPGA第一次在中国举行。10月30日-11月2日，苏州太湖杯女子公开赛在苏州太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这是欧洲女子巡回赛第一次在中国举行。

第五篇：中国警察的发展简史

中国警察的发展简史

“警察”的称呼由来

“警察”这个名词在历史上不是我国固有的。警察(police)一词最早源出于古希腊，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而中国开始使用“警察”之名则始于清末。

意大利当代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现代汉语语汇的形成》一书里，做过详细的考辨。他指出，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清廷的总理衙门指示翰林院及六部，拟定了一份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外国访问考察的名单，要求他们撰写考察报告，俾作为改革的基础。这一波大臣出洋考察以傅云龙为始，他去了日本、美国、秘鲁和巴西等四国，计为时两年。傅云龙归来后写了许多考察记，在日本部分即有《游历日本图经》和《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两册，书中将日本以汉字书写的“警察”带了回来。接着，中国第一代日本专家黄遵宪又在所著的《日本国志》里简介了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这个现代名词开始出现。

但中国正式的设置警察却比他们的著作晚了几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联军除军事占领外，为维持治安而设了有警察之实的“安民公所”。八国联军后的第二年，北京模仿联军之制而设“善后协巡营”，后来改名巡警总厅。而于此同时，则是袁世凯也在河北的保定设“巡警分局”，置巡警这种职称，警察制度正式登场，取代了以前的保甲团练及捕快。

因此，现代的警察之称源于日本.在语言的形成上，这称之为回归借词，它的意思是，警察乃是汉字中原有的词汇，但汉字的这种用法早已被人遗忘，最后是兜了一大圈，再从日本那里重新找回。在当代汉语中，这种“回归借词”举之不尽，通俗的“写真”、“人气”、“一级棒”，严肃的如“自由”、“进步”等均属之。中国古代的司法部门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只是在府、县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负责社会一线维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时期，就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鲁国则设有大司寇一职。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

鲁定公9年，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他就诛杀当时鲁国大夫少正卯，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非杀不可。(《荀子?宥坐》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由此鲁国大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在县乡两级，则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基层治安机构——亭。亭是秦汉时代政府的末端组织之一，遍布全国，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处，大致每十里(相当于3公里)设置一亭。亭本来是为军事交通设置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兼具军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层政府机构，兼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比较起来，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安分局或是派出所吧。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算起来还是一位基层警察干部。

刘邦的生地是在丰邑，丰邑在沛县的西部，与泗水亭东西相隔百十里路。被任命为泗水亭长以后，他佩印着冠，披甲带剑，一手持竹简命令，一手持捆人绳索，手下还有两三下属丁卒使唤。在当亭长期间，他结识了大批朋友，建立的这些人际关系成为他的一大财富。象萧何等在秦末随同刘邦起兵后来成为汉朝开国功臣的一大批人物，多是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结识的沛县中下级官吏。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古代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司法机关一直隶属于行政，最终隶属于皇帝，说明了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司法的独立是很难出现的。

与现代警察部门最相似的部门是刑部。相当于现代的公安部吧。

与现代警察相比，古代警政合一，军警不分。警察的职能尚未能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专门机关，而是由军队、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所共同行使。虽然作为警察行为对国家与社会来说是绝对必需的，但还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结构稳定的专门的警察机关。警察行使职权在法律上是不严格的，“神灵”的意志、皇帝的意志、长官的意志具有主导作用。皇帝、行政长官，甚至宗教组织直接处理罪案是常见的。私刑、私狱普遍存在。奴隶主、地主、宗教领导人、宗族头人有权使用私刑执行惩罚。大量违背统治阶级意志和统治秩序的问题靠私刑解决。

直到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黄遵宪首创中国警政

1840年6月，被鸦片战争炮声震醒了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于是，警察制度做为“良法美政”被从西方引进。中国近代警察究竟诞生于何时?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黄遵宪，字公度。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位有才干的维新派政治家和外交家。同时，也是我国近代警察的首创者。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出生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祖上靠典当发了家。1867年，黄遵宪考中秀才。1874年，怀着“一学蝇头世俗书”的心情，到了帝都北京。在北京，他认识了同乡何如璋、邓承修等，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大作用。1895年6月，黄遵宪赴湖北办理教案，投入了正在开展的资产阶级维新活动。这年的9月，黄遵宪奉光绪皇帝命入京。在当时，只有高级官吏才能由皇帝特旨命令进见，道、府以下的官吏，必须由吏部带领分批引见。黄遵宪当时只是一个道员，按照清制，应该等吏部引见，但光绪皇帝却破格下特旨召见黄遵宪。

光绪想通过变法削弱后党，寻找出路，因此，积极援引改良派人物。光绪问黄遵宪，西方政治为什么胜过中国?黄遵宪回答，西方国家强大，原因在于变法。黄遵宪还说，自己在伦敦时，听那里的学者说，百年以前，英国还不如中国发达呢!光绪听了黄遵宪的话，先是惊讶，接着笑着点头。

黄遵宪被光绪皇帝召见后，户部尚书翁同和又接见了他。1897年6月，由于翁同和的推荐，黄遵宪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盐法道的职责是管理一省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清代的食盐只准官卖。同时，黄遵宪还兼管一路的钱谷和刑名，也就是财政和司法事务。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黄遵宪抵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掌管全省的刑狱和官吏的考核。是时，恰逢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试图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改良中国的封建政体。因此，黄遵宪的变法思想如逢和风春雨，他便劲头十足地帮助陈宝箴，辅佐陈宝箴推行新政。他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的理论及种种改革措施。他提倡“分官于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议会制度；并且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而建立起保卫局，以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由黄遵宪亲自负责规划及主持的新政规定要务有十二项：

一、保卫局；

二、迁善所；

三、整顿刑狱；

四、课吏馆；

五、时务学堂；

六、武备学堂；

七、南学会；

八、湘报馆；

九、团练；

十、矿务；

十一、内河小轮船；

十二、湘粤铁路。其中首推保卫局。

上述新政规定要务十二项中的首项是保卫局，即现在的警察局。黄遵宪早年呕心沥血地写成的《日本国志》中，论及警察的职务是：“在保护人民：一去民害、二卫民生、三检非违、四索犯罪……”他在任职欧美外交官时，非常留心欧美先进制度，特别对司法、警察体制，格外深入研究，故又有云：“余考欧洲警察之制，大抵每一万户则设一分署，一分署有警察数十人，其在通都大邑，广衢要路，则持棍而立者，远近相望，呼应相通……”足见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思想形成颇早。因为他在海外任职外交官十多年，亲身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现状和文化，见识多，涉猎广，加之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心和使命感，对中国的变法自强充满信心。因此，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依殷切，借重诚恳。黄遵宪向他提出，现行的保甲制度撑不起社会安定的局面，认为必须设立湖南保卫局。其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

黄遵宪亲自制订的《湖南保卫局章程(四十四条)》具体来看，里面对保卫局的职能、机制、职责、纪律及巡警的条件等等，都一目了然，便于操作。

章程的首条阐明保卫局的性质是“官绅商合办”。第二条阐明职能是“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往下提出机构设置“于长沙府城中央，设总局一所，城中分东西南北，设分局四所，城外设分局一所，共分局五所，每所辖小分局六所，共设小分局三十所。”充当警员的条件有七条：“一须年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二须曾经读书识字，粗通文理者。三须身体强健，能耐劳苦者。四须性质和平，不尚血气者。五须有保人。六须考验。七不准以曾经犯罪之人充当。”还规定了警员的具体职责九条，以及“两不许”、“七不准”的纪律和奖惩制度，又详细制订了总局、分局和小分局的办事程序及各级人员的薪酬等等。诚然，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新政主张仿如刚出世的婴儿，因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宣告成一张废纸，但诚如《清史稿?本传》上云：“黄遵宪……于是略仿西欧巡警之制……”

1898年7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湖南保卫局正式开办起来。保卫局的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但由于是官绅合办机构，人员素质上与西方警察差距很大。后来，那拉氏发动政变，使戊戌维新只维持了103天，参与变法、行法的“帝党分子”，彻底被击败，积极推行新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其他四十多人，被统统革了职。湖南保卫局自然也随着变法的失败而被腰斩，10月31日被裁撤，只存活了三个月，之后被迫更名为保甲局。应该说，湖南保卫局是中国警察的前身。首开了中国近代警察史的先河。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巡警

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西太后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京城治安一片混乱，案件层出。八国联军为了加强社会控制，找一些中国人临时设立“安民公所”，镇压民众的反抗，防止动荡骚乱，保证社会秩序。待联军撤出后，“安民公所”自然不复存在。但清廷见其法不错，又查列强在沪、津、汉口等地租界均设“巡捕房”，置任印度人、越南人为巡捕，治安良好。于是开始在京城建立“善后协巡营”，后又改为“工巡总局”，直属皇帝，下设事务大臣一人专门负责，同时又下设工巡总监和副监各一人，辅助局务。总局内分为工程、巡捕二局，各设局长分管。每局之下，各有警巡、队长、巡长及巡捕若干人，负责管理警察事务和工程事务。所以，工巡总局实际上是管理市政、司法、警察的混合机构，只能算作中国警察最早之雏形，而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警察机构。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了巡警，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专门警察机构。

1901年八国联军之乱后，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西方列强在得到割地赔款同时，还希望随时染指中国事务，特在《条约》中规定八国联军在交还天津后，清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内驻扎军队，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剥夺清政府在整个天津市的驻兵权。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国军队如不能在天津驻守，西方列强随时可以兵临北京城下，要挟清政府。这是清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同时，满朝文武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带一兵一卒，前去接收八国联军满街横冲直撞的天津市。

后来，朝庭把这个棘手难题交给了在山东因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的袁世凯。1902年5月，袁世凯在保定创设了警务总局，挑选了500名巡警，设了五个分局，分布在城厢内外。同时，责令赵秉钧在保定开办巡警学堂，聘请洋人充当教习。保定巡警学堂也许是中国第一所警察专业学校。袁世凯之所以创办警务，与筹备接收天津有很大关系。当时，帝国主义联军照会清政府，提出条件：天津周围二十华里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于是袁世凯想出了一个办法，化军队为警察。他在北洋军各镇中精选了3000兵士，训练成为巡警，开进天津，这样就避开了“天津周围二十华里内驻扎中国军队”的嫌疑。

同年8月，在正式接收天津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军事戒备。史载当时八国联军也哑口无言，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毫无冲突之处。八国联军将天津重新归还中国后，袁世凯把天津控制起来，设在保定的巡警学堂移到天津。袁世凯的3000名巡警中，1500名留在天津，称为“南段巡警局”，由赵秉钧担任总办。1500名分布在西沽、塘沽、山海关、北塘等处，称“北段巡警局”。同年冬，继保定巡警学堂，袁世凯又在天津设立了巡警学堂。次年8月，并归天津的保定巡警学堂与天津巡警学堂合并，改称北洋巡警学堂。

设南、北段巡警局后，袁世凯又增添了河巡、马巡、暗巡和消防队，进一步完善了天津的巡警机构。紧接着，袁世凯又把天津的巡警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及铁路，在全省建立起了巡警网。袁世凯曾训练过新军，对西方的军警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袁在接收天津前，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行短期的警察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

1902年，清政府从八国联军手中接管天津后不久，天津的大街小巷就不断闪现出三三两两的“中国警察”晃动的身影，他们脖子上挂着警哨，腰中挎着佩刀，到处巡视查看。从这时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词语“巡警”正式在中国出现了，而天津则成为了中国“巡警”第一个开始巡逻的地方。由于有专门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天津市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成为全国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广。地方警察制度的建立，终于导致全国警察制度的建立。1905年10月8日，清政府设立巡警部，统管全国警察事务，巡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是袁世凯的挚友徐世昌担任，巡警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是由袁世凯的老部下赵秉钧担任。

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又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警察制度起源于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巡警制度。

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中央警察机关

由于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巡警“成效显著”，清政府号召各地效仿。于是各地纷纷各自为政地办起了警政。清政府虽然主张各地建立警察制度，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计划和方案。所以，京师以及各地虽然积极尝试摸索，但警政建设长时间没能走入正轨。有识之士就倡议设立一个中央警察统管机构：“于京师特立警务部，于各省特立警署。”

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罗瑞卿所在的十八兵团(即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调入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5月14日，毛泽东致电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来到北平。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表示愿意跟随部队在前线打仗。周恩来告诉他：“今晚毛主席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当晚，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泽东一见罗瑞卿便说：“听说你不愿意当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大家都不干，都去打仗行吗?”罗瑞卿立即表示：“那只是以前的想法。周副主席同我谈话后，我已经想通了。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点头，并关照罗瑞卿，组建公安部的事要多请示周恩来。

7月8日、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讨论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机构设置问题，决定由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协助罗瑞卿组建公安部，首先以华北局社会部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1949年10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罗瑞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在确定了公安部的编制并陆续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后，为确定各省、市公安部门的组织编制和今后任务，经中共中央批准，10月15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解决了统一全国公安组织机构和公安机关的工作任务问题。10月20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人员并讲话，阐述了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业务建设等问题。

他针对当时退据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正策划暗杀中共高级干部时说：“经过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损失不得的。公安部门要时刻警惕敌人可能进行的暗杀活动。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首脑部门一定要有部队警卫。”“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在和平时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罗瑞卿和与会人员听后深感公安工作责任重大。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话就成为罗瑞卿和各级公安干部的座右铭。1949年11月1日，公安部正式成立。

周恩来一直很关心公安工作。为统一警察名称，去除警察在人民心目中的坏观念，周恩来总理批示各种警察一律通称“人民警察”。1950年12月14日，公安部第三局发出“统一人民警察名称”的通知。自此，“人民警察”这一划时代的称谓载入了中国警察史册。他还要求交通民警纠章前必须先敬礼。执法为民：人民公安踏上新征程

建国初期，公安机关在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反特防谍等一系列运动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旧社会遣留下来的吸食鸦片烟毒、妓馆等现象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显示了人民公安机关除旧布新、正本清源的强大战斗力。在随后而来的文革浩劫中，公检法被砸乱，法制被破坏，一大批公安战线的老领导老同志受到冲击迫害。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公安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这为警察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使警察法制建设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研究公安工作中心转移问题，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扭转社会治安的不正常的状况，各地公安机关针对治安状况和犯罪活动的特点，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严厉打击了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因地制宜地开展专项斗争，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公安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大的改革有：198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内卫任务的部队与公安机关原有的兵役制警察合并，并组建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3年，成立国家安全部，原公安部主管的反间谍工作划归国家安全部；同年，原属公安机关的监狱、劳教管理工作整建制移交司法部门。1986年，由交通部门掌管的公路交通管理工作移交公安机关，城乡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统一由公安机关掌管。从1983年开始，各级公安机关对建国以来的涉及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公安机关的法制机构也得到了建设和加强。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公安机关开始实行警衔制。据统计，1979年至199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21部公安法律，国务院发布了42件公安行政法规，公安部制定发布或与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有关公安工作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700多件。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基本上使得公安主要工作有法可依，而且为公安工作的法制化建设提供了条件。

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的职权、任务、活动依据、义务和纪律，组织管理和警务保障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还对人民警察的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作了规定。这是确立和完善我国人民警察制度的基本法律。在此背景下，1996年2月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和同年下发的《“九五”公安工作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警”的方针。《人民警察法》颁布实施后，国家有关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加快，公安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目前，一个以《人民警察法》为核心，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以公安刑事法规、治安保卫法规、行政管理法规、组织人事法规、警务保障法规、监督法规和国际警务合作法规为主要门类的公安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

当前，我国公安机关的职责是：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防范、打击恐怖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管理交通、消防、危险物品；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国籍、出入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场所和设施；管理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监督管理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监察工作；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当代中国的警察制度是建立在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谋平安、为警察队伍谋发展的基础上，是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为使命。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提出，公安工作要在十七大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公安工作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警察的历史之最

1、最早出现“警察”一词的时间：清朝末年。

2、最早的警察首脑人物：曾历任清朝商部左丞、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职的巡警部第一任尚书徐世昌。

3、最早的警察机关：清朝政府于1898年在湖南创建的“湖南保卫局”。

4、最早的警察学校：1900年清朝政府军机大臣奕昕警务学堂。

5、最早的中央警察机关：清朝政府于1902年设置的“中央巡警部”。

6、最早的派出所：清朝民政部1900年在北京内、外城设立的308个区段派出所和59个马路派出所。

7、最早的武装警察队伍：北洋政府1914年在北京创办“保安警察大队”。

8、最早的女警察：1929年上海警察局招收的一批女检察员。

9、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保卫组织：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科”。

10、最早的公安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932年1月27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

11、第一任公安部部长：曾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副校长、军委公安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国务院政法办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的我国公安杰出领导人罗瑞卿。

12、最早的人民警察队伍：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5月组建的“延安市警察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