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宏概况:文化历史范文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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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德宏概况:文化历史

德宏文化地理

历史

“德宏”地名沿自傣语名称,意为“怒江下游的地方”。根据德宏考古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德宏地区就有人类居住,到公元前364年,傣族先民就在今瑞丽江流域建立了勐果占壁王国(傣语称“勐卯弄”),公元前4世纪,德宏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通往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陆路商贸交通线“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东汉时期德宏属永昌郡哀劳县(今盈江县),唐代德宏属南诏国永昌节度和丽水节度,宋代属云南大理国永昌、腾越金齿部地,到元代时朝廷进一步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管辖,在德宏设置茫施路(今芒市)、镇西路(今盈江)、平缅路(今陇川)、麓川路(今瑞丽)四路及南甸军民府(今梁河),隶属金齿宣抚司六路军民总管府,明代时期德宏与祖国内地关系进一步密切,明朝廷在德宏建立士司制度,设立了南甸、干崖、陇川宣抚司和盏达(原莲山)、遮放副宣抚司,芒市、勐卯(瑞丽)安抚司,隶属永昌府腾越州。清沿明制增设了腊撒、户撒(今陇川户撒)两个长官司和勐板(今潞西边勐戛、法帕)土千总,隶属龙陵厅管辖,使德宏一带有10个土司,土司职位世袭相传,实行封建领主制度,自明代1382年以来,到1956年民主改革彻底废止,德宏士司制度经历了574年之久,是云南省土司制度延续最长的地区。环境

德宏气候资源也是得天独厚的,全州紧靠北回归线附近,所处纬度低,受印度洋西南季风影响,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东北面的高黎贡山挡住西伯利亚南下的干冷气流入境,入夏有印度洋的暧湿气流沿西南倾斜的山地迎风坡上升,形成丰沛的自然降水,加之低纬度高原地带太阳入射角度大,空气透明度好,是全国的光照高质区之一,全年太阳辐射在137—143卡/厘米,年降雨量1400~1700毫米之间,年平均气温在18.4℃~20℃,年日照2281-2453小时,年积温6400-7300℃,年陆地蒸发量在1400-1900毫米之间,干旱指数在0.4-1.2之间。

形成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雨热同期,干冷同季,年温差小,日温差大,霜期短、霜日少,的特点,为多种作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和越冬条件。

第二篇:无锡历史概况

历史之变革:早在六七千年前,无锡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过着定居生活。在鸿声彭祖墩、新渎庙墩、葛埭桥庵基墩和玉祁芦花荡等地,均有原始氏族的聚居点。无锡先民的原始文化先后属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和丰富了太湖流域辉煌的远古文化。

无锡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春秋时期,吴国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政治上、军事上也十分强大。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无锡属越国。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灭越,无锡属楚国。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灭楚,置会稽郡,无锡属之。据考古发现,西汉时期,无锡已有冶铁、铸铜、制陶、髹漆等手工业门类,农业生产已使用铁器农具和牛耕技术。六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南迁,无锡治湖筑圩,水利设施大量兴建,农业耕作技术也有了提高。商业贸易开始形成。唐、宋时期,无锡农业生产从“火耕水耨”的轮荒耕作发展为耕、耙、耖配套的耕作技术,形成稻麦两熟制,太湖周围卑湿之地改造成河渠纵横、湖塘棋布、排灌结合的水网系统。养蚕业发达,“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无锡河道中“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城中金银、彩帛、烟酒、油酱、食米等作坊错杂开设,市场繁荣。无锡成为富庶江南的一块宝地。

明清时期,无锡依凭优越的自然条件、便利的水陆交通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锡西北的芙蓉湖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整治,形成大批良田。农业上由于精耕细作,粮食产量逐年增加。“春豆夏麦,秋收禾稻,中年之岁,亩得三石”,成为全国“米仓一区”。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无锡逐步形成了江南有名的米市、布码头。米市:早在元代,无锡已是邻近县上交漕粮的集中地。明代,由于兴修水利和水稻育秧移栽技术的推广,无锡粮食产量稳定,无锡之米与苏杭之帛、淮扬之盐、浮梁之瓷、温州之漆相提并称。至清代前期,无锡稻米集散不仅经营规模、交易数量居江苏各县之冠,而且成为漕粮的主要采办地和“产者输之,购者集之”的粮食余缺调剂市场。至雍正、乾隆年间,无锡米市已初具规模,“米豆之业甲于省会”,“皖豫米商纷纷麇来,浙东籴贩,麇不联樯”。布码头:随着无锡米市的形成与发展,北方地区,特别是苏北淮扬、高宝湖等产棉区的棉花由购米船队运至无锡,无锡乡间棉纺织业十分兴盛。所以,无锡尽管不种棉花,但四乡农村几乎家家有纺机,户户织棉布。明弘治年间,无锡北门外莲蓉桥南,已形成布列成行的布市。“坐贾收之,拥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明末清初,布码头一度衰落。至清代中叶,无锡家庭棉织业再度兴起,全县织布木机有4~5万台,年产土布300万匹,占全国棉布产量的6.7%。各地布商云集无锡,从北栅口至北塘,形成绵延数里的布市。乾隆年间,无锡每年经销的土布达700~1000万匹。无锡有“布码头”之称,与汉口的“船码头”、镇江的“钱码头”,并称为长江“三码头”。

近代无锡:近代,无锡经济的辐射力逐渐增强,成为江南的一个经济中心城市。无锡米市在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1860~1863年)太平天国战事中被毁。战事以后逐渐恢复。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清政府把浙江各州府的漕粮转到上海、无锡采办,又指定江苏各县的漕粮在无锡集中转运。无锡米市得到进一步发展。至清末,无锡年办漕米130万石。同时,由于无锡米市粳、籼、糯品种齐全,数量充足,储运方便,上海、浙江等地粮商都到无锡采购,江苏产棉区大多也到无锡购米。无锡成为南供民食、北输漕米的大米市。年交易量达600~750万石。无锡布码头继续兴盛,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清末,无锡制丝业迅速发展。光绪四年(1878年),无锡生丝产量达13.8万斤,占苏、常、镇三府生丝总产量的38.83%,成为江苏省最大的产丝县。与此同时,蚕丝贸易十分活跃,“一年也有数十万斤之巨”。光绪六年(1880年),无锡输出生丝近10万公斤,价值48万海关两。其中四成出口海外,六成销往周边地区。无锡成为甲于东南的丝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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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广西历史概况

广西历史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桂,南临北部湾,毗邻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西连大西南,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唯一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是中国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是华南通向西南的枢纽,是全国唯一的具有沿海、沿江、沿边优势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广西,美丽的八桂之地。十万大山的壮美,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千百条河流的秀美,形成了无尽的海洋资源;亚热带雨林气候,孕育了大量珍贵的动植物资源;尤其盛产水果,被誉为“水果之乡”更具特色的是,奇特的喀斯特地貌,灿烂的文物古迹,浓郁的民族风情,使广西的旅游资源独具魅力!广西现有人口四千九百多万人,壮族人口占三分之一,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又是全国重要侨乡。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我国大陆最南部,南临南海北部湾,西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从考古发现的百色古人类遗址可知,早在70万年前广西就有原始人类生息了。距今5万年左右的“柳江人”,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1万年前的“麒麟山人”已学会和使用钻孔与磨尖的石器。桂林甑皮岩人遗址则说明距今约1万至6000年前,广西古人类已开始从事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今广西地域主要分属于桂林郡和象郡,这是广西最早纳入统一的中央王朝版图。为了解决秦军的粮饷运输,在今兴安县境内开凿了人工运河??灵渠;灵渠沟通了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对岭南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汉初,代行南海尉赵佗击并桂林郡、象郡,建立南越国,今岭南地区包括广西大部分隶属于南越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武帝平定南越,苍梧广信(今梧州)成为交趾刺史部9郡的行政中心。西汉时,合浦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瓯骆越人从战国时开始绘制的左江崖壁画约完成于此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西先属吴,其后归于晋及不断更替的南朝宋、齐、梁、陈各政权。唐咸通三年(862),分岭南道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这是广西最早成为一级独立政区。唐代广西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桂布”名闻遐迩;桂、邕、柳、容等重要市镇兴起;修筑了沟通桂江和柳江的著名水利工程相思埭;广西出现了第一个状元赵观文和颇负盛名的诗人曹邺、曹唐。五代十国时期,楚与南汉长期争夺广西,社会经济遭受破坏。宋分广南路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南西路简称为广西,广西之名始于此;宋代,先后发生了区希范起义、侬智高起兵反宋、李接起义等反抗宋王朝的事件;而交趾上层统治者则于熙宁八年(1075)大规模入侵广西,仅邕州(在今南宁)屠城被害人数就达5万多人;宋代邕州横山寨(今田东县平马镇)、永平寨(在今宁明县)及钦州3大博易场成为西南民族集市或与交趾等地贸易的国际市镇;有色金属锡、铅的产量居于全国前列;梧州元丰监成为江南六大铸钱监之一;纺织品尤其是苎麻织品质量上乘,左右江出产的?布色彩丰富,是最早的壮锦及当时的上品衣料。元朝统治广西基本上着重于军事控制,在各主要隘口附近派驻屯兵,实行军事性质的屯田;至正二十三年(1363),设置广西行中书省,为广西建省之始。

明初改广西行省为广西承宣布政使司,是当时全国13个布政使司之一。朱元璋分封其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于洪武五年(1372)开始在桂林独秀峰下修建了靖江王府和王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进犯我国东南沿海,田州土官妻瓦氏夫人率一支由壮族子弟组成的?兵赴前线抗倭,屡败敌寇,战绩显赫。明朝是封建社会广西经济开发最有成效的时期,大量移民涌入,耕地面积显著增加;已开始种植双季稻,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细致;建筑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代表性建筑有容县真武阁、合浦大士阁等。文化教育与中原地区的差距日渐缩小,各州县包括土州土县都办起了学校,人才辈出,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如“兄弟尚书”蒋冕、蒋?,军事家袁崇焕等。然而终明之世,土官对朝廷的叛乱和土官之间的纷争不断爆发,土地和食盐成为严重社会问题,赋税徭役苛重,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规模较大的各族农民起义有大藤峡瑶民起义、八寨起义、古田起义等,其中大藤峡起义绵延不断达200年。清初,广西兵祸连年,先是桂林成为南明永历政权驻地和瞿式耜、大西军李定国抗清斗争的中心;不久又爆发了平西王吴三桂等叛乱的“三藩之乱”,主持广西军务的孙延龄起兵从乱;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广西才真正归入清王朝的版图。清代广西的农田水利灌溉技术日臻成熟,各种陂、堰、塘、渠的修建和水翻筒车普遍使用,许多山区亦开辟出梯田、冲田等等,例如令人叹为观止的龙胜龙脊梯田,始造于元代,历明至清才完成;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农村圩市,城镇商业的繁荣以梧州为冠。全省各地皆设书院和义学;方志的编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谢启昆主修的嘉庆《广西通志》被誉为“省志楷模”;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桂剧、彩调剧等民间戏剧已十分流行。清中期以后,天地会势力在广西发展迅速,频频起义,标志着一场大风暴的即将来临。

先秦以前,广西为百越民族聚居地。秦汉以降,汉族人民和苗、瑶、回等少数民族因军事、经济、避乱、仕宦、谪迁等原因源源不断地迁入广西。移民不仅是古代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有效途径,也构成秦汉以后历代中央政权对广西进行统治的社会基础。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农作物的新品种等,将汉族的封建政治和文化传播到广西。例如隋桂州总管令狐熙、唐柳州刺史柳宗元、容州刺史韦丹、宋广西转运使陈尧叟等一批杰出人物来桂任职,就实行过不少发展生产、缓和民族矛盾的改革措施,对促进广西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唐代开始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羁縻州县,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世袭管理;宋代沿袭;元以后称为土州土县;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到了最鼎盛的时期,实行土司制度的地区占到了一半以上,土官在辖境内拥有统兵治民的大权,无异于土皇帝;清代,广西土司制度已趋腐朽,于雍正年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流;土司制度最后于民国17年(1928)才在广西完全终结。

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两广是受鸦片走私危害最严重的地区,同时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腐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把广西人民推向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沿。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广西梧州防兵首先奉调赶往广州前线支援,广西前后共调集兵力数千名,还调集大炮、火炮及铸炮工匠赴粤增援,珠江口海面防御工事“排链”所用的参天大木也选材自广西。广西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策源地: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两万多广西各族儿女汇集桂平金田,誓师起义,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9月,太平军占领永安,封王建政,颁行各种制度;继而挥师北上,东下江南,建都天京(今南京),迅速形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革命高潮。与此同时,以天地会组织为核心的人民反清起义也在广西勃然兴起;其中尤以1854年在灌阳建立的升平天国、1855年在浔州(今桂平)建立的大成国、1860年在新宁州(今属扶绥)建立的延陵国3个农民政权最为引人注目。随着外国洋教势力在广西的发展,近代广西民教冲突不断,其中1856年的“西林教案”引发了中法两国的外事交涉,法国以此为借口,与英国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深,广西各族儿女奋起抗击法国的觊觎和侵略,民族英雄刘永福率领由广西子弟组成的黑旗军在越南屡创法军,取得著名的纸桥等大捷;在1885年的中法战争陆路战场,老将冯子才率部痛歼进犯的法军,取得了号称我国近代“中西战争第一大捷”的镇南关大捷;法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巴黎,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倒台。中国近代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使北海、龙州、梧州成为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列强向广西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攫取开矿、航运和修筑铁路等特权,把持海关,操纵金融;随着自然经济被破坏,广西的近代化伴随着半殖民地化进程在血与火中生长。在世纪末变法维新的呼声中,康有为曾两次到广西进行变法维新宣传,创办“圣学会”和《广仁报》,开风气之先;1895年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反对签定对日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广西有99名举人参加了这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时的政治大请愿。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至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桂西南边境地区先后发动了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和钦廉上思起义等3次武装起义,而云南河口起义、辛亥广州黄花岗之役也有不少广西籍同盟会员参加,广西革命党人前仆后继,为辛亥武昌起义发挥了重要的催生作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时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学习的广西籍学生160多人直接参加了首义;在广西的革命党人则组织了柳州、浔州(府治今桂平)起义,广西随之宣布独立。然而,广西的军政大权却被陆荣廷所篡夺,形成了独踞一方的旧桂系军事集团;旧桂系贪婪残暴,屠杀革命党人,镇压“二次革命”,勾结北洋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终于在孙中山发动的“援桂讨陆”战争中宣告崩溃。广西平定后,孙中山曾出巡广西,督师整军,计划经桂林出师北伐,但因陈炯明的掣肘而夭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广西各城镇的学生、工人和各界群众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广西的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促进了广西人民的新觉醒,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最早的地方组织首先在梧州建立。与此同时,曾为旧桂系下级军官的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借助广东革命阵营的力量,统一广西,建立了新桂系的统治。随后,新桂系与国民政府达成两广统一方案,广西归属国民政府领导。在声援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斗争风暴中,国共合作的局面在广西正式形成,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在全省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新桂系军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加北伐,且屡挫强敌,成为北伐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然而,“四一二”政变中,新桂系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使广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工农运动转入低潮。

由于北伐战争中新桂系势力的迅速扩张,同蒋介石集团发生了尖锐矛盾,1929~1930年,蒋桂连年混战,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破坏,但客观上也为广西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到广西,通过对其时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成功发动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共中央注意到新桂系与蒋介石集团对日态度的分歧,从1934年就开始了对其上层的统战工作。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也在城乡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普遍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6月1日,新桂系联合广东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中共中央在对事变表示支持和肯定的同时,向李宗仁等表明“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方针,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各地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各族青年纷纷应征入伍;广西当局两个月内就装备了4个军、48个团开赴前线,动员之迅速为全国少有。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与昆仑关战役、桂柳会战与守卫桂林城等全国和广西各抗日战场,到处都有广西子弟兵浴血沙场。1938年10月后,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沦陷区大批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者汇集桂林,桂林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名扬海内外;同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八办”又是中共在广西的公开机关和南方局驻桂林办事处,它的建立对争取广西当局开放民主、宣传动员国统区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发展西南、南洋等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筹集抗日物资,起过重要作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曾3次到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1939年和1944年,广西曾两度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广西人民遭受空前灾难;第一次沦陷期间,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广西学生军和战时工作团深入桂南各县发动群众,掀起民众支前参战的热潮;第二次沦陷期间,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保卫家乡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西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实地说,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在推动广西近代工矿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所建树。随着内战的发展,国民党政权陷入了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当中。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以反“三征”为口号,相继在桂东、桂北、左江、桂西、桂中、桂中南等农村地区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在城市,则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反对美国侵华政策的斗争。1949年1月蒋介石一度引退,为挽救国民党的失败,美国支持的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谈判,企图实现“划江而治”;但随着人民解放军4月渡过长江,新桂系“划江而治”的幻想破灭。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广西各地游击队开始向盘踞城镇、交通要隘、据点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解放广大农村,配合南下解放大军作战;桂、柳、邕、梧的中共组织则在白色恐怖下巧妙地开展统战策反工作,领导各界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路斗争,迎接解放。10月,新桂系白崇禧集团以3万6000人在湖南衡阳地区被四野和外围其他红军近45万军队合围击溃,只有7000多人突围成功。

第四篇:历史概况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历史概况•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2012-4-11 9:04:47 来源:中国台湾信息中心

台湾和大陆同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是中国人的地方。当人们走下飞机,踏上台湾的土地,看到的是中国字,听到的是汉语,吃的是中餐,喝的是乌龙茶,唱的是中国戏。两岸相同的文化,相同的习俗,台湾是世世代代中国人生存、劳动的地方,两岸人民血脉相连。

汉文化的传播

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汉文化进入台湾有二种途径,一是官方所为,以维护统治秩序、宣扬儒学等统治伦理、主办官学和科举考试为主;一是移民的到来,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间技艺,加快台湾的开发。来台的男性汉人因为移民女性奇缺,逐渐冲开官方禁婚的限制,与当地平埔族或高山族女性通婚。高山族也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与移民和睦相处。从友好相处到共同合作,加快了闽粤移民和原住民的融化过程,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汉文化有组织、系统的进入台湾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郑氏集团在台湾建立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的政治统治体制;郑成功病故后,郑经把天兴、万年二县升格为二府,并设南路、北路、澎湖三个安抚司。在政权建设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一些文化教育建设,建孔庙设学校,教育分为“学院”、“府学”、“州学”和“社学”四类。与教育一致的是开办科举。社学为初级教育,三年两试,州试上榜者送府学,府试上榜者送学院,院试上榜者则进太学。这种完整的教育、科举体系在台湾是第一次出现,很快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

在汉文化在台湾流行过程中,儒学也得到传播。台南市的孔庙,和它门额上所书的“全台首学”一样,是在台湾最早建立的孔庙。1665年,郑成功儿子郑经采纳咨议参军陈永华的建议,在宁南坊修建儒学讲学所“明伦堂”,第二年正月第一座孔庙落成。陈永华出任“学院”,也就是郑氏政权的“教育部长”;叶亨为“国学助教”,在孔庙设立“太学”。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自此开始全面、系统进入台湾。陈永华在郑氏政权推行汉文化过程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因此流传着“郑成功开之,陈永华营之”的说法,可见两人在推行汉文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随着郑氏在台湾推广汉文化的进行,明末清初,一批明朝遗臣也流亡到台湾,在致力于“文化拓垦”的同时,吟诗唱和,著书立说,写出具有台湾特色的第一批文学作品,并且成立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社团──“福台新咏”诗社。大陆名儒、贤士的到来和从事的文化拓垦活动,使得台湾文风渐开,提高了台湾社会崇尚文化的风气和台湾地区的文化水准,缩短了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的差距。

康熙统一台湾后,为巩固、完善清朝的统治,对台湾的文化教育也十分重视。到清代,已经在台湾建立起完整的统治机构,形成现代行政区划。在清朝时期,在民间流行着“三年官,两年满”的说法,说的是许多清朝驻台官吏三年一换,他们无心问政,只知官兵勾结、官匪勾结,欺压百姓,捞取民脂民膏,把任职台湾当作搜刮饱囊的过境之处,台湾成为贪官污吏的集散地。在民间还流行着“一只牛两层皮”的说法,说的是农民既要受“小租户”的剥削,又要受“大租户”和当局的剥削,田赋丁税十分繁重,因此在台湾形成“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的说法,在清朝统治台湾的212年,大大小小民变事件发生116次。其中发生于康熙60年(1721年)的朱一贵起义、乾隆51年(1786年)的林爽文起义、同治元年(1862年)的戴潮春起义,则是规模较大的起义。但是,也正是在清代时期,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在台湾的统治和开发全台湾,在台湾开始完整、系统地实施文化、伦理教育,宣传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意识,推广文化知识。

清治台湾期间,为移植汉文化、宣传汉文化作过巨大努力,也取得相当成功,为中华传统文化广植台湾人民中间起到历史性的作用。阿里山里有一座“吴凤庙”,记载的是一位清政府的下层官吏、“阿里山通事”吴凤,因为力戒当地盛行的猎取人头的残忍风俗,革除旧弊,倡导先进文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而唤醒当地民众的良知而取消猎头恶习。

从中可以看出,大陆带来的先进文化思想对改变台湾民间的落后风气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清朝统治台湾的200余年,也成为台湾汉文化的发展期和成熟期,为以后的历史演变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清朝统治台湾期间,台湾的教育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自郑经在台南建立第一座孔庙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为纪念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宣扬四书五经,在台湾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均建有孔庙。清代开办的官办最高学府--“儒学”就设在各府、州的孔庙内。

清朝台湾知府蒋毓英于1684年,在台南府城东安坊、高雄左营等地,创办官办学校“社学”,后来成为文人结社集会的场所。

台湾还有另外一类像台北士林文昌祠、台北板桥的枋桥大观“义学”那样的学校。义学专收贫寒家庭的儿童、少年入学,不收学费,初为官办,后由民间捐资主办。文昌祠、大观义学则是台北当时小有名气的义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台湾的民间学校也兴办起来,在台被称为“民学”。民学纯属私立,也就是“私塾”、“书房”、“学堂”,大多招收富家儿童入学,学习时间不固定,由各人需要而定。

岛内“书院“也很盛行。在台南市,1683年(康熙22年)施琅开办第一所书院--“西定坊书院”;1704年又出现规模完善的“崇文书院”。此类学校为公有私办,到光绪年间台湾共创办了44所规模不等的书院。

当时还有一类特殊的学校,即“土番义学”,这是专门设立在平埔族(熟番)地区的“社学”,专收平埔族和高山族儿童入学,由汉人执教。土番义学在雍正年间多达50多所,汉字、汉语、汉文化在高山族中广泛流行,有力地促进高山族各族群文化的发展,也推动汉人和高山族的融合。同样,汉文化的推行和学校相对增加,对平埔族的“汉化”产生很大的作用。

台湾汉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加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增加了对大陆治学人士的吸引力,大陆的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也传入台湾,广泛传播。台湾本身也出现一批艺苑群星。如主修方志出名的高拱乾、刘良璧、周钟瑄等;以诗文著称的陈鹏南、陈维英、郑用锡、吴德功、吴子光等;大陆来台的季麒光、郁永河、蓝鼎元、姚莹、林鹤年等。他们既成为台湾文化的创导者,也丰富了中华文化。

台湾设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铭传较为重视教育。于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办台湾第一座西学堂。他在任内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创办现代化的学校,聘请西方人教授外语、数理化、史地、测绘、制造等现代科技理论和知识,由此台湾教育迈入现代化时期。

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台湾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先进的省区之一。特别是在大陆很多较难实行的洋务,在台湾得以实现,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教育和文化较为发达,民众文化素质较高,思想、观念也较大陆开明,因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语言上的一致

要说两岸文化、习俗上的一致,首先得数语言上的一致。在台湾把普通话称为“国语”,这本身就反映出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国家认同感。在台湾“国语”广为流行,即使在偏僻落后的山区也是这样。要说两岸相同的文化习俗,最直接的体现是语言的相同,正是因为“国语”的存在,所以两岸之间毫无语言障碍,成为加深两岸感情的基本纽带,成为促进两岸交流的主要因素之一。

台湾流行的还有“闽南话”、“客家话”。到本世纪初,随着台湾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迁徒频繁,族群分布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台湾说闽南话的约占57·1%,说客家话的约占21·4%,讲原住民方言的约为2%,其余则讲其它汉语方言。无论是闽南话,还是客家话,都是由大陆移民带到台湾并流行于台湾的。

台湾话中的“福佬话、台湾话、台语”,属于“闽方言”中的“闽南话”。中国汉语方言大致可以分为“北方、吴、湘、赣、客家、粤、闽”七个系统,闽方言又可分为以“厦门话”为标准音的“闽南话”、以“建瓯话”为标准音的“闽中话”和以“福州话”为标准音的“闽北话”。

人类的脚步走得很远,历史的发展也有奇特之处。闽南语的发源地不是在福建,而是在黄河、洛水流域,俗称“河洛话”,这是因为西晋时中原一带的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大姓为避战乱南下,在无名江边定居,并把这条江定名为“晋江”,以示不忘自己是晋朝人。这样也把河洛话带到福建,并演变为闽北、闽中和闽南三种方言语系。在闽南人移民台湾后,自然把闽南话带到台湾。令人预想不到的是,原先说河洛话的地方早已不说河洛话了。

在台湾位居第二的是客家话,客家话源于广东梅州、潮州、惠州等三州地区的客家人。既是“客”则也是来自中原腹地,为避连年不断的战乱,携家带口南下,直到明初才在南方定居。客家人移民台湾稍晚于闽南人,台湾开发较早的西部的中南部地区已有闽南人占据,因此客家人只能是开发相对晚一些的北部地区和内地半山区。在他们的定居圈内,客家话自然成为基本语言。

正是因为闽南话源于河洛话,客家话和闽南话的相互影响,因此,闽南话和客家话保持着一些“汉音”和“唐音”。包含古老“中原之音”的闽南、客家话,与闽粤两地的方言一样,散发着浓烈的汉唐气息,也是中国语言的活化石。台湾一些人主张把闽南话作为“官方语言”,这一提议只能在台湾社会造成混乱,只能为台湾同胞的学习、旅游、留学、外事、经贸带来不可克服的麻烦。

正如台湾流行“国语”以外,汉字也是两岸共同使用的文字。在岛内,汉字是唯一的文字,从篆隶楷行草,到电脑中文使用,仓颉创造的字成为两岸共同的文化工具。要说两岸文字上有何差别,则大陆的简汉字多一些,台湾的繁体字多一些。在使用汉字的同时,“汉语拼音系统”也成为两岸学习、使用汉字的基础,成为使用汉字的电脑软件的依据。台湾一些人主张以“通用汉语拼音系统”取代“汉语拼音系统”,只能造成台湾同胞学习、使用传统语言的混乱,只能破坏已被全世界接受和流行的电脑软件系统。

习俗上的同根

要说两岸人民在生活习俗上的一致,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同出一地,又同到一地,习性要改是很难的。在澎湖岛上,在“火烧风”横行季节,当地妇女出家门都要用头巾把头包起来,只露出双眼,脖子上围着毛巾,小腿上扎起绑腿,手上戴着手套。这种打扮起自当初移民时期,至今还保留着。

因为城市文明的扩延,移民时的习俗保持较完整的是在农村地区。台湾农村地区穿着“对襟仔衫”、“大裪衫”、“短水裤”、“和尚衫”、“押胸衫”、“肚仔裤”、“密底鞋”的老年男女、婴儿、儿童、农家妇女,这种服饰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尤其在闽南人和客家人中间更是普遍。如果不是祖上相传和民间爱好,有些服饰恐怕很难让人接受;相反,因为是世代相传和民间爱好,有些服饰想禁也难禁掉。

家乡的建筑更是让移民及他们的后代难忘。在桃园、新竹、苗粟县东部地区等客家人聚居地,街上是石板街道和风俗民居。这种石板铺、“凹”型的宅院和铺着青石板的街道,几乎完全和客家风格一样。再听着熟旁的粤语和粤调,真是不知身为客,以为是在家乡游。至今保持着家乡民居风格,是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是对家乡的思念。

台湾更是吃中国菜的好地方,它集结了大陆所有地方菜系。不可否认的是,今天台湾的烹饪技术、食品风格、饮食习惯开始西化,但占主导地位的,存在于家家户户中的依然是中国菜。可以说台湾的烹调艺术、传统菜肴、饮食习惯、食物结构、食补方式,几乎和大陆一个模样。

最为典型的是在台湾流行的“四神汤”。在中国传统中药中,把“淮山、芡实、莲子、茯苓”为“四臣”,民间误认为是“四神汤”,并把这四样中药煎汤服用,以健脾养胃。台湾则把猪肚、小肠和鸡、鸭、乳鸽等配“四臣”熬成“四神汤”。这种食补方式,显然受之于传统养身之道的影响。类似于传统的温补、大补、急补的各种食物、药膳,在台湾广泛流行,各种广告到处可见。

中国人的生活习性中,喝茶最为突出且普遍。和祖国大陆的茶俗一样,台湾民众尤其喜好饮茶。台湾产茶以坪村乡出名,茶叶以乌龙茶出名,饮茶更是讲究。台湾人喜欢“饮安乐茶”。即先用滚水把已经放有茶叶的茶壶、茶杯浇洗一遍;第二道滚水冲入后再倒入杯中,边品边饮。转圈斟茶叫“关公巡城”,壶中水快要没有时逐杯点滴,叫“韩信点兵”。这种喝茶方式,显然是祖上流传而来。

喝茶喝出文化来的还很多。女儿订亲,称为“吃了男家茶礼”;新娘第一次回娘家,岳丈家喝着女儿带来的女婿的茶叶,称为“新姆茶”;筵席前要先敬一杯“礼貌茶”;“请茶”是迎客;“看茶”是送客;用茶叶加入食品中,称为“茶餐”。

在盛产茶叶的台湾,还流传着一首《饮茶歌》,歌词是“饮茶可健身,省钱又多利;葱茶治感冒,糖茶养肚脾;饭后茶消食,发酒茶解醉;午茶能提神,晚茶难入睡;空肚茶慌心,隔夜茶伤胃,过量茶人瘦,温淡茶爽意。”这些茶俗和茶歌,基本上是从福建地区搬过去的,只是加上当地特色。

两岸习俗的相同,也体现在民俗节气的相同方面。台湾重要的节日有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送灶、除夕;还有春节“拜年”,元宵节吃元宵、赛花灯、猜灯谜,端午吃棕子、赛龙舟;中秋赏月吃月饼,重阳节登高远足,除夕阖家团圆等。岁时节俗,最能反映出民族文化的特点。台湾的传统节日和闽粤地区如同一辙,大同小异,这真是中国人过中国人的节日,中国人在自己的地方过中国人的节日。

在欢庆春节方面,台湾和闽南、潮汕地区几乎一样。在闽南,有一首《新年歌》,歌词是:“初一荣,初二停,初三无姿娘;初四神落天,初五天神下降,初六另空,初七七元,初八团圆;初九天公生,初十蓝相生,十一请子婿;十二返去拜,十三食唵糜配芥菜;十四结灯棚,十五上元暝。”在台湾,也有一首《新年歌》,歌词是:“初一早,初二巧,初三老鼠娶新娘;初四神落天,初五隔开,初六挹肥;初七七元,初八团圆;初九天公生,初十有食食,十一请子婿;十二查某子请来拜,十三食湆糜配芥菜;十四结灯棚,十五上元暝。”几乎一致的歌词,反映出台湾的岁时节俗起源于祖国大陆。

在红白喜事中,两岸民众生活习性的一致性体现得更为完整最为典型。当然,今天的婚丧嫁娶仪式已经有了许多变化,但在民间依然盛行传统的方式。婚姻中的媒人、相亲、订亲、定婚、成婚和大陆民间一样。至于隆重、热烈的结婚仪式,古风犹存,更是闽粤地区的风俗,至今也为当地人所接受。

在台湾的西南沿海地带,盛行着名叫“土公仔”从事的“捡骨”职业。在台湾死者土葬5至7年后,要“捡骨”,经过“破土、捡骨、洗骨、晒骨、点红、点金、封坛”等过程将遗骨装入“黄金坛”,重新安葬。台湾民间举行的丧礼,更为传统、复杂。临终时,要将临危之际的病人移到正厅临时搭起的板床上,这称为“徙铺”,因为死在卧室会使“冥魂”不得超度;死者的子女必须要“哭丧”,但又不能把泪水滴在尸体上,否则此人要发疯;死者入殓前,家人要守灵;选择墓地要看风水。如此葬礼,完全起源于闽粤地区的风俗习惯。最早是因为客家人流离失所、颠沛不定的迁居生活有关,捡骨后便于将先人遗骨送往故乡安葬,后来成为闽粤地区民众的普遍行为,并随移民来到台湾。由于闽粤移民到台后的生活难定,死后难葬,“捡骨”更为盛行,这是今天台湾“捡骨”风的源流。

祖国大陆在传统文化、文字语言、伦理道德、衣食住行、时令节气、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习惯,能够在台湾得到完整的体现,并非是简单的文明传播、文化流通所致,而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基础、共同的伦理道德、共同的生活方式孕育出来的成果,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艺术上的同源

同一民族产生相同的文化,同一文化产生相同的艺术,台湾的文学戏剧就是中国文学戏剧的一部分。说起台湾的戏剧,最受民众欢迎的莫过于歌仔戏和布袋戏。

歌仔戏起源于闽南漳州芗江一带的“锦歌”、“采茶”和“车鼓”等民歌,在明清时期由移民带入台湾,以后又揉合当地的“七字四言”小调,再吸收京剧中的行头、道具、场面、音乐、剧本等特色,形成今天的歌仔戏。歌仔戏长盛不衰,流行全岛。

不仅表演方式的相同,歌仔戏的剧目也大都是根据大陆传统戏剧剧目改编而成,宣扬忠孝节义,代表作有《梁山泊与祝英台》、《陈三五娘》、《刘秀复国》、《八仙过海》、《济公传》等;歌仔戏剧本也和大陆传统戏剧的旧式表演方式一样,一般都无固定剧本,大都由老演员面授和演员自己揣摩而成。因此,歌仔戏无论是起源,还是其发展和完善过程;无论是剧目,还是宣扬的主题;无论是演出方式,还是传授方式,都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典型的中国方式,当然也就深受中国人的喜爱。

艺术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正是因为歌仔戏是中国戏,演的是中国人,唱的是中国曲;正是因为歌仔戏深植台湾民众心中,所以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在疯狂推行“皇民化”时,其中一个主要酷令就是按照日本方式改编歌仔戏,强迫演员穿着日本和服演唱宣扬“皇民化”的内容。台湾人民坚决抵制,把“皇帝”改为“董事长”,把“宰相”改为“经理”,文武百官改为“职员”,把传统戏装改为时装,而动作、台词、唱腔、场景不变,转入地下、乡间继续演唱。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并不是一道政治禁令就能禁止的,歌仔戏的遭遇说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与歌仔戏同样受台湾民众欢迎的戏曲还有布袋戏。布袋戏起源于福建泉州。明末泉州城里有一位名叫梁炳麟的书生,穷途潦倒,在进京赶考途中,梦见一位白发老翁在他的手掌上写下“功名在掌上”五个字,以为此次一定会妙笔生花,榜上有名。岂知又是名落孙山,无聊之余,做木偶解闷,并且编写一些台词,边用手举着木偶表演各种动作,边说边唱相应的台词,在乡间演出。结果大受乡亲欢迎,梁炳麟也因此远近闻名,他这才意识到“功名在掌上”的含义,原来是要他创造这种适合民间需要的艺术。

布袋戏别具一格的演出,很快在闽南地区广为流传。后来,在木偶和外套制作上吸收福州雕刻、泉州刺绣等技术,在曲调上吸收南管的内容,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地方戏剧。因为木偶的衣服形似布袋,所以称为“布袋戏”;布袋戏表演时演员把手掌插入当作木偶“身体”的布袋之中,以手指活动来操纵,所以又称为“掌中戏”。无论是布袋戏,或是掌中戏,都反映出该戏的特色。

布袋戏是随着闽粤移民带到台湾的,在明末传入台湾后,很快流行各地。台湾的布袋戏分成南管、北管、潮调三种不同流派。布袋戏的剧目比较广泛,许多历史故事、民间传奇、神话传说,都可作为表演内容。演出时,被称为“头手”的“手艺”高超的演员躲在幕后,一面用手操纵木偶,表演各种细腻逼真的动作,一面模仿各种人物的声调,绘声绘色地叙述剧情。台词中有引人入胜的道白,有典雅婉转的清唱,有幽默风趣的俚语。狭小的舞台,道尽人间悲欢离合、善恶美丑,难怪该戏能得到如此的欢迎。

布袋戏、歌仔戏发展至今,在东南沿海拥有相当多的观众,不仅是在大陆,也流行于台湾,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现在台湾戏剧界正在采取措施,推陈出新,加强与大陆戏剧界的交流,以使布袋戏、歌仔戏等曾经深受台湾同胞喜爱的艺术,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重放异彩。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布袋戏、歌仔戏所遇到,也是大都传统戏种所面临的问题。

传入台湾的大陆地方戏戏种很多,流行于台湾的主要有采茶戏、车鼓戏、大人戏、童子戏、弟子戏、傀儡戏、皮影戏等。这些剧目和布袋戏、歌仔戏一样,大都能从闽粤地区找到它们的源头,大都是随闽粤移民赴台而进岛的。

不仅是适合南方观众的一些戏种在台湾有市场,大陆的许多剧种如京剧、沪剧、越剧、黄梅戏、昆剧、苏州评弹、粤剧、川剧、汉剧、江淮戏、扬州戏、湖南花鼓戏、吕剧、河北梆子、陕西梆子等,在台湾也都有着一定的舞台,有着相应的观众群体。台湾的戏剧舞台简直是中国戏剧的集锦,在两岸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今天,两岸戏剧交流会越来越多。

台湾的很多艺术和艺术人才、艺术大师都是深受祖国大陆相应艺术的影响。和戏剧一样,在文化艺术领域,源自于大陆的更多。张大千和台湾画家的国画;台湾的律体诗和“红学”研究会;台湾人文古迹中的宫殿、庙宇建筑和现代建筑艺术;在民间体育领域,到处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华民族气息。是啊,真正的艺术家只有立足民族文化基础,才能有发展前途,他们生产的艺术品才有生命力。

宗教上的同质

共同的文化基础,必然产生相同的宗教现象。从祖国辽东到粤桂的沿海地区,流传着一个传说。说的是在公元960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农历3月23日,家住福建莆田湄州岛的林姓人家,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因为出生满月后也不会哭,因此父母叫她为默娘。默娘心地善良,经常不顾自身安危,解救海上遇险的渔民,她的事迹被人们传颂。不幸的是,28岁时林默娘病故。人们为了纪念她,就在湄州岛上设立庙宇,并把她看作渔民出海的守护神“妈祖”。崇祭妈祖在沿海地区迅速流行,妈祖成为生活在海边、劳动在海上的民众的最重要的神灵。

云林北港朝天宫,是闽粤移民最早修建的妈祖庙。随着台湾的开发,祭祀妈祖也传入台湾。在台湾妈祖被尊称为“天妃”、“圣妃”、“天上圣母”,各地修建的近千座妈祖庙则成为北港朝天宫的“分灵”,台南天后宫则是规模较大的一座。

在台湾每年还有特殊的祭祀活动。每年3月间,妈祖的信男信女陪伴妈祖神像步行北港探亲。因为农历3月间,北港的妈祖常把远在大陆的父母兄弟接到北港来小住,因此位于台中县大甲镇澜宫的妈祖回到北港探亲。每逢此时,来自台湾各地的数十万信徒,则赶来大甲镇汇合,陪伴妈祖神像步行前往北港探亲,探亲结束后还要护驾返回大甲镇。来回有300里,历经30多个村镇,参拜沿途数不清的庙宇。在这为时数天、信徒队伍长达数十华里的活动,秩序井井有条,气氛极为隆重、虔诚。这种民间组织、自发参加、并且成为各界要人所看重的活动,能够年复一年的坚持下来,并且规模颇有发展趋势,可见妈祖的吸引力之大。

有一首《天妃词》唱道:“年复年,春复春,流光难断相思心。烟波叠叠断归路,望月盼讯音。云隔音,雾隔音,思绪邈邈情更深。悲欢明月圆又缺,浪花是泪痕。潮有讯,花有讯,天回地转日月新,何时锦帆破浪归,欢歌慰天伦。”《天妃词》唱的是游子心,其意之深,让人无不心动。

人们忘不了身在祖国大陆的妈祖元始金身出巡台湾的盛况。1997年1月24日,上万名信徒集中在台湾最大的妈祖庙--台南大天后宫,广场和附近大路上已无立足之地;天后宫内展出了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康熙圣旨、玉玺及圣剑,以及举行80年以来第一次的“古武祭典”。如此盛大的祭奠活动,为的是迎接从福建湄州来的妈祖元始金身。妈祖元始金身出游台湾,是千年以来的第一次。妈祖元始金身起驾后,在两岸有关人士的护送下,从厦门登上航空专机,在澳门换乘长荣航空专机,飞赴有着700万信徒的台湾。从桃园“中正机场”迎接妈祖元始金身起,到台南进行第一场盛大欢迎仪式,将在100天的时间内,巡游台湾各地。妈祖金身出游台湾,也是两岸交流开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宗教交流活动。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神思想”和“多神崇拜”一样,多神思想、多神崇拜在台湾宗教中、在信男信女中表现得格外突出。

台湾宗教本身是随大陆移民进岛时而传入的,在此之前,在高山族中也有一些原始宗教活动。随着大陆移民的到来,在大陆流传的宗教和各种民间神祗传进岛内,随着社会的演进和文化的发展而进一步传播,至今已成为台湾无与可比的社会活动。

观察台湾的宗教现象,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制度化宗教”,即是指有系统化的教义和经典,有相当组织的教会或教堂,宗教活动也与日常生活有明显的不同。一是“普化宗教”,即其信仰、仪式及宗教活动一般没有系统化的经典、组织,贴近民间,深入生活,富于乡土气息和人情味,因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岛内的宗教组织和场所很多,佛教的慈济功德会、中华佛光协会、台中市宝觉寺;道教的台北指南宫,台南的北极殿、朝清宫、彰化的元清观;基督教的台南、台北教堂;一贯道的佛堂道场;伊斯兰教的台北、桃园、台中、高雄的清真寺;轩辕教的台北黄帝神宫;理教的台北总坛;祭拜妈祖的北港朝天宫、新港奉天宫、台南天后宫、鹿港天后宫、水里港的福顺宫等,都是台湾著名的宗教领地,长年香火鼎盛,信徒无数,一片兴旺。

台湾宗教门类众多,在台湾正式登记的宗教有12家。即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贯道、轩辕教、理教、天理教、大同教、天帝教和天德教。据不完全统计,12教的信徒超过1000万人,寺庙、教堂、布道所等宗教场所超过16000所,神教职人员超过11万人。12家宗教中,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一贯道五大教势力最盛,信徒超过900万人,宗教场所占总数的98.3%,教职人员占总数的99.2%。相比之下,其他7门宗教规模要小得多。

属于宗教范畴的民间信仰中,第一类是法力无边的“万能神”,如玉皇大帝、妈祖、观音菩萨;第二类是分掌神,如读书人祭孔子、文昌帝君;医生祭保生大帝、华佗仙师、瘟神王爷;药师祭神农大帝;农民祭五谷仙帝;理发师祭吕洞滨;木匠和一些手工业者祭巧圣先师(鲁班);商人祭财神爷、关帝;百姓祭灶神;想长寿祭南极星君;想生子拜注生娘娘、送子观音;孕妇祭临水夫人,天旱拜龙王爷;第三类是城隍爷,以及天神、土地公公、地狱神、青山王、三平祖师、广泽尊王、圣王;此外还有各种自然界内的动植物崇拜。有人统计,台湾民间信仰的各类神灵多达300余家,差不多把大陆各地的神灵都搬到台湾。

宗教在台湾是最大的社会活动。在台湾平均不到2000人就有一座庙,每2人中有一个信徒,一个信徒往往还同时信奉好几家神灵,台湾真可谓是“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庙比学校多”,可见宗教已经成为台湾民众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人类宗教的出现是必然的,宗教是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文化现象,考察台湾宗教文化兴盛的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考察它们的历史渊源,除基督教、天主教等有着外国背景外,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其余宗教和神祗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源自大陆。从早期居民的原始图腾崇拜,从大陆移民带进宗教文化,从名称相同、作为大陆神灵分灵的台湾的宗教和神祗,从两岸相同的“多神合一”宗教现象,从台湾宗教和神祗到大陆的寻根热,从大甲妈祖回娘家,完全可以证明两岸宗教同根共源,一脉相承,有着密不可分的人文历史源头。同时,台湾的宗教文化,也成为维系血浓于水的民族意识和乡土情结的主要纽带和共同的基础。

两岸文化习俗的相同是多方面的,从台湾的居民组成,到生活习俗、文化体育、宗教信仰等方面与祖国大陆深层的联系,这决不是简单的文化影响、风格模仿、强行灌输的结果,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只能充分证明两岸同根相连,同属一源,同承一脉,同为一体,血脉相连;两岸的分是暂时的,两岸的合是长久的。

第五篇:创新文化概况

新文化概况

为进一步加快创新文化的建设,紧紧围绕并服务于研究所发展的总目标,形成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健康科学研究所制定了各类人员的科学行为准则和员工行为规范及精神文明公约,以增强全体员工的岗位意识和紧迫感,促进员工爱岗敬业的工作热情。研究所还于每月安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政治学习,使员工时刻树立科技发展目标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理想信念,积极营造一个实事求是、开放活泼、爱岗敬业、公正无私、团结协作、竞争有序的科研氛围。

与此同时,研究所设计确定了自己的所徽标识,以进一步凸现研究所的理念与特色。为使健康科学研究所能以崭新的现代化的国际水准形象树立在上海重庆路园区,研究所对科研实验大楼进行了合理布局和基本改造,并在园区内大面积种植绿化,使科研人员能够在一种安静、和谐、舒适的环境下从事科学研究。此外,研究所还通过各类窗口和渠道来突出反映深化改革、锐意进取、崇尚科学、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在科研实验大楼各楼层的楼道墙面,研究所分别悬挂了对世界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肖像和简短生平介绍,并在各实验室门口统一展示宣传窗口,使来所参观的嘉宾能够更好的了解研究组的情况,同时,还进一步利用研究所网络信息平台进行宣传。为使科研人员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研究所的最新工作进展,研究所自办《所讯》、《年报》等刊物,并统一将所内人员获得的各类荣誉奖励以及最新科研进展以荣誉榜和墙报学术榜的形式加以展示。研究所还通过举办每年一次的“研究生科研工作赏评日(GRAD)”、各类沙龙活动、中秋、迎新等联欢活动,为科研人员提供学习、交流、沟通的平台。健康所三期创新文化建设规划

创新文化建设是知识创新工程的五大目标之一,在过去的两年中,健康所通过对理念文化、标识文化、园区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将“创新文化”四个字逐步深入人心;并通过组织开展了多项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丰富了广大职工和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满足了大家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领导和职工、导师和学生、课题组和管理层之间思想交流、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文化氛围。

根据中国科学院关于创新文化建设“要往深里去,往高里提”的要求,同时进一步推进创新文化建设工作,不断增加创新文化工作的科技含量和娱乐活动的文化含量,激发广大职工及学生爱党、爱国、爱所的热情;主动关心参与到创新文化建设中来,特制定健康所三期创新文化建设规划:

1.总体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而建设和谐文化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依据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和我所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定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倡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弘扬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营造和谐向上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人文环境,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为实现创新目标提供持久不衰的精神动力。以文化创新为基础,以管理创新为保障,以机制创新为动力,以知识创新为手段,逐步建立完善一个国际水平的生物医学转化型研究平台,引领生物学基础研究向医学临床应用的转化型研究所。以创新促和谐,以和谐促发展,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素质的提高。

2.具体措施

1)进一步抓好园区环境建设和研究所的形象设计。园区环境和形象设计,是创新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体现文化内涵的外在载体。今年,健康所完成了对基础研究大楼的改造工作;对基础研究大楼以及临床大楼进行了规范化布置及管理。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的着力于加强园区环境美化和整洁工作,使工作人员及科研人员能够在一个安静、和谐、舒适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及科学研究。并结合上海生命科学院园区的基建改造,使现有的拥挤的科研空间有明显的改观,为生物医学转化型研究基地的建设和人才引进提供基本的保障。

2)推进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注重加强PI对研究所管理工作的参与度,提高管理质量和工作效率,同时为有效地运用现代化工具和方法,健康所将进一步发挥网站的功能,不断规范管理,实行科学管理;进一步增强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增进所领导与职工、行政与课题组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提高研究所综合管理水平,增强研究所的竞争活力。

3)加强研究所对外宣传工作。健康所目前已拥有一批带有研究所标志的各种宣传、演讲材料和纪念品,我们将在此基础上形成系列品牌。同时在已建立的“最新研究进展”的墙报展览区、奖牌展示区内,不

断充实完善内容。此外,我们除了一如既往地办好我们的《所讯》,使得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健康所的最新工作及最新进展,同时,着重加强网站维护工作,单独开辟创新文化板块,及时将健康所创新文化建设工作进展发布到网上,以展示健康所优秀的文化作品。另外,弘扬身边的闪光点,对做出创新性贡献的优秀科研团队和先进人物为榜样,通过网络,墙报,所讯等强有力的宣传,确立群众认同的科学创新精神和科研道德,提高社会知名度、贡献度和竞争力,树立研究所良好的整体社会形象。另外,通过投稿、信息简报和网络报道,大力宣传我所在科研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广泛宣传在以科研为中心的各个岗位上涌现出来的优秀团队和先进个人,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4)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今年,一系列精彩纷呈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参观陈云故居(青浦革命烈士纪念馆)、健康所乒乓球团体赛、“庆七一·争先锋”党章知识竞赛等,师生们的积极参与,使得每次活动都受到了良好的反响。为使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创新文化的价值理念,健康所计划进一步举办“创新文化沙龙”活动,以征文比赛、佳片欣赏、书法、绘画、摄影佳作展览、迎新座谈会、中秋/新年联欢会等各种形式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并在活动中注重培育 “团队精神”。目前,我们计划在每年年初打出一个与健康所创新文化建设相关的主题,全年的各项活动都将围绕着这个主题开展。我们计划将今年的主题定为“我与健康所共成长”,并计划在年底举办一个文化作品展览,希望大家通过征文、摄影、绘画、书法等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在健康所工作学习生活中的一些真实见解,切身感受,尽情的抒发自己对于健康所这个大家庭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展望,并希望通过这类的活动,能够为广大职工及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展示才艺的机会,增进交流,使这一主题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将健康所的科研文化再提高一个层次。此外,06年是国家“十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健康所也将面临着更多更好的机遇及挑战。相信每位见证了健康所成长历程的老师及同学对于健康所一定有很多很好的建议及希望,我们将会颁布一个金点子征集令,并在1号楼大厅设置意见征集箱。希望师生们都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新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广开思路,积极献计献策,共同为健康所今后5年的发展出谋划策。我们也将把征集到的优秀作品通过网络上的创新文化专栏及所内宣传栏向大家展示,供大家交流及学习。

创新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渐进的系统工程,必须自始至终贯穿于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全过程,需要全所职工及学生上下一致共同努力。我们的目标是:依据健康科学研究所战略发展目标进行定位,争

取在三期创新中,在所内形成一个国家和研究所的需求至上、尊重植根于团队合作的学术自由,营造“自由探索和国家需求相结合、开放和谐”的良好氛围,信守科研道德规范,弘扬科学精神,创造人才脱颖而出、求异、求新、敢为天下先的良好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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