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支柱改造中国经济增长引擎

第一篇：三大支柱改造中国经济增长引擎

三大支柱改造中国经济增长引擎

核心提示： 2015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特别致辞，首次将“改造传统引擎，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与“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共同称之为中国经济的“双引擎”。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进一步明确将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并称为改造传统引擎的“三大支柱”。

2015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特别致辞。在这场备受瞩目的演讲中，中国总理首次将“改造传统引擎，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与“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共同称之为中国经济的“双引擎”。

有外媒评论：从强调传统的“三驾马车”到提出“双引擎”，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论有了微妙而适时的变化。

此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安排与“改造传统引擎”密切相关的议题：

2015年2月25日，决定进一步强化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5月13日，部署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汇聚社会力量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6月17日，部署加大重点领域有效投资，发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多重作用。

及至上月28日的第100次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我们老说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投资增速下降是因为内需不足，但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缺口依然巨大。”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常务会上郑重提醒道。

李克强提醒参会各部门的负责人，要认真研究过去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什么“欠账”，有哪些需要补上的“短板”，要把这些需求挖掘出来，通过供给引导需求潜力的释放。

既是支撑投资的新增长点，也是老百姓翘首以盼的民生需求 针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李克强总理曾列举过这样一组数据：目前中国公共设施的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还要低10个百分点，而城镇化率则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当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造传统引擎”这一概念时，中国经济传统的投资驱动模式正呈现出典型的换档期特征——2015年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8，跌破荣枯线(50)的数据显示出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巨大压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意味着总理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对策已然成型。”一篇文章分析道，“过去一些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引擎在相继失效，但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的GDP增速，并以此确保就业和发展，并为更多改革举措推进创造物质和财政条件，而改造传统引擎便是李克强给出的解决方案之一。”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进一步明确将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并称为改造传统引擎的“三大支柱”。

总理并称的这三大支柱，有一个共同特点：既是支撑投资的新增长点，同时也是老百姓翘首以盼的民生需求。

事实上，这种“一箭双雕”的思路始终贯穿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相关议题中。

2014年4月2日的常务会议确定了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李克强在会上说，铁路建设可以起到一举多得的关键作用，尤其是中西部铁路建设，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2014年5月21日的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总理明确指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不仅有利于夯实农业基础，是保障我国粮食、水利安全的重大举措，对于当前稳增长也有重要意义。

2015年6月17日的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加强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李克强表示，推进棚户区改造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千百万住房困难家庭生活改善，是惠民生、稳增长相互促进的重大举措。

有媒体报道：“若„改造传统引擎‟切实得以很好实施，不仅对于当前稳增长是重大利好，也是关乎长远的利国利民之举。”

从确定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到深化投融资体制，总理稳增长的每一招棋都是“改革” 2015年2月14日，李克强来到贵阳轻轨1号线施工现场，考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理戴上安全帽走进隧道，询问工程进度。多数施工者来自农村，李克强称赞他们是城市功臣。他叮嘱省领导，等这条轻轨修通后，你们一定要请回这些一线建设者，乘坐首班列车。

李克强总理对改造传统引擎赋予了新的思路——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资，不能仅靠政府“包打天下”。

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部署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汇聚社会力量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事实上，“PPP”是相关议题讨论中的一个高频词。2015年5月13日的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指出，过去主要依靠财政投入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资“是不可持续的”，推广PPP模式，是当前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重要举措，也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有效手段。

“有效运用社会资本，这本身也是一种改革。”总理说。最新的第100次常务会议上，讨论到城市地下管廊建设时，李克强总理问询有关部门负责人：“要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中开展PPP模式，有没有成熟经验证明这一模式有回报率？”得到的是肯定回答。

随着“传统引擎”的不断改造升级，当前中国经济正呈渐趋稳步向好态势。据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月回升；固定资产投资5-6月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

“这说明，这台传统引擎的动力正在到得显著增强。”有报道这样分析，“从确定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到深化投融资改革，总理稳增长的每一招棋都是„改革‟。”

第二篇：达沃斯聚焦中国经济未来 新的增长引擎在何方

达沃斯聚焦中国经济未来 新的增长引擎在何方

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国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随之进入“慢车道”。面对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中国经济是否会现“硬着陆”？未来的增长是靠投资还是消费？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哪里？

——疑问：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呈现放缓迹象，并还存在继续下行的风险。中国经济有没有“硬着陆”的风险、会不会继续探底？这成为国内外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在出席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间歇表示，中国经济的增速放慢要从两方面来看待。他认为，稳住经济增速非常重要，出于这个考虑，政府出台一些稳增长政策也是很好的；但是，不应把经济增长速度看得太重，因为8%左右的经济增速还是很合适的。

“十二五”规划中，中国的经济增速是7%，目前的增速还是在目标区内的，朱民表示，因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需减少，中国经济要走很强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工业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小幅回落，均低于市场预期；出口增速虽小幅反弹至2.7%，但仍处低位。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一是由于出口市场是疲软的，在欧洲国家需求削减，二是4万亿刺激计划大部分项目都到了最后阶段，投资需求也不足。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林毅夫表示，中国8%的经济增速还有望持续20年；李稻葵说，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前低后高的局面。

——激辩：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还是消费？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在未来五年内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当前，中国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经济转型，重点在于刺激消费、降低储蓄与投资，同时进行贸易与汇率制度改革。

在达沃斯论坛上，专家学者激辩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方观点认为，投资依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在投资方向和模式上要更加合理、科学；另一方观点则强调调结构，认为应该通过结构的调整来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

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两方面——投资和消费，而投资非常重要。但是新一轮投资要更多依靠财政支出，而非信贷。对于近期政府审批的60个、1.5万亿的新的投资项目，他认为，新的1.5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主要依赖于财政支出，因此还是有优势的。

林毅夫表示，过去4万亿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帮助中国摆脱了危机，中国可以保持每年9－10%的增长，但是造成的通胀压力令人担忧，比如房地产的涨价等，这些可能是4万亿项目的副作用，因为很多资金并不是来自于财政的支出。

朱民则表示，不能只是为了经济增长速度而过分的强调投资。调结构的任务应该同样包含在支持经济增长稳定之中。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巨大的结构调整的任务，因此，在整个刺激经济的过程中，要将对经济提拉、结构调整以及有利于民生这三重目标结合起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表示，中国未来在投资项目审批上将注重两类，一类是民生性建设，如果投资合理，就是值得的。第二类是投资新型产能，通过新产能来冲击黑色落后污染产能，让产业升级。

——寻找：中国经济新引擎在哪里？

中国经济放缓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需要过度强调，而是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与会专家认为，新兴产业将成为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先导产业。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长乐表示，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自七个重要的新兴产业，国务院已经确定扶持这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这说明目前正在调结构，转方式，七大新兴产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前景。

在积极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制造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拉动作用。在未来，技术创新和品牌创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表示，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危机，既源于缺乏科技支撑，也源于缺乏品牌创造。因此中国制造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要尽快确立企业的中长期品牌发展战略，不光为客户提供产品，还要为客户提供服务和良好的客户体验。

第三篇：中国经济增长原因初探

摘要: 改革开放20 多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 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国内外学者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综述, 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关键词: 经济增长;实验学派;收敛学派;转型理论

一、引言

进入20 世纪8090 年代呈现出快速且持续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从1979 年到1998 年20 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17 % , 世界银行提供1978 年到1995 年期间的数字是812 %[1] , 即便是8 %的增长率, 在世界上也是不同寻常的。因此, 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 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热点。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 笔者就以上问题, 对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现状进行了探讨。

二、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研究

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GDP 的数据, 以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经济学教授RAWSKI 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RAWSKI 教授根据能源数据估计中国GDP 增长数据在1998 年为-210P+ 210[3]。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L1R1Klein)教授发表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为从新颖的视角(Fresh angle)研究中国的GDP , 并采用独立的信息测试中国GDP 的一致性”, 他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1980 年到2000 年中国的15 个实物指标(包括electricity , coal , oil , steel , freight , civil aviation ,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alls , employment share of tertiary sector , grain output , exports , imports , government spending , real wage , inflation rate , livestock products)与GDP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这些指标覆盖了能源、交通、通讯、劳力、农业、商业、公共部门、工资、通货膨胀因素, 具有供方、需方及市场机制的特点。其结论 是, 前三个主成分占总变异的6018 % , 回归估计的 GDP 百分比变化的结果如下:

其中每一个主成分都是上述15 个指标变量的线性组合, 每个变量都是以每年的百分比变化表达的,各种统计检验都令人满意, 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种实物统计数据能够很好地与GDP 数据一致。

克莱因教授文中声明: “总的来讲, 主成分分析反映了15 个从不同资源独立得到的广泛基础上衡量中国经济的指标的运动, 这些总体指标(即主成分)的变动同官方估计的实际GDP 增长率的变动是一致的, 无法就此声称我们已证明官方测度的GDPt 的增长率是正确的, 没有人知道正确的估计: 总的观点表明, 这些估计的可能结果取决于计算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世界范围都是如此。”

而YOUNG则在接受中国统计局所有统计数字的前提下, 采用了一些手法, 对统计局的数字进行了系统调整, 如采用中国统计局(SSB)GDPdeflator 的价格指数计算, 总产出增长率由718 %减少到611 % , 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劳均产出由619 %降为512 % ,剔除农业部分对GDP 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降低到316 % , 考虑老年人及劳动力受教育因素, 将此数据又降为216 %[5]。表1 中表示了单位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数值(见表1)。表1 Table XXVI : Gold into Base Metals(Chinese growth rates , 1978deepening)(劳动参与率提高, 从农业转移劳力及提高教育)及非资本深化(not capital-deepening)是东亚在中等的全要素生产率下, 高速经济增长及人均生活水平获得特别提高的关键动力。” 为准确度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拉迪(Lardy)采用两个比GDP 数据更容易度量、也更为可靠的统计数据, 一是进口数据, 二是财政收入数据进行度量,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是可以信赖的[6]。

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结构, 尽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数据因各种原因无法十分精确, 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一)经济增长研究的历史进展

长期以来, 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研究, 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新古典主义在完全均衡的条件下, 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看作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索罗1956 年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中提出索 罗模型, 1957 年, 在另一篇文章《技术改变与总生产函数》中, 他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将产出的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增长之和, 将技术进步用扣除资本和劳动的残值表示, 通常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并指出技术进步是对经济增长长期起作用 的持续性要素, 是产出增长的源泉[1]。

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 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模型, 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发现发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人力资本的规模及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根据转型动态理论, 一个国家的收入越低于稳定状态,增长就越快;如果基础性的改革把经济体中的激励机制从鼓励转移向鼓励生产性活动, 就可以起到鼓励投资、技能积累、技术转变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上来。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经济长期的稳定状态, 转型型动态原理, 因而产生了增长的奇迹”[1]。

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一种提供适当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外, 结构主义等非正统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 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 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从20 年前一个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农业国, 到如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的经济强国, 中国经济增长具备典型的转型动态特征,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混合型的, 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既要靠总量的扩张, 又要靠结构的支撑, 制度变迁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转轨理论

Sachs 和Woo 将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现象的学者归于两个学派[2] : 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和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1． 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是由于允许其经济制度趋同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 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结构是其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Sachs 和Woo 认为中国的制度事实上正逐渐向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收敛, 特别是向东亚制度靠拢。为表明这种收敛的特点, 其学派称为“收敛学派”。

Sachs 和Woo 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 中国在改革初始时的经济结构条件是中国经济转轨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他们认为, 中国人口密度很高, 并且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低收入的农业部门, 而这有利于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再现东南亚经济模式)。换句话说,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 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迅速向生产力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转移。而在原有体制外突破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可以在中国顺利推行, 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有部门所雇佣的劳力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 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农村劳动力比例较小, 占经济比例很高的国有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职工享受比较高的社会福利, 意味着新兴非国有部门很难从国有部门吸收到劳动力, 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

他们同时认为, 即使对于中国而言, 改革中出现的所谓“渐进主义”改革路线, 也未必是最优的, 而其之所以出现, 主要是因为支持市场化改革者和支持计划主义者共同掌握着权力, 导致在具体改革方案上缺乏一致而妥协的结果[2]。中国具有市场化特征的一些特殊现象(如产权不明晰的乡镇企业)主要是对中国特殊政治环境、而不是经济环境的一种反应, 但 如果没有这些政治约束, 一开始就建立私营的部门,就没有必要日后再进行成本高昂的企业转制。

收敛学派认为: 第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于以激进改革(如农村和沿海城市), 而不是以渐进改革为特点之处(如国有企业), 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是中国能够获得快速增长原因;第二, 由于经济结构的根本差异, 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不可移植于东欧及前苏联(EEFSU);第三, 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制度实验正在农业、乡镇工业及国有工业上证明是不成功的, 因此需要进一步向更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方向改革;第四, 中国正渐渐同那些东亚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相调和[2]。2． 实验主义学派

Barry Naughtor , Thomas Rawski , Peter Nolan 及Robert Ash 等一批学者, 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改革的渐进性、实验性的及递增性特点, 被Sachs 等划归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这种观点认为, 中国已相当成功地摸索出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型, 主要表现为中国领导人对市场改革目标的不断变化的特色上。(见表2)表2

中国改革目标的演进

实验主义学派认为, 实验可以减少改革的社会冲突、不稳定性, 产生更好的经济政策。实验主义学派对中国的改革提出四个基本的建议: a 在改革中, 渐进主义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关键;b 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可以移植到其他从中央计划转轨的经济体;c 中国在农业、乡镇企业(TVEs)及国有企业(SOEs)等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验是成功的;d 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是实验主义者的政策设计结果。

为使政策实验失败的成本最小化, 实验主义学派希望中国继续以实验的、递增的方式进行自由化和创新。从以上分析看出, 实验学派倾向于稳妥渐进的方法, 反对前苏联采用的“休克疗法”原理。

表3

两学派的关键区别

萨克斯等对中国以及中东欧国家初始经济结构差异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的确无法忽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及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初始条件构成经济平稳转型的充分条件。在相当程度上, 萨克斯等低估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11]。3． 转型理论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1 Stiglitz)先生在对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转型实践的对比中, 把中国的改革视为转型成功的范例。他认为, 10 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 结果是灾难性的, 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以简单化的教科书模式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而中国坚持从国情出发, 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使中国避免了苏东国家那样的大衰退和大动荡, 保证了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因此, 他认为改革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建立一种竞争环境[7]。

相比之下中国比前苏联改革的初始条件要差得多, 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 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成功的基础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保护和扩大了社会和组织资本。这个基础使得经济学家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资本积累、生产要素再分配的分散决策、效率和产出的提高)相当好地发挥了作用。

斯蒂格利茨高度评价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农业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为什么会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TVEs)。他指出, 尚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工业化方面能达到中国目前这样的规模和程度, 而且农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排挤个体企业, 相反, 它为个体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4． 渐进主义观点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对改革过程的性质及其绩效作了大量的研究,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 中国的改革道路具有渐进性质, 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8]。从时间上看, 渐进性表现为改革方案的逐步推广过程, 即改革需要逐步到位。从空间上看, 渐进性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这种增量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 给定旧体制不变, 在旧体制以外成长出一块新体制, 比如乡镇企业的兴起就是一种典型的体制外制度创新。第二, 在旧体制内, 通过改变原有契约方式来打破现状, 常见的有改变分配契约, 允许 农民和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外可以保留一定的剩余, 或者改变雇佣契约, 允许“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等。第三, 试点改革, 即政府允许某些地方、部门或企业试验一些新制度, 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总结, 形成一个可以普遍推行的改革方案, 例如,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试行就是一种试点改革。第四, 计划权利的赎买。新制度的资源需求和旧体制的资源控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计划特权的定价机制, 利用特权寻租必然要浪费稀缺的资源, 为避免这种浪费, 对官僚阶层手中的权利进行赎买, 对普通社会成员的特权赎买被称为“补贴改革”, 例如, 当放开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时, 同时对城市居民进行价格补贴就是一种“补贴改革”。

四、对中国经济转轨理论的分析和评价

根据系统原理, 所有自然形成的系统, 从生态到人类组织, 都有其成长的最适当增长率, 一个运作速度原本就较为迟缓的系统, 积极而急切的行动反而产生不稳定的后果。如果不幸又牵连上一些“增强环路”, 使情况愈演愈烈, 反应会更强烈而过度, 有可能震垮整个系统[12]。一旦察觉面对的是这种系统,短期而言, 一定要耐心而缓和渐进地调整, 待经验累积到一个程度, 找到系统的稳定点, 沉稳地坚守该点, 决不过度反应。改革的效果与行动之间有个时间滞延过程, 因此采用增量改革的渐进方案, 有利于总结经验, 防止反应过度。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多样性, 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太快, 改革的步伐也不可能迈得太快, 苏联的“休克疗法”追求一步到位的产权改革, 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反而使国家陷于长期经济衰退, 国民经济迅速崩溃的局面。

图1 时间滞延的系统基模

收敛理论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初始阶段的经济状况, 认为只有产权私有化一步到位的改革才是最为有效的改革。笔者认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 中国的改革的确在向私有化迈进, 但并非一蹴而就, 改革的顺序至关重要, 中国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堪称改革转轨的成功典范,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是遵循了系统思考方法, 全面权衡了各方关系和利益,渐进、增量式的改革取得的成功。

五、结束语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和分析, 尽管分析的水平不同, 观点各异, 至少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复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 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从某一因素研究, 无异于瞎子摸象。东欧及前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理想化, 简单化, 而中国改革的成功及复杂性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新的挑战。参考文献: [1 ] 查尔斯1I1 琼斯P舒元译1 经济增长导论[M]1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2 ] Jeffrey D1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PA2 PER SERIES 5935 ,December 1996 Revision1 [3 ] Thomos G1 RAWSKI ,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 [ J ] 1China Economic Review 12(2001)347031241

第四篇：三大改造

《三大改造》能力训练：

1、选择：

（1）关于1956年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前的具体情况，你认为说法正确的是（）

A、农民已经能够合理地使用耕地B、农村已使用先进的机械化农具C、农业仍然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D、农产品能够满足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2）下列关于手工业改造的说法，你认为正确的是（）

A、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B、1955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C、1956年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D、手工业合作社的建立，使个体所有制成为集体所有制

（3）、我国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方式是（）

A、租赁 B、借用C、赎买 D、没收

（4）、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的时间和标志是（）

A、东南沿海地区 B、东北地区C、西北地区D、西南地区

（5）、三大改造的实质是()

A、实行农业合作化B、建立国营经济 C、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D、恢复国民经济

（6）、新中国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有()

A、互助组B、供销合作社C、生产合作社D、公私合营

2、回答下列问题：

（1）三大改造的实质是什么？

（2）三大改造的形式有哪些？

（3）三大改造完成有什么重要意义？

第五篇：三大改造

新中国的三大改造

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我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经济上，我国经济仍然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随着土地改革的成功，国内的主要矛盾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于是，我国决定进行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中农化”。在老解放区，由于种种原因又出现了土地买卖和两级分化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极大影响了农村的发展与进步，于是从1951年12月开始，党和政府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国范围内，在农村开展互助活动，引导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希望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农民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中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改之后的农村，集体化的农业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但是由于国家领导人的冒进，在政策上加速合作社的发展，于是在合作化运动高潮形势的推动下，各地不顾实际条件是否成熟都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侵犯了富裕中农的实际利益，引起了他们很大的抵触情绪。同时，由于实行集体经济的原因，农村中又出现投机取巧、积极性不足的情况，又极力影响了农村的发展。

而对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也是实行合作化道路，把个体手工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改造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和逐步过渡的步骤，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生产合作社，目的是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发挥他们固有的生产经营灵活、产品多种多样、能够适应人民不同需要和市场千变万化的需要的优点，帮助他们克服规模细小、资金短缺、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及封建保守、行会观念、生产盲目、自发倾向等弱点，改变旧中国小生产被压迫、受剥削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

同样，由于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冒进，1955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合作化高潮，由于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偏高，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显得过快、过急，给以后的工作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虽然，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修正，但也极大地限制了手工业的发展。

而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国家采取“赎买赎卖”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将其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同时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至此我国建立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彻底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意识与经济发展上前进了一步。

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极力打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其采用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甚至采取强制买卖的政策，通过采取股份制及公私合营的政策，将私企、民企以及外资企业转移到政府手中。而对于企业主的政策，则是采取极为严厉的政策，将其控制在政府手里。这对于当时国家的发展、经济的进步都有极为不好的影响。新中国的三大改造，本意上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从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到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从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冒进，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以至于在之后的大跃进中，这些缺点全部变现出来，不顾客观规律，极力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而影响了国家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