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持久动力

第一篇：经济转型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持久动力

经济转型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持久动力

新闻作者：管理员新闻来源： 日期：2012-03-19浏览次数： 1586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今天在此间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经济峰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由以出口和制造业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消费为主，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前30年高速发展中出现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趋势会出现很多新的特点，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平稳过渡。

刘鹤分析指出：“首先是工业化将出现新的特点。”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市场条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传统制造业受到土地、水、能源、空气质量等资源环境因素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和弹性会加大。展望未来，中国工业化特点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有较大提升。制造业内部将会出现以生产适度集中和专业分工深化为特征的供应链调整，绿色低碳增长模式将受到鼓励，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满足内需的生产能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城市化趋势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刘鹤说。到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达到6.8亿，城市化比重从1978年19%左右上升为2011年的50.5%，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但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测算，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可能达到60%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在这个进程中，城市化格局和形态将出现新变化，最主要的是中国中西部地区会形成若干新的中心城市。随着城市人口增加以及伴随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中独生子女比重上升，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将大幅提升，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和形成的消费需求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全球市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刘鹤认为，未来中国会继续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但国际化的内容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国际收支走向基本平衡，这将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变化相互适应。一方面中国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出口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将根据在全球经济中的新定位实现从出口引资大国向市场进口投资大国转化，将为世界经济平衡复苏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将承担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公平方向发展。”

刘鹤说，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仍将继续，未来的改革也将加快，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念，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深化。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进程中，信息技术的渗透扩散和应用将对中国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近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经验，全球对中国经济都极为关注。”刘鹤说。尽管中国经济未来会遇到很多风险、困难和挑战，但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大趋势将为中国和世界创造巨大需求潜力和庞大市场空间，保障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第二篇：浅谈中国经济转型

班号：01220801姓名：张晗学号：20080187浅谈中国经济转型

一、经济转型的提出

经济转型其实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被苏联和东欧各国涉及。那时的“经济转型”偏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而今，我们所讲的经济转型侧重于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

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一书的热销，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一个特有名词。它代指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改变。在此之前，前苏联及东欧各国采取的经济转型均采取了快速私有化的方式，即采取“激进”措施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一次性破除，重新建立起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式却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效果，并逐步为全世界所认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转型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学家们逐渐把目光放在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上。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多年之前的煤都阜新在2001年首次提出了经济转型这一概念，同年被国务院批准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三十多年前，中国由计划经济逐渐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十一世纪初，当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经济进入了瓶颈阶段，经济转型便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议程。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与冲突。原有的资源配置对社会发展渐渐发生了阻碍，资源消耗过大的问题日益显著，环境日益恶化，整个中国进入了以环境为代价换取GDP的怪圈中。同时，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数量年年攀升，人民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因此劳动力成本升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遇到很大阻力。

另外，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策略，因此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社会矛盾加深。这也是要求经济转型的一个原因。

三、中国经济的目前状况及转型所面临的困难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由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转向知识密集型，更加具有创新、低能耗以及环境友好型制造业。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密集型生产已经无法满足中国高速发展的显示状态，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环境压力、资源压力、能源压力„„这些都是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的有关评论，中国经济转型还与一些社会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好这些问题，对经济转型将带来极大的帮助，例如城市户口体制改革，调节资源利用费用，金融体制改革等。

四、经济转型的主要发展措施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和出路》一文。总结文中内容，我国的经济转型要采取如下措施：

1）需求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长久之策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消费、出口贸易共同作用驱动的，人们称之谓“三驾马车”的驱动方式。而在“三驾马车”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消费对促进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外需产生波动，出现需求萎缩，国内经济增长势必随之遭受影响和冲击，不得不进行需求结构调整。因此要推进和实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理所当然应首先调整需求结构，把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作为当下保增长的现实选择，又作为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的持久动力和增进社会福祉的根本途径。

2）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根本任务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键在于继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一是按照调高调优的原则，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二是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当今世界，现代服务业的辐射功能强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早已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正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当今世界，现代服务业的辐射功能强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早已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正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

3）贸易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举

过去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依赖国际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出口主导型经济。今天我们要将外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成内需主导型经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外贸战略，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提出这一调整的根据，既出于对我国外贸现状的现实思考，又基于对未来世界市场需求趋紧的理性分析。

4）要素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

靠资源消耗的发展不可持续，必须对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行坚决调整，方向是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由要素投入推动型转变为科技创新推动型，这是实现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由之路。

5）企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

宏观经济的整体转型，取决于企业转型的进展和效果。因此要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须从一个个企业做起。企业转型的内涵非常丰富，包含多方面的任务和要求，至关重要的是要搞好企业结构转型。企业结构关乎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和生产经营效益，最终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

五、经济转型成功实例

阜新市是经济转型一词的源头，我特地查找了一些关于阜新近年来经济转型的资料（数据截止至2008年）。

地区生产总值增幅从2001年起连续三年居辽宁首位，总量由2001年的70.5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233.9亿元，年均增长15.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3643元增加到1.2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2001年的4.5亿元增加到14.6亿元，年均增长23.4%。城市接续替代产业框架已基本形成。以煤电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以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新型能源、煤化工产业及装备制造产业等优势特色产业为主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初步形成。城乡基础设施得到了加强，阜新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结点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提升。同时阜新的生态环境建设也得到了加强。森林覆盖率同比上升32.1%，被列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市和循环农业示范市。

第三篇：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中国经济如何转型：十八大后的十八项

改革

http://.cn2012年10月23日 22:27FT中文网

中欧陆家嘴(10.54,-0.06,-0.57%)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微博)中共十八大将在11月8日召开，引发全球瞩目。

此次会议之所以倍受关注，盖源于以下几点因素：其一，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在美国去杠杆化、欧洲陷入漫长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7%以上的增长堪称世界经济的希望之火；其二，十八大之前中国经历了重庆唱红打黑的“折腾”，社会认知出现分歧，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其三，经历了过去十年“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投资率高达50%、基尼系数突破0.5、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失控、腐败泛滥等一系列瓶颈因素的制约。吴敬琏先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忠言逆耳利于行。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

新阶段的改革，其核心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主要是实现两个转变：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

过去十年，中国充分享受了“入世”红利，“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7%猛增至15%左右。但依然难以摆脱“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不能一味抱怨企业不争气，而要反思制度环境。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导向。而现有的制度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创新的“负向激励”：1)知识产权保护不力；2)央企靠行政垄断做大做强，市场经济的“费厄泼赖”难以保障；3)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被显著扭曲，致使企业可以靠“扭曲的成本优势”赚取利润、获得生存空间；4)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寻租成为企业最快捷的“商业模式”；5)由于法治尚不完善，再加上企业家寻租成为常态，这导致企业家安全感缺失，重庆打黑更是充分彰显了企业家在公权力面前的脆弱性。于是乎，富人移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花钱消费其实是人的动物本能，无需刺激，关键是有没有能力消费。眼下中国储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除了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大幅度上升之外，居民缺乏消费的安全感亦是关键原因：首先，虽然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在经济增长“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不断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其次，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居民财富保值存在很大挑战。2004－2011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平均为－0.3%，按照目前超过30万亿的居民存款规模，每年损失即高达1千亿。再次，由于中国股市目前仍然是财富掠夺而非价值创造为主的市场，居民难以通过股权投资分享经济的成长性。第四，房价高企，严重透支居民未来20年收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奇怪现象。最后，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发展滞后和历史欠账，导致居民严重缺乏安全感。理解了上述经济转型的“症结”所在，就不难给出十八大之后的“改革任务清单”：

1.利率市场化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在现行的利率管制下，一方面贷款利率被压低，刺激了对贷款的过度需求，鼓励了过度投资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利率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大量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刺激了地下高利贷的蔓延，威胁到金融稳定。此外，利率的管制也不利于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本质上是居民(存款人)对企业部门(贷款人)的补贴。目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减税

根据福布斯的研究，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名第二。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1978年31%下降到90年代中期10%的水平，近些年又回升到的20%的水平。膨胀的三公经费、年底的财政突击花钱引发舆论鞭笞。由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涉足不断深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政府立即、大幅度减税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根据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在税负过高的情况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甚至可能出现减税带来税收增长的“官民双赢”局面。

3.开征遗产与赠与税

市场经济的竞争，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但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合法致富，而非靠寻租致富。否则，仇富几乎等同于“仇腐”。第二，对贫富差距必须有适当的纠偏机制，特别是遗产税。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过于悬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把财富转移给子女。开征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

4.打破央企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虽然中国在2008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在打破央企垄断方面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2011年发改委曾对中国联通(微博)(3.68,0.01,0.27%)和中国电信(微博)的宽带接入问题进行反垄断调查，但亦无下文。其实，央企垄断的本质是进入壁垒的行政限制。虽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打破央企垄断的36条、新36条，但民企投资的“玻璃门”依旧。打破央企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是建设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5.央企改革

在上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借助股份制、上市等步骤，国企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亏损大户变成了如今的盈利大户。但是，研究表明，国企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国企在土地、贷款、补贴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很多国企将转为亏损。下一轮的国企改革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国企必须退出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第二，必须落实“政企分开”。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应放弃对国企管理层的任命权，还权于董事会，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逐步实现国企管理层的职业化和市场化；第三，遏制国企腐败和高福利。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消费4万元、中石化天价吊灯、中石化广东茅台事件，揭示了国企腐败的触目惊心。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根据《南方周末》的调查，过去20个月时间里，太原这个中国最重要能源城市开工的“集资建房”，占到其保障房套数的60%以上，是太原2011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2倍以上。这是一种严重的集体腐败。遏制央企腐败的出路在于央企去行政化、破除垄断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6.以央企利润弥补养老金欠账

根据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在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大的今天，如何弥补养老金欠账，已成为现实的挑战。幸运的是，中国央企的利润和股权价值可以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家应利用目前央企良好的财务状况，将央企利润主要用于弥补养老金空帐，并逐步把央企股份减持变现投入到养老金。如此一来可以一箭双雕：既解决了养老金来源，又实现了央企的逐步退出。

7.废除IPO审批制

尽管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过去20年的实践表明，IPO审批制不仅没有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而且导致了供求关系扭曲、寻租盛行、上市公司行为短期化等一系列痼疾，可谓证券市场乱象之源。吴敬琏先生批评中国股市还处在强盗贵族时代，这是很深刻的。上市本应是企业的基本融资权利，现在却演化成了特权，扭曲了资源配置。要让创业板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微博)，惟有废除IPO审批制，还选择权于市场，同时证监会必须回归“抓坏人”的监管主业。

8.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

中国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间接融资所占比重高达78%。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其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但由于目前银行以国有资本为绝对主导且新设银行审批困难，导致银行业出现了“准垄断”格局，以致于“利润高得不好意思”(民生银行(5.96,-0.06,-1.00%)行长语)、“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温总理语)。可以说，金融体系功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异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沉重包袱。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等民营银行的表现证明，以风险为借口阻止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是站不住脚的。国家应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既可促进银行业的竞争，也可以实现银行体系的多层次化，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9.鼓励居民境外投资

中国房价、股市等长期处于泡沫化状态，重要原因在于货币超发和资本账户管制。大量资金需要寻求投资出路，但又只能局限于国内。这使得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变的非常困难。与此同时，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资产，机会成本巨大。国家应放宽居民海外投资限制，可以一箭三雕：减缓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积聚；实现居民财富的多样化配置和有效保值；减少外汇储备，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10.知识产权保护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企业普遍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企业的成长。但如今，创新和转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瓶颈，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严重削弱了企业从事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激励。保护知识产权，已不再是仅仅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是要保护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

11.地方政府退出经济领域

由于GDP至上的发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热衷于招商引资，大搞基础设施，甚至涉足PE等领域。地方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也易诱发严重的腐败行为。此外，也导致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严格执法，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

有，地方政府的拆迁和征地，已经成为诸多群体性事件的源头。中央亟需进行顶层设计，严格界定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防止地方政府公司化愈演愈烈。

12.财政民主化

近年来，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土地财政现象日益突出。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2.9万亿。地方政府掌握了惊人的财务资源。在当前人大制衡虚化、地方财政不透明的背景下，地方财政存在极大的腐败和浪费风险：三公经费、官员腐败、形象工程问题日益突出。在缺乏制衡与透明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收入永远处于饥渴状态，甚至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后出现了普遍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只有对财政支出实行彻底的阳光化，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才是确保财政资源使用的正当性与高效率的根本出路。

13.环境保护

在GDP崇拜的推动下，环境保护执法被不断边缘化。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背后，是惊人的环境污染。根据世界银行(微博)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污染成本》报告，水和空气污染的成本高达GDP的5.8%。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在即期而污染成本在远期，我们很容易陷入经济奇迹的幻觉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已经日益显现，如不及时改善环保执法，势必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对此必须有足够的危机感。

14.抓贪官压房价

近年来，房价的飙升引发公众强烈不满，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甚至超过20倍。房价居高不下的背后，是“房叔”的崛起：番禺城管局政委蔡彬仅为一处级“小吏”，拥有21套房产；“土地奶奶”罗亚平拥有27套房子，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有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上海外高桥(7.95,-0.06,-0.75%)保税区处长陶建国29套房产；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14套房产。贪官，才是最大的“刚性需求”。虽然短期内房地产存在空置率高的现象，但由于少数人已极低成本控制了大量房源。结果，对普通民众而言，房地产依然供不应求，房价调控屡屡成为“空调”。要想真正实现房价的合理回归，加大反腐力度并将贪官的房产进行拍卖，当属有效的方法。

15.城市化

中国经济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2012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欧美市场的需求明显复苏仍需时日；中国自身高达50%的投资率，宣告过去政府主导大搞基础设施投资的时代迫近尾声；消费需求启动有赖于艰难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为下一轮增长的引擎。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仍然较低(不到50%)来看，城市化潜力巨大。但是，城市化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启动户籍、教育、医疗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16.撤销发改委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目前的发改委，主要职能已经蜕化化“审批”，与当年的计委神似，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格格不入。要想在下一个十年取得体制改革的突破，一个可行的做法是撤销发改委，恢复当年的体改委，专门致力于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

17.司法独立

吴敬琏教授警告说，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没有法治，迟早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现阶段，由于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加上司法体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现象突出。其结果是，民众对司法体系缺乏信任，屡屡将问题诉诸于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堪忧。要加强司法独立，首先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把树立宪法的尊严作为起点。同时，要实现司法体系在财务和人事上的相对独立，这是独立司法的必要基础。

18.政府“瘦身、放权、让利”

目前，政府规模太大、权力太大、控制的资源太多，这将逐渐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各类领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归结为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并指出：1)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2)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期盼新版“两个凡是”照耀下一个十年的改革之路。

改革知易行难。改革之路，将遭遇诸多敌人：叶公好龙、皇帝的新衣、击鼓传花、囚徒困境、民粹主义、既得利益、好好先生。要突破层层障碍，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领导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危机感、历史的责任感、强大的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下一个十年能成为改革的十年，中国应能顺利驶过“历史的三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第四篇：中国经济增长原因初探

摘要: 改革开放20 多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 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国内外学者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综述, 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关键词: 经济增长;实验学派;收敛学派;转型理论

一、引言

进入20 世纪8090 年代呈现出快速且持续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从1979 年到1998 年20 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17 % , 世界银行提供1978 年到1995 年期间的数字是812 %[1] , 即便是8 %的增长率, 在世界上也是不同寻常的。因此, 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 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热点。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 笔者就以上问题, 对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现状进行了探讨。

二、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研究

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GDP 的数据, 以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经济学教授RAWSKI 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RAWSKI 教授根据能源数据估计中国GDP 增长数据在1998 年为-210P+ 210[3]。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L1R1Klein)教授发表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为从新颖的视角(Fresh angle)研究中国的GDP , 并采用独立的信息测试中国GDP 的一致性”, 他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1980 年到2000 年中国的15 个实物指标(包括electricity , coal , oil , steel , freight , civil aviation ,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alls , employment share of tertiary sector , grain output , exports , imports , government spending , real wage , inflation rate , livestock products)与GDP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这些指标覆盖了能源、交通、通讯、劳力、农业、商业、公共部门、工资、通货膨胀因素, 具有供方、需方及市场机制的特点。其结论 是, 前三个主成分占总变异的6018 % , 回归估计的 GDP 百分比变化的结果如下:

其中每一个主成分都是上述15 个指标变量的线性组合, 每个变量都是以每年的百分比变化表达的,各种统计检验都令人满意, 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种实物统计数据能够很好地与GDP 数据一致。

克莱因教授文中声明: “总的来讲, 主成分分析反映了15 个从不同资源独立得到的广泛基础上衡量中国经济的指标的运动, 这些总体指标(即主成分)的变动同官方估计的实际GDP 增长率的变动是一致的, 无法就此声称我们已证明官方测度的GDPt 的增长率是正确的, 没有人知道正确的估计: 总的观点表明, 这些估计的可能结果取决于计算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世界范围都是如此。”

而YOUNG则在接受中国统计局所有统计数字的前提下, 采用了一些手法, 对统计局的数字进行了系统调整, 如采用中国统计局(SSB)GDPdeflator 的价格指数计算, 总产出增长率由718 %减少到611 % , 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劳均产出由619 %降为512 % ,剔除农业部分对GDP 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降低到316 % , 考虑老年人及劳动力受教育因素, 将此数据又降为216 %[5]。表1 中表示了单位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数值(见表1)。表1 Table XXVI : Gold into Base Metals(Chinese growth rates , 1978deepening)(劳动参与率提高, 从农业转移劳力及提高教育)及非资本深化(not capital-deepening)是东亚在中等的全要素生产率下, 高速经济增长及人均生活水平获得特别提高的关键动力。” 为准确度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拉迪(Lardy)采用两个比GDP 数据更容易度量、也更为可靠的统计数据, 一是进口数据, 二是财政收入数据进行度量,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是可以信赖的[6]。

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结构, 尽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数据因各种原因无法十分精确, 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一)经济增长研究的历史进展

长期以来, 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研究, 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新古典主义在完全均衡的条件下, 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看作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索罗1956 年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中提出索 罗模型, 1957 年, 在另一篇文章《技术改变与总生产函数》中, 他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将产出的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增长之和, 将技术进步用扣除资本和劳动的残值表示, 通常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并指出技术进步是对经济增长长期起作用 的持续性要素, 是产出增长的源泉[1]。

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 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模型, 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发现发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人力资本的规模及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根据转型动态理论, 一个国家的收入越低于稳定状态,增长就越快;如果基础性的改革把经济体中的激励机制从鼓励转移向鼓励生产性活动, 就可以起到鼓励投资、技能积累、技术转变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上来。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经济长期的稳定状态, 转型型动态原理, 因而产生了增长的奇迹”[1]。

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一种提供适当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外, 结构主义等非正统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 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 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从20 年前一个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农业国, 到如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的经济强国, 中国经济增长具备典型的转型动态特征,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混合型的, 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既要靠总量的扩张, 又要靠结构的支撑, 制度变迁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转轨理论

Sachs 和Woo 将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现象的学者归于两个学派[2] : 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和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1． 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是由于允许其经济制度趋同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 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结构是其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Sachs 和Woo 认为中国的制度事实上正逐渐向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收敛, 特别是向东亚制度靠拢。为表明这种收敛的特点, 其学派称为“收敛学派”。

Sachs 和Woo 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 中国在改革初始时的经济结构条件是中国经济转轨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他们认为, 中国人口密度很高, 并且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低收入的农业部门, 而这有利于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再现东南亚经济模式)。换句话说,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 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迅速向生产力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转移。而在原有体制外突破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可以在中国顺利推行, 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有部门所雇佣的劳力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 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农村劳动力比例较小, 占经济比例很高的国有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职工享受比较高的社会福利, 意味着新兴非国有部门很难从国有部门吸收到劳动力, 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

他们同时认为, 即使对于中国而言, 改革中出现的所谓“渐进主义”改革路线, 也未必是最优的, 而其之所以出现, 主要是因为支持市场化改革者和支持计划主义者共同掌握着权力, 导致在具体改革方案上缺乏一致而妥协的结果[2]。中国具有市场化特征的一些特殊现象(如产权不明晰的乡镇企业)主要是对中国特殊政治环境、而不是经济环境的一种反应, 但 如果没有这些政治约束, 一开始就建立私营的部门,就没有必要日后再进行成本高昂的企业转制。

收敛学派认为: 第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于以激进改革(如农村和沿海城市), 而不是以渐进改革为特点之处(如国有企业), 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是中国能够获得快速增长原因;第二, 由于经济结构的根本差异, 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不可移植于东欧及前苏联(EEFSU);第三, 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制度实验正在农业、乡镇工业及国有工业上证明是不成功的, 因此需要进一步向更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方向改革;第四, 中国正渐渐同那些东亚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相调和[2]。2． 实验主义学派

Barry Naughtor , Thomas Rawski , Peter Nolan 及Robert Ash 等一批学者, 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改革的渐进性、实验性的及递增性特点, 被Sachs 等划归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这种观点认为, 中国已相当成功地摸索出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型, 主要表现为中国领导人对市场改革目标的不断变化的特色上。(见表2)表2

中国改革目标的演进

实验主义学派认为, 实验可以减少改革的社会冲突、不稳定性, 产生更好的经济政策。实验主义学派对中国的改革提出四个基本的建议: a 在改革中, 渐进主义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关键;b 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可以移植到其他从中央计划转轨的经济体;c 中国在农业、乡镇企业(TVEs)及国有企业(SOEs)等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验是成功的;d 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是实验主义者的政策设计结果。

为使政策实验失败的成本最小化, 实验主义学派希望中国继续以实验的、递增的方式进行自由化和创新。从以上分析看出, 实验学派倾向于稳妥渐进的方法, 反对前苏联采用的“休克疗法”原理。

表3

两学派的关键区别

萨克斯等对中国以及中东欧国家初始经济结构差异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的确无法忽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及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初始条件构成经济平稳转型的充分条件。在相当程度上, 萨克斯等低估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11]。3． 转型理论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1 Stiglitz)先生在对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转型实践的对比中, 把中国的改革视为转型成功的范例。他认为, 10 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 结果是灾难性的, 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以简单化的教科书模式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而中国坚持从国情出发, 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使中国避免了苏东国家那样的大衰退和大动荡, 保证了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因此, 他认为改革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建立一种竞争环境[7]。

相比之下中国比前苏联改革的初始条件要差得多, 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 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成功的基础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保护和扩大了社会和组织资本。这个基础使得经济学家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资本积累、生产要素再分配的分散决策、效率和产出的提高)相当好地发挥了作用。

斯蒂格利茨高度评价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农业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为什么会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TVEs)。他指出, 尚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工业化方面能达到中国目前这样的规模和程度, 而且农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排挤个体企业, 相反, 它为个体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4． 渐进主义观点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对改革过程的性质及其绩效作了大量的研究,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 中国的改革道路具有渐进性质, 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8]。从时间上看, 渐进性表现为改革方案的逐步推广过程, 即改革需要逐步到位。从空间上看, 渐进性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这种增量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 给定旧体制不变, 在旧体制以外成长出一块新体制, 比如乡镇企业的兴起就是一种典型的体制外制度创新。第二, 在旧体制内, 通过改变原有契约方式来打破现状, 常见的有改变分配契约, 允许 农民和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外可以保留一定的剩余, 或者改变雇佣契约, 允许“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等。第三, 试点改革, 即政府允许某些地方、部门或企业试验一些新制度, 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总结, 形成一个可以普遍推行的改革方案, 例如,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试行就是一种试点改革。第四, 计划权利的赎买。新制度的资源需求和旧体制的资源控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计划特权的定价机制, 利用特权寻租必然要浪费稀缺的资源, 为避免这种浪费, 对官僚阶层手中的权利进行赎买, 对普通社会成员的特权赎买被称为“补贴改革”, 例如, 当放开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时, 同时对城市居民进行价格补贴就是一种“补贴改革”。

四、对中国经济转轨理论的分析和评价

根据系统原理, 所有自然形成的系统, 从生态到人类组织, 都有其成长的最适当增长率, 一个运作速度原本就较为迟缓的系统, 积极而急切的行动反而产生不稳定的后果。如果不幸又牵连上一些“增强环路”, 使情况愈演愈烈, 反应会更强烈而过度, 有可能震垮整个系统[12]。一旦察觉面对的是这种系统,短期而言, 一定要耐心而缓和渐进地调整, 待经验累积到一个程度, 找到系统的稳定点, 沉稳地坚守该点, 决不过度反应。改革的效果与行动之间有个时间滞延过程, 因此采用增量改革的渐进方案, 有利于总结经验, 防止反应过度。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多样性, 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太快, 改革的步伐也不可能迈得太快, 苏联的“休克疗法”追求一步到位的产权改革, 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反而使国家陷于长期经济衰退, 国民经济迅速崩溃的局面。

图1 时间滞延的系统基模

收敛理论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初始阶段的经济状况, 认为只有产权私有化一步到位的改革才是最为有效的改革。笔者认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 中国的改革的确在向私有化迈进, 但并非一蹴而就, 改革的顺序至关重要, 中国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堪称改革转轨的成功典范,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是遵循了系统思考方法, 全面权衡了各方关系和利益,渐进、增量式的改革取得的成功。

五、结束语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和分析, 尽管分析的水平不同, 观点各异, 至少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复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 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从某一因素研究, 无异于瞎子摸象。东欧及前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理想化, 简单化, 而中国改革的成功及复杂性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新的挑战。参考文献: [1 ] 查尔斯1I1 琼斯P舒元译1 经济增长导论[M]1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2 ] Jeffrey D1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PA2 PER SERIES 5935 ,December 1996 Revision1 [3 ] Thomos G1 RAWSKI ,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 [ J ] 1China Economic Review 12(2001)347031241

第五篇：《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巴里·诺顿) 读书报告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巴里·诺顿）

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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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简介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集中了诺顿教授和西方以及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持，全面描述和评价了中国经济，不但填补了国际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空白。该书中文版的出版也填补了国内出版界关于中国自 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个空白。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两大变迁，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一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产业经济。前者是所谓的转型，后者在经济学的术语中被称为现代经济增长。转型是为了改变不久前在中国延续了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增长是为了改变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经济。因此，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本书首先对中国经济的资源约束、传统农业作了简单介绍，然后阐述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了从传统经济中挣脱出来所作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努力，包括建立计划经济的努力，从而为读者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转型和经济增长建立了基础。

本书的副标题是转型和增长。而转型又是为了增长，所以本书的重点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第一篇“历史遗产和资源禀赋”用两章专门讨论转型外，本书把中国的制度转型放在经济增长的大框架里论述，既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也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样的写法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

全书七篇中，除了第一篇介绍背景和第七篇结论外，第二篇以人为关注的中心，说明中国的增长模式。作者从中国的人口状况和人口政策、劳动力状况和劳动政策、经济增长对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影响三方面论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并对此做了肯定的评价。从第三篇到第六篇，作者分别阐述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对外经济和财政金融。在这四篇中，作者一方面分析了这些部门的转型过程、转型措施，一方面说明了它们的增长和发展过程与态势。

本书的布局合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本书对21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作了全面阐述和系统介绍。这是国内读者非常需要、而国内学者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集体完成，质量又难以保证）。同时，本书从外国人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在许多问题上又能够给国内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作者简介

巴里·诺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经济学家。诺顿在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多集中在四个彼此关联的领域：经济转型、工业和技术、外贸、中国政治经济。诺顿于198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生院任苏君乐讲座教授。他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是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研究员。

三、读书心得——从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探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形势与新的增长模式

“每一次，中国经济表现之优异总是超过多数乐观学者的预期。当你预计增长率是8%的时候，它会达到10%。”——巴里·诺顿

2003-2007年，中国是全球经济繁荣的组成部分，之后，中国竟然避开了2008-2009年最为糟糕的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几乎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出色的经济表现令中国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比之前预期的时间表大大提前。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沉睡多年的中国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举世瞩目。古老国家发生巨变的主要力量是什么？能获得成功，那一定做了对的事情。巴里·诺顿对中国的研究始终在回答这个问题。

巴里·诺顿认为，中国的结构变化过程与其他东亚 “奇迹”经济体经历的过程极为相似，但是，中国的结构变化首先得益于成功的经济改革规划，其次得益于一系列保增长政策。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是在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其他快速发展经济体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中国结构变化的步伐较快，而且增长速度和增长时间都快于和长于世界历史上的所有经济体。“转型和增长仍然是核心驱动力。中国正在沿着一条宽广的转型道路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趋进。”

1、中国帮助世界走出危机

要分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必须从繁荣的源头说起。

2004-2007年，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阶段，中国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及分享者之一。“这次全球性经济繁荣踩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脚步迅即出现，并非偶然。”诺顿教授分析说，这一时期，中国拆掉了其商品生产部门的贸易壁垒。私营部门不仅成了重要的出口商，而且享有更顺畅地获取进口商品的通道。这些政策导致出口部门生产力增长加速，中国开始以实实在在的低价向世界提供日渐增多的商品。与此同时，美国也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允许美国居民增加负债的金融创新，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需求迅速增长时期。生气勃勃的美国需求和丰裕充沛的中国供给相互影响，创造出世界范围的繁荣。中国在保持对美国持续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也从世界其他地方迅速增加了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对繁荣世界贸易作出了全方位的贡献。

这一时期，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从日渐增长的经济一体化和红红火火的国际贸易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持续加速，2007年达到了让人惊叹的13%。但硬币总有两面，好消息背后自然隐藏着问题。尽管角度不同，中国和美国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拥有大量的外部顺差（即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包括服务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表现出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并引发了贸易战。

然而，结束这轮繁荣的并不是中国的外部贸易失衡，而是美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不可持续。早在2007年中，美国住宅市场的繁荣已明显露出颓势，由于房屋价格的下跌，金融体制其他方面的脆弱性即刻显现。终于在2008年，美国全面陷入了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繁荣戛然而止。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状况都在2008年急剧恶化。

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竟能避开美国危机后倒下的 “多米诺骨牌”，通过及时部署大量有效的刺激计划，得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止住经济下滑趋势。“2008年年底中国的政策应对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应对，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都结合得非常好。”诺顿盛赞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 “中国是第一个走出危机的经济体，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长的复苏不仅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的衰退，也为全球经济复苏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中国成功地帮助世界走出了危机。”他指出，此次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出色决策，验证了“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不过，这次金融危机也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少挑战，暴露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银行系统、地方政府预算等。

“上世纪90年代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最近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非常准确和成功，很好地适应了时局的变化。”诺顿对于以上两个时期的政策高度评价，但他也不忘提醒： “国际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都在继续进行之中，问题和应对都尚未结束。中国需要紧跟形势变化，调整和制定相应政策。”

2、少投资，多消费，更“均衡”

从诺顿的观点来看，迅速摆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持续结构变化有关。

中国经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具有独特的结构性特点：中国对总产出的投入比例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总产出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也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诺顿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意味着，这些独特的结构性特点并未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国固定投资对总产出贡献在2009年超过了46%这一改革时期的纪录。政府将资源大量注入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动机是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刺激内需，可以防止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看成优先于需求的任务。政策的驱动力是期望新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可以改善生产力，提高经济活动水平，甚至创造出新的服务需求。作为结果，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系统，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更为发达。

然而，这些成就也付出了代价。2004年以来，中国一直期望转变增长模式，期望有一个更为 “均衡”的增长模式，即更少使用重工业投入和投资，更多使用技术和教育的增长模式。但至少目前来看，进展还相当有限。

由于21世纪头10年的投资都在持续增长，所以居民消费比重实质上在下降。他解释说，虽然绝对意义上的居民消费增长迅速——大大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比重——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快，经常超过居民消费增长2到3个百分点。因此，居民消费占总产出的比重也在稳步下降。数据显示，2009年，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这一数字大大低于类似美国等由消费驱动的经济体。可以比较一下，21世纪头10年初期，这类经济体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的极端水平，而在1945年之后的多数时间里，消费在这类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在60%以上。

中国虽然不需要让消费达到类似美国那样的高水平，但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实质性增长确实可以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多样化，也更有意义。此外，消费也是最终需求最稳定的来源，因为消费受到人的需求和习惯的驱动，无论人们的经济状况和收入如何波动，居民也会本能地平滑自己的消费。与此相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未来预期的影响，如果未来预期让人失望，私人投资理论上就可能下降至零。虽然中国在2009年很快提升了投资水平，但诺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投资的绝对依赖肯定会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

中国经济另一大失衡指标就是21世纪头10年一直在发展的大额外部顺差。诺顿分析，事实上，2009年年中后，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已经减少。因此在2009年，净出口已经达到较为合理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2010年初，顺差还在继续减少。但是，这种减少多半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中国增长模式全面重新调整的结果。国外需求的强劲复苏或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紧缩，都会很快引发顺差再次膨胀。他表示：中国的增长模式依然很 “不平衡”，未来的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由投资和出口增长决定。

3、劳动力不再取之不竭

过去几年，中国在快速积累物质资本的同时，也在快速地积累着人力资本。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大专和大学毕业生也还只有100万之众，但截至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500万。小学入学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这意味着，教育金字塔的底部正在强化。

这种变化与依赖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走到尽头有着密切的联系。诺顿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中非同寻常的快速转型引出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说，快速的增长已经使中国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供给接近于发展的末期。”

的的确确，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多年来，中国一直依赖于农村劳动储备，随着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差不多无限量供给的农民工愿意进入城市工作。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而与此同时，在外出打工人员离开以后，农业生产还能继续维持。但现在，这一阶段已经走到尽头。不少调查都表明，所有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已外出，至少在中国中东部交通条件较好的那些村庄是这样。为了从更遥远的乡村吸引农民外出打工，城里的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我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比如在珠三角地区，工资已开始大幅上涨，有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始于2006-2007年。然而，这一过程却因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出口下滑而中断，当时，许多城市工人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工人都失去了工作。但由于中国在2009年下半年的快速复苏，对劳动力的需求又重新提振。因此，珠三角出口加工区的工资上涨压力较之前更为明显。在浙江和苏南地区也明显具有相同压力。

4、中国走到了 “转折点” 对很多观察者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诺顿说，1954年，阿瑟·刘易斯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力过剩”的经济概念，上世纪60年代，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对这一思想作了详尽阐述，他们强调，成功的发展可以通过 “转折点”来推动经济，过了这一转折点，工资将大幅上涨，收入不平等现象会减少。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现在正在经历转折点，接下来或将出现社会和经济的急速变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确信他们所谓的 “转折点”真的能带来这种激烈而突兀的变化。

理论上，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变可以以一种平稳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然而，其他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要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的超快增长阶段转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1950年到1972年，日本经济每年增长10.4%，但1973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超过6%；韩国的增长模式也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过严重困难。在诺顿看来，如果要与这些经济体相比，中国向前发展的增长潜力似乎更大。他的理由是：中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而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这些经济体在到达劳动密集型增长阶段末期时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基于国内市场继续高速发展的巨大潜力，中国没有理由重蹈日本和其他经济体经历过的增长率暴跌的覆辙。但诺顿也提醒，这种经历可以成为一种警示，即从一种增长模式向另一种增长模式的转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理论上较为平稳的经济变化也常常会受到现实中不可预期事件的扰乱。“中国现在正在进入转型时期，驾驭好这一转型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绝不亚于1978年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进入后危机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则是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再走以前那种低成本消耗的路线了，诺顿说： “我相信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相信下一个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将快速增长，同时，中国经济的质量和复杂程度也会升级。”

5、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有潜力

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手段去指导，而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制订这种政策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和世界当今所面临的特定的经济环境影响了中国政策的选择。

世界经济也正在达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过去几年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已经弥补了持续软弱的经济。积极的货币扩张能够使世界经济避免潜在的经济不景气。迄今，低利率已经支持了资产的名义价值。同时，全球生产能力（尤其在中国）的巨大累加，已经同生产力的改进一起对商品价格施加连续的压力。

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开始改变。美国经济正平稳地恢复，尤其当目前商业投资的势头能够继续。作为响应，美联储已经开始逐步调整短期利率，由扩张性政策转为中性政策。所谓中性政策是指既不刺激也不限制经济增长。一个约为二十五年的平稳降低原材料价格的时期看起来已经接近尾声了，商品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正在上涨。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正在逐步适应这些变化着的情况。比如说，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对可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提高了警觉性，而不再是仅仅刺激经济发展。

中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多种因素的融合，这些建立在高投资率之上的因素相互加强从而使生产力在许多经济部门快速增长。

外商持续向中国注资。更为重要的是，东亚地区旧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新的方式取代，而中国的公司正在学会如何在这种新的方式下与世界其他公司相互交流和影响。在电子业，中国企业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组装和生产，它已经开始作为产品的设计者和开发者而参与全球的生产网络。

中国的知识基础和人力资源能力也快速上升。大学生毕业数量逐年递增，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也猛增。信息和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传向世界各地，中国成为这个传播进程中的主要受益者。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增长机会，这个机会至少会从现在延续到2015年。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到底能增长多快。

6、驾驭新增长模式

中国已经设计出一个增长模式转变的规划，这一规划不仅仅是出于对静态 “平衡”问题的考虑，更是希望借助于已累积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促成劳动密集型模式向技术密集型模式的转变。

这是一个艰难的政策挑战。

自21世纪头10年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围绕 “转变增长模式”的目标前进。这一目标是想通过增加知识投入以及获取更大的生产力收益而提高增长的质量，这就有可能减缓资本和物质投入的增长，并相应减少污染排放。这样做的净收益将是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改善。诺顿用两大主要政策概括这种努力：一是鼓励 “自主创新”，一是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

鼓励自主创新是受欢迎的政策，随着中国脱离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中国显然要从事更高技术的活动并实质上要有持续的生产率增长。中国的政策就是通过鼓励和补贴研发、支持采用中国制定的技术标准以及加速新技术的推广而推进这种转变。2009年和2010年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都表明，政府明显加强了这方面的力度。

与此同时，一段时期以来，降低中国能源消耗的紧迫感一直不断加强，比如，节能目标写入了十一五规划。不过，诺顿直言不讳，由于较高水平的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类似钢材和水泥这类能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所以投资率的上升一直在拖这种努力的后腿。他总体的判断是，中国仍然会向有较高技术并更有益于消费和环境的可持续增长道路前进。

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成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国际化开放经济体。而民营企业的兴起，使中国变得更多样化，更具市场导向且生活更富裕。但中国在很多方面，比如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方面仍然具有独特性。“中国漫长的发展道路确实是一条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

尽管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仍然没有改变。中国今天面临的是很早就预料到的经济变化，但这个变化来得早了一点，速度也快于外部观察者的预期。因此，虽然中国克服了一些局限性，却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今天，中国站到了大国的门口，即将跨入中等收入生活水平国家的行列。为迎接这一挑战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继续适应各种制度，构建自己的能力，并对急剧变化的环境灵活作出反应。我想或许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需要找到新的指挥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