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之低碳经济（样例5）

第一篇：中国经济转型之低碳经济

中国经济转型之低碳经济

在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大量开采和消耗化石能源，致使地层中沉积碳库的碳快速流向大气碳库，引发了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等问题。如今，为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竞争，低碳经济成为许多国家谋划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建立新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以最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最大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以化石能源为基础，而伴随而来的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可以称之为高碳经济。而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

对于我国来说，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缓解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矛盾、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而且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一些因素的制约，如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低端、能源结构仍然以煤为主、就业压力巨大等。但也应看到，未来20年，全球化石能源供应相对充足，正是我国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尽快实现包括低碳化在内的发展方式转型的有利时机。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地球上化石能源的有限性也迫使人类改变能源结构，寻求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目前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能源结构、资金技术以及经济发展阶段。首先,现阶段中国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局面很难迅速改变,故实施低碳经济需要比较长的周期。其次,资金和技术是重要考验,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技术的创新、技术进步和技术的突破,才能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第三,中国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阶段,尽管通过优化结构和节能,能够相应地减少碳的排放,但是面临较大困难和挑战。

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的切入点在哪里？ 切入点应该还是提高目前的能源利用效率，并且以新能源的开发为辅助。

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是经济成本问题。经济转型我们已经提出很久了，要改变目前的产业结构，把高消耗的工业在经济结构中降下去。

转型不影响增速，低碳革命推动经济转型，对许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等国家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而对于我国则是机遇大于挑战。发达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已经很高了，要进行低碳

经济转型，必须用新的清洁能源进行替代。而我们的能源利用率较低，要发展低碳经济，会从提高目前的能源利用率，这样的成本是最低的，也最容易着手。在发展低碳经济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问题。

目前的情况就是高能耗不能延续，低碳成为必然。

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科学技术，第二是国家政策。目前已经不少这方面的技术，未来科学技术进步，改换生产流程，改换生产结构，使成本降低，企业就愿意接受，而政府则要鼓励，用政府采购、补贴、税收减免来让企业觉得不吃亏，甚至这些政策可以是法律方面的。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当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技术进步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应加大各类低碳技术研发力度，包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替代高碳能源的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物质循环减量化技术、环保产业技术、清洁生产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等。

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目前，全球已有四个交易所专门从事碳金融交易。我国应大力发展金融创新，开展与碳交易相关的金融活动。可以尝试设立碳交易市场，开发碳减排期货、期权市场，建立碳排放指标交易平台和规范，充分发挥市场配臵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法律规制和政策引导。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在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建立地方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目标责任制，并完善相关考核指标体系，将能耗、环境保护等衡量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制度机制保障。注重引导消费行为。能源结构转型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应广泛宣传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的意义，提高居民的节能环保意识。加快普及和应用节能产品，如推广隔热保温建筑材料，实现建筑节能；推广节能灯，采用半导体照明（LED），实现照明节能；推广节能家电，实现家电节能；推广混合燃料汽车，鼓励使用自行车出行，实现低碳交通；等等。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把能源结构调整一下。中国现在92%用的还是化石能源和碳基能源，所以要增加新能源，比如风能、水能、核能的应用。

不过，除了中国本身所遭遇的内外部能源问题，还有就是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以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全球各国对于低碳的重视。

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发展新能源必须在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上要有所突破。可再生能源本身是可持续、可再生、清洁的，但能源要转变成能量才有用，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需要载体，载体却是不可再生的。我们必须要建立适合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理论和新技术，比如，能源传递理论、能源材料学、能源仿生学、能源化学、能源生物学、能源物理学、能源生态学等能源新理论，以及收集技术、转换技术、储能技术等新技术。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开发节能建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发展节能建筑即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也能产生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发展替代化石燃料车的电动汽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可以减少石油的消耗，控制污染，同时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工业节能也很重要。目前，我国单位GDP的能耗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相比相差甚大，但差距就是潜力，就是发展的空间，所以大力发展工业节能技术不仅可为低碳经济作贡献，而且也可为企业降低成本，节约资源，产生经济效益。

再者，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必须参与构建碳市场。第一，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碳市场中的定价权取决于碳排放权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博弈结果，即均衡价格；中国作为全世界碳排放国，应该成为全世界拥有碳排放权最多的国家——即碳市场中碳排放权的供给者——因而中国应该拥有均衡价格中的最重要的博弈方，如果在定价博弈中，采取“集体失语”的态度——即放弃话语权的态度和做法，那等于自行放弃定价权，因此，必须强调我们的话语权和参与权。第二，碳市场具有连接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的功能。参与构建碳市场，一方面可以成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体系构建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解决我国节能减排事业发展的瓶颈——绿色技术应用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利用碳交易市场机制，借助绿色利益驱动，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

第二篇：经济转型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持久动力

经济转型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持久动力

新闻作者：管理员新闻来源： 日期：2012-03-19浏览次数： 1586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今天在此间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经济峰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由以出口和制造业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消费为主，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前30年高速发展中出现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趋势会出现很多新的特点，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平稳过渡。

刘鹤分析指出：“首先是工业化将出现新的特点。”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市场条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传统制造业受到土地、水、能源、空气质量等资源环境因素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和弹性会加大。展望未来，中国工业化特点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有较大提升。制造业内部将会出现以生产适度集中和专业分工深化为特征的供应链调整，绿色低碳增长模式将受到鼓励，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满足内需的生产能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城市化趋势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刘鹤说。到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达到6.8亿，城市化比重从1978年19%左右上升为2011年的50.5%，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但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测算，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可能达到60%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在这个进程中，城市化格局和形态将出现新变化，最主要的是中国中西部地区会形成若干新的中心城市。随着城市人口增加以及伴随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中独生子女比重上升，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将大幅提升，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和形成的消费需求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全球市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刘鹤认为，未来中国会继续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但国际化的内容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国际收支走向基本平衡，这将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变化相互适应。一方面中国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出口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将根据在全球经济中的新定位实现从出口引资大国向市场进口投资大国转化，将为世界经济平衡复苏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将承担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公平方向发展。”

刘鹤说，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仍将继续，未来的改革也将加快，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念，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深化。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进程中，信息技术的渗透扩散和应用将对中国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近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经验，全球对中国经济都极为关注。”刘鹤说。尽管中国经济未来会遇到很多风险、困难和挑战，但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大趋势将为中国和世界创造巨大需求潜力和庞大市场空间，保障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第三篇：【经济社会转型】“十二五”中国经济开始第三次转型

【经济社会转型】“十二五”中国经济开始第三次转型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及西方国家刺激经济的措施，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例如，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利于我国稳定和拓展外需；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境外热钱会带来冲击；金融危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中经评论·北京）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制定“十二五”规划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可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当代中国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依据和基本要求

经过前两次经济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新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了坚实步伐。为今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奠定了雄厚的经济、技术和物质基础。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还存在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经济结构不协调。三大需求关系失衡，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55%迅速下跌至最近10年的45%；资本形成贡献率则从上世纪90年代的34%快速上升至50%；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外贸增长方式粗放。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过低，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大，制造业整体素质不高；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9年仅为43.4%，而世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占比则分别超过50%和70%，我国第三产业中还存在居民消费价格和房产价格双膨胀问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城市化率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83年的1.82?1拉大至2009年的3.33?1，幅度高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09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为2.2?1。

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进入新世纪，我国科技投入明显加快，但科技创新能力仍显不足。2009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占全部专利申请和授权总量的比重仅为23.5%、11.2%；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比重仅为8.5%，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只有0.69%。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0%左右，许多核心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在出口技术和产品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比重不足10%，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是民生问题凸显。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压力仍然较大，就业结构性矛盾明显；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关系民生的社会事业依然滞后于经济发展，在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还存在不少难点和焦点问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民生问题关乎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

四是资源环境约束强化。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GDP总值的比例为8.5%，而耗费的煤、钢、石油的比重却分别高达46.9%、46.4%、10.4%。高消耗的结果，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我国主

要污染物排放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

五是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特别是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社会事业体制等方面。

从国外看，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但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从近20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的历史来看，遭受金融危机打击严重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能力的恢复，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日本自1991年开始的资产泡沫破裂引发的全面金融危机，导致近20年来长期的经济萧条。在金融危机暴发前的1973至1990年，日本的GDP年均增长率约为4%；但在金融危机后至今，没有哪一年GDP的增长率曾达到过4%，1991年到2008年GDP年均增长率只有1.3%。再看1997年开始暴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受这次危机打击最严重的一些国家，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金融危机后经过10年的复苏和发展，其经济年均增长率还远低于金融危机暴发前10年的水平。

这次2008年由美国开始暴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发达国家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虽然从2009年下半年已开始复苏，美欧修复经济的能力可能强过日本，但由于面对持续动荡的金融市场、低迷的住房市场、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消费不振以及不胜负担的主权债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要使经济发展势头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也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缓慢复苏的过程中，还存在再度暴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及西方国家刺激经济的措施，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例如，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利于我国稳定和拓展外需；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境外热钱会带来冲击；金融危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就是为主动适应现阶段国内外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这也是我国发展实践的深化和经济的总结。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总量中的含量，促进整体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1995年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针对经济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首次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任务。“十二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坚持”的基本要求，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这“五个坚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涵，它指明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我们一定要全面深刻理解，在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认真贯彻落实。

“十二五”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是规划主线的具体体现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规划要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重大部署紧密衔接，与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紧密衔接。“建议”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建议”还提出了“十二五”时期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改善民生、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等方面的主要任务。“建议”提出的“十二五”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是“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具体体现。在“十二五”时期，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奋斗，要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国外有媒体对中国“十二五”规划建议评论说：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再过分强调国内生产总值，而转向追求扩大内需、缩小差距的均衡发展。没有提出具体数字指标是“建议”一大特征。新五年规划不再提及具体指标，意在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量向质”转变。这种评论是一种误解，把“十二五”规划“建议”与“十二五”规划“纲要”混为一谈了。“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时，充分体现了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的要求，既为编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供依据，也留下空间。“十二五”规划作为5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总是要有数字指标的，不仅有经济总量增长等预测性数字指标，还会有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数字指标，由多项具体指标构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

“十五”计划把GDP年均增长率定为7%，实际完成为9.8%；“十一五”规划纲要把GDP年均增长率定为7.5%，实际完成约为11%。有的研究人员预测，“十二五”规划纲要把GDP年均增长率可能定为7%～

7.5%。从“十二五”开始，为了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会更好，发展速度可能比“十五”、“十一五”减慢，但仍会保持较高的增幅。

“十二五”开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继中国前30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近30年改革开放经济管理体制之后的第三次经济转型。

第一次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开始实行工业化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一是废除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海关和外贸的特权，管制或收购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成为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二是没收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僚资本（包括工业、交通、金融、贸易等企业），变为国营经济。三是废除封建经济制度，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四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由于受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和经济管理体制认识的局限，私营经济被完全取消，个体经济亦微乎其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有待完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次转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对外开放，逐步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片面强调计划和集中统一管理，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于否定市场的作用，权利高度集中，利益格局一元化，使微观经济丧失活力，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物资的普遍短缺。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里的市场不单指国内市场，也包括国际市场；实行对外开放，就是要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对外开放，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三次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中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战略举措，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已经进入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是“重量级”相当的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就过程来说，“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起始阶段和攻坚时期，以后还有二三十年的路要走，将与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并前行。

第四篇：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中国经济如何转型：十八大后的十八项

改革

http://.cn2012年10月23日 22:27FT中文网

中欧陆家嘴(10.54,-0.06,-0.57%)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微博)中共十八大将在11月8日召开，引发全球瞩目。

此次会议之所以倍受关注，盖源于以下几点因素：其一，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在美国去杠杆化、欧洲陷入漫长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7%以上的增长堪称世界经济的希望之火；其二，十八大之前中国经历了重庆唱红打黑的“折腾”，社会认知出现分歧，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其三，经历了过去十年“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投资率高达50%、基尼系数突破0.5、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失控、腐败泛滥等一系列瓶颈因素的制约。吴敬琏先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忠言逆耳利于行。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

新阶段的改革，其核心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主要是实现两个转变：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

过去十年，中国充分享受了“入世”红利，“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7%猛增至15%左右。但依然难以摆脱“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不能一味抱怨企业不争气，而要反思制度环境。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导向。而现有的制度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创新的“负向激励”：1)知识产权保护不力；2)央企靠行政垄断做大做强，市场经济的“费厄泼赖”难以保障；3)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被显著扭曲，致使企业可以靠“扭曲的成本优势”赚取利润、获得生存空间；4)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寻租成为企业最快捷的“商业模式”；5)由于法治尚不完善，再加上企业家寻租成为常态，这导致企业家安全感缺失，重庆打黑更是充分彰显了企业家在公权力面前的脆弱性。于是乎，富人移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花钱消费其实是人的动物本能，无需刺激，关键是有没有能力消费。眼下中国储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除了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大幅度上升之外，居民缺乏消费的安全感亦是关键原因：首先，虽然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在经济增长“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不断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其次，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居民财富保值存在很大挑战。2004－2011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平均为－0.3%，按照目前超过30万亿的居民存款规模，每年损失即高达1千亿。再次，由于中国股市目前仍然是财富掠夺而非价值创造为主的市场，居民难以通过股权投资分享经济的成长性。第四，房价高企，严重透支居民未来20年收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奇怪现象。最后，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发展滞后和历史欠账，导致居民严重缺乏安全感。理解了上述经济转型的“症结”所在，就不难给出十八大之后的“改革任务清单”：

1.利率市场化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在现行的利率管制下，一方面贷款利率被压低，刺激了对贷款的过度需求，鼓励了过度投资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利率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大量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刺激了地下高利贷的蔓延，威胁到金融稳定。此外，利率的管制也不利于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本质上是居民(存款人)对企业部门(贷款人)的补贴。目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减税

根据福布斯的研究，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名第二。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1978年31%下降到90年代中期10%的水平，近些年又回升到的20%的水平。膨胀的三公经费、年底的财政突击花钱引发舆论鞭笞。由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涉足不断深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政府立即、大幅度减税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根据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在税负过高的情况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甚至可能出现减税带来税收增长的“官民双赢”局面。

3.开征遗产与赠与税

市场经济的竞争，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但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合法致富，而非靠寻租致富。否则，仇富几乎等同于“仇腐”。第二，对贫富差距必须有适当的纠偏机制，特别是遗产税。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过于悬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把财富转移给子女。开征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

4.打破央企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虽然中国在2008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在打破央企垄断方面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2011年发改委曾对中国联通(微博)(3.68,0.01,0.27%)和中国电信(微博)的宽带接入问题进行反垄断调查，但亦无下文。其实，央企垄断的本质是进入壁垒的行政限制。虽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打破央企垄断的36条、新36条，但民企投资的“玻璃门”依旧。打破央企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是建设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5.央企改革

在上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借助股份制、上市等步骤，国企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亏损大户变成了如今的盈利大户。但是，研究表明，国企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国企在土地、贷款、补贴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很多国企将转为亏损。下一轮的国企改革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国企必须退出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第二，必须落实“政企分开”。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应放弃对国企管理层的任命权，还权于董事会，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逐步实现国企管理层的职业化和市场化；第三，遏制国企腐败和高福利。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消费4万元、中石化天价吊灯、中石化广东茅台事件，揭示了国企腐败的触目惊心。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根据《南方周末》的调查，过去20个月时间里，太原这个中国最重要能源城市开工的“集资建房”，占到其保障房套数的60%以上，是太原2011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2倍以上。这是一种严重的集体腐败。遏制央企腐败的出路在于央企去行政化、破除垄断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6.以央企利润弥补养老金欠账

根据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在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大的今天，如何弥补养老金欠账，已成为现实的挑战。幸运的是，中国央企的利润和股权价值可以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家应利用目前央企良好的财务状况，将央企利润主要用于弥补养老金空帐，并逐步把央企股份减持变现投入到养老金。如此一来可以一箭双雕：既解决了养老金来源，又实现了央企的逐步退出。

7.废除IPO审批制

尽管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过去20年的实践表明，IPO审批制不仅没有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而且导致了供求关系扭曲、寻租盛行、上市公司行为短期化等一系列痼疾，可谓证券市场乱象之源。吴敬琏先生批评中国股市还处在强盗贵族时代，这是很深刻的。上市本应是企业的基本融资权利，现在却演化成了特权，扭曲了资源配置。要让创业板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微博)，惟有废除IPO审批制，还选择权于市场，同时证监会必须回归“抓坏人”的监管主业。

8.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

中国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间接融资所占比重高达78%。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其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但由于目前银行以国有资本为绝对主导且新设银行审批困难，导致银行业出现了“准垄断”格局，以致于“利润高得不好意思”(民生银行(5.96,-0.06,-1.00%)行长语)、“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温总理语)。可以说，金融体系功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异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沉重包袱。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等民营银行的表现证明，以风险为借口阻止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是站不住脚的。国家应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既可促进银行业的竞争，也可以实现银行体系的多层次化，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9.鼓励居民境外投资

中国房价、股市等长期处于泡沫化状态，重要原因在于货币超发和资本账户管制。大量资金需要寻求投资出路，但又只能局限于国内。这使得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变的非常困难。与此同时，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资产，机会成本巨大。国家应放宽居民海外投资限制，可以一箭三雕：减缓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积聚；实现居民财富的多样化配置和有效保值；减少外汇储备，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10.知识产权保护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企业普遍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企业的成长。但如今，创新和转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瓶颈，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严重削弱了企业从事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激励。保护知识产权，已不再是仅仅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是要保护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

11.地方政府退出经济领域

由于GDP至上的发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热衷于招商引资，大搞基础设施，甚至涉足PE等领域。地方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也易诱发严重的腐败行为。此外，也导致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严格执法，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

有，地方政府的拆迁和征地，已经成为诸多群体性事件的源头。中央亟需进行顶层设计，严格界定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防止地方政府公司化愈演愈烈。

12.财政民主化

近年来，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土地财政现象日益突出。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2.9万亿。地方政府掌握了惊人的财务资源。在当前人大制衡虚化、地方财政不透明的背景下，地方财政存在极大的腐败和浪费风险：三公经费、官员腐败、形象工程问题日益突出。在缺乏制衡与透明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收入永远处于饥渴状态，甚至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后出现了普遍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只有对财政支出实行彻底的阳光化，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才是确保财政资源使用的正当性与高效率的根本出路。

13.环境保护

在GDP崇拜的推动下，环境保护执法被不断边缘化。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背后，是惊人的环境污染。根据世界银行(微博)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污染成本》报告，水和空气污染的成本高达GDP的5.8%。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在即期而污染成本在远期，我们很容易陷入经济奇迹的幻觉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已经日益显现，如不及时改善环保执法，势必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对此必须有足够的危机感。

14.抓贪官压房价

近年来，房价的飙升引发公众强烈不满，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甚至超过20倍。房价居高不下的背后，是“房叔”的崛起：番禺城管局政委蔡彬仅为一处级“小吏”，拥有21套房产；“土地奶奶”罗亚平拥有27套房子，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有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上海外高桥(7.95,-0.06,-0.75%)保税区处长陶建国29套房产；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14套房产。贪官，才是最大的“刚性需求”。虽然短期内房地产存在空置率高的现象，但由于少数人已极低成本控制了大量房源。结果，对普通民众而言，房地产依然供不应求，房价调控屡屡成为“空调”。要想真正实现房价的合理回归，加大反腐力度并将贪官的房产进行拍卖，当属有效的方法。

15.城市化

中国经济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2012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欧美市场的需求明显复苏仍需时日；中国自身高达50%的投资率，宣告过去政府主导大搞基础设施投资的时代迫近尾声；消费需求启动有赖于艰难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为下一轮增长的引擎。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仍然较低(不到50%)来看，城市化潜力巨大。但是，城市化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启动户籍、教育、医疗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16.撤销发改委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目前的发改委，主要职能已经蜕化化“审批”，与当年的计委神似，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格格不入。要想在下一个十年取得体制改革的突破，一个可行的做法是撤销发改委，恢复当年的体改委，专门致力于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

17.司法独立

吴敬琏教授警告说，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没有法治，迟早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现阶段，由于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加上司法体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现象突出。其结果是，民众对司法体系缺乏信任，屡屡将问题诉诸于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堪忧。要加强司法独立，首先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把树立宪法的尊严作为起点。同时，要实现司法体系在财务和人事上的相对独立，这是独立司法的必要基础。

18.政府“瘦身、放权、让利”

目前，政府规模太大、权力太大、控制的资源太多，这将逐渐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各类领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归结为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并指出：1)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2)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期盼新版“两个凡是”照耀下一个十年的改革之路。

改革知易行难。改革之路，将遭遇诸多敌人：叶公好龙、皇帝的新衣、击鼓传花、囚徒困境、民粹主义、既得利益、好好先生。要突破层层障碍，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领导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危机感、历史的责任感、强大的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下一个十年能成为改革的十年，中国应能顺利驶过“历史的三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第五篇：浅谈中国经济转型

班号：01220801姓名：张晗学号：20080187浅谈中国经济转型

一、经济转型的提出

经济转型其实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被苏联和东欧各国涉及。那时的“经济转型”偏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而今，我们所讲的经济转型侧重于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

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一书的热销，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一个特有名词。它代指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改变。在此之前，前苏联及东欧各国采取的经济转型均采取了快速私有化的方式，即采取“激进”措施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一次性破除，重新建立起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式却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效果，并逐步为全世界所认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转型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学家们逐渐把目光放在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上。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多年之前的煤都阜新在2001年首次提出了经济转型这一概念，同年被国务院批准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三十多年前，中国由计划经济逐渐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十一世纪初，当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经济进入了瓶颈阶段，经济转型便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议程。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与冲突。原有的资源配置对社会发展渐渐发生了阻碍，资源消耗过大的问题日益显著，环境日益恶化，整个中国进入了以环境为代价换取GDP的怪圈中。同时，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数量年年攀升，人民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因此劳动力成本升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遇到很大阻力。

另外，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策略，因此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社会矛盾加深。这也是要求经济转型的一个原因。

三、中国经济的目前状况及转型所面临的困难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由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转向知识密集型，更加具有创新、低能耗以及环境友好型制造业。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密集型生产已经无法满足中国高速发展的显示状态，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环境压力、资源压力、能源压力„„这些都是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的有关评论，中国经济转型还与一些社会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好这些问题，对经济转型将带来极大的帮助，例如城市户口体制改革，调节资源利用费用，金融体制改革等。

四、经济转型的主要发展措施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和出路》一文。总结文中内容，我国的经济转型要采取如下措施：

1）需求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长久之策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消费、出口贸易共同作用驱动的，人们称之谓“三驾马车”的驱动方式。而在“三驾马车”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消费对促进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外需产生波动，出现需求萎缩，国内经济增长势必随之遭受影响和冲击，不得不进行需求结构调整。因此要推进和实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理所当然应首先调整需求结构，把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作为当下保增长的现实选择，又作为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的持久动力和增进社会福祉的根本途径。

2）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根本任务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键在于继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一是按照调高调优的原则，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二是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当今世界，现代服务业的辐射功能强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早已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正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当今世界，现代服务业的辐射功能强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早已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正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

3）贸易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举

过去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依赖国际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出口主导型经济。今天我们要将外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成内需主导型经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外贸战略，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提出这一调整的根据，既出于对我国外贸现状的现实思考，又基于对未来世界市场需求趋紧的理性分析。

4）要素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

靠资源消耗的发展不可持续，必须对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行坚决调整，方向是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由要素投入推动型转变为科技创新推动型，这是实现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由之路。

5）企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

宏观经济的整体转型，取决于企业转型的进展和效果。因此要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须从一个个企业做起。企业转型的内涵非常丰富，包含多方面的任务和要求，至关重要的是要搞好企业结构转型。企业结构关乎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和生产经营效益，最终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

五、经济转型成功实例

阜新市是经济转型一词的源头，我特地查找了一些关于阜新近年来经济转型的资料（数据截止至2008年）。

地区生产总值增幅从2001年起连续三年居辽宁首位，总量由2001年的70.5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233.9亿元，年均增长15.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3643元增加到1.2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2001年的4.5亿元增加到14.6亿元，年均增长23.4%。城市接续替代产业框架已基本形成。以煤电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以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新型能源、煤化工产业及装备制造产业等优势特色产业为主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初步形成。城乡基础设施得到了加强，阜新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结点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提升。同时阜新的生态环境建设也得到了加强。森林覆盖率同比上升32.1%，被列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市和循环农业示范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