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

第一篇：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

我国进入中速增长的换挡期。一季度经济下滑的压力增强了经济转型的紧迫感。我们知道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原因在于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而目前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面临要么加快转型升级，要么下滑衰退的困境。无疑比较优势对于一国发展具有 决定的影响力，因为比较优势决定全球资本的流向，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以及全球财富的分布。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比较优势是静态的，主要靠自然条件形成的，在古典经济学的公式里国际 分工与贸易体系是建立在固定的不可改变的要素基础上的，如气候，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但是，目前随着自然比较优势的用尽，比较优势越来越具有人为性质，要素的积累，技术的变革和 要素的流动对国际竞争的影响已经大大破坏了传统的通常静态的比较优势概念，技术创新，组织与国家政策越来越成为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而这也就意味人们面对比较优势不完全是被动的，在一个谁生产什么的问题上，几乎没有谁或者国家愿意任凭市场来决定。

一、人口红利的丧失倒逼经济转型

发展为何会趋于停滞与衰退？其原因在于发展推动生产成本的提升，特别是劳动力工资，人口红利的用尽，产业的 转移，同时也在于产业升级转型的迟缓和不到位，由此结果是产业的空心化，失业率的上升，国家财税的减少。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无不经历了快速增长，但 是目前他们无不又陷入经济的低迷与衰退，那么，中国在经历了快速增长之后，如何才能避免停滞与衰退呢？归纳讲就是短期内重点是阻止或者减缓产业转移，长期来讲重点在于加快产业升 级转型，后者是根本，前者是为后者争取时间。那么，如何才能阻止或者减缓产业转移呢？产业转移的原因在于生产成本的提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提升，由此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利 润空间的萎缩，企业为了生存和高额利润，就会推动产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对此采取的反制方法一是通过城镇化，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二是引进廉价劳动力，但是这会产生移 民问题，以及遭到国内劳工的反对。三是政府在市场外部通过财税收入补贴企业，或者政府承担劳动力成本与社会福利的提升，以维持企业竞争力。短期内政府可能损失财税收入，但是长期 来讲政府将保有企业，保有就业和保有财税。对此，美国在产业转移后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正在采取相应政策阻缓产业的转移以及鼓励产业的回流，据调查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 国迁回美国，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美国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 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中国的吸引力下降。2010年8月美国通过《制造业促进法案》，将暂停或降低供制造业使用的进口原料的关税。美国全 国制造商协会的报告显示，该法案可能使产值增加46亿美元，并创造近9万个就业机会。2010年9月的《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提出，将为从海外回迁就业

职位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 的工资税减免，并终止为向海外转移工厂和生产企业提供的数项补贴，如免税和减税。奥巴马政府还提出由美国制造、本土能源、劳工技术训练与美国价值等四大支柱，建构国家永续经营建 设的蓝图，美国甚至要成立贸易执法部门调查中国等国贸易行为，誓言把流失的美国制造夺回来。

二、要素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有利的人口因素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为高积累率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创造了条件。在各种有 利条件下，投资中国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全球生产性资本不断流入中国。然而，随着人口有利优势的消失，中美两国部分行业劳动力成本差距快速收窄。据预测以美元计的 中国工资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较高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劳动力成本以往巨大的差距有可能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 以下。如果考虑航运成本以及各种隐性成本、供应链成本，中国的总体成本优势将变得微小。另外，中国的要素价格普遍在上升，2010 年以来，中国的电力成本已飙升了15%。进口动力煤的 价格上涨和对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税率的终止，也推高了这些占中国电力消耗74%的行业的经营成本。此外，中国工业用地已不再便宜。事实上，中国商业用地的价格已经大大超过美国。虽然向 西部转移可以降低用地成本，但企业物流成本会出现较大上升，并有可能失去沿海的产业集群便利。

三、注重挖掘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内生动力

产业升级与转型既是内生的，但是又是外生的，所谓内生是指要要素禀赋的改变会自然要求和推动产业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所谓外生是 指产业的升级转型又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否则就会难产，一方面原有产业加速转移，另一方面产业升级转型迟缓不到位，由此导致产业的空心化。所以，政府在产业升级与转型过程中具有主 导的作用，如果任市场自由流动，结果自然是产业转移而不是产业升级，因为产业转移成本低。对此美国也是在衰退中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最近两年，尽管美国经济基本面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即达1480亿美元，企业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仅微软一家，去年的研发投入即达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排名第二的 英特尔去年技术投入也有65亿美元。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上榜。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 半。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

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四、经济转型靠创新驱动

过去20年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去工业化，低端产业加速流失，另一方面产业升级与再工业化进 程乏力，难以推进，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陷入巨额赤字。与此相比，中国处于工业化大发展的历史时期，这是中国崛起的基础。历史证明，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企 业与创新者的竞争，没有创新者，没有企业，也就没有就业，政府也就没有税收，国家就会动荡和衰退。目前，中美之争既是政治军事上的，也是体制与价值观上的，但更是经济上的，中美 经济之争的实质在于制造业和世界工厂地位的争夺，因为世界工厂决定世界体系。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美国再工业化的目的就是让明天的制造业岗位不再扎根中国和印度，由此为美国 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对此美国已经清醒过来，美国制造回归声势浩大，那么，中国制造又将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严峻挑战，对此中国也可以借鉴学习一下美国。美国是在制造业流出之后才醒悟，中国要在流出前或者在流出中，就醒悟并采取行动。中国必须坚持制造业立国、服务业强国，抓改革、促发展、调结构、惠民生！

第二篇：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中国经济如何转型：十八大后的十八项

改革

http://.cn2012年10月23日 22:27FT中文网

中欧陆家嘴(10.54,-0.06,-0.57%)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微博)中共十八大将在11月8日召开，引发全球瞩目。

此次会议之所以倍受关注，盖源于以下几点因素：其一，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在美国去杠杆化、欧洲陷入漫长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7%以上的增长堪称世界经济的希望之火；其二，十八大之前中国经历了重庆唱红打黑的“折腾”，社会认知出现分歧，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其三，经历了过去十年“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投资率高达50%、基尼系数突破0.5、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失控、腐败泛滥等一系列瓶颈因素的制约。吴敬琏先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忠言逆耳利于行。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

新阶段的改革，其核心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主要是实现两个转变：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

过去十年，中国充分享受了“入世”红利，“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7%猛增至15%左右。但依然难以摆脱“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不能一味抱怨企业不争气，而要反思制度环境。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导向。而现有的制度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创新的“负向激励”：1)知识产权保护不力；2)央企靠行政垄断做大做强，市场经济的“费厄泼赖”难以保障；3)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被显著扭曲，致使企业可以靠“扭曲的成本优势”赚取利润、获得生存空间；4)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寻租成为企业最快捷的“商业模式”；5)由于法治尚不完善，再加上企业家寻租成为常态，这导致企业家安全感缺失，重庆打黑更是充分彰显了企业家在公权力面前的脆弱性。于是乎，富人移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花钱消费其实是人的动物本能，无需刺激，关键是有没有能力消费。眼下中国储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除了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大幅度上升之外，居民缺乏消费的安全感亦是关键原因：首先，虽然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在经济增长“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不断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其次，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居民财富保值存在很大挑战。2004－2011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平均为－0.3%，按照目前超过30万亿的居民存款规模，每年损失即高达1千亿。再次，由于中国股市目前仍然是财富掠夺而非价值创造为主的市场，居民难以通过股权投资分享经济的成长性。第四，房价高企，严重透支居民未来20年收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奇怪现象。最后，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发展滞后和历史欠账，导致居民严重缺乏安全感。理解了上述经济转型的“症结”所在，就不难给出十八大之后的“改革任务清单”：

1.利率市场化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在现行的利率管制下，一方面贷款利率被压低，刺激了对贷款的过度需求，鼓励了过度投资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利率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大量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刺激了地下高利贷的蔓延，威胁到金融稳定。此外，利率的管制也不利于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本质上是居民(存款人)对企业部门(贷款人)的补贴。目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减税

根据福布斯的研究，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名第二。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1978年31%下降到90年代中期10%的水平，近些年又回升到的20%的水平。膨胀的三公经费、年底的财政突击花钱引发舆论鞭笞。由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涉足不断深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政府立即、大幅度减税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根据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在税负过高的情况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甚至可能出现减税带来税收增长的“官民双赢”局面。

3.开征遗产与赠与税

市场经济的竞争，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但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合法致富，而非靠寻租致富。否则，仇富几乎等同于“仇腐”。第二，对贫富差距必须有适当的纠偏机制，特别是遗产税。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过于悬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把财富转移给子女。开征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

4.打破央企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虽然中国在2008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在打破央企垄断方面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2011年发改委曾对中国联通(微博)(3.68,0.01,0.27%)和中国电信(微博)的宽带接入问题进行反垄断调查，但亦无下文。其实，央企垄断的本质是进入壁垒的行政限制。虽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打破央企垄断的36条、新36条，但民企投资的“玻璃门”依旧。打破央企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是建设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5.央企改革

在上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借助股份制、上市等步骤，国企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亏损大户变成了如今的盈利大户。但是，研究表明，国企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国企在土地、贷款、补贴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很多国企将转为亏损。下一轮的国企改革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国企必须退出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第二，必须落实“政企分开”。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应放弃对国企管理层的任命权，还权于董事会，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逐步实现国企管理层的职业化和市场化；第三，遏制国企腐败和高福利。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消费4万元、中石化天价吊灯、中石化广东茅台事件，揭示了国企腐败的触目惊心。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根据《南方周末》的调查，过去20个月时间里，太原这个中国最重要能源城市开工的“集资建房”，占到其保障房套数的60%以上，是太原2011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2倍以上。这是一种严重的集体腐败。遏制央企腐败的出路在于央企去行政化、破除垄断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6.以央企利润弥补养老金欠账

根据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在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大的今天，如何弥补养老金欠账，已成为现实的挑战。幸运的是，中国央企的利润和股权价值可以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家应利用目前央企良好的财务状况，将央企利润主要用于弥补养老金空帐，并逐步把央企股份减持变现投入到养老金。如此一来可以一箭双雕：既解决了养老金来源，又实现了央企的逐步退出。

7.废除IPO审批制

尽管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过去20年的实践表明，IPO审批制不仅没有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而且导致了供求关系扭曲、寻租盛行、上市公司行为短期化等一系列痼疾，可谓证券市场乱象之源。吴敬琏先生批评中国股市还处在强盗贵族时代，这是很深刻的。上市本应是企业的基本融资权利，现在却演化成了特权，扭曲了资源配置。要让创业板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微博)，惟有废除IPO审批制，还选择权于市场，同时证监会必须回归“抓坏人”的监管主业。

8.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

中国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间接融资所占比重高达78%。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其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但由于目前银行以国有资本为绝对主导且新设银行审批困难，导致银行业出现了“准垄断”格局，以致于“利润高得不好意思”(民生银行(5.96,-0.06,-1.00%)行长语)、“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温总理语)。可以说，金融体系功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异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沉重包袱。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等民营银行的表现证明，以风险为借口阻止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是站不住脚的。国家应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既可促进银行业的竞争，也可以实现银行体系的多层次化，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9.鼓励居民境外投资

中国房价、股市等长期处于泡沫化状态，重要原因在于货币超发和资本账户管制。大量资金需要寻求投资出路，但又只能局限于国内。这使得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变的非常困难。与此同时，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资产，机会成本巨大。国家应放宽居民海外投资限制，可以一箭三雕：减缓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积聚；实现居民财富的多样化配置和有效保值；减少外汇储备，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10.知识产权保护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企业普遍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企业的成长。但如今，创新和转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瓶颈，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严重削弱了企业从事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激励。保护知识产权，已不再是仅仅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是要保护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

11.地方政府退出经济领域

由于GDP至上的发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热衷于招商引资，大搞基础设施，甚至涉足PE等领域。地方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也易诱发严重的腐败行为。此外，也导致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严格执法，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

有，地方政府的拆迁和征地，已经成为诸多群体性事件的源头。中央亟需进行顶层设计，严格界定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防止地方政府公司化愈演愈烈。

12.财政民主化

近年来，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土地财政现象日益突出。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2.9万亿。地方政府掌握了惊人的财务资源。在当前人大制衡虚化、地方财政不透明的背景下，地方财政存在极大的腐败和浪费风险：三公经费、官员腐败、形象工程问题日益突出。在缺乏制衡与透明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收入永远处于饥渴状态，甚至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后出现了普遍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只有对财政支出实行彻底的阳光化，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才是确保财政资源使用的正当性与高效率的根本出路。

13.环境保护

在GDP崇拜的推动下，环境保护执法被不断边缘化。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背后，是惊人的环境污染。根据世界银行(微博)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污染成本》报告，水和空气污染的成本高达GDP的5.8%。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在即期而污染成本在远期，我们很容易陷入经济奇迹的幻觉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已经日益显现，如不及时改善环保执法，势必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对此必须有足够的危机感。

14.抓贪官压房价

近年来，房价的飙升引发公众强烈不满，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甚至超过20倍。房价居高不下的背后，是“房叔”的崛起：番禺城管局政委蔡彬仅为一处级“小吏”，拥有21套房产；“土地奶奶”罗亚平拥有27套房子，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有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上海外高桥(7.95,-0.06,-0.75%)保税区处长陶建国29套房产；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14套房产。贪官，才是最大的“刚性需求”。虽然短期内房地产存在空置率高的现象，但由于少数人已极低成本控制了大量房源。结果，对普通民众而言，房地产依然供不应求，房价调控屡屡成为“空调”。要想真正实现房价的合理回归，加大反腐力度并将贪官的房产进行拍卖，当属有效的方法。

15.城市化

中国经济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2012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欧美市场的需求明显复苏仍需时日；中国自身高达50%的投资率，宣告过去政府主导大搞基础设施投资的时代迫近尾声；消费需求启动有赖于艰难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为下一轮增长的引擎。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仍然较低(不到50%)来看，城市化潜力巨大。但是，城市化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启动户籍、教育、医疗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16.撤销发改委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目前的发改委，主要职能已经蜕化化“审批”，与当年的计委神似，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格格不入。要想在下一个十年取得体制改革的突破，一个可行的做法是撤销发改委，恢复当年的体改委，专门致力于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

17.司法独立

吴敬琏教授警告说，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没有法治，迟早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现阶段，由于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加上司法体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现象突出。其结果是，民众对司法体系缺乏信任，屡屡将问题诉诸于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堪忧。要加强司法独立，首先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把树立宪法的尊严作为起点。同时，要实现司法体系在财务和人事上的相对独立，这是独立司法的必要基础。

18.政府“瘦身、放权、让利”

目前，政府规模太大、权力太大、控制的资源太多，这将逐渐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各类领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归结为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并指出：1)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2)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期盼新版“两个凡是”照耀下一个十年的改革之路。

改革知易行难。改革之路，将遭遇诸多敌人：叶公好龙、皇帝的新衣、击鼓传花、囚徒困境、民粹主义、既得利益、好好先生。要突破层层障碍，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领导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危机感、历史的责任感、强大的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下一个十年能成为改革的十年，中国应能顺利驶过“历史的三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第三篇：浅谈中国经济转型

班号：01220801姓名：张晗学号：20080187浅谈中国经济转型

一、经济转型的提出

经济转型其实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被苏联和东欧各国涉及。那时的“经济转型”偏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而今，我们所讲的经济转型侧重于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

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一书的热销，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一个特有名词。它代指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改变。在此之前，前苏联及东欧各国采取的经济转型均采取了快速私有化的方式，即采取“激进”措施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一次性破除，重新建立起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式却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效果，并逐步为全世界所认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转型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学家们逐渐把目光放在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上。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多年之前的煤都阜新在2001年首次提出了经济转型这一概念，同年被国务院批准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三十多年前，中国由计划经济逐渐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十一世纪初，当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经济进入了瓶颈阶段，经济转型便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议程。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与冲突。原有的资源配置对社会发展渐渐发生了阻碍，资源消耗过大的问题日益显著，环境日益恶化，整个中国进入了以环境为代价换取GDP的怪圈中。同时，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数量年年攀升，人民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因此劳动力成本升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遇到很大阻力。

另外，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策略，因此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社会矛盾加深。这也是要求经济转型的一个原因。

三、中国经济的目前状况及转型所面临的困难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由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转向知识密集型，更加具有创新、低能耗以及环境友好型制造业。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密集型生产已经无法满足中国高速发展的显示状态，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环境压力、资源压力、能源压力„„这些都是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的有关评论，中国经济转型还与一些社会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好这些问题，对经济转型将带来极大的帮助，例如城市户口体制改革，调节资源利用费用，金融体制改革等。

四、经济转型的主要发展措施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和出路》一文。总结文中内容，我国的经济转型要采取如下措施：

1）需求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长久之策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消费、出口贸易共同作用驱动的，人们称之谓“三驾马车”的驱动方式。而在“三驾马车”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消费对促进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外需产生波动，出现需求萎缩，国内经济增长势必随之遭受影响和冲击，不得不进行需求结构调整。因此要推进和实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理所当然应首先调整需求结构，把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作为当下保增长的现实选择，又作为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的持久动力和增进社会福祉的根本途径。

2）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根本任务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键在于继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一是按照调高调优的原则，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二是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当今世界，现代服务业的辐射功能强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早已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正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当今世界，现代服务业的辐射功能强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早已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正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

3）贸易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举

过去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依赖国际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出口主导型经济。今天我们要将外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成内需主导型经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外贸战略，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提出这一调整的根据，既出于对我国外贸现状的现实思考，又基于对未来世界市场需求趋紧的理性分析。

4）要素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

靠资源消耗的发展不可持续，必须对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行坚决调整，方向是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由要素投入推动型转变为科技创新推动型，这是实现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由之路。

5）企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

宏观经济的整体转型，取决于企业转型的进展和效果。因此要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须从一个个企业做起。企业转型的内涵非常丰富，包含多方面的任务和要求，至关重要的是要搞好企业结构转型。企业结构关乎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和生产经营效益，最终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

五、经济转型成功实例

阜新市是经济转型一词的源头，我特地查找了一些关于阜新近年来经济转型的资料（数据截止至2008年）。

地区生产总值增幅从2001年起连续三年居辽宁首位，总量由2001年的70.5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233.9亿元，年均增长15.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3643元增加到1.2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2001年的4.5亿元增加到14.6亿元，年均增长23.4%。城市接续替代产业框架已基本形成。以煤电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以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新型能源、煤化工产业及装备制造产业等优势特色产业为主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初步形成。城乡基础设施得到了加强，阜新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结点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提升。同时阜新的生态环境建设也得到了加强。森林覆盖率同比上升32.1%，被列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市和循环农业示范市。

第四篇：中国经济转型30年

《中国经济转型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年级：09金融2姓名：马楷鹏

学号：200930950222 30年》----读书笔记

《中国经济转型30年》

----读书笔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无论是农村改革、工业经济，还是银行业、公共财政，甚而在与全球经济的融合方面都有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经济转型30年》这本书于2009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一次印刷出版，属于改革开放研究丛书，该书共分九章，由12位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共同完成，书中作者各自选取了一些重要角度，尝试展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提炼和分析相关经验和教训，识别和提出新的改革方向，并阐述中国经验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乃至中国经济成功经验对于经济学理论可能做出的贡献。

能够读到这本书其实非常偶尔，我当时是被它的标题吸引，看看了提纲，觉得内容还是挺不错的，这本书翻起来，给人感觉是一本可以用作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基础教材，它涉及了中国农村改革，工业经济、银行业、公共财政等多个领域的成绩和经验，这里面很多的事情有所耳闻，这本书却把这些重要事件详细完整地归纳起来，并加以点评，使读者既增长了知识，又受到了启发。

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总体上概括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从这几个特征，体会中国30年来的经济改革。

首先是改革的渐进性质。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在过去三十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年底至1984年9月）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阶段；第二个阶段（1984年10月至1993年10月）是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阶段；第三阶段（1993年11月至今）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实施战略性改革为特征的改革阶段。改革阶段从浅入深，扎扎实实，稳步推进。

同时，在改革阶段实施过程中，也是采用这种渐进式地方式，逐步推进，摸着石头过河。以第一阶段放权让利为例，国家在这一阶段按照先后顺序采取了扩权让利试点、实行经济责任制、实施利改税改革。把计划经济中原来集中在地方政府的企业权利归还给企业，1978年10月，在这种措施刚刚实施的时候，只是在四川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六家企业，率先作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在取得比较好效果的基础上，1979年试点单位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

发展到6000个，逐渐扩大改革的规模。

其次是增量改革的特点。改革就意味着变化，变化有可能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为了在保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国家采取了一种增量改革的方法，即改革从解决激励问题和微观效率入手，却不过早地涉及任何存量的调整，因而减少伤害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政治成本和风险。这一点，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得到，比如，现在像电力行业一些国有企业，平均工资要高于社会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国家采取的措施是减少或者零工资增长率，这样做，可以一方面逐步拉小行业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电力行业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

再次是改革促发展的原则。中国式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也就是说，改革从表面上来看是缺乏总体蓝图情况下，为解决当时存在的紧迫问题和以追求直接效果而分步骤进行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中国改革缺乏目的性，中国式的改革始终是围绕以提高生产力、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这个原则进行的。从结果来看，1978至2007年全国GDP的年增长率为9.8%，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为8.6%。有意思的是，相对于1978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幅度正好相等，超过6倍。到了2007年后，城镇居民收入幅度开始超过农村居民。从结果来看，改革一直是以增加居民收入这个原则进行的，当然，缩少城乡差距已经成为国家改革重点难点问题。

最后是改革的整体推进特点。虽然中国的改革是缺乏一个总体蓝图的，但是由于改革推进方式具有的自发性和经济体制各个环节需要统一配套运作并相互适应，因此，中国改革仍然呈现出一定的逻辑性，无论是局部效果还是阶段效果来看，其实改革都是整体推进的，并不存在实质上超前或滞后的领域。从农业改革、工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协调程度、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各个方面改革都在稳步推进。

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到了攻坚的关键时期，对于现在大三，即将走入社会工作的我们来说，了解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发展的基本事件和取得成果，是非常有利的。事实上，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方式等重大改革，已经也一直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因此，对于国家改革的重要问题，我们当代大学生还是要有所了解的！

第五篇：中国经济的转型的选项

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可能性选项多吗

眼下，无论从中央政府还是民间，房价太高达到了高度的共识。而且进入十一月份以来，降价似乎已经开始成为了房地产的主流声音。与此同时还有的就是象征民营制造业的聚集区温州继续在延续着跑路和企业倒闭。种种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开始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就是政府希望的转型的开始呢？这种变化是否就是中国经济的拐点呢？我们未来的几年中中国经济转型的选项还有多少腾挪的空间呢？

中国经济目前的几个主要特征是：

一、国家由于采取了大范围的投资拉动。由于采取了比较高的税负水平和基本集中的税收机制，国家在数年内获得了可观的国家财政盈余和社会综合国力。

二、由于采取了以土地财政为主的基本策略，在低价收购农民土地和高价变卖土地许可之间得以实现比较大的收支利差的地方政府也具有了很好的财政状况。

三、政府权力的加强直接或间接地对国有企业在金融和市场准入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垄断地位使国有体系的盈余大大扩增。

四、虽然，近一两个月的通胀表面上看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减缓，但通胀一直就是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脉络。这一切也是目前中国社会诸多矛盾（权力寻租、贫富差距、群体事件等等）的主要诱因。

中央政府已经看到了经济转型的必要。已经确立了拉动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向，已经有了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的声音（胡锦涛表态）。已经采取了金融政策来抑制通胀的继续。效果也正如开文所言，房价开始了下跌、通胀有所抑制、但恕我直言，我们的这些举动离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还太小太小。我们如果按照现行政策继续下去，不仅不会改善，还会与我们的方向渐行渐远，以失败告终。

一、我不认为房价在现有的机制下会挤出泡沫掉到我们认为的产品价值链条内的合理水平。理由是：房地产已经事实

上成为了拉动投资和经济的主体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个现状导致国民经济已经无法承受房地产下滑所带来的经济衰退的结果。一系列上游（钢材、水泥、建材等大宗制造业）和下游产业（城市服务业、金融保险的衍生

品等新兴行业）对房地产的依赖已经无法摆脱，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结构也决定了无法找出其他领域对财政

收入对房地产行业这样可靠的替代。还由于通胀中的市场会无形中冲抵房地产的价格下降。而从目前看，通胀仍

然在继续。因此，房地产价格下降这个代表经济向良性市场发展的表征并不会持续，在中央严厉的短期政策之后

就会重新反弹到疯狂的报复和失去控制的未来。

二、中国经济之所以到今天是由两个内在的因素决定的。一个是财富从宏观体制上和具体到企业的微观层面上都具有

向国家集中的定向趋势。只要不改变这个趋势，老百姓手里的资本就不足以拉动整个社会的消费。另一个是国家

具有世界首屈一指的庞大的行政和非生产性体系，维持这个体系的巨大的成本已经成为现有经济循环的关键性要

素，如果没有减少这个成本的可能，就必须用高税收和高投资来维持住这个循环。否则，国家作为一个经济体就

会走向和欧盟某些国家一样的境地。大家都认为苏联解体是政治变革，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苏联执政党自身的政体所附带的巨大成本压垮了其政权（当然包括其庞大的军事开支和党务开支），我们还要加上一项就是腐败。

所以，由此可见。中国向国内消费的经济转型实际上并没有基础。换句话说，我们转型的愿望在现有的政策下仅

仅是一厢情愿。

三、正如目前的房地产已经由消费型产品变成了投资为主的产品一样。国内目前主要的消费其实是体现在从国家投资

衍生出来的高档时尚消费和高档娱乐消费，想想看在如此通胀的背景下座无虚席的大型餐饮，想想看国外奢侈产

品的宾朋满座，想想看那些靠一层层财富转移得来的豪宅和豪车。我们就知道，这个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国内消

费其真正的来源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如果让经济减速，如果让房地产降价，带来的只能是目前城市繁荣的无

法为继。

综上所述就知道，如果在现有的体制下靠金融打压，靠政策倾斜，靠政府公文，我们的转型基本上无法实现。我们能做的和做了有效果的基本上微乎其微。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行的发展选项。因为，中国经济的轨道在现有的条件下已经无法逆转的要走向他的终点。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了可以实行的办法呢？也不是。撇开纯意识形态的政治来说。让所有国民共同富裕无疑是改变现有经济状况的一个好的办法。比如将国有垄断资产按照一定的原则向社会大众分配。为了避免出现前苏联的经济休克。可以采取只分红，不转让的原则。让全民享受国家富裕的红利。其次，必须减少政体的成本和行政开支。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改革税制和减少税收。把多余的财富留给人民去消费。同时，让广大人民用政府所赋予的消费财富去消化房地产中的泡沫。最终让经济走向以国内消费为主，投资和对外经济为辅的正确轨道上。

写到这里恰好是十一月份的最后一天。话音未落，央行又下调了准备金，那么，朝我的预测有近了一步。

完成于2011年11月30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