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孆：当前世界海洋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篇：马孆：当前世界海洋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马孆：当前世界海洋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马孆：当前世界海洋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世界海洋发展趋势：错综复杂

地球表面近3/4是海洋，世界上4/5的国家是沿海国，2/3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临近海洋的地区。当今世界海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呈现出以下的主要趋势：

（一）激烈争夺海洋资源导致对海洋权益的强化

海洋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地球上的陆地总面积为1.4亿平方公里，海洋总面积为3.61亿平方公里，后者是前者的2.4倍。海水覆盖了70%以上的地球表面，形成了巨大的海上区域，影响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海洋联接着世界各国，包括内陆国家，因为海域——大洋、海、海湾、入海口、岛屿、海岸、沿海地带，以及其上的天空维系着90%以上的世界贸易，是联系各国的生命线。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使海洋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它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参与全球大市场，超过80%的世界贸易通过海上进行，并形成了全球性的海上连接。同时，海洋还向人类提供食物、矿产及其他资源，其蕴藏的资源比陆地丰富。其中海洋生物目前已知并被命名的就有大约23万种。世界海洋渔业资源总可捕量约2亿—3亿吨，目前实际捕捞量不足1亿吨。世界海洋石油蕴藏量约1,100多亿吨，目前探明储量约200亿吨；海洋天然气储量约140万亿立方米，目前探明储量约80万亿立方米。海洋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可供开发利用的总量约在1,500亿千瓦以上。[1]随着陆地资源的大量消耗以及人口的增加，尚未得到完全开发的海洋资源就成了各方竞相争夺的对象。

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海洋的应用，人类开发海域和海洋资源能力的大幅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转向海洋，寻求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源，因此各国当前都在寻找各种途径强化自身的海洋权益，许多国家还力图扩大自己所管辖的海域，并强调将与海洋有关的调查和科技力量、资源开发力量、保护环境的管理能力等都增加为海洋权益的构成要素，以求获取更多的海洋资源。这些内容特别是强化本国的海洋权益都已体现在多数国家制定的海洋战略和海洋法制之中。

（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某些条款内容的模糊性造成诸多问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标志着对海洋的利用和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标志着新的海洋法律制度和国际海洋新秩序的确立。特别是《公约》在很大程度改变了有关大陆架界限和通过国际海峡及多岛海的国际法规则，建立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及形成了有关科学研究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新原则。无论国家是否批准该公约，它的很多规定都已成为国际上的习惯法。总之，《公约》对世界产生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空间利用等在内的全方位的影响，对各国的海洋实践也具有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由于《公约》中某些条款内容模糊，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1、国家间的海上矛盾加剧，特别是海域狭窄的闭海和半闭海地区，由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引起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被写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后，世界上将近1/3的海洋被置于国家管辖之下。“设立200海里经济区主要与石油和鱼类有关。它包括了世界4/5的渔场和几乎所有可开采的浅海石油。”[2]

2、关于海上岛屿和岛礁的主权争端剧增。

3、对海洋空间的占有和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

4、海洋权益纠纷和各种涉海案件频繁。

5、海上管辖范围的扩大，使沿海国的管辖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

6、《公约》对专属经济区剩余权利的归属欠缺明示，由军事海洋学调查、沉船打捞和高技术海洋学观测等活动印发的专属经济区管辖权问题已经成为有关国家争论的新焦点。[3]这些问题产生了很多不确定性，引发了国家间的诸多矛盾。

（三）海上安全威胁催生海洋治理

以《公约》的生效为起点，一直以来对海洋及其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及保护，已由依靠军事力量为主的武力控制和自由使用，转向综合管理海洋与合作解决海洋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国家之间对海域的管辖权及海洋资源的取得权的对立明显化，致使海洋安全保障环境很不安定。另一方面，无序开发及污染加快了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环境的破坏，加剧了气候变化问题。世界范围内若出现资源和能源不足问题时，国家之间针对海洋权益的争端和冲突有可能无法避免。因此在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技发展等方面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比以往更为重要和紧迫。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的结构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争夺资源和战略通道而导致的冲突越来越转向海洋。许多安全关注，如海盗、石油溢出造成的污染、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非法捕鱼等，都属于海上安全。特别是全球化加强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大量的贸易往来尤其是能源靠海上运输通道实现，海上运输通道已成为很多国家的生命线，其安全越发重要，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充分的能力来独自保护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上述种种都在在说明了海洋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海洋治理（oceans governance）于是被提上议事日程，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和海上安全密不可分，除了传统安全外，更涉及非传统安全。

（四）美国将海洋作为战略调整的重点加剧世界海洋不平衡格局

美国认为海洋属于当代国际政治的一部分，二战中它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其在二战结束后成为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其时美国的水面主力舰是位居第二的英国和位居第三的苏联之和的两倍。“概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的海军力量强于其他国家之和。从这方面讲，其地位堪与1914年的英国相媲美。”[4]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海洋进入美国独霸时期。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美国将保持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置于战略调整的重点，使世界海洋格局更不平衡。其实很久以来太平洋地区就是美国的主要关注点，国务卿海约翰早在20世纪初就曾预言，“地中海是过去之洋，大西洋是现在之洋，太平洋是未来之洋。”[5]从那时至今的100多年时间里，太平洋一直被美国看作是重要的机遇地区，在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内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坦利·罗斯指出，“如果历史是指南的话，（美国）亚洲政策演变的特点更多地是连续而不是变化。”[6]另一方面，美国的亚太政策始终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将太平洋视为美国天然的势力范围，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声称太平洋是“我们的湖”。二是认为美国之所以在亚太拥有主导地位，概因其具有在太平洋的海上优势。美国并且认为这种优势现在比二战后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该地区潜在的军事行动在性质上基本都将是海上的，除了朝鲜半岛，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太可能卷入大规模的地面行动。另一方面，新的安全环境引起的主要地缘政治变化，已使亚洲的大国之争更多地聚焦于海上而不是陆地。

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一直以来都支配着海洋。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牢牢掌握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强权，这既是其海上交通和经济繁荣的前提，也是防止其他国家对其挑战的条件。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担心其迄今在海上无与伦比的支配地位会受到挑战。

二、对中国影响：挑战严峻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安全同海洋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中国的发展，有更多的经济增长将来自海洋，有更多的利益将来自海外，有更多的企业将向海外发展，有更多的安全诉求将与海洋有关。当今世界海洋的发展趋势因而必然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海洋权益受到侵犯

1974年，出席联合国海洋法大会的荷兰代表团在统计了146个参会国的海洋地理状况后，将其分为4类：地理有利国家34个，地理既有利又不利国家15个，地理不利国家68个，内陆国29个。中国在地理不利国家之列，人均海区面积只有美国的1/15，日本的1/10，韩国的1/5；人均占有近海渔业资源和大陆架沉积盆地面积，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数的1/30和1/42。[7]因此维护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根据《公约》的规定，中国属于半闭海沿海国，在行使和履行《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方面应与邻国互相合作。与中国隔海相邻的国家有8个，并且均宣布建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由于海域狭窄，情况复杂，中国维护海洋权益有很大难度。按照《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也建立了领海、毗连区、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所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但其中有近一半的海域与海上邻国存在主张重叠和争议。[8]中国海洋资源（主要是油气和渔业资源）被掠夺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更是受到直接威胁。

（二）海上争端复杂难解

在黄海、东海和南海三个海区，中国与邻国都存在海上争端，既有涉及岛屿主权的国家海洋主权问题，也有涉及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海域划界矛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另一方面，当今任何国家即使是弱小国家都不会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放弃要求。全球1/3的国家都存在海洋争端，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自动放弃自己的主权。同时，强国也不可能像二战前那样依靠武力强行夺回有争议的地方，单方面重新划界。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使用武力越来越不合时宜，更多的是诉诸外交和谈判、国际法等来解决问题。对中国来说，中国不可能在有主权争议的地方丧失权利。与此同时，面对诸多的海上争端，中国不能简单依靠武力解决，必须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这是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

（三）海上通道安全脆弱

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80%，而对外贸易的90%以上通过海运实现，中国的贸易伙伴也绝大多数是濒海国家。海上通道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随着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中国对于原油的需求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翻了一番，2009年的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56%。在接下来的15年中，这个数字预计将再翻一番，到2020年，中国每天将进口约730万桶原油。中国进口的原油绝大部分通过油轮经由西行航线运输。从地理上来看，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航道狭窄，容易被武装力量控制；东南亚的海盗、恐怖活动和小武器扩散也十分活跃。海盗和恐怖分子可以利用复杂的地形轻易威胁航道上的船只，而且易于逃逸。这条航线集中了世界5大海盗多发带，一旦海盗或恐怖分子发动攻击，有可能造成整条航线受阻，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

（四）中美海上事务存在歧异

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相隔万里的中美两国在海上的联系越来越多，互动越来越频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海上摩擦和矛盾，主要是因为双方存在分歧和差异：第一是认知差异：由于中国的崛起和对海外利益的拓展，美国认为中国将是对其包括海上在内的霸权地位的主要及潜在的挑战者，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实力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中国认为美国抱持冷战思维，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试图控制中国周边海域，限制中国的海上利益。第二是国际法解读不同。《公约》代表了现代海洋法律制度，反映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但美国借口《公约》第十一部分不能满足其要求，至今拒绝签署，更谈不上实施。中国是《公约》的缔约国，按照其规定处理海上相关事宜。第三是实力失衡：美国海上实力超群，远洋海军在全球首屈一指。中国的军队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海军的装备和技术仍很薄弱。第四是目标相异：美国是要建立一个由其主导的全球海洋体系，中国提出构建“和谐海洋”[9]，以共同维护海洋的持久和平与安全。

三、中国的应对：维护世界海洋的安宁与安全

面对当前世界海洋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有必要也必须采取措施以应对。

（一）“和谐海洋”是中国海洋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近年来，中国除提出“和谐世界”与“和谐地区”[10]的理念外，还提出了了构建“和谐海洋”的倡议，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核心外交理念，彼此呼应又相互贯通。“和谐海洋”的提出，是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化，体现了中国对海洋问题的新认识和新要求，标志着中国对《公约》的新贡献和新成就。

“和谐海洋”要求维护合理的海洋权益，和谐的海洋秩序则是确保世界各国正当海洋权益的有效途径。海洋秩序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发展的观念，不仅体现在主要海上强国力量分布的变化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现代海洋利益的争夺已从历史上通过海洋争夺陆地变为争夺海洋本身，各国海洋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海洋权益也更加重视，人类开始进入全面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海洋的新阶段。在确认各国对领海拥有绝对主权的同时，国际海洋法还就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做了区分和界定。随着海洋意识和海洋开发探索的进一步发展，海洋秩序还会根据有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做出更完善、更合理的调整。[11]中国为此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在维护和拓展合法的海洋权益的同时，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合理地追求各自的国家海洋利益。

同时，“和谐海洋”的建设需要所有海洋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否则将难以实现。自2008年底以来，中国政府应索马里政府和联合国邀请派出舰队到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就是维护“和谐海洋”秩序的有力证明。而“和谐海洋”的实现，还要求国际社会切实履行并不断完善《公约》和其他相关的海洋制度。

（二）“合作共赢”是中国海洋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

海洋资源的丰富性和广袤性，以及海上通道的重要性等，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合理正确地认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及其资源，为全人类造福。海洋作为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也是国际合作的重要舞台之一。因此中国在发展自己的海洋事业的同时，还应强调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致力于与海洋沿岸国家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与后者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的既定方针，中国为此应积极参加海洋治理，参与各种海洋管理的合作机制。除了追求本国的海洋利益，还应兼顾对包括海洋资源保护和海洋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其他更广泛的人类共同利益。在海上安全方面，中国应倡导将“新安全观”作为指导海洋安全合作的理念，强调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海上安全。同时中国应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海上安全磋商与对话，进一步制定或完善有关海上安全的具体规则和操作程序。加强与海上通道所经海域国家的战略合作，努力促成海洋国家就保护海上通道达成总体框架。

（三）谈判解决海上争端是中国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中国一贯主张以公认的国际准则、国际法，包括《公约》确定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坚持“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处理各项海上争端，制止对中国岛礁和海疆的侵占与蚕食，本着尊重历史的务实态度，公平合理地划定海洋管辖权界限。同时中国还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和海域划界问题，按照公平原则划定与海岸相向相邻国家的海域界限，反对使用武力或采取激化事态的行动。中国和越南于2000年12月签订的《北部湾划界协定》，就是中国与邻国达成的第一个海上边界协议，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充分表明中国严格遵循这一原则，和平解决海上争端。

（四）加强中美海上合作是维护世界海洋秩序的一个可行路径

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海洋的发展，因此尽管两国存在海上分歧和差异，仍应加强海上合作。

首先，中美海上利益和关切的交集决定了双方可以在海上开展合作：

第一，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及自由通航。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经贸总量的增加，以及对海外能源和资源需求的扩大，中国日益需要安全通畅的海上通道。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同样也需要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确保航行自由、保护海上通道特别是能源供应线的安全，符合中美双方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第二，维护贸易自由。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贸易自由是共同的期望与诉求。尤其亚太地区是美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和投资地，通过海上密切保持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第三，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包括武器扩散、海盗、走私等在内的海上犯罪等。

其次，海洋是双方合作的平台及发挥和体现中美两个大国作用的舞台：

第一，保护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足够的资源独自确保整个海域的安全，中美合作不仅可以实现双赢，还能使世界其他国家也受益。合作的范围包括海上联合搜救、海上维和行动等，共同打击来自海上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第二，建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中美就海上安全问题协商和协调，共同应对和处理有关海洋的事务。第三，设立中美海上安全论坛，以二轨方式就海上安全展开讨论，以求达到共识。第四，中美在地区和全球共同倡议海洋治理，将海洋问题列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的议事日程，如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

总之，加强中美海上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有助于世界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五）当务之急是制定中国的海洋战略

海洋战略是当今世界直接或间接依赖海洋的每个国家和平与繁荣的基石之一。环顾全球，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制定了各自的海洋战略。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中国完全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海洋战略，以便统筹规划，把自己从海洋大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中国的海洋战略服从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战略，以“和谐海洋”为理论指导，全面、均衡并符合中国国情，在内容上应包括海权、海洋权益、海洋合作和海洋治理等方面，以促进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

早在100多年前，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12]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已充分说明海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代中国这艘大船正扬帆出海，乘风破浪，驶向海洋强国的既定目标。

[1] 孙志辉：《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促进海洋事业全面发展》，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代序”第1—2页。

[2] Scramble for the Sea.The Economist, March 3, 1976.[3] 薛桂芳编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实践》，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2页。

[4]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5] Quoted from Ali Wardhana, “The Pacific Rim Challenge”, in Hadi Soesastro(ed.), Indonesian perspectives on APEC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Ja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4, p.175.[6] Stanley O.Roth, “U.S.Policy toward Asia: Where We’ve Been, Where We need to Go”, Remarks to the Asia Society, Washington, DC, 11 January 2001.http://www.state.gov/www/policy_remarks/2001/010111_roth_uspolicy.html

[7] 引自徐质斌：《海洋国土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

[8] 薛桂芳编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实践》，第221页。

[9] 2009年4月23日，胡锦涛主席在青岛会见应邀前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的巴西等29国海军代表团团长时说，这次多国海军活动以“和谐海洋”为主题。推动建设和谐海洋，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追求。见《胡锦涛会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的29国海军代表团团长》，载《人民日报》2009年4月24日。

[10] 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为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举行的亚非峰会上发表的题为《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讲话中，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此后又在同年9月15日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构想；在2006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共创上海合作组织更加美好的明天》的讲话，提出了共建“和谐地区”的理念。

[11] 宋德星、程芬：《世界领导者和海洋秩序——基于长周期理论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5期第104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页。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博士）来源: 《国际观察》 | 来源日期：2012年第4期 | 责任编辑：黄南 也是中国海洋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导语；了解中国文化在不同时期对世界的影响，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可度。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不同时期对世界起着自己独特的作用，调查方式为通过查阅文献，报刊了解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分为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现在意义。以及调查研究之后的心得体会。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灿烂的文明。通过查阅文献，从以下几个方面看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1.古典哲学。在《易经》包含现代计算机二进制的基础现代数理逻辑也要依托于《易经》，《老子》思辩哲学应用于现代哲学、《孙子》应用于商战、《四书五经》对中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朝鲜等影响更大，这些国家都是中国文化圈的成员。启蒙运动中，法国伏尔泰便利用了中国儒家思想，伏尔泰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观念、社会法则等加以综合研究，建构了一套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还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第一本提到儒教的书《儒家道德》，1641年在伦敦出版。

2.科技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在现代战争中作用很大，就是航天也要用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彻底地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火箭也是中国首先发明的。中国漆器，中国冶铁和穿井技术都是世界最先出现的。中餐、中医也世界独具特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动情地写道：“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和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的或照搬采用的发明或发现一般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移的方法，或是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或韧性铸铁犁铧，或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或皮肤与内脏的关系，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居世界第一。”李约瑟著的长达2000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生动详实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伟大创造及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与影响。3.文化方面（狭义的）。隋唐时中外交往空前频繁，周边国家大多仿效中国的各项制度，日本大化改新使其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文化圈也在这时形成。中国的文化在明代以前一直是世界领先。中国的城市发展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前，世界是许多国家学习中国的城市建造。中国中古的开放时代为世界各国培养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在艺术门类内，中国的书法、国画、诗歌独树一帜。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推动作用。1570—1870年的300年间，西方国家出版的有关介绍中国文官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书籍竟多达70种。《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举世闻名的中华武术,是我国民间流行最广泛的体育项目。千百年来,中华武术对世界武坛尤其是亚洲武坛有过重大影响。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武术震惊了世界。中国琴棋书画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

4.交通方面。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元朝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5.经济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粟等作物的国家，尤其水稻种植的传播极大促进了其他地区农业的发展，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世界上660多种主要栽培作物中，起源于中国的就有136种，占20％以上，居世界第一。中国还是最早养蚕的国家，丝绸也是中国的重要发明。中国烧造的瓷器也是中国独特的创造，中国人china，就与陶瓷有关。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饮茶的习惯最早起源于中国，如今饮茶更成为世界性的风尚。茶，作为世界三大健康饮品之一，足迹遍布了整个世界。英国的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亚洲国小龙的发展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6.对外交往。郑和下西洋时倡导：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亚非国家间的交往确立了现代外交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人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幅员辽阔，中古时代经济文化一直世界领先，为世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跨越国界疆域时间等的限制，对不同国家的社会进步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现代意义的探究主要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怀人本

西方文化是以宗教为主导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却具有深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尽管中国古代礼仪中存在各式各样门类繁多的宗教祭祀等仪式，但神学始终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更关注人，更关心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和生存需要。

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

《孝经》中则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话中的“性”字，是“生”的意思。宋人邢 解释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惟人最贵也。”

在《礼记·礼运》篇中，人们又进一步对人之所以异于万物的道理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如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子曰：“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礼记》也出现了“天下为公”的理念……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很在程度上来说是关注人生的文化，而这在世界文化体系中都是十分珍贵的。其中有很多关于人生价值的思考和讨论，也都十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二）道德的教化

在现代社会，很多中国人是不信教的，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的所有社会问题，都由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引起。中国的宗教信仰文化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可能真的不是很大，但事实上，中国的道德信仰系统却十分完备。

这一种道德信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需要的这种道德教化，不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约束，而是一种去伪存真的，一种现代社会正常动作所需的道德规范。

中国礼仪文化中有很多道德的因素。

《诗经》提出“夙夜在公”，《尚书·周官》提出“以公来私民其允怀”，都提倡注重整体精神，都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香水偿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着一种崇高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

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有的道德义务。从《尚书》中提出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孟子提出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到《礼记·礼运》中所讲的“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的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如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涵义，对于改善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另外，传统文化中还对我们提出“诚信”，“仁爱”，“互助”等等道德上的要求和希望……这种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和“以德治国”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构建精神文明所继承和发扬的。

（三）追求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追求和谐。“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和谐放在了首位。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提出“天人和一”的思想。即把自然与人看作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主张“道法自然”，即人们要顺从自然，回归自然，把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惩罚减少到最低限度，寻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空间。

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和谐有序，追求实现“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社会。

另外，《尚书》中关于尧舜禹执政理念的记载就有“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名言，这表明，在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先民就已经把和谐作为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史伯的“和实生物”，孔子的“和为贵”，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尚同”，“非攻”，老了的“知和曰常”，都以“和”作为最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

和谐文化是人类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恒久价值，我们要理解它，然后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真正为构建和谐文化出力。

三 继承与更新

文化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丢弃了传统文化，我们将推动的是我们自己的根和灵魂。

当然，另一方面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也存在一些腐朽的“毒素”，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必须要剔除的，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清醒地来了解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取精华，去糟粕，继承一些“老祖宗”的东西，同时吸收外来的好的文化，以此来更新我们的文化，创造一种真正适合中国的文化。

总的来说，单说一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再来谈取舍的问题。

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尤其要有自己的主见，一件事，首先要走进它，了解它，才能来评价它，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更不能随大流。

比如说说到传统文化的取舍上，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本身都不了解，只是完全听信别人的“经验”，就不可能找到真正属于我们，适合我们的文化。而只有在学习中，我们才能既做到继承，又能尝试创新。

因此，我觉得，要想真正找到一条传统与现代兼并的属于中国的文化之路，我们首先要重视传统论，走进它，了解它，在大学中应该多开一些有关传统文化的课程。对于大学生，则应该多看原籍，多自己独自思考

第三篇：中国工艺美术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工艺美术对世界的影响

班级：2014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学号：201400650128 姓名:周长帅

摘要：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中国工艺美术对世界的影响》。虽然大家每个人都会写，但若每个人都认真地抒发出自己的感受，每个人本身独特的理解将会使本门课程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我这篇文章将会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何为中国工艺美术；第二部分，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概况；第三部分，中国工艺美术的美学特征；第四部分，中国工艺美术对世界文化的深远影响。关键词：工艺美术 发展概况 美学特征 瓷器

一、何为中国工艺美术

中国工艺美术即传统工艺美术，主要指在手工业时代形成以用与美的结合为特征的造物部类与设计，在现代化大机器工业生产的比照下，尤其是指那些技艺性强、并且具有一定艺术性的传统型产品，如为一般人所熟知的陶瓷、玉雕、牙雕、景泰蓝、漆雕、木雕乃至皮影、风筝、灯彩、剪纸、蓝印花布、泥玩、刺绣、抽纱等等。这类工艺美术产品品类众多，花色更是无数。拿我们今天参观的秦兵马俑来说，秦兵马俑阵容规模的庞大体现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足以使它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身临兵马俑中，我不难感受到千军万马压境的那种磅礴气势，为其气势所震撼。在我们细看过的每一个陶俑，我们又会为其高超的技艺所折服。精雕细刻与概括简练的手法相结合，表现秦俑的“形神兼备”，秦俑与人同高，显然是以真人为原型，而形象刻画更为细腻，五官适度，胡须各异，发丝清晰，鞋子走向符合事实。主武士佣黑眼珠和白眼球之间的微笑突起的刻画。但衣服库管仅具大样，衣纹以数道阴线概括之，从整体而言，秦武士佣上细下粗，似不相称，但会给人以灵气的感染力和稳定坚固的感觉。同样陶马腿、蹄刻画粗略，但头部雕塑非常精巧，嘴角、鼻、眼皮的细微转折都一丝不苟的刻画出来，既写实又简练，将战马的良种神态表现出来。秦俑作者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能够做到随心所欲的表现物象了，可见，秦俑的写实主义手法已经达到很高的高度。

传统工艺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传统艺术的一部分，它是生活的艺术，生活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和艺术心智的产物，是民族文化与历史的真实存在。是以中华民族伟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经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独具特色人类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和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工艺美术是中国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本质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彩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

二、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概况

中国工艺美术的原始发生可追溯到远古先民的第一件劳动工具的创造。凝聚在原始工具里的实用内涵和精神内涵既确立了中国工艺美术的初始形态，亦确立了工艺美术作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先导的地位。新石器时代的石玉、牙骨、编织、缝纫，特别是制陶工艺，亦鲜明地显示了中国工艺美术重视实用和审美相统一的造物思想和设计意境，亦鲜明地显示了工匠把握材料性能和制作工艺的能力以及对形式美法则的认识和运用。商、西周时期，中国工艺美术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工艺造物的实用内涵和精神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加强。精神内涵重大量渗入的社会意识和宗教意识，使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具有一种崇高的美学魅力。原始青瓷和漆器获得初步发展，而青铜器和玉器则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的工艺美术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经济实力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理性主义精神的崛起和高扬，使指向使用功利和现实人生的价值追求，与继承原始文化传统的充满激情和浪漫色彩的形式有机统一，由此而产生的轻利活泼、飞动奔放、雄强古拙的美学特征，在陶瓷、漆器和丝织品上得到充分的表现。三国两晋南北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上的转折，造成工艺美术生产格局和价值追求的变化。生产中心逐渐由北方移向南方，工艺造物去想内在人格和心性的显示。这一时期崇尚主体人格精神的造物倾向和空疏、清净、平淡的审美风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工艺美术的整体发展。青瓷、建筑物件和宗教工艺美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出成就。中国工艺美术在初唐和盛唐获得全面的发展，呈现繁荣发达的景象。织锦、印染、陶瓷、金银器、漆器和木工等的技艺水平和生产规模都超越了前代。经济的发达，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的思想意识的解放，使隋唐工艺美术表现出舒展博大的气势、精巧圆婉的装饰意境和富丽丰满的形态特征。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比较完美的范式和境界出现在宋代，并集中地表现在陶瓷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尚文重理的文化氛围，为保持造物与主体审美理想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一代沉静典雅、平淡含蓄、心物化一的美学风范。宋代工艺美术充分地物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它体现和揭示的创造原则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元代蒙古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统一中国后，工艺美术有着一定的发展。织染工艺的织金棉、陶瓷工艺的青花和釉里红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来自尚武的游牧文化的影响，元代工艺美术风格趋向粗犷、豪放和刚劲。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的的时代。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和科学的产生，促使明代工艺美术跨入一个新的阶段，织锦、棉纺、陶瓷、漆器、金工、家具和建筑装饰等门类都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明代工艺美术继承了宋以来的美学追求，并向程式化和完善化发展，具有端庄、简约、健实等审美特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各个门类在清代更加完善，期品种之繁多、技艺之精湛、手法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前代，呈现出集各历史时期之大成的局面。在清代工艺美术生产中进一步强化，以至一代艺术风格日趋矫饰雕琢、精致繁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工艺美术的生产格局、产品结构、工艺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呈现着新的面貌。衰败和新生、模仿和创造、恪守与分化构成近现代中国工艺美术的基本景观。

三、中国工艺美术的美学特征

1、和谐性

中国传统艺术思想重视人与物、用与美、文与质、形与神、心与手、材与艺等因素相互间的关系，主张“和”与“宜”。对“和”、“宜”之理想境界的追求，使中国工艺美术呈现出高度的和谐性；外观的物质形态与内涵的精神意蕴的和谐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和谐统一，感性的关系与理性的规范的和谐统一，材质工技与工匠营构的和谐统一。

2、象征性

中国工艺思想历来重视造物在伦理道德上的感化作用。它强调物用的感官愉快与审美的情感满足的联系，而且同时要求这种联系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受制于强烈的伦理意识，中国传统工艺造物通常含有特定的寓意，往往借助造型、体量、尺度、色彩或纹饰来象征性地喻示伦理道德观念。这种象征性的追求常常使宫廷或文人工艺美术沦为纯粹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展示，造成矫饰之态或物用功效的损害。相比之下，更多以生产者自身的功利意愿为象征内涵的民间工艺美术则显得刚健朴质，充满活力。

3、灵动性

中国工艺思想主张心物的统一，要求“得心应手”，使主体人的生命性灵在造物上获得充分的体现。中国传统工艺造物一直在造型和装饰上保持着S形的结构范式。这种结构范式富有生命的韵律和循环不息的运动感，使中国工艺造物在规范严整中又显变化活跃、疏朗空灵。

4、天趣性

中国工艺思想重视工艺材料的自然品质，主张“理财”、“因材施教”，要求“相物而赋形，范质而施采”。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造型或装饰上总是尊重材料的规定性，充分利用或显露材料的天生丽质。这种卓越的艺匠使中国工艺造物具有自然天真，恬淡优雅的趣味和情致。

5、工巧性

对工艺加工技术的讲求和重视是中国工艺美术的一贯传统。丰富的造物实践是工匠注意到工巧所产生的审美效应，并有意识地在两种不同的趣味上追求工巧的审美理想境界。

四、中国工艺美术对世界文化的深远影响（以瓷器为例）凝聚着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国工艺美术，在国际性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西传了精美的丝织品，也西传了东方的蚕种和织造技术。陶瓷之路更是跨越中世纪东西世界的一条纽带。瓷器的外销不仅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转化为全人类的文明财富和世界性生产产业，而且也影响了所到之处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17世纪后叶，中国曾向欧美出口大量的纹章瓷。纹章瓷通常指带有欧洲诸国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或曰纹章的，根据特殊需要而大批量特制的中国瓷器。

17世纪后期，法国宰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在广东订制了大批带有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他还委托法国商人在江西用景德镇瓷制造他们夫妻俩的瓷塑像，表现路易十四和夫人身穿中国丝绸织锦做成的中国式服装载歌载舞的情景。此后纹章瓷便在欧美等地盛行起来。俄国彼得大帝也在中国订造瓷器，绘制双鹰国徽，直到现在中国的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烧造的有俄国国徽的彩瓷。曾经有许多墨西哥人来我国订制绘有自己家族标志徽记或勋章图案的成套餐具或茶具。至今在墨西哥人中间，仍有不少人保存着这些瓷器，作为传世之宝。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因此，千百年来，收藏、展示中国瓷器成为各国皇室豪门的最大爱好。华盛顿和杰弗逊两位美国总统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瓷器餐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有一个收藏中国瓷器的瓷宫；波兰王约翰有一个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中国厅；德国的一些宫殿，如恩斯巴赫、夏洛腾堡等，以收藏中国瓷器著称；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中国瓷器，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陈列各种瓷器；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皇宫里，陈列着许多中国瓷器中的珍品和景泰蓝；瑞典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宫”；在苏丹的宫殿里，自15世纪就一直使用中国瓷器做餐具，并特别建造一座名为“中国哈奈”的建筑以收藏这些珍品；在东非埃塞俄比亚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老教堂，在这个教堂里，保存着一个精美的中国明代瓷坛，被视为镇堂之宝，瓷坛内保存着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

欧洲的某些君主对中国青花瓷器迷恋到如痴如醉的程度，在有关的法令中甚至规定了瓷具制作的用色。土耳其国家博物馆收藏了我国宋代的青花瓷盘，每逢有国宾来访，总统接待贵宾时，才将这些瓷盘摆在接待室里，以示对国宾的敬意。

这些由世界各国的国王或总统等皇室贵胄或则根据他们的特殊要求绘制的如国徽之类章纹的中国瓷器，或则收藏等等，无疑具有彰明较著的政治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在一些国家具有货币职能，可与人的“生命”等值

中国瓷器对各国社会生活乃至经济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菲律宾，拥有中国瓷器的数量往往成为衡量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瓷器还成为金银的等价物，在市面上流通，还可以用来作借贷的抵押品和缴纳法庭罚金的“货币”。

1717年4月19日世界外交史上发生了奇闻：奥古斯特二世与邻国普鲁士国王达成一项交换协议，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这批瓷器中有18只选型各异、釉彩纷呈的大型花瓶，世称“近卫花瓶”，至今仍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内。这是中国瓷器具有与人的“生命”等值的一个例证。

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族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若男人对妇女有非礼行为，则须用瓷器赔偿损失。部落之间、家庭之间发生械斗，和解时以中国瓷器作为赔偿。一般是一条人命索赔一只瓷瓮。在这里，中国瓷器同样具有了“人的生命”一般的珍贵价值。中国瓷器还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菲律宾新郎给新娘的聘金全部或部分是瓷器。在17、18世纪，拉美一些国家赋予中国瓷器货币的职能，向政府缴纳税金时可用中国瓷器。

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方式

瓷器作为一种日用品，特别是作为饮食器皿，在欧亚非美四大洲传播，美化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日常饮食、宫廷宴会具有了一种文明风范，甚至改变了一些民族和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

中国瓷器对印度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饮食文化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以前，中国的瓷器还没有出口到印度时，印度人吃饭时十分简单，地上铺上一张芭蕉叶，再将食物放在叶子上，用手抓着吃，基本没有什么餐具。但是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特别是中国瓷器不断从海上运来，使印度人改变了生活习俗，他们吃饭时也用起了桌子，在桌子上摆着盛食物的陶瓷器具。

从18世纪开始，中国的瓷器开始在欧洲有了极大的市场。有人统计，在18世纪的100年间，从中国输入到欧洲的瓷器达到了6000万件以上，有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和青白瓷等。这种大规模的进口，真正改变了欧洲许多家庭的生活，过去的餐具一下子就被中国瓷器代替了。

中国瓷器成了欧洲千家万户民宅室内喜爱陈设的装饰品。如在荷兰，民居中的壁炉上、器物的托座上，就喜爱安放中国瓷器装饰点缀，舰艇的玻璃橱中，也摆放着中国瓷器。特别是饮茶习惯在英国等国成为时尚后，瓷器成为欧洲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20世界中叶后，中国工艺美术更是全面地走向世界，进一步促进了国际文化经济的交流。中国工艺美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中国工艺美术赏析》佚名2011年

《秦始皇陵兵马俑写实主义风格的高度》张玲玲 2007年

《中国艺术报》

蔡子谔 2012年

第四篇：当前世界反恐形势及其影响

当前世界反恐斗争形势及其影响

俄罗斯客机坠毁、法国枪击爆炸事件、IS杀害中国人质等新闻，指出恐怖袭击就在我们身边，反恐问题已成为当下最为热点的问题。

就何为“恐怖主义”作出了详细解释，指出“伊斯兰国”已成全球性恐怖威胁，并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介绍了当前一些国家面对恐怖势力的主要做法，从而提出当前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日趋严峻的事实。

分析了我国的反恐措施，并就如何应对恐怖事件进行了详细介绍，强调我们要不断提高反恐意识。

一、近期恐怖袭击呈现的新特点

法国巴黎恐怖袭击突出表现的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的新动向，恐袭也反映出法国防恐、反恐的薄弱环节。

加拿大、澳大利亚恐怖袭击打破两国寂静的安全氛围，尤其是澳大利亚人质事件，表现出澳反恐力量专业化能力的不足。

发达国家恐怖事件曝露出的深层次问题。

二、“伊斯兰国”的发展演变

2003年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打出”上百支反美武装，扎卡维领导的“统一圣战”组织就是其中之一。

被称为“基地”三号人物的扎卡维生于约旦，2004年6月16日被美国列为与本·拉登同等危险的人物。2006年6月7日被空袭炸死。

投靠“基地”组织，建立伊拉克“基地”分支，历经“舒拉委员会”、“伊拉克伊斯兰国”等名称的变化。

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建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最终宣布建立“伊斯兰国”组织。

三、“伊斯兰国”迅速崛起原因分析

“伊斯兰国”的发展蔓延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及国际大环境息息相关。一是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的宗教化与世俗化、专制与民主、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冲突始终未得到缓解。

二是家族统治和腐败问题严重，贫富差距日趋突出，失业率居高不下，一旦出现动荡，就导致局势失控。

三是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干预和博弈，特别是美等西方国家在中东“植入式民主”的结果。

四、“伊斯兰国”已成全球性恐怖威胁

（一）“伊斯兰国”已成为吸引全球 恐怖分子的“磁石”。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8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13000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其中中国藉人达100名左右。

英国、澳大利亚因返国或要出国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员可能制造恐怖袭击事件而提高恐怖预警级别。

其他国家也不断发现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极端分子从事恐怖袭击的图谋。

（二）“伊斯兰国”分支组织已经出现，其他一些恐怖组织纷纷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及其头目巴格达迪。

印尼返国人员建立“伊斯兰国”分支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精神领袖和“唯一真主游击队”创建人巴希尔宣布支持“伊斯兰国”。

摩洛哥、尼日利亚、菲律宾、巴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恐怖组织表态效忠“伊斯兰国”。

五、美国等应对“伊斯兰国”措施不力

美国已拉起近60个国家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英、法等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均在其中，但问题与分岐仍存。

当前国际社会采取的应对“伊斯兰国”的措施有限，如阻止相关人员出入境。包括美国在内，迄今联盟中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单独出动地面部队与“伊斯兰国”面对面作战。

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分歧。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矛盾不解。

六、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分析

（一）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一是国别形态的恐怖组织。此类恐怖组织虽然在活动方式与范围上仍是跨国性的，但袭击目标与对象主要锁定在一个国家；

二是区域形态的恐怖组织。此类恐怖组织虽与其他恐怖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但主要袭击目标与对象是在一个地区的数个国家；

三是全球性的恐怖组织。此类恐怖组织无论是在活动范围上，还是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上，以及袭击的目标与对象上，都是全球性的。

（二）国际恐怖组织的结构上呈现多元化

状态：分散化、网络化、扁平化；传统组织化；意识形态化等特征。

（三）恐怖活动方式手法的多元化形态

“独狼式”与一定规模的恐袭；单个目标与多个目标的恐袭；就地取材与武器泛滥；本土化与国际化恐怖活动相互呼应。

（四）因特网已成为恐怖分子所利用的重要工具。因特网上各类涉恐网站众多，包括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网络。这些网络不仅宣扬极端主义思想，而且教授进行恐怖活动的方式与方法。

一是因特网成为恐怖组织招募人员、策划袭击的场所。二是通过网上恐怖学校培训“独狼”式个体恐怖分子。三是未来因特网也有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七、当前一些国家反恐的主要做法

（一）制订全面的反恐战略，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9·11”后，美、英、德等国出台系列反恐、防恐国家安全战略，形成一整套反恐战略框架。

一是加强军、警、特等部门间合作，逐步实现情报信息及时共享，如德情报机构和警方可共用反恐数据库。

二是多方合作，重在防范。英要求政府与私营部门、地方和其他社团共同加强对重要基础设施，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保护。研制抗爆材料、交通工具防炸弹袭击的物理保护措施。

三是抵制恐怖思想渗透。英、美支持社区、社团和机构（如清真寺、大学和监狱等）抵制极端主义组织的思想渗透和招募活动。

（二）加强反恐立法，确保反恐战略的有效实施：

出台专门的反恐法律，或完善、修订已有的反恐法。各国反恐法虽形式各有不同，但核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针对恐怖主义的特点与规律，对此种犯罪行为进行明确界定。

二是对于从事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以法从重、从快判刑，进行严厉打击。三是赋予反恐专门机构更大的权力，以利于把恐怖活动与恐怖袭击消灭在萌芽状态，抵制恐怖思想渗透。

（三）进行结构性调整，提高应对恐怖威胁的能力： 从各国应对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看，原有的国家机器难有非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进行调整。

一是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国家主体形态的威胁，原有应对以国家为主体的威胁的国家机器结构不足以应对。

二是结构调整核心是快速研判，通力协调，有效应对。尽量减少部门利益的影响。

三是提出改变对警察的训练方式，应对出现的突发事件。

（四）提高民众反恐防恐意识，弥补专业反恐情报工作的不足： 恐怖活动有着自身的特点与规律，突出表现出隐蔽性与突发性，仅靠专业反恐部门与机构难以完全应对。

一是提高民众安全与反恐意识，注意周边出现的可能与恐怖活动相关的种种蛛丝马迹。

二是专业反恐机构与民众间良好的联系与互动，确保民众发现的线索能在第一时间内提供给相关单位。

三是民众第一观念是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才是配合反恐部门工作。

（五）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英、德等国破获恐怖袭击图谋，也得益于与他国的反恐合作。

英、德等国的恐怖嫌犯，大多有在巴部落区受训的经历。英国多起案件中，美向英及时预警，巴方果断逮捕恐怖分子关键人物，审讯了解恐怖袭击企图。

德国案件中，美方负责监控和破译恐怖疑犯与其组织之间的联络，及时通报德方，并与德方情报和行动部门协同破案。

八、国际恐怖活动对我国反恐斗争影响 “东突”是中国面临的最直接的恐怖势力

一是以“东伊运”为首的“东突”恐怖势力与其他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扩充实力，培训人员，指挥、策划中国境内的恐怖活动；

二是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整合欧美“东突”势力，对中国境内“文煽、武扰”。

三是境内极端分子受境外“东突”势力蛊惑、煽动、指挥，成立暴力恐怖团伙，组织、实施恐怖袭击事件。

“三股势力”构成的威胁分析：暴力恐怖势力是指：“通过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制造恐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团体或组织。”民族分裂势力即：“从事对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政治框架的一种分裂或分离活动的团体或组织。”（正式名称是泛突厥主义，因为中亚是突厥语民族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是指：“打着宗教的名义，利用‘宗教’作掩盖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三股势力”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本质并无根本不同。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目的，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安定。按照“纯粹民族教义”建立“纯粹伊斯兰政权”。

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日趋严峻。一是由局部向全局扩散；

二是恐怖活动数量呈高发状态； 三是以恐怖团伙为主要组织形态。

我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以“极端思想”和“独立建国”为主导思想；恐怖袭击规模有扩大趋势；以自杀式恐怖袭击为主要手段；以基层政权及执法维稳力量及普通民众为攻击目标。

九、中国反恐斗争总体对策 中国正进入反恐斗争的新阶段 一是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完善 二是反恐立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三是反恐力量正加紧建设

四是提高基层民警与武警处置能力 五民众反恐安全意思不断提高 六是国际反恐合作广泛展开

近年来，恐怖活动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基地”组织为核心、同时发动多起大规模袭击的方式逐渐减少；由区域性圣战组织或基层圣战组织发动的单个小规模恐怖袭击的比率有所提高；小型化、分散化和网络化日益成为恐怖组织及其成员活动的新特点。这种由集中向分散转化的活动方式，大幅度降低了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反恐效果。显然，由美国主导的“以暴制暴”的反恐战争方式，不仅无法有效遏制全球性的恐怖暴力活动，相反却刺激恐怖组织改变袭击方式，以躲避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于是，国际反恐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反恐方式的多样化，逐渐成为国际反恐斗争中值得讨论的新话题。

众所周知，反恐主体多元化意味着：反恐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包括各类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都应该在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进行积极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反恐方式多样化是指：除武力反恐外，还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式，有效改变至少是改善孕育恐怖分子的土壤。反恐主体多元化与方式多样化均要求所有行为体通过各种方式，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采取共同行动，从而有效遏制恐怖活动。因此，把“反恐合作”置于全球治理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就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至于如何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进行反恐合作，其中既有认知问题，更有制度安排问题。鉴于有效且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必须建立在客观准确的认知基础之上，因此相对全面地认识全球治理与反恐合作的必要性并建立合作机制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际治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从2001年10月起，美国先后动用武力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随后又发动伊拉克战争。在美国的重拳出击下，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有所收敛，然而小规模的恐怖活动却呈发散态势，并有扩大化和长期化的趋势。显然，原有的“一霸治理”模式已经不再符合当今的国际反恐新形势。因此，全球负责任的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有必要在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积极发挥反恐作用。近年来，国际反恐形势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恐怖袭击活动的实施者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从2009年至今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来看，其实施者并非来自“基地”的组织核心。而是基地组织在西方的分支机构或者本土激进组织。

第二，恐怖袭击的规模与范围呈现出小型化、分散化特征。类似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3·11”爆炸案和2005年英国伦敦“7·7”惨案之类的大规模连环恐怖袭击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和小规模的恐怖行动。而恐怖袭击的活动范围，由原先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中东等比较重要的城市或区域，发展到近几年来呈四面开花的态势。

第三，恐怖活动的方式正在进行调整。一些地区恐怖组织不再像以往“基地”组织那样，对组织成员进行集中培训，而是越来越多地凭借互联网。他们通过圣战者聊天室和网站传播圣战主义思想，鼓励极端分子与一些同道者和地区圣战组织建立联系；通过网络传授、培训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与方法。更有甚者，他们还通过网络威慑一些参与军事反恐行动的国家政府。当今的恐怖袭击活动，已经从“基地”组织为核心集中恐怖袭击，转为以区域性圣战组织和基层圣战组织分散的恐怖行动。由美国主导的“以暴制暴”反恐方式，不仅无法有效遏制全球性的恐怖暴力活动，相反却刺激了恐怖组织改变活动方式，以躲避毁灭性的军事打击。第四，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转型的步伐也日渐加速。全球化进程不断催生新的国际治理模式的诞生。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的转型使得西方大国垄断国际治理体系的模式开始松动。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为讨论和解决危机而形成的20国集团机制，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尽管这种合作仅限于经济领域，但这一新的治理模式，无疑对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反恐治理模式具有示范作用。

第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或正在步入新兴大国行列，除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外，还有墨西哥、南非、埃及、印尼、土耳其、阿根廷、尼日利亚、沙特等重要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逐步进入国际体系治理的核心地带，为反恐合作置于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成为可能。换言之，新兴大国的快速上升，以及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为它们在遏制恐怖主义这一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方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二、社会发展：平衡不同区域的进程 从一些恐怖袭击案例来看，除有政治诉求的恐怖组织领导者外，恐怖袭击的实施者基本来自于“被相对边缘化”的区域和人群。恐怖行动实施者的驱动力很大部分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压抑。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地区和人群中，普遍流行着怨恨与愤懑，其中有经济落后造成的物质贫困，也有伊斯兰文明式微带来的耻辱感。这种愤懑并不完全出于对绝对贫困、绝对落后的怨恨，而主要是对由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发展的社会性焦虑，即“不患寡，患不均”无可否认，全球化和现代化客观上造成了全球的不平衡发展；而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又直接导致了物质生活差距的普遍拉大和文明压力的普遍升高。由于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现代化也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现代化，因此，在这个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们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己谋利，从而成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却未必全部获益，有的甚至成为受害者：一方面，各个国家的情况错综复杂、各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它们；另一方面，虽然某些国家可能因为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把其成功经验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而最终成为全球化的受惠者，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却是面临冲击、挑战和边缘化的困境。从整体而言，中东伊斯兰世界属于后者。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相对边缘化和相对弱势身份，客观上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存在着一定关联。

当贫穷、贫困的物质发展不平衡状况超过了“弱势者”的容忍程度，就可能引发它们的激烈反弹，导致冲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东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动，是测量中东地区社会容忍度的一种“信号”，国际社会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充满怒气和恨意的戾气是一种极大的负面能量，其带来的“社会病”一旦释放，就可能站在社会的反面，成为反社会行为的帮闲直至帮凶。为了保持国际社会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各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缓解恐怖行动实施者的怨恨、愤懑情绪。为此，我们首先应当正视这种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虽然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争斗与冲突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但作为在国际社会转型进程中获益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应该不承认、不理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东伊斯兰国家；更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强势，继续对这些国家颐指气使。从操作角度来看，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应该通力合作，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通过社会，去尽力平衡区域之间的发展进程。

从国内层面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通过提高治理能力，抚平相对边缘化的区域人群的焦虑：第一，振兴区域经济，促进社会平衡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已采取积极措施，如区域振兴计划，通过发展区域经济，提高边远地区的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尽可能减少因转型期发展的不平衡而造成的部分地区、人群的边缘化；第二，通过改进社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中东地区，有的极端组织通过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而获得群众拥护；第三，倡导并坚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打开创制之门，与时俱进地探索社会发展模式，消除产生社会腐败的基础。从国际层面看，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应当通过协商，建立国际援助机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贫困落后的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应变遏制为接触，仿效对待东欧和沙特的模式，帮助它们更好地转型并融入国际社会。

综上所述，全球化对国家及其主权的挑战，以及由全球化导致的不公正和不均衡，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和利益分化。这种局面使部分国家、地区及群体面临生存危机，进而产生怨恨与愤懑，并成为诱发各种争端与冲突的导火索。如果各国政府能够以行之有效的政策来调节贫富分化，国际组织就能通过支持、支援等手段，减少其受损程度，帮助他们融入全球化现代化的国际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通过国际经济援助和振兴区域经济，缓解因落后引发的相对贫困和心理落差。

三、宗教传播：廓清伊斯兰教的本源

考察一系列恐怖案例后，我们发现，实施者大致有两类：一种确实是为生活所迫的贫困者，然较多的则是为宗教信仰而献身的有一定知识的富裕者。除了“9·11”恐怖袭击者之外，2010年5月纽约时报广场未遂爆炸袭击案的嫌疑人费萨尔·沙赫扎德也属于中产阶级。30岁的沙赫扎德，是巴基斯坦前空军官员之子，拥有计算机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已经成家，有两个孩子，辞职前收入相当丰厚，在康涅狄格州有一幢独家住宅。制造“圣诞爆炸”案的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更是出生富家的知识分子，他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父亲是尼日利亚银行家，曾任政府官员。

2010年8月，加拿大警方挫败一起制造恐怖炸弹图谋，被逮捕的3个犯罪嫌疑人分别为26岁、28岁和30岁，一人是放射技师，一人为医院工作者，均非贫困者或无知者。

这些恐怖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自以为是按照真主旨意的“圣战”实施者，因而他们视死如归。比如：2007年，4名恐怖分子试图在德国多个大型城市对美国设施进行炸弹袭击。阴谋被挫败以后，他们于2009年4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法庭被审。在审讯过程中，小组头目弗里茨显得十分放松，他不时微笑，似乎对牢狱之灾毫不在乎。当控方律师念了一段被记录下的弗里茨的话：“如果每个人能杀五十人就不错了”，听到这句话时，他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沉默了。

这些案例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印证了伊斯兰教是“尚武”的宗教，其实不然。之所以恐怖分子大多来自于中东地区的穆斯林，这与“文化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有着极大的关系：自从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以后，伊斯兰教就被打上“好斗”的印记。无论是国际舆论还是中东极端组织、恐怖组织的领导者，都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圣战”的宗教教义依据。众所周知，宗教对其信徒具有极大凝聚力和感召力，对神的敬畏以及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能够激励着信徒按照神的旨意行为处事。普通的穆斯林在这样的宗教氛围中，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强化对自己穆斯林身份的认同，接受且按照国际舆论和恐怖组织领导者认定的教义去理解与穆斯林身份相对应的符号象征和行为规范，并按照这些规范性方式去行为处事。于是，在实行恐怖袭击活动时，行为者还误以为自己正在执行真主的旨意，会受到真主的褒奖。如此循环往复：伊斯兰教等于“圣战”，“圣战”等于“自杀式”袭击；真正的穆斯林就要为“圣战”献身，实施“自杀式”袭击者可以进入“天园”。“文化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就这样演变成客观现实。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如果你认出哪个国家将是你未来的敌人，它就变成你现在的敌人。因为这样一来，它们也会认为你是敌人，于是关系就紧张。

国家如此，文明如此，宗教也如此。对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教的“妖魔化”，一方面严重损害了伊斯兰文明的形象，伤害了穆斯林的情感，激起全体穆斯林的反感和愤怒；另一方面又促使“文化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中东极端组织的应验，既有可能促使对方的态度和行为朝着被“妖魔化”的目标发展和变化，使得他们的恐怖暴力行动更加频繁与激烈，也更容易获得一部分穆斯林的同情与理解。

这里要解决的有两对关系：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圣战”与恐怖袭击行动的关系。第一，伊斯兰教是否“好斗”？穆斯林是否鲁莽粗俗？热衷于以“恐怖”方式表述各种诉求的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还是其中的极端分子？“伊斯兰威胁”究竟是神话还是现实？纵观各种论述，发现相信与传播“伊斯兰教威胁论”的观点有两种潜在的假设：第一，自觉不自觉地把伊斯兰极端分子与穆斯林等同起来，把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明等同起来；第二，把伊斯兰国家与伊斯兰各种组织与派别等同起来。比如亨廷顿，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由于宗教观念、政治理想、价值取向的不同导致冲突。

马哈蒂尔还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中，实际上在整个历史上，受到误解最深的一种宗教或许就是伊斯兰教。不仅非穆斯林误解它，而且穆斯林本身也误解它。”这是因为在穆斯林的宗教义务和社会义务中，有涉及“为保卫伊斯兰社会及其发展而对穆斯林集体规定的疏捐献身的兵役制度”。但《古兰经》只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其细则是由后来的圣训和教法加以补充而系统化的。《古兰经》要求信士“为安拉之道而战的兵役制度，开始时只是穆斯林为反对暴政迫害而采取的一种自卫手段。先知穆罕默德迁出麦加不久，即宣布对进犯的敌人允许进行战斗的启示，此后宣布了“为安拉之道而牺牲的人虽死犹生”、“并将获得巨大的报酬”等启示，鼓励穆斯林参加战斗。但同时又宣布“宗教无强迫”，只要对方“停止战争”，“倾向和平”，穆斯林也要停止战争，倾向和平，而且“不要侵犯任何人”。后来随着斗争的发展，这种自卫手段逐渐转变为主动讨伐的军事行动，以实现“一切宗教全归安拉”的目的。

可见，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无必然联系。第二，“圣战”是否就是实施恐怖袭击？在伊斯兰世界里，最有力的召唤之一就是“为主道而战斗”。一些极端组织的领导者经常引用有关“圣战”的经文，作为建立“圣战者”组织的经典根据；其中有政治诉求的领导者更是利用有关经文，组织、动员其成员和穆斯林群众投身暴力恐怖活动，有时以是否从事并参与“圣战，作为检验其成员信仰虔诚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伊斯兰教法学家们一般将“吉哈德”视为穆斯林应尽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与暴力之别。“大吉哈德”是指信徒“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吉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尽管《古兰经》本身有关于暴力使用的内容，但它对“圣战”的时间、对象、手段都是有严格的限制。当代著名的伊斯兰法学家优素福·盖尔达维博士指出：“伊斯兰教是一个仁慈、公正的宗教，它是为了怜恤整个世界而降临的。它命人要公正、行善，并且为了尊重有经典的人，而专门提到有关他们的事情。穆圣（愿安拉赐他平安）在战争中禁止杀戮妇女、儿童、老人和非战斗人员，如在茅舍内的修士。而且以在战前向敌方宣战为条件，因为战争在伊斯兰教中是有目的的，而不单纯为了杀戮。如此宽容的宗教完全拒绝这样的事件，怎能出其不意地夺取人们的生命！”

可见，“圣战”也不等于实施恐怖袭击。问题在于恐怖组织的领导者，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片面解读伊斯兰教。他们置“大吉哈德”于不顾，而盗用“小吉哈德”，进而把“小吉哈德”解读为在任何时代与任何环境，可以针对任何对象的“暴力行动”。

因此，我们的反恐治理，有必要从廓清伊斯兰教真实面貌入手，通过对伊斯兰教的正本清源，弘扬主流宗教，发挥主流伊斯兰宗教劝人向善的社会整合功能。具体而言：鼓励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在清真寺等宗教场所宣讲主流伊斯兰教；鼓励伊斯兰教的研究人员潜心伊斯兰法学研究，厘清伊斯兰教的主流教义，并通过学校、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宣传主流伊斯兰教。通过解读恐怖组织领导者的履历，指出他们并非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对伊斯兰教也仅仅是一知半解。还可以通过解剖恐怖组织的领导者的社会背景，揭露他们的真实动机：指出他们所宣扬的社会主张、政治主张既非宗教信仰，也非劝恶从善的伦理规范；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更不是伊斯兰教教义所要求的行动；而是与其政治主张相对应的、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借助宗教名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四、文化包容：超越意识形态的禁锢

恐怖行动不仅是行为体的外在表现，而且是一个有文化内涵的“结构”。行动内部由动机、目标、手段和实施过程等部分组成；而动机内部又包含意图、信念、理智等观念要素；这些观念要素通过意愿萌发、目标锁定、手段选择等过程得以显现。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即同样的动机，同样的目标，但选择的手段方式不同，同样的动机并非选择同样的手段，因为观念在其中起着指导规定作用。

此外，如上文所述，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有可能引发“文化的自

我实现的预言”的应验，从而促使穆斯林中的极端分子朝着被“妖魔化”的目标发展和变化。那么，在反恐治理中如何运用观念的规定性作用？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通过积极的文化沟通，理解不同文化的不同认知图式，寻求不同文化的交叉线和共同点，从而建立具有普世性的价值理念。

我们必须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确实存在，它首先反映在互动过程中对符号象征意义的理解。只有在交流各方不仅赋予自己的行为以意义，而且也能理解或者寻求理解他人给出意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真正的交流。比如翘大拇指的符号意义是赞扬，然而如果在某一区域这一符号意味着鄙视，那么翘大拇指这一行为就会构成他们互动中的障碍，从而发生冲突，因为他们之间缺乏关于翘大拇指这一符号的“共有知识”。但是如果不同文化进行积极沟通，双方就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并不涉及“核心利益”的符号象征意义。因为毕竟文化具有相对意义，即文化没有正确与否，只有各自的特征。此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认知图式，不理解对方具有不同文化象征意义的认知图式和思维线条，在互动中就容易发生误读，从而引起敌意。因此，在文化互动中，各方也应该尽力去理解对方的认知图式，达成谅解，形成共有知识。

既然文化相对、文化共存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那么在反恐治理模式中就应该提倡超越意识形态的禁锢，在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理念基础上求同存异，在联合遏制联合打击方面做一些努力。

第一，相互依赖理念。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无论大小，客观上都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而在相互依赖的社会结构中，任何行为体的破坏性“越轨”行动，都会造成公共利益的受损；尤其诸如极端组织实施的暴力“越轨”行动，它已经在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全球社会中，为人类文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共同治理理念。协助中东伊斯兰世界融入当今国际体系，应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责任，也是其他地区大国的责任。应该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一方面通过国际援助帮助中东部分地区摆脱贫困，帮助它们提高其现代国民教育的水平及其覆盖面；另一方面，切实改善西方发达国家中穆斯林被边缘化的状况。

第三，联合打击理念。任何极端暴力行动都是对国际规制和文明世界的挑战，任何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学界、媒体都有责任有义务，摈弃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同心协力遏制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动。因此，在“反暴制暴”过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负责任的新兴大国，都应该放弃“各扫门前雪”的做法；任何带有政治性目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借题炒作和借题发挥，甚至相互攻讦，都应视为愚蠢的行为。

五、结语

中东地区恐怖组织实施的恐怖袭击活动，已经严重影响到世界的安全，威胁到所有国家及其国民的生存安全。而类似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由于恐怖活动的方式变化而成效逐渐降低，因为纯粹的军事打击既无法阻挡虚拟网络上的招兵买马，也无法阻止他们在网络上宣传恐怖主义、传授恐怖袭击技巧。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因此，为了应对当今恐怖活动的新情况，国际社会有必要研究新的反恐方式。事实证明，由美国扮演“国际反恐警察”，或纯粹由西方大国垄断国际反恐治理体系的模式，都已不再适应新的反恐形势的需要。尽管西方主导国际治理体系的态势还会持续，但新兴国家参与全球反恐治理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第五篇：欧佩克：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欧佩克：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最近发布专题文章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2009年以来，世界经济逐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平均增速超过了4%。这主要是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是，根据经合组织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和指标显示，其成员国主权债务危机加深，失业率居高不下，其经济风险明显加大。这将不可避免对新兴经济体以及全球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全球制造业水平已呈现出明显放缓的趋势。鉴于当前不断升级的债务水平，未来由政府主导的刺激政策将会受到极大地限制。面对当前经济中的不利因素，市场上出现了新的一轮走跌的行情，股票和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近期公布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显示，二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 1.3%，大大低于外界预期，这也表明美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美国的私人消费约占全球经济的1/7，但是自2月开始美国的消费已经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这种趋势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影响。在欧洲，欧债危机正在蔓延，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水平出现恶化，将进一步损害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目前，日本正在积极地做震后的恢复工作。

新兴经济体来说，当前其面临的主要的挑战来自于经济增长过热和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像之前所预期的一样，主要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名义利率水平来遏制高涨的通胀压力，然而，许多国家实际的利率水平仍然为负值，这将有可能促进投资，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过热。目前，多数经济先行指数显示工业产出增速将放慢，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增长过热的局面。当然这同样也面临着风险，因为发达国家的商品需求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市场，这会进一步减缓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美国和经合组织成员国。

目前看，全球对原油需求的减少表明了全球经济正在放缓。欧佩克最新的对今年世界原油需求的预期已经比之前减少了15万桶/天，达到120万桶/天。而美国在用油高峰季节并未出现预期的较高的原油需求，而汽油需求比一年前减少了50万桶/天。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原油需求在相对去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反弹后，目前原油需求又继续下降。6月，中国的原油表观消费量出现8个月来的首次下降。

（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