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校长观点

第一篇：牛津大学校长观点

牛津大学校长：大学精神在于自由辩论(图)

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

“我认为大学精神的核心有两点，第一是在每件事情上对卓越的追求，第二是自由而公开的辩论”，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即将到北京出席全球大学校长峰会前夕，在牛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并介绍了他对大学精神的看法。

牛津大学已有800多年历史，是英国和美国等英语国家所有大学的源头所在，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汉密尔顿说，牛津大学所体现出来的大学精神就是，首先对卓越有绝对的追求，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永远不会安于现状，持续地追求做得更好。

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有这样的精神。在担任牛津大学校长前，汉密尔顿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教务长，还曾在英美多所知名大学工作。他说，耶鲁和牛津虽然有些制度不太一样，但对卓越的强调则是一致的，他从耶鲁到牛津后，马上就感觉到了这种熟悉的卓越文化。

而在另一方面，自由而公开的辩论是实现卓越的重要手段。汉密尔顿说，牛津是一个开放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行政事务上的。他还专门提到，牛津大学特有的导师制非常有助于培养自由辩论的精神。

牛津的导师制是从本科就开始的，每名本科生都会有指定的导师，每位导师一般只带两三名学生。每个星期，导师和学生之间都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一对一或一对二的讨论，这种讨论是完全平等的，学生既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挑战导师，也需要在辩论中捍卫自己的观点。

汉密尔顿提到这种辩论的好处：“可以在牛津的毕业生身上培养出一种自信。”牛津大学为英国培养出了包括现任首相卡梅伦在内的20多位首相，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多位外国元首也曾就读牛津，汉密尔顿认为他们的成功不能不说与在牛津培养出的自信有关。

不过，即便拥有如此辉煌的背景和难以否认的卓越，牛津大学在一些全球大学排行榜上的位置也时常经历起落。汉密尔顿在谈起大学排名时表现淡定：“我很少担心你提到的这些排名变化。”他认为大学排名是作用非常有限的评价工具，有时纯属人为制造的戏剧性事件，对牛津、剑桥、哈佛这些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名校来说，短期排名的变化说明不了什么。

他提醒广大学子，选择大学时不要过多地考虑排名，而是应该寻找在学术氛围和教学环境等方面适合自己的学校。

汉密尔顿还提到了英国最近的大学涨学费事件，牛津大学的学费也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但他表示，这主要是因为牛津大学的导师制花费昂贵，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牛津从来没有把教育看作是一个产业”。他说，根据英国政府学费上限调整政策而提高的学费，最后仍将是用在学生身上，帮助他们在牛津享受卓越的教育。(记者：黄堃 李芮)

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 Vice-Chancellor of Oxford University

注：在英国的大学体制中，Chancellor一般是请社会名流担任，相当于中国的“名誉校长”，牛津的现任Chancellor是曾任香港总督的彭定康，而Vice-Chancellor才是实际掌管各项大学事务的负责人，相当于中国的“校长”，汉密尔顿从2009年开始担任牛津校长。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把选择权还给学生

把选择权还给学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25日在“全国优秀高中与高校衔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论坛”上大声疾呼。台下在座的有全国近300所优秀高中校长，他们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要不要提前培养“超常学生”。

顾明远认为，学生的智力结构有差异，有的逻辑思维强，有的形象思维好，有的动手能力强，应当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提供最适合的教育。确实有一些超常学生，那也是极少数，也是逐渐表现出来的。顾明远主张，办超长班不是不可以，要在普遍教育的基础上，让学生自己选择，这才是当前教育摆脱困境的出路。

顾明远用网络热词“被”来形容当前教育弊端。学生“被教育”，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剥夺了学生自我发展的权利。“目前中小学内容已经在改革，但是如果光是内容改革，方法不改革也不行。”

顾明远尤其强调高中阶段办学多样化。“把选择权还给学生，发挥学生个性和特长是高中教育的重点，学校要创造选择的条件，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甚至光开各种选修课还不够，必修课也应该有层次。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跟不同课程规定的内容开展探究学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顾明远表示，提倡高中阶段办学多样化，就是为了营造一个让学生自由选择的环境。过去中国教育如同计划经济一样，全国只有一套教学计划、一套教学大纲、一套教材，学校、教师、学生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今天的培养目标则强调个性和能力发展的结合，因此要以学生为本，给学生选择空间，使学生个性特长得到充分发展。

顾明远说，现在常提到减轻学生负担，减轻负担并不等于不要负担。但这个负担要学生自己选择，让学生有时间、有空间选择喜爱的课程。

顾明远还建议，高等学校应参与到高中人才培养环节中来。美国1975年开始打造新式课程，中学生可以选修大学课程，就是为了及早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中国可以借鉴这种方法。

北京实验二小校长李烈:没想到成为国务院参事

57岁的李烈曾收到过朱镕基总理的亲笔回信，也曾见证温家宝总理给自己学校挥毫题词，但从未想过自己会走进中南海，并成为国务院参事。

2011年4月14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这位校长从未想过的事变成了现实。李烈在中南海紫光阁，从温家宝总理手里接过国务院参事聘书。与她一起从总理手里接过聘书的，还有其他7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馆馆员。

显然，李烈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

“没人想到一个小学校长竟会成为国务院参事。”4月18日，李烈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说。这位新参事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是总理与他们座谈时所提的：“讲真话”，“听真话”，“多调研”。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在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找自己谈话之前，李烈对“参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

她只是隐约觉得，参事一般都“年龄比较大，层次特别高”，都是七老八

十、家庭有点背景的人物，或者是某个行业非常突出的“国宝”。不过，现在她已经对自己的新身份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

根据国务院参事室提供的资料，早在1949年4月7日，毛泽东就给邓小平等人发电报指示：“应成立类似参议室的咨询机构，以吸纳上层党外民主人士，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封电报见证了中国参事制度的开端，它的复印件如今悬挂在上海市政府参事室的显要位置。

当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成立，前政权留在内地的上层人士，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遴选任命，被吸纳进人民政府。一时间，长袍马褂、西装革履与军装、中山装、列宁装一起出入于中南海。不仅如此，他们的办公室距周恩来办公地中南海西花厅只有几步之遥，每年海棠花开遍西花厅时，他们总能闻到浓郁的花香。

而在62年后，即将再次闻到花香时，李烈置身紫光阁。国务院参事的队伍，从首批的32位壮大到58位，前后则有200多位参事跟李烈一样，从总理手里接过聘书。她所受聘的国务院参事室，从“文革”起便与中央文史研究馆合署办公。

正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熙的建言，迅速获得总理批复，使李烈有了成为国务院参事的机会。而在几个月前，李烈还觉得自己当参事“是不可能的事”。

直到4月14日座谈时，听到温家宝总理的一番话，李烈顿时明白了自己成为参事的原因。这一天，总理再次引用了“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2004年11月10日，在给如今已逝的老参事吕德润先生写信时，总理也曾引用这句名言。

这句话，如今被写在国务院参事室会议室的墙上。在这句名言里，李烈找到了自己作为参事的位置和价值。“我们这些常年在教学实践第一线的小学老师，不就是在‘宇下’和‘草野’吗？总理和参事室看重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实践。”李烈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当然，更触动李烈的，是总理接下来讲的一句话——“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李烈身兼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诸多社会职务，获得过一个小学教师和校长所能获得的各种耀眼的荣誉，被教育界同行喻为“中国小学教育的一面旗帜”。但这面如今在小学教育界资历最深的“旗帜”，也深知讲真话的不易。多年前，她曾当着一位中央领导的面讲真话，讲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回到学校，李烈则开始办实事，着手解决自己能看到的问题，推行自己所主张的办学思路。这也让她引起了程熙馆员的注意。

程熙是爱国将领程潜的女儿，此前在调研时，她经常听到“现在的基础教育特别糟糕”的感叹。这让这位70多岁的馆员忧心忡忡。这时，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几位毕业生家长向她推荐了李烈，提到了李烈“以爱育爱”的办学思路。

于是，老人几次来到学校与李烈长谈，在听了李烈和学校其他老师的课后“非常感动”。她认为李烈这样的优秀小学校长“在小学教育领域有思想观念、有社会责任感、有科学教育理念和方法”。

调研结束时，老人告诉李烈，她回去要给总理写封信，对目前的基础教育建言。

而发现问题，充分调研并及时建言，也是国务院参事室的传统。

上世纪50年代，参事室的18位参事曾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报告，直言统战工作有偏差——“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 ‘官腔’；多在行动及事实上予人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

这后来被称为“十八参事上书”，虽然鲜为人知，但国务院参事室认为，当年参事们反映的问题“切中要害，实事求是，为党内纠错提供了参考”。

中央政府也认识到了这种“参考”的价值，不仅国务院成立参事室，地方政府也成立了参事室。参事室里这些接过聘书的人，统一被称为“政府参事”。而政府对他们的要求是“讲真话、察实情”。

这种要求在4月14日被再次提出。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参事们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对此要求，参事们早已有自己的体会和认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不求升官，只求能做点事，我们不怕对领导说实话”。国务院老参事沈梦培曾这样直白地说道。

但对前辈参事们讲真话的传统，如何继承和发扬，新人李烈坦言还没做好准备。就在她被聘为参事当天，河北一个青年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了这一消息。第二天，他便打电话到李烈的办公室，说自己上访了两年多，问题依旧没得到解决，他给李烈寄了一封信，希望李烈能把信交给总理。

这让李烈为难。这封信她不能直接就转，因为她最近根本没时间去调研，不了解真实情况，但她也很清楚，作为国务院参事，不能对这封信不理不睬。

“我只能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然后明天下午汇报给参事室。”李烈无奈地说。4月19日下午，国务院参事室将对他们这些新参事进行培训，李烈打算问问该怎么办。

而在两年多以前，温家宝总理在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明确提出新时期参事室工作要发挥好民主监督的作用。参事的职责原来只是“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统战联谊”，从此又增加了“民主监督”这项新任务。

对一名新参事来说，要完成这项新任务，显然还需要培训和时间。但李烈也不乏可以借鉴的榜样。她的一位前辈参事曾说过，“公正的原则，必须贯彻到社会最底层。”这位老参事援引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这句话，是为了诠释对自身责任的认识。

“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只有与古为新，社会才能进步”

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参事们的共识。

4月17日，温家宝总理座谈时的讲话内容正式发布。从国务院参事室传来的消息是，讲话非常受参事们欢迎，尤其是其中提到的要“借鉴历史知识和国际经验”。

在李烈等新老参事面前，温家宝再次强调，“要消除腐败的土壤，最根本的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让权力受到制约”。

“我这样说，也是借鉴了历史和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理说，他希望眼前这些历史知识和国际经验丰富的参事、馆员们，为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献计献策。在他看来，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只有与古为新，社会才能进步。

这已经是他第5次同参事、馆员交流。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知者尽言，国家之利”。

在他说这话时，一辆车牌号为京A-80880的奥迪轿车，已经在国务院参事室的院子里出入了6个年头。这辆轿车是参事、馆员们的公务用车，但也是国礼高级轿车。它是温家宝总理访问德国期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赠。2005年春节前夕，温家宝总理把这辆国礼轿车转赠给参事室、文史馆。

当然，对政府参事们来说，更值得纪念的是4年后的11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之际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政府参事工作条例》。该条例自2010年1月1日起生效，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和加强政府参事工作的行政法规，被视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从此，参事们的工作有了制度的保证。

陈进玉则担心参事们怎样保证尽职尽责地完成工作。在总理座谈结束后，他专门找到李烈，跟她交流如何兼顾国务院参事和小学校长这个双重角色。

“参事建言当慎之又慎，必须说真话、道实情，这是一条底线。”陈进玉曾这样说道。在他看来，讲真话是政府参事工作的生命线。

在中国政府参事制度的发展历史上，也的确有参事为了讲真话而不顾生死。

1979年，民主党派人士郭崇毅时任安徽省政府参事。他曾在农业合作化中因反对浮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刚平反不久，从劳改农场回家还不到两年。

当时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但郭崇毅经过周密调研后，写出报告支持“包产到户”，并尖锐地提出：长期搞下去，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

妻儿亲友都劝吃过大亏的郭崇毅，不要往枪口上撞。但郭崇毅毅然赴京上书，并在列车上写下“敢献刍荛兴盛世，岂因风雨作寒蝉”的诗句。

他的报告几经周折送到了中央领导人手中，中央领导同志给安徽省委打电话支持安徽农民的首创精神。后来，中国的农村改革迅速拉开序幕。

1986年，恢复任职的国务院参事杨玉清率先提出执政党要讲廉政、反腐败的建议。很多人劝这位曾担任国民政府司法部次长的著名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不要做那只早上叫第一声的公鸡，但参事只是一笑置之，依旧发出了要监督中共领导干部的一些不正之风的声音。他还提出“人才是汽车，制度是马路”的理念，大声呼吁建立选拔人才的制度。

“就像陈云同志讲的，我们党和政府总是需要有一批头戴瓜皮帽，手拿旱烟袋、经常踱方步的人，开动脑筋，善于思考，深入研究一些重大问题。”2009年2月，在全国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这样讲道。

对这些历史，李烈并不清楚。但是她知道，国务院参事室的内部刊物叫《国是咨询》。

对“国是”两个字，这位新参事有自己的解读，那就是“国家大事的是非和大政方针”。对跟教育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烈来说，她眼下的“国是”就是“基础教育”，有了国务院参事这个身份，她可以通过这个“直通车”，直接面对总理建言献策。

作为当下小学教育界的旗帜，将来面对政府的最高领导时，参事李烈最想提的是减轻孩子的负担。在她看来，这个问题总理能想到，但更多的数据、孩子的负担具体重到什么程度，总理不一定知道，需要她这样在教育一线的人跟总理讲清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在受聘当天的座谈会上，总理总结道。这句话在打动李烈的同时，也让这个新参事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我先保证一点：讲真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首先这样声明。

而在采访结束时，李烈说，“就是再有名，我终归是个小学校长。”既然赶上了国家对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的突破性重视，她打算以国务院参事的身份，“为教育为孩子们说点真话”。

第二篇：名校之声——牛津大学校长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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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去年9月，已有超过800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下称“牛津”）建立了潘迪生牛津大学中国中心（Dickson Poon 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er）（下称“中国中心”），即将于3月初访华的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出席了该中心的剪彩仪式。

去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英期间，总理夫人程虹访问了牛津大学。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出席中国中心揭幕仪式时透露，程虹赠送的一批中文图书和文献资料，将落户中国中心。

牛津大学久负盛名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项目，还是即将开始招生、将于2016年迎来第一批学子的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Schwarzman Scholars）项目的效仿对象。

“罗德奖学金”始设于1902年，在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培养出超过7000名罗德学者，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在2015年瑞士冬季达沃斯期间，我们采访了牛津大学现任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

在执起牛津的教鞭之前，汉密尔顿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教务长（Provost，美国高校管理层的“二号人物”）。他还是一位知名的有机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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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走进牛津在达沃斯临时租用的公寓时，“苏世民学者”的发起人、黑石集团（Blackstone）董事长苏世民（Steve Schwarzman）恰巧从门内走出。对话就从“苏世民学者”开始。

我在进门时看到了苏世民先生，他是否在就“苏世民学者”向你取经？

汉密尔顿：是的。苏世民先生是牛津的老朋友。

他一直在说，“罗德奖学金”所取得的成绩正是他希望“苏世民学者”在中国的环境下实现的，给来自全球各国的青年学者在中国学习的机会。也因此，我的前任的前任（前牛津大学校长）、同时也是前罗德奖学金执行长卢卡斯（Colin Lucas）也在“苏世民学者”的顾问委员会里。

牛津在办“罗德奖学金”的过程中获得的什么经验对“苏世民学者”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汉密尔顿：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被选入的学者尽可能地多样。“罗德奖学金”是一个很国际化的项目。罗德学者们在日后都成了商业伙伴、事业伙伴、乃至一生的朋友。

“苏世民学者”应该不仅仅致力于让学者们深度接触中国，也应该让他们结识尽可能多样的对中国感兴趣的同伴，比如让美国人结交俄罗斯人。

这也有点像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青年领袖”（YGL）？

汉密尔顿：对，也包括WEF更为年轻化的“全球杰出青年”（Global Shapers）。

坦率地说，这也正是达沃斯的一个主要目的：发展人际网络，搭建关系，借此寻求合作或是寻找职业机会。

牛津与中国

牛津在去年揭幕了中国中心。在此之前，牛津与中国有怎样的交集？

汉密尔顿：牛津与中国的交集已有超过400年的历史。1602年牛津就开始在著名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钱钟书将之译为“饱蠹楼”）收集中国卷本和书籍。那时全牛津还没有一个人能读中文。

直到80年之后，才有史载的第一个中国人踏上英国国土——那时还不是 联合王国（UK），而是大不列颠王国（GB）。那位中国人名叫——我的发音可能很差——Shen Fuzhong，他来到牛津，翻译、编制了的文献资料现在已经成为可观的牛津中文藏书集的一部分。

所以说，牛津很早就知道中国会变得很重要。

现在设立中国中心的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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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我们在4个月前举行了一个揭幕仪式，威廉王子出席并剪彩，他原计划带凯特王妃一起来，但是恰巧那一天凯特王妃因怀孕不适入院了，我们所有牛津人都有点失望，但是有威廉王子出席仍然很不错。

我们建立这个中心是为了使之成为所有在牛津作中国相关学习、研究的师生的“根据地”。牛津总共有超过100名教员在作与中国相关的研究，覆盖语言、文学、文化、考古、经济、政治。这个中心现在也举办很多的小型研讨会，其内设的能容纳6万册书籍和文献的图书馆也收藏着牛津中国藏书集的一部分。

对我们来说，这个中国中心不仅让我们研究中国的努力变得更高效——因为人们可以在那里集中交流，而且它还带有很强的信号意义：向世界展示——我希望它也向中国展示——牛津是一个致力于深入理解中国，参与“解读中国”的大学。

在所有的历史背景下，这一使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北京或上海设立这样一个中心是否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重回牛津担任校长前你曾是耶鲁大学的教务长，耶鲁去年就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中心。

汉密尔顿：牛津在中国已经有一些中心，2009年我刚成为牛津校长时，我的第一组活动之一就是到中国访问，与中国时任卫生部长陈竺一起为“中国牛津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剪彩。

2年后我再次到北京，为新设立的“中国牛津科学技术中心”揭幕，该中心与“大裤衩”，即CCTV大楼隔街相望。这是牛津在中国承担其他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合作的中心。当然，这两个中心都是聚焦于研究合作的。

牛津没有做的，是像耶鲁一样，设立一个本质上是为本科生到中国学习提供一个落脚点的中心。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当一个本科生去到中国，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完完全全地融入当地环境。

让二十几个美国本科生结伴去中国，不是一个最好的认识中国的方式。更好的做法是一个人去，借宿在一个中国家庭里，除了普通话没有其他语言可以用来沟通，自己在餐馆里点菜、买啤酒，这才是学习中文、理解中国的方式。

我希望学生们融入当地，而不是停留在外国人的圈子里，或是仅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里，这些城市已经和伦敦、巴黎没有多大区别，到处都有美国人、德国人„„。

中国学子：

“抱团”这一行为倾向或许更加适用于在海外学习的中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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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中国学子确实有不少会倾向于加入中国学联，和中国同伴在一起。但是，情况也在慢慢变化，中国学子也在越来越多地融入本地或是国际学生的大群体。

尤其是在牛津的学院制（college system）下，每个学院都不会有太多的中国学生，这鼓励中国学生与其他国家的学生接触。

年轻时我也在法国生活过两年，我也经常与英国人在一起，讨论英国足球。这是当一个年轻人远离家乡时，很自然的一个倾向，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特点。

类似牛津的学院制能够帮助学生克服这一行为惯性，鼓励中国学生与其他国家的学生有更多的交集。

很多人认为，中国学生，尤其是在海外的中国学生更多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专业，而非人文类专业。你是否认同？

汉密尔顿：如果在10年前，甚至是7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回答，是。但是现在，在牛津的中国学生的修习范围已经明显扩大，很多中国学生在研读文学、政治、哲学。所以情况在改变。

英美教育的同与不同

不久前，我与哈佛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有过交流，她的一个观察是，许多哈佛学子起初冲着哈佛的文科来，但是，两年后考虑实用性不少会转而选择STEM专业。

汉密尔顿：你需要意识到，英美的本科教育有本质性的不同。在英国，我们致力于提供很深入、但同时也是相对狭窄的专业教育。你来牛津学物理，你基本上就只学物理，不会像在哈佛一样选修英国文学，然后再修个法语。

这恰恰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中国学子认为英国本科教育稍显欠缺的一点：缺少通识教育的选项。

汉密尔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辩论。我在英美两国的大学都任教过，我在耶鲁期间曾教过有机化学，也教过通识教育的课。

两个模式没法说哪种更好，只能说是不同，不同的学生对两者也有不同的喜好。一些学生偏爱在物理，或是哲学等专业上被非常深度地挑战。英式教育的深度也可以是很有力的。

英国在教育产业化方面起步很早，效果也很好。但是，在近年，英国高校似乎在与美国高校的竞争中落了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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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我得挑战你的两个假设。第一，你说英国学校把教育看成一个产业，但是，英国大学一直把教学与科研看成最根本、最核心的使命和任务。当然我们需要保持预算和最终的收支平衡，否则我们管理者的“饭碗”可能堪忧。

我还要挑战你说的英国高校正在与美国学校的竞争中落于下风的假设。当你看当前的科学论文的引用数量，比较每篇文章的引用数，或是每美元研究经费投入所产出的引用数，你会看到英国大学在面对哈佛、耶鲁、斯坦福和MIT时站得稳稳的。

因为美国体量更大，在研究质量、研究影响、诺贝尔奖得主数、《自然》和《科学》等顶级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发表数等等方面，英国在绝对数量上并不占优，但是，如果你看每美元或每英镑投入的产出，你会看到英国高校更高。所以，就像我们常说的，英国 punch above our weight（影响高于实际重量）。

中国高校的进步

你怎么看中国顶尖大学这些年的进展？

汉密尔顿：我觉得是很鼓励人心的。已经有不小的进展，尤其是在STEM专业方面。

但是，学术自由是否是一个潜在的障碍，尤其是对于人文类学科来说？

汉密尔顿：我会说，是的。长期来看，中国希望多所学校排进全球前十或前二十的愿景，会受制于教授无法自由探索所有的政治、哲学、社会学世界的命题。

英美名校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教授具有很强的批判意识：他们批判他们各自的学科，批判有机化学，批判、挑战哲学、法语等各类学科的已有共识。他们也批判学校管理层，我就经常被我的教员们批判，但是这些都是健康的批判，会帮助我更好地完成我的工作。

当然，他们也批判政府，这是学术自由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学术抑制可能会放慢中国大学崛起步伐。清华、北大、交大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对他们抱有高度敬意，但在人文类学科上它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中国大学有何建议来追赶牛津和哈佛？

汉密尔顿：我建议我的中国同仁鼓励教员们探索所有他们希望，或者任何可能触及到的领域，允许探索并挑战，探索并批判。这正是哈佛、牛津为什么伟大的原因。中国必须有这样的自信：探索是一个自我强化的事（reinforcing thing），而不是个只有破坏作用的事。

第三篇：牛津大学校长：大学精神在于自由辩论

牛津大学校长：大学精神在于自由辩论

“我认为大学精神的核心有两点，第一是在每件事情上对卓越的追求，第二是自由而公开的辩论”，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即将到北京出席全球大学校长峰会前夕，在牛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并介绍了他对大学精神的看法。

牛津大学已有800多年历史，是英国和美国等英语国家所有大学的源头所在，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汉密尔顿说，牛津大学所体现出来的大学精神就是，首先对卓越有绝对的追求，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永远不会安于现状，持续地追求做得更好。

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有这样的精神。在担任牛津大学校长前，汉密尔顿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教务长，还曾在英美多所知名大学工作。他说，耶鲁和牛津虽然有些制度不太一样，但对卓越的强调则是一致的，他从耶鲁到牛津后，马上就感觉到了这种熟悉的卓越文化。

而在另一方面，自由而公开的辩论是实现卓越的重要手段。汉密尔顿说，牛津是一个开放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行政事务上的。他还专门提到，牛津大学特有的导师制非常有助于培养自由辩论的精神。

牛津的导师制是从本科就开始的，每名本科生都会有指定的导师，每位导师一般只带两三名学生。每个星期，导师和学生之间都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一对一或一对二的讨论，这种讨论是完全平等的，学生既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挑战导师，也需要在辩论中捍卫自己的观点。

汉密尔顿提到这种辩论的好处：“可以在牛津的毕业生身上培养出一种自信。”牛津大学为英国培养出了包括现任首相卡梅伦在内的20多位首相，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多位外国元首也曾就读牛津，汉密尔顿认为他们的成功不能不说与在牛津培养出的自信有关。

不过，即便拥有如此辉煌的背景和难以否认的卓越，牛津大学在一些全球大学排行榜上的位置也时常经历起落。汉密尔顿在谈起大学排名时表现淡定：“我很少担心你提到的这些排名变化。”他认为大学排名是作用非常有限的评价工具，有时纯属人为制造的戏剧性事件，对牛津、剑桥、哈佛这些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名校来说，短期排名的变化说明不了什么。

他提醒广大学子，选择大学时不要过多地考虑排名，而是应该寻找在学术氛围和教学环境等方面适合自己的学校。

汉密尔顿还提到了英国最近的大学涨学费事件，牛津大学的学费也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但他表示，这主要是因为牛津大学的导师制花费昂贵，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牛津从来没有把教育看作是一个产业”。他说，根据英国政府学费上限调整政策而提高的学费，最后仍将是用在学生身上，帮助他们在牛津享受卓越的教育。(记者：黄堃 李芮)

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 Vice-Chancellor of Oxford University

注：在英国的大学体制中，Chancellor一般是请社会名流担任，相当于中国的“名誉校长”，牛津的现任Chancellor是曾任香港总督的彭定康，而Vice-Chancellor才是实际掌管各项大学事务的负责人，相当于中国的“校长”，汉密尔顿从2009年开始担任牛津校长。

第四篇：优尼全能英语：牛津大学校长：中国学生缺乏挑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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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尼全能英语：牛津大学校长：中国学生缺乏挑战教授

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是在质量建设上。在过去的20—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现在则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了。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

跨学科知识的广度、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中国学生最缺乏的。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

中国学生很容易在和其他国家学生的竞争中获胜。但是，他们欠缺一点挑战教授观点的能力，需要改善。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

5月2日至4日，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南京举行。耶鲁、牛津、斯坦福、北大、清华、人大……来自9个国家以及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的150余所知名大学校长日前汇集南京，共同探讨大学人才培养之路。

虽然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但怎样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破解困扰大学发展的难题依然任重道远。

学生不愿挑战权威

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说，中国学生非常优秀，参与了很多世界一流的研究。从教育结果来说，东西方的差异并不大。不过，西方大学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自信，鼓励学生向教授挑战。中国学生往往不太愿意去挑战学术权威、发表不同的看法，不太愿意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我们鼓励中国学生做更主动的研究者和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他说。

汉密尔顿谈到，现在共有750名中国学生在牛津学习。“中国学生非常厉害。在我研究的化学领域，中国学生很容易在和其他国家学生的竞争中获胜。但是，我觉得他们欠缺一点挑战教授观点的能力，需要改善。”

连续4次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对中国大学非常了解。他说，美国教育模式强调的是互动式讨论，主动地去立论，挑战彼此、挑战教授、挑战权威，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们不会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而是解决问题。“我们不应该往学生的脑袋里装家具，而是教给他们方法，帮他们搭个框架，让他们自己去设计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看来，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尊师重道是悠久传统，学生尊重权威，课堂上对教授观点不敢有异议，百分之百相信老师。在这种学术氛围下，何来创新？“爱因斯坦如果不是怀疑牛顿的观点，挑战权威，也不会有创新。”刘遵义说，受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大学培养创新人才比西方更困难。“如果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都不敢质疑老师，你怎么能指望他到大学能质疑老师，挑战权威？”

选专业时间太早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说，如果要给当前中国大学“挑刺”的话，除了中国学生讨论少、提问少、质疑少外，另外一个就是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了。学生在18岁的时候，还不了解大学课程，更谈不上感兴趣，这时候就让他们选择专业，并灌输就业的观念，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在我看来，本科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得到第一份工作，而是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让他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中，获得整个人生的基础。当然也有不少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目的的职业学校，这就另当别论了。”

理查德莱文校长指出：“跨学科知识的广度、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中国学生最缺乏的。”在他看来，专识教育一般是指18岁就选定专业、不再学习其他课程，而通识教优尼全能英语提供纯英式幼儿英语、儿童英语、少儿英语、青少儿英语、留学、游学英语培训课程,。赶紧登陆优尼全能英语官网获取免费试听课程，开始英语学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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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则不同。美国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就是，前两年学生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学科，后两年再挑选专业进行学习。“不管是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都需要经济学、法学、哲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不是单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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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继哈佛大学后,又一位女性出任世界顶级名校牛津大学校长!

继哈佛大学后，又一位女性出任世界顶级名校牛津大学校长！

5月28日，牛津大学任命了它的首位女校长，这是自1230年牛津有校长之名可考以来（当时Elyas de Daneis担任这一职位）的头一遭。

路易丝·理查森教授，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现任校长（英国大学校长一般称为“vice-chancellor”或“vice-chancellor & president”，负责行政团队的管理与日常行政事务），将在明年年初接替2009年以来一直担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安德鲁·汉密尔顿教授的职务。她将成为这所学校的第297任校长，并且是第一位获得这一职位的女性。

牛津大学各学院学生总数有一万二千人左右，其中九千名左右是大学部学生，而教职员共有五千四人。大学中的主要行政人员，均选自牛津本身的教授及研究员。校长（Chancellor）是一项名誉职，是学校的最高层人物，主持学校所有的主要仪式。实际行政工作，由学校每四年任命一位“副校长”（Vice Chancellor）管理，他掌管着学校政务会（一个由选举出来的教员组成的负责学校日常事务的组织）。大学的学术性事务则由总董事会管理，总董事会的主席每两年选举一次。

副校长由各学院轮流产生，任期四年。由所有的牛津毕业生组成的大学评议会（Convocation），负责选出每任校长。而实际的行政监督、建议工作，则由教职员大会（Congregation）所负责。大会选出十八名执行委员（Hebdomadal Council），每周开会，会同校中行政人员，决定学校发展方向。

路易丝·理查森1958年出生，是爱尔兰沃特福德郡人。她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习得历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之后她在扶轮社奖学金的资助下赴美国求学，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硕士学位。1981-2001年，她在哈佛大学政府管理系先后任助教和副教授，主要讲授国际关系，尤其是有关恐怖主义以及集体安全方面的课程。在此期间，她还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授课之余，她也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行政方面的工作，如担任政府管理系教师委员会主席，以及参与有关妇女地位、人权、学校教育等几个委员会的工作。她的教学能力极为出色，曾被哈佛学生评为最佳教师。

2001年，理查森教授担任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行政院长，2009年她被任命为圣安德鲁斯大学行政负责人，这是第一位女性，同时也是第一位现代天主教徒，担任这一职务。

问到对即将就任牛津大学的评价，理查森教授本人说：“牛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之一。我对有机会引领这所卓越的学府走向更高的教育层次感到无比荣幸。我非常期望能与这些天才而富有经验，且专注于本职工作的同事们一起，将牛津在全球领先的研究、学术与教学地位进一步向前推进。”

牛津大学名誉校长（chancellor，或译为“校监”）及提名委员会主席、末代港督彭定康勋爵则对她有极佳的评价：“理查森教授有着强烈的教育信念，她的学术理念也与牛津大学契合。这些给提名小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她作为教育主政者以及杰出学者的丰富经历，为她在今后数年内引领牛津大学向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任命刚发布，就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关注。有网友评论，这是圣安德鲁斯之失，牛津之得。显然她的能力给英国民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另外，鉴于她的爱尔兰裔身份，有民众希望这一任命能推动爱尔兰社区中的女性享有更为平等的权益。

英国名校中高层职位少有女性身影，这个状况一直为英国社会舆论所诟病。大学和学院联盟（UCU）2013年出版的一份研究显示，以目前的速度，需要将近40年才能使高层女性学者的比例达到与较低层女性员工相当的程度。在被誉为英国“常春藤联盟”的罗素大学集团之外，仅有3名女性执掌最高职位： Dame Nancy Rothwell教授，曼彻斯特大学校长； Janet Beer教授，利物浦大学校长；Alice P.Gast教授，帝国理工学院校长。

同样的，来自世界顶级名校哈佛大学的现任校长也是名女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2007年任哈佛大学校长至今，在当选后的校园新闻发布会上福斯特曾经这样说道：“我希望我的任命能成为机会均等的象征，这在一个世纪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并强调：“我不是哈佛女校长，我是哈佛校长。”

福斯特不但是哈佛首位女校长，也是自1672年以来第一位没有哈佛学习经历的哈佛校长。在进入哈佛之前，福斯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历史学教授。

如今，女性出任校长事例已比比皆是。而在这些大学女校长们，不论中外，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努力，不少取得了杰出的成果。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在两任女校长治下，在全美排名提升了十余位，并率先对家庭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下的学生，提供整套的资助计划。上世纪20－40年代，吴贻芳执掌金陵女子大学23年，使该校获得了英美各著名大学的认可，其学生可免试入读英美名校的研究生，999名毕业生人才辈出，被称为“999朵玫瑰”。

随着男女平等意识越发深入人心，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和影响正逐步增强，今后料将有更多的大学女校长出现，她们将向社会展示女性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进一步提升女性地位。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校长莉尔雅娜·姆尔基奇·波波维奇在第六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发表演讲时说：“女性往往在家庭中担任领导地位，但在其他方面还是男性担任领导的比较多。女性缺少的仅仅是信心，我们应该多多鼓励。我认为主要的解决方案是给她们提供更多机会，鼓励她们的信心。而大学会起到示范作用。在大学担任领导的女性，在社会上是个楷模，我认为大学应该给女领导提供更多的机会。”

或许有一天，当人们真正消除了男女在工作能力上持有的偏见，“大学女校长”也将不再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称谓，甚至它将如“大学男校长”这样的称谓一样突兀，消失在词汇的历史中。

——本文部分文字来源澎湃新闻、百度百科，点课台独家整理，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