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在东南大学的演讲：常识与记忆

第一篇：陈丹青在东南大学的演讲：常识与记忆

诸位同学、诸位老师：

今天有荣幸被请到贵校出席百年校庆，我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此前不知道南京有一所大学叫做“东南大学”，更想不到她有百年历史。待我收到贵校的邀请函，才知道这就是曾经的南京工学院。

现在，我被贵校请来当佳宾，其实没有这份资格，我只是个喜欢画画的人。不错，我正在担任所谓绘画博士生的导师，是一名所谓责任教授，但是我要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美术博士生”，我也不知道什么人有资格教这样的博士生。当我每年审看博士生报考表格时，我发现自己既不具备报考的学历，更不具备国家规定的种种条条框框。说到学历，除了二十多年前在中央美院上过两年所谓研究生课程，我的文化程度只是小学毕业生，小学毕业那年，文革爆发，我的两年初中全是下工厂，去农村，或者观看老师被批斗，根本不上课。到了十六岁，我就和千万名知青给塞进火车，送到农村种地去，一去就是八年——我常常说：所谓“知识青年”的意思，就是指没有知识的青年。

所以要说知识，在座诸位比我多，要说学历，在座诸位更比我高。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贵校邀请函明明白白印着“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人文大讲堂”这么一行字。“人文”这样大的话题，我当不起：没有足够的知识，“人文”从何谈起？而我竟被请到我所不知道的大学讲“人文”，说明我连“常识”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一代人的“文化常识”与“历史记忆”，很早就被切断了。所以我今天的讲题，叫做“常识与记忆”。

我给大家讲一件小事情。去年，我受命给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画一幅大画叫做“国学研究院”，画面上的主角是七十年前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五位前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为了收集素材，我去清华大学校史馆询问研究院故址在哪里，馆员说不知道。我急了，于是在校园内纪念王国维自沉的石碑周围特意先后询问十几位年龄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师或职员，结果呢，不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本校有过这样一所研究院，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清，并复述“国学研究院”这几个字——

“什么？‘博学研究院’？”他们一脸茫然，掉头走开。

我自己知道么？在给清华大学前年叫来帮忙教书前，我仅听说过以上五位老先生的名字，要不是那幅创作，我也不知道清华大学有过这么一所“国学研究院”，问了人，才知道早在1952年，清华大学的人文学科就给全部砍掉了，那一年，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

一晃五十年过去，国家忽然想起“人文传统”、“国学研究”这些字眼，忽然要来纪念“国学研究院”，忽然要来做今天这样的“人文大讲堂”——所以不但是我，连国家也常常失去记忆的。

还好，总算又记得了。回头我要问问“东南大学”的校名，是怎样在贵校历史中失去记忆，又恢复记忆的。

当然，有些事情最好忘记，不说为好，可是我的记忆力偏偏不坏，居然记得。是什么事情呢？说来有趣，当校方领导陪我参观清华大学校园时，我忽然发现一幢主楼似曾相识，仿佛多年前在电视里看到过，我问：这里是不是1966年万人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现场？回答说，正是这里。接着，领导指着著名的刻有“清华园”三字的校门石牌坊，说这座起于清朝末年的牌坊在文革初期被砸毁，是红卫兵喝令当时被批倒的学者教授们动手砸毁的，然后在那里竖立了一座毛主席雕像，直到文革结束，才仿照老清华的模样重建起来。

这就是我的记忆。这是“人文”的记忆么？不是，可是大家不要小看这记忆：就是在这样的记忆中，我们几代人失去了常识与记忆。

今天，全国院校，全国的教育，大谈“人文”——可是大家要知道，一个民族忽然要来大谈“人文”，不是好事情，正相反，它说明人文状况出现了大问题。面对这样的大问题，以我的看法，咱们先别奢谈所谓“人文”，我们要紧的是先来恢复常识和记忆。

可是我们失去的常识和记忆太多了，从何说起？前年，我在上海图书馆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上海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详细回顾文革初年我们这些失学的艺术青年怎样在空前浩劫中，从红卫兵抄家而遗散到社会上的艺术品，开始了文学、绘画和音乐的可怜的启蒙，这篇讲演收在我刚刚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陈丹青音乐笔记》，诸位有兴趣或者可以找来看。今天，我们还是从绘画说起吧。

但是绘画的范围很广，话题很多，在座诸位不一定都是绘画专业的同学，那么，我就以“美术馆”为话题说说看，因为美术馆是开放给所有人的。

二十年前，我为什么去到纽约？不是为了移民、发财，而是为了到西方开眼界，看看油画经典的原作。当我走进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上下古今的西方油画看也看不过来，可是没想到就在那里，我从此开始了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启蒙，认清了我们民族从上古到清末的艺术家谱：在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伦敦与台北故宫，我所看到的中国艺术经典，竟是我在中国本土所能看到的上百倍，而且十之八九是精品。

那么，中国本土的艺术珍品和大量文物还剩多少？放在哪里？仅以北京为例，据故宫古典书画文物鉴定家単国强先生说，故宫所藏书画约有九万多件，他任职三十多年来，仅只看过其中的三分之一，而49年迄今，故宫展出的书画总量不超过一万件。照此说法，中国人不出国境，就应该看得到大量炎黄祖宗的艺术品，从美术馆得到美术的常识，由美术史牵连文化的记忆。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财，缺乏太多设备，更主要的原因，我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面。要好好清理国宝，以今日世界的高水准永久陈列，还不知道要过多久。

单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齐白石老先生。齐先生去世后，他的手稿、草图和晚年的精品，全都捐献北京画院，几个月前，我有幸亲眼看到这批珍贵的文物，总有上千份吧，居然还像半个世纪前那样，以最简陋的方式，就像我们家里收拾早年的信扎帐单那样，折叠着，放在旧信封或破烂的塑料袋里。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没有这笔闲钱，也没有心思好好整理，装裱，展示，还幸亏靠着画院保护着，珍藏着，动也不敢动。

中国只有一个齐白石，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家，可是与他差不多年龄上下的西方画家，譬如长寿的毕加索，在法国西班牙两国不知有多少纪念馆，故居，美术馆，专门陈列他的每张纸片，早死的凡高，则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公园里占有一座面积很大的个人美术馆，朝拜者每天络绎不绝。凡高生前冷落，死后享受世界声誉，然而齐先生生前就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可是今天，人民还是没有地方去看一眼人民艺术家的画。

在南京，诸位有什么地方可以随时去看看齐白石的画？或者，随时去看看金陵画家付抱石、钱松岩、宋文治、魏紫熙、亚明等几位老先生的画吗？几天前，魏老先生的追悼会刚刚开过，解放后号称新金陵画派的时代，就此结束了，这要是在日本、欧洲，早已建立他们的纪念馆美术馆，但在中国，我们只有追悼会，以后，也只有他们作品的拍卖会，别说全国，就是南京一地的老百姓，还是看不到。

所以前年我回到北京定居，发现我又变得象出国前一般无知，在我们的故宫，在国家美术馆，还是看不到民族艺术五千年的详细脉络，更看不到几件经典的原作。（简单介绍太北故宫入口处的中西美术史时间对照画廊）。

大家知道，绘画是视觉艺术，看不到真东西，一切都是空谈，就像一群聋子在那里谈论音乐，可是我们全国上下的千万名画家和更多的艺术爱好者，居然也就空口谈艺术，谈了半个多世纪，而像我这样的无知，今天还要给无知的学生去上课。

两个月前，我在纽约买到电脑精印的几份珍贵手卷：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北宋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北宋李公麟的《海会图》，清代王原祈的《辋川别业图》，清代顾见龙的《春宵秘戏图》（问同学是否知道这些画，常识与记忆）。人但凡得了宝贝，忍不住要显宝，我就捧着手卷给学生去上课，大家看呆了，别说没见过，就是听也没听说。上个礼拜，我又捧去给母校的老院长靳先生，新院长潘先生，还有老师兄老同学看，看过之后，靳先生一人就订购了其中四套，而潘先生说五月访纽约，要代中央美院买一批回来，用于教学。

这就是我们高等美术学院的“人文”现状：我们要到国外去买民族艺术经典的复制品，假如不买，我们连这复制品也没得玩。

可是以上手卷只是中国艺术的沧海一粟。大家知道不知道，除了欧美数百座重要的美术馆，全世界评选出十大美术馆，现在，我来念一念：

意大利的梵蒂冈美术馆

法国的卢佛宫美术馆

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俄国的冬宫美术馆

西班牙的普拉多美术馆

墨西哥的马雅美术馆

美国的大都会美术馆 埃及的开罗美术馆

德国的柏林美术馆

土耳其的君士坦丁美术馆

偌大的亚洲，没有，一座也没有。

前面说到故宫，公元1407年，明成祖下令起造紫禁城，当时西方人才刚从中世纪醒来不久，文艺复兴三杰还没生出来，所以要说我们故宫的岁数，远在梵蒂冈卢佛宫之上，可是今日的紫禁城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博物馆，只是皇宫旧址，因为故宫深园的大量书画文物，就好比一座声名远扬的大饭馆，除了挂出皇家仿饍的漂亮菜单，基本上不营业，不开饭。中国，是亚洲最大，最古老，文化艺术最丰厚的国家，我们动不动就说“上下文明五千年”，到今天，神州大地勉强符合国际收藏标准、陈列规范、开放制度与教育功能的，只有一座上海博物馆，而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广度、深度、类别、级别，可能还不如美国一所大学的美术馆。但我要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有了这么一座比较像样的美术馆。最近，故宫开始了建国以来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大休整，据说要恢复乾隆盛世的模样，到2008年开放给奥运会的各国游客看。大家知道，申办奥运会哪里是为了体育，而是不折不扣的超级政治任务，可是没有这项政治任务，钱拨不下来，事办不起来，所以我有保留地谢谢天，谢谢地，但我紧跟着就要问一句：假使奥运会没给安在北京城，2008年没有这回事，故宫怎么办？

凡是先进国家，尤其是维持民族自尊的国家，都会高度重视美术馆，那是国家的荣耀，国家的脸面。诸位有一天到罗马、巴黎、伦敦、纽约去看看，美术馆天天人山人海。诸位说说看：美术馆为什么那么重要？美术馆到底是什么地方？（简单介绍西方美术馆的陈列项目与方式，就说大都会，仅次于埃及的收藏，中国收藏，印度收藏，欧洲收藏，现代艺术收藏。）

我们一天到晚说“世界”、“世界”，你怎样认识世界？看世界地图？读历史书？读世界新闻？读参考消息？读杂志上关于世界的报道？不是，你要真正能够感性地，全面地，实实在在地了解世界，应该走进美术馆。

美术馆的“美术品”，博物馆的“物”，都不是顶要紧的，要说书画，要说文物，我们有，而且有的是，可是，美术馆不是挂几幅画，摆几件文物的地方，也不完全是开展览的地方，美术馆博物馆顶顶要紧的，是它的文化形象，是它的社会角色，是它的教育功能，是它在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中活生生的作用，美术馆，是一本巨大的活的百科全书，因为美术馆的对象不仅仅是艺术家，而是所有人。

英国人约翰·伯格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伯格，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本杰明的追随者，本杰明的思想来源，是大名鼎鼎的马克思同志。我们的国家奉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今天所有大学生都要考马克思主义，学马克思主义，很好，我们来想想这段话：如果这段话是对的，有道理的，那么，我们今天怎样才能“始终”将自己“置身于历史”？我们怎样看待“过去的艺术”，并从中确认我们今天的“政治”立场？我相信，方法，途径，许许多多，可是谁会想到美术馆？

美术馆，以我的定义，就是提供文化常识，储存历史记忆的场所。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想出很多法子来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等等等等，可是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大声呼喊：“美育代宗教”，他把美育提高到宗教的高度，他清楚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传统宗教意识，但他认为“美育”是有可能的，比宗教还根本，还有效。但是，“美育”的最高标准和最起码的条件，是要有国家美术馆。可惜在蔡先生的时代，国家不断打仗，国民政府把故宫的国宝装了几百几千箱，从抗战烽火到退守台湾，运过来运过去，六十年代才弄出台北故宫博物院。大陆这边呢，快要一个世纪过去了，蔡先生的理想有没有实现？他这句话的涵义，他这句话本身，又有多少人记得？。要说“美育”，我们今天出了个所谓“五讲四美”，层次很低，不过是要有礼貌，守规矩，走横道线，别随便吐痰之类，无非说明我们的社会五不讲，四不美。要说宗教呢？出了个莫名其妙的法轮功。

我想，要是我们全国大城市都有以上所说的大型国家美术馆，情形不至于这个样子。我在国外十多年，就眼看有自己美术馆的国民，与没有美术馆的国民，很不一样，大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二十年前，描绘机场壁画的袁运生先生造访西北敦煌，写成一篇《魂兮归来》的文章，呼唤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其实，魂是叫不回来的，西方人也叫不回希腊艺术与文艺复兴的魂，我所要呼唤的，只是“常识与记忆”。为什么呢，因为西方人似乎知道“魂不附体”这句古谚，他们精心留存着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的“体”，只要“体”还在，所谓文化“魂”，就有个依附之所，要我说，文化艺术的“体”，就是美术馆。

可是从我归国两年的见闻看，我们好像不在乎常识，不在乎记忆，我们所竭力构筑的，似乎总是所谓“上层建筑”——我们的艺术学院在教所谓“美术学”，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所谓博士生正在逐年递增，我们的美术界天天高谈所谓世纪性、国际性、历史性、当代性等等耸人听闻的大问题，种种杂志、研讨会、拍卖会、博览会、双年展以及名目繁多的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级别与名称越来越高，远远看过去，我们的文化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欣欣向荣„„。可是在这一切的热闹与喧嚣中，美术馆，作为一条无法替代的认知途径，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一个巨大的文化实体，却是长期悬置、长期缺席的。用中国人的老话说，这就是文化上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死水，弄得再漂亮，不过像个游泳池；无本之木是长不高大的，弄得再好看，也不过像个大盆景。

历史的失忆症，必然引发更多的失忆。美术馆只是整个文化问题的一小部分。如前所述，就在清华大学的九十年校庆，就在校方抬出国学研究院的辉煌过去，试图藉此重振人文传统时，我在校园里遇到的是无知与失忆。而今天，在一所我不知道的大学里，我竟充当所谓“人文大讲堂”的演讲人，岂不讽刺？可是有人会说，这算什么大不了的大事吗？是的，没什么大不了，这只是“知道”与“不知道”的问题。苏格拉底被引述最多的命题是“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们的命题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不知道”。种种种种“不知道”加在一起，我们如何谈论“人文”？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大规模失落的常识与记忆，说不过来，这是沉重的话题，我的发言应该结束了，在结束前，容我添几句有点亮色的话——

今天，在恢复常识与记忆的工作上，能够使我们欣慰的，发生希望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空前兴旺的出版业，大家知道，书本就是知识，读书，就是要你“知道”。我归国后最振奋，最开心的事，就是我们的书店终于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每本书似乎都在问我：“你知道吗？”或者说，每本书都在提醒我：“同志，你不知道！”——虽然，今天我们出版的书籍种类与品质，还远远不能和发达国家比，但却是建国以来最像样，最应该的那么一种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中，我的感慨是什么？（引《彼哉》一文内容）

所以，另一件令人宽慰的事就是校园里的年轻人，就是在座各位。我在开始时说，诸位的知识比我多，学历比我高，诸位，就是未来的国家栋梁。我任课两年以来，一面感到惭愧，因为整个我这一代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结构与人格成长很有问题的人，如今已经占据了教育岗位，是国家最主要的师资群体。另一方面，我发现新一代青年已经大大区别于我们，开始接受比较宽广的知识系统，开始从长期意识形态的迷彰里走出来，没有这个前提，谈不上“人文”。但是全方位恢复常识与记忆，又从常识与记忆中逐步建构高层次的文化意识，是个漫长的过程，我愿意说，在在座诸位同学身上，这一过程有希望真正开始。

为了恢复常识，恢复记忆，重建人文的漫长过程，我愿以《易经》里的三句话送给大家，这三句话只有十二个字：

大人虎变

小人革面

君子豹变

什么意思呢？“大人”，指得是“王”，不必细说：“小人革面”，则忽儿这样，忽儿那样，靠着变脸讨生活的角色，我们平时见得多了，也不必细说——要紧的是第三句话：

用今天的说法，所谓“君子”，接近于“知识分子”，指的是有文化，有教养，有立场，有品格的人——可惜，“君子”这两个字，也属于我们失忆的词语了——那么，“豹变”是什么意思呢？古人说话是非常形象，非常准确的。大家在动物园里或电影里见过修长美丽的豹子吗？那一身好皮，无比精致无比高贵，可是您要是见过刚养出来的幼小的豹子，简直没法看，皮毛粘滞，浑浊肮脏，像一团烂泥，哪里想到长大后会慢慢生就那一身好皮毛。“君子豹变”，就是说，你要想从丑陋到美丽，从幼小到壮大，从无知到有知，逐渐成为一个有品质的人，你要慢慢地来，慢慢地蜕变„„翻译成现在的话，大概相当于所谓“十年种树，百年育人”吧，但这话给我们说滥了，依我看，古人许多话，远比今人说得漂亮，说得真确，可是给今人忘记了。我就是因一位年长的前辈告诉我这句话，这才知道，牢记在心。

诸位不论是什么性别，学得是什么专业，今后做什么社会角色，都希望有出息吧？或许，有人会变成大王，那可好极了，有人终究还是“小人”，那也奈何不得，可是我猜，将来诸位是升官发财也好，是白领蓝领也好，谁都愿意自己变成一个“君子”，当得起“君子”这样的美称吧？

好了，我的话说完了，谢谢大家。X 登录 · · · · · ·Email: 密 码: 忘记密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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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陈丹青在理想国沙龙发言2011

陈丹青在理想国沙龙发言在理想国文化沙龙2011第二天上午论坛

在理想国文化沙龙 2011 第二天上午论坛“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上的发言。这是一个好话题，也是困难的话题，如果是记者问我，我会答不上来。因为我对这两个 词不确定：凡是过去的、不在场的，是否就算历史？凡是还没过去、还在场、还在发生，还 奏效，是否就算现实？ 记得 1966 年文革爆发，毛泽东狠狠地向全党全国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 党与国民党、革命派和反革命的继续斗争”。我那年十三岁，戴着红领巾，自以为活在共和 国，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满十七岁了，可是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我心惊肉跳：民国还没 过去？国民党还在？ 现在我明白毛泽东可能没错：那年他七十多岁，除了避走台湾的国民党，他的许多同龄 人都还活着，譬如顶撞他的梁漱溟，杀过共产党的李济深，就住在北京；毛泽东本人，包括 朱德周恩来等等一大伙共产党领导，曾经就是国民党员，在国民政府做过官，1945 年毛泽 东从延安飞到重庆参与国共谈判，下了飞机，上了宴席，据说就当面对着蒋介石喊过：“蒋 委员长万岁！”总之，当毛泽东想起民国、说起民国，就是一大群使他不安的活人。1976 年文革结束，距今也整整三十五年了，远远超过毛泽东回想民国的时间距离。我 们或者可以问：文革是历史，还是现实？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文人和出版社拼命在做历史研究，出版历史书，在座诸位，想必喜 欢读历史。读历史，为了什么呢？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是借辛亥百年，世面上有个正当的理由，谈谈民国。为了尊敬今年的另一份大纪念，我特意钻进电影院观赏 《建党伟业》，不久，不知是谁给我手机来了一份短信，好聪明，把建党与民国一块儿给纪 念了，这份短信可能大家知道，我再念一遍： 《建党伟业》是一部向北洋军阀政府致敬的电影，该片用生动的镜头，精彩的案例，温 馨的细节，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时代：报纸可以私人控股，新闻可以批评政府，大学可以 学术独立，学生可以上街示威，群众可以秘密结社，警察不能随便抓人，权力有边界，法律 有作用，人权有保障，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 不久，又一短信发过来，详细例举《建党大业》和《建国大业》的众多大明星拥有各国 国籍——总之，这部电影拍着拍着，一不小心，把部分民国史给拍出来了。我猜，制片人韩 三平当初没想到这份效果吧。言归正题：虽然这条短信既谈到历史，也清清楚楚指向现实，简直全部回答了这次论坛 的话题，但我不能念一条短信交差，所以赶紧清理自己可怜的历史知识，看看民国的哪些往 事算是历史，哪些花样还是现实。先说早已成为历史的那个民国—— 首先，民国的战乱过去了。我们几代人何等幸福，六十年来没有遭遇任何外敌入侵。文 革的武斗，当然，是毛泽东的所谓“继续斗争”，但死伤者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员，而是和在座 诸位一样的年轻人。昨天听秦晖兄说起广西的武斗，他当年十几岁，亲眼观赏高射炮放低了，轰然平射，还有越战使用的炸药包，到处开花。然后，孩子们清理战场的大片废墟，闻到臭 味，就会挖起一具具广西学生的尸体。其次，半殖民时代过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有殖民区域，完全消失了。我们主权在 握，谁也不敢冒犯！虽然，现在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的市政府竭力刷新从前的法租界英 租界好房子好地段，为旅游业赚大钱，但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之、鲁迅之类闯祸胚子还 想闹事，再也没地方躲了。即便赖昌星远远逃到加拿大，不也乖乖地飞回来戴手铐吗。再其次，中国的分裂过去了。民国时期，或先后、或同期，有过南京政府、武汉政府、瑞金苏维埃政府，延安政府，重庆政府、南京伪政府，东北的满洲国等等，太不像话了！那 时的东三省铁路，忽而归张作霖管，忽而归日本人管，忽而归苏联人管，叫人想起来就生气！今天，全国铁路畅通无阻，新建的铁路线和载客量是民国时期的几十上百倍！虽然最近发生 动车追尾，暴死几十人，但成绩是绝对主要的——“你们不相信吗？反正我是相信了。” 再再其次，国家的弱势完全过去了。民国政府根本没有像样的空军和海军，要靠美国人 和苏联人帮忙，后来匆忙培养了自己的空军飞行员，几乎在对日空战中死光了。我们的空军 多棒！全都活着，还驾驶飞船，进入太空。当然，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马上就要问世了！此外，民国的多党政治彻底完结了。但这是敏感问题，我不敢说，我敢说的是，民国教 育的黄金时代，完全过去了。蔡先生的北大、梅先生的清华、张伯苓的南开、竺可桢的浙大„„ 绝对成为历史，一去不返了。现在他们要是妄想当校长，先得通过层层政审，接着慢慢混到 正局级副部级，才能填写申请表，听候审查。当年蔡元培居然为陈独秀假造学历，梁启超竟 想延聘没有学位的陈寅恪，如今这种违规行为休想得逞！民国出版和言论的相对自由，也过去了。张元济、王云五这样的出版大亨，再也不必辛 辛苦苦自己开办商务印书馆之类，邵飘萍、史量才这样的记者和报业大王，再也不会被枪毙、被暗杀。当今中国的出版商、记者、撰稿人，一律享受新闻出版总署的严密保护，非常安全、正确、和谐，所有人非常懂事，非常乖，不但不怕枪毙，只要好好乖下去，保证不断升官。最后，一个可能被忽略的巨大事相，也成为历史，那就是繁体字、古文教育、文言文与 白话文并存的汉语生态。在民国，绝大部分识字的人既懂文言，又懂白话文，既用繁体字，又用当时通行的部分简体字。随着民国的消亡，这一切，永远消亡了。民国的许许多多其他事物，都成为历史，永远过去了。一部分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譬 如现代化； 一部分是因为政治控制，譬如无所不在的禁止。但限于发言时间，不能一一例举。现在我来快速例举民国仍在今天奏效的部分现实—— 譬如，据说，民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贪污腐化，裙带关系。今天呢，所有被指控的 民国腐败者，远远无法和共和国贪官比。从资料披露，一向被认为巨贪的宋子文，不但没怎 么贪污，而且是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就算他的财富不很清楚，但和今天随便哪个地方贪官 相比，简直羞煞人！我在三联周刊上读到：当年替蒋介石运送黄金去台湾的一位贴身随从，过手金条数千万，没拿一分钱，临死的所有积蓄，不过八万美金。至于民国的裙带关系比比 今日权力格局的血缘背景，还用我说吗，如果需要证据，希望学者仔仔细细做个统计。民国社会层面、世俗生活的部分状况，一度被铲除，之后，近二十多年大规模卷土重来，譬如色情业、赌博、走私、黑社会，都在渐渐与民国接轨。此外，改革开放三十年，凡私人 生活逐渐被允许拓展的空间，都是民国形态的死灰复燃。譬如选美、譬如时尚、譬如娱乐、交际、享受、奢侈、迷信活动、宗教群体，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好消息。大家不要以为 这是我们时代的稀罕事，民国时期早就有了。这一切活泼可喜的生活形态，有的远远比民国 时期更土，因为有教养的阶层消失了，有的远远比民国更洋，因为民国人还没福气领教西方 二次现代化之后的种种新花样。以上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类比，十分粗糙，十分不准确、不可靠，希望得到专家的驳斥—— 其实，坦白说，我以为民国对于今天，对于年轻人，既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为什么呢，因为六十年来，我们接受了空前成功的愚民教育，这种教育的核心，就是不让你知道过去，直到你对过去漠不关心。绝大部分当代中国人，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现实感，对共和国也 不了解，更不要说民国。三十年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其实真正要紧的事，是历 史要从娃娃抓起。最近听说秦晖他们发起对大学生做一个调查，题目叫做“你最熟悉的陌生 人”，请今天的八零后九零后向父母和祖父母追问民国的往事，这是了解民国最最有效，最 最人性的方式：民国就在每个家庭。可是问到一半，据说有家长出来阻拦，别再问，也不愿 说。为什么呢，因为今日的现实害怕历史，以至远远的历史也害怕今天：民国离我们近，民 国的所谓历史，就是一个个活人：所有民国的过来人，被现实降伏，都会选择回避历史，忘 记历史；什么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呢？就是去他妈历史，别跟我提。所以“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个好题目：你是爹妈生出来的，可是你不了解爹妈；中华人 共和国是民国生出来的，可是共和国的老百姓不了解民国。长期不了解，不说，就会不想了 解，不想说；长期不说，几代人不说，就等于没这回事。譬如八零后，尤其八九年出生的孩 子，别说 1949 年之前的民国，连 1989 年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也绝大部分不知道：他们的 爹妈也不知道，就算住在北京的爹妈知道，多数不愿说。这样子不说、不说、不说，于是每 个家庭对孩子瞒着往事，整个国家也对人民瞒着往事。三十年瞒下来，六十年瞒下来，将来 还会瞒下去。现在你马路上抓个小青年或小姑娘，对他说，您知道民国故事吗？我猜人家掉 头就走，听都不想听，还当你是神经病。今天，纽约双子座报销十周年了。纽约人，美国人，每年九月十一日隆重纪念，苦着脸，在纪念会上一个个念出死难者的名字，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将来还会一年一年念下去。我 们呢？辛亥共和一百年，马马虎虎纪念纪念，言不及义说几句，就算对付过去了。也难怪，为了 1911 年的辛亥，为了 1949 年的国庆，死人太多太多了，哪里念得过来。可是诸位明 鉴：不清不楚的历史，算什么历史？躲躲闪闪的现实，算什么现实？所以我总觉得民国既不 是历史，也不是现实。唯一的例外，是如今允许提起“民国”这两个字。不过今天在座的年轻人，比较不一样：大好秋天，哪里不能去，偏偏跑来听民国，有什 么意思呢，可是大家来了。谢谢大家。2011 年 9 月 11 日

第三篇：陈志武教授在中央党校的演讲

陈志武教授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2009-07-06 11:05:43| 分类： 转载文章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大家关心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以后的走向，社会怎么走？经济怎么办？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长久如何能持续？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谈论的话题。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发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变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过渡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但是讲了十几年，到现在，依赖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为什么呢？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逼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仅没减少对出口依赖、对投资依赖，反而还恶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从基础制度角度来理解，去看为什么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特别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还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只要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很困难，这种愿望可以表达，但最后要实现非常难。

具体讲，我想回答下面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中国，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从大到小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保8。为什么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员去说，在中国必须要有8%的GDP增长速度，大多数人会觉得很纳闷，如果在美国的话，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长速度就很高了，那就会让整个美国社会非常欣欣向荣。但是，在中国，要8%才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多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去年我在广州跟网易的首席运营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向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说：你把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否则不可以直接比。我待会儿再解释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这实际上跟第二个问题有关，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为什么？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座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工作给大家去选择？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低，比其他国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针对这四个问题做些回答。

过去的经历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国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做的贡献总体上还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1980年时，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占22%左右，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尽管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间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为日本在这个期间，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长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趋势，往下走。

所以，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明显，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跟我今天讲的主题最相关的原因是，在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确实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还有大的工业基地，政府投资的能力，确确实实是非常高，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中国跟印度做比较时，这一点更明显。因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调动，否则就会难以兴建大工程。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差不多两边都不靠的状态。就是它既没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没办法像美国的资本市场那样汇集资源、调动资源，难以调动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去发展大的基础设施或者大的制造业项目；它又没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因为印度不是国有制。比较一下，印度没有很发达的资本市场，又没有国有制安排下给政府带来的调动资源的这种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可能跟中国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在哪个地方盖几幢大楼、建几个更漂亮的立交桥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是学经济学，还学了很多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

所以，过去30年里，国家对资源、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当然，我知道年纪越大的中国人，越会把发展跟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跟投资、跟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当你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加快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时，你对此的第一个反应、理解会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厂，要建很多产能和楼房，要做更多的投资！但是在我看来，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还有特别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换句话说，过去这种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生产资源，控制资本，做这些大项目，做基础设施投资，产能扩张，做到一定的时候，必须要慢下来，发展的重点必须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还是围绕着人们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这个目标，仔细去想一想，在温饱解决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标不再完全跟产能、跟投资联系在一起，当投资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模式必须转变。

当然，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产能扩张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的产品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到今天，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很多，已经越来越难。

所以，今天，即使没有这次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模式也到了一个瓶颈口，到了一个没有选择的转折点。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隐藏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反过来面对这些基础制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民间消费增长越慢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说美国人太喜欢花钱了，但是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是相当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经济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住穿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是相当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整个过去五十几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跟民间消费比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们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过去六十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线上升，而这两种趋势不管是计划经济时，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中国的情况。为什么呢？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国的民间消费在过去五十几年总体上在上升，当然这个速度很慢。因为到最后，我们如果以百分比来衡量任何东西的话，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终不应该超过GDP的100%的水平。美国的政府消费在1952年时跟中国那个时候的相对水平差不多，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间。因而，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相对于GDP的水平越来越高，而政府消费慢慢在下降，从原来的16%，下降到现在差不多10%的水平，这是美国的情况。

或许我们说美国太富，中国不能与其相比。那么，我们看看巴西，因为巴西人均GDP虽然是中国的两倍，但是它比美国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间消费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总的趋势在过去五十几年也是逐渐上升，当然中间有几年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冲击所致，但总趋势是民间消费越来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消费总体上没怎么变，这是巴西的情况。

俄罗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况大致跟巴西类似。1991年，俄罗斯民间消费占GDP的35%，也就是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之前，其民间消费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费当初是占25%，现在占GDP的22%。所以，俄罗斯的情况跟巴西、跟美国的总趋势是一样的，其民间消费占经济比重越来越高，但政府消费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趋势。

实际上我可以给大家看很多国家的数据，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谈更多国家的数据了。但是，如果你对每个国家做分析，你会发现下面两个结论：

第一：在民主宪政国家，因为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民主宪政制度的制约，政府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难以膨胀，难以失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巴西、美国、俄罗斯、日本基本都表现出这一共同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变，要么就是往下走，这跟民主宪政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征税权的制约，关系很大。

第二，与国有经济相比，私有市场经济更能使民间消费随着经济同步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民间消费相对GDP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几年都是呈上升的趋势，俄罗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当然，你可能觉得也许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些数据，反映的只是这几个国家的情况，是经过我挑选的特例，是一些例外。为了说明并不是这样，从做研究的角度讲，除个案以外，我们更应该去搜集一些尽可能大的样本，做系统的分析。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跟何乐水同学把70个不同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首先根据每个国家在1980年时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组，每组包含14个国家，然后,看从1980到2003年间这些国家的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谁高谁低？换句话说，一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民间消费会增长多少百分点？对GDP增长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国有企业比重最低（3%）的第一组国家，在这14个国家里，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说，对这些私有经济国家来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就会增加0.97%。那么，这五组国家基本上是这样：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根据GDP的增长而增长的这个系数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其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老百姓消费只增加0.82%。当然，中国属于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那一组。

所以，从70个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高，就越会抑制老百姓收入、抑制民间消费。

为什么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

从学理上说，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为什么是这样？如果大家熟悉现代经济学的消费投资预算优化模型，那么，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你个人、家庭每天在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时，你会有两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跟劳动有关的收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是资产性收入，就是资产升值，或者说财富型、财产型收入。这时我们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等，所有的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制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制，差别就大了，因为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它们升值再多，尽管名义上说全民每个人都有一份，可实际上随便问一个普通中国人，问他：“昨天中石油股票涨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几块钱了？”大家知道，他会说“你疯了”！比如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时，整个中石油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按理说，用这1万亿美元除以13亿人口，每个中国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属于自己的一千美元财富，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在中间有3千美元财富。所以，任何时候中石油的股价涨10%，每个中国人的财富差不多就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话，如果每个人直接拥有属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会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馆多吃一顿饭，女士们可能会多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换句话说，如果是私有制，这些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等的股权财富就都能转换成民间的收入、民间的消费。大家知道，按照市值计算，工行、建行和中行今天是全球银行排名的前三名，但是这些银行的价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马上带来新的收入感、带来新的消费或再投资愿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跟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下多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所以，我们每天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时候，不会、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来。

但是，在私有制国家里不会有这个问题。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大家猜一猜美国当时GDP的增长速度有多高？最高的时候只4%。但是，在美国，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计算，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安排下，随着GDP按3%、4%的速度增长，人们的劳动收入差不多也按3%、4%的年速度增长，但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产亦即私有财产这一块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也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有了两条分享增长的收入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的渠道，一个是资产财富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把GDP增长，按照三到四倍放大的效果对老百姓家庭的消费带来很大推动力，所以，在私有制国家里，不需要8%、10%的经济增长速度，社会照样能够欣欣向荣！

也正是由于国有制堵塞了上面讲到的老百姓财产性收入渠道，在我们把中国GDP的增速跟私有制国家GDP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二，然后才可以比较，否则不是一回事。原因就是，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只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

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操作层面上是国家拥有，这些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当然更不用说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上万亿人民币的利润了，这些本来都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当然，许多朋友会说，如果像现在股市和资产都在缩水的时候，老百姓不直接拥有这些资产不是更能规避金融危机风险吗？因为这些缩水是由国家承担了，这些损失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担。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虽然财产会贬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今天还是值几万亿元，老百姓不拥有这些股权当然不会面对财产缩水，但也不拥有这些价值。更何况，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从长远来看资产是升值的。

在中国，民间消费为何难以增长？

刚才讲到的可能相对比较抽象，基于70个国家的大样本分析，会有一个缺陷，就是总感觉不太具体。在一个国家里，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还有民主宪政或非民主宪政，到底是如何阻碍民间收入、民间消费的？为了说得更清楚，下面我们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看看民主宪政特别是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的有制约还是没有制约，最后以什么方式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再一个是国有制的安排，为什么它会进一步妨碍民间消费增长？

先从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三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三个群体，哪个群体分到的最多、哪个群体从增长中分享到的最少？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征税权基本不是由全国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门掌握，差不多各部门就有权去推出新税种或新费种，也可以对现有税种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去调高税率，也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税。

那么，在宪政层面讲，征税权不受制约到底已经给中国社会的这三个群体带来什么影响？国民收入在他们中间的分配又有什么影响？从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间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因此，在民主宪政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这一块，在过去12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是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政府规模失控膨胀的趋势。也就是，政府财政规模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到底有多大？像我们做研究，特别是碰到宏观经济数据的时候，会让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说GDP或者政府税收增加多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这些数字对个人来说太抽象。为了避免过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为了有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先要问，在中国历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说，清朝乾隆时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财政税收4937万两银子。当时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个月赚2两银子，一年24两。这样算，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万个北京工匠就可供养整个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开支。

今天，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税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亿美元，除以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这相当于8500万个美国老百姓当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万个美国人的收入可以供养联邦政府。相对于中国的乾隆朝廷来说，现在的美国政府确确实实也是很大、很大，因为乾隆朝廷由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了！话又说回来，清朝多数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差不多只有国民总收入的3%—5%，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时期，尽管我们说清朝以及中国的其他朝廷是那么专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说，怎么骂都行，但是拿这些数字一看，原来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当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滥用权力要更多钱，而是那个时候收税实在太难了。大家都知道，通过运河运粮食都那么艰难，你要收更多的钱，谈何容易呀！不过现在征税、收税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电脑之后，你逃也逃不掉，这本身也说明在政府的收税能力、运输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过民主宪政制约征税权是多么重要呀！

我经常说，之所以民主宪政在人类社会是非常现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宪政的国家是英国，那也只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完成的历史进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而大多数我们熟悉的民主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民主宪政是这么近代的人类现象，跟人类技术革命的发展关系非常大。比如，我刚才讲到乾隆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3%—5%，那时候尽管朝廷可以随意加税，但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技术更是没有。所以，没有火车、汽车、飞机这些运输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民间利益、给老百姓财产所能形成的威胁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远”指的就是这个地理距离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对老百姓的变相保护，还有一个是通信手段的缺失，这也变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财产和民间少女更好地保护起来。

但是，现在有了火车、汽车、飞机、万吨巨轮，还有这个互联网时代，征税能力、搬动运输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这个时候，由民主宪政把政府权力约束起来的必要性，跟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较，都是高得多。因为你稍微不约束政府权力，让权力稍微发挥、滥用的话，给老百姓利益能够构成的冲击和伤害是前所未有的高。这就是为什么不只是在中国，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民主宪政都是在最近两百年、甚至几十年才变成各社会共同的诉求。

我们很多人说民主自由、民主宪政，历来就不是中国的传统，跟中国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说，民主宪政不仅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往的传统。没有哪个国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运作好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学者的话蒙住了，他们说，中国历来就没有民主宪政，所以未来也没必要有。想想也对，秦朝、汉朝、唐朝、宋朝等都没有民主宪政，但是这些人就不会跟你讲，不仅中国是这样，过去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宪政。我们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手段以及调动老百姓财产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须相对于这些东西来看民主和对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国2007年的政府规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时，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亿3千万个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个时候是全能政府时期，至少对城市人来说，工作、小孩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等，这些都由国家包下来，正因为此，所以就要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亿5千万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是减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过那还是远远大于只需要205万人的收入即可供养的乾隆朝廷规模，比美国政府的两倍。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亿7千万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改革的确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亿5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亿8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亿3千万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征税权不是控制在民选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我知道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要加强税收，要让中国税收不断增长，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特别是很多学者最近十几、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国家跑，去找哪个国家的哪些税种是中国还没有的。回国以后再介绍给中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摄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赋不高、还要到处引进各类名目税种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也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如果大家去翻翻教科书，就会知道我们建立公有制、建立国有制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至少，老百姓的税赋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不能够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就是误导人。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做一个粗算，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印象。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做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总价值大约是50万亿人民币。按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实》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万9千家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6、7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人民币。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我们上面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人民币，这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人民币，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万6千亿人民币。8万亿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千多元的财产性收入呀。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政府预算内的5万4千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因为在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安排下，当财政预算是黑箱操作时，你靠什么制度机制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所以，我就说，你不能装作没看到，不要装着说第二次分配的初衷是多么好的理想，然后就不去看实际的财政预算是不是真的在进行希望看到的第二次分配。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谢部长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5万4千亿，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千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那一年有点财政盈余，所以，大致上说政府总开支的15%用在这三个民生项目上。这6千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政府为人均开支461块钱，这461块钱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你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是1万5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这个61%跟中国政府在这三项开支占政府开支的15%可以做比较。1万5千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这跟中国政府这三项开支相当于GDP的2.4%也可做比较，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关键在于民主宪政制度安排。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可比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

国有制和私有制带来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经济学界过去的讨论中，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更高还是更低上，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对消费的依赖度有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国家，它们当时基本没有服务业即第三产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回过头看，尽管70年代、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技术，特别是跟生产力、跟生活有关的技术，不管是家电、电脑也好，汽车也好，甚至是火车，等，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说明他们的发展离民生太远、距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这里我不是说由政府官员做投资决策、做开支决策的时候，他们会不负责任，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很好，但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如果让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也就是因为我要对上司负责，如果我的工作好坏由上司评定，他的业绩再由他的上司评定，而我们的前途又分别由各自的领导决定，那么，我就要想，拿到这几十亿、几千亿元，往哪里投资、往哪里花才更能让我的领导们看得见，怎样表现对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那我肯定倾向于这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还有那些工业大项目。

这话怎么说呢？过去几年，我每年带着耶鲁大学的MBA学生到中国访问、参观企业，去年我们去宝钢给每个学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宝钢炼钢车间这么宏伟，轧钢工序那么长，又长又壮观的钢条被那些机器送来送去，又是加热又是冷处理，让这些都是第一次到中国的我的学生们觉得：哇！中国制造业这么宏伟、这么厉害！客观想一想，几乎每个炼钢厂都会这么宏伟，因为它们必然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宝钢给他们留下甚至是最深刻的影响。过去七年，我每年带着不同的耶鲁MBA学生到中国来，这些学生每次都是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工厂和高楼大厦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正因为考虑到这点，同时考虑到制造业工厂最能代表中国的经济结构，所以，两种因素吻合之下，我每年都会选一些制造业工厂去参观。既然我的学生有这种偏好、按照这种方式去审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所有领导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偏重、鼓励有形的大工程，喜欢那些形象工程，轻视那些对社会更重要但属于无形的项目。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年里，每当领导人为了培养出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而宣布加倍对北大、清华、人大等大学的投入时，我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大学的校园又要大兴土木、环境又要被糟蹋了，因为他们肯定又要多盖新楼，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我知道，如果我是校长或者书记，如果我把10个亿的钱，真正用来改善教育、改善研究，那我就太笨了。你想一想，什么叫更好的教育？什么叫更好的研究？这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果我真的往这些方面投入，十年或者永远都看不出成效，那样，我作为校长的功劳和业绩就永远无法表现出来，看不见。相反，如果我把这些钱花在新大楼上，我的校友、我的领导以及各种来访者很快都能看到，他们来的时候，每个人会说：“哇！你这个校长做得真好！前两年还没有这些大楼，现在到处都是摩登大厦了！”

所以，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花钱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对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对民生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为了建这么多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厂，对方方面面资源的需求会更高，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也会更严重。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民间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特别是由女士们去花钱时，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买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养老产品、多少医疗品等；然后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饭等等，这很容易理解，由家庭来花钱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关的行业大致有两大类，一种是消费品，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的轻工业；第二种服务品，也就是说第三产业。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引申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私有制经济往往能带来对第三产业和对轻工业的发展，而现在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了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它的需求结构所致。需求结构是什么样，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否则，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只能是一种愿望。

偏重国有经济的结果使就业难以增长

在就业的问题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至4倍。例如，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是4：1的比例。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而国有企业每年在丢失就业机会。1998年，那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两千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那年创造了五百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百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 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那样做，或许让GDP按照“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虚增，但对民间就业是很糟糕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很少，必须要“保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强解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要。

之所以偏重国企、偏重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对就业机会最大化非常不利，最明显的例子是像奥运场馆，大概总投资是4千亿人民币，奥运会之后，这4千亿投资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也许有2000个？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是花了两个亿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如果把资源投入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会很不一样。比如，重庆富侨足疗公司，创业才几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侨足疗分店，共有4百家分店。这家公司总共雇佣4万多人。它的投资是多少？每开一个分店，大概花几百万，每两万块钱的投资就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这个服务业新就业机会跟投资比值是1：2万，而奥运场馆是1：2个亿的投资。因此，大家能看到，服务业创造就业的效率跟基础设施、大工业项目就是不一样。

为改变经济模式，民有化改革是必需

综上所述，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改革。第一当然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虚的全民“所有者”给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这样一个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这样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我知道，关于这一方案已经说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本来就有1.5亿左右的基金帐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帐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帐户，在规模、难度上应该是相差不多。

另外，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像俄罗斯、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在私有化？我要强调说“不是”，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和俄罗斯当初的私有化不一样，民有化是实现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我并不是说把国有企业都拆分了，国有企业继续可以运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产权收益、财产性收入都应该注入到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然后由13亿公民直接拥有这些基金的股权，这样把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给具体落实，这没有违背原来的全民所有的概念，并且也能帮助实现十七大强调的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改革路径的问题，以前有很多误解。对于所谓“休克疗法”改革的结果，我觉得太多学者仍然把结论停留在9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期东欧国家的状况上，没有几个人今天再去东欧国家去看看，看今天的东欧跟90年代末期的东欧有什么差别。最近跟一位东欧学者谈到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的问题，他说，在东欧，这些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在那里改革已经完全结束，而且多数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离西欧国家很近。比如，捷克，前南斯拉夫分出来的这些国家，前苏联分出来的很多国家、波兰等等，这些国家的人，不管是决策层还是老百姓，都已经把改革画上了句号，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相比之下，接下来在中国的改革该怎么走，这还是一个问号，还是继续进行时。所以，说“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一种失败，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成功”，这句话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因为一个已经完成，而另一个还在进行，中国下一步怎么走？我希望提一下这点，大家可以自己去观察、收集数据做一些判断。

[2009年5月23日]

第四篇：陈馨贤-采购人员沟通与演讲技巧

陈馨贤-采购人员沟通与演讲技巧

培训对象：供应链管理经理、采购经理、物流经理、采购主管、采购计划员、采购人员、物流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士

培训讲师：陈馨贤

课程介绍：你知道哪些素质是当前采购人员最欠缺的吗？你知道演讲与沟通能力几乎成了采购人员提升的最大障碍吗？如何营造和谐的内部沟通渠道和外部沟通环境？怎样才能做到有理有节的有效沟通？怎样提高聆听技能？沟通中的冲突，如何有效处理？

采购人员沟通与演讲技巧课程将协助你达到目标——专业的采购人员如何制作各种采购工具表格，如何沉着冷静、思路清晰地、用富于感染力的方式发表演讲；如何与内外部有效沟通，从而为你的职业生涯再奠定一块重要的基石！

课程收益 ：

采购人员怎样实现有效的内/外部沟通？

怎样学会设身处地---积极聆听？

怎样进行不同部门，不同层面的沟通？

如何处理沟通中的冲突？

演讲如何成就采购在企业中的角色提升

如何组织与准备演讲？

如何作出专业的采购工具与报告？

课程大纲：

一、对有效沟通的认知

1.有效沟通的核心定义

2.有效沟通在管理中的作用

二、沟通中的障碍及克服方法

1.有效沟通的六大要素与基本模式

2.如何克服沟通中的障碍？

三、怎样实现有效沟通？

1.主动愿望是有效沟通的关键

2.双向性是有效沟通的基本保证

3.沟通方式的明确性

4.具有同理心，运用赞美与/宽容/保持理性

5.学会设身处地---积极聆听是良性沟通的保障

四、采购人员内外部的沟通方法

1.怎样与外部客户沟通？

2.达成外部客户满意的方法

3.怎样与内部协作部分沟通？

4.如何达成部门间的协作的训练

五、沟通中冲突的处理

1.为什么会产生冲突？

2.如何认知沟通中的冲突？

3.托马斯-基尔曼冲突处理方式自测

4.冲突处理的五种方式比较

六、演讲与采购

1.演讲是采购人员最佳综合素质的体现

2.采购人员演讲的对象和方式

3.采购人员为什么而讲和讲些什么

4.学员演讲录像（每人3-5分钟）

七、什么是成功的演讲

1.每一位听众/观众才是最终的裁判

2.演讲成功的基本要素

八、如何精心准备一场演讲

1.演讲内容的准备

2.商务演讲目的；

3.分析目标听众；

4.组织演讲主题、材料和组织结构；

5.先声夺人的开头/余音绕梁的结尾；

6.演讲的排练

7.商务演讲的形象准备

8.演讲辅助设备的准备

九、如何利用Powerpoint作出专业的演示稿

1.如何写有关产品的技术介绍

2.如何写供应商选择的报告

3.如何写报价分析

4.如何写项目RFQ

5.如何写项目阶段总结

6.如何写总结

十、学员PPT讲演及点评

学员演讲录像（每人3-5分钟）

采购人员沟通与演讲技巧课程总结。课程联系：一五零三八三九九七二七

第五篇：陈磊在北大清华学子成才报告会上的演讲

在北大清华学子成才报告会上的演讲

北京大学 陈磊

各位家长，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陈磊。陈是耳东陈，磊是三石磊，我和我的名字一样，很普通。记得在北大登记时，一看名册，呀，有两个陈磊。可见我的名字却实平凡。可是，两个陈磊，都能上北大，足以说明平凡人也能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所以，在座的同学们，请有这样的信心——今日，你们是听众；明日，你们也将面对听众！

07年的高考，烽火已散。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心中感慨万千：感慨学习的苦与乐，感慨考试的成与败。高考江湖，谁主沉浮？我知道，面对高考，许多家长是“停杯投箸不能食”，许多同学是“拔剑四顾心茫然”。虽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但何处是捷径？虽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可这条舟也许是有去无回的独木舟。勤学苦练，并未给一些同学带来优异的成绩。作为高考的过来人，我希望为学弟学妹尽一份力，提供一些方法经验，帮助大家尽快攀上书山，渡过学海。

我的演讲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技法篇，浅谈学习技巧；第二部分，心法篇，主讲心态调整；最后，谈谈高考，谈谈教育。

下面进入第一部分—— 技法篇。

行走江湖，如何缺得了独门功夫，纵横试场，也需要平日的技巧保驾。

学习，哪里最难？有人说，背诵难，难于上青天。还有人唱：给我一杯记忆水，让我一生不流泪。背诵，的确是我们心中的痛。我这里倒有一些方法。大家可以把我当成推销员，不管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还是家长，都来现场试一试我的方法，好的话就采纳。

请听第一题：英文词组“break up”，有如下几个意思：（会议）结束、（学校）放假、解散拆散粉碎，与某人分手，关系破裂使（精神）崩溃。该怎么记？ 我的方法是三个字：巧联系。我是这样记的：校务会议结束了，校长根据讨论结果宣布学校永久放假，学生们就地解散。着无疑拆散了他和他。他与她分手了，关系最终破裂。于是他们精神崩溃了。

这样一来，众多意义便来了个大杂烩。同学们也可以找个情境把各条意义联系起来，就算内容显得夸张、荒唐，也是有助于记忆的。在座的同学可以再自己回忆一下“break up”的意义，按照我讲的方法。相信大家一定记得八九不离十。而且这样记，很难遗忘。

请听第二题：历史课本里讲一五计划时谈到了许多工业成就，不妨全列出来：鞍山钢铁公司，沈阳机床厂，沈阳飞机制造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宝成铁路，鹰夏铁路，三条入藏公路。能记吗？ 能！还是三个字：巧谐音。口诀是：鞍长沈飞，武汉保下唐三藏（稍作解释）。口诀以谐音为主，还用了摘字法，就是把每个词的头一个字连起来。看，那么多成就，轻轻松松就记住了。

刚才我说背诵难，有的同学可能不同意。

什么最难？语文！不信，把语文成绩和其它科目的分数比一比，一般都是语文靠后。高考语文确实不易，听说有的大作家做高考试卷，居然不及格。可，当我们把这条新闻当笑话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打个比方，有个人会打两千分，是高手，却没研究过八十分。如果直接让他打八十分，会怎样？自然是一败涂地。同样的道理，没研究过高

考语文，水平再高也要栽跟头。高考语文有它的规则啊！

在此，我十分郑重地要求高中同学们，已经开始专题研究“诗歌鉴赏”、“现代文阅读”等等的除外，其它人，从明天起就清对以上内容进行专题研究，哪怕你才上高一！一般而言，这类专题研究是高三总复习的事，但我个人觉得那样太晚了。考卷上的语文不等于生活中的语文，我们必须熟悉它的出题思路，答题角度、模式。再加上语文是一门需要积累的科目，越早进行就越有利。怎么研究？一方面买各个击破之类的书，它们比较系统权威，有助于大家了解内情，二要多做权威的模拟试卷，看看标准答案比你高明在何处。三要及时总结。我不只是数学有错题集，语文也有。

对我个人而言，最难的应该是数学。题目难是一方面，更主要是题量大，一不小心就会犯错。怎么办？这里现讲一个故事。传说有一些人能刀枪不入，其实真有这样的人。在少林寺，武僧是这样练的：每日痛击一处，任其皮绽肉开。反复多次后，伤口便结出硬疤，奇硬无比，可以不入刀枪。可见，对于自己薄弱之处，必不可手软，只有不断强化修正，才能不再出问题。

我是一个十分粗心的人，在数学上，用专业术语讲就是缺乏数学意识，经常忘记讨论，审题不清。直到上了高三，我才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不记错题，而是记错误点，每天抽空看，考前反复看，我会总结审题的步骤，防止粗心毛病再起。如此，让数学意识深入心中，真正构成一道铁壁铜墙。

我是文科生，不能不谈谈历史地理。我不喜欢说学历史地理，我觉得说悟历史地理更合适。想要悟得出道理，必须读得进书。这些教科书历经二十年的反复修订，可以说少有多余的话，每一句都有深意，都需要我们潜心研究。读一遍，索然无味；读两遍，似有深意;读三遍，难以理解；读四遍，茅塞顿开;读五遍，拍案叫绝。瞧，这样的读书不是很有意思吗？是不是像名侦探柯南在寻找破案线索？我甚至喜欢这样，捧一册历史书，依着大树，有清风为我翻页，有百鸟为我朗读。阳光被树叶筛过，在纸上留下迷离的光圈，仿佛是批阅的痕迹。那样悟书，令人沉醉。

技法之外，还有一些学习战略值得掌握。古语说得好；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所以，制定学习计划便是首先要强调的战略。也许有同学会说这是老生常谈，不值一提，可事实上又有多少人真能日日有计划，有能计划好？计划不是“空话”，有些同学定计划喜欢定些大而空的东西，比如“今天复习数学”。计划必须靠实。执行起来要有条不紊，自我加压力使自己无法偷懒；计划也不是“大话”，目标太大，完成不了，反而伤害人的上进心；计划可以有高度的灵活性。今天的计划不必在昨晚定下。今天上了堂课，发现哪儿有问题，立刻记在计划本上，自习时及时弥补，这样的小计划反而很有效。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这第二个战略便是“逃”，逃什么？偶尔“逃”作业，偶尔不听讲。也许有人会大惑不解：这可是犯错的行为呀！别急，听我慢慢道来。看当今之校园，老师不会只为一个人布置作业，也不会只为一人上课。他照顾的，是大多数人。如果作业真的太简单，同类题目你已经做过很多很多遍；如果讲的课是一堂试卷评讲课，而你恰又没多少问题，何必再浪费时间呢？那该干什么呢？第一种便是干与之毫无关系却又很重要的学习的事；第二种是针对“课”而言的。你可以不用太专心听讲，但可以借机自己总结该试卷，把试卷上复杂的计算再多练练。有时候，确实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太合适的事做，做了也无法全身心投入，第二种方法介于听与不听之间，一箭双雕，岂不美哉？

但我必须强调，这种方法必须谨慎使用，用好了可省大量时间；用不好，便一事无成。有时，看似简单的题会暗藏玄机，老师平讲时会联系过来一些更深的题目，因此，事后，你要向学习比较认真的同学询问，防止错失良机。

战略三便是与人合作。你出一种思想，我出一种思想，我们便有两种思想——合作的结果是双赢。合作的方式有许多种，比如共享自己做到的好题，利用课余时间对文科记忆知识互相提问，共享学习经验，甚至可以互相倾吐，相互鼓励，调整心态。我和我的同桌就结成了学习伙伴关系，最后的结果也令我们惊喜，我取北大，他入南大，而且他的总分只比北大起分线少4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第四个战略就是与所有人处理好关系，一来，关系好可以使你不用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烦心，专心学习；二来，关系好使你可以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本来嘛父子一场或同学一场或师生一场就是一种缘分，有些同学和老师闹矛盾到这样的程度：该老师的课不听，作业不做。这只能害自己。

以上便是技法篇。其实，一切的技法皆源于两个字：用心。我相信这样一句话：用心者无敌。一个用心的人，自己就可以摸索出一套很好的学习方法；不用心的人，听一万个讲座也没有用。我可以武断地讲对于智力水平正常以上的同学，一切学习问题都可以用一个原因概括：不用心，就是不用心，不用怀疑。当然我所谓的学习问题是没有达到该达到的水平。有人要反对：某某某天天熬夜苦读，成绩也不好，他难道不用心吗？我承认他很勤奋，但他算不上用心。用心离不开勤奋，也离不开动脑筋。用心的人，处处留意，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想尽一切办法学习，而绝不仅仅拿本书死背，拿本书资料死做。他们会认真分析问题，对症下药。

举个例子：老师要求记错题，本意在查漏补缺，可有的同学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错题连题目带解法一字不差全盘照搬下来，费时费力。这就是不用心。他只是被动地完成老师的要求，而没有主动问问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做对于普通的粗心，只需要记下错误要点，每天抽空看看；实在要记原题，完全可以简写嘛。

那，怎样才能用心？其实不难。只须多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为什么这样做，怎样才更有效率，难道这个一定要死记，不，绝不是的。等等等等，问的越多越好。一天十次，你就不差；一天百次，你就很棒！有些同学确实很用心，但他却常常抱怨：我为什么进不了前10名？我怎么还不优秀，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心态问题，那么就让我们进入下一部分—— 心法篇

心态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不可能全面涉及我希望带来一些重要的调整方法，在出现问题时能自我修复。

首先，要牢记“四不”。这是最基本的。哪四不呢？

第一：不怨。面对压力，许多同学喜欢怨天尤人。有人怨老师，觉得老师水平不够导致自己成绩上不去；有人怨同学，认为同学不用功带坏了自己等等，不一而足。以怨老师为例。这其中，有些人怨得毫无道理：同样的老师，教出的学生为什么有好有差？是老师不关心你？可你是否用好了老师这一资源，向他认真请教过呢？没有！所以他们毫无道理。而即使是剩下的一些同学，也只是有些道理。怨怨怨，怨得再多有用吗？很明显。不可能所有的老师都

是特级，怨上天，老师也不会换，只会怨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他们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只会发泄于人。这不仅无助解决问题，还使自己极其浮躁，要不得。怎么办？逼自己不要轻易怨人，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考虑，然后再审视自己。劝那些易怨的同学一定要改变性格，否则，人生必受大挫。

第二，不急。许多同学确实很有上进心，但他们太缺乏耐心了，不知道学习的事不可一蹴而就，于是乱闯误撞，烦躁不安。急的坏处在于使人心乱，无法全面细致地分析解决问题。一定要改。怎么办？先努力静下来，定一个合理的计划（最后参考老师，同学对你的建议），一个开始的计划可以不成熟，但一定要全而细致，囊括各科，细到每个考点，然后抛开杂念，一心一意做计划（开始不要把完成的时间限的太死），每实现其中一个小任务，就美美的奖励自己一下。计划要灵活，该调整时就调整。相信可以祛“急”。

第三：不怕。有人对考试测验心生恐惧，导致水平发挥不出，这是十分可惜的。还有的同学接受不了一次考试的失利，情绪低落。平时的测验，应该这么想，反正不是高考，考烂了又怎么样？大考时应该这么想，小考都烂到底了，大考只会更好。其实考试是一件大好事，考得不好更是一件好事，大家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呢？你在沙漠里艰难前行，不知有没有走对方向。这时候，突然有高人告诉你：朋友，你走错了，你是不是该万分感激并高兴呢？考得不好，才清楚学习的问题在哪里，不等于有人热情地为你指路吗？考得好，说明你的问题没暴露，反而该担心。考试只是一种手段，我们要做的，是好好利用它。是控制考试，而不是被考试控制。

第四：不弃。许多人放弃某件事时常会说：太难了！其实很多时候，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的。真正的原因是“太苦了”！他们不是畏难而是怕苦！今天来听讲演的同学，都是具有上进心的，我希望大家无论在学习上遇到怎么样的困难都要不要轻言放弃。有人会说，我成绩差，没希望了，难道不该放弃？我知道这样一位同学，算不上聪明，高中进校200名，第一学期数学考了92，接近不及格。请问，他有希望吗？有的，因为那人就是我。我这么笨的人都能上北大，是不是证明北大很烂？当然不是。请记住，北大不是为天才而设，而是为强者而设。要知道，最强之强不是高智商，而是坚强，是永不言弃的信念！我在北大有个室友，是体育生。我问他：“赛场上遇到高手会自卑并退却吗？”他说：“不会。我已技不如人，要是连气势都输了，就真没希望了。再说，输，也要输得像个男人，不能让人看扁了。”现在，他是全国同龄人中的第一，那些高手，结果也并不是那么强。

同学们，不管竞争多么残酷，我们都要战斗到底，为了我们不容侵犯的尊严，为了我们追寻以久的梦想。既然铁树可以开花，既然乔丹可以绝杀，既然红军可以长征，既然丑小鸭可以变成白天鹅，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奇迹？即使失败，我们也可以宣告，向苍天，向大地：我们有一段荡气回肠地奋斗史，我们无愧于心！

在“四不”之后，我将给大家带来一个要诀“学会自娱自乐，学会自我激励”。学习之路漫漫，我却总能找到快乐。

比如记笔记。别人叫错题集。我叫军事法庭，别人记某年某月某日，我则参考古代帝王年号，记开元元周，开元一周；自创代表特定意义的符号，给借笔记的同学得意地翻译；遇到好题，只抄还不过瘾，定要尽情酷评……从此爱上记笔记。比如比交的小结，完全不必生硬总结。今天用文言文成文，明天写得文采斐然，——适当和老师开开玩笑，大家都开心。

比如定计划。自封为东陈王朝一代雄主，以考场为沙场，以练笔为练兵，给每个计划取一个气派的名字，给每一次努力定一句豪迈的格言。比如早读，不必有气无力。尽兴出尽可手舞足蹈，畅快时尽可拍案称奇。

比如下课——那是唱歌时间，自唱一曲，何其畅快！生活中并不缺乏快乐，而是缺乏寻找快乐的眼睛。不要把自己逼得太苦太死板，我们要潇洒走一回。北大倡导独立自由，同学们也应当学出自己的个性。不断暗示自己，鼓励自己，让斗志与快乐永远围绕在身边。比如我，喜欢英雄，就把学习当战斗，体验战斗的快感 对我来讲，我的生活之所以很快乐，也与我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我一直起居有定，早睡早起，从不熬夜也很少迟到——我是班上负责开锁门的。我还有一个特点，几乎从不打瞌睡，整天精神抖擞，状态极佳。

如果心里真的很难受，不妨对好友倾诉或散步赏景；如果实在学不进去了，也可以散散步。记得我曾独上泰中的起凤亭，思考人生，回来后就有一番大彻大悟。自然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能教给我们很多东西，能让我们平心静气。

我想对大家说，良好的心态应该是这样的：既心如止水，又惊涛拍案。似乎矛盾。我所谓的心如止水是对待考试，竞争要有平常心，面对困难，逆境要冷静地分析。要给自己定适当的目标理想。我很喜欢班得瑞乐队的演奏。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把他们的专辑《梦花园》送入复读机，让那迷人的旋律灌满房间，净化我的每一个细胞，平抚我的心蓄，然后再美美入梦。我所谓的惊涛拍案，是指对学习充满激情。我们不在乎奋斗的结果，但要在乎奋斗的过程。

高考前，我曾为全班写过一篇文章： 从今天起，读书，做题、看笔记。试试看，用尺笔在试卷上演奏，也很动听。光阴如落花，悲戚地洒落却未被赏过；资料如古董，沉默在角落却未经摩挲，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时间？六个月，每个太阳日都应该充满斗志；一百八十天，每分每秒都应该凝聚信心。我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创造百分之百的神奇。手握乾坤，扭转亘古的宿命；气吞山河，塑造全新的自己。愚笨？或许，但笨重的犁照样耕来收获；卑微？不错，但我至少可以感动自己。题海扬帆，信念可乘风破浪；书山论剑，意志可斩断云空。再见，武侠；别了，言情；最后的战役，我要竭尽全力。谁在轻郑光阴，谁在挨声叹气？我要中流击水，我要战天斗地！给我一份信任，我能撬动整个地球，我只愿，面朝学海；我相信会，春暖花开。在座的同学们，拿出少年人的激情，你们一定能行！

接下来，到了我这次宣讲的最后一部分—— 谈谈高考，谈谈教育。高考确实很重要。高考对国家重要，我们通过高考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能上大学，能上名牌大学自然是好事。但我觉得，高考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好像高考是人生唯一的槛，跨过了，就万事大吉；跨不过，就永世不得翻身。其实，高考只是人生一场小游戏，事业生活中的关卡，比高考难多了，很多高考过来人把大学当游乐场这实在是幼稚。大家知道我的班主任朱亚林老师在得知我考上北大后说了什么？他说：“陈磊，做好找不到工作的准备吧。”这是实话，大实话！也就是说，竞争存在于人的一生，没有一劳永逸；暂时的失败者也可以在未来咸鱼翻身，看，多少高考时落户无名大学的人经过努力不都考上了名校的研究生？看，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的马云，不照样成为互联网界之风云人物；看，没上过大学的李想，现在是泡泡网的CEO。所以高考，不足为惧。人的一生跌宕起伏，哪是小小的高考所能决定！只要不懈奋斗，终会收获成功的喜悦 我想，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养伟人，而在于培养健康合格的公民，有用的公民。

许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太心切了，逼孩子学这学哪，结果不过是将来多几个平庸的小提琴或钢琴演奏家，又有什么用？适当的学习是应该的，但不能忽视其他方面的教育。让孩子身心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别看有的小孩子会这会哪，很是风光，但他未必走得远。身心健康的孩子，潜力更大。身心健康的孩子具有深厚的爱，关心别人，礼貌热情，更容易被人接受；身心健康的孩子将更懂事，更早地学会自我管理，明白父母的辛苦，从而认真学习，小学初中与孩子爱玩的天性还在，表现不明显；高中之后，就会很明显。现在，每当我踏入母校，心中总会升起一种骄傲——不是为我考取北大，而是为我一千多个充实的奋斗的日子。校园里的一花一木，我都曾驻足欣赏；一院一墙，我都曾静对悟道。剪不断的师生谊，忘不了的同学情，每一个书声琅琅的清晨，每一个灯火明亮的夜晚，都在我心中沉淀出彩虹似的梦。挥汗的青春才真美丽，攀登过的山峦才更壮丽。博雅塔下真知地，未名湖畔好读书。

同学们，我会在北大等待你们的到来。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