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大学教育研究数量与质量

第一篇：朱苏力：大学教育研究数量与质量

朱苏力：大学教育研究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

2011-01-19 09:32:41

作者：朱苏力

来源：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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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文革”前——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的少数著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 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做事就肯定会出问题；而且问题还不老少。

其 中一种比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评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而对应措施，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 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最主要是压缩研究生教育。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建议：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 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国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 士授予资格。他的看法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

刘 道玉先生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有道理，多年来我服务的北大和北大法学院也一直在坚持，尽管有时很难。但我不完全同意刘道玉先生有关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判 断，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加强行政监管的思路。我认为，无论是分析、判断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调整，都应当基于中国 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个学科；尽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调整和改革必须更多交给事 实已存在的（广义的）教育市场、受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彻底整顿”。

为了分析的简单，本文主要展开理论分析；但我会不时诉诸经验，特别是，但不仅仅是，我个人高校多年教学科研的经验。此外，尽管本文集中关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但这一分析思路和一些判断对中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大致适用。

一、质量有问题？

中 国的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也确实下降了。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对 中国社会很不利？质量下降和数量增加之间肯定有因果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会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确定；许多答案甚至取决于定 义。

对研究生教育现状的分析必须更为细致。细致不仅是为了展示思想的精细，更为了批评判断的准确和犀利，以及对策的切实可行和效果良好。

从 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趋 于下降。这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无关。关键是，教育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者，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潜质，甚 至后者更为重要。虽然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赋不同，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总是有限度；即使天赋相近，由于求学者的偏好 不同，对未来职业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会影响他学习意愿和学习的自觉投入。教师和其他外部条件不决定一切。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 十贤人；颜渊“欲罢不能”，而宰予却大白天睡觉，乃至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因此，虽自诩“诲人不倦”，孔子对那些思维不灵活的 学生并不坚持这一原则；强调“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相同的。

假 定任何社会全部人口中，颜渊类、宰予类以及介乎其间者比例大致稳定，那么随着教育的从精英向大众扩展，学生平均质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 招收一位学生，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学平均质量就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颜 回，教育扩大导致学生平均水平下降则是必然。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无论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地，其毕业生的平均质量都下 降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经历这个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更为迅速。年前，我听到中国教育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说，中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隐含地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 23%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很少这么说了。这表明研究生平均质量与教育条件和导师有关，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关系那么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受教 育者本身的素质，即所谓“人才”。

数 量增加，平均质量就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质量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教育界视野局促，对自身能力缺 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断标准应是社会效用的；据此，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应当是也从来都是其“培养”的少数顶尖人才的水平。我们不是根据宰予，而是根据颜回、曾参来评判孔子的。

若 是关注顶尖人才，尽管缺乏经验调查数据，我还是推断，30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在不断提高，尽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 要，那么问题就是，现有的尽管问题多多的研究生招生体制是否把有潜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现这个现象，那么问题就不是太大，因为这些人对于研 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科技学术创新具有决定意义。而教育规模扩大有再多问题，也不至于排挤了这些有潜力并有意愿的求学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规模过小的条 件下无法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了这种教育，从而很可能是整个社会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绝对数量增加了；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收益之 一。这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筛选机制都不可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而教育条件总体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个体潜质很好，但实际所受教育培养比较有限；当时有一些优秀导师，但数量很少，整体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经费严重不足，图书资料陈旧，实 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渠道不畅通，有些学科的学术自由宽松度也显然不如今天。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后是大多比较出色，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养的成 果，令人怀疑。我更倾向归功于这些学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意愿，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方面急需人才，学科急剧地恢复性扩展，他们得以早早进入了教学科研一 线，迅速成为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今天尽管由于学生多了，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在数量上甚至比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师关心学生不 够，甚至有些老师不负责任，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对于好学且能学的特别是有天分的人来说，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还是改善了。因为，如果学术潜 质和偏好是天分，那么这些变量就不大可能因为有其他某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改变。而导师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图都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 可以期待规模扩大后的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超过20年前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目前这批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实力，部分因为中国科研学术人口的年 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着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

上面说的主要还是一些有学术传统的学科。

但 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30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一系列新的 院系专业出现了。即使一些系或专业名字没变，但知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系；例如经济系的基础理论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 格理论。

至 于一些原来有但因为种种原因底子很薄甚至消失的学科（例如法学、管理学、社会学），哪怕“同志仍需努力”，但从无到有，或不那么“幼稚”了，总体看已为今 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也不无可能因路径依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必须把学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

说 这个因素，是因为这会对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中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某些学科中顶尖研究生数量和平均质量下降。20多年前，中国的顶尖文科学生大多进入 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这些学科产生了“一时间多少豪杰”的现象。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更多 选择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种工程。很自然，有些学科中培养的顶尖研究生数量会少一些，甚至有些学科“门庭冷落车马稀”，勉强保持招生数量导致平均质量下降 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表明学科不可避免的消长更替，实际上是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和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创造 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变动，应当从社会总体收益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比较上看，而决不能固守本学科。

上 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能局促于本学科甚至教育圈。而坚持这一眼光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 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我个人并不赞同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问题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会上有许 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过去10年来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 不论消费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适合从事科研和教学。在此我不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问题是面对 这种需求，教育能怎么办？若有人感觉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机会，因此希望并强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教学的孩子考研和考 博；有人恪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理念，不管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还是希望读研，拿个文凭留在手中；还有人为了便利自己在官场或学界 晋升，想有个研究生文凭。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满足这种需求？我说没有；按照传统教育定义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应当，甚 至感到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目前的研究生筛选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甄别各类考生。怎么办？换用其他机制又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公正的猜疑。这种社会需求和种种 相关的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造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这些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教育真的不应有而且真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 小的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

我 完全同意，教育界应当以培养更多高质量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断一个教育体制、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或 如今不够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标准应当是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二、数量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扩张，从社会角度来看，有收益，但也要坚持从这个角度，考察这个收益的成本或代价。不能“一好遮百丑”。

最 明显的问题是，由于相当数量不打算也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这使资源本来就紧缺的高校和教师无法集中资源培养真正有能力、有潜力而 且有意愿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生，并因此不利于对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和科教兴国具有决定性和指标意义的顶尖人才培养。这是我最担心的。还有一些高校或其中某些 学科（特别是一些广义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是没有标准，招收了一些缺乏基本学术资质的官员、商人或其他人士读研、读博士，成了变相的买卖文凭，败坏了学 风，败坏了教育。目前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批评意见，大多集中在这两方面。我都同意。

但 从社会角度来看，问题更大，更多。问题之一是社会资源浪费。研究生数量剧增，不打算或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他们耗费数年时间学习自己不感兴趣或强迫自己感兴趣或是伪装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加上他们为考研支付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连考多年），这是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他们本人或家庭 为此支付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还有社会失去的他们若就业可能创造的财富。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研究生是公费的，这意味着纳税人（部分）支付着他们的学习费用； 即使是全自费，从社会角度看，也同样耗费社会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能算很富裕的社会，这种耗费值得痛心。

但 人们更经常忽略的是研究生教育扩张对教育功能的另一种伤害，并因此是另一种社会资源浪费。这需要我们理解研究生特别是学位制度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信息 功能。如果仅仅是为学习知识，哪怕是考虑规模效益，也未必需要办大学、办研究生院，设立各种学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相伴的学位制度有其他重要的社 会功用。功用之一是节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更需要劳动力产品标准化，而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及学位制度本可以向劳动力 市场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大大节省市场上选择人才的成本。

用 人单位可以借助学历和学位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职者的基本资质，缩小自己的筛选范围；求职者同样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而节省费用。研究生教育数量剧增，平均 水平降低，特别是研究生知识和能力严重参差不齐，研究生和相应的学位制度的信息功能就弱化甚至丧失了。这种状况如今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已出现。至少在某些行 当，如今用人单位不再简单看学位，还看重甚至更看重本科是哪个学校，看重研究生毕业于哪个学校、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甚至哪位导师；许多人曾经迷信“海 龟”，如今对“海龟”也不再那么盲目迷信了，道理都一样。当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这种功能后，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和学历对社会就意义不大了，而只是或更多是对自 己有心理暗示和满足的符号。

这 其中受伤最大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愿意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毕业生，因为社会很难根据其学历和学位判断他或她的实力。生活中伯乐总是少的。有实力的研究生必 须同实力明显不如他或她的研究生一起重新竞争本来对他/她更为合适的工作职位，他/她的就业变得更难了，而且可能失去，例如科研教学职位。

当 众多求职者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之际，这些学位对社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用人单位就不得不对每个求职者的资质重新严加审查，或借助其他更有意义的但不那么正 式的标识来获得相关信息，就业市场会出现一些新的标准，表现为一些隐性的但有效率的歧视。还有一个损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专业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无形资 产因此被零打碎敲地出卖了。

这种状况也伤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费者。物以稀为贵。当标准降低，很多人都能达标，只要有意愿或有钱或当了官就可以上，当然还会有人考研，但人们从考上和毕业中获得满足会大大降低。

我 说的是研究生本人作为亲历者从中获得的固有满足感，而不是从社会对研究生的赞美评价中获得那种满足感。同样考试满分，在没有伴随其他收益的前提下，一个人 凭真才实学，一个人请他人代考，只有前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有骄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许会庆幸，却没有骄傲和自豪。人可以骗社会和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近年中国研究生消费意愿一定程度的降低也许部分反映了这个问题。

还 可能有一种潜在的长远伤害，对中国的伤害。这就是中国民众可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即所谓“土鳖”不如“海龟”。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教育界都是不 公平的。更进一步，这会造成某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转向西方教育，求取满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的消费需求，国内大量财富会向国外流，进而造成中国高校教 育资源进一步紧缺，需要国家，实际是纳税人，加大教育投资。

这种情况其实目前已经有了，还不少；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不少人花费了数十万人民币到某个西方国家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读一年研究生学位，其知识含量并不比中国的主要高校甚至一般高校的某些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含量更高。

再 进一步，过度扩张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甚至摧毁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的无形资产。这会非常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其科 教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为某种品牌产品和放心产品，即一听说毕业于北大或清华，各国科教机构都争着要——还不限于从事与中国有关 的教学研究，如果世界各国还没有如今中国人对哈佛、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西方高校研究生的那种迷信甚至迷恋（这都是有的），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软实力 就不够。中国的软实力不可能仅仅靠多办一些孔子学院来有效增加。

当然，我的上述分析都有可质疑之处，因为其中往往隐含了一些未明言但可质疑的假定。例如，我说，一些没有意愿和缺乏足够能力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耗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社会则失去了他们用这些时间和精力可能创造的财富。

这个命题理论上成立；但在现实中，只有当社会各行业真实需求他们的劳动之际才真正成立。但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转型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却未必为这些看来本不该进入研究生教育的人提供了他们愿意接受的足够的工作机会。

他 们选择上研究生并非不理性，他们的选择对自己也许就是最好的。若这一点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毕业生的隐性 失业；当然，鉴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扩张是一种必要的提前的人才储备。这一推论有一定根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引发了中 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而作为对策之一，教育部就以多种方式扩招了一些研究生，还通过对某些职业导向的研究生限制收费来降低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成本，就是一些 典型例证。

我 还说了，一些没有从事科研学术的潜力和意愿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这个命题至少隐含了两个可质疑的未明言假定。一是有关受教育者，似乎所有人在进入研究生 教育之前就可以也应当明白自己愿意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这个假定不现实。除少数天才为自己的强烈偏好驱动外，大多数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甚或就没有稳定的 职业偏好。职业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渐自我发现的，部分也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现代社会应当创造更大的空间，让更多人在社会生活（包 括在学校）中不断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允许他们在职业选择犯一些“错误”。这不就是我们渴望创造的个人自由要素之一吗？并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福利？

其 中的另一错误假定则是有关教育者，似乎教育者可以预先精确知道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据此确定最佳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并只选择或更多选择那些将从事 科教工作的人进入研究生教育；否则就是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假定同样错误。从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时浪费是必须的，是效率的保证，并在这个意义上 是有效率的。针对西方国家一些从无人引证、被人斥为“学术垃圾”的新学科文献，就有学者做了这样一段辨析，相信会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研究生教育的“参差不 齐”问题：

对 这种[？？]文献，应当以其最好的而不是其最差的范例来评价。[有人]也许会回应说，重要的是这两类文献的比率；如果大多数文献都是垃圾的话，那么即使偶 尔有一颗珍珠，这代价也太高了。但世界上很少有比“废物”这个概念更难捉摸或更成问题的了。一只雌性大马哈鱼会产下并为雄鱼受精6000只卵，一般说来，其中只有两只会出生，长大成熟。难道这就意味着那5998只卵是“浪费”了？只有在存在更为有效的物种延续方式时，你才能这样说。学术著作，就如同野生繁 殖的大马哈鱼，是一种高风险低回报的活动。美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它的绝大多数学术产出都无关紧要，即生即死，无人问津，可以忘却而且也确实很 快就被人忘却。即使在物理学中，所有学术杂志论文在出版后头四年里大约有40%无人引证，这大致意味着，将永远不会有人引证，因为物理学领域变化迅速。在 工程学中，这一比例上升到72%，在社会科学中，上升到75%，而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中，则上升到令人震惊的98%.我们不应惊讶或感到不快，有这么多新型 法律学术文献对任何人都没什么价值。这就是这一创造性文献整体的价格？？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研究生教育社会收益的整体价格的一部分。

三、砍点？不可行的建议

对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其平均质量下降了还是提高了，因此应予以简单肯定还是否定，不是应批评多一点还是应赞扬多一点。对这些问题，人们 可以任意评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当初能否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收益，或以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大的收益——我认为从理论上看本来是可能的。但现在问题已经 在这里了，还为撒了的牛奶哭泣没有必要，也没收益，再严厉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眼下的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改善。对于行动者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从 这里前行。

正 是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反对刘道玉先生的改善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思路：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数量。我就从他的建议开刀。因为他的这一思路为 学界不少人分享，甚至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大致倾向这一主张；也因为这个建议大刀阔斧，痛快淋漓，不仅大快人心，而且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就看领导有没 有决心。但我的分析结论是，刘先生的建议看似可欲，实不可欲，也行不通。

不 可欲，因为后果很糟，甚至会出人命。这绝非夸张。不说对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的博士点——其实也并非都强——谁能下手；即使那些近年来刚刚获得甚至勉强 获得博士点的地方院校，也很难砍掉。这里有一个棘轮效应，或行为经济学上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你给了人家的东西，很难拿回来了。某校可能是经过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久的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金钱，好不容易才获得一个博士点，或 是增设了一个点，现在你要砍它，砸人家的饭碗，人家会束手待毙吗？这涉及太多的既得利益（不带贬义）了。为申报博士点引进的教师；已经或期待获得博导头衔 的老师；在读的和备考的博士生；若这个点是在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就涉及在任领导的政绩；若是前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则还要加上对前任领导的评价；甚至有关一 个学校的生死存亡。结果会师资流失，当地民众和舆论的议论，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甚至不能排除校方明里反对暗地默许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而请注意，刘 道玉先生建议至少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而不是砍掉一半的博士点。这意味着全国至少要砍掉183所高校，假定一个城市大致有两三所高校失去全部博士点，这 意味着要准备有60—90个甚至更多城市出现突发事件。谁敢动这个奶酪？教育部敢吗？

但 我的这些设想都多余了，是我太天真和较真了，因为事情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即使要做这事，教育部也一定要借专家评审。但专家下得了手吗？即使学术标准最严格 的专家，哪怕是主张大刀阔斧的刘道玉先生，一旦真到了某校，就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至少下不了那么多，那么快。所有的人在这类问题上都是，甚至应当是，“言 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想“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这不是批评专家学者言行不一，而这是孔夫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 且，评审是集体行动，人们大都希望自己做好人，别人当恶人；就算有个别铁面无私学术至上的专家，也不顶事。更何况我怀疑有没有这样行动而不是言辞的铁肩担 道义的专家。

并 不全是推论，我也有这种经验。我参加过法学学科的评审，见过评审专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约在10多年前起，当时全国只有200个法学本科专业之际，在所 有相关会议上，我都听见主要高校法学院校长建议教育部组织评审砍掉一批不合格的法学本科专业。但评审的结果是——全国如今有630多个法学本科专业了。评 审意见中，最严厉的要求也就是整改。博士点会有例外吗？

因此，这个“砍点”的事，就算教育部在社会、学界或上级压力下启动了，也行之不远。“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死在这些主张“出师”的专家学者手中。

最多砍两三个点，做做样子。而大多数点会因此继续，而且经过评审后，这些点的正当性更强了。

这 其实不是全部的麻烦。别说真砍点，即使对博士点来一次全面的督促整改和检查，也可以预料，对许多学校也近乎灾难。相关学校和博士点会有大量动作，规定的和 自选的，合法的、非法的和灰色的，耗费资金人力无数，而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也应当用在教学科研上的，高校的资金会进一步紧张。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上下合谋，你好我好大家好。会是这样吗？我相信必定是这样。

想想前几年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的一些情况。

这是整顿吗？有可能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吗？这是折腾。“彻底整顿”则是大折腾。而建国以来，我们总结的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

“砍 点”的建议出局了，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会在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师心中获得更多共鸣，会被《南方周末》当 做有魄力的教育改革建议。这反映了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中，包括在许多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的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包括一些标榜自己有改革 意识的媒体，其实骨子里有强烈的计划经济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情节。一遇到问题，他们不是从市场找出路，不是仔细分析内里的复杂因果关系，而是一拍脑袋，然后 全力劝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来大动作。这其实是中国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问题就与教育行政管理有关。这不全是批评，我知道这是历史，也尊重历史。问题是当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却还试图走老路，走回头路，这就不太对头了。而且，注意，对于任何改革者来说，所谓现状也是历史，因此如果不是值得尊重那也是值得慎重对待的；总想着“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是革命者，而不是改革者。说实话，该建 议出自一位曾经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在文革后教育界的拨乱反正中起过重要作用、因此赢得我个人高度尊敬的老教育家口中，其实我不感到奇怪。奇怪 的是，为什么许多人，包括许多有强烈改革欲望的人，居然没有察觉这种经历和这一建议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更令人担忧。

这 里还有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更大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许多学者和教育家忧国忧民，有学术责任感，这很好。但还要问的是，什么环境塑造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忧国忧 民？会不会其地位和位置令他们有一种偏见？注意，忧国忧民和学术责任感并不自动消除偏见和盲点，有时甚至会强化某种偏见。我认为有。最重要的是，这种“砍 点”一般不会落在自己学校，自己学院，自己头上，甚至不用自己去执行——波斯纳法官说过，若是让法官亲自执行，他判死刑就会更慎重。这个建议的背后或多或 少有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尽管看起来超然。

我 访问过一些边远省份的大学，那里的条件确实很弱，师资极为困难，不但难以引进，甚至留不住人；许多高校因此希望有一个博士点，在一定程度上就为了培养和吸 引师资，也希望从当地或中央政府多获得一些教育资源。这些校长院长想获得博士点也许有个人的政绩追求，但这不是全部；他们也想尽可能为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 谋求些利益，做些实事。一位只关心个人政绩的领导当然很坏，但一位连个人政绩完全无动于衷的校长院长有可能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利益吗？

我们这些位于北京、上海、武汉的著名高校的学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水平太低了，他们根本不应把精力放在争取博士点上，应当放在教学科研上。我同意。但如果当地教学科研在重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博士点，我们该怎么办？

想想30年前，中国设立硕士、博士点之际，哈佛、牛津是不是也可以居高临下指责：“你们中国居然还想设博士点？”应当有一种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太坚持原则的人常常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换位思考。

四、来点实在且可行的反对诉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彻底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意味我主张维护现状，或拒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切行政措施。

我只是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

我在这里提出三项具体措施。具体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缺乏一般性思路和方向。恰恰相反，我力求从具体中展示一种思路，反映我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更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我的追求方向。

首 先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令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有关的弊端已经有很多分析讨论，我只简单再说几句。这样做不大可能因此造成人才 的遗漏。因为只要不在科研教学结构，在职博士生，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不大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招收这类在职博士生从一开始就注 定没有什么从事学术科研的前景。我不否认其中某些人对学术科研有一定兴趣，但这种偏好不必须在博士学习中满足，他完全可以自我提高或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博士教育既非业余爱好也非继续教育。此外，他既然不愿意放弃现有工作来攻读博士，也足以表明他/她的学术偏好还不够强，上或不上博士对他的满足都增减不 大，也就不大可能过多损害他的幸福。

值 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在职博士生往往是官员，通常高校对他们都降低了招生标准。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学校并非慈善家，它也是要回报的，被招博的官员也可能给 予回报，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导师。这既会导致招收官员读博的学校或导师获得额外的利益，更多高校会就此展开竞争，对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造成重大损害；也会 导致这些官员运用手中权力不公平地分配资源，其实是以权谋私。

此外，博士招生名额目前是稀缺资源，在职官员占有了，在学术上可能排挤一些更有实力和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到官场上或某些职场上，则可能排挤一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没有博士学位的竞争者。这同时不利于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政治。

解 决这个问题也不很难。招官员读博在理工科以及某些文科院系很少，倒贴钱让官员或商人读数学或物理学博士，他也不会读。这类院系事实上常常是博士名额招不 满。只是许多学校为完成招博任务，便于向社会和主管部门交代，也防止下一年招生名额减少，便把这些空额转到一些所谓“好招生的”专业，那些学科知识不系 统、不严谨、考试标准很容易放松的专业。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一个不大的学院每年博士招生名额超过150人，超过或接近该学院每年本科招生人数。

可以想见（或不能想见），如此招收的博士生水平会如何，而在职博士生往往进入的就是这类学院和学科。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校已持续多年，也是这些学科研究生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学术声誉逐年下降的主要症结。就此采取行政措施，不会有什么不利的重大社会后果。

第二，除非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那些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生学位，或让市场逐渐将之淘汰。

说 得更明白一点，我反对在影视表演、戏剧表演、相声小品表演、绘画书法以及诸多体育运动项目设立研究生学位，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尽管可以在这些行当设立真 正的“研究”生。多年来，已有不少学校设立了这些学位，甚至开设研究生班，我认为就学位制度而言，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并非轻视这些行当，恰恰相反，我非常 尊重，甚至正因为尊重。因为在这些行当要想杰出需要的天分更多，而不是知识传授或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基本没什么实际助益。这也并非否认这 些行当有知识和技能，我只是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不同，这些行当所需要的往往是“无言的”或“默会的”知识，既很难通过训练来提高，也无法有效积 累和传递。这些特点在艺术圈内非常典型：杰出艺术家的发生几乎是横空出世或旱地拔葱；即使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前人，其实前人与后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说句刻薄但真实的话，在这些行当中，往往是最没有希望成为顶尖的人才会努力争取学位。

肯定有人痛恨我的这一分析，坚持认为广义的“艺术”可以拓展研究生教育。

反 对理由可以是，第一，之前有师徒制，并且曾出现过代代相传的辉煌。看似代代相传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是代代相传呢？艺术中师徒制的核心并 非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和累积，而是师傅借此发现有天分的人才，以及师傅的行界声誉为后辈天才提供崛起的便利，且交相辉映，师傅也会因此获益。

赵 本山有什么师傅？拜赵本山为师的人又有谁——至少就目前而言——达到了赵本山的水平甚至当年赵本山的水平。这也不是师傅不用心或学生不用功。常香玉不可能 对孙女不用心；梅兰芳也不大可能对梅葆玖不用心，但小常香玉的艺术成能同常香玉相比吗？梅葆玖先生可以同梅兰芳相比吗？广义的艺术界，子女承父母业不算 少，极少有人达到父母的水平，更不说超过了。如果看透了这一点，在广义的艺术（不是艺术史或艺术学理论之类的，这些其实并不是艺术）行当中开展即使是师徒 制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即使不能培养艺术大师，不会大大改善学生的职业表现，但些许提高也好呀——社会不仅仅需要大师，也需要一些“中师”或“小师”。这种观点仍然不理解艺术的特点，不理解艺术的社会需求特点。

艺术大致是“武无第二”，是“一招鲜吃遍天”。极小的差别，有时甚至完全是个人特点，就决定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差异。

你 很难说葛优比另一位优秀演员强在何处，但到了市场上葛优的电影票房上亿，而另一位从各方面看都似乎不逊色的演员可能就几百万甚至没有票房。艺术需求的规律 是很难接受替代。差一点就是差，只有最好，没有次好，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马太效应在艺术圈内非常显著，而现代媒体的发展使这种情况更严重了——迈克 尔。杰克逊一个人就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同类演出的市场。在当代，以培养“中师”或“小师”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没什么实在的意义。

第 三，应逐步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所谓学术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的收费。中国近年来研究生数量激增和始终旺盛的社会需求，除了其他因素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无法协调供求。虽然一些学校的EMBA教育收费管制已经放松，但对其他一些职业导 向的专业硕士学位收费还管的比较紧。2009年，为防止就业难，教育部推出了针对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法律硕士项目（有学生称其为“法骡”项目，因其混合了法 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特点），并且全国一刀切，把价格限定很低。这其实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产生这类研究生的品牌，不利于优秀的毕业生。中国各高 校的教育水平显然有差别，不仅在品牌上，而且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有差别，可调动的资源也不同；并且，至少有些学校对这类项目有比较长远的打算，希望创设 品牌。

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于所谓的“民生”考量的措施打乱了各高校的规划；事实上是迫使各个高校放弃自我创新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划和追求。

此 外，至少有些职业导向或名为学术导向的研究生毕业后会有较高的收入，而当限制价格之际，他们为教育支付的货币费用不足以购买他们实际获得的教育，在这种情 况下，可以说他们至少花费了部分纳税人的钱来追求自己获利颇丰的职业。这种状况对于那些职业回报不高的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专业的研究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 中国各个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理科中，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职业导向明确，市场需求较大，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其实都不从事教学科研，收入颇丰； 而学数学的人较少，但国家需要，预期回报偏低；对这两类学生若不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作出学费调整，对整个社会不利，对这两类学生也不公平。

但这不可能靠教育部来管，因为即使同一专业，各大学的研究生去向也不同。

研究生教育因此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不要总是担心市场会出问题，市场不理性。

其实市场一定会迫使想生存下去的高校理性起来，只追逐货币收益的学校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

五、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前瞻

因 此，我的建议并非是头痛医头的对症下药，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我不大相信行政主导，而更信任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期发展和实际存在的市场。许多学者都批 评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我理解他们批评的实际是变相的买卖文凭，大肆办班挣钱这类对于大学来说近乎饮鸩止渴或杀鸡取卵的行为。这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 不够的表现。而且不要以为不讲市场化就没有教育市场了。教育市场一直都隐性存在的，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想 一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为什么考分最高文科学生更多选择了中文、哲学和历史，其次是经济，却很少有人选择法律。并不是那代人对文学历史哲学特别爱好，而是因为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三个学科的某些知识也似乎比其他学科的知识更有用，文革造成的收益想象实际上塑造了那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而到80年代中期，尽管还没有提市场经济，文学就失去轰动效应，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专业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尽管这时大学生就业仍然是国家包分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 育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问题也没消失。

据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数量的增减，就必须放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

上 面三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当下和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哪怕分析判断有偏颇，也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好恶。在这三个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即使不采取 积极措施，但只要不采取其他激烈措施，不按常理出牌，我估计，在这三个方面都会向我建议的方向变化。就总体和长远而言，中国人的研究生教育需求会稳定下 来，甚至可能下降。

在 目前一浪高过一浪的考研浪潮中，我的这个预言看起来很不现实。但我坚持这个预测。必须看到过去30年里，特别是过去15年来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激增，是中国 社会文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政策引发的。由于“文革”后必要的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政府官员的选拔上，在各个行业的职称晋升制度 中，都强调了学历，由此引发了不仅是一大批政府官员考研和在职读研，事实上更大量的是高校领导和教师考研和在职读研。作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追求高学位，其中难买有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和因素，但更有传统中国社会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影响下，几乎每个家庭只要可能都会敦促孩子追求高学 历。一系列特定的时代因素也夹杂进来了，一些因文革或自认为因文革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父母对孩子有特别高的学位期待；市场经济社会引发的激烈就业竞争；不 少女大学生试图用更高的学历克服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高校对师资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和教育调整；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也不 打算一一提到的具体因素，共同创造了日益增长的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持续了将近30年。

是，将近30年；因为近年来这个需求势头实际上已经弱化。首先是市场，然后是社会和舆论都开始改变那种一味追逐高学历的社会氛围。转折点或许已经出现。最重要 的标识是，尽管近年来考研的考录比列下降——这标志着考研更容易了，成本降低了，教育供给增加了，但这个本应刺激研究生消费的价格信息并没有导致随后几年 考研人数的增加。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考研人数就稳定了并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教育部为保大学毕业生就业采取了 某些应对政策，这个态势完全有可能持续下去。

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的扩张，原先没有学位但希望获得学位的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科教学术界，大都已经获得了学位。更年轻的一代的官员，特别是是年轻一代高校教师，许多在进入职业前都已获得了硕士、博士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职学习这块需求已经大大减弱了。

社 会风气也已开始了某些变化。2004年7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向党中央上报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报 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在干部晋升上，学历的意义比之前降低了。国务院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苏州市委书记 蒋宏坤的大专学历，已经受到媒体的关注，并且受到了甚至是过度的赞扬。受关注和赞扬表明还很罕见，但这有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在各行各业，学历都不再 是决定性的，人们更关注实力了。

其 他因素也在重新塑造着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职业的发展，就业和成就自己的渠道更多了，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趋向有更多的 自觉，对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考上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社会评价仍然很高，但至少已不再具有“光宗耀祖”的传统意味了。新一代 父母也许仍希望但不再像前一代父母那么强求子女获得高学历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轻易接受父辈这类期待和要求了。简而言之，社会对研究生学位的需求日益 务实了。

这一点在艺术研究生教育市场上最为明显。

尽 管不少高校先后设立了艺术类研究生，但真正杰出的有市场号召力的艺术人才很少进入研究生教育（甚至根本就没进过高校，例如葛优、冯小刚），进入的对学位也 大多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学历和学位并不有助于其事业或实质性收益，相反可能耗费他/她的一些成本，至少是时间和精力。也有跻身艺术界的人士试图 通过研究生学历或学位来改善自己的事业，但消费者对此是不买账的。谁关心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的学历？没有学历的冯小刚在电影市场上一直压着有学历、立 志深刻的陈凯歌。10年前不少人议论甚至谴责巩俐想读北大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巩俐放弃了，事业和成就毫无影响。未成明星的演员，即使获得了较高学历，大 多是在艺术院校任教或“两栖”。研究生学位和学历对他们其实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个例子是90年代初设立的书法博士。

据报道，就读者大部分为专业从事书法教学的大学教师，此外还有些日韩留学生。

最重要的是，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书法博士孤独守望传统艺术”。我非常尊重这些孤独的艺术人士；但我们所有人都摆脱不了市场，而市场正减少这类研究生的需求。

可 预期的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进一步弱化就业竞争，进而弱化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一个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人口构成，30年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已经造成全国的特别是城市地区的小学、中学生数量锐减；这个人口现象必定会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然后是研究生教育的需求。

从供给的一面来看，全国主要高校的教师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专业化了，不再期望有许多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兴趣。真正的哲学家或数学家什么时候关心过社会是否关注自己呢？

关 注自己有多少学生呢？学术职业化和高校教师收入增加也促成了年轻一代教师更重视学术的传统和尊严，对研究生的潜质更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关注招收研究生 的数量转向了关注质量。如果这一代学人形成并确立了这一传统，可以预见，这会比刀切斧砍式的行政措施更能有效压缩或稳定研究生数量，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质 量。

因 此，我判断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转型期，至少为转型准备了一些条件。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主导中国的研究 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某些稳妥的措施，不仅适时，更是可能。只要不出“昏招”，市场也会自我调整。

但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还会有另一个重要发展机会。这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外国来中国留学的研究生数量可能会急 剧增加。这种状况在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过，至今仍在延续。美国至今吸纳着大批中国、印度等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留学生；在欧洲，在澳洲，加拿大，也都有 这种情况。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保持其博士产出第二大国的地位，很大因素就在于其对外国留学生敞开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尽管这个门太大了点。如 果这一点为真，中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也许会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

但所有这都只是预测。成事在天，我们只能谋事，也应当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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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by朱苏力

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

编者按:费孝通先生以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为人们所熟知，但他也同时在一个更广阔的 学术文化思想视野中思考着文化的自觉，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特别是早期儒家思想的历史语 境正当性和合理性做出了强有力的解说。朱苏力先生认为，由于费孝通先生有效的现代社 会科学表达，在现代中国社会真正延续和拓展了儒家思想，初步实现了儒学由人生哲学、世俗宗教向社会思想、理论和方法的转变，他的社会实践关怀和思路，也与孔子代表的早 期儒家一致。在这一维度上，费孝通先生是儒家思想的伟大承继者和光大者。

演讲人:朱苏力

演讲人简介:中国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原院长。著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阅读秩序》、《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波 斯纳及其他——译书之后》等；译有《法律的运作行为》、《法理学问题》、《宪政与分 权》、《美国宪法在海外》等书。

对“礼”的同情解说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以及《江村经济》等著作中充分展示了儒家思 想对于传统乡土中国的功能和必要，为儒家思想的发生、存在和历史正当性做了强有力的 社会学解说。

费孝通强有力地论证和指出了，在传统中国农耕社会中，家庭的重要性和意义；强有 力地，也非常精细地展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诸多特点，并因此似乎是捎带着，展示了 儒家传统政治社会制度、规范、礼教、习俗和思想在这种社会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

如他对“礼治”和“法治”的阐述:

［礼］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 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 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

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 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 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 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 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没有任何其他现代或古代学者比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解说，在抽象 层面上，更自然、真切且系统展现了儒家倡导的“礼”和“礼治”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重 要性。如果考虑到传统中国基层农耕社会的极少流动性，这些“礼”确实是普通民众生活 秩序的“纲”(基本支撑点)和“常”(始终存在)。考虑到传统农耕中国几乎是“天不变道 亦不变”的状况，考虑到“礼治”实际履行的维系社会和平稳定的重大社会功能，考虑到 “法治”执行所需要巨大财力、信息以及很难监督防止的滥官污吏，确实很难设想在传统 中国有可能拒绝“礼治”而仅仅依靠“法治”。这种并不雄辩却令人无法拒绝的生活逻辑 展示和合理性分析论证，在费孝通的著作中，可以说随处可见。

费孝通因此针对20世纪的激进者，实际上为儒家文化的历史合理性提供了温和却又是 最强有力的辩护。但他不像梁漱溟那样更多用想象的三种文化对比，借助某种形式的进化 论在情感上呼唤皈依者，也不像牟宗三那样强调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的传统，没有激 进者或新儒家的那种强烈情感冲击，但他的语境化解说却把儒家文化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 验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现代生活一步步切断儒家在中国的生活情感之根的时候，费孝 通使它在中国社会获得了智识学术之根。

承继的创造

但费孝通是一位现代学人。这就注定了他不是儒家的辩护者、卫道者，不是历史知识 和传统的固守者。他对儒家思想是有贡献的，如果不是把贡献仅仅理解为阐释和捍卫儒家 命题的话。

首先，鉴于历史上的儒家思想一贯坚持的是纯阐释学传统，那么费孝通实际上开始了(如果还不能说创造的话)现代社会科学的儒家思想传统。

例证之一是《生育制度》对乡土中国婚姻家庭继承制度的分析。费孝通充分演示了其 发生的逻辑、效用和结果，不仅颠覆了自由恋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制度的先验道德优越性 ；在“单系偏重”一文中，他还从社会整体合理性角度有效反驳了自由主义话语对中国农 业社会中财产继承问题上男女不平等的指控。诸如此类的分析支持了与儒家思想相联系的 一些乡土中国的实践，但不是诉诸权威，而是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其次，鉴于是在社会科学层面展示了传统儒家思想和制度的语境合理性，因此费孝通 也就展示了儒家思想对于在世界变化中的近代中国的局限性，以及在当代变革的必然性。这在理性上界定了儒家思想和实践作为制度的边界，界定了儒家作为社会理论、政治理论 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因此费孝通指出，面对20世纪的世界，中国人如果要活下去，富裕 起来，为什么儒家思想和实践是不够的。

费孝通的思路是给人启发的，即任何文化和制度都是为了人民或民族的生存，而不是 为了实现某个或某几个先天综合判断，实现上帝的或其他的道德权威的绝对命令。费孝通 对儒家思想的文化表达是有所“损益”的，损或益的标准并不是“真理”或“心”，而是

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中国人的整体利益。

因此，这就可以解说费孝通为什么似乎完全背离了据说是因儒家“重义轻利”而形成 的鄙视工商的传统。他自称一生以富民为追求。不仅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的关注问题是《 江村经济》，而且在之后《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他也一再以翔实的数据和细致的 分析先是表明了副业(其实已经包含了一部分手工业)后来是工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发展 前途最大的显然是工业”，明确提出了“工业下乡”的主张。他要比后代儒家更重视社会 的物质生产，重视社会的物质财富对于人民安居乐业，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不 是把狭义的文化表达视为首要。

但这真是对儒家传统的背离吗？若是同一贯首先强调“富之”和“足食”的孔子相比，费孝通先生比那些更多强调教化和心性的后代儒家，包括发表中国文化宣言的新儒家们，都更像孔子。而且重利并不一定轻义，就一定属于“小人”。在1980年代初，费孝通不 顾当时种种非议和压力，大力支持发展社队工业。这正是儒家赞美的那种人格力量的体现。

尽管是社会科学的进路，但若是从思路上看，费孝通先生坚持的更像是早期儒家“致 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因此其实属于经验主义的知识传统，拒绝了宋理学、明心学 和现代新儒家的理念主义。不是从阅读文本或自我反省中获得知识，他关注社会生活经验，见微知著，非常善于从日常社会生活现象中提炼问题并将之有效转化为学术讨论。并且 由于注重经验，不强调内圣外王的菁英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我看来，费孝通还恢复了至少 是早期儒家的那种平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知识传统:“子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费孝通不仅在这个时代解说了，更是创造了儒家思想表达和传播的现代话语形式。在 比较温和且愿意思考问题的现代知识分子中，费孝通获得了远比新儒家更为广泛和深刻的 影响力。

理想的超越

创造必定已是超越。但我还想从国际层面来表明费孝通促成的儒家思想的超越。

费孝通使儒家的思想实践不限于国际汉学界或儒学界；他创造了儒家思想论战的新对 手，因此也就创造了儒家思想同其他文明对话的更大空间和可能。

例如，在两篇有关文字下乡的短文中，费孝通解说了为什么乡土社会不需要文字。更 重要的是，他颠覆了通过文化启蒙改造社会的幻想。费孝通先生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展示 了，知识总是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任何正常人都有知识，不必定附着于文 字，因此每个人都只有知识的比较优势等等。费孝通隐含的结论是，必须首先改变生产方 式，否则仅仅文字下乡无法改变乡土中国，而且文字也不会扎根农村。经验证据一再支持 了费孝通的判断。费孝通思考着改造乡土中国的新出路；但在智识上，他也挑战了直到今 天仍颇为流行的自由主义和启蒙哲学的话语。

在“无讼”一文中，费孝通通过一个简单的个案——某人因妻子偷人打伤奸夫、奸夫

到法院告前者——就提出了一系列抽象意识形态化的基于个人权利的法治话语和实践很难 回答的问题:传统“礼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法治实践的 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法律移植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冲突等等。这 个例子高度具体化了“礼治”与“法治”遭遇的现实情景，至今仍具有强烈的惊醒作用。

但晚年的费孝通还有另一种超越，并且同儒家思想有了更直接的承继。思考集中表现 在费孝通晚年的一系列学术短文和学术反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林片思》。不仅 由于思考的地点或触媒使费先生同儒家传统在空间和文化符号上联系起来了，更重要的是 思考的问题——从国内看是“教之”，从国际看则是“平天下”——和思考的方式也同儒 家传统联系起来了。

文章的核心是关心未来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 ”。费先生提到了环境污染问题，资源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人与 人的心态问题。他在《孔林片思》中说，“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 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 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和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 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 生活下去的出路。”

这段文字写在1992年6月。在国内，当时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全面推进，而费孝通先生 却提出了如何在21世纪处理国际之间的问题，提出了环境和能源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 的问题，以及民族和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一种超越其所处具 体社会和思想环境的眼光和关怀。而在国际上，也是直到一年后，美国学者杭廷顿才提出 了所谓“文明的冲突”问题；而这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提及了费孝通提出的诸多问题之一… …这足以展示费孝通的思考和判断在中国和世界学人中具有的先锋性，但更重要的是超越 性。

费孝通、儒家传统与文化自觉

如果只是打算勾连儒家传统和费孝通，上面的话大致足已支持我的论题了。但一个重 要问题是，如果不是牵强附会，那么我在一开始时勾勒的那个费孝通又是如何同儒家思想 勾连的呢？很多人会简单追溯到费孝通早年(“五四”之前)受过的教育，“约四岁入蒙养 院，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以及家庭的熏陶等。一个人幼年的教育确实会影响他 的终生。但是这个回答不可能对。

真正建构费孝通与儒家传统之联系的很可能是他们共同面对的那个农耕社会，那个乡 土中国。尽管时光流逝，多少次改朝换代，19世纪后期起中国更经历了“数千年未见之大 变革”，但直到费孝通中年时，中国广大农村熟人社区的秩序问题基本还是当年孔子力图 回答的问题，普通农民基本还是沿用了儒家提出或概括的方案，并且基本有效。哪怕改朝 换代，社会上层或者“礼崩乐坏”，或者“变法改制”，但“天不变道亦不变”，最终还

是“礼失求诸野”。有或没有儒家来表达，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都需要这样一套规则，并 一定会作为实践而存在。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永远都存在这些问题，孔子时代如此，至少到费孝通中年时也 还基本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认为，传统中国农耕社会的规范不是孔子或儒家的创 造，与儒家的阐述和传播也并不直接相关，相反，更可能是这种传统农耕社区的内生秩序 本身启发了孔子及其后代传人的表达。接受了系统西学教育的费孝通，尽管有了西方国家 的社会组织和学说理论作为参照系，但只要他直面这样的乡土中国，就只能以现代社会科 学来阐述和表达这种秩序。这种秩序内在于这种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其正当 性来源于也受制于这个看似可塑实在坚定的农耕社会。

因此，在费孝通先生强调的“文化自觉”中，这可能是最重要的:直面对中国的现实，回答中国的真实问题；而不能仅仅关心中国传统文献或西学文献中的问题。我刚才说的 对费孝通和儒家思想发生及其关系的重构，则意味着，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的，为了社会 的生存，所有的知识运用都必须是具体的和地方的，不可能存在独立于社会生活需求的知 识；要直面社会，而不是试图在文字层面上进入某个据说是正确的文化或学术传统(那不 是为了社会的研究，而是为了“不朽”的研究)。如果不是首先在这个层面上达到文化自 觉，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发展和贡献。

对费孝通的探讨还暗示了，必须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讨论中国文化的复兴、发展和贡献，必须考虑在世界学术竞争中发展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因此很可能必须在社会 科学的传统中继承、发展和表达中国的文化。这是另一种文化自觉。如前所述，费孝通先 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说基本背离了传统儒家的教义学或阐释学传统，他很少直接触及儒 家经典，他运用了社会科学的因果律和功能主义来解说儒家文化的实践形态和有关这些形 态的表述。但这些解说是非常强有力的。

尽管力求展示费孝通与儒家思想的关联，但必须强调，费孝通显然不相信新儒家的“ 内圣外王”，从中“开出民主与科学”之类的宣言。费孝通对人的分析，对制度的分析，他的功能主义，背后的假定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和社会人，他们都在追求自我利益和与自我 直接相关的人的利益。费孝通重视道德，也承认“礼”和“礼治”的社会功用，但他的分

析表明他并不相信无论是儒家或是新儒家的道德教诲，或是其他什么文化教诲，本身可能 完全改造平凡的人。费孝通的最高理想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他的最低理想:人类的和平和 安定，每个人都能比较富裕像样的生活，与其他人共存共荣。

费孝通并没有规定我们的追求。但费孝通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不能轻狂起来，试图构建 一个纯理性的世界，期望一个完全正义的世界。费孝通讲新孔子不是追求思想的独尊，一 统天下，而只是期望“在争论中筛洗出和在一个过程中形成人类能共同接受的认识”。费 孝通当然希望在新一代中国人中“出现几个懂得当‘孔子’的人。”但请注意，只是懂得 “当”孔子，而并非成为本质意义上的孔子；“当”只是一种职业分工，只是履行一种社 会功能；而不是因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不是因为文化必然一统或真理必定趋 同，而仅仅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时代人类和平共处的心态这样一个问题。

因此，强调文化自觉的费孝通从没有说过诸如“21世纪属于儒家文化”这类话，他既 不认为未来将由中国文化主导，也从来没有认为甚或希望中国文化本身的优点会带来中国的复兴，而只是在世界性的共识形成中“中国人应当有一份”。他一生只是强调富民，不 奢谈狭义的文化，他的研究进路，以及他的晚年提出的心态研究，都表明他始终都是一个 文化的功能主义者，一个文化建构主义者，一个文化的反本质主义者。他似乎认为，只有 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长期富裕和强盛，人民的安居乐业，才真正强有力地表达其文化，产生长远和扩展的影响力，而不是相反。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某种现象，无论是广义还是 狭义的文化表达都不可能仅仅因其“独一无二”或“源远流长”就自然能或应当在世界获

得一席之地。学者必须通过至少是具有某种程度普遍性并且是有竞争力的表达才有学术意 义，才能进入人类的知识库房。

如果分析到这一点，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费孝通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因为他的文化观太功能主义了，也太实用主义了。但这不就是历史背景关照下当年的孔 子吗？一个“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仅自己“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认为“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但从广义的文化层面、从功能主义角度看，这种虚无主义恰恰 反映了一种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深厚责任感，一种更高的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在这种视 野中，从长远看来，人类没有最终目的或无法察知那个最终目的并强使一致认同。所有的 文化最终都要适应人的生存，无论文化的发生、消长和存亡，都契合着而且必须契合着群 体的人类生存。

第三篇：经济学帝国主义？(朱苏力)

经济学帝国主义？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3-6-24

“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庄子·逍遥游》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1]是一本经济学家的个案研究报告汇编。但是如果不是从作者的学科出身来阅读这本书，也不过分关注它所借助的学术术语之出身门第，并因此得以摆脱对此书的经济学的定位，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在学界看来许多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对于关心改革中的中国社会的诸多学科、特别是法学的学者来说，这都是一本扎实、有见解、有启发的书；尽管在理论层面，它也许还没有提出更为一般的原理或核心概念，但有些篇章相当惊心动魄，发人深省，对我们的一些习惯看法提出了挑战。对于这本书的成就和不足，一些经济学家已经作出了细致且有说服力的评论，[2]无需我再来“叨叨”。引起我思考的倒是一个近年来颇为流行的说法：“经济学帝国主义”。

一． 的确，7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扩张趋势，无论在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法学甚或是其他学科都面临着来自经济学家的挑战；有的学科甚至主动邀请经济学的加入，有的学者则似乎是皈依了经济学。1992年，贝克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是这一扩张达到了最为尊荣的一步。贝克尔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了许多传统的社会学问题：犯罪、家庭、婚姻，人口、种族歧视等，将一大块“社会学领地”纳入了经济学门下研究，尽管还没有成为经济学独占的领域。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斯又从宏观层面将历史研究、甚至社会历史中的意识形态都囊括进入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在法学领域，尽管无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微观经济学对法学以至法律实践的影响，至少在美国，甚至超过了上述学科。无论是传统的普通法领域，还是近代以来的政府规制，无论是宪法理论还是程序法，甚至司法体制都经过了经济学的分析。科斯、布坎南等人在法学界有着重大影响，而波斯纳早在1973年就一手对美国的几乎全部法学领域进行了经济学的重构（当然，成功与否是另一回事，而且也与人们的视角和政治观点有关）。一大批法律经济学学者已经进入了从联邦最高法院以降的各级法院和各州法院，法律经济学早已从纯学术研究进入了司法实践。即使在中国，经济学也在向各个领域深入。在大学里，由于樊刚、汪丁丁、盛洪、张宇燕等人的漂亮的经济学散文和随笔，使得许多文科学生从思维方式到日常术语都有明显的变化，交易费用、信息成本、囚徒困境似乎是最便利的分析概念或模式之一。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说法在包括经济学界本身的许多学术人士中传播起来。例如，在美国，对法律经济学影响深广、被公认为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科斯本人就认为经济学管不了那么多，也不应当管那么多。[3]这种说法自然也很快进口到中国来了。似乎，经济学帝国主义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可以是哀叹、遣责，也可以是调侃或自我解嘲。

然而，当我们说经济学帝国主义时，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在说，一些被定位为经济学家的人从事了其他领域的研究？或者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主动利用了一些据说是由经济 1 学首先提出来的概念、命题或分析进路？或者是主流经济学的量化模型被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我看来，主要是前两种情况。而如果真的是前两种情况，我们就很难说，这是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

我想以科斯作为一个分析的范例。科斯是对当代法学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又很难被仅仅界定为一位经济学家，甚至即使在经济学界，他就不属于“主流经济学”。他毕业于商学院，部分就职于法学院，他一直对量化模型相当反感，甚至对“理性最大化”这一经济学的根本假设也表示没有必要。[4]不仅如此，如果从其他角度看，他的最有影响的、创立了一个经济学派并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两篇论文至少在其发表之际也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论文。《企业的性质》讨论的是为什么企业会发生。如果从广义的社会学角度来看，这研究的几乎就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即社会组织问题；[5]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法学的问题（由此可见，真实世界在学科层面上必定是多维度的）。科斯的另一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更是首先发表在法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杂志上，并且，是法学杂志引证最多的论文。[6]此外，从1976至1990年间，根据《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引证科斯的全部文献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出自法律杂志而不是出自经济学杂志，[7]而这种比例还在增加。[8]我这里当然并不是要对科斯的学术身份有怀疑，也并不想通过这种定义之战来为法学或其他学科“挖”来一位重要学者或思想家来“光宗耀祖”。科斯的身份是与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包括哪些现象属于某个领域、学科相联系的，是与后来的某个学科的学者的引证率、科斯在什么系教书、他的学术朋友的研究领域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相关的；甚至与诺贝尔奖的名字有关。

而且，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似乎可以说，经济学领域本身似乎也在被蚕食。如果将哈耶克、科斯、布坎南、贝克尔、诺斯等人换一个界定（这些人如同科斯一样，重新界定其身份都并不是没有理由或没有可能的），那么似乎就该是经济学悲叹了。而最典型的也许是如今在经济学界很“火”的博弈论。我不想在此追溯博弈论的“原产地”，但可以确定地说，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传统产品；仅仅从“囚徒困境”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它是个“杂种”。1995年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先生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而且，从知识社会学上看，任何学科，当它“入侵”其他领域时，它自身也必然会面临着某种被蚕食、侵蚀的危险。知识/权力并不必定为某个人、某个学科所独占。但是，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并没有听见经济学家惊呼“数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帝国主义”或“法学帝国主义”，也没有很多经济学家称现在的经济学不伦不类。

因此，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简单回答说，经济学研究现在很热，因此，经济学家有自信。其实如果从财政或就业来看，未必如此。至少在美国，法学院都比经济系更为有钱，毕业生就业更有保障，收入也更高。很显然，经济学家的自信心并不来自他们更有钱或就业便利，而是“功夫在诗外”。我们还可以回答说，我们反对经济学的扩张是因为希望保持严格的学科学术传统。我当然尊敬这种学术责任感和荣誉感，但是我们不可能用“跑马占地”的方式，以靠定义取胜的方式来维护学科传统，重要的是要拿出令人信服的成果来。学术传统从来是通过学术成果，而不是通过划分边界来延续的。必须看到，学术世界同样是残酷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产品，最终要靠征服学术消费者的心来选择。当然，我这样说也许本身就已证明我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俘虏，但又未必如此。一个真正有实力和自信心 2 的学科和学者应当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鲁迅先生说的“汉唐气象”。

而且，退一万步，我们要问，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研究？在我看来，引发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并不是学科本身（尽管我们只有在某个或某几个学科的传统中，才有可能发现问题，才可能找到研究问题的进路），而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既然社会生活本身并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学科划分那么界定明晰的，既然每个社会问题都可能同时具有多个学科的维度，既然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既然人们在这个领域所形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可能不弥散到人的其他活动领域，那么，有什么理由说某些领域应当由某个学科独占呢？因此，只要一个学者关心的是真实世界中的问题，那么就不可能，也不应当在传统的学科边界“饮马长江”，而必定为其求知的好奇心所驱动而“欲罢不能”。一个学者如果忘记了生活本身提出的问题，而沉溺于某个学科的现有的定理、概念、命题，那么就不仅丧失了社会责任感，而且丧失了真正的自我，也丧失了学术，因为他忘记了海德格尔的那个“存在”。也正是在问题的导向下，真正的学者才从来不会作茧自缚，而是总是试图不断自我超越。只要看看中外的真正的大学者、大思想家，无论是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马克思或韦伯，我们都很难给他们作一个精确的学科定位。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是为了学术而生活，而是因为生活而学术的。因此，重要的是思想和学术成果，而不是学科的领域。

二．

我并不因此否认学科传统的重要性，也并不因此主张废弃现有的学科分类。传统是我们可能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我国目前许多学科的发展之所以不尽人意恰恰是因为其缺乏真正坚实的学术传统；[9]而且现有的学科体系作为是一种实际运作的制度也不是任何人试图废除或重建就可能实现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现有学科划分视为一套先验的、永恒的和应然的scheme。只要回顾人类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知识、学科体制都是历史演变、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10]这种体制从历史演化理性来看，具有合理性，它便于知识的累积和传承；但它确实又是许多偶然事件（例如，某个重要学者研究所跨越的领域、他对自我以及他人对他的定位等）碰撞的产物。因此，现有的知识体制不是一种终极真理，各个学科的边界的界定是可变动的，必定会随着社会的劳动分工而发展，随着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而发展，有的甚至会从学术舞台上消失（例如古代社会非常流行的占星学如今就从学术舞台上消失了）。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外各个学科的发展都有日益交叉化的趋势，即使是经济学也不例外。在这一过程中，也许有些昔日的“显学”会失去其显赫，也许另一些不起眼的学科变得醒目起来，或者本来就很醒目的变得格外刺眼。但只要不是过分self-important，以致有维护既得利益者之嫌疑，而是以学术发展和自我的学术兴趣为重，这又有什么了不起了。这一方面，也许许多学者应当向一些并非为了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乐此不疲的集邮者、京剧迷学习。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许多问题不仅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甚至根本就有待研究；对于中国的问题，也并非如同人们很容易设想的那样，我们已了如指掌，而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是根本不理解。引入的“西学”学科，固然凝结了前人的经验，但决不应当而且也不可能成为界定中国的实际问题之学科性质和研究的圣经。因此，从我们的日常或社会生活中发现问题，并在问题导向下，进行研究，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不尊重现有的学科“产权界定”但有利于效率之提高的现象（又一个“经济学俘虏”之例证）；其 3 实，现在许多学者都已在不同程度上跨越了自己本来学科的界限，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样一个大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经济学学者进入其他学科的传统领域，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好的现象。它不仅反映出中国学者的对真实世界的关切和学术好奇心与责任心，而且他们的进入可能激活一些实在太缺乏活力和学术理论竞争的学科领域。当然，经济学家的研究并不能取代其他学科传统的研究，因为“各村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他们的研究也必定会出错。但是，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在本学科之内研究就一定不会出错，结果就一定更真确吗？上帝并没有给任何学者的研究发放其结果必定真确的保证。只要是真正的研究，那就在一定层面上，都是在积累我们共同的学术和知识传统。

事实上，眼前的这本书，在我看来，就同时揉和了法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研究，无论是在所涉及的内容上，还是在所使用的方法上，尽管其作者已经被作者的学位、工作单位以及包括作者自身在内的其他社会标签体制标识为“经济学家”。对于我这位法学界人来说，它给于我的启发就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目前中国学者的法学（法理学的和经济法学的）著作。它使我看到了在一些具体的世界中法律、法规和政府机构的决策和行为是如何起作用（包括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的，它让我看到了在这些具体的世界中，社会生活是如何形成着规则，规则又怎样改变着社会生活，以及这一切活动的某些后果。例如，自发的股票市场是如何形成规则的（杨晓维文和陈郁文），政府垄断行业内的竞争与最后这种竞争又如何打破这种垄断的（张宇燕文），等等，这都是传统的法学理论所没有的，甚至是在传统的法学概念框架中难以想象的。当然，也许，这些个案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法学界也无法直接利用；但是，它给人的启发可能具有普遍意义，它所蕴含的某些社会生活的常识可能具有普遍意义，这些研究者研究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可能具有普遍意义；至少，它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变迁的记录，以及这记录中隐含着的中国学者的思想和情感。

波斯纳，这位极力推进法律的经济学改造（但不限于此，尽管人们习惯这样标签他）的学者，曾经说过（大意）：即使法学家是一位社会清洁工，他们也不应只能固守传统的扫帚和拖把，而不能使用其他更为便利和有效率的工具。[11]话虽俏皮，但道理是对的；而且这道理不限于哪一个人，也不限于某一个学科。只有具备了这种常人的心态，我们也才有可能超越本来的学科，包括超越“入侵”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1997年6月初稿，1997年11月23日改定于北大蔚秀园

[1]《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张曙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春夏季卷，页234－260。特别是周其仁的文章。

[3]参见，Richard A.Posner,“Ronald Coase and Methodology,”in Overcoming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4]“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140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984)第231页。“没有什么理由要假定绝大多数人都在从事除不幸福以外的最大化，而且即使这一点也不完全成功”。又请看，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Essays on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第4页。那么为什么要假定企业努力将交易成本最小化，或者当交易成本许可时企业和个人要进行有利的贸易呢？因为“对于人的群体来说，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任何物品的更高（相对）价格 4 都会导致需求量的减少”（同上）。但如果人们想最大化他们的不幸福，他们为什么不尽快通过购买更多的其相对价格上扬的商品来耗尽他们的资源呢？科斯在其他地方还说，他会很欢迎在经济学中放弃“个体选择前后一贯的”假设。“Duncan Black,”in 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1994)；转引自Posner, Overcoming Law,同前。

[5]这在社会学上也是有传统的。韦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研究官僚制和各种政治权力的组织。

[6]有关的实证研究，请看，Fred R.Shapiro,“The Most-Cited Law Review Articles Revisited,”Chicago-Kent Law Review(1996);又请看，James E.Krier and Stewart J.Schwab,“The Cathedral at Twenty-Five: Citation and Impression,”Yale Law Journal(1997)。在这两个根据不同数据库所作的实证研究中，科斯的这篇发表于1960年（实际是1961年）论文的引证次数都居榜首，而且遥遥领先，超出排名第二的论文——霍姆斯的名著《法律的道路》——近一倍。

[7] William M.Landes and Richard A.Posner,“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s on Law: A Quantitative Study," 36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85, 405(1993年)(表6)。转引自Posner, Overcoming Law,同前。

[8]在1986－1990年间，法学杂志对科斯这一论文的引证比例上升到40％。转引自Posner,同前。

[9]参见，朱苏力，“法学研究的规范化、传统与本土化”，《中国书评》（香港），1995年5月总第5期。

[10]参见，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

[11] Richard A.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38.

第四篇：法律社会学(朱苏力)

法律社会学（1）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3

第一讲 总论

一、法律规则无疑具有重要性，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同时也对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罗斯福新政、里根改革等。

但是，相关的一点是，法律的重要性能到什么样的程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些法律变革并不是很成功甚至很不成功。有时候相似的法律变革却引起了不同的结果。（如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对比。）这种现象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同一国家地区的不同时期中。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法律本身制定的好坏的问题吗？显然很难这样回答。

法律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法律社会学正是要研究社会的基本条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这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法律，是法律社会学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是欧洲法律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比如，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其法律制度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为什么农村不容易搞法治？也许有一个社会生活环境的问题。我们发现许多复杂的法律制度是配合陌生人社会即现代商业社会设计的。

另外，法律社会学也从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把法律的实施看作是社会博弈。一项法律制定出来后，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社会博弈，不可能要求人们完全的毫无反应的依法律而为。（“法律必须被信仰”，这句话所描述的状态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每个人对法律都会有所反应。

法律社会学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纠正。法律形式主义虽然作了奠基，但是它不能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最高院关于“奸淫幼女”罪的司法解释，如果单从刑法理论的角度考虑的话，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放到社会中去，问题就出现了。比如，有可能触犯这一条罪的人可能是哪些人呢？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回旋余地大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举证责任会有什么变化由此检查机关的资源配置又会有什么变化呢？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见苏力《一个不公正的司法解释》）

法律社会学当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法律社会学可以看到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乃至微观上的个人的行动对法律的影响。

很多问题都可以纳入法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如女权主义、同性恋问题，以及在国际交往中出现的不同社会的不同做法如对待安乐死的态度问题，西方由于基督教的传统和某些技术问题而对安乐死相当慎重。（再如人工流产问题，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问题，等等。）我们仅仅通过概念法学的角度都很难理解这些问题。只有把部门法的边界打破，把学科的边界打破，问题才能达到很好的认识和解决。

正因为以上的原因，关于法律社会学，本课程旨在介绍一种思路、方法性的东西。而不是过多的实质性内容。

二、法律社会学既是一门新的学科，又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萌芽在最古老的思想家的思 想中就存在。早期的思想家都是杂家，他们的思考不是按照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的边界来进行的，而是依靠他们的直觉和？如柏拉图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法治的问题的，强调哲学王的统治，但他后来又发现这种哲学王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于是又提出法律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考虑也是关注了与政体相关的国家疆土问题以及中产阶级问题等。孔子曰：德在刑先。奥古斯丁、阿奎那讲自然法。再到霍布斯和洛克，他们虽然是谈法律，但其文章德主要内容竟是非法律本身的问题。（如《利维坦》虽然说的是自然法，却主要谈的是国家。）

真正意义上的法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它是随着律师和法官职业的出现而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社会学的先驱是孟德斯鸠和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到了法律与地理、气候、政体、国家大小以及人种等的关系，虽然其某些结论看起来是很荒谬的，但是其分析问题的思路是正确的，揭露了很多人们没有注意到的联系。历史学派的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里的民族精神，虽然有些抽象化，但是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社会综合条件。

近代意义的法社会学的两大传统实在19世纪中叶产生的。

在欧洲是一个传统。即宏观角度的传统，关注大的宏观的结构。其创始人是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他们从自己的知识传统出发，揭露了法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虽然其有些结论比较粗糙或者太一般化。但是其思路对后世是有重大影响的。纠正了法律职业化所带来的对法律自身过多的关注的状况。此外，人类学、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法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又有哈贝马斯等代表人物。

另一个传统是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法律社会学。它是从法官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经验的色彩很浓。即使理论化较浓的法律经济学也是从判例中发展起来的。这个传统的发展主要是在1864年以后，当时，美国开始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增加使得原有的法律不在适应，由于在侵权法、刑法、公司法等传统的普通法领域制定法并不加以干涉，法官就面临着改革法律的迫切任务。他们必须面对现有的社会条件和状况。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将来法律的主宰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卡多佐说“法律的终极目的是社会福利”等，都是体现了对法律形式主义、法条主义的反动。他们注意把非法律学科与法律结合，如心理学的知识，认为法官的审判是受他的心理因素的影响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女权主义、环境问题、种族问题等，促进了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被重新发现，此外还有福柯以及阐释学被重视，现代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更加强调一个学科依靠多种学科知识解决某一个问题，被称为法律和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s）。

总的来说，从宏观的角度讲，法律社会学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而存在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主要研究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它往往限于理论，对部门法虽有启发性，但对适用法律并无太大影响。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学在现代社会比较弱化。而微观意义上的法律社会学并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它是研究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包括具体关系和综合关系。它又包括两个传统：一是以问题的方式出现，围绕具体的问题展开研究；二是跨学科的法学研究，如法律经济学、社会生物学、法律人类学、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统计学等（如心理学对刑事诉讼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当然，这些划分都不是绝对 2 的。

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重大时期，单靠法条主义不可能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最佳路径。我们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法律社会学（2）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8

第二讲 马克思的贡献 上

法学研究中，经验的研究、因果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停留在那些似是而非的解说上。比如说法律文化，真的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文化吗？如果说中国人厌讼是一种文化的表现，那么文化又是什么呢？显然，它又不得不归结为厌讼等表现形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研究，应当剔除概念的东西，应当观察一个现象对另一个现象的影响，而不是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的影响。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变成一个可观察到的现象。（比如男女谁比较心软，“心软”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就可以变得非常经验化，支持女性比较心软的人会举出很多有关女性心软的实例，比如女性关心人，看见别人的悲伤会表示同情，等等。又如“这个人太坏”，为什么？肯定有一些事实让你这么认定。

又如刑法上的犯罪意图，其实也是通过对犯罪人的行为推测出来的。所以，在奸淫幼女的罪名上，似乎就不应该太过强调什么是否明知十四岁。）

我们这一讲主要来谈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论述。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都没有看到经济对法律的影响，把法律看作是永恒的。黑格尔看到了变化（绝对理念的变化），马克思则认为一切都处在流变之中，这一观点被达尔文的研究印证。

马克思关于法律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把社会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具有同构性。法律从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或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利益、意志、情感的表现。（不要否认这一点，正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是异性恋者，所以我们才视同性恋者为异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因为生活条件允许了，才会有保护动物的善举。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饥寒交迫的农民会参加什么保护动物组织。又如，古代社会为什么会株连九族，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刑罚残酷，实际上这跟当时人们的生活背景如一个家族的人往往生活在一块、容易互相包庇，跟当时国家力量弱小，只能以这种方式维持社会秩序有关。而现代社会为什么强调罪责自负，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研究）。

我们研究任何社会的法律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生产方式、政治结构等综合考察分析。（以后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及谱系学的研究中其实就有马克思的方法论在里头。如谱系学，把思想放到社会结构中研究而不认为是前人思想的影响。有如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正是马克思的所说的：人是创造历史，但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运阶级分析、3 利益群体的分析。（“是我们禁止流浪，但问题是谁流浪”。又如所谓“自由选择”，真的吗？）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原则的解释。

为什么自由平等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核心原则？许多人认为是人类理性的突然发现；马克思对此作出了分析。

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交换需要双方都是自由人，是独立的个体，不依附于对方和第三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所以，意思自治受到了特别的强调。工人的劳动力是商品而不是工人个人，工人个人是自由的。不仅如此，交换过程也应当是平等的（古典经济学由于强调“主观价值”而对这一命题持不同意见），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利益，因为交换而发生联系。？

恩格斯从经验的角度，从更广泛的社会的角度做了分析，他指出，国际贸易要求商品所有者的流动不受限制，也要求他所接受的法律在各地应当是大致相同的，即平等的。要求资本主义法律的相同，与资本、劳动力的流通有很大的关系。资本主义法律塑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人（赤裸裸的利益、金钱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刑法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个体形，不再株连九族。（考虑一下“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存在背景或原因）。资本主义原则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强调独立、自由的法律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中隐含的原则，这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同构性。（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的组织形式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相联系。）

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否则只是为资本主义唱赞歌）。马克思是批判者。他认为，由于法律是占主导地位群体的情感、意志的表现，必然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它源于经济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只有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延续下去，才能实现自我的再生产。两个阶级之间的这种对立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的人权等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推广而得到正当性的。

※关于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流落欧洲各国。受到了歧视和排挤。法律禁止他们从事某种行业，不允许他们做农民，只让他们做商人、从事金融业。（基督徒是不能放贷的。由此可以看出歧视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结构促成的。又如唐人街的形成。）18世纪末，西欧的犹太人享有了许多权利，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为什么？

是启蒙运动的影响吗？但是同时代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为什么没有获此待遇？

是因为犹太人从事贸易，其生产方式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法律平等的规范剔除了种族、地域、文化、教育程度等等方面的差异，人被一般化了，而犹太人由于从事的是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最早介入了这个一般化的过程。由此犹太人最早获得了解放。而且犹太人得到解放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完善的西欧国家。

问题的产生不是哪个观念的产物，而是社会力量综合起作用的过程。这正是谱系学的方法。

※美国的民权运动。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制定了三条宪法修正案。（13、14、15），规定了禁止畜奴和选举权利等等。在南方，随着北方军的撤离，南方开始了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以投票税、文化考试等方式剥夺黑人的选举权。1896年的普兰西诉弗格森案，最高院判决隔离但平等。4 后来美国社会也曾多次提出异议，1954年，最高法院的另一个判决指出：隔离不平等。1964年，民权改革。

为什么同样的法律会在不同时期发生不同结果？

美国社会学者研究认为：欧洲的国家都是小国，而美国则是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不同的。内战发生时，北方已工业化，而南方还是农业社会，北方自然而然的对奴隶的歧视少；内战后，虽然试图改变南方，但没有有效的进行。南方的大土地生产方式需要的正是依赖和服从，而不需要自由的工人。这样，种族歧视就在南方有着深厚的基础。只要大农业的生产方式不改变，黑人就没有办法免于歧视。

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后，许多原因促成了美国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南方农业科技的发展，技术工人、黑人跑到北方。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农业灾害对南方大农场的破坏，另外还有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攻诘必须作出行动。所有这些都使得民权运动得以发展。（对我国的启示：现代，农村与城市）

※刑罚形式的变化

两个德国学者在1930年做了一个研究，指出刑事惩罚的形式也是受到了经济基础的影响。

19世纪以前，刑罚形式是罚金、鞭笞、肢体刑、放逐等。而现代社会却主要是监禁等自由刑。

学者们拒绝认为这是启蒙思想的作用。他们调查了许多档案，认为刑罚形式是与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的。当经济发展过快时，劳动力需求多，刑罚便轻。反之则重。而最早的监狱首先是用来使用劳动力的，劳动力的需求与监禁有明显的关联。

但为什么劳动力过剩时监狱还能存在呢？两位学者认为是路径依赖。认为监狱既然已经建立就很难再撤销。这又掉入了意识形态的窠臼。

美国的学者进一步研究。指出：不仅刑罚形式与经济相关，刑罚的严厉性与经济也有关。成反比。他们做个一个实证实验：失业率和监禁率之间有着共变关系。（头一年失业率增加，第二年监禁率增加。）

苏联的尤金认为：监狱的惩罚形式与以前不同。以前是重质量，但不可计算；而监狱却按照数学方式进行处罚，讲求精确。这种处罚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常见。监禁刑体现出一种赔偿，这种惩罚与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出的价值相联，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强调数目字的管理相一致。由于资本主义对价值的抽象化，人们也以抽象的价值、用抽象的时机那计算社会上的一切。总之，监狱、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人权是一体而变的，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货币化构成了社会基本的思维格式。资本主义生产是理性化的定量化的生产方式。

※ 19世纪英国的刑罚变革

主要内容是：法律统一，改革不人道的刑罚，废除许多死刑。

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贝卡利亚、边沁观点的流行。把其看作是观念的产物。

有一位学者指出：其实我们把封建社会理解的太残酷了。其实中世纪英国适用的死刑并不多，大概50多种。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才严酷起来，大概200多种死刑。根据国会的立法，至少有100多种罪可立决。这是由于当时英国走向工业化，社会转型，农业社会的社会 5 控制体系遭到了破坏，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罪犯。政府只好用死刑遏制犯罪率。后来，由于条件的变化，罪行的变化，（如犯罪量的增加、财产特别是动产犯罪的增多），同时陪审团由于宗教传统和社区情感也不太满意，商业城市也反对，商业组织（而不是边沁）要求在刑事司法上变革，使刑罚更加确定而不那么严厉。这些变化是经济上的因素，是社会变迁的要求。

法律社会学（3）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18

1、要理性的预算法律的后果。法律制定出来后，到底有那些影响，又会影响谁？

2、文化、精神、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特殊的，其特殊性在于参与市场经济的人是以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获得利润的。资产者、经济参与者特别注重对长期利润的精细的系统的计算，即数目字的管理。资本主义经济是规模经济，注重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投机。这种长期的投资和规模性的经济，使得机会成本和风险增大，于是要求有一定的预期和规则，从而对各种可能的风险作出预测并提出对策，保证收到预期利益。

法律和法律文化就在形成这种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统一的法律使得人们的预期在原则上得到了满足。反过来，这种市场经济又要求法律必须是理性的，即坚持逻辑原则的始终如一，不管其是否合理，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都有预期。因此，法律就不能太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实求是，而是要法治化、理性化。

而之所以在欧洲产生这种理性化的法律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是因为在西方社会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非常久远，同时业已形成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着保障作用。

3、法律的类型

形式理性

实质理性

形式非理性

实质非理性

形式：带有普遍性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原则、原理。

实质：具体的，个别的，不系统的。

理性：运用法律的状态，在目的明确的条件下，对于最佳手段的合理选择。特别强调法官运用各种手段调整冲突。这种理性应该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公认的理性。换言之，理性就是指规则的适用是否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接受的，而其结论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

（1）、实质非理性

例子：所罗门国王对于两个妇女争夺一个孩子的判决。

分析：没有人知道国王运用的是什么规则，以及为什么运用之。只知道结果是非常合理、6 公道的。（没有人知道其规则和推理）

（2）、形式非理性

例子：神明裁判

分析：有规则，但推理过程没办法预测。

(3)、实质理性

例子：张金栋案。法院似乎把公愤也带了进去。

分析：推理过程是理性的。但规则是不明确的，或只是一些道德的规则和政治原则。法律的原则变得模糊不清了。换言之，法律规则不是明确的，确定的。

（4）、形式理性

例子：1931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一个案子。A偷了一架飞机，从一州飞往另一州。被判刑，法律依据是：禁止盗窃机动运输工具。但A上诉至最高法院，声称自己偷的是飞机。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高法院最后同意了A的说法。释之。

分析：有固定的规则，推理过程也很明确。但结论未必是合理的。

韦伯本人比较偏好形式理性。认为形式理性是资本主义最好的选择。但他也认为无法论证形式理性就比其他的更合理。韦伯承认相对主义的文化观，认为形式理性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所不同。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四种分类，不是绝对的。这只是一种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型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各时代、各民族的法律。事实上，每个法院都在不同程度上集几种类型于一身。

但总体上来说，西方法律与东方还是不同的。

4、行为的意义和理解

韦伯强调意义和理解。先看一个人的行为是不知道他在作什么的，一定要努力理解行为人赋予行为什么意义。（对刑法也有作用）

这并不是说我们都能知道其中的意义，但我们要尽量的去理解之。

这对于理解一个法律文化的产生有助。

5、法治、法律及官僚化

（1）法律是由专门人员负责实施的一种合法的秩序。

首先，法律是一种秩序。这带有行为主义的意味。强调法律的社会性，而不仅仅是君主或人民的意志。

其次，法律是一种合法的秩序。强调人的主观的下意识的认同。由此区分了基于认同的秩序和基于暴力的秩序。

再次，强调了专门人员的作用。强调法律的职业化。现代的法律职业是与现代的官僚制联系在一起的。

（2）官僚制

官僚制和现代法治是同义语。就是管理上的理性化。所有的官员根据工作能力决定其位置，其活动根据组织规则和国家法律，其权限有法律规定，并同时负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下级要服从上级，但不是服从作为上级的那个个人，实际是服从法律。（注意这也不是绝对的。）

只有这样，现代经济、政治才能大规模的、理性而有计划的运作。现代法治的重要部分就是现代的官僚制，它是维持现代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

韦伯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

○公务是连续的，不因个人的原因而中断

○机构是依明确的规章组织进行的a． 官员适用非个人化的标准。

b． 给予官员执行公务的必要权力，并不受追究

c． 权力和实行权力的手段要受到限制

○每个官员的职责和权威都是等级的构成部分

○雇员都不拥有行使职权必要的物质，但可使用之

个人收入和公务收入是严格分开的。可以使用执行公务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但必须对使用负责。

○官员没有权力处理他的职务，无权出售和继承

○所有的公文必须通过文件，保证机构能够运转起来

（3）官僚制的优点是可预测，有效、稳定。缺点是没办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乃至形成一个铁笼。（韦伯是最早预见到现代性的危及的人之一。）

（4）对于中国的启示。

法律社会学（4）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23

迪尔凯姆，近代法国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主要著作有：《论社会的劳动分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论自杀》等。

迪尔凯姆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和韦伯不同。马克思的方法是哲学的方法，韦伯强调的是解释（个体解释学的传统），而迪尔凯姆则注重实证研究和宏观把握。把个人看作是社会当中的个人。（与韦伯不同，迪尔凯姆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应考虑行为人的感觉，其实很多人是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不能当真的。迪尔凯姆强调总体特征，必须把群体特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否则只是看到了表象，而不能看到功能。这正是功能主义的观点。）

其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人类学上的结构功能主义也有迪尔凯姆的影响。

迪尔凯姆非常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只有把人放到社会中才能理解。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社会是怎么维系的。由此，他非常关注整个社会是怎么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社会的一体化问题或社会的团结问题。

与此相适应，迪尔凯姆的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反个体主义，总是在把握总体的情况下研究个体。

比如他对于自杀的研究。个别看来，似乎自杀总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与个人的经历、情感等等有关，但迪尔凯姆却把欧洲各国的的自杀统计数据总结起来进行研究。发现地域、宗 8 教信仰、年龄、性别等等因素对于自杀都有影响。这样自杀就不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不是一个个人想不开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社会事实。

迪尔凯姆强调从经验和事实研究社会，这是可能的。但事实并不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到的，只是可以感觉到。不是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理解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所以我们才理解社会、国家、家庭、教授等等现象。这些事实与我们看到的太阳、石头等不同，它们是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就是不易改变的、对个人有强制的、对人的行为有社会制约的、凌驾于个人或某个集团之上的一种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对社会具有制约性的方式。

比如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并不需要明文规定和执法，却还是存在的。这对我们理解法律是很有益的。不可能所有的规范都写在法条上。

那么怎么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呢？借助可见标志。通过这种可见标志来观察之。（仍可以男女谁有同情心为例，把同情心转化成可测量的事实。）

那么法律是什么呢？

法律是一种社会事实，兵不一定需要通过法条规定、法律执行来表征。

法律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的可见标志。可以用来观察一个社会的连带关系，一体化过程。

社会整合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机械性一体化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种有机一体化的社会。

在传统社会，没有太大的社会分工，人们是通过社区的、每个个体的宗教、文化、种族、语言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一致性是这个社会的核心标准。人们缺乏个性，关系亲密，有共同的集体良知代表特定社会的共同观念、情感。这种集体良知不是个体能改动的，是一种保守势力，任何人侵犯之都会受到惩罚。

在现代社会，表面上看去每个个人都是自由自在的，但其实不是。由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交通、通讯的发展等，使得社会分工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需。人们日益专业化的同时履行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缺少普遍分享的良知，集体良知碎裂化，个人主义取代了原来的集体主义。但集体良知的碎裂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瓦解，因为现代社会由于分工的专业化使得人们必须联系在一起，相互依赖。社会仍然能保持连带，这种连带对维系社会更有力，是一种有机连带。

不过，我们知道，所有的社会都不绝对是上述两种社会中的一种，没有纯粹机械性或有机一体化的社会。但大致还是可以判断的。

那么怎么判断是哪一种社会呢？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法律。

两类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类型：压制型和赔偿型。

压制型的法律，对个人惩罚，剥夺自由、前途，施加痛苦。刑法是典型的压制型的法律。如果一个社会中某种行为与社会的共同良知相背，就会受到社会的严厉惩罚，即使这种行为未必有社会危害性（如同性恋）。压制型的法律是为了不使社会和谐遭到破坏，保护社会稳定，强化社会共识。

赔偿型法律，是恢复事物的原状，使原来弄乱的社会关系恢复。民、商是典型的赔偿型 9 法律。通过这种法律使社会正常运转。

在原始社会，压制型法律是主导，与机械一体化相联；在现代社会，赔偿型法律是主导，与有机一体化相联。

与此相关的是，压制型法律并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法律实施机关，有集体良知的制裁。而赔偿型法律必须有专门的机构保证法律实施的连续、稳定，需要明确的法律和专业化的法律人才如法官律师。

社会失范和犯罪现象

在社会转型时期，会出现社会失范的现象。犯罪、自杀会增加。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失范问题。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实就是对社会集体良知的侵犯。（在人类社会有很多禁忌，不是规范的东西，也不一定有害，但触犯之就会受到惩罚。“我们不是因为是犯罪而谴责之，而是因为谴责之而认为它是犯罪”。）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与社会的集体良知有关。

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是一个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任何社会都需要犯罪。犯罪是社会发现和制造出来的，但不必定是犯罪本身所固有的特征。

为什么社会内部需要发现和制造犯罪呢？

犯罪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特殊的功能。社会需要犯罪来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功能1：社会可以增强和重新增强社会的集体良知。如欧洲中世纪瘟疫产生便惩罚巫婆，其实里面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对社会的一种稳定，为社会找一个发泄口。是把社会统在一起的需要。又如古代社会的“罪己诏”。

功能2：增进社会发展。集体良知构成道德的边界，但道德的边界不能太僵化，需要突破。有些犯罪就是对社会限制的突破，使社会限制减少从而使社会更有活力。并可以帮助社会形成新的集体良知。如同姓不婚。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犯罪并不是一种纯粹病态的现象。

影响和评议：

影响很大。

芝加哥学派由此而来。“失范学派”认为，不仅要打击犯罪，更要重建社会的一体化，使人们有归属感。

还有的学者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主张废除对妓女、毒品的限制。

《法律的运作行为》也受到了迪尔凯姆的影响。社会的文化越发展，社会分层越多，财富分配越不平等，分工越多，组织机构越多，则法律越多。

同时，功能主义的分析也遭到了批判：

1、受马克思影响，许多学者认为迪尔凯姆所认为的刑法是社会共同的集体良知掩盖了阶级性、阶层矛盾。法律不是也不可能是代表了一个社会中所有人的集体良知。解禁妓女，其实是一个男人的视角。

2、功能主义本身很难预测。表现出保守的倾向。倾向于凡是存在即是合理的。

第七讲 法律人类学

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

人类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体制人类学；

2、考古人类学；

3、文化人类学。

其中文化人类学以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法律人类学正是来源于此。

人类学其实基本上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开始研究无文字社会，由于受现代文化冲击，原始社会越来越少，后来开始研究农业社会。

人类学和社会学很难区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研究的就是农业社会，马林诺斯基在序中就鼓励他朝着人类学的方向努力。但细究起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一个方面，如犯罪、性别化等；人类学则往往是研究一个比较小的社区，长期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把整个社会作为一套制度观察，研究个案。

2、社会学可以是跨文化的研究，但不必定如此，甚至大部分都不是这样；而人类学则往往是跨文化的研究，如欧洲人研究非洲部落，汉族研究少数民族，城市里的人研究农村等。

3、社会学可以是实验，也经常是个案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几乎都是解释性的和个案研究，无法实证研究。从这一点看，社会学更像科学而人类学更像人文学科。

另外，人类学的消费者往往是研究者本文化的人，社会学的研究并不一定如此。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不是必然要研究法律，但研究中必然要触及这个社会或文化（这里的文化就是指的社会）中的制度，包括可能的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性秩序、制裁机制等。

由此演化出法律人类学。借助于人类学对传统的法学方法进行批判。

法律人类学的历史：

主要围绕着初民社会、原始社会展开论述。（为什么？可参考萨义德《东方主义》。）这种研究主要是随着殖民主义向外扩张而开始的对殖民地的研究，以供殖民者参考。（福柯：“权力创造知识。”）近现代的殖民主义需要却无意萌生了人类学。

后来摩尔根、梅因借鉴一些资料对古代社会进行了分析考察。

到马林诺斯基的时候，开始了实地考察。马林诺斯基把社会从进化论中解脱出来。（进化论在殖民地侵略中起到了极坏的影响。殖民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先进的社会文明。）

到霍贝尔、卢埃林、布莱克曼的时期，法律人类学已成形。成为普遍的法律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著作：霍贝尔：《原始人的法》，埃利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等。）

法律人类学认为，每种法律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偏见。没有普适性的法。这不是说初民社会就好，也不是说不能改革。而是认为改革要照顾社会的整体结构。

法律社会学（5）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28

第五讲：法律人类学

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

人类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体制人类学；

2、考古人类学；

3、文化人类学。

其中文化人类学以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法律人类学正是来源于此。

人类学其实基本上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开始研究无文字社会，由于受现代文化冲击，原始社会越来越少，后来开始研究农业社会。

人类学和社会学很难区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研究的就是农业社会，马林诺斯基在序中就鼓励他朝着人类学的方向努力。但细究起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一个方面，如犯罪、性别化等；人类学则往往是研究一个比较小的社区，长期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把整个社会作为一套制度观察，研究个案。

2、社会学可以是跨文化的研究，但不必定如此，甚至大部分都不是这样；而人类学则往往是跨文化的研究，如欧洲人研究非洲部落，汉族研究少数民族，城市里的人研究农村等。

3、社会学可以是实验，也经常是个案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几乎都是解释性的和个案研究，无法实证研究。从这一点看，社会学更像科学而人类学更像人文学科。

另外，人类学的消费者往往是研究者本文化的人，社会学的研究并不一定如此。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不是必然要研究法律，但研究中必然要触及这个社会或文化（这里的文化就是指的社会）中的制度，包括可能的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性秩序、制裁机制等。

由此演化出法律人类学。借助于人类学对传统的法学方法进行批判。

法律人类学的历史：

主要围绕着初民社会、原始社会展开论述。（为什么？可参考萨义德《东方主义》。）这种研究主要是随着殖民主义向外扩张而开始的对殖民地的研究，以供殖民者参考。（福柯：“权力创造知识。”）近现代的殖民主义需要却无意萌生了人类学。

后来摩尔根、梅因借鉴一些资料对古代社会进行了分析考察。

到马林诺斯基的时候，开始了实地考察。马林诺斯基把社会从进化论中解脱出来。（进化论在殖民地侵略中起到了极坏的影响。殖民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先进的社会文明。）

到霍贝尔、卢埃林、布莱克曼的时期，法律人类学已成形。成为普遍的法律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著作：霍贝尔：《原始人的法》，埃利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等。）

法律人类学认为，每种法律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偏见。没有普适性的法。这不是说初民社会就好，也不是说不能改革。而是认为改革要照顾社会的整体结构。

二、法律人类学对法学研究的贡献

1、对于单线进化论的批判。指出法律不是历史进化的产物而是一个文化的产物，这个文化包含的就是特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宗教等因素。所以法律的正当化应当是它能否满足自己的文化。所以，不能以所谓现代的法律来取代所谓古代的落后的法律，不能脱离具体社会变革法律。（如证人出庭制度为什么在中国实行的不是很好？在很大程度上与熟人社会有关。）

2、关于法律的概念。

法律不仅仅是成文法。在初民社会也有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那里也有实体性的规则乃至宪法性的规则，只是没有成文而已。说他们没有法律，乃是说他们没有成文法，没有西方法的一些特征，没有西方的司法机关等，但这些都不是法律的根本特征。哈特说过，当一个人 12 觉得有义务遵守它的时候，它就是法律。部落法律就是该部落社会习惯的总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这样对于法律的理解有助于扩展我们的视野，以理解一些潜规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成文法的局限，和法律变革的艰难。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民间法”的概念。当然，民间法的称谓可能有些问题，它容易浪漫化。民间法也不是什么超国家、超阶级的东西，它也可能受到特定社区中强权者的影响，或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民间法虽然有自己的好处，但也要以国家法律制约民间法。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法律多元的现象。就是一个社会中同时有几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法律。如殖民地的法律。其实，这种法律多元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如美国（存在欧洲法律与印第安人的法律）。这种多元的法律互相交流、借鉴和发展，是一种流变关系。这种法律多元秩序是不可分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功能主义的分析，法律要满足社会的需要。

法律社会学（6）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3-7

女权主义与法学研究

一、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权主义法学

现在出现了许多以问题为导向的法理学。如种族问题、民族问题、性别问题等。女权主义法理学乃其中一种。也称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法学是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一个表现。这个流派以女性为主，但并不都是女性。

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

1、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

照搬18、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法律哲学而形成的。创始人是密尔。强调抽象的人，女性也是人，应当拥有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生命、财产、自由权等。应给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以所谓的政治自由主义为中心，认为只要给了妇女选举、结社等的权利，她们就团结起来选举出她们的代理人进入议会从而改变她们的现状。

这种思想是贫瘠的，抽象化，不考虑妇女的特殊问题。而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乃是活生生的人。（而且，这种抽象的人是以谁为标准的呢？男子，白人，有产阶级等。）强调以自由为本，但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对妇女的压迫为代价。如言论自由可能导致淫秽物品的增多，往往带有对妇女的暴力。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经济问题对妇女解放的影响。

2、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

认为妇女解放不是与意志而是与生产力、经济基础有关，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全人类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一个社会中妇女普遍不占有生产资料，就没有办法发挥其作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妇女解放的经典分析。指出大工业生产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前提，使女性从社会生产的边缘地带进入中心，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加强。女性的社会交往增加了，互相形成了共同利益，形成了作为运动的妇女解放运动。

3、激进的女权主义

二战后形成的。认为男女在生理、心理及相应的其他方面存在根本的不同。女性压迫的根源就在于男性。认为女性在生理上就是弱者。相信科技的发展能根本改变男女生理、心理差距。如人工流产、避孕药品、基因工程、试管婴儿等。

这种观点建立在当时社会的反传统的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上。其优点在于细致的考察了妇女特殊的原因。但过分强调男女差别，使问题简单化，把男女不平等固定化，当他们诉诸的科技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这种差距在他们那里就成为永恒的了。这显然是分裂主义的思路。

4、文化批判的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认为男女生理、心理上的差别是一个因素，但是不仅仅是这些。还有经济的因素、文化的因素。而且，还要对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文化进行批判，对现行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批判。建立全新的视角。

二、贡献

1、研究的问题

女权主义研究的是有关妇女的问题，特别是离婚、性别歧视、人工流产、色情淫秽出版物以及对妇女的性犯罪等问题。让社会听到一些以前被压制的声音。

（1）就业上的性别歧视问题

在职务提升和收入上，男性占了很大的便宜。怎样把妇女的付出变成社会财产呢？但这里有一个两难问题：若允许私有财产，则应该允许以自由意志雇工。（妇女的生育被认为是不创造社会价值的，至少没有给其雇主创造价值。）女性的就业权利却需要国家进行干预，那么，国家应干预到什么程度呢？（女性权利和对私有产权的激励）

（2）人工流产问题

如果承认妇女是独立的个人，则就应当可以对自己的身体作决策、自主。

但怀孕其实并不是妇女之私事，可能与丈夫的权利有关，跟整个社会的文化有关（如西方天主教文化禁止堕胎，认为受孕是生命的开始。）还有妇女的权利与胎儿权利的冲突等等。其实，关于人工流产，就体现了两种女性的关系：传统女性和职业女性。一种妇女价值的上升意味着另一种妇女价值的贬低。传统女性反对人工流产。

（3）色情作品

色情作品是否应当保护？会不会有侮辱女性的倾向？会不会有男权宣传？许多色情作品可能会贬低女性，鼓吹对女性的征服，会造成对所有女性的侮辱。

但色情怎么界定呢？边界在哪里？不同人有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另外确实有一些描写色情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反应现实不可以吗？文学必须是理想的吗？

大法官斯图特加：什么是色情，我看了就知道。

（4）对女性的性犯罪问题

关于强奸。现在的制度往往从男权主义角度考虑，要求女性提供证据，有自己强烈反抗的证明，置妇女于难堪的境地。这种批判是强有力的，但是又不能太过，否则又可能反过来造成男性的危险。

关于性骚扰。性骚扰很难界定。对于女性来讲，同一种行为不同人做就有不同的意义。

2、对于男权主义文化的批判

男女文化不同论

认为男女由于心理、生理、社会教育等原因，形成不同的声音。男性强调逻辑、分析、思辩、规则、个人主义、法律规定；而女性更强调情感、直觉、整体表达、和谐、集体主义和冲突和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差别，而是生理、心理等因素造成的文化差别。

诉讼程序的设置是依据男性的思维方式，只要求回答yes或no，但女性往往会说：Yes,but„；法律上的理性常人（reasonable man）是以男性为标准的。

法律也保护妇女，但许多保护是从男性的角度。如有的酒店不允许女性作招待员，好像是对女性的保护，通过这种方式把女性从这种行当上解放，但问题是，女性的工作没有了，而且，如果是因为怕女性受到侮辱，为什么要解除女性的职务而不惩罚那些侮辱女性的男子呢？（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女性推出的成本是很低的，但惩罚那些男性的成本是很高的，比较困难。）

主张用新文化代替现有的文化，男女应重新界定其位置。

3、女权主义方法论

（1）着重研究妇女问题

（2）具体问题不是用一个系统的、逻辑的规则，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实体正义。强调人跟人不同，案子跟案子不同。

（3）强调社群主义、多视角主义

三、评价

女权主义是否有一定的方法论还值得商榷。激进女权主义过分强调了特殊性，乃至使法律作为一个规则失去了意义，增加了社会成本。女权主义强调社群主义的道德听起来很好听，但在高度工商社会中法律很难办到。另外，男女是存在生理、心理上的差别，但未必无法沟通。

当然，男权主义的文化还是存在的。在我国，现在至少是某些妇女的生活地位在下降，男权主义文化在振兴，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不利。最终来说，女性地位的提升还是要靠社会经济条件。

女权主义的观点在细节的问题上还是有启发的，而且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形式主义的问题，程序的问题等等。

所以，女权主义法理学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发现了什么女权主义法理学或方法论，而是这些理论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后果使我们重新考虑妇女、女性的问题并且可能对法律制度产生影响。

第五篇：数量与质量

关于党员质量问题的思考

乔培华 马振华

党员是党的细胞，是党的活力的源泉。我们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需要一支数量可观的党员队伍。因为，没有一定数量的党员队伍，我们党自身就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就无法实现党的目标；没有一定数量的党员队伍，就不能实现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难以形成浩浩荡荡的现代化建设大军；没有一定数量的党员队伍，特别是没有一定数量的中坚分子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难以实现党的领导。

我们党在强调党员数量的同时，更注重党员的质量。因为党员的质量决定着党的性质、党的形象、党的战斗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及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那么，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呢？首先，要严格入党标准。严把入口是保持党员质量的前提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的质量标准不能降低，要把那些勇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必须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充实党的队伍，改善党员队伍结构，增强党的战斗力，这是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需要。

其次，要强化对党员的教育。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党员。对于广大党员一要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教育。通过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鉴别能力和政治敏锐性，从而增强工作中的科学性、原则性和预见性。二要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要结合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教育党员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正确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带来的影响。三要进行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教育。要针对党员模范作用不强的现象，教育我们的党员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薄名利、无私奉献的模范。四要进行爱党教育。教育党员增强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不断增强党的吸引力和战斗力。五要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党员教育的新路子，增强党员教育的针对性。

再次，要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关键是建立和完善制度，包括“三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联系群众的制度、交纳党费制度等。这些制度对提高党员质量是十分重要的，切不可流于形式。同时，必须加强对党员的监督。在监督过程中，要坚持党组织监督和党员群众监督相结合，坚持教育为主和严格执行纪律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纪检机关在维护党纪党风方面的作用。

最后，要严格净化党员队伍。敞开出口是解决党内组织不纯的重要手段。清除腐败分子要重拳出击，决不手软，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决不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有藏身之地。努力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工作，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不合格党员的标准，使基层组织在进行党员评议、处置不合格党员时有章可循；要把握政策界限，讲究处置工作的原则性，要严格操作规程，注意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的规范性。同时也要做好后进党员的转化工作，这部分人中除少数问题严重而又屡教不改的应该清除出党外，绝大多数要靠党内教育。

***说，抗战胜利时，全党只有120多万党员。毛主席在党的七大做题为《愚公移山》的报告，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全党上下众志成城，信心百倍，充满力量。现在，讲经济总量，中国已是世界第二；论党员人数，有8000多万党员，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拥有崇高威望，在世界上具有空前的国际地位。但我们也不可盲目乐观，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政党，并不是党员人数越多，力量就越大，关键还是要看党员的质量，看党员是不是“个顶个”，是否都能充分发挥作用，都有积极的群众影响。对于共产党来说，就要看是否都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否都能自觉地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风雨同舟，血肉相连；是否能抵制和反对腐败，尤其在市场环境下能出淤泥而不染；在选人用人上，能否尊重民意，发扬民主，选准用准干部，等等，这些都是党建方面的重大问题，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党建是立党之本，中央历代领导人都做过重要论述，锦涛总书记也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好新形势下的发展党员工作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给研究所党的建设包括发展党员工作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近几年来，我们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按照党章中关于基层组织要“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的规定和中组部“坚持做好在生产、科研一线和优秀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的要求，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极主动做好新形势下的发展党员工作，为保持党组织的生机和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和保证了以科研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

一、克服“把质量和数量对立起来”的倾向，增强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前些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些群众尤其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求入党的积极性不高，写入党申请书的有所减少，而要求加入民主党派的有所增加；在职党员数量有所减少，离退休职工党员有所增加。“两增两减”的现象引起党委的重视和警觉。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影响发展党员工作的主要思想障碍是：少数党员特别是党委、支部骨干不能正确处理发展党员中质量与数量的关系，偏重于“保证质量”。为了端正认识，统一思想，我们多次召开党委会和支部书记会进行讨论，全面领会“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发展工作方针。不少同志谈到，发展党员质量和数量是辩证的统一，注重质量是对的，但决不能理解成发展不发展无所谓，发展多少无所谓。因为没有一定的数量作保证，质量也就无从谈起了。临近退休的支部书记傅玉珍同志联系研究所的现实深情地说，要求入党的越来越少，在职职工党员特别是科研一线党员越来越少的现象不能不令人忧虑，照此发展下去，在研究部建立党支部都成了困难，二十一世纪谁来接班都成了问题。经过认真分析，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保证研究所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方向，培养跨世纪的合格接班人，就必须从源头抓起，以现在做起，努力使入党积极分子队伍不断壮大，把发展党员工作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使命来完成。

为了把发展党员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党委作出了加强发展党员工作的决定。每年的党委工作要点都将

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进行部署，并抓好检查落实。每年的党委工作总结，发展党员情况也是对各支部讲评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党委重视，思想到位，措施得力，初步扭转了“两增两减”的被动局面，使发展党员工作逐步走上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轨道。据统计，1997年至今写入党申请书的同志有66名，发展新党员35名，并且质量是一致公认的，其中科研一线的23名，35岁以下的16名。

今年以来，通过深入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大家思想有了新的提高，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的自觉性更强了。在6月初举办的党务干部培训班上，不少同志谈到：科技工作者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先进文化的建设者和传播者，肩负着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民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历史使命，因此，加大在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技骨干中发展党员工作的力度，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改变“坐等上门、自然成熟”的做法，主动靠上去做工作

在发展党员的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历了一个变“坐等上门”、“自然成熟”为主动出击、靠上去做工作的过程。开始，面对有些同志不愿入党的状况，有的党员甚至支委认为，入党是自愿的事，劝人家写入党申请书，那不是硬往党组织拉人吗？个别支部书记报怨：群众不申请，怎么做工作？党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坐等积极分子成熟的消极做法如不及时纠正，势必阻碍发展党员工作的正常开展，伤害申请入党同志的积极性，导致入党积极分子人数下降，发展工作出现停滞，使党组织不能及时吸收新鲜血液。为此，我们经常利用组织生活会、支部骨干培训等各种时机，学习发展党员工作的有关规定，引导大家正确处理入党自愿原则与积极进行教育、帮助的关系。终于使大家逐步转变了观念，主动从党员自身找原因，较好地实现了由积极分子找上门来“自然成熟”到党员走上门去“促其成熟”的转变。

为了帮助入党积极分子尽快提高素质，早日具备党员条件，我们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注意做经常的、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一是实行联系责任制。从党委委员到支部委员，每人分工联系1-2名积极分子，保证每名积极分子有两名以上的联系人。党委委员重点联系研究部正副主任以上的非党骨干和青年科技骨干，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并在党委会上汇报培养帮助情况。各支部也给党员明确任务，要求每个同志与被联系人结成教育培养对子。

二是让导师育才又育人。所内40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有一半的项目负责人是党员，也是国际国内知名的专家，其中4名院士都是党员。党员专家是青年成就事业的导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心中的偶像，其言行对他们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况且，许多党员专家的人生追求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会使青年“亲其师而信其道”，逐步向党组织靠拢。于是，党委和支部注意发挥党员专家的特殊作用，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工作。入党积极分子陈洪章在读博士期间一度认为只要集中精力搞好学习、工作就行了，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愿望不很迫切。为便于做工作，支部分工陈洪章的导师、研究员李佐虎作他的培养联系人，经过启发、教育和传帮带，陈洪章明白了“只有在党的旗帜下，个人的理想和才干才能得到完善和统一”的道理，于1998年7月正式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并于1999年底被批准入党。

三是让青年人帮青年人。同一时代的人，由于对许多事物的认识想法和兴趣爱好相同或相近，往往更容易沟通。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在发挥老同志作用的同时，让青年党员现身说法，产生了带头和示范效应。针对部分青年科研人员特别是研究生中存在的“实现自我价值”的观念，年轻的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青联副主席李静海和党委书记、院“杰出青年”刘会洲多次给年轻人作报告，介绍自己在国外学成回国，在国内有所作为的经历，使大家在国家整体利益中找到了个人价值的正确定位。自1997年以来，有十几位博士和硕士正是在青年党员的带动、影响下，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四是把工作做到心坎上。为了帮助入党积极分子尽快成长进步，党支部不仅在思想上教育，而且在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研究三支部书记姚建中在与积极分子潘贵全谈心时发现，小潘情绪一度比较消沉。原来是他一直干实验室的辅助工作，感到不受重视，不想在这儿干了。姚建中一方面给他讲正确对待分工的道理，另一方面又建议课题组负责人多给小潘一些参与重要课题的机会。不久，小潘当上了实验室的领

班。1998年他又被推荐为本所的在职博士生，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党组织的关怀，使小潘深受教育和鼓舞。

除此之外，我们注重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利用纪念“七一”等时机宣扬优秀党员的事迹，树立勤政廉洁、无私奉献的先进典型，营造鲜明的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形象及氛围，对吸引先进青年入党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年6月30日，在所礼堂举办了“入党宣誓暨庆七一报告会”。为了扩大教育影响，除了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之外，邀请全所职工参加。会上，被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授予“优秀党员”称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懿同志作了先进事迹报告，在与会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三、防止“临时突击、降低标准”的苗头，严把发展党员的质量关

近几年，由于强调注重在科研一线和青年中发展党员，而这些人员中写入党申请书的又相对较少，个别支部在发展党员中出现了标准不高、把关不严的苗头。有的党员说：现在的形势下，申请入党难能可贵，差不多就行了。对此，党委反复重申，注重在科研一线和青年中发展党员，是形势发展和研究所建设的客观需要，应当在发展党员中注意把握，但是无论发展什么人，都必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这个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严格把好“三个重要关口”：

第一是考察关。对每一个申请入党的同志，党支部都要对其思想觉悟、政治品质、现实表现、政治历史、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等情况，进行认真的考察了解，从中确定发展对象。同时，指定正式党员作为发展对象的培养联系人，定期听取发展对象的思想汇报，仔细了解他们的思想、工作等全面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教育。我们专门在全所统一了《申请入党人员培养考核登记表》的填法，要求入党介绍人或负责培养考察的党员，定期如实填写，把重点放在政治立场、政治表现和入党动机上，严格把好政治关。去年，根据与“法轮功”邪教组织斗争的新情况，我们把发展对象对“法轮功”的态度增加为考察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二是审批关。认真履行发展党员的组织程序和入党手续，是对申请入党者的一次实际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审查，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关口。发展对象基本成熟之后，正式发展之前，党支部都要采取多种形式，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入党介绍人指导他们填写入党志愿书，尔后由支委会研究，最后交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党委对接收新党员的党员大会非常重视，要求党委办公室必须派人参加，现场检查指导。各支部也都严肃认真地开好每次大会。会上不是光讲优点，唱赞歌，而是敢于打破情面，指名道姓地指出问题，体现了党内生活的特色，多次出现新党员流下激动泪水的感人场面。支部大会之后，党委在开会审批时十分慎重，不仅要听党委办公室的详细汇报，而且要听指派谈话人的意见，经集体讨论作出能否发展的决定。

第三是转正关。我们注意抓好预备党员的继续考察教育，通过严格组织生活，进行系统教育和分配一定工作等方法，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不足，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党性修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同时，要求预备党员坚持思想汇报制度，定期写自我鉴定。入党介绍人经常和预备党员谈心，对他们的思想品质、政治经历和现实思想变化和全面情况进行了解，并定期向支部汇报。待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后，严格办理转正手续，确保发展一个，合格一个，防止了“入党前拼命干，入党后松一半”现象的发生。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所在青年科技工作者中发展党员的工作逐步形成良性循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最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以“做好新形势下青年科技工作者党员发展工作”为题，介绍了我们的做法。目前，全所正在努力进入中科院第二期知识创新工程，无论是在平时的科研工作中，还是在争取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中，共产党员特别是一线青年党员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申请进入创新的22个课题组，有15名组长是党员，4名是入党积极分子。

（中共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委员会

破解农村党员发展难题 实现数量质量双突破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贵州遵义务川组织部 点击数：

310 更新时间：2008-12-25 近几年来，务川自治县认真坚持党员发展十六字方针，始终把发展农村党员作为一项突出任务，切实强化责任，加大培训力度，创新工作机制，有力破解了农村党员发展难题，实现了数量质量双突破。仅2007年，全县共培养入党积极分子953名，发展党员310名，比2006年同比增长51%。

（一）用责任制具体管理责任人，提高乡镇党委对农村党员发展工作重视程度。一是建立和落实了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明确了各党组织及班子成员发展党员职责和任务，乡镇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和组织人事干事是直接责任人，村党组织书记是具体责任人，做到用责任制管责任人，靠责任人带一班人，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格局，对连续两年未发展党员或未完成发展计划的村党组织书记给予取消评先选优和选拔任用资格；二坚持把发展党员工作作为乡镇党委书记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述职的主要和考核依据，并把发展党员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为乡镇党委书记履行基层组织建设责任述职的主要内容。2007年，我县在认真总结前三年党员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制定了三年规划和每年党员发展党员工作安排意见，对各乡（镇）党委发展党员的数量、质量、结构等提出了量化要求，并对113个村（居）明确了每年发展3-5名年轻党员的任务指标；三是建立了党员发展定期督促检查通报制度。把每年的7月份和11月份确定为“发展党员活动月”，集中预审，并通报各乡镇党委发展党员情况。2004年来，先后对没有发展党员的41个村党组织发出了预警通知书，对4人进行了诫勉谈话，对3个党组织进行了通报批评。

(二)用规范蓝本培训责任人，提高乡镇党委对发展党员工作熟练程度。一是每年举行一期村党（居）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培训班，编制发放《发展党员工作指南》，使各级党组织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了一个规范的蓝本；二是认真设计了总支活动记录本和支部活动记录本，有效解决了基层党组织有活动、无记录，有记录、不规范问题；三是严格兑现预审制、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三个制度。实行由县委组织部对全县发展新党员实行预审，有效防止了基层党组织突击发展党员问题，规范了入党程序和材料，对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履行职责不到位、弄虚作假或不按程序进行操作的各责任人，将进行诫勉谈话直至党纪处分。

（三）用严格程序要求责任人，提高乡镇党委对发展党员工作民主程度。一是把好标准关，坚持把政治思想素质放在首位，既不求全责备，又不降低要求，做到坚持标准，慎重发展，宁少勿滥，保证质量。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坚决封杀“关系党员”、“人情党员”等通过党内的不正之风发展上来的人员，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二是把好预审关。出台了《关于实行发展党员预审制和公示制的意见》，坚持发展党员六不审批制度，即：经支部讨论，达不到党员标准的不审批；培养教育不满一年以上的不审批；未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或考试成绩不合格的不审批；政审

材料不齐全的不审批；未经组织谈话的不审批；不符合入党程序的不审批。三是过好民主关，近年来，各级党组织注重从制度建设上加强对发展农村党员的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发展党员公示制、民评民推制等制度，扩大发展党员工作的民主程度和透明度，提高新党员的群众公认度。同时，党支部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环节实行“公推制”，由党员和群众代表共同推荐积极分子人选，在研究前采取对外“公示”和党员进行“票决”，既确保新党员质量，又提高了党员发展的成功率。

(四)多措并举，不断壮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和发展农村新党员。一是强化措施，解决增强农村党组织凝聚力和号召力不强的问题。通过加强村级党组织班子建设，切实增强了党组织为民办事的能力，增进了广大党员的信任，让他们看到发展的希望；通过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促进了党员的经常性教育管理，调动了党员参与村级事务决策和管理的积极性，切实增强了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二是注重引导，帮助农村青年志愿入党。在开展“五联五带”活动中，采取“一帮一”和“一对一”的方式，对青年农民进行思想引导，增强他们对党的认识，使他们相信党，跟党走，自觉把入党作为精神追求，并积极投身为人民服务。三是实施关爱，提高农村党员的政治待遇。建立了贫困党员帮扶制度，使农村贫困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关心和爱护。建立病、逝党员村送花圈制度，对属离任党员村组干部的，还要以组织形式为其致悼词，对其功劳和贡献给予肯定。通过这些方式激发农村青年对党的向往和追求，提高他们入党积极性。四是坚持“党建带团建”。注意发挥团组织的作用，支持和指导团组织做好“推优”工作；五是建立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强化培养教育。坚持先培养后发展和边培养边发展的原则，建立和壮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各乡镇党委都建立了动态的不少于应发展数3倍以上的入党积极分子档案。同时，每年举办1—2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理论、经济、法律、科技及党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强化入党意识，彻底改变一些地方存在的不注意培养教育，而是“等待上门”的状况。六是突出重点，抓好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发展党员工作。我县近年来外出务工经商人员逐年递增，注重加强了对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引导，积极做好具有发展前途、综合素质好的在外务工经商青年的入党动员、思想教育工作，吸引优秀青年积极靠拢党组织，并正在探索在外出务工人员多的地方设立流动支部。